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会民生、文化类评论员文章整理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1期待慈善法催生“大慈善”
2读懂年轻人的两会关注
3 给“推动摇篮的手”更大舞台
4 让“创新”激荡发展的春潮
5 妥善安置职工，为转型升级蓄力
6 以“岐黄之术”助力健康中国
7 让职业教育铸造更多“大国工匠”
8 让国民健康成为“幸福资本”
9 从非遗上春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0文化产品要走近“小镇青年”
11别让“留守”固化为成长标签
12吃鱼纠纷背后的旅游业纠结
13在“更”字上书写“舌尖安全”
14以“新理念”培厚农业土壤
15 招远“拾荒老人”观照时代之正能量
16以“复方”根治滋补品乱象
17“罂粟壳混上餐桌”的真问题
18让“春运拼车”一路顺风
19激发公共治理的群众力量
20激发公共治理的群众力量
21理顺医患纠纷需以“理”服人
22根治“年末讨薪”需共同使劲
23安全生产需要更多“笨功夫”
24用法治方式读懂“快播案”
25谁动了城市的文明神经
26每个时代都需要“辞源人”
27善待乡村教师，延续乡村之光
28让居住证安定那些漂泊的心
29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
30别让“心酸手机” 灼伤“爱的能力”
31“组团”惩戒，合围“老赖”
32秸秆禁烧， 少一些“城市思维”
33让敬畏之光烛照文化传承
34诺奖不是中医发展的“鸡血”
35应对突发事件，“信任共同体”很重要
36“奇葩证明”如何才能绝迹
37从“董姐饭局”看工匠精神
期待慈善法催生“大慈善”
作为我国第一部慈善法，这部法律的突出意义，在于全面系统地确立起国家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现代规范
9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慈善法草案的说明。这次审议，注定要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留下划时代的意义，它的通过与实施，也将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并对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我国第一部慈善法，这部法律的突出意义，在于系统规范全社会的慈善行为。法律拟制定的各项规范，既针对各级政府的管理行为，也针对社会组织的运行管理与每个公民的慈善方式，是依据我国实际并借鉴国际经验，从而全面系统地确立起国家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现代规范。
慈善法草案将慈善定义为“大慈善”，是一次巨大的慈善理念与公共伦理的升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我国社会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只能将慈善定义为解决贫困问题，因而只能是国家救助政策的补充。一旦将慈善的范围扩大到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环保和社会服务等领域，慈善事业就自然和社会发展与提升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人们投入慈善事业，完全可以举办多个方面的公共事业。这既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会激发社会大众将善行善举与社区发展、生活提升结合起来，使社会事业成为社会大众自身积极参与的事业。
在慈善法草案的框架内，慈善事业也将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产业。根据国际社会的经验，如果采取积极的政策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该领域的就业人口可以达到整个社会就业人口的10%左右，而志愿服务的人口往往可以超过40%。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慈善将提供大量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是养老服务与儿童照料的重要载体。只要政策措施得当，慈善事业完全可能成为国家的重要产业，贡献出5%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推进我国第三产业长足发展。
现代的慈善法，必然是规范公共伦理的基本法之一。对于依法推进公共伦理建设，中国社会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曾经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家庭承担的社会功能过大，只能更着重于私德建设，甚至在许多方面以私德代替公德。
客观上，公德与私德既有密切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一个发达的社会往往是公德不断发展的社会。慈善法草案对于积德行善的每个基本环节进行规范，必将对我国的公共道德建设产生重大的促进，对我国的治理体系建设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对于慈善法草案的审议，社会上也有一定的担心，比如是否会限制目前的一些慈善行为。其实，该法的目的是促进慈善事业的广泛发展，立法的目的是鼓励而不是限制公众的慈善行为。比如对捐赠的一些规范，也完全是借鉴国际惯例并依据我国的实践所制定的。事实上，曾经发生的几起公众捐赠案例，某种程度上就是缺乏慈善组织管理造成的。因此，规范捐赠行为，就是保护大众积极性。
立法总是在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中不断推动的。慈善法草案一审稿的一些规定，在二审稿中就进行了修改，这也是大众参与的结果。代表们应该还会有更多更好的修改意见。我们相信，只要立法机关与社会大众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得到法律支持的“善时代”将会自然呈现。
读懂年轻人的两会关注
两会是一年一度共商国是的盛会，对两会的关注，折射年轻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
两会召开，爱刷微博、爱发朋友圈的年轻人怎么看？近日，有媒体对5652名30岁以下年轻网友做的一次调查显示，关注两会，他们有着自己的视角；参政议政，他们有着自己的方式。
一般印象中，年轻人往往个性、自我，“90后”的标签更是让一些人产生他们“活在自己世界”的刻板印象。但调查数据让人欣喜，年轻人对两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受访者中，对人大代表“不太关注”和“非常不关注”的，仅占不到两成。而55.48%的受访者最希望了解代表们的议案，也显示了这样的关注是“有内涵的关注”。两会是一年一度共商国是的盛会，对两会的关注，折射出年轻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
以年轻人的视角审视，两会要开得好，得“接地气”“有实效”。“贴近性”，显然是年轻人政治关注的兴趣点所在。71.39%的受访者认为贴近民众、了解民众心声的是好代表；67.73%的受访者认为，能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代表才“称职”。超五成年轻人希望“一线代表”人数增多，应该选企业基层职工当代表。年轻人对代表身份与履职的关注角度，其实与自身的利益诉求息息相关。房价、物价、就业等现实问题是年轻人关注的重点，也是两会走近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关键。如果在会场上尽讲些空话套话、如果代表委员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年轻人很可能就不会“买账”。
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年轻一代的关注方式了。年轻人是网络的“原住民”，在微博微信上记录生活、获得信息、消遣娱乐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网络化，同样会出现在他们的政治参与中。调查显示，48.76%的年轻人选择通过微信、微博关注了解代表们。不过，仅有6.60%的人自认为对代表非常了解。年轻人对新技术手段熟练掌握，“互联网+两会”正可以打造出一个对年轻人参政议政颇具吸引力的平台。当然，如何更好地与年轻人交流互动，
仍是需要回应的命题。
其实，不仅仅是关注，年轻人更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并改变着政治生活。调查中一个出乎意料的数据是，超过1/3的年轻人联系过代表们。显然，自媒体是最快捷的手段，39.26%的年轻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实中，“90后”代表已经出现在全国人大会场，1992年出生的铁飞燕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而在地方两会上，更多“90后”的代表们，或关注“蚁族”权益，或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他们都有着细致扎实的调研、紧贴地气的关怀。铁飞燕曾对媒体说，“别人越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我们越是要关注，毕竟回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90后”贵州省人大代表刘萍也曾说，“不能等上了会再说是来学习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的认真和执着、活力与担当，让人看到他们身上蕴藏着的推动经济社会前行的力量。
两会年年开、年年新。今天在网络上填问卷的年轻人，明天可能就会走进共商国是的会堂。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两会这一“重要的政治生活形式”一定会继往开来，越发活力四射、朝气蓬勃。
给“推动摇篮的手”更大舞台
“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地球的手”，妇女有力量，国家就有力量；妇女有希望，国家就有希望。
两会又逢妇女节。一身职业装扮的女性代表委员，优雅从容；坚守岗位站成风景的女交警，英姿飒爽；穿梭在采访现场的女记者，因敬业而美丽„„广大女同胞，让这个春天更加摇曳生姿。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这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女人，就少了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七十的善，百分之百的美。这是对女性由衷的礼赞。老舍说，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这是唱给母亲的赞歌，也是对女性的致敬。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属于每个女性。妇女节的设立初衷，正是为了彰显女性人格独立、权利平等的价值。有学者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解放可以作为一般社会解放的尺度。”没有妇女的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和进步。设立妇女节105年来，妇女所享有的权利日益丰满，争取独立自主之路永在延伸。
有人说，21世纪是“她世纪”。如今，“她时代”正强势来临。在创业大潮中，女性创业比例越来越高；在政治舞台上，女性领导人展现着不一样的施政魅力。“妇女能顶半边天”，日益深入人心；“妇女离不开锅台，上不了讲台，登不上舞台”的状况，渐行渐远。相反，越来越多妇女离开了锅台、走出了家庭、步入了社会，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繁荣，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我国，妇女地位不断提高，与之相匹配的是，女性正展现她们卓越的才华。屠呦呦获
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女性的荣光。中国女排再夺世界冠军，女排精神熠熠生辉。除了这些“夺冠”明星，更多女性坚守在不同岗位，展现着中国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毋庸讳言，在今天，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方面，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社会对妇女潜能、才干、贡献的认识仍然不充分。比如，就业歧视仍是女性遭遇的一大困扰。一项调查显示，86.6%受访的女大学生称就业时受过歧视。“仅限男性”的招聘门槛，让女性应聘者黯然神伤；而那些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隐形歧视，更让女同胞无可奈何。
家庭暴力也损害着不少女性的身心。来自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我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更遗憾的是，遭受家暴，少数女性仍选择隐忍。“我们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去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如此强调。今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让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家庭成员，在面对家暴时有了法律的护身符。
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女同胞的期许。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梦工厂”里，每名妇女都是追梦人。妇女的成就和地位，清晰地测量着时代进步的刻度。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地球的手”，妇女有力量，国家就有力量；妇女有希望，国家就有希望；她们的人生更阳光、更灿烂，这个国家的未来才会更明亮、更健康。
让“创新”激荡发展的春潮
唯有抓住改革与创新，中国的发展才能如东风浩荡、春潮澎湃。
“创新发展理念首要的是创新。”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创新的重要意义，并鼓励上海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也可谓高频词，总共出现了61次。
成绩来之不易，离不开创新之举；未来潜力无限，更需要创新驱动。全年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21.6%、国产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回顾过去一年，流程优化激发创业热情，发展新动能带动产业增长，创新驱动实现技术突破。面向未来，从启动一批新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到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再到2020年力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无论是适应经济新常态还是落实发展新理念，都需要继续向创新要动力。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创新是发展的加速器、改革的方法论。有代表认为，经济发展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四个阶段，中国应尽快转为创新驱动。“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唯有抓住改革与创新这一对“孪生词”，中国的发展才能如东风浩荡、春潮澎
湃。
创新，需要以问题导向来破解深层次难题。居民和企业跑断腿办不成事，各种“奇葩证明”不胜其烦，不知扼杀了多少创新的种子。鉴于此，需要创新政府服务，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针对跨境电子商务配送时间长、成本高、障碍多等难点，需要鼓励创新商业模式，支持建设“海外仓”，让电商企业真正走出去；充分调动民间创新积极性、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热情，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就是重要的机制支撑。老问题需要新方法，新问题要靠新思路，这才是政府要作为、会作为的关键。
创新，也离不开以科技为先导。有人曾测算，在航天科技上投入1块钱，可以产出15块钱，创新带来的“乘数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如何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如何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提出的要求，又是实现创新驱动亟待破解的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一些代表委员、科技工作者在畅谈科技创新时，为何一方面深感自豪，另一面也希望好政策能落到实处，例如把科研经费的“好钢”用在“刀刃”上等。
创新，更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着力、在机制建设上突破。“我国各种创新资源、创新要素分散。如果能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整合汇聚资源，将有非常大的‘创新供给侧’潜力。”一些代表委员的热议给人启发，创新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变革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当然，制度创新不仅要完善基础体系，围绕难点、痛点、堵点实现“点点击破”，也应该在配套制度如商事制度、金融开放制度等方面发力。从基础出发，再到配套支撑机制，用“创”和“闯”来激活全盘，才能突破瓶颈。
