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1卷86
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与中国共产党
钟 仲
(吉首大学政法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民族的抗战爆发了。海外华侨也勇敢地投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之中,在经济上、物资上和道义上支援中国共产党这一抗日武装力量,甚至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关键词:抗日战争;华侨;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34 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0)02-0086-03
TheOverseasChinesean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During
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
ZHONGZhong
(PoliticsandLawCollegeof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
Abstract:DuringtheWarofRsistanceAgainstJapan,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ChinesepeopleandtheJapaneseimperialismbecomethemostpredominantone,andthenation-wideanti-Japaneswarbrokeout.Theover-seasChinesealsotookanactivepartinthewartodefendthemotherland.TheygavemucheconomicandmoralsupporttothearmedforcesledbytheChineseCommunistParty.ManyofthempersonallyjoinedthearmedforcesagainstJapaneseinvaders.
Keywords: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overseasChinese,theChineseCommunistParty
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屈不挠,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保卫世界和平,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各阶层、团体、党派都在为保家卫国而顽强的战斗。此时远居海外的华侨们心系祖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所贡献的财力、物力、人力,他们在海外进行的救亡运动的持久性、广泛性和热烈程度,他们自身在运动中所表现的团结一致,都达到近现代华侨爱国活动的最高峰。在世界各地,凡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进行有组织的抗日援华活动,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时国民党强调“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因此,华侨的援助,大多是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言的。但是作为抗日战争的一支生力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受到海外华侨的支援和帮助,华侨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因而华侨和共产党在政治上共同反对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面临着财政经济和物资力量方面的困难。海外华侨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许多华侨不惜倾家捐款,将大量财物源源不断地寄回祖国,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需要指出的是,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革命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妥协,使华侨们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上。因而从财力、物力给中共以支持。他们通过种种渠道支援和捐助在敌后抗战的八路
一、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和物资上的援助裂和投降活动,在经济上、物资上给共产党大力支援,华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笔者就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和共同斗争进行阐述,充分肯定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收稿日期:1999-12-05
,,,,
2000年第2期 钟 仲: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与中国共产党 87军、新四军。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海外侨胞纷纷捐款相助,以表示他们对抗日军队的慰问和鼓励。美京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和檀香山祖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捐赠108万元给八路军,并给朱德、彭德怀的慰问信中说:“寒冬将届,贵军深入华北敌后,运输给养既多不便,辗转冰天雪地,战士之困苦,不言而喻,决定将球赛、演剧所募集之寒衣捐款,拨寄贵军国币百万元,赶制冬衣,以示美京全体侨胞对将军及贵军爱护之微忱。”[1]泰国华侨,新四军战士陈子谷为了给军队筹饷,他曾专程返回泰国卖掉全部家当,将20万元倾囊捐献给新四军,为新四军筹得了三个月的军饷。此外,海外一些华侨救国团体还发起成立“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支援东江纵队的“惠州救乡会”和捐助冯白驹领导的琼崖队的“援冯委员会”等。
