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新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准确点说，这个办公室就只有我一个人。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办公室有六七个形同兄弟的同事，发起牢骚来不用走到大街上寻找可以说说话的对象。现在呢？现在我的身前身后就只有两堵白得可以的墙了，不是没有说话的对象，而是，新的说话对象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想说的感不感兴趣。我想说的，他们大概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我想说的那些话，已经很少有人说了。
这个只有一个人的早上，面对一叠稿纸想写点什么却没有办法写下去，除了写下一个小说的标题，下文就像我的脑袋一样空白。我想我该出去走走，走走总比困在这个闷热的空间里焦虑烦躁强。我刚换的环境，这个我走了不知多少遍的县城，我曾经以为我是熟悉它的，哪条路在哪里，哪个店在哪里，哪个单位在哪里，我都能大概找得到并且知道哪个地方是什么人可以进去，什么人不可以进去。但是，在今天，在我来这个县城上班了几天之后，我突然发觉，它是如此陌生，它的富贵让我望而生畏。以前在乡下，距离33公里的缘故，我与县城保持着足够的心理距离。在乡下时，县城对我来说，是个大可忽略不计的过客。今天，我来这里上班了，我知道我仍然是一个过客，像一滴雨一样落在强硬的水泥地上，还没让人看得明白，就很快“大可忽略不计”了。可是，大可忽略不计的前边，却是有了常住客这样的名头，这是一种漂浮的状态，而落地需要时日。
我想我该出去走走，我想我该去书店看看，我知道书店里不会进新近的文学著作，那些我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我要想读到，得在网上购买。但在这个清晨，这个闷热得令人难受的清晨，我必须去书店里走走，书店里有一些书是可以买来读读的，我想去看看那些我喜欢的寂寞的书籍，它们遭受冷落太久了，它们就像一个荒野，城市的人天天向往过上瓦尔登湖的生活，可是真的要他们在那里住上一两天，他们马上会回想闹市生活的种种好处。
到新华书店逛了逛。店面在二楼，除了一对中年夫妻，一个孩子，一个办事员，别无他人。不大的空间现在变得宽大起来，很静，虽然小孩子在跟他爸爸妈妈说着话，跑来跑去。书店的一楼是个超市，买东西的人往来穿梭，证明了生意的红火。楼下热闹楼上冷清，冷热两重天。在打折的柜台里，我选出了四本书：《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喜欢的伟大作家；另外三本是《佛经故事精粹》、《古兰经故事精粹》、《圣经故事精粹》，三本书都是连环画的版式，我喜欢。小时候我读了不少连环画，这些连环画让我的童年穷得不那么彻底，它打发走了很多个想摘下脑瓜来当球踢的白天。这四本书，很旧了，纸页泛黄，切边留下频繁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四位并不怎么惹眼的姑娘，被人打量了无数遍，打量来打量去，都打量得容颜不再了也没有人肯把她们迎娶回家。
出得门来，意识到应该读点新的东西，看看别人都在写些什么，都在思考些什么。到路边报刊亭停下，第五期的《小说月报》我没有什么犹豫就买下来了。这期有我喜欢的作家的最新作品：陈应松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还有罗伟章的《细浪》。陈应松是我两年多来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使我颓靡的阅读欲望为之兴奋不已。他的《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马嘶岭血案》、《巨兽》、《木材采购员的女儿》都使我感受到陈应松是一个书写底层最重要的作家，他用一部部厚重的作品向那些对“底层文学”嗤之以鼻的批评家们做出了有力反击，这些批评家们大多是在隔岸观火，坐在豪宅里想象底层，他们的理论能抵达底层的真实吗？陈应松的笔力很“毒”。毒到令我意想不到，令我全身发冷，令我掂量出他的每一颗字都是那么的沉甸甸。他的小说绝不是凌空蹈虚的想象和先入为主的虚构。他到神农架去，下荆州去，去那里挖掘小说的富矿，去抵近生活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催生小说艺术的真实，尽管小说艺术的真实里也有想象和虚构。这是硬币的两面，一面依托另一面而存在，各有状貌又不可剥离。
在《一个人的遭遇里》，刁有福从为自己维权到为群体维权，从自由之身到陷于牢狱之灾，凸显出底层个体乃至群体抗争的万般艰难。当这种抗争陷入险恶之境，个体与体制的角力无异于鸡蛋与墙壁的碰撞，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脆弱的鸡蛋与强硬的墙壁，我们的情感天平总是向弱者倾斜。这是时代之痛，而这痛是由底层的一个个个体来承担的。他们在生命不能承受之痛里隐忍、沉默、逆来顺受。敢于发出反抗声音者众，勇于把反抗进行到底者寥寥。反抗，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途，全身披挂利器者尚且伤痕累累，赤膊上阵者的遭遇肯定是万分凶险了。所以，我说：一个人的遭遇反射的是底层之痛。底层的尊严，幸福，其路漫漫。