“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创新是一种理念、一种方法，也是一股子精气神。站在新起点，面向“十三五”，正需要以创新添动力、增活力，用创新激荡起发展的春潮。
妥善安置职工，为转型升级蓄力
把化解产能过剩看做实现整体经济健康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适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才能客观看待由此造成的部分职工下岗问题。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化解过剩产能可能会涉及的180万名煤炭、钢铁系统职工，今年中央将拿出1000亿元，用于职工安置。这一表态为相关行业的职工注入了信心，也表明了中央通盘考虑化解产能过剩、实现转型升级的决心和准备。
化解过剩产能，是优化产业结构、保障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举。以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作为此次化解产能过剩的切入点，意味着全面化解产能、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大幕已经拉开。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包括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严重产能过剩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都可能面临同样的任务。虽然化解过剩产能不可避免会造成行业职工的下
岗失业，但无论是社会和市场就业环境，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已非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可比。因此，有人把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理解为“第二次下岗潮”，显然与事实不符。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实体经济发展“三去一降一补”的需求日益显现。曾有业内人士调侃，一吨钢材的利润买不来一支冰棍，煤炭卖不出黄沙价。正因如此，才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化解过剩产能，转变生产方式，通过转型升级让其涅槃重生。这也是不少发达工业国家都曾经历过的阵痛。尤其是煤炭和钢铁行业，无论是曾经的“如日中天”，还是如今的产能过剩乃至进入“暮年”，都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对此，人们不必过于悲观。
化解产能过剩是实现整体经济健康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也是适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客观看待由此造成的部分职工下岗问题。妥善安置这部分下岗甚至失业职工，事关整体改革的推进，也关系到这些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财政拿出1000亿元资金用于职工安置，既体现出国家对相关企业下岗职工的责任意识，更体现出人文关怀。有国家巨大投入的支持，有各种保障制度的维护，有创业优惠政策的辅助，有企业自身转型升级和创造条件的吸纳，有广阔的再就业市场环境，解决好180万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并不是太大的难题。
尤其要看到，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供不应求格局，为吸纳这部分下岗职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新兴服务业的就业形势乐观，交通运输服务、技工、操作工和销售业务等职业求职竞争压力较低，就业形势相对较好，这些都和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职工下岗再就业有着很大不同。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更有充分的就业岗位，加上下岗的这些国有企业职工本身具有良好的职业和文化素质，仍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此，只要政府部门善于引导，市场完全可以消化。
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关系到企业职工的民生，也影响甚至决定着未来全面化解产能过剩的顺利推进。在保持信心与乐观的同时，更应探索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让相关的国企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并引导就业，为进一步全面推进化解产能过剩，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可资借鉴和复制的行动指南。
以“岐黄之术”助力健康中国
解决世界性的医疗、医改难题，建设健康中国，都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国粹——中医药。
九九消寒图还没写完，中医药就迎来了拂面而来的春风。近日，国务院发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药产业列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中医药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拉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序幕，古老的中医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医和西医属于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当作为“舶来品”的西医进入中国，“爬山、吃肉、骂中医”曾被当作一种时髦，中医药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进而被人忽略、忘却，乃至一度沦落到被废除的边缘。但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健康服务业蓬勃发展，中医药如同遗落的珍珠重放光彩。拭去厚厚的历史灰尘，中医药独特的价值正在
重现。《纲要》明确：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
“中西医并重”一直是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有人说，中西医早已不是“并重”问题，能“并存”就不错了。话虽偏激，却反映了现状。1949年，西医师8.7万人，中医师27.6万人。经过60多年的发展，西医师增加了30多倍，中医师只增加了不到1倍。《2014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76.0亿人次，其中中医类总诊疗人次8.7亿人次，只占11%左右。
中西医发展不对称，原因之一是中医药不被重视。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曾做过统计，上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拨出的卫生事业费，西医占97%，中医占3%。而在拨给中医的这一块里面，中西医结合的占97%，纯中医的占3%。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再加上造血功能不强，导致中医严重“发育不良”。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打着梅兰芳的牌子，却唱着流行歌的调子”。“以西养中”的结果是中医院普遍西化，两者差距越拉越大。
《纲要》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从思想认识、法律地位、学术发展与实践运用上落实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平等地位”。如此明确地要求二者“一碗水端平”，在中医药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在目前西医药一家独大的现状下，中医药如何赢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纲要》落到实处？需要完善中医药事业的政策机制，激发中医从业的热情，培植中医发展的沃土。更为关键的，是给中医药“松绑”，借中医药立法的时机，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让岐黄之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需要提醒的是，落实《纲要》不能变调走样，以西律中、以中适西，让中医药变得不中不西，名存而实亡。中医药的发展，须打好传承的根底，决不能背离本来规律，更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纲要》要求，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每千人口卫生机构中医执业类（助理）医师数达到0.4人。我们离这个目标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以提高中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深入挖掘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库。赢得中西医平等地位，拼的是发展实力，靠的是创新方法。通过现代科技、引入“互联网+”思维等手段，让中医药谱写新篇章，必能助力健康中国，为人类健康造福。
让职业教育铸造更多“大国工匠”
职业教育要推动劳动者自身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不断产生，也将为制造业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座。
近日，一组数据让职业教育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教育部长袁贵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我国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9年超过95%，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连续3年超过90%。从就业率来看，职校生已经成为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更加抢手的热门人才。
职业教育的发展，体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现代化水平。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
在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全社会也逐渐扭转了读职校“低人一等”的错误观念。这既为广大“蓝领”赢得更多尊严，同时也验证了职业教育的一般发展规律，那就是：职业教育要推动劳动者自身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不断产生，也将为建设制造业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座。
也要看到，职业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领域的软肋。一些人对职业教育的傲慢与偏见还普遍存在。寒假期间，浙江海盐某中学向学生群发短信，提醒“不要和职高生混”。这虽然是个案，但也反映出社会观念的滞后和少数教育者的偏见。职业教育要想找到自己的蓝海，需要通过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接轨，与市场需求结合。“在黑板上耕田”“在课本上开机器”，职业教育这朵“野百合”就不会有春天；只有站在田埂上、守在机床旁、蹲在车间里，紧贴结构调整、密切服务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精准对接社会发展用工需求，才能为职业教育赢得应有尊重。
在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的今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更加精准。春节过后，广州某制衣厂日工资400元招工遭受冷遇；福建泉州某工艺品公司月薪4000元并包住宿，也鲜有人问津；与此同时，四川成都不少“火锅厨师”却过剩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折射出我国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培养的滞后，也在拷问职业教育的精准性。尤其在今年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不能缺位。通过创新农学结合、弹性学制模式，促进下岗工人走进职业教育课堂等方式，有助于培厚人力资本的土壤，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和产业实践的精准结合。
打造“职教升级版”，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也是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经济转型升级和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同样是其他国家正在采取的做法。比如，去年，日本文部省决定关停一些院校文科专业，侧重培养实用型人才，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2014年，我国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正是为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建立巩固的、可持续的人才和技术竞争优势。为了对接“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适应“机器换人”催生的人才需求，各地已开始迅速部署。如浙江绍兴职业技术学校推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沈阳中德新松职业教育集团并购了有百年历史的德国陶特洛夫职业培训学院，等等。顶层设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当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环环相扣，高质量技术人才输送的途径就会更加畅通。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关乎国计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相信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这朵“野百合”，一定会开遍原野，让更多的“大国工匠”，为更高更强的“中国制造”筑基。
让国民健康成为“幸福资本”
推动全民健身的普及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增进民生福祉，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必要之举。
结伴登山健身，邀亲友一起打球、游泳„„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运动成了不少人的假日休闲方式。既锻炼体魄，又能在交流中增进感情，体育锻炼的“魅力值”正在不断攀升。
然而，各地体育场馆数量不足与长期闲置并存的尴尬，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大家的运动生活。正因如此，当近日有媒体重提这一话题时，再次引发公众热议。
增加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的呼声，首先来自公众的健康需求。目前，一些地方的大型体育场馆，与公众真正的使用需求存在脱节，在高维护成本的现实面前，运营常常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大型体育场馆中，标准体育场占据体育场馆总数超过60%，但每周吸引超过500人次健身的仅占不到55%。收费过高、管理不善、发展模式陈旧、服务理念落后„„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其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辐射效应。
学校的体育场馆和中小型健身场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公办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可是，由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馆，占全国体育场馆总面积的53.01%，目前整体开放率仍在低位徘徊。而中小型、社区型健身场馆，因为总体数量少、消费价格不菲，远远无法满足民众需要。至于30多万个小型室外体育场地，在部分城市甚至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机。