1938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海外热心支持祖国抗战的侨胞,争取国际援助,决定委托廖承志为代表,负责广东省等的工作,设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接待海外华侨捐赠事宜。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从世界各地和华侨中募集了大批医药用品和物资交给办事处,转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千方百计地支援抗日战争。
还有许多爱国侨胞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北的延安投资。1942年,菲律宾华侨投资100万元在延安创办华侨毛织厂。该厂有5架织布机、6架织毯机、6台合股机,
[2]每天生产毛毯15条,洋白布1匹。工厂采取计件工资制,
的立场:“兹若不幸国共两派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必定痛心失望,对义捐及其家汇,不但不能增加,势力反行
[6]
降减”。他们不顾蒋介石国民党的百般阻挠,冒着生命危
险毅然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并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及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寨钢铁厂等,还同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
[7]侨青年进行了亲切的座谈。访问延安是陈嘉庚老先生政
治生活中的里程碑,使他的思想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而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的认识。他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在《南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而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共敌,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此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延安之行后,他更加深恶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而敬佩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的政策。他回到重庆后,乃至访问结束返回南洋后,都不顾国民党的压力和恐吓,据实报告观感,高度赞扬边区军民对抗战的贡献,用事实驳斥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诽谤,指出“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决不同
[8]情……”。他对国民党的反动活动,提出了三项政治主张:
第一加强内部团结;第二反对依赖英美等所谓西方列强;第三,反对“待胜论”。对于陈老先生的抗战言行,蒋介石不满意,日本帝国主义更视为眼中钉。陈嘉庚先生的强烈正义感,他“凭良心与人格讲话”、“决不指鹿为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抗日军民的钦敬和选择。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此发表评论说:“自抗战以来三余年,第一大胆敢说公道话者,就是陈某一人而已”[9]。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大动干戈企图消灭新四军的血腥暴行,震惊了海外华侨界,激起侨胞的强烈谴责。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和国民党参政员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军政长官和全国同胞,痛斥皖南事变为“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恳切呼吁:“停止内战,加强团结”[10]。陈嘉庚主持的重要舆论阵地《南洋商报》发表社论,指出“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是抗战建国,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妥协投
[11]降,内战分裂”。南洋华侨反对分裂倒退,呼吁团结对敌
以劳动产品为工资报酬。工厂条件艰苦,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如毛线万斤,毛毯数千条,在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毛织厂的华侨同边区人民一道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仅1942年该厂即生产毛毯3,300条纺毛线4,000余
[3]
磅,毛呢100匹,以所存羊毛实物折价共获净利50万元。
华侨工厂还开展向边区劳模赵占魁学习运动,开展劳动竞赛,成绩显著。该厂弹毛股1943年5月份平均每天弹毛43斤,6月份每天增到75斤,在12天内节约羊毛90斤,每天
[4]
节约机油二两。华侨在边区投资,为边区建设添砖加瓦,
促进了战时边区经济的繁荣,支援了全国抗战。
总计“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三年间,海外华侨共给八路军、新四军捐款5,200余万,物资折价4,500余万元,”[5]对共产党的抗战起到了很大的后勤保障作用。
二、华侨对中国共产党以道义上的支持
海外华侨不仅在物资上对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进行支援和帮助,同时在道义上和精神上也支持中共的抗日战争,同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分裂投降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0年3月,华侨领袖陈嘉庚受海外华侨的重托,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慰劳,历时数月,行程十余省,一路呼吁团结抗战,向抗日军队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国民党要人对他游说包围,一再诬陷、诽谤中共及其领,,的活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南洋商报》在6月份发起的反分裂倒退,反独裁的“签名运动”,三周内有20余万人参加签名,再次显示了海外华侨维护团结、坚持抗战的决心和力量。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华侨领袖。他拥护中共的抗战政策,对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败行劣迹,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指责。他抨击过陈济棠、汪精卫、陈仪、吴铁成、高凌白及西南运输处,尤其是震惊中外的“提案攻汪”气节。年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1卷88
