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背后的政治博弈

  【内容摘要】全球变暖因其对人类生存的危害而成为大众最关注的气候现象,但全球变暖是否真的是经科学证实的定论目前还备受争议。本文从《京都议定书》这一条约出发,探讨各国提倡低碳的内在原因,以及绿色旗帜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博弈,从而说明《京都议定书》和全球变暖是怎样为政治所利用并逐渐夸大的。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6570.htm

  【关 键 词】京都议定书 全球变暖 政治目的 利益动因

  

  全球变暖的概念在近几年随着媒体的报道,政客的鼓吹,科学家的研究论断,已经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视,人们关心着自己生活的世界,也为全球变暖将带来的后果而恐慌。尤其是温室效应原罪论,在政客的聒噪、学者的宣扬以及媒体持续的渲染下,早已深入大众心里,普及为妇孺戒指的常识性观念。以至于在解释全球变暖是,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温室效应增强→地球升温→今天的人类正面空前的生存危机,这个因果链条,作为教科书式的准则,俨然已成为真理代言,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京都议定书》应运而生。

  一、《京都议定书》的概况

  (一)《京都议定书》的签订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又译《京都协议书》、《京都条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补充条款。该条款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此国际性公约,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标准,即: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条约规定,它在“不少于55个参与国签署该条约并且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附件中规定国家在1990年总排放量的55%后的第90天”开始生效,这两个条件中,“55个国家”在2002年5月23日当冰岛通过后首先达到,2004年12月18日俄罗斯通过了该条约后达到“55%”的条件,条约在90天后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

  (二)《京都议定书》的固有危险性

  《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每年至少要耗资1500亿美元,而且可能还要更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每年仅需700亿-800亿美元,就可以让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获得最基本的清洁饮水、卫生设施、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在2012年以前《京都议定书》将可能使第一世界国家的能源价格翻一番,并有可能在一年后翻两番。因此,《京都议定书》将大大削弱甚至抵消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有利影响。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京都议定书》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一直引用来自IPCC得一个从本质上将是虚假的论调。即文章开篇提到的,气候变暖的趋势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由于过多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了温室效应,从而导致全球持续升温。气候变化是如此复杂多变,以至于人们难以区分其变化的原因,从来就没有文件记载“人类影响气候是可辨别的”。同时,IPCC的声明和报告也时常应政治和经济的要求被人为的改写以支持全球变暖的论断。既然《京都议定书》有如此大的漏洞,为何还被各国大肆宣扬,为媒体趋之若鹜呢?

  二、《京都议定书》背后的政治目的

  (一)政治家的另一面――气候卫士

  《京都议定书》是在1997年克林顿政府出台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副总统戈尔筹备他不成功的2000年总统竞选而准备的。早在1988年,时任参议院议员的他,就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了相关议题的听证会,暖话说开始迅速崛起成为主流观点。IPCC成立后发布过一系列报告,而其中第一份报告的续篇就深受戈尔影响,具有了明显的政治属性。2000年总统选举失利后,戈尔更退出政坛,利用多年在政坛上积累的声望和人脉关系,不遗余力的对暖化危机做着宣扬和应对,通过一系列“真相”的展示,将戈尔塑造成一个拯救地球的先驱和卫士。

  (二)《京都议定书》的支持者――被利用的绿党

  《京都议定书》是由环境组织和联合国指定的机构制定的,这些组织既没有选举,也没有人员或领土支配权。他们不过是用一般公众赞成环境保护的态度来要求他们所谓的“地球的保险政策”,即反对人为过度制造二氧化碳。非政府组织利用电脑和新生的互联网组织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志愿工作。1992年的“地球高峰会”,有近两万名环保积极分子前往巴西,当更深层的利益显现时,各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他们的官方代表。参会代表来自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其中有108位国家元首。

   大部分的游牧部落活动家实际上出席了在附近举行的相应的“啦啦队”会议,被称为非政府组织论坛。出席此次会议的还有2400名官方代表,他们本身是来参加峰会的。他们有高度的组织性,不断地在各地举行会议,并等待“地球的行动”。在这些会议上,政治家们自然看到了世界上数以万计的认真、精力充沛的环保活动家。欧洲政治家们尤其热衷,因为绿党代表往往是或即将可能是脆弱的执政联盟的关键部分。他们满足绿党之所需,这样在下一次选举之前,将不用再花费金钱。(S.弗雷德・辛格,丹尼斯・T.艾沃利,2008:74,75)政治家门正是捕捉到了全球的绿色革命引起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的崛起。因而迎合绿党的主张,积极从事所谓的“环保行动”成为了政治议题的一部分。