据调查，在20岁以上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有超过20%的人认为当前体育场地设施离期望值“相差较远”，有65.2%的人希望建设社区（乡镇）健身活动中心。“健身热情高，奈何场地少”，可以说，体育场地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是制约公众将锻炼计划转化为行动的重要客观因素。唯有继续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为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搭建好服务平台，切实解决好场地不足，设施、服务配套跟不上需求等问题，城乡居民体育锻炼的参与度才有可能“水涨船高”。
从这个角度来说，扫清观念、体制障碍，推动全民健身的普及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增进民生福祉，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必要之举。也正因此，近年来，国家体育部门多次督促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各地政府也逐渐把全民健身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体育锻炼需求，关键在于“对症下药，辨证施治”。“适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健身路径多，专项场地少；适合晨晚练、女性和文体合一的利用性场地多，专用性场地少；室外场地多，室内场地少。”有学者曾用“三多三少”概括国内的公共体育设施配置。体育事业的改革，需要盘活资源存量，做好增量文章，打通影响产业发展的“肠梗阻”。当更多的体育场地进入“全民健身”模式，公众每一份激情、每一滴汗水，才能找到释放与挥洒的合适空间。
“今年笋子明年竹，少年身壮老年福。”国民的健康，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体育运动则是实现健康的最有效投资。人均约1.5平方米，约合23张A4纸大小的体育场地面积，比10年前增长了40%，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从现在起，相关单位主动“干”起来，老百姓主动“练”起来，全民健身蓬勃发展，国民身体素质不断提高的愿景，必能早日成为我们深以为傲的“幸福资本”，工作、生活的“动力之源”。
从非遗上春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除夕夜播出的央视猴年春晚，不仅主打“家庭收视”概念，更设置了四个外景分会场。
而整场晚会大量非遗元素与现代科技、流行文化的“混搭”，东西南北各地民俗文化符号的涌入，让这场春晚显得年味儿十足。华阴老腔一声吼，震撼了全场，唱得气势磅礴，唱得观众热血沸腾；唱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也唱出了非遗文化的生机与气场。
其实，在整个春晚舞台，非遗元素不胜枚举，比如歌手萨顶顶演唱歌曲时，云南彝族舞蹈演员所带来的海菜腔和跳菜舞就是非遗。据介绍，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首，被誉为民族中的“美声”唱法。跳菜舞，是云南南涧县境内彝族民间办宴席上菜时，为敬重宾客和增加喜悦气氛而跳的一种风俗礼仪性舞蹈。他们极富地方特色，又富有生命力。
非遗元素的融入，彰显了古老文化的魅力，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正如萨顶顶接受采访时所称：“感谢来自云南南涧的跳菜团队、‘花腰歌舞’的团队，这两个团队在这个节目中表现出了民族的文化和自豪感，这一点特别重要。”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春晚在以往节目编排的基础上，创新性的融入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并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巧妙地与不同风格的流行歌曲相结合，让全球观众能够欣赏并了解到中华大地优秀的传统文化。
非遗上春晚，具有多重内涵。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基因，保留了中华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的痕迹与活力，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尊重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保护老祖宗筚路蓝缕的历史胎记，也是传承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智慧与才华。
作为全国民众一道不可或缺的“年夜饭”，端上非遗这道菜，显得不仅不违和，更让人有一种亲切感。不难想象那种场景，当彝族人看到本民族的海菜腔和跳菜舞，一定欢呼雀跃，激动万分。而其他民族的同胞，同样不会生疏，而是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
央视春晚受众多，影响大。非遗上春晚，可最大程度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中国的非遗不仅在中国留下美名，在全世界都会引来关注。众所周知，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灿烂的文化，今天，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文化遗产。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冯骥才担忧：“就目前来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第二轮破坏。”诚然，文化遗产国宝，是国粹，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是必须善待的好东西，保护文化遗产，刻不容缓。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座宝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深处。我们在致以敬意和温情的同时，还应该思考，如何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使之焕发风采。在春晚这个大舞台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毫无生气的老古董，还融入了现代文明气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春晚，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显然更有未来。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如果把传统文化比喻称奔腾不息的漫长河流，那么今天我们致力于保护好非遗，通过各种场合尊重和传扬非遗，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会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窥一斑而知全豹，非遗上春晚，令人欣慰，值得拍手称快。传承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将国56个民族、13
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还能创造更美好的精神家园。
文化产品要走近“小镇青年”
最近，文化娱乐市场中的“小镇青年”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得益于这一庞大观影群体的贡献，今年春节档票房6天超过30亿元，同比增长67%。去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超过17亿元，已被称为“内地电影市场迎来了一次强烈的爆发”。而猴年电影票房再创新高，堪称中国电影史上又一“彩蛋”。
猴年票房为何这么火？除了影片本身的因素，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影院建设逐步完善，使得有文化消费能力、也有消费意愿的“小镇青年”崛起为票房生力军。有人乐观预测，未来两到三年内，中国将超越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谁来撑起这一新兴的电影市场？小镇青年堪称主力军，构成这一群体的，既有长居城镇的青年，也有春节期间的返乡青年。
早有人断言，得三、四、五线城市得票房，“国产电影要看小镇青年脸色”。据相关调查机构的统计数据，今年三、四、五线城市票房增幅明显，三线城市较去年则增长65.8%，但最大增长则为四线及以下城市，达104.97%。可见，小镇青年虽然被很多人认为在“主流”市场之外，但他们对电影票房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的品位或口味，也影响着电影产业的内容和制作。
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重新审视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小镇青年”，了解并引导他们的需求，贡献能为他们接受的文化产品。关于小镇青年，以往不少作品中刻画的形象要么木讷、沉默，要么前卫、出位，总之和现实中的他们有不小距离。比如电影《心花路放》中，就有一个周冬雨饰演的小镇青年：黄头发，黑皮肤，顶着一头“杀马特”造型，大大咧咧，行为出格。其实，被标签化的小镇青年，需要正名，他们的精神需求、文化消费的渴望，同样需要被尊重和满足。
目前，我国城镇差距仍很明显，但鸿沟正在填补。在信息和资源共享时代，对于生活在小城镇的青年来说，口袋富起来了，脑袋也想富起来；解决了口腹之欲，还想大饱眼福。可以说，他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被唤醒。从搬起小凳子到村头看露天电影，到买票走进豪华电影院；从盼星星盼月亮一年看不上几部电影，到最新的国内外大片同步上映„„电影的变迁沉淀着基层民众的心灵河床，改变着小镇青年的审美观，甚至见证着他们的文化成长过程。
毋庸讳言，在某种程度上，小镇青年是被长期忽视的文化消费群体。面对这个庞大而生动的群体，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品，既需要向小城辐射文化魅力，也需要尊重他们的趣味。电影技术再先进，如果不接地气，就可能水土不服；投资再高，如果缺乏穿透力，就难以渗入基层的文化肌理。当然，正如老艺术家吕中所称，“观众是需要好好引导的，而不是一味去迎合”。别高估了庸俗的力量，也别低估了小镇青年的审美能力。
“美食和美酒，足以使平凡的一餐变成一场恋爱。”这是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经典
台词。当小镇青年逐渐喜欢上电影，当越来越多的影片以独特品位吸引住小镇青年，双方就会谈一场令人心动的“恋爱”。由此才可以说，国产电影会更有市场，未来也更有底气。
别让“留守”固化为成长标签
“全面”二字，意味着“一个也不能少”。如果没有全体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数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小康就会打折扣
“我和哥哥弟弟在家里很孤独，我真的很想你”。猴年新春来临之际，一名广西留守儿童稚嫩的笔迹，道出了无数孩子朴素的心声。春节假期已过，很多人开始回味团圆的美好，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一年一次的短暂重逢更是漫长的等待。正因如此，国务院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再次凝聚了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目光。
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关于留守儿童的舆情事件增幅显著，直接印证了这一群体面临的“成长危机”。去年初夏，贵州毕节某家庭四名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曾令全社会为之震惊。监护缺位、教育缺失、关爱不足，导致“留守一代”在人身安全、教育启蒙、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伤痛”。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份全文超过6000字的文件，无论是分析成因、把脉症结，还是统筹兼顾、布局对策，都反映出中央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切关注，也展示了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的治理决心。综观方案，既对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出总体要求，又着眼于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救助保护机制，还强调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如此系统的安排与部署，称得上破解农村留守儿童难题的一套完整方案。
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留守人群成为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除了诸多“治标”的配套手段，正如国务院此次出台意见所指出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刻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想从根本上破解留守问题，就必须改变“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尽可能减少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时空分离。
近年来，多地纷纷施策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正是致力于从源头上消除留守现象的努力。以重庆为例，据统计，从2012年的107万人到2015年的89万人，3年时间全市留守儿童总量减少约18万人。另一方面，城市也应更加包容，为农民工筑梦城市降低门槛，想方设法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让他们有能力将孩子安置在自己身边。去年在户籍和居住证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一部分意义就在于此。
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权利，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夯实的价值认同，更是中华文明流淌着的文化血脉。更重要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胜阶段，“全面”二字，意味着“一个也不能少”。如果没有全体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数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小康就会打折扣。正因此，下一步关键还是要把“意见”落细落小落实，努力在实践中形成一套更为细致、更可操作的规范体系，有效扩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通过改革发展给予他们以力量
和希望。
“没有一种服装比爱更合身，没有一种装饰比爱更迷人”。对儿童而言，父母的关爱与陪伴，永远没有替代品。此次《意见》的印发，应该唤起方方面面的切实行动，让家庭的亲情陪伴、社会的多元救济与国家的制度保护汇集成强大合力，避免让“留守”固化为一代人的成长标签，带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童年，同时给中国的未来带去更美好的希望。
吃鱼纠纷背后的旅游业纠结
人们对旅游目的地的服务业素质、执法水平乃至当地人的文明程度，释放出了强烈需求。
社会新闻上升为舆论热点，最大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判断当事者的对与错，而在于触碰到了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哈尔滨万元铁锅鱼”之所以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发酵，就是因为直接撞上了人们的旅游体验。
对于消费者在网帖中提到的价格问题、执法态度、消费金额等疑问，当地都给出了回应，认为“明码标价”并不违规，同时公众也确认了“鳇鱼售价不在指导范畴”等认知，了解到实收餐费“打了七折”等事实。而对于是否“缺斤少两”、到底“谁先动手”等问题，还在继续核实中。好在调查组终于在15日下午联系上了消费者，事件的全部细节有望水落石出。应该说，当地政府部门的介入和调查比较迅速，但舆论对立的局面却还在持续。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大家现在谈论的已经不仅仅是吃鱼纠纷，而是对于旅游产业的纠结。
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春节公民出境游人数（不含港澳地区）达到51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无论是东京的银座，还是首尔的乐天，到处可见国人“如逛超市”般提着大包小包的身影。从去年开始，中国人已经荣登全球出境旅游消费第一位。有位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实在，“春节期间国内旅游和一些出境游的成本差不多，而且国外的服务、配套还好些。”游客用脚投票，不仅反映了中国旅游产业内外竞争激烈的现状，也生动阐释了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之间的矛盾。