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不可一世,似乎灭亡中国指日可待。这可吓坏了一些贪生怕死的可怜虫和一些鼠目寸光的政治小丑。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一时妥协气氛弥漫重庆上空,出现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最大危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随即致电国民党中央:“防微杜渐,希贵党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以免秧成亡国之大祸”[12],向国民党政府敲了警钟。而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获悉汪精卫已发表和平谈话时,马上发电质问汪精卫的卖国野心,严厉痛斥汪精卫如“秦桧卖国求荣”,严正指出:“只要坚持抗战,中国必定胜。投降,属省必定反对,分裂等于自杀”。
[13]
延安抗大学习。”[17]这对祖国的抗战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同时,华侨还同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一道共同战斗,保家卫国不分党派和政见之不同,目的只有一个,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他们很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李林和沈尔七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从爪哇回国的女华侨,人称“双枪女英雄”的李林,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对敌英勇作战,战功赫赫。日本侵略军曾悬赏5,000元辑捕她。贺龙曾对她说:“听说鬼子听了你们的名字都怕呢,了不起!”1940年4月26日,李林在一次反扫荡中,在连续重创敌人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
菲律宾归侨、共产党员沈尔七,是新四军中一位有名的英雄。他原是“菲律宾华侨总工会”领导人。1937年,他组织了“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后改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自任团长,队员发展到40人。1938年初回国后,他将所带人员全部加入新四军第2支队,不久,他又被调到军部政治部民运部工作。1939年,沈尔七等人奉命出国,组织了第二批“菲律宾华侨归国慰问团”50多人回国,其中包括一支铜乐队,后成为新四军军部乐团。同时,他这次还带了大批捐款、军需品和药品。1941年初,沈尔七等人奉命第二次出国,正当他带领第三批华侨回国时,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他们无法再回新四军了,只好转移到广东参加东江纵队。后来,他在一次反日军斗争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
战斗在华南、华北和海南岛等地敌后战场的归国华侨,不畏艰险,翻山涉水,打击敌人,并作出了巨大牺牲。1938年下半年,在广东一役,有来自菲律宾的80多名华侨志愿参加战斗,其中78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陈先生将汪精卫投降言行诉诸报端,《南洋商报》
首先刊出,并交各报转载,向广大爱国华侨揭露汪精卫妥协投降的面目。恰好同年10月,重庆国民参政会召开,汪精卫以参政会议长的资格担任大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以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提出“敌人未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
[14]是汉奸卖国贼”的提案。及时地揭露了汪精卫一伙的卖
国嘴脸,致使投降派在对日求和方面不能不有所顾虑。因此,当时笼罩在重庆上空企图对日妥协的气氛顿失大半,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到底的决心。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满腔热情地称赞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5]。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后,曾派人到南洋四处活动,散发传单,扰乱视听,破坏抗战。陈嘉庚先生即发出《南侨总会通行第二十一号》,“揭露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
[16]侨胞毋为娇言所惑”。新加坡等地掀起了反汪卖国运动,
南洋每一个侨胞都充满着反汪的情绪和对抗战的坚强信念,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
三、华侨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斗争抗战爆发后,广大爱国华侨不仅在财力、物力上给祖国以援助,而且还直接回国参加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如南侨总会组织了2000名华侨返国抗日,是抗日战争中华侨回国报效祖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行为。抗战开始后,沿海口岸遭敌人封锁,新开辟的滇湎公路成为运输抗战物资的国际大动脉,但是非常缺乏熟练技术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人,运输遇到困难,于是南侨总会委托代为招聘,许多华侨急祖国之所需,积极报名应征。大家纷纷表示,愿意报效祖国,当时华侨机工的爱国热忱难以言喻。“如新加坡有位从事修理汽车工作20多年的师傅,每月薪金200余元,一听到南侨总会主席的签名,就自动报名,并招了七、八位师傅同行,各自带修理工具回国,像这样的机工完全是出于爱国热情,有的青年不会开车,但有一颗赤诚的心,要去
参考文献:
[1][N]新华日报,1940-11-12.[2][N]新华日报,1942-04-10.[3][N]新华日报,1943-03-01.[4][N]解放日报,1943-06-16.
[5]中国革命史[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163.[6][8][9][10][14][16]陈嘉庚.南侨回忆录[M].南洋印
刷厂,1936203,145,258,191.
[7]王唯真.陈嘉庚访问延安[M].北京:中华书局.[11][N]南洋商报,1991-1-20.[12][N]解放日报,1938-12-5.
