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考试由国学大师陈寅恪出题，其中有一题就是对对子。出的上联是“孙行者”，结果有一半以上的考生交了白卷，其他考生的对句则五花八门，有对“唐三藏”者，有对“猪八戒”者，皆不及格。有个别考生对出“祖冲之”、“王引之”者，差强人意。只有一人对以“胡适之”（即胡适，字适之），受到陈寅恪激赏。陈大师甚至还表态说：“就凭这三个字，这个考生想上清华的哪个系都行！”这个考生就是后来的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
那么，为什么周祖谟的对句能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呢？周祖谟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曾专门谈及此联：“当时我想到可以作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引之’，一个是‘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引’又是另一个意思。所以我就以‘胡适之’为好。”
而在陈寅恪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说得就更详细了。1965年，76岁的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追忆昔日命题经过时自道，“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说，“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即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胡孙”即“猢狲”，与“韩卢”一样，为单纯词。而对以“祖冲之”，虽然“祖孙”也成对，但终不如“胡适之”来得工巧）
原来“故作狡猾”的陈寅恪在出题时所拟答案即为“胡适之”。以“胡适之”对“孙行者”，不仅对仗工稳，平仄协调，堪与苏句媲美，而且化用典故，妙合古今。“胡、孙”成对，本意就是想调侃同为大学者的胡适是“猢狲”，陈大师也真够幽默的。所以当周祖谟对以“胡适之”时，陈寅恪在五花八门的对句中突然看到符合自己本意的答案，自然是喜出望外，以致当场表态可以让该考生在清华任意选择专业。不过，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周祖谟最终却选择了学费更低廉的北大。巧合的是，他竟成了胡适的门生，并且是那一届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卓有成就者之一，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确慧眼识金。
虽然周祖谟最终与清华擦肩而过，但这段佳话却广为流传。然而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不应要学生对对子。尤其是交了白卷的考生，更是怨声载道。在几个大报的‘读者论坛’上便出现了许多指摘清华复古的文字。引而伸之，乃更出现许多文章指摘清华为资产阶级学校。这时，陈寅恪只好出来答辩，指出对对子最易测验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字数最少，但却最富于中国文学的特色。之所以考“对对子”，实则“欲借此以发见聪明博闻的特殊人才”。陈寅恪的解释一发表，这场“风波”也就逐渐平息了。不过当时距离废科举才不到30年时间，而广大书生居然连“对对子”都不会了，可见国学一旦断层，传统之缺失会变得多么严重。（参见吴鸿清在刘彦湖书法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对联堪称国学的精粹之一，它言简意赅，短小精悍，要求以尽可能少的字句，表达丰富的情感和深广的内涵。它既能写景状物，抒情言志，亦能说古道今，褒贬讽谕。由于对联应用广泛，雅俗共赏，历来受到人们喜爱。对联的出现，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书籍中，就存在许多含有对偶因素的句子。例如，《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老子》中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论语》中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中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等。后来，在汉赋以及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骈文里，句子已是“奇偶相配”，十分讲究。在唐代格律诗中，对联更是不可或缺。但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走上历史舞台，还要推后到五代时期。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公元964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般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就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对联的真正兴盛则是在明清两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明太祖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却偏爱对联。梁章钜在《对联丛话》中引用《簪云楼杂说》云：“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醃豕苗者，尚未倩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由此可见，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要求家家户户贴春联，对形成春节贴春联的风俗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尔后，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甚至还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入清以后，对联更加兴盛，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蒙学读物也大行其道。清康熙六十寿辰（1713年）和乾隆八十寿辰（1790年）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对联创作的高潮。可以说，有清一代是对联文学的全盛时期，文人学士以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成为一时风尚。以春联、寿联、挽联，门联、厅联、庙联，名胜联、商业联、游戏联等等为形式的对联文化已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南怀瑾先生因此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先生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对联”。（参见代兰艳《走进对联》）
在清代数不胜数的传世对联中，最著名的可能要算昆明大观楼的“天下第一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此联是清朝乾隆年间昆明名士孙髯登大观楼有感而作，全联多达一百八十字，对仗工整，气势宏大，脍炙人口。长联观物写情，内涵深刻，令人叫绝，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天下第一长联”等，一直流传不衰。由于此联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以尽管后世有不少对联在字数上超越了此联，但其“天下第一长联”的地位始终无法撼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对联也以新的面貌开始复兴。十几年前，一部电视剧《联林珍奇》的热播验证了对联艺术群众基础依旧强大。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大明奇才》中，幽默诙谐的“对对子”也让观众大感兴趣。相信随着国学的复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高考试题中也会出现“对对子”，说不定也会重现类似“周祖谟妙对胡适之”的佳话哟！