中国坐拥世界上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最庞大的旅游消费群体，这也让不少地方政府以为发展旅游难度并不大。当年仅仅因为一部《丝绸之路》纪录片，就让大批外国游客蜂拥而至，即使当地服务配套并不完善，也足以带火丝绸之路游二三十年。依傍名胜古迹、名山大川经营吃住行的店家甚至直言不讳：中国人这么多，就算只做一锤子买卖也足够吃一辈子。这样的产业状况和业态心理，一旦碰到游客们不满足于“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开始追求“到日本做健康检查，到马尔代夫拍婚纱照，到大堡礁考潜水执照”，马上显露出尴尬和不适。
旅游者对旅游产业的期待，早已超出了我们既有的一些供给认知。旅游体验，不仅包括吃行住玩，旅游产业，更需来一次转型升级。从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旅游纠纷可以看出，游客
对旅游目的地的服务业层次、执法水平乃至当地人的文明程度，都释放出了强烈需求。与其说游客是在吐槽某地区的旅游环境，不如说是在追问整体发展水平和全面管理能力；与其说舆论是在谴责旅游产业“硬实力”不足，不如说是在期待与旅游体验有关的“软实力”进步。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对发展旅游业寄予厚望，期待这个产业能成为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实际上，开发旅游与搞工业园、做房地产不同，尤其需要有手段平抑被旅游拉高的物价，需要有思路提升本地文明习惯。只有那些能够接受“最挑剔意见”的景区，只有那些真正领悟“功夫在诗外”的地方，才能修炼好管理和布局的“内功”，做到宾客盈门。
在“更”字上书写“舌尖安全”
开年讲话聚焦食品安全，既是给“年味儿”送上安心味道，也是打响“十三五”期间食品安全工作的发令枪。
春节将近，准备年夜饭的心情是幸福洋溢的，储备年货的表情是笑意融融的。这个时候，无论谁都不希望问题食品来添堵。不仅如此，翻检老百姓2016年的心愿清单，食品安全名列前茅。而《2016年广东省十大民生问题调研报告》中，食品安全名列“什么都敢吃”的广东民众关心事项的首位。可见，“吃得放心”是百姓心中天大的事。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第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康，要落实“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民间有“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总书记的开年讲话“锁定”食品安全，既是给“年味儿”送上安心味道，也是打响“十三五”期间食品安全工作的发令枪，预示着未来要在“更”字上下足功夫，给保“胃”战的胜利注入更强信心。
写好“更”字，要把准国情，才能握好如椽大笔。我国食品安全总体向好，但形势依然严峻，既发生过“陈年冻肉”上餐桌、五常大米掺假等法治失序、道德失范的老问题，又有网购年夜饭不新鲜、“慢”快递导致食物变质等“互联网+食品”的新挑战。面对食品安全问题，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还要拿出更大决心、更有效措施。也要看到，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美英德等发达国家过去也曾经历了问题食品泛滥的阶段，现在亦不时有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因此，治理食品安全不会一劳永逸，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驰而不息、日拱一卒，用解决问题的成效累积性换来舌尖安全的持续性。
写好“更”字，需要摆好制度的笔砚、磨好法治的水墨。客观地讲，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渐趋成熟。但也还存在不少短板，如食品生产加工透明度不足，监管还存在人手不足、力量有限的问题，质量认证体系的权威性也还不够，食品可追溯体系尚处于起步水平„„如何进一步织密制度的笼子，如何让“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发威，需要在“十三五”期间重点攻克。
写好“更”字，政府、企业、百姓都是执笔人。记得作家毕淑敏讲述过一顿乡下美味，
食材看似与城里没区别，却是老农取之于“土法”种植的自留地，而他拥有的另一块使用农药化肥的庄稼地，则是专供城里人。讽刺的是，老农的孙女考上了大学，即将成为“专供”的城里人。作家讲述的如一个醒世喻言，问题食品危机四伏，人人都是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每个人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将成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的“试验田”。除了政府要把“为民之心”端上桌，生产经营主体也要流淌“道德血液”，消费者更要多点较真的权利意识，一个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才能形成。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把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作为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许多省市正在积极创新监管方式，有的省市将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不少企业主动加入“明厨亮灶”“透明车间”等活动，多数地方的街头乡间流动着义务监督员的身影„展望未来，星火正成燎原之势，相信2016年，“舌尖上的中国”会让更多人吃得放心、吃得开心。
以“新理念”培厚农业土壤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让农产品供给不断适应需求的变化。
27日晚，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与此前12年一样，这一引人注目的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工作。而此次，“新理念”成为这份文件的一个关键词。
颇有意味的是，与13个“一号文件”相伴的，是粮食产量从2004年至2015年的“十二连增”。“历史未有，世界罕见”，业内人士如此评价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这个成绩的确来之不易。但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些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一边是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一边是进口量创历史新高；一边是价格低廉的国内农产品销路不畅，一边是高端高价的进口农产品屡被抢购；一边是农药化肥过量使用推高农民种植成本，一边是土地水源已经难以承受污染之重„„种种矛盾倒逼之下，中国农业该以怎样的姿态开始新的征程？正如今年“一号文件”中所说，我国的“三农”工作，“既面临诸多有利条件，又必须加快破解各种难题”。
现象背后是问题。今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发展同样是重中之重。从供给侧看，生产成本过高，资源透支利用，部分农产品供给不适应需求变化，一些品种亟须压产能、去库存。直面矛盾，破解难题，必须运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做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落实“一号文件”强调的“发展新理念”，这是一个重要抓手。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让农产品供给不断适应需求的变化。当我们告别了短缺，物质供应日益丰富时，农业生产不能再简单地以产量论英雄。现实中，还屡屡出现一些地方农产品滞销的情况，让农民“丰产”却不“丰收”。而且，当人们对于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不断提出新要求时，农业生产更要在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上多下功夫。正因如此，“一号文件”才专门强调，要“加强农产品流通设施和市场建设”。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篇涉及生产力调整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大文章。当前，就是要按照“一号文件”的要求，既做好减法，也做好加法，把该减的减下来，该补的补上去。去库存，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个别农产品过大的库存量减下来；降成本，就是要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等的不合理使用，把农业生产成本降下来。补短板，既要补农业基本建设之短，也要补农业生态环境之短；提品质，就是要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上去。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任何时候都得绷紧粮食生产这根弦。因此，不能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等同于压缩粮食生产，更不能搞运动式调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提高粮食产能，仍然是推进这项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任务。
既然是改革，就会产生阵痛。面对改革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应提早应对。其中，保障农民利益是关键。正如“一号文件”所言，要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在“镰刀弯”地区压减玉米产能，调整种植结构。如何保证调整的方向农民能接受，调整过程中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些既需要提前做好规划和设计，也需要其他农业农村改革给予配合。
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让农村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发展新理念正当其时，改革新举措正当其用。
招远“拾荒老人”观照时代之正能量
1月18日上午，曾当选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获得“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93岁的拾荒助学老人刘盛兰遗体告别仪式，在山东招远殡仪馆举行。18日清晨，虽然招远飘起了雪花，但还是有很多人冒雪来到现场送老人最后一程。
刘盛兰是招远市蚕庄镇柳杭村一位孤寡老人，20多年来，将拾荒得来的10多万元捐给了全国100多个贫困学子。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身安故土，余“香”绕梁。顶风冒雪送故人，想来不仅是感动于“今世武训”的事迹，更重要的，是在老人身上观照到时代之正能量、社会之价值观。
古人云，礼失求诸野。在社会道德领域“雾霾蔽日”的时候，“拾荒老人”就是净化晴空的暖流。他是对精致利己主义的反讽，是对私利与奢欲的警醒，更是“人间有爱”的佐证。无独有偶的是，在河南伊川县鸦岭乡，也有位叫做胡发生的残疾老人拾荒助学18年，直到去世前一天，仍在佝偻着背捡破烂。拾荒助学，爱传百城。他们在感动助学对象的同时，也感动了整个中国。也许善与美，本来就是多元而丰盈的：传统美德是美，志愿精神也是美；穷人助力是美，富人慈善也是美；英雄壮举是美，凡人小善也是美。
“拾荒老人”或者只是个符号，在他们身上，洋溢着亘古不变的道德操守，彰显着时代
与民族的价值情怀。今天的缅怀，并不仅仅是情感表达而已，从寻找感人事迹、发现最美人物，到形成道德风尚、构建大美制度，高山仰止，见贤思齐，从感动到身体力行，从致敬到从善如流，人人出点力，个个尽份责，老人的心愿定会成为美好的现实，而集结起来的凡人之善，也定会成为推动社会向前的伟力。
以“复方”根治滋补品乱象
无论药品补品，不减人工物力，是企业常青的第一法则，也是行业兴盛的不二法门。
近期媒体报道的一个数据，让阿胶行业陷入“集体尴尬”。据统计，以目前中国市场阿胶销量估算，每年需驴皮400万张左右，而国内供应不足180万张，即使算上进口，可供制胶的驴皮也只够实现当前产量的六成。
“驴唇不对马嘴”的数据缺口，反映了阿胶行业“偷工减料”的事实。报道称，目前市面上食药用阿胶产品，鱼龙混杂，有的阿胶糕甚至根本不含阿胶成分。其实，此前媒体对于阿胶企业制假就屡有报道，而此次估算，更让人进一步看到行业乱象。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阿胶这个“以皮为本”的行业而言，原材料是首先需要保证的。“役用养驴”向“商品养驴”转型导致原料短缺是客观事实，但是“马皮阿胶”“狗皮阿胶”却并非必然选择。阿胶传统悠久、接受度高、市场需求大，以次充好甚至以假乱真，损害了消费者最基本的权益。不管是通过全产业链模式实现毛驴养殖规模化，还是通过提价保质实现市场出清，抑或是通过开发替代品的技术创新，都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事实上，不仅是阿胶，许多传统滋补品都面临类似的困境。如虫草，屡有喷水、胶合、加面粉乃至金属粉的造假报道，鹿茸、灵芝、雪蛤、人参等，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若任凭劣币驱逐良币，不仅危及食药品安全，更危及行业长远发展。
长期以来，从建立标准到专项整治，相关部门一直在规范与引导营养保健品行业的发展。但事实证明，面对连年涨价的高收益，“道德”常常失效；面对横行的“潜规则”，监管也难免法不责众。规范营养保健品行业，不仅需要道德自律的方剂，也需要强化监管、产业健全与法治建设的“复方”。
对于各种滋补品，需要有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不管是对随意夸大疗效的广告建立评价标准，还是对相关生产企业的审批提高准入门槛，都需要主动作为。另一方面，滋补品的监管不仅是个行政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如阿胶，之前原料鉴定还有困难，但如今DNA全检技术已经可以实现100%测出阿胶成分。以技术创新来推动“疑难杂症”的攻克，应该成为从企业监测到政府监管的新思路。
同时，这一行业存在的问题，也需要用“发展”来解决，通过更健全、更健康的市场，在行业内部实现优胜劣汰。完善市场驱动机制，才能让滋补品的质、量、价更合理调节；避免过多的资本向初加工领域集聚，才能实现产业深化发展；打通上下游实现全产业链生产，
才能破解原材料困局，让高附加值不再遥不可及；而更好地树立品牌意识，才能让传统的金字招牌屹立不倒。
要保证源于传统文化的特色优势能充分发挥，也应该让政策法规与行业的特点规律相衔接，一帖“法治”的方剂必不可少。广义上看，传统滋补品也可纳入中医药体系，如阿胶、虫草、人参等，本身已被收入《中国药典》。去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中医药法治化进程已经开始。以法治手段理顺治理体系，让监管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依法制药、依法治药，才能减少“狗皮阿胶”“问题虫草”。
同仁堂门前有一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无论药品补品，不减人工物力，是企业常青的第一法则，也应是行业兴盛的不二法门。
“罂粟壳混上餐桌”的真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背后有管理问题、文化问题、人心问题，决不能让美味和安全成为“鱼和熊掌”、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通报了35家涉嫌违法添加罂粟壳的餐饮服务单位，其中还包括京城一家天天排大队的饭馆。舆论的一个共识是，不管是小餐馆还是大品牌，无论是袋装熟食还是现做“堂食”，只要涉嫌添加有关致瘾品，就应依法处置。
毒品还是调料？人们对罂粟壳的认识，还存在一些模糊之处。由于被认为有香料价值甚至致瘾功能，在一段时间内，使用罂粟壳成了一些餐馆留住回头客的“公开秘密”。一些不良商家大动歪脑筋，专门用罂粟壳熬制“老汤”，想要用“舌尖上的成瘾”换来“腰包里的大钞”。
2000年，最高法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中，罂粟壳已经被归类为“其他毒品”。2008年时，原卫生部明确把罂粟壳列为非食用物质。国家禁毒委等还曾下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行为”。事实上，罂粟壳如果食用过量，轻则乏力、面黄肌瘦，重则损害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显然，以罂粟壳调味，既有损身体健康、践踏商业伦理，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在餐饮已经产业化的今天，往食物中加哪种香料、加多大剂量、有无副作用，可能决定着食用者的健康。小小罂粟壳提示我们，既想吃到美味，也要健康安全，这绝不能是一道“鱼和熊掌”、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食品安全大于天，这首先是个管理问题。就以罂粟壳为例，“部分药用”变成了端上餐桌、“法律禁止”变成了公开售卖，哪怕就像有些餐馆声称的“供应商设备残留”，仅仅靠执法打击的“末端治理”，恐怕仍难以打消人们对管理违禁物品的忧虑。源头在哪里、如何从各个环节入手管控、怎样普及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等，如果回答不好这些问题，那么通报的35家餐饮单位就可能只是违法添加的“沧海一粟”。