[13]陈嘉庚的故事[N].解放日报,1942年2月5日.[15]杨国桢.陈嘉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6.[17]回忆陈嘉庚[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86.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1卷86
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与中国共产党
钟 仲
(吉首大学政法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民族的抗战爆发了。海外华侨也勇敢地投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之中,在经济上、物资上和道义上支援中国共产党这一抗日武装力量,甚至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关键词:抗日战争;华侨;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34 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0)02-0086-03
TheOverseasChinesean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During
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
ZHONGZhong
(PoliticsandLawCollegeof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
Abstract:DuringtheWarofRsistanceAgainstJapan,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ChinesepeopleandtheJapaneseimperialismbecomethemostpredominantone,andthenation-wideanti-Japaneswarbrokeout.Theover-seasChinesealsotookanactivepartinthewartodefendthemotherland.TheygavemucheconomicandmoralsupporttothearmedforcesledbytheChineseCommunistParty.ManyofthempersonallyjoinedthearmedforcesagainstJapaneseinvaders.
Keywords: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overseasChinese,theChineseCommunistParty
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屈不挠,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保卫世界和平,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各阶层、团体、党派都在为保家卫国而顽强的战斗。此时远居海外的华侨们心系祖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所贡献的财力、物力、人力,他们在海外进行的救亡运动的持久性、广泛性和热烈程度,他们自身在运动中所表现的团结一致,都达到近现代华侨爱国活动的最高峰。在世界各地,凡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进行有组织的抗日援华活动,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时国民党强调“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因此,华侨的援助,大多是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言的。但是作为抗日战争的一支生力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受到海外华侨的支援和帮助,华侨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因而华侨和共产党在政治上共同反对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面临着财政经济和物资力量方面的困难。海外华侨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许多华侨不惜倾家捐款,将大量财物源源不断地寄回祖国,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需要指出的是,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革命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妥协,使华侨们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上。因而从财力、物力给中共以支持。他们通过种种渠道支援和捐助在敌后抗战的八路
一、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和物资上的援助裂和投降活动,在经济上、物资上给共产党大力支援,华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笔者就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和共同斗争进行阐述,充分肯定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收稿日期:1999-12-05
,,,,
2000年第2期 钟 仲: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与中国共产党 87军、新四军。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海外侨胞纷纷捐款相助,以表示他们对抗日军队的慰问和鼓励。美京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和檀香山祖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捐赠108万元给八路军,并给朱德、彭德怀的慰问信中说:“寒冬将届,贵军深入华北敌后,运输给养既多不便,辗转冰天雪地,战士之困苦,不言而喻,决定将球赛、演剧所募集之寒衣捐款,拨寄贵军国币百万元,赶制冬衣,以示美京全体侨胞对将军及贵军爱护之微忱。”[1]泰国华侨,新四军战士陈子谷为了给军队筹饷,他曾专程返回泰国卖掉全部家当,将20万元倾囊捐献给新四军,为新四军筹得了三个月的军饷。此外,海外一些华侨救国团体还发起成立“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支援东江纵队的“惠州救乡会”和捐助冯白驹领导的琼崖队的“援冯委员会”等。