（部分素材取自网络，谨向不可考证的作者致谢）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考试由国学大师陈寅恪出题，其中有一题就是对对子。出的上联是“孙行者”，结果有一半以上的考生交了白卷，其他考生的对句则五花八门，有对“唐三藏”者，有对“猪八戒”者，皆不及格。有个别考生对出“祖冲之”、“王引之”者，差强人意。只有一人对以“胡适之”（即胡适，字适之），受到陈寅恪激赏。陈大师甚至还表态说：“就凭这三个字，这个考生想上清华的哪个系都行！”这个考生就是后来的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
那么，为什么周祖谟的对句能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呢？周祖谟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曾专门谈及此联：“当时我想到可以作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引之’，一个是‘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引’又是另一个意思。所以我就以‘胡适之’为好。”
而在陈寅恪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说得就更详细了。1965年，76岁的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追忆昔日命题经过时自道，“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说，“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即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胡孙”即“猢狲”，与“韩卢”一样，为单纯词。而对以“祖冲之”，虽然“祖孙”也成对，但终不如“胡适之”来得工巧）
原来“故作狡猾”的陈寅恪在出题时所拟答案即为“胡适之”。以“胡适之”对“孙行者”，不仅对仗工稳，平仄协调，堪与苏句媲美，而且化用典故，妙合古今。“胡、孙”成对，本意就是想调侃同为大学者的胡适是“猢狲”，陈大师也真够幽默的。所以当周祖谟对以“胡适之”时，陈寅恪在五花八门的对句中突然看到符合自己本意的答案，自然是喜出望外，以致当场表态可以让该考生在清华任意选择专业。不过，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周祖谟最终却选择了学费更低廉的北大。巧合的是，他竟成了胡适的门生，并且是那一届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卓有成就者之一，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确慧眼识金。
虽然周祖谟最终与清华擦肩而过，但这段佳话却广为流传。然而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不应要学生对对子。尤其是交了白卷的考生，更是怨声载道。在几个大报的‘读者论坛’上便出现了许多指摘清华复古的文字。引而伸之，乃更出现许多文章指摘清华为资产阶级学校。这时，陈寅恪只好出来答辩，指出对对子最易测验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字数最少，但却最富于中国文学的特色。之所以考“对对子”，实则“欲借此以发见聪明博闻的特殊人才”。陈寅恪的解释一发表，这场“风波”也就逐渐平息了。不过当时距离废科举才不到30年时间，而广大书生居然连“对对子”都不会了，可见国学一旦断层，传统之缺失会变得多么严重。（参见吴鸿清在刘彦湖书法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对联堪称国学的精粹之一，它言简意赅，短小精悍，要求以尽可能少的字句，表达丰富的情感和深广的内涵。它既能写景状物，抒情言志，亦能说古道今，褒贬讽谕。由于对联应用广泛，雅俗共赏，历来受到人们喜爱。对联的出现，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书籍中，就存在许多含有对偶因素的句子。例如，《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老子》中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论语》中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中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等。后来，在汉赋以及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骈文里，句子已是“奇偶相配”，十分讲究。在唐代格律诗中，对联更是不可或缺。但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走上历史舞台，还要推后到五代时期。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公元964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般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就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对联的真正兴盛则是在明清两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明太祖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却偏爱对联。梁章钜在《对联丛话》中引用《簪云楼杂说》云：“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醃豕苗者，尚未倩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由此可见，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要求家家户户贴春联，对形成春节贴春联的风俗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尔后，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甚至还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入清以后，对联更加兴盛，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蒙学读物也大行其道。清康熙六十寿辰（1713年）和乾隆八十寿辰（1790年）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对联创作的高潮。可以说，有清一代是对联文学的全盛时期，文人学士以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成为一时风尚。以春联、寿联、挽联，门联、厅联、庙联，名胜联、商业联、游戏联等等为形式的对联文化已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南怀瑾先生因此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先生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对联”。（参见代兰艳《走进对联》）
在清代数不胜数的传世对联中，最著名的可能要算昆明大观楼的“天下第一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此联是清朝乾隆年间昆明名士孙髯登大观楼有感而作，全联多达一百八十字，对仗工整，气势宏大，脍炙人口。长联观物写情，内涵深刻，令人叫绝，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天下第一长联”等，一直流传不衰。由于此联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以尽管后世有不少对联在字数上超越了此联，但其“天下第一长联”的地位始终无法撼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对联也以新的面貌开始复兴。十几年前，一部电视剧《联林珍奇》的热播验证了对联艺术群众基础依旧强大。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大明奇才》中，幽默诙谐的“对对子”也让观众大感兴趣。相信随着国学的复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高考试题中也会出现“对对子”，说不定也会重现类似“周祖谟妙对胡适之”的佳话哟！
（部分素材取自网络，谨向不可考证的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