我没想到卖书刊的大姐也读《中篇小说选刊》，也读《小说月报》。她说《小说月报》她就订两份，一份留给自己读，另一份卖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冒出来的买主。这让我想到了曾在报刊亭卖书刊的梁志玲，她卖书，也读书，突然有一天她的《突然四十》在《北京文学》像匹陌生的野马一样撒开蹄子跑出来，让整天想着小说怎么写，怎么写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坐家”们瞠目结舌，巴掌拍着桌面差点把自己拍到天花板上去。在这样一个不怎么繁华的小城，遇到一个爱读文学刊物的人，我自然是感到很惊奇，是一种熟悉的惊奇，像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路边意外遇到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我说：“大姐，没想到你也喜欢文学。”大姐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笑了笑。她笑得很不自然，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牵扯着她的面部肌肉。看得出来，生计的艰辛在大姐的一笑里暴露无遗，“大姐，你也写点东西吗？”这句话我让它倒回了肚子。生计与文学，谁轻谁重？我没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知道，爱文学肯定是一件好事情，具体好在哪里只有爱上她的人才知道。我问大姐：“有《散文选刊》吗？”大姐说没有《散文选刊》，只有一本《散文》，不过这本《散文》是帮一个读者订的，书一到，这个读者就来把书取走。一下子之间，我对这个神秘读者充满了想象。我想，他应该是一个男性，年龄大概比我大一些，和我一样没有什么钱，他一定是喜欢文学的，喜欢那些被大众冷落了的边缘物事，比如喜欢灿烂的野花啊，倔强的小草啊，早晨扯起嗓子叫嚷的小鸟啊，什么的。文学在他心中肯定占有一定的重量，读书之余，他一定会操弄点文字，并不在意写得如何，他在意的是把内心的东西掏出来后的那种痛快。
也许有一天迎风站在街头，在一瞥之间，我会偶遇这位手捧《散文》穿街而过的神秘男人的。
早上。新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准确点说，这个办公室就只有我一个人。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办公室有六七个形同兄弟的同事，发起牢骚来不用走到大街上寻找可以说说话的对象。现在呢？现在我的身前身后就只有两堵白得可以的墙了，不是没有说话的对象，而是，新的说话对象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想说的感不感兴趣。我想说的，他们大概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我想说的那些话，已经很少有人说了。
这个只有一个人的早上，面对一叠稿纸想写点什么却没有办法写下去，除了写下一个小说的标题，下文就像我的脑袋一样空白。我想我该出去走走，走走总比困在这个闷热的空间里焦虑烦躁强。我刚换的环境，这个我走了不知多少遍的县城，我曾经以为我是熟悉它的，哪条路在哪里，哪个店在哪里，哪个单位在哪里，我都能大概找得到并且知道哪个地方是什么人可以进去，什么人不可以进去。但是，在今天，在我来这个县城上班了几天之后，我突然发觉，它是如此陌生，它的富贵让我望而生畏。以前在乡下，距离33公里的缘故，我与县城保持着足够的心理距离。在乡下时，县城对我来说，是个大可忽略不计的过客。今天，我来这里上班了，我知道我仍然是一个过客，像一滴雨一样落在强硬的水泥地上，还没让人看得明白，就很快“大可忽略不计”了。可是，大可忽略不计的前边，却是有了常住客这样的名头，这是一种漂浮的状态，而落地需要时日。
我想我该出去走走，我想我该去书店看看，我知道书店里不会进新近的文学著作，那些我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我要想读到，得在网上购买。但在这个清晨，这个闷热得令人难受的清晨，我必须去书店里走走，书店里有一些书是可以买来读读的，我想去看看那些我喜欢的寂寞的书籍，它们遭受冷落太久了，它们就像一个荒野，城市的人天天向往过上瓦尔登湖的生活，可是真的要他们在那里住上一两天，他们马上会回想闹市生活的种种好处。