1938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海外热心支持祖国抗战的侨胞,争取国际援助,决定委托廖承志为代表,负责广东省等的工作,设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接待海外华侨捐赠事宜。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从世界各地和华侨中募集了大批医药用品和物资交给办事处,转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千方百计地支援抗日战争。
还有许多爱国侨胞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北的延安投资。1942年,菲律宾华侨投资100万元在延安创办华侨毛织厂。该厂有5架织布机、6架织毯机、6台合股机,
[2]每天生产毛毯15条,洋白布1匹。工厂采取计件工资制,
的立场:“兹若不幸国共两派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必定痛心失望,对义捐及其家汇,不但不能增加,势力反行
[6]
降减”。他们不顾蒋介石国民党的百般阻挠,冒着生命危
险毅然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并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及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寨钢铁厂等,还同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
[7]侨青年进行了亲切的座谈。访问延安是陈嘉庚老先生政
治生活中的里程碑,使他的思想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而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的认识。他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在《南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而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共敌,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此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延安之行后,他更加深恶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而敬佩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的政策。他回到重庆后,乃至访问结束返回南洋后,都不顾国民党的压力和恐吓,据实报告观感,高度赞扬边区军民对抗战的贡献,用事实驳斥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诽谤,指出“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决不同
[8]情……”。他对国民党的反动活动,提出了三项政治主张:
第一加强内部团结;第二反对依赖英美等所谓西方列强;第三,反对“待胜论”。对于陈老先生的抗战言行,蒋介石不满意,日本帝国主义更视为眼中钉。陈嘉庚先生的强烈正义感,他“凭良心与人格讲话”、“决不指鹿为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抗日军民的钦敬和选择。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此发表评论说:“自抗战以来三余年,第一大胆敢说公道话者,就是陈某一人而已”[9]。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大动干戈企图消灭新四军的血腥暴行,震惊了海外华侨界,激起侨胞的强烈谴责。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和国民党参政员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军政长官和全国同胞,痛斥皖南事变为“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恳切呼吁:“停止内战,加强团结”[10]。陈嘉庚主持的重要舆论阵地《南洋商报》发表社论,指出“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是抗战建国,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妥协投
[11]降,内战分裂”。南洋华侨反对分裂倒退,呼吁团结对敌
以劳动产品为工资报酬。工厂条件艰苦,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如毛线万斤,毛毯数千条,在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毛织厂的华侨同边区人民一道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仅1942年该厂即生产毛毯3,300条纺毛线4,000余
[3]
磅,毛呢100匹,以所存羊毛实物折价共获净利50万元。
华侨工厂还开展向边区劳模赵占魁学习运动,开展劳动竞赛,成绩显著。该厂弹毛股1943年5月份平均每天弹毛43斤,6月份每天增到75斤,在12天内节约羊毛90斤,每天
[4]
节约机油二两。华侨在边区投资,为边区建设添砖加瓦,
促进了战时边区经济的繁荣,支援了全国抗战。
总计“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三年间,海外华侨共给八路军、新四军捐款5,200余万,物资折价4,500余万元,”[5]对共产党的抗战起到了很大的后勤保障作用。
二、华侨对中国共产党以道义上的支持
海外华侨不仅在物资上对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进行支援和帮助,同时在道义上和精神上也支持中共的抗日战争,同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分裂投降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0年3月,华侨领袖陈嘉庚受海外华侨的重托,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慰劳,历时数月,行程十余省,一路呼吁团结抗战,向抗日军队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国民党要人对他游说包围,一再诬陷、诽谤中共及其领,,的活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南洋商报》在6月份发起的反分裂倒退,反独裁的“签名运动”,三周内有20余万人参加签名,再次显示了海外华侨维护团结、坚持抗战的决心和力量。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华侨领袖。他拥护中共的抗战政策,对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败行劣迹,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指责。他抨击过陈济棠、汪精卫、陈仪、吴铁成、高凌白及西南运输处,尤其是震惊中外的“提案攻汪”气节。年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1卷88
