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金批《水浒》中有三个问题一直是《水浒》研究和金圣叹研究的焦点，那就是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认定的矛盾说法、对《水浒》人物令人费解的点评及对《水浒》文本的随意改动，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学界众说纷纭，但无定论。事实上，金批《水浒》是金氏对这一部小说进行的一次示范性阅读和阐释，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金圣叹对《水浒》接受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金圣叹对《水浒》潜在的内涵进行了属于他的揭示和创造，金氏的才子个性在其中大放异彩。
关键词： 金圣叹 《水浒》 才子个性 文学接受
金批《水浒》中有三个问题一直是《水浒》研究和金圣叹研究的焦点，那就是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认定的矛盾说法、对《水浒》人物令人费解的点评及对《水浒》文本的随意改动。对金批《水浒》中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而且历来众说纷纭，各有见地，但至今却没有一个公断，同时这些问题也没有因为众人的解释而变得清晰明朗，反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文学活动是一种交流、制衡的主客体之间、主体之间的人文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之间开放和流动的文化交流场，金圣叹对《水浒》的阅读点评活动，亦是对《水浒》潜在内涵的揭示和创造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金批《水浒》，其实是作为读者的金圣叹对《水浒》文本进行的一次阅读和诠释行为，同时也是作为接受者的金圣叹对《水浒》作品进行的创造性的接受行为。同时，由于金圣叹别样的个性和才情，其在阅读点评《水浒》时能够游刃于本文与读者之间，激情之余，又表现了一种发掘作品潜在意义的冷静。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从作为《水浒》的阅读接受者的主体——金圣叹的才子个性方面对金批《水浒》的这些问题做思考，以期有所突破。
一、金圣叹其人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吴中才子，《清代七百名人传》称金圣叹“生而颖异，倜傥不羁”，而“万历之时，吴中名士之风已盛。喜放诞，不喜拘束。观唐寅钟伯敬诸人，可征一二。无怪圣叹之受其影炙，而为怪诞之论”[1]。作为才子的金圣叹受当时名士之风的影响，一生以其才自负，自称“目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并认为他这样的大材必能成就“绝世奇文”，“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笔；有非常之笔者，必有非常之力”，“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2]。他很自负于自己的“才”，对他选定作为“名山事业”的“六大才子书”的评点，自称是“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为了标榜其才，他还特地对这六部书的作者进行了说明：“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原有屈原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3]言下之意，这六人都是惊世之才，然而我金圣叹却在挥手之间就把他们的大作评完了，也难怪他要说自己是“目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了，对其才情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一派狂傲，毫不掩饰，可谓是真性情者。
金圣叹不但自负，而且狂放。他在《沉吟楼诗选题渊明抚孤松图》中道：“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在《杜诗解》中又道：“愁闷之来，如何可遣？要唯有放言自负，白眼看人，庶可聊慰。”“我辈一开口，便疑谤自兴。”狂放之人定有狂放之性，朱熹《集注》就云：“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金圣叹就是这样的狂士，喜欢领异标新，为了引起世人的关注，常行狂诞不羁之举，甚至把科场前程之大事也视为儿戏。王应奎的《柳南随笔》中记载：“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得而旋弃，弃而旋得。”“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辄被黜，复更名入泮，如是者数矣。”[4]顾公燮的《丹午笔记》中记载：“金圣叹岁试，作《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题。……以此考六等。（圣叹）挑红粪桶而出，遇陶庵子门。陶庵曰：君又何至于此？圣叹曰：吾岂不如老农！”[5]如此，可见金氏之狂非同一般。所以清人邱炜萱在《菽园赘谈》（卷七）中说：“圣叹愤时傲世，意以天下事无不可以游戏出之。”[6]
金圣叹把他的这种自负狂放称为“自诚明，谓之性”，认为人人都应该强烈地尽心地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他说：“遂万物之性曰成”，要“尽天下人，但凭他喜，但凭他怒”，让他们“把调唱足”。至此，我们可以对金圣叹的个性作总结，那就是率性、任情、纯真、自然，而率性意识是他的价值观念中的主导因素。在率性意识的影响下，金圣叹实现了他别具色彩的一生，也极大地影响到他对《水浒》的阅读接受。
二、金圣叹对《水浒》的创造性接受
金圣叹对《水浒》的创造性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的看法