  (三)《京都议定书》背后的政治博弈――利益诉求

  (1)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所在

  虽然克林顿政府大力支持,然而,1997年7月2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在联合国京都会议期间,以95票反对,0票赞成的结果反对《京都议定书》,并通过了著名的《伯德法案》。《伯德法案》声称,任何不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条约,是“与气候变化的全球运动的需要不一致的,因此是有缺陷的”。参议院决议还指出,这是一个遗漏了发展中国家的条约。“《京都议定书》要求美国需要削减排放的水平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其中包括重大失业、贸易的弊端,提高了能源和消费的成本等。”

  (2)欧洲国家的态度

  《京都议定书》对已征收能源税数十年之久的欧洲国家特别有吸引力。出于竞争的原因,欧洲很想见到美国和其著名的创造就业的经济体也承担与欧洲雇主和司机一样的负担,承担并缴纳同样的高成本能源费。从沙特石油工业购买一桶35美元石油,到了英国,加税以后,售价高达150美元――因为这些税收被批准用于“拯救地球”。

  三、欧盟推动气候战争的动因分析

  把目光转向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发展的欧洲国家,它们乐此不疲的推动着这一场全球的气候战争,实质的目标是在于利益的考量,不仅仅包括前文提到的获得“绿色政治”的支持,更是旨在夺取世界的主导权。

  (一)利益前景

  目前,欧洲国家已经在限制排放了,这导致传统能耗企业不得不借助碳捕技术来削减排放量,或转而采用可替代能源,这又进一步催生了绿能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大规模气候战争还未在其他地区广泛展开,欧洲的绿能产业就已经成长得初具规模,而一旦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被纳入强制减排的框架下,绿色能源的需求将呈几何级数递增,如果这一情况产生,仅凭欧洲人手中掌握的核心技术一项,也足以保证他们获得巨大的利益回报。

  (二)占领世界道义制高点

  将暖化危机提上日程,栽赃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为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然后推动IPCC的成立,推动《气候框架公约》的签订、推动《京都议定书》的出台以及历次气候大会的召开,这一过程被美其名曰“人类拯救地球的努力”。因它主要由欧盟推动,主导者欧盟自然成为挽救人类危机的中坚力量,以“救世主”的姿态占领世界道义最高点。而美国作为历史上最大碳排放量国,历史责任最大,现在依然是最大排放国之一,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拒绝履行减排责任的行为正好与欧盟的表现截然相反,美国被贴上了不负责的标签,而欧盟却成为道义的使者。如此一来,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能够担当起领导国际社会低碳化发展的,只能是贴着道德标签的欧盟。

  (三)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打压

  基于技术上的优势,欧洲发达国家在摆脱转移高能耗产业的同时,还能掌握绿能的核心技术,并获得由此带来的潜在巨大收益。而对经济高速成长中的新兴工业国来说,由于国民经济结构中,高能耗、高资源消耗、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低端产业占主导。这种经济模式决定了他们无论是总体能耗还是单位能耗都非常大。要保持现阶段和未来的提升,对化石类能源的依赖都都非常严重。一旦总量排放被严格限制,不但不能顺应发展要求多排,反而要逐渐削减,那意味着能源供应将无法得到保证。在缺乏足够的驱动力之后,经济发展也自然无从谈起了。在这种分析下,明显可以看出《京都议定书》之后衍生出来的碳交易其背后的目的所在。其设计出发点显然是要掠夺并扼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一旦总量减排方案得以执行,中印等国,为了获得必要的能源消耗权,被迫斥资向欧盟购买指标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而这笔巨额资金将大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四、总结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如我们在课上讨论的一样,也许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全球变暖的确存在着,而人们最初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是本着保护人类生存的宗旨,只是在后来的过程中,这些活动后潜在的政治利益被各国所发掘,所利用。看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政治契机,使这个气候科学上的问题被赋予了新的色彩。正是《京都议定书》背后的这一系列的博弈,尤其是大国间出于国家利益的政治斗争,使全球变暖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意义。全球变暖与否,理应是自然科学不断去探究和证实的假设,却被各国借以充当利益诉求的口号和旗帜。全球暖化是政治、经济、宗教、战争、唯独不是科学,然而它却一直贴着伪科学的面具为各国“招摇撞骗”。

  参考文献:

  [1]柳下再会.以碳之名:低碳骗局幕后的全球博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第10-12页,第91-97页.

  [2]S.弗雷德・辛格,丹尼斯・T.艾沃利.全球变暖――毫无来由的恐慌[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页,第74-75页.

  [3]丁祖荣,“气候变暖与国际社会的责任――兼论的意义与作用”[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第24卷,第3期,2007年5月,第278页.