食品安全关乎人，这其实也有个文化问题。中国农业大学一位副教授曾做过一个实验，将罂粟壳和形似罂粟壳的草果，分别加入火锅中烧煮半小时，结果并没吃出火锅味道上的差异。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教授陆林也认为，罂粟壳本身没有味道，有些甚至带有酸涩的苦味。行业中、社会上的“以讹传讹”，竟然能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铤而走险，甚至让一些食客也为使用罂粟壳“辩护”，不能不说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都有待加强。
食品安全重于山，这最终是个人心问题。多年来，从穿山甲到果子狸，从二噁英超标的烧烤到如今再受关注的罂粟壳，食品安全的警钟一再响起，可还是屡屡出问题。中国人爱吃会吃，但饮食安全应该有底线。不管是政府监管者、餐饮企业，还是消费者，哪些可以食用、哪些不能添加、哪些可在一定剂量范围内使用，都应该明白准确，不能因为“潜规则”而使之含糊过关。“地沟油再便宜也不能用”的观念不仅应成为共识，还得变成实际治理作为、自主选择，否则难免再出现跟罂粟壳类似的“香料”。
“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从古至今，“民以食为天”绝不是小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下最大气力抓好。”狠抓且抓好，在寒潮来袭的冬日里，老百姓就不会为“去哪儿喝碗放心羊汤”而顾虑了。
让“春运拼车”一路顺风
给企业、社会优化出行方式的探索更大空间，相关部门可以结合“互联网+交通”的发展情况，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提供有针对性服务、完善法治保障。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临近，交通运输部表示，鼓励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拼车出行。随着私家车增多、高速路延伸，如何让“拼车”成为春运的有益补充，正是管理部门可以思考的问题。
对于拼车回家，公众有着较强的诉求。一个网络约租车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跨城拼车预约订单已经超过58万，数量还在激增。的确，火车票难抢，飞机票太贵，拼车回家虽非最优选择，但方便、便宜，应该会受到欢迎。交通运输部的表态，体现了对社会关切的回应，对社会力量参与春运分流的肯定，是管理理念、服务手段的与时俱进。
春运拼车回家，并非新鲜事。从上网发帖邀拼车、求拼车，到在公益平台上共享拼车信息，这几年春运，拼车都是一种“自发形成的运力”，满足了不少人的出行需求。不过，由于对司机个人品质、驾驶技术、车辆状况等方面的顾虑，以及明确相关责权的法律法规的空缺，不少人对于拼车回家的方式，仍抱持观望、怀疑态度。如何让顺风车更“顺风”，需要的不仅是鼓励。
其实，去年交通运输部关于网络约租车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就明确了“不以盈利
为目的”的拼车、顺风车可以存在。地方层面，北京市交通委2014年发布了《关于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规定市民签协议拼车，将不会被认定为非法运营的“黑车”，同时可以合理分摊费用。这些都是拼车取得“合法身份”的一个标志。
不过，和平常出行不同，春运期间，拼车有很大一部分是跨城市、跨省份的。远距离、长时间的驾驶，让拼车面临的各种“老问题”，更加凸显。如何最大程度确保不出意外，是乘客最为关心的问题。如何分摊行驶成本、能否收取驾驶费用等，也需要有明确标准。而各地管理拼车的态度尚不明朗，执法标准和尺度也不统一，拼车上路会不会有汽车被查扣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保障好拼车双方的合法权益，主管部门有必要尽快拿出具体、可行的管理方案，明确执法底线，为非盈利性质的拼车出行提供准确的规范参照。
今年春运讨论拼车，网络约租车平台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春节前，已有多款打车软件推出“跨城拼车”业务。毋庸讳言，利用打车软件拼车回家，今年肯定会大量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这些平台提供的拼车服务，更需要做好规范和管理。应该规范和约束打车软件运营商，在司机资质审核、准入门槛设定、车辆安全性能、交通保险保障等方面，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防止他们为了抢占出行市场，而忽视了最起码的保障司乘安全的社会责任。
客观地说，面对短期陡增的人流、形态各异的需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拿出十全十美的交通解决方案。无论是以“大数据”研判旅客出行规律提前做好部署，还是给企业、社会优化出行方式的探索更大空间，应对不断变化的春运形势，相关部门的治理“工具库”里，完全可以添加几样“新物件”，结合“互联网+交通”的发展情况，在创新管理模式、提供有针对性服务、完善法治保障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实现新的突破。鼓励拼车出行开了个好头，期待有进一步的法规、意见来保障政策善意的落地。
“分享，带来温暖”，爱“拼”才会赢„„当春节拼车回家这一互助型出行方案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交通选择，明确司乘双方的权责，才能打通拼车之路的“堵点”，使之能够更有效率地公众出行，减轻交通压力。而这，恰恰是群众期盼和交通部门工作的交集所在。
激发公共治理的群众力量
发挥群众的重要作用，从政府的“我治理”转变为全民共治的“我们治理”，能提高我们社会的“免疫力”。
“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丰台教导队”„„最近一段时间，这类公民群体“频频立功”，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群体分布在城市的每一处，连接着安全系统的神经末梢。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又发布消息称，在首都的网络安全治理中，3000名“网警志愿者”协助警方铲除网络毒瘤。
诸多公民群体参与到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之中，体现了群众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意识的回归。不管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虚拟空间，这些公民群体的背后，都是群众被纳入到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实现了群众和政府治理的有效对接。
动员群众力量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我们对这样的方法并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就是与群众共同管理、一起治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类似的成功案例证明，发挥群众的重要作用，从政府的“我治理”转变为全民共治的“我们治理”，也是公共安全治理理念和方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群众和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绝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工作关系，更应该是合作关系，这已经成为可贵的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明确提出，必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系统治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今天，公共安全领域能突破传统治理模式，吸引更多公民的参与，不仅创新了治理方式，更让“公共安全”这个统一的公共价值，将公民和政府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涵养社会“价值理性”的可贵尝试。
现代社会，在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群众力量的动员与发挥变得更加重要。以“朝阳群众”为例，自2014年以来，多名涉黄、涉毒明星接连遭北京朝阳群众举报，被警方查获。网友戏称，朝阳群众是“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对犯罪行为的威慑作用大大提升。的确，如果将社会比作肌体、把危害社会安全的因素比作病毒，那么动员和发挥群众力量便是提高肌体免疫力，相比单纯靠公共安全部门监管治理的药物去疴，显然是更优选择。“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以及“网警志愿者”等公民群体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初步显示了我国社会环境治理具备了“自净能力”。我国公民已经开始主动提升自己所在社会的道德标准，自愿维护自己所在空间的法律基础和社会秩序。
群众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现实公共领域，在互联网带来的虚拟公共空间也大有作为。有人说，互联网不仅是技术变革，也带来了社会变革。互联网空间同样有威胁公共安全的隐患，并且由于相关标准与规则还未建立，公共安全问题愈发迫在眉睫。首都3000名“网警志愿者”的出现，将使这个领域的公共安全得到更为有效的保障。如果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解释，可以认为“互联网+群众力量”将带来更干净安全的互联网生态。
在公共治理中，群众有着最真实的感受、最广泛的“覆盖”，因而有着无穷的力量。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这股巨大的力量，为公共治理找到“提高免疫力”的治本良方。
理顺医患纠纷需以“理”服人
近日，一产妇在北医三院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的消息引发关注。亡故产妇杨女士所在单位发函称，希望医院对死者的离世原因做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医院则表示，初步判断猝死原因为主动脉夹层破裂，而杨女士去世后其家属数十人滞留产科病房，大声喧哗、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杨女士家属否认打砸医院和天价索赔。
“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有“万婴之母”之誉的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曾如是说。短短一句话，或许道出了所有妇产科医患人员的心声。妊娠
26周多的杨女士不幸离世，医护人员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家属自然更是难以接受，这是最正常的情感反应。
家属不认同结果，可寻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不满意调解，可拿起法律武器。面对调解，院方有权利辩解；面对被诉，院方更有责任直陈事实。这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最好路径。最糟糕的方式，则是将法律抛在一边，互相指责，甚至使用暴力。在“医闹”已入刑的情况下，如果维权手段过激，恐怕难逃法律规制；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若属医方有过错，同样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杨女士究竟死于何因，尚需调查；杨女士家属究竟有无打砸医院，同样需要调查。而在这关口，死者所在单位、医院、医师协会三方各自发出声明，一时被人称为“某某院大战某某医院”，也属于过度解读。法治时代，无非讲究一个“理”字。这个理，既是道理，也是法理。理直才能气壮，而不是比谁嗓门大。一起医疗纠纷，演变成围观者众的舆情事件，恐怕也非各方所愿。
多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催生了频繁出现的专业“医闹”，不仅让医护人员惶恐，也给很多患者带来不安。曾有医生感叹，不怕你告、就怕你闹，不怕流泪、就怕流血。化解医患矛盾，已到了必须重装“操作系统”的时候了——不再是小修小补，安装“杀毒软件”，而应该重建医患伦理，重构调解规则。
当前，处理医患纠纷，既不缺调解机制，也不缺诉讼手段。但是，对于少部分患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专业医疗知识匮乏，导致他们不确定调解机构能否保持公正，也不确定司法机关能否主持正义，于是不相信规则，也不相信法律。如何确保规则透明，如何力求信息对称，如何使法治的公正运送到世人心中，亟待破解。规则有公信力，法治有生命力，暴力“源代码”就失去意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固化思维就失去滋生空间。
更应看到，司法救济毕竟是最后的手段，而且事实上也不能“包治百病”。化解医患纠纷，更需重在防范。这既需要患者意识到，现代医术再发达，也有无能为力之时；也需要医者有严谨态度，有慈悲情怀，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药方，应是关爱。正如“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所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机械也不是冰冷的石材，而是一个个热血沸腾的生命，要求我们不仅是用头脑去思考该怎么治疗，还应该用心去感受、去帮助、去安慰。
医护人员和患者是不折不扣的命运共同体。在医疗水平贫瘠、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医患同舟共济，共驱病魔；如今，医疗卫生条件已经大为改观，医患可说是同乘“豪华游轮”，更应齐心协力，毕竟病魔才是共同的敌人。你若深信不疑，我必全力以赴。不断增进互信，不断激活制度的力量，相信医患关系终能走向融洽，实现共赢。
根治“年末讨薪”需共同使劲
法律兜底之外，还必须从管理机制、文化认知、社会结构等更多维度上，全方位、全过
程地为农民工群体“赋权”。
时近农历年末，农民工讨薪的报道，渐次出现。河南郑州七旬老人讨薪路上的辛酸生日、陕西西安农民工讨薪时意外死亡，虽是极端个案，但农民工被拖薪、欠薪的现象，还较普遍。
应该看到，这些年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恶意欠薪罪”入刑了，行政执法更主动，监察执法与法律援助联动更通畅，工资保证金等制度也在完善之中„„有各方的重视、有法律的保障、有治理的给力、有制度的支撑，欠薪问题相对过去有所缓解。但在现实之中，在一些地方，这一道道防护墙还是时有失灵。
法律是维权的重要武器，此类纠纷理应被纳入法治轨道解决。但也要看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原因错综复杂，拿起法律武器清欠，门槛不低、成本也不小。作为一个涉及数亿农民工权益的大问题，在法律兜底之外，还必须从管理机制、文化认知、社会结构等更多维度上，全方位、全过程地为这个庞大群体“赋权”——要想年底不集中讨薪，必须致力于平日的不欠薪，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最核心的逻辑。
从高度重视到有效根治，并不是发文表个态、出几条规定那么容易，甚至也不是“挤压”开发商和承建商给钱了事那么简单，而是既要有系统思维，也要做细致工作，通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将“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等理念，落实到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
从管理机制上讲，层层分包与转包在建筑业比例非常高，在层层拖欠的责任逃避中，农民工处于最末端，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缺乏议价话语权。因此，必须果决有效地推进工资保证金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等，对各个环节进行约束和规范，把“不能欠”置于“不想欠”之前。
从治理结构上讲，政府部门、司法部门、企业协会、公益组织、劳动者个体，在各自努力的基础上，更需要形成合力，让每一处背离法律规章的隐患，在第一时间排除。否则，就难免发生“哪里有窟窿就先拿农民工工资去填补，等到年底‘补’不了后跑路逃薪”的情况。
从社会认知上讲，客观上，很多用工形式不规范，农民工往往被视作“零工”“散工”，这也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农民工到年底“一次性数钱”，是一种“理所当然”。对于一个接近3亿人的群体，这种“理所当然”应该改变，加强用工规范、保障劳动者权益才是应有之义。
这几日，农民工巨晓林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消息广为传播。与之前的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一样，这同样释放着强烈的信号：近3亿农民工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运行体制当中来，正在成为现实。巨晓林表示，他要“做农民工的代言人”，将着重调研农民工薪酬、安全防护、劳动合同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很难，也必须直面的命题，需要巨晓林的努力，也需要更多巨晓林们的持续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脚手架上的建筑工、寒风里的快递员、忙前忙后的餐厅服务员、流水线上的制造业工人„„“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关注这些可能淹没在“大词”中的个体，带着感情去正视解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相信，在一个农民工大国里，可以蹚出一条更从容、更安全、更正义的权益守护之路，让他们能够带着笑容、带着尊严，播种希望、走向明天。