1.文以载道。金圣叹在《序一》中说：“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之书，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7]主张小说的创作要有利于“道”与“治”，也就是要有利于儒家的伦理观念与政治秩序。在《序二》中金圣叹指出，施耐庵之所以创作《水浒传》，就是忧于一百八人不被剿灭，则会“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戮，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8]。施耐庵作《水浒》，“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9]。这就是说，施耐庵创作《水浒》，是为统治者而“忧”，是有利于“道”与“治”的。这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
2.文以自娱。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提出了关于《水浒》创作动机的观点：“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10]第二十八回总评中亦有相似的看法：“呜呼！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能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者哉？则读稗官，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11]在其伪造的古本《水浒传》施耐庵序中，金圣叹指出《水浒》乃心闲之际的“灯下戏墨”，“吾呜乎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12]。在这些地方，金圣叹认为《水浒》之创作与政治无关，与社会无关，只是作者出于自己的消遣而进行的“灯下戏墨”而已。 3.发愤、怨毒著书。在《水浒》楔子回总评中，金圣叹两次感慨地指出，如果一百八人原无其人，那么作书之人“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13]。在第一回总评中他又借史进的名义发了一通议论：“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14]这段批语指出《水浒》写一百八人之事，是“庶人之议”，即是老百姓的舆论和老百姓的心声，是老百姓对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不满，只要天下无道，就会有“庶人之议”。这不仅指出了小说创作的批判性，而且指出了这种批判的必然性。在其他各回的批语中，金圣叹也多次论述这一观点。这说明金圣叹认为《水浒》一书，是出于作者对贪官污吏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不满与痛恨，一腔悲愤之气无处发泄，特借一百八人之故事以泄之。这种观点，可以“怨毒著书”概括之。
（二）金圣叹对《水浒》人物的主观性点评
在《序二》中，金圣叹批《水浒》众人曰：“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15]在第一回回首金圣叹借洪太尉在龙虎山遇见一虎一蛇评《水浒》人物曰：“次出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盖隐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16]在第一回回首总评中又说：“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17]在《序二》中，金圣叹有一大段对“忠义”的论述，认为《水浒》中无忠义可存，所以他“削忠义而仍《水浒》”，言下之意，《水浒》中的人物皆为不忠不义之徒，比较嫌恶。他的这些言论及态度，与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及在正文的点评对《水浒》众人的褒奖及喜爱之情大相径庭，他本人也察觉到矛盾的存在，因此用“略其形迹，伸其神理”来解释他的人物分析方法，试图掩饰已经存在的矛盾，但这对他对宋江形象点评中存在的矛盾于事无补。金批《水浒》中，金圣叹由着自己的性子，任凭自己的喜好，对宋江的评改几乎完全改变了作者的初衷，把一百零八将之首的英雄人物宋江硬是改造成了一个不忠不义、非贤非孝只会玩弄权术的奸恶之徒，“金圣叹独恶宋江”也由此成了《水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三）金圣叹对《水浒》的个性化评改
首先是腰斩《水浒》这件事。金圣叹因为不能容忍《忠义水浒传》中把一百零八名反叛官府、落草为寇的不法强徒塑造成忠君护国、保境安民而又被朝廷加害的悲剧英雄，便对其题署、书名及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剥离和修改。在金圣叹看来，《忠义水浒传》的题目和内容会给广大读者形成“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18]的负面影响，其作用实在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19]，并认为这是“后世好乱之徒”对《水浒》“谬加以忠义”之目之事的结果。因此，为要还施耐庵《水浒传》的本来面目，就“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虽小，所以存耐庵之志事大。虽在裨官，有当世之忧焉”[20]。他从自己的担心出发而对《水浒》进行删削，他所说的“耐庵之志”不过是他借腰斩《水浒》的行为而表达的个人之志。虽然在腰斩《水浒》之后，他不停地在“古本”和“俗本”之间来回比较，以令人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对《水浒》的腰斩不仅是事实，而且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人之举。
其次是他的《水浒》批文的潇洒随意。他根据自己的胸臆才情，随读随评《水浒》，对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就大声叫好并详加点评，“妙”“妙绝”“绝妙”“令人绝倒”等词在他的评语中几乎是随处可见，而将他认为不好或他不满的文字或情节就进行删改，或是大刀阔斧地大段大段地删削，或是对个别字词进行修改、加工、润色。另外，他还根据自己的喜好对《水浒》中的诗词进行了删留，120回本《水浒》中共有诗词822首，他删去了回前诗71首，文中诗470首。所有这些，不仅让人感受到金圣叹的才情，而且让人感觉出金圣叹的随意。