  [4].孙江涛,“美国拒绝的背景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

  【内容摘要】全球变暖因其对人类生存的危害而成为大众最关注的气候现象,但全球变暖是否真的是经科学证实的定论目前还备受争议。本文从《京都议定书》这一条约出发,探讨各国提倡低碳的内在原因,以及绿色旗帜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博弈,从而说明《京都议定书》和全球变暖是怎样为政治所利用并逐渐夸大的。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6570.htm

  【关 键 词】京都议定书 全球变暖 政治目的 利益动因

  

  全球变暖的概念在近几年随着媒体的报道,政客的鼓吹,科学家的研究论断,已经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视,人们关心着自己生活的世界,也为全球变暖将带来的后果而恐慌。尤其是温室效应原罪论,在政客的聒噪、学者的宣扬以及媒体持续的渲染下,早已深入大众心里,普及为妇孺戒指的常识性观念。以至于在解释全球变暖是,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温室效应增强→地球升温→今天的人类正面空前的生存危机,这个因果链条,作为教科书式的准则,俨然已成为真理代言,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京都议定书》应运而生。

  一、《京都议定书》的概况

  (一)《京都议定书》的签订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又译《京都协议书》、《京都条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补充条款。该条款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此国际性公约,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标准,即: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条约规定,它在“不少于55个参与国签署该条约并且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附件中规定国家在1990年总排放量的55%后的第90天”开始生效,这两个条件中,“55个国家”在2002年5月23日当冰岛通过后首先达到,2004年12月18日俄罗斯通过了该条约后达到“55%”的条件,条约在90天后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

  (二)《京都议定书》的固有危险性

  《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每年至少要耗资1500亿美元,而且可能还要更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每年仅需700亿-800亿美元,就可以让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获得最基本的清洁饮水、卫生设施、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在2012年以前《京都议定书》将可能使第一世界国家的能源价格翻一番,并有可能在一年后翻两番。因此,《京都议定书》将大大削弱甚至抵消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有利影响。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京都议定书》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一直引用来自IPCC得一个从本质上将是虚假的论调。即文章开篇提到的,气候变暖的趋势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由于过多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了温室效应,从而导致全球持续升温。气候变化是如此复杂多变,以至于人们难以区分其变化的原因,从来就没有文件记载“人类影响气候是可辨别的”。同时,IPCC的声明和报告也时常应政治和经济的要求被人为的改写以支持全球变暖的论断。既然《京都议定书》有如此大的漏洞,为何还被各国大肆宣扬,为媒体趋之若鹜呢?

  二、《京都议定书》背后的政治目的

  (一)政治家的另一面――气候卫士

  《京都议定书》是在1997年克林顿政府出台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副总统戈尔筹备他不成功的2000年总统竞选而准备的。早在1988年,时任参议院议员的他,就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了相关议题的听证会,暖话说开始迅速崛起成为主流观点。IPCC成立后发布过一系列报告,而其中第一份报告的续篇就深受戈尔影响,具有了明显的政治属性。2000年总统选举失利后,戈尔更退出政坛,利用多年在政坛上积累的声望和人脉关系,不遗余力的对暖化危机做着宣扬和应对,通过一系列“真相”的展示,将戈尔塑造成一个拯救地球的先驱和卫士。

  (二)《京都议定书》的支持者――被利用的绿党

  《京都议定书》是由环境组织和联合国指定的机构制定的,这些组织既没有选举,也没有人员或领土支配权。他们不过是用一般公众赞成环境保护的态度来要求他们所谓的“地球的保险政策”,即反对人为过度制造二氧化碳。非政府组织利用电脑和新生的互联网组织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志愿工作。1992年的“地球高峰会”,有近两万名环保积极分子前往巴西,当更深层的利益显现时,各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他们的官方代表。参会代表来自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其中有108位国家元首。

   大部分的游牧部落活动家实际上出席了在附近举行的相应的“啦啦队”会议,被称为非政府组织论坛。出席此次会议的还有2400名官方代表,他们本身是来参加峰会的。他们有高度的组织性,不断地在各地举行会议,并等待“地球的行动”。在这些会议上,政治家们自然看到了世界上数以万计的认真、精力充沛的环保活动家。欧洲政治家们尤其热衷,因为绿党代表往往是或即将可能是脆弱的执政联盟的关键部分。他们满足绿党之所需,这样在下一次选举之前,将不用再花费金钱。(S.弗雷德・辛格,丹尼斯・T.艾沃利,2008:74,75)政治家门正是捕捉到了全球的绿色革命引起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的崛起。因而迎合绿党的主张,积极从事所谓的“环保行动”成为了政治议题的一部分。