安全生产需要更多“笨功夫”
重特大事故频发绝非偶然发生、外力所致，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串联着一系列内部原因。
据了解，2015年全国安全生产统计数据显示：与2014年相比，全年亿元GDP事故死亡率等主要相对指标持续下降，较大以上事故起数和人数继续减少，重特大事故起数下降、死亡人数持平。
安全生产总体平稳的背后，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去年重特大事故频发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天津港“8·12”火灾爆炸、深圳“12·20”滑坡、陕西咸阳“5·15”交通事故、河南平顶山“5·25”老年公寓火灾„„去年，全国共发生37起重特大事故，平均约10天就有一起，人员伤亡惨重，社会影响恶劣。相比统计数字，那些触目惊心的凄惨场景、失去亲人的锥心伤痛无疑更能触动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体认。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重特大事故频发绝非偶然发生、外力所致，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串联着一系列内部原因：
从生产经营主体看，有些企业发展“粗线条”，工艺落后、能力有限，对生产线上的隐患浑然不觉；有些企业对安全“缺根弦”，意识淡薄、重视不足，隐患排查不力、安全投入不够、日常管理不严；还有些企业扎着“松紧带”，业绩好了抓一抓、经营差了放一放，怀揣侥幸心理、跟风险讨价还价。
从监管体制机制看，“篱笆墙”还远谈不上牢靠。一些地方将重视留在口头、行动止于文件，没有真正地把管理落实到岗、把责任具体到人；一些地方基层监管人手紧张、专业水平不高，既缺精力也无能力堵漏洞去风险。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只要重特大事故还时有发生，只要不期而至的灾难还无法避免，我们就没有丝毫理由放松对每个生命的悉心防护、对绝对安全的不懈追求。当前，安全生产领域最紧迫的任务、最有效的抓手正是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为此，我们必须踏踏实实下些笨功夫，从根本上提升全社会的本质安全水平，把风险隐患排查清楚，将事故概率降至最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期以来，矿山、尾矿库、危化品、油气管道、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涉爆粉尘等一直是事故“高发地带”。各地区理应结合实际，定下重点监管领域、拉出企业排查清单，经常说、反复管、不厌其烦地查，督促企业将隐患环节整改到位、把培训投入强化到位、把防范机制覆盖到位。同时还要在高风险行业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机制，构建预防性的“双保险”，将安全生产关口前移。
追责是最好的警示灯。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县都已构建起“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让责任意识入心入脑，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失职失责行为进行严肃追
惩。越是发生重特大事故，我们就越要不留情面地问责党委政府有关责任人，就越要依法让企业为漠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付出惨痛代价，就越要以此为契机向社会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技术是最好的泄压阀。在高危行业，我们尤其要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通过技术进步把人从高风险的生产环节上解放出来；要优化作业场所布局，采用空间物理隔离、技术监控等措施掐掉事故发生的“捻子”，将其拒于千里外。
岁末年初，既是事故易发多发之际，也蕴含着事业起承转合之机。在新一年能在安全生产上付出更加扎实有效的努力，让重特大事故不再频发，我们才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安宁更顺当。
用法治方式读懂“快播案”
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将对我们已有的法律观、权利观以及道德感带来冲击，我们需要跟上这种变化。
最近，北京市海淀法院开庭审理的快播公司及相关被告人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以下简称“快播案”），在网上引起激烈讨论。透视舆论热点背后，民意与司法、技术与法律的关系，足可为网络时代的司法实践提供一个生动的样本。
从一开始，快播案就呈现出鲜明的网络色彩。首先，被告方快播公司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其开发的播放器软件被称为“宅男神器”，拥有海量网络用户，从“出事”时起就引起众多网友关心。另一方面，北京海淀法院通过互联网主动进行司法公开，运用视频直播技术对该案件审理过程进行全程直播，使本案原原本本、“一刀不剪”呈现在网友面前，也让本案迅速成为2016年“互联网开年第一案”。
无论争论各方的观点如何，我们都要为本次庭审的公开程度点赞。正是法院的网上直播，使这一事件的影响力超出了狭小的法庭，进入广阔的公共领域。据统计，这场总时长达20多小时的“司法大剧”，吸引了100余万人观看视频。司法公开是最好的普法教育，让如此之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关注这次庭审，快播案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普法课。而本案所涵盖的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证据问题与技术问题、控方表现与辩护策略、互联网发展与法律边界等主题，都让本案有理由成为一则经典案例。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快播案本身就是司法信心的昭示，是中国司法敢于将棘手案件晒在阳光下的进步之举。
正由于快播案本身的法治意义，决定我们不能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身份立场来衡量其中是非，更不能像围观娱乐新闻一样，仅仅关注其中的“精彩语录”，最后以各种“段子”收场。特别是，中国法治进程走到今天，人们不应该再从“法治ABC”开始讨论，更不应该把法律问题涂抹上道德色彩，诸如被告人的辩护权、基本法律程序，应该成为讨论的起点而非焦点。基于这一法治常识，关于被告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应该交由审理者裁判。在此之前，他们只是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利，而法院也有权、有责根据法律独立作出裁判，不受外界干扰。如果通过网络的审判公开最终变成“网络审判”，变成比谁的嗓
门大、谁的发言“机智巧妙”，既偏离了本案网络直播的本意，也是对法治理念的背离。
关于快播案，目前网上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专业讨论。有来自法律界的探讨，也有来自网络技术人士的分析，这是有益于法治进步和技术发展的正确态度，也将使通过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成为可能。毋庸讳言，从快播公司前年被查处时起，关于网络技术的法律边界与道德底线，就已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讨论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个核心命题：立法和司法如何应对突飞猛进的互联网发展？如何让网络技术既便利生活又无损于社会善良风俗、更不能冲撞法律的底线？包括此次一些网友的吐槽，也不妨视为对司法能力的一个提醒，督促司法工作者时刻保持对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关注。
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人类文明史一再从正反两面说明这一点。技术进步若要真正成为“福利”，离不开规则和法律的守护，而法律也在不断的挑战与回应中得以完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将对我们已有的法律观、权利观以及道德感带来冲击，我们需要跟上这种变化。如同互联网刚出现时，没有人觉得盗版是件大事，如今已全然改观。快播案终将尘埃落定，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应当继续。
谁动了城市的文明神经
元旦过后，一段拍摄于上海地铁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名女乘客在吃泡椒凤爪，并有数粒骨头残渣散落车厢，在遭到指责后，她与周围乘客产生言语冲突，还拿出手机与人对拍。后在接受采访中，当事人坚称“没有乱扔，没有妨碍他人，没有影响公共环境”。
无独有偶。1月3日，广州一男子在地铁上嗑瓜子，随地吐瓜子壳；1月4日，一名身穿红衣、在南京地铁上脱鞋的女子，被人拍照并发到微博上。这些说起来并不算令人“深恶痛绝”的举止，之所以引起广泛热议，在于挑起了“城市的文明神经”。今天的社会，人们的文明素养较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过去“膀爷”满街晃也见怪不怪，现在谁要是衣冠不整，至少在正式场合会招致异样眼光；过去“房间那么大，吐痰还要找什么痰盂”，现在随地吐痰的现象在很多地方连小朋友都会制止。往大了说，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的表现，往小了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对不文明现象的敏感度在不断提高。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说到宜居城市，我们就会想到优美的环境、洁净的空气和成熟的配套等等，宜居不只是体现在硬件，还体现在软件层面。如果城市没有人文关怀，人人冷漠，缺乏助人为乐的风尚，如果市民公德稀缺，乱扔杂物成为家常便饭，也就谈不上宜居。于此而言，人们念兹在兹的城市文明，不只需要光鲜的城市外貌，还需要市民拥有健康的精神风貌，这体现在市民举止优雅、言行得体等方面，比如在公共场合能够保持克制，展现公德，尊重他人。
城市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表里两方面都需兼顾。如果说屡禁不绝的乱贴广告，是城市的“牛皮癣”，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是城市的“粉刺”，下水道拥堵、逢雨必涝是城市的隐患，那么少数市民缺乏公德，就是城市的“暗疮”，它更让人忧虑，也更需要医治。建筑繁华，人心荒芜，两者就会违和；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滞后，城市文明建设就会崴脚。
做好城市文明这篇大文章，并不容易。从一事一人的行为开始改变，却不难。著名散文家梁实秋就曾感慨：“不要以为不守秩序、不排队是我们的民族性，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今天，我们并不缺少法律，也不缺少制度规范，问题是如何使规范贴地而行。我们也不妨自问，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有没有不文明的行为？看到不文明行为，我们有没有制止？再比如，我们平时有没有流露出优越感，对外来人居高临下？“城市是我家，爱护靠大家”，如果只是流于口号，并不把她当家，一切都是白搭。
生活其间，你优雅，城市便不粗俗；你精神明亮，城市便不灰暗阴沉。当文明传递在城市的每个神经末梢，流进每个居民的血液之中，我们就敢说，这是一座有品位的城市，一座宜居的城市，一座闪烁着文明之光的城市。
每个时代都需要“辞源人”
一辈人接力一辈人，成就了今日之《辞源》，也将一种精神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各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100年前，张元济等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呼唤，于1908年启动了《辞源》编纂工作，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
100年后，2015年12月24日，历经8年编纂，《辞源》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
这是一种胸怀家国的文化自觉。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务”1/4的资本编纂《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只因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来光明时代。陆尔奎，第一版《辞源》的主编，2000多个日夜，罗书十余万卷，积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万字的《辞源》，融旧学新知于一炉，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得以传承复兴、发扬光大。1931年时，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
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传统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写体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如此，“商务”出版人一直明白，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那些永不褪色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于是，我们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辞源》，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的修订，它将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
这更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1976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笑称自己是“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而《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坚持
每天做60张卡片，最后竟积有30余万张卡片，书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订中，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学者，硬是用了1800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万条，改动率达40%。
人们常说，辞书修订是一个弹性较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弥补旧版系统上的缺失，殊为不易，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相比过去，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可以提供线索，但恰恰是这些浩瀚的资料，更需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哪里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
8年的时间，足以写一部好的专著，留下几篇好的论文，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们中，最长者已有82岁，最年轻的35岁，每个人都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容编撰词典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这言语中带着自谑，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
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而辞源人的文化，也在一辈一辈的接力中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每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一辈人接力一辈人，成就了今日之《辞源》，也将一种精神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各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100年前，张元济等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呼唤，于1908年启动了《辞源》编纂工作，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
100年后，2015年12月24日，历经8年编纂，《辞源》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