金圣叹之所以会对《水浒》做出以上创造性的阅读和接受，从而发扬光大《水浒》，进而成就他本人，“金本一出，他本尽废”，联系金圣叹的个性特点，答案自明。金批《水浒》的过程就是金圣叹阅读接受《水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阅读者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会贯穿始终，其个性气质、心理因素、文化修养、生存环境及生活阅历等方面都会影响着他对文本的解读，具体来说，对阅读过程中出现的直觉顿悟、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或者对文本的理解、认识和判断等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金圣叹在阅读和诠释《水浒》的过程中，他的才情禀赋及个性气质等必然会在字里行间流溢，他对《水浒》的创造性点评充分体现了他的率性的个性。
当代心理学认为性格制约着个体活动的指向、态度与行为方式，性格与气质互为表里，气质影响整个文学审美活动，对鉴赏影响尤为显著。金圣叹点评《水浒》很显然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因此，在阅读接受过程中，就不会将对《水浒》的接受作为一种被动的吞咽，而会把它作为个人心灵的一种寄托形式，成为自己的艺术再创造。这种艺术再创造，以原作为基础，在接受过程中又程度不同地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意大利美学家弗·梅加利曾提出“创造性的背离”这一概念。他在《论文学接收》一文中指出：“有一类读者对文本的解释持另一极端，他明确宣布自己不受文本的任何约束，而是把它当做个人思索和想象的起点和诱因。”[21]金圣叹在阅读接受《水浒》的过程中，就表现了显著的“创造性的背离”倾向。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金圣叹性固聪明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下笔益机变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规于正。”金圣叹对《水浒》的创造性点评和接受正是因为他的“机变澜翻”而导致的“不规于正”，而这种“不规于正”或许正是他“聪明绝世”的才子个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覃贤茂，金圣叹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9.
[2][3]陈曦钟，侯忠义，等.水浒传会评本（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5.
[4][5][6]覃贤茂，金圣叹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7]—[20]陈曦钟，侯忠义，等.水浒传会评本（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1][意]弗·梅加利.论文学接受译文见《文艺理论研究》1983，3.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项目“接受美学视野中的金批《水浒》”（09SJD750037）阶段性成果。
摘 要： 金批《水浒》中有三个问题一直是《水浒》研究和金圣叹研究的焦点，那就是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认定的矛盾说法、对《水浒》人物令人费解的点评及对《水浒》文本的随意改动，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学界众说纷纭，但无定论。事实上，金批《水浒》是金氏对这一部小说进行的一次示范性阅读和阐释，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金圣叹对《水浒》接受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金圣叹对《水浒》潜在的内涵进行了属于他的揭示和创造，金氏的才子个性在其中大放异彩。
关键词： 金圣叹 《水浒》 才子个性 文学接受
金批《水浒》中有三个问题一直是《水浒》研究和金圣叹研究的焦点，那就是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认定的矛盾说法、对《水浒》人物令人费解的点评及对《水浒》文本的随意改动。对金批《水浒》中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而且历来众说纷纭，各有见地，但至今却没有一个公断，同时这些问题也没有因为众人的解释而变得清晰明朗，反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文学活动是一种交流、制衡的主客体之间、主体之间的人文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之间开放和流动的文化交流场，金圣叹对《水浒》的阅读点评活动，亦是对《水浒》潜在内涵的揭示和创造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金批《水浒》，其实是作为读者的金圣叹对《水浒》文本进行的一次阅读和诠释行为，同时也是作为接受者的金圣叹对《水浒》作品进行的创造性的接受行为。同时，由于金圣叹别样的个性和才情，其在阅读点评《水浒》时能够游刃于本文与读者之间，激情之余，又表现了一种发掘作品潜在意义的冷静。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从作为《水浒》的阅读接受者的主体——金圣叹的才子个性方面对金批《水浒》的这些问题做思考，以期有所突破。
一、金圣叹其人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吴中才子，《清代七百名人传》称金圣叹“生而颖异，倜傥不羁”，而“万历之时，吴中名士之风已盛。喜放诞，不喜拘束。观唐寅钟伯敬诸人，可征一二。无怪圣叹之受其影炙，而为怪诞之论”[1]。作为才子的金圣叹受当时名士之风的影响，一生以其才自负，自称“目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并认为他这样的大材必能成就“绝世奇文”，“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笔；有非常之笔者，必有非常之力”，“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2]。他很自负于自己的“才”，对他选定作为“名山事业”的“六大才子书”的评点，自称是“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为了标榜其才，他还特地对这六部书的作者进行了说明：“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原有屈原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3]言下之意，这六人都是惊世之才，然而我金圣叹却在挥手之间就把他们的大作评完了，也难怪他要说自己是“目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了，对其才情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一派狂傲，毫不掩饰，可谓是真性情者。