  (三)《京都议定书》背后的政治博弈――利益诉求

  (1)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所在

  虽然克林顿政府大力支持,然而,1997年7月2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在联合国京都会议期间,以95票反对,0票赞成的结果反对《京都议定书》,并通过了著名的《伯德法案》。《伯德法案》声称,任何不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条约,是“与气候变化的全球运动的需要不一致的,因此是有缺陷的”。参议院决议还指出,这是一个遗漏了发展中国家的条约。“《京都议定书》要求美国需要削减排放的水平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其中包括重大失业、贸易的弊端,提高了能源和消费的成本等。”

  (2)欧洲国家的态度

  《京都议定书》对已征收能源税数十年之久的欧洲国家特别有吸引力。出于竞争的原因,欧洲很想见到美国和其著名的创造就业的经济体也承担与欧洲雇主和司机一样的负担,承担并缴纳同样的高成本能源费。从沙特石油工业购买一桶35美元石油,到了英国,加税以后,售价高达150美元――因为这些税收被批准用于“拯救地球”。

  三、欧盟推动气候战争的动因分析

  把目光转向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发展的欧洲国家,它们乐此不疲的推动着这一场全球的气候战争,实质的目标是在于利益的考量,不仅仅包括前文提到的获得“绿色政治”的支持,更是旨在夺取世界的主导权。

  (一)利益前景

  目前,欧洲国家已经在限制排放了,这导致传统能耗企业不得不借助碳捕技术来削减排放量,或转而采用可替代能源,这又进一步催生了绿能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大规模气候战争还未在其他地区广泛展开,欧洲的绿能产业就已经成长得初具规模,而一旦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被纳入强制减排的框架下,绿色能源的需求将呈几何级数递增,如果这一情况产生,仅凭欧洲人手中掌握的核心技术一项,也足以保证他们获得巨大的利益回报。

  (二)占领世界道义制高点

  将暖化危机提上日程,栽赃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为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然后推动IPCC的成立,推动《气候框架公约》的签订、推动《京都议定书》的出台以及历次气候大会的召开,这一过程被美其名曰“人类拯救地球的努力”。因它主要由欧盟推动,主导者欧盟自然成为挽救人类危机的中坚力量,以“救世主”的姿态占领世界道义最高点。而美国作为历史上最大碳排放量国,历史责任最大,现在依然是最大排放国之一,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拒绝履行减排责任的行为正好与欧盟的表现截然相反,美国被贴上了不负责的标签,而欧盟却成为道义的使者。如此一来,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能够担当起领导国际社会低碳化发展的,只能是贴着道德标签的欧盟。

  (三)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打压

  基于技术上的优势,欧洲发达国家在摆脱转移高能耗产业的同时,还能掌握绿能的核心技术,并获得由此带来的潜在巨大收益。而对经济高速成长中的新兴工业国来说,由于国民经济结构中,高能耗、高资源消耗、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低端产业占主导。这种经济模式决定了他们无论是总体能耗还是单位能耗都非常大。要保持现阶段和未来的提升,对化石类能源的依赖都都非常严重。一旦总量排放被严格限制,不但不能顺应发展要求多排,反而要逐渐削减,那意味着能源供应将无法得到保证。在缺乏足够的驱动力之后,经济发展也自然无从谈起了。在这种分析下,明显可以看出《京都议定书》之后衍生出来的碳交易其背后的目的所在。其设计出发点显然是要掠夺并扼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一旦总量减排方案得以执行,中印等国,为了获得必要的能源消耗权,被迫斥资向欧盟购买指标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而这笔巨额资金将大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四、总结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如我们在课上讨论的一样,也许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全球变暖的确存在着,而人们最初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是本着保护人类生存的宗旨,只是在后来的过程中,这些活动后潜在的政治利益被各国所发掘,所利用。看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政治契机,使这个气候科学上的问题被赋予了新的色彩。正是《京都议定书》背后的这一系列的博弈,尤其是大国间出于国家利益的政治斗争,使全球变暖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意义。全球变暖与否,理应是自然科学不断去探究和证实的假设,却被各国借以充当利益诉求的口号和旗帜。全球暖化是政治、经济、宗教、战争、唯独不是科学,然而它却一直贴着伪科学的面具为各国“招摇撞骗”。

  参考文献:

  [1]柳下再会.以碳之名:低碳骗局幕后的全球博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第10-12页,第91-97页.

  [2]S.弗雷德・辛格,丹尼斯・T.艾沃利.全球变暖――毫无来由的恐慌[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页,第74-75页.

  [3]丁祖荣,“气候变暖与国际社会的责任――兼论的意义与作用”[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第24卷,第3期,2007年5月,第278页.

  [4].孙江涛,“美国拒绝的背景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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