这是一种胸怀家国的文化自觉。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务”1/4的资本编纂《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只因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来光明时代。陆尔奎，第一版《辞源》的主编，2000多个日夜，罗书十余万卷，积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万字的《辞源》，融旧学新知于一炉，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得以传承复兴、发扬光大。1931年时，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
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传统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写体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如此，“商务”出版人一直明白，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那些永不褪色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于是，我们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辞源》，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的修订，
它将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
这更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1976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笑称自己是“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而《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坚持每天做60张卡片，最后竟积有30余万张卡片，书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订中，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学者，硬是用了1800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万条，改动率达40%。
人们常说，辞书修订是一个弹性较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弥补旧版系统上的缺失，殊为不易，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相比过去，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可以提供线索，但恰恰是这些浩瀚的资料，更需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哪里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
8年的时间，足以写一部好的专著，留下几篇好的论文，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们中，最长者已有82岁，最年轻的35岁，每个人都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容编撰词典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这言语中带着自谑，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
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而辞源人的文化，也在一辈一辈的接力中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每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善待乡村教师，延续乡村之光
让乡村教师受尊重、有回报、得发展，让他们有意愿、有信心，也有能力撑起乡村教育的一片蓝天。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海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明确未来5年每年定向免费培养300名乡村教师，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放宽乡村教师的职称评聘条件等。消息一出，引发人们对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的关注。
一说到乡村教师，眼前总会浮现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晴雨，扎根在最贫瘠也是最需要教育的基层。他们是春泥，成为滋润乡村教育的沃土；他们是烛光，照亮了贫寒子弟走出大山的前程。他们用坚守，为乡村播下希望，为乡村教育注入向上的力量。然而，乡村教师整体的老龄化，以及“下不去、留不下、教不好”仍
是待解难题。《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数据显示，2013年除自然减员外，中国乡村流失教师31.4万人，占上年乡村专任教师数的13.9%。在一些地方，村里的老师到镇上去了，镇上的老师到县城去了，县城的老师到市里去了。没有乡村老师，乡村教育就会贫血，农家子弟的未来就会暗淡。
“土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土孩子。”乡村教师可以甘于清贫，但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多年前的基层教育面貌，如今已明显改观，但今天必须正视的现实命题是，如何让老师下得去、留得下、教得好？一些人对乡村教师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道德期许，却很少理解乡村教师的艰辛与烦恼。调查显示，乡村教师认为影响自身工作积极性的最主要因素，依重要程度居前三项的分别是：工资待遇低，占88.19%；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困难，占52.86%；工作负担太重，占42.59%。我们不能只把乡村教师当作“奉献者”来赞美，更需要重视他们的基本需求，了解他们渴望体面生活、也需养家糊口的现实处境，以及希望提升自我认同感的精神需求。
由此也可知，海南等地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无论是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还是免费培训乡村教师，乃至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等，确实呼应了乡村教师的心愿。当然，其背景，是国务院办公厅今年6月印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该计划力图纾解乡村教师队伍“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困惑，让乡村教师受尊重、有回报、得发展，让他们有意愿、有信心，也有能力撑起乡村教育的一片蓝天。
330多万名乡村教师，担负着全国4000多万孩子的教育。如果乡村教育搞不好，就会影响教育的整体质量，无法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扶贫先扶智，让乡村教师更有尊严，基层教育才有尊严，阻断代际贫困才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广大乡村，乡村教师不只是扮演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乡村教师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诚哉斯言！有几名教书先生在，学童心中便植下求学的种子，充沛着读书改变命运的不竭动力；有几名教书先生在，乡村教育便不会危如累卵，哪怕校舍再简陋，一盏灯也能点燃人心；有几名教书先生在，乡村便不是文化沙漠，薪火相传、传统赓续就有依托。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一定程度上说，善待乡村教师，就是善待乡村教育；善待乡村教育，就是善待中国教育。把兴学育才作为为政之先，把尊师重教当成责任基座，才能更好地书写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新篇章。
让居住证安定那些漂泊的心
居住证，让每个城市敞开了对外来者开放包容的胸襟，制度性地发出召唤——“来了，就是这里人”。
“终于不用‘暂住’在自己家里，终于不用办个身份证还得两地跑断腿。”在听到国务院《居住证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明年元旦开始实施的消息之后，一位朋友连续用了两个“终于”来抒发他的畅快。具有统一赋权功能的居住证的落地，不仅降低了流动人口居住异地的门槛，也框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基本福利，定将带给2.53亿流动人口一个更
确定也更自由的未来。
居住证是一种终结，意味着很快即可告别暂住证时代。“多年前，他背上行囊，踏上这座繁华的都市，意气风发。多年后，他手捧自己的骨灰，站在这城市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一位90后年轻人写就的诗歌，道出了进城务工者的境遇变化与内心无奈。如果说，暂住证的背后，只是一种“临时居住”状态的证明，那么居住证，不仅在字面上让人有了一些“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为居住者提供更多权益保障，其明确附带的“六大基本公共服务”和“七项便利”，涵盖了生育、教育、法律、出行等方面，相当于获得“准市民”资格。一字之差，背后是群众权益的确立与保障。
居住证也是一种开始，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一步。由于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小城市早就处于“求人若渴”的状态，而落户特大城市限制依然严格。对无数漂泊他乡的人来说，居住证改革“打开了一个口”，给了人们希望，也给了更多选择。有专家指出，“推行居住证是户籍改革有益过渡”。确实，已有不少城市早就在探索居住证改革，并为持有人设置落户通道。甚至在特大城市中，上海已实施居住证积分落户，北京正在就居住证积分落户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版”居住证的出现，有利于在更普遍的层面整合相关做法，为下一步的户籍改革做好必要的经验和条件积累。
一举打破数亿人口身份标签的“破冰之举”，无疑值得时代铭记。回首过往，从着眼于城市外来人口治安管理的“暂住证”，到福利种类与水平不同的“地方版”居住证，再升格到全国保障程度基本均等的“国家版”居住证„„一字之变、一层之跃的背后，反映出增强人民获得感的改革指向，传递出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暖意，昭示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度。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应声而落，需要直面接踵而来的新挑战。即便是最基本的公共福利，也需要一些地方及时出台政策跟上改革脚步，需要各地认真做好协调和对接，不让居住证的含金量消失在“最后一公里”，不让治理因素成为人民“获得感”的拦路石。
漂在异乡，心泊何处？曾经众多流动人口的心中疑问，如今有了一个落定的答案。居住证，让每个城市敞开了对外来者开放包容的胸襟，制度性地发出召唤——“来了，就是这里人”。“此心安处是吾乡”，让每个来异乡追梦的人，找到家的感觉，唯有如此，外来人口才会有更多贡献的积极性，城市活力才能充分激发，中国的城镇化步伐才能迈得更为坚实。
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
正是我们所有人营造的社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
近段时间，BBC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强吗？》引起了中英两国民众对教育的广泛讨论，相互之间各有所得。几天前，连习近平主席也专门谈论起这奇妙的“化学反应”：英国民众认识到严师出高徒的积极效果，中国民众认识到张弛有度在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习
近平主席还特别加了一句：中国孩子玩得太少了，要让他们多玩一玩。
是啊，玩，本来就是孩子的天性，是生物进化的礼物。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指出，玩耗费大量能量，经常陷人于危险之地，似乎也没有任何明显的重点、目的或功能，但智商最高的动物——包括灵长类、大象以及头型巨大的鸟类却都是最爱玩的。人类能成为万物之灵，跟乐于参与跟生存无关的玩大有关系。玩让孩子学会了如何解决争端，明白了制定和打破规则，了解到危险往往与新奇同在，认识到人生有时就是不公平的。
玩，本来并不是个问题，几乎不要成本，只需要空地上的一帮孩子。现在的成年人，小时候谁把玩当成个事儿了？广袤的乡村里，爬树掏鸟蛋、下河摸泥鳅都是寻常事，田里地里有啥吃啥、有啥玩啥；新兴的城镇中，工地沙堆上能挖陷阱，冬储菜帮子能做武器，直到吃饭时间，家长们才会集体扯着嗓子喊回家。
而现在，玩却成了大问题。孩子一放学，各上各的车，各回各的家，一头扎进房间开始学习，没有兄弟姐妹打打闹闹，跟家长也说不上多少话，甚至睡前能见到忙碌的爸爸已经不错了；城中空地几乎消失了，连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也被紧闭的单元楼所取代。要去亲近山野，得全家人下定决心才能成行。过去的那种玩，突然成了件成本挺高的事情。
玩所面临的危机是世界性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9年，孩子每周失去1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时间增加了一倍，而被动的参观式休闲娱乐时间增加了5倍。日本摄影师萩野矢庆记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东京街头拍摄儿童玩耍的照片，不得不在1996年放弃，因为充斥大街小巷的玩耍与笑声已经消失了。
世界性的问题，有世界性的原因。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但随着物质条件的进步，玩却被过度安排、过度编程了。规模和效率，工业文明的两大特点从工厂进入了学校，于是棒球、体操、夏令营等有组织有纪律的玩，取代了无目标无要求的玩。玩也要玩出模式、玩成建制，要有品牌引领、有服务体系支撑。某种程度上讲，玩的危机，就是工业文明的“有用”语境带来的副作用。
过分追求“有用”的用处，而忽视了“无用”的用处，是今天的成人需要反思的地方。最近一些年，我们一直把问题归结于教育，减负喊了多年，“虎妈”“狼爸”却越来越理直气壮，以至于教育部日前专门给家长印发了一份《意见》，要求切实消除不问孩子兴趣、盲目报班的现象，马上引起一众家长在网上集体诉苦。没错，孩子玩得少跟教育方式有关，但面对差异巨大的教育资源，面对简历只看“985”“211”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有几个家长能把时间交给“无用”的玩？
我们都应勇于承认，正是我们所有人营造的整个社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生物学家说得好，事实比想象更离奇。有了接触现实世界的自主时间，孩子们一定能找到兴趣，形成自己的丰富品质。现在国家正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钱可以拨，项目可以上，好的“创念”却不好找，只有兴趣，才可能带着人们与之不期而遇。
这，难道不是玩更大的“用处”吗？
别让“心酸手机” 灼伤“爱的能力”
沉迷于手机是一种表象，更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正在丧失爱的热情、爱的能力。
这几天，重庆一名小学生的“心酸作文”《爸爸看手机》在网上热传，“我的爸爸很爱看手机，每次有空他都会拿出手机来看。有一次，我叫爸爸进来跟我一起看书、玩、画画，可我叫完后，爸爸没听见，还是没有进来，害我叫了很久很久，终于把爸爸叫进来了，爸爸进来的时候还拿着手机„„”
孩子对“看手机家长”的真实刻画，戳中了很多爸爸妈妈的心。有教师就此做课堂调查，超过1/3的孩子举手表示家长常常玩手机忽视他们，让人很心酸。更有小朋友在被问到“你知道爸妈做什么工作吗”，脱口而出的是“爸爸是用手机查资料的”。
这是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智能手机正在井喷式“攻城略地”，丰富及时的资讯、花样繁多的游戏、方便快捷的服务，将手机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而人们在畅快享受的同时，也遭受着某种情感“病毒”的入侵：有些“低头族”把孩子搞丢了都没有发觉，而在许多孩子眼里，爸爸是“拿手机查资料的”，手机是妈妈的“女儿”„„
人们在手机上花费太多时间，已经影响到了家庭的功能、社会的交往。不只是孩子，还包括被撇在一旁的老人，乃至于同卧一床的另一半，更不要说饭桌旁边的朋友、办公桌对面的同事„„“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越来越多的“心酸”已经表明，这正在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成为某种亚健康的群体文化心理。
手机玩到烫手，灼伤的是亲情与友情，尤其是最需要家长陪伴和呵护的孩子。对孩子来说，父母的关爱绝不只是提供物质的保障，缺乏父母关注和陪伴的孩子往往会患上“感情饥渴症”，对他人冷漠，对社会敌视，对自己厌弃。因此，“为了孩子，请放下手中的智能手机”，已成为世界多国民众的共同呼声。
“烫手的手机”只是一个拽走当下注意力的代名词。“智能手机烫手”的本质命题，是我们的内心，怎样葆有爱的能力，怎样葆有爱的品质。和老人孩子坐在一起，和朋友同事坐在一起，只是一种“陪着”的形式，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关爱、交流，没有沟通理解与责任感，不可能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家长、一个有血有爱的“成员”。
