文学的“民族形式”最不好谈，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文学不像音乐与绘画，是极其抽象的，所以只能通过阅读得到一种这方面的感觉，或者是这方面的感受，比如，读阿城的《棋王》，你会觉得这篇小说有极强的民族意味。而有些人的小说你就觉得像是翻译小说。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不是民族的就很难是世界的。这句话还可以这么说：“不是你自己的，就不可能是更多人的！” 说来好笑，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用英文写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汉语读本倒是从英文读本转过来的。但我认为最具中国气派的长篇小说就是《京华烟云》。说到长篇小说，我常想我们为什么非要写长篇，惟一的解释是内容太多，不写长篇无法把话讲完。而长篇小说与中短篇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那恐怕还在一个长度上。写小说，时空长度是一个大问题，跨度五十年或跨度六十年，对作家而言都是个考验。就时空的长度而言，中国古典长篇的时空观念是极其模糊的。说到长篇小说的“时空长度”问题，一时不知难倒多少人！我佩服《百年孤独》的道理就在这里，它在处理时空长度上是一个奇迹。古典小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比较好解决，古典小说在写作上的“写意性”可以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比如《红楼梦》，你就不能细细地去给书中的人物排年表，如果你认真起来，便会发现有许多麻烦。《金瓶梅》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古典长篇在写作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写意性”，是意为先，时空倒在其次，所以说，读中国的传统长篇小说得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方法。就像是我们中国的许多导演把《聊斋》与《西游记》搬上荧屏，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十分别扭，因为他们在方法上出了大错，一部魔怪小说却偏偏要用现实主义导演手法去处理。你怎么能把这件事弄好！ 说到长篇小说，我真是十分佩服那些古典作家，四大古典名著且不说，只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镜花缘》等等，内容那么丰富，而且，你可以很自由地对待这些书，无论从什么地方开个头都能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古典长篇是大集装箱，大箱子里有许多小箱子，你无论打开哪个小箱子里边都有很好看的东西。而现代长篇小说就办不到，可以说现代长篇小说的写法中断了中国传统长篇写作手法。汪曾祺先生，我觉得他的小说，还有他的散文，就十分有中国气派。孙犁先生也是如此，他们的小说都有散文化的倾向，叙事极其从容散淡且多用白描，静止的心理描写几乎没有，是对“民族形式”的最好继承。 写小说和写旧体诗不一样，但大可以借鉴旧体诗的写作方法，含蓄、跳脱、意在言外。如“松下问童子”问什么？没说；“言师采药去”，去什么地方？没说；“只在此山中”，在山中什么地方？没说。虽然没说，但第二句都暗暗说明了诗中的人物在问什么，另一个人在回答什么？在写法上是含蓄与跳脱的典范。读汪曾祺的小说，你会很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小说在暗里与中国古典文学上气脉的相连，他的小说“民族意味”特别浓。赵树理、汪曾祺、阿城、贾平凹、孙犁都是“民族形式”感很强的作家。我在写作上也比较注意这些，从语言到细节的选择，情景的安排，人物的情趣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有一种形式上的美感。生活有美感吗？生活的形式上的美感其实最强，只不过是日渐消亡，比如我的近作《比邻》，记录了许多正在消亡和已经消亡的我们民族的生活的形式上的东西，所以这篇东西让人读来就会被触动。 我认为“民族形式”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然后才是小说层面上的。唐诗、宋词、元曲、话本小说肯定是民族形式最突出的文本，而我们的现代小说好像只能在精神气象上继承这一点。这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东西，但这问题被一再提出是件好事，就像“新文人画”被人们一再重重提起，对重审和发扬中国的民族意味和民族形式有着无限功德。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民族的，也才能够是世界的！
文学的“民族形式”最不好谈，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文学不像音乐与绘画，是极其抽象的，所以只能通过阅读得到一种这方面的感觉，或者是这方面的感受，比如，读阿城的《棋王》，你会觉得这篇小说有极强的民族意味。而有些人的小说你就觉得像是翻译小说。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不是民族的就很难是世界的。这句话还可以这么说：“不是你自己的，就不可能是更多人的！” 说来好笑，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用英文写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汉语读本倒是从英文读本转过来的。但我认为最具中国气派的长篇小说就是《京华烟云》。说到长篇小说，我常想我们为什么非要写长篇，惟一的解释是内容太多，不写长篇无法把话讲完。而长篇小说与中短篇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那恐怕还在一个长度上。写小说，时空长度是一个大问题，跨度五十年或跨度六十年，对作家而言都是个考验。就时空的长度而言，中国古典长篇的时空观念是极其模糊的。说到长篇小说的“时空长度”问题，一时不知难倒多少人！我佩服《百年孤独》的道理就在这里，它在处理时空长度上是一个奇迹。古典小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比较好解决，古典小说在写作上的“写意性”可以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比如《红楼梦》，你就不能细细地去给书中的人物排年表，如果你认真起来，便会发现有许多麻烦。《金瓶梅》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古典长篇在写作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写意性”，是意为先，时空倒在其次，所以说，读中国的传统长篇小说得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方法。就像是我们中国的许多导演把《聊斋》与《西游记》搬上荧屏，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十分别扭，因为他们在方法上出了大错，一部魔怪小说却偏偏要用现实主义导演手法去处理。你怎么能把这件事弄好！ 说到长篇小说，我真是十分佩服那些古典作家，四大古典名著且不说，只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镜花缘》等等，内容那么丰富，而且，你可以很自由地对待这些书，无论从什么地方开个头都能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古典长篇是大集装箱，大箱子里有许多小箱子，你无论打开哪个小箱子里边都有很好看的东西。而现代长篇小说就办不到，可以说现代长篇小说的写法中断了中国传统长篇写作手法。汪曾祺先生，我觉得他的小说，还有他的散文，就十分有中国气派。孙犁先生也是如此，他们的小说都有散文化的倾向，叙事极其从容散淡且多用白描，静止的心理描写几乎没有，是对“民族形式”的最好继承。 写小说和写旧体诗不一样，但大可以借鉴旧体诗的写作方法，含蓄、跳脱、意在言外。如“松下问童子”问什么？没说；“言师采药去”，去什么地方？没说；“只在此山中”，在山中什么地方？没说。虽然没说，但第二句都暗暗说明了诗中的人物在问什么，另一个人在回答什么？在写法上是含蓄与跳脱的典范。读汪曾祺的小说，你会很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小说在暗里与中国古典文学上气脉的相连，他的小说“民族意味”特别浓。赵树理、汪曾祺、阿城、贾平凹、孙犁都是“民族形式”感很强的作家。我在写作上也比较注意这些，从语言到细节的选择，情景的安排，人物的情趣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有一种形式上的美感。生活有美感吗？生活的形式上的美感其实最强，只不过是日渐消亡，比如我的近作《比邻》，记录了许多正在消亡和已经消亡的我们民族的生活的形式上的东西，所以这篇东西让人读来就会被触动。 我认为“民族形式”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然后才是小说层面上的。唐诗、宋词、元曲、话本小说肯定是民族形式最突出的文本，而我们的现代小说好像只能在精神气象上继承这一点。这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东西，但这问题被一再提出是件好事，就像“新文人画”被人们一再重重提起，对重审和发扬中国的民族意味和民族形式有着无限功德。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民族的，也才能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