金圣叹不但自负，而且狂放。他在《沉吟楼诗选题渊明抚孤松图》中道：“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在《杜诗解》中又道：“愁闷之来，如何可遣？要唯有放言自负，白眼看人，庶可聊慰。”“我辈一开口，便疑谤自兴。”狂放之人定有狂放之性，朱熹《集注》就云：“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金圣叹就是这样的狂士，喜欢领异标新，为了引起世人的关注，常行狂诞不羁之举，甚至把科场前程之大事也视为儿戏。王应奎的《柳南随笔》中记载：“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得而旋弃，弃而旋得。”“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辄被黜，复更名入泮，如是者数矣。”[4]顾公燮的《丹午笔记》中记载：“金圣叹岁试，作《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题。……以此考六等。（圣叹）挑红粪桶而出，遇陶庵子门。陶庵曰：君又何至于此？圣叹曰：吾岂不如老农！”[5]如此，可见金氏之狂非同一般。所以清人邱炜萱在《菽园赘谈》（卷七）中说：“圣叹愤时傲世，意以天下事无不可以游戏出之。”[6]
金圣叹把他的这种自负狂放称为“自诚明，谓之性”，认为人人都应该强烈地尽心地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他说：“遂万物之性曰成”，要“尽天下人，但凭他喜，但凭他怒”，让他们“把调唱足”。至此，我们可以对金圣叹的个性作总结，那就是率性、任情、纯真、自然，而率性意识是他的价值观念中的主导因素。在率性意识的影响下，金圣叹实现了他别具色彩的一生，也极大地影响到他对《水浒》的阅读接受。
二、金圣叹对《水浒》的创造性接受
金圣叹对《水浒》的创造性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的看法
1.文以载道。金圣叹在《序一》中说：“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之书，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7]主张小说的创作要有利于“道”与“治”，也就是要有利于儒家的伦理观念与政治秩序。在《序二》中金圣叹指出，施耐庵之所以创作《水浒传》，就是忧于一百八人不被剿灭，则会“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戮，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8]。施耐庵作《水浒》，“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9]。这就是说，施耐庵创作《水浒》，是为统治者而“忧”，是有利于“道”与“治”的。这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
2.文以自娱。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提出了关于《水浒》创作动机的观点：“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10]第二十八回总评中亦有相似的看法：“呜呼！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能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者哉？则读稗官，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11]在其伪造的古本《水浒传》施耐庵序中，金圣叹指出《水浒》乃心闲之际的“灯下戏墨”，“吾呜乎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12]。在这些地方，金圣叹认为《水浒》之创作与政治无关，与社会无关，只是作者出于自己的消遣而进行的“灯下戏墨”而已。 3.发愤、怨毒著书。在《水浒》楔子回总评中，金圣叹两次感慨地指出，如果一百八人原无其人，那么作书之人“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13]。在第一回总评中他又借史进的名义发了一通议论：“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14]这段批语指出《水浒》写一百八人之事，是“庶人之议”，即是老百姓的舆论和老百姓的心声，是老百姓对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不满，只要天下无道，就会有“庶人之议”。这不仅指出了小说创作的批判性，而且指出了这种批判的必然性。在其他各回的批语中，金圣叹也多次论述这一观点。这说明金圣叹认为《水浒》一书，是出于作者对贪官污吏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不满与痛恨，一腔悲愤之气无处发泄，特借一百八人之故事以泄之。这种观点，可以“怨毒著书”概括之。
（二）金圣叹对《水浒》人物的主观性点评