到新华书店逛了逛。店面在二楼，除了一对中年夫妻，一个孩子，一个办事员，别无他人。不大的空间现在变得宽大起来，很静，虽然小孩子在跟他爸爸妈妈说着话，跑来跑去。书店的一楼是个超市，买东西的人往来穿梭，证明了生意的红火。楼下热闹楼上冷清，冷热两重天。在打折的柜台里，我选出了四本书：《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喜欢的伟大作家；另外三本是《佛经故事精粹》、《古兰经故事精粹》、《圣经故事精粹》，三本书都是连环画的版式，我喜欢。小时候我读了不少连环画，这些连环画让我的童年穷得不那么彻底，它打发走了很多个想摘下脑瓜来当球踢的白天。这四本书，很旧了，纸页泛黄，切边留下频繁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四位并不怎么惹眼的姑娘，被人打量了无数遍，打量来打量去，都打量得容颜不再了也没有人肯把她们迎娶回家。
出得门来，意识到应该读点新的东西，看看别人都在写些什么，都在思考些什么。到路边报刊亭停下，第五期的《小说月报》我没有什么犹豫就买下来了。这期有我喜欢的作家的最新作品：陈应松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还有罗伟章的《细浪》。陈应松是我两年多来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使我颓靡的阅读欲望为之兴奋不已。他的《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马嘶岭血案》、《巨兽》、《木材采购员的女儿》都使我感受到陈应松是一个书写底层最重要的作家，他用一部部厚重的作品向那些对“底层文学”嗤之以鼻的批评家们做出了有力反击，这些批评家们大多是在隔岸观火，坐在豪宅里想象底层，他们的理论能抵达底层的真实吗？陈应松的笔力很“毒”。毒到令我意想不到，令我全身发冷，令我掂量出他的每一颗字都是那么的沉甸甸。他的小说绝不是凌空蹈虚的想象和先入为主的虚构。他到神农架去，下荆州去，去那里挖掘小说的富矿，去抵近生活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催生小说艺术的真实，尽管小说艺术的真实里也有想象和虚构。这是硬币的两面，一面依托另一面而存在，各有状貌又不可剥离。
在《一个人的遭遇里》，刁有福从为自己维权到为群体维权，从自由之身到陷于牢狱之灾，凸显出底层个体乃至群体抗争的万般艰难。当这种抗争陷入险恶之境，个体与体制的角力无异于鸡蛋与墙壁的碰撞，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脆弱的鸡蛋与强硬的墙壁，我们的情感天平总是向弱者倾斜。这是时代之痛，而这痛是由底层的一个个个体来承担的。他们在生命不能承受之痛里隐忍、沉默、逆来顺受。敢于发出反抗声音者众，勇于把反抗进行到底者寥寥。反抗，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途，全身披挂利器者尚且伤痕累累，赤膊上阵者的遭遇肯定是万分凶险了。所以，我说：一个人的遭遇反射的是底层之痛。底层的尊严，幸福，其路漫漫。
我没想到卖书刊的大姐也读《中篇小说选刊》，也读《小说月报》。她说《小说月报》她就订两份，一份留给自己读，另一份卖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冒出来的买主。这让我想到了曾在报刊亭卖书刊的梁志玲，她卖书，也读书，突然有一天她的《突然四十》在《北京文学》像匹陌生的野马一样撒开蹄子跑出来，让整天想着小说怎么写，怎么写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坐家”们瞠目结舌，巴掌拍着桌面差点把自己拍到天花板上去。在这样一个不怎么繁华的小城，遇到一个爱读文学刊物的人，我自然是感到很惊奇，是一种熟悉的惊奇，像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路边意外遇到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我说：“大姐，没想到你也喜欢文学。”大姐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笑了笑。她笑得很不自然，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牵扯着她的面部肌肉。看得出来，生计的艰辛在大姐的一笑里暴露无遗，“大姐，你也写点东西吗？”这句话我让它倒回了肚子。生计与文学，谁轻谁重？我没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知道，爱文学肯定是一件好事情，具体好在哪里只有爱上她的人才知道。我问大姐：“有《散文选刊》吗？”大姐说没有《散文选刊》，只有一本《散文》，不过这本《散文》是帮一个读者订的，书一到，这个读者就来把书取走。一下子之间，我对这个神秘读者充满了想象。我想，他应该是一个男性，年龄大概比我大一些，和我一样没有什么钱，他一定是喜欢文学的，喜欢那些被大众冷落了的边缘物事，比如喜欢灿烂的野花啊，倔强的小草啊，早晨扯起嗓子叫嚷的小鸟啊，什么的。文学在他心中肯定占有一定的重量，读书之余，他一定会操弄点文字，并不在意写得如何，他在意的是把内心的东西掏出来后的那种痛快。
也许有一天迎风站在街头，在一瞥之间，我会偶遇这位手捧《散文》穿街而过的神秘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