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不可一世,似乎灭亡中国指日可待。这可吓坏了一些贪生怕死的可怜虫和一些鼠目寸光的政治小丑。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一时妥协气氛弥漫重庆上空,出现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最大危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随即致电国民党中央:“防微杜渐,希贵党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以免秧成亡国之大祸”[12],向国民党政府敲了警钟。而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获悉汪精卫已发表和平谈话时,马上发电质问汪精卫的卖国野心,严厉痛斥汪精卫如“秦桧卖国求荣”,严正指出:“只要坚持抗战,中国必定胜。投降,属省必定反对,分裂等于自杀”。
[13]
延安抗大学习。”[17]这对祖国的抗战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同时,华侨还同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一道共同战斗,保家卫国不分党派和政见之不同,目的只有一个,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他们很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李林和沈尔七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从爪哇回国的女华侨,人称“双枪女英雄”的李林,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对敌英勇作战,战功赫赫。日本侵略军曾悬赏5,000元辑捕她。贺龙曾对她说:“听说鬼子听了你们的名字都怕呢,了不起!”1940年4月26日,李林在一次反扫荡中,在连续重创敌人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
菲律宾归侨、共产党员沈尔七,是新四军中一位有名的英雄。他原是“菲律宾华侨总工会”领导人。1937年,他组织了“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后改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自任团长,队员发展到40人。1938年初回国后,他将所带人员全部加入新四军第2支队,不久,他又被调到军部政治部民运部工作。1939年,沈尔七等人奉命出国,组织了第二批“菲律宾华侨归国慰问团”50多人回国,其中包括一支铜乐队,后成为新四军军部乐团。同时,他这次还带了大批捐款、军需品和药品。1941年初,沈尔七等人奉命第二次出国,正当他带领第三批华侨回国时,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他们无法再回新四军了,只好转移到广东参加东江纵队。后来,他在一次反日军斗争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
战斗在华南、华北和海南岛等地敌后战场的归国华侨,不畏艰险,翻山涉水,打击敌人,并作出了巨大牺牲。1938年下半年,在广东一役,有来自菲律宾的80多名华侨志愿参加战斗,其中78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陈先生将汪精卫投降言行诉诸报端,《南洋商报》
首先刊出,并交各报转载,向广大爱国华侨揭露汪精卫妥协投降的面目。恰好同年10月,重庆国民参政会召开,汪精卫以参政会议长的资格担任大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以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提出“敌人未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
[14]是汉奸卖国贼”的提案。及时地揭露了汪精卫一伙的卖
国嘴脸,致使投降派在对日求和方面不能不有所顾虑。因此,当时笼罩在重庆上空企图对日妥协的气氛顿失大半,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到底的决心。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满腔热情地称赞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5]。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后,曾派人到南洋四处活动,散发传单,扰乱视听,破坏抗战。陈嘉庚先生即发出《南侨总会通行第二十一号》,“揭露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
[16]侨胞毋为娇言所惑”。新加坡等地掀起了反汪卖国运动,
南洋每一个侨胞都充满着反汪的情绪和对抗战的坚强信念,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
三、华侨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斗争抗战爆发后,广大爱国华侨不仅在财力、物力上给祖国以援助,而且还直接回国参加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如南侨总会组织了2000名华侨返国抗日,是抗日战争中华侨回国报效祖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行为。抗战开始后,沿海口岸遭敌人封锁,新开辟的滇湎公路成为运输抗战物资的国际大动脉,但是非常缺乏熟练技术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人,运输遇到困难,于是南侨总会委托代为招聘,许多华侨急祖国之所需,积极报名应征。大家纷纷表示,愿意报效祖国,当时华侨机工的爱国热忱难以言喻。“如新加坡有位从事修理汽车工作20多年的师傅,每月薪金200余元,一听到南侨总会主席的签名,就自动报名,并招了七、八位师傅同行,各自带修理工具回国,像这样的机工完全是出于爱国热情,有的青年不会开车,但有一颗赤诚的心,要去
参考文献:
[1][N]新华日报,1940-11-12.[2][N]新华日报,1942-04-10.[3][N]新华日报,1943-03-01.[4][N]解放日报,1943-06-16.
[5]中国革命史[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163.[6][8][9][10][14][16]陈嘉庚.南侨回忆录[M].南洋印
刷厂,1936203,145,258,191.
[7]王唯真.陈嘉庚访问延安[M].北京:中华书局.[11][N]南洋商报,1991-1-20.[12][N]解放日报,1938-12-5.
[13]陈嘉庚的故事[N].解放日报,1942年2月5日.[15]杨国桢.陈嘉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6.[17]回忆陈嘉庚[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