在《序二》中，金圣叹批《水浒》众人曰：“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15]在第一回回首金圣叹借洪太尉在龙虎山遇见一虎一蛇评《水浒》人物曰：“次出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盖隐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16]在第一回回首总评中又说：“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17]在《序二》中，金圣叹有一大段对“忠义”的论述，认为《水浒》中无忠义可存，所以他“削忠义而仍《水浒》”，言下之意，《水浒》中的人物皆为不忠不义之徒，比较嫌恶。他的这些言论及态度，与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及在正文的点评对《水浒》众人的褒奖及喜爱之情大相径庭，他本人也察觉到矛盾的存在，因此用“略其形迹，伸其神理”来解释他的人物分析方法，试图掩饰已经存在的矛盾，但这对他对宋江形象点评中存在的矛盾于事无补。金批《水浒》中，金圣叹由着自己的性子，任凭自己的喜好，对宋江的评改几乎完全改变了作者的初衷，把一百零八将之首的英雄人物宋江硬是改造成了一个不忠不义、非贤非孝只会玩弄权术的奸恶之徒，“金圣叹独恶宋江”也由此成了《水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三）金圣叹对《水浒》的个性化评改
首先是腰斩《水浒》这件事。金圣叹因为不能容忍《忠义水浒传》中把一百零八名反叛官府、落草为寇的不法强徒塑造成忠君护国、保境安民而又被朝廷加害的悲剧英雄，便对其题署、书名及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剥离和修改。在金圣叹看来，《忠义水浒传》的题目和内容会给广大读者形成“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18]的负面影响，其作用实在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19]，并认为这是“后世好乱之徒”对《水浒》“谬加以忠义”之目之事的结果。因此，为要还施耐庵《水浒传》的本来面目，就“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虽小，所以存耐庵之志事大。虽在裨官，有当世之忧焉”[20]。他从自己的担心出发而对《水浒》进行删削，他所说的“耐庵之志”不过是他借腰斩《水浒》的行为而表达的个人之志。虽然在腰斩《水浒》之后，他不停地在“古本”和“俗本”之间来回比较，以令人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对《水浒》的腰斩不仅是事实，而且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人之举。
其次是他的《水浒》批文的潇洒随意。他根据自己的胸臆才情，随读随评《水浒》，对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就大声叫好并详加点评，“妙”“妙绝”“绝妙”“令人绝倒”等词在他的评语中几乎是随处可见，而将他认为不好或他不满的文字或情节就进行删改，或是大刀阔斧地大段大段地删削，或是对个别字词进行修改、加工、润色。另外，他还根据自己的喜好对《水浒》中的诗词进行了删留，120回本《水浒》中共有诗词822首，他删去了回前诗71首，文中诗470首。所有这些，不仅让人感受到金圣叹的才情，而且让人感觉出金圣叹的随意。
金圣叹之所以会对《水浒》做出以上创造性的阅读和接受，从而发扬光大《水浒》，进而成就他本人，“金本一出，他本尽废”，联系金圣叹的个性特点，答案自明。金批《水浒》的过程就是金圣叹阅读接受《水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阅读者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会贯穿始终，其个性气质、心理因素、文化修养、生存环境及生活阅历等方面都会影响着他对文本的解读，具体来说，对阅读过程中出现的直觉顿悟、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或者对文本的理解、认识和判断等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金圣叹在阅读和诠释《水浒》的过程中，他的才情禀赋及个性气质等必然会在字里行间流溢，他对《水浒》的创造性点评充分体现了他的率性的个性。
当代心理学认为性格制约着个体活动的指向、态度与行为方式，性格与气质互为表里，气质影响整个文学审美活动，对鉴赏影响尤为显著。金圣叹点评《水浒》很显然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因此，在阅读接受过程中，就不会将对《水浒》的接受作为一种被动的吞咽，而会把它作为个人心灵的一种寄托形式，成为自己的艺术再创造。这种艺术再创造，以原作为基础，在接受过程中又程度不同地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意大利美学家弗·梅加利曾提出“创造性的背离”这一概念。他在《论文学接收》一文中指出：“有一类读者对文本的解释持另一极端，他明确宣布自己不受文本的任何约束，而是把它当做个人思索和想象的起点和诱因。”[21]金圣叹在阅读接受《水浒》的过程中，就表现了显著的“创造性的背离”倾向。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金圣叹性固聪明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下笔益机变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规于正。”金圣叹对《水浒》的创造性点评和接受正是因为他的“机变澜翻”而导致的“不规于正”，而这种“不规于正”或许正是他“聪明绝世”的才子个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覃贤茂，金圣叹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9.
[2][3]陈曦钟，侯忠义，等.水浒传会评本（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5.
[4][5][6]覃贤茂，金圣叹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7]—[20]陈曦钟，侯忠义，等.水浒传会评本（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1][意]弗·梅加利.论文学接受译文见《文艺理论研究》1983，3.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项目“接受美学视野中的金批《水浒》”（09SJD75003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