人际相处需要时间，更需要质量。沉迷于手机是一种表象，更需警惕的，是我们正在丧失爱的热情、爱的能力。在虚拟网络上的社交达人，却是真实生活里的冷漠者；每个人常常被圈在自己的世界里，众声喧哗中强化着孤独。更严峻的现实是，我们正在将这种基于技术进步催生的“新时代病”，肆无忌惮地传递给下一代：我们自以为追赶着时代的潮头，简单地塞给他们先进的电子产品，哪管这些产品里，藏着既会伤害视力、又会伤害热情的冷漠病毒。
手机再智能，终究只是人的工具，如果不能理性驾驭它，人就会沦为工具的奴隶。当一
个又一个孩子，用稚嫩的笔写下他们的困惑与控诉时，每一位成年人的内心，都应该有一些刺痛、尴尬与检省，进而有改变的行动。这是智能科技时代必须有的“文化配件”与心理程序，也是一个健康心智的成年人，应有的责任与使命。
没有人可以从你手里强制地夺下手机，除了自己对于爱的渴望。
“组团”惩戒，合围“老赖”
通过跨部门联合惩戒，有助于提高失信成本，维护市场秩序。让守信者获得收益，让失信者遭到淘汰。
通常被称为“老赖”的失信企业及其负责人，今后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了。日前，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等38个部门联合签署《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失信当事人进行“合围”。此前，工商总局已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266余例，限制317万人次购买机票。
惩戒失信，威慑力有多大？来自法院系统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笔者从多位执行法官那里了解到，以前都是法官追着“老赖”跑，现在，很多“老赖”主动找到法官要还钱。原因就在于，根据今年7月最高法修改后的司法解释，失信被执行人不但被限制买机票，连高铁和动车票都无法购买。这一规定，连同此前最高法院向公众开放的“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让这些“老赖”们不仅“丢不起人”，而且“出不了门”。在一个连网上购物都需要验证个人身份信息的现代社会，这一限制将让失信者们寸步难行。
根据目前的这份《备忘录》，那些侵犯消费者权益、制假售假、虚假宣传坑害消费者，以及未履行信息公示义务等行为，都将被视为失信而被多部门“组团”惩戒，从而面临“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窘境。比如，企业如果有失信“劣迹”被录入系统，不仅在银行贷不到款，而且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活动中，都将面临“禁入”。这将有效克服以往一个部门“单兵作战”的局限，从而促动企业和社会严肃对待诚信问题。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讲究“无信不立”的民族。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对诚实守信的理解多集中在个人修养和道德层面，那么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练，更多人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套制度、一种文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依靠规范的信用制度，来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文化。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跨部门联合惩戒的实施，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创新。在当前简政放权、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这也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有益尝试。注册公司更容易了，但如何防范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皮包公司”，如何制裁那些“金蝉脱壳”、拍拍屁股就走人的企业负责人和高管？通过跨部门联合惩戒，有助于形成对失信企业和个人的合围之势，提高失信成本，维护市场秩
序。让守信者获得收益，让失信者遭到淘汰。
好的制度还要好的执行。未来，多部门联合惩戒，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健全退出机制、防范对信息的不当使用。惩戒的同时要加强引导，相关企业和个人履行完法定义务之后，“失信”不应该成为他们的终身标签。相信通过联合惩戒和统一平台建设，将促使全社会形成诚信经营、守约践诺的良好风气。
秸秆禁烧， 少一些“城市思维”
秋意渐浓，忧虑空气质量的时间窗口又开启了。据环保部18日通报，近两周在20个省份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点862个，比去年同期增长6.68%。这一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反映出严峻的污染防控形势，也让秸秆焚烧问题再度进入公共议程。
秸秆焚烧绝非新话题。无论政府机构、专业人士，还是媒体、公众，对其危害性以及治理难度，都已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近年来，“禁烧令”的执行与督查越发严格，农民私烧秸秆会被罚款甚至拘留。秋收时节，一些基层干部在田埂上安营扎寨，昼夜严防死守。另一方面，国家围绕税收、补贴、电价等陆续出台优惠措施，各级财政不断增加投入，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堵”“疏”结合，为何依然难阻农民点一把火？
说到底，还是个“利”字。过去，作为重要燃料，农作物秸秆是舍不得扔的宝贝。如今，农村逐步“电气化”，秸秆失去用武之地，从资源变身“垃圾”。“付之一炬”，既省力也能提升土壤肥力，可谓最便捷、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
站在农民兄弟的角度，现实中的不少政策支持、优惠措施、先进技术，更多还只是“看上去很美”。在农村劳动力净流出、农村逐步空心化的当下，种地不易，净收益本身就不高，如果一亩地还得额外花费成本去履行环保责任，确乎难以接受。难怪，当有干部发出“为什么一亩补贴20元你还烧”的疑问时，农民的回答令人深思：“我再给你20元，你把秸秆给我运出去行吗？”
有研究表明，秸秆焚烧对雾霾的“贡献率”约4%，在特定时段，大规模集中焚烧秸秆是生成雾霾的重要因素。同在一片蓝天下，城市居民渴望清洁空气，因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亟待治理。但同时，农村群众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他们的利益也应得到重视。然而，目前处理秸秆的实际成本，很大一部分还是要由农民自己去承担。因此，破解秸秆禁烧难题，理应带入这样的城乡二元语境。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焚烧秸秆问题是在发展中出现的，解决它，也应将其置于农村现代化的宏阔视野中，需要保有过程意识，不能延用“城市思维”“工业思维”，否则便不公平。比方说，城市人丢垃圾只需要找到垃圾桶就可以，因为背后有着庞大而成熟的垃圾运输、分拣、处理系统在支撑。但当农村人处理秸秆时，类似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却存在短板。
从这个意义出发，治理焚烧秸秆是一项系统工程。“一禁了之”无法治本，必须正视利益差别。多从技术、补贴上做文章，有步骤地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是不是比强制命令更有
效？如果秸秆焚烧一时难以禁绝，结合天气情况有组织地分批焚烧，是不是可以暂时缓解雾霾之困？真正理解农民群众的现实困难和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加以解决，才是破解秸秆禁烧窘境的正确之道。
小小秸秆，映照着大问题。古人云，“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今天，随着社会利益主体日渐多元，有些做法，在“利民”与“厉民”之间，已经难言泾渭分明。正因此，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不论看起来多小，都是对治理智慧与能力的检验。
让敬畏之光烛照文化传承
公众能够触摸到的、有质量、有品位的文化产品仍然太少，我们的文化事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史学家倘若撰写当代中国文化史，应该不会错过北京这个秋天的细节：
故宫“石渠宝笈特展”，清晨甫一开门，文质彬彬的观众便向武英殿、延禧宫发足狂奔，这一幕最近被更有序的网上预约及现场发号取代；正午骄阳胜火，逶迤长蛇阵六七个小时的守候，只为了向《伯远帖》、向《游春图》或《清明上河图》张望致敬；入夜，观者仍徘徊不舍离开„„每一位观众的眼眸，都闪动着敬畏、欣喜且小心翼翼的光芒——这投注于文化高山的敬畏之光，让这个时代熠熠生辉，或将成为烛照文化传承路径的一盏盏路灯。
在这个手指轻点便能与全球顶级艺术品谋面的时代，任何艺术珍品似乎都触手可得，细节放大、专业点评、回放重温，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还一定要到故宫一亲国宝芳泽呢？盖因与古代诗书画大家的原作同居一室、直接谋面的机缘可遇而不可求。
看那卷轴铺陈，墨迹淋漓，更有连绵的后人品鉴、续题诗文，合璧来看，面前的山水、人物、钤印一一活了起来。宫廷墨宝珍存，奉百姓清赏；青史遗文面世，恍词客有灵。我们仿佛有幸穿越千年，和不同朝代先贤团团揖坐，如见先人伏案时毫端蕴秀，如嗅先人泼墨处芝兰之气。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仍然能与当代中国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仍然可以用“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何况是和古书画典藏宝典《石渠宝笈》著录的多达283件清宫书画珍品呼吸相闻、气息相通。这是《石渠宝笈》辑成200年后的首次集体亮相，只冲这一点，沉迷书画的今人，就比200年间的同道幸运多矣。那是运笔于1600多年前的晋人书信，那是涂抹于万国来朝的大唐遗墨，那是历经战火、兴衰甚至阴谋而幸存的宋代山水与明清园林„„每一件珍品，都有漫长的劫后余生故事，200年等一回，排6小时的队，也值了！
不为求温饱，不为谋功利，只为了与先人遗泽心魂相守，北京故宫烈日下的这个曲折而静默的队形，让人感动，也让人深思。
即便放眼全球，对文化艺术如此渴慕的情形，也属罕见，或只有5年前上海世博会的排队阵容可以比拟，那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排队七八个小时，只为片刻的精神享受和高科技洗礼。从上海世博到故宫特展的蜿蜒长队，其实也是一种警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文化需求同样迅速放量。因为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而国人文化渴求的旺盛与文化供给的相对贫乏，正形成巨大反差。不是公众没有文化追求，而是他们能够触摸到的、有质量、有品位的文化产品太过稀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化事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感谢故宫在院庆90周年之际推出的这个特展，更感谢故宫人为这个特展筹谋的苦心孤诣和辛苦奉献。故宫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因为不忍，而把闭馆时间一推再推。唯有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敬畏，才能催生出这样的特展、这样的温馨场景。就在前几天，这一展览网络版上线，为更多人一睹文化珍宝提供便利。多么希望，类似的展览，能更多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让更多的人受到文化洗礼，甚至成为中小学生的历史课件，让他们也有高山仰止的机缘，真正“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让更多的文化珍存活起来，需要更多的敬畏与苦心孤诣。唯其如此，中华文明的薪火方能传之久远。
诺奖不是中医发展的“鸡血”
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需要的是联手，共同为呵护人类健康做出独特的贡献。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成为这个国庆长假中令人振奋的喜讯。但喜悦之余，也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争论最多的是诺奖该不该给中医记功。
获得诺奖，“中医与西医谁该加冕”的背后，折射出由来已久的中西医之争。近百年来，西医东渐，占据国内医学的主流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医边缘化。诺奖论功行赏，反对中医的人自然不愿给获奖成果贴上中医的标签，而力挺中医的人则认为当之无愧。
中西医的撕裂发展到这种程度，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其实，不妨听下国际上的评价：青蒿素，这种中草药和西医技术和标准结合获得的抗疟疾药物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拯救全球数百万人，得到了全球的认可。青蒿素的发现，源于中医。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17个字给了屠呦呦灵感，最终用低沸点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但最终的成果不属于中医性质，而是完全意义上的西药。
也就是说，青蒿素成果是中西医携手合作的产物，单是西医或者是中医，极难取得如此世界级的成果。争论诺奖是谁的功劳，只是无谓的舌战。屠呦呦获奖，不只是中国大陆科学家诺奖零的突破，更是对中国世界级贡献的认可。作为中国人，自当开心地庆祝，又何必纠结于此呢？
屠呦呦的获奖提醒我们，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需要的是联手，共同为呵护人类健康做出中国人独特的贡献，为医改这个世界级难题提供中国式解决办法。当然，中国式解决办法离不开中医药。正如屠呦呦所言，“中医是宝库，但拿来就用还不够。”中医药是世界医学中无与伦比的宝藏，目前只看到了冰山一角。打开这个神秘的匣子，发展中医药，必须充分借鉴和利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成果。如果死守着老祖宗的宝贝，固步自封，中药只能是“一筐草”，无法变成“一块宝”。中医药界需要打开封闭的围墙，敞开胸怀接纳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让古老的中医药再立新功。
青蒿和青蒿素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着迥然不同的医学理念。青蒿是中药，代表着中医研究的思路；青蒿素是西药，提示着研究中医的方法。研究中医挖掘中医的宝藏，什么样的招都可以用，目的是寻找打开宝库的钥匙。
有人担心，屠呦呦的获奖容易使中医发展迷失方向。甚至还有人极言之，诺奖不是强心剂，反而可能是中医的一次致命打击。这些话尽管有些危言耸听，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中医西医不同，中药西药有别，二者的发展规律不同。如果把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模式，误认为是中医药发展的不二法门，而弃中医药有效合理的众多其他方法和思维方式于不顾，如此发展决非中医之福，也是屠呦呦等科学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今天，在西医强势地位的影响下，中医一直处于被审视的地位，西医成为科学化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对于医学规律的认识都远未到完善的程度，大家像在二维空间中看三维物体一样理解彼此，自然难以得出完整和正确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片面以西医标准去校正中医这只脚，往往容易削足适履。正因如此，从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到今年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一直希望中医药发展有新的激励机制。中医发展不需“西化”的鸡血刺激，而是更需要中西开放包容的携手突破。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让中国之蒿走向了世界。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历久弥新的中医才能永葆生机。
应对突发事件，“信任共同体”很重要
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
距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已经5天了。几天来，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牵挂着天津。肆虐的火焰吞噬了生命和财产，也灼烧着人们的心，舆论场满是对惨烈悲剧的震惊、对救火英雄的痛惜，更有对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的关切与追问，也有一些质疑和传言。
事故发生3天之内，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严查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继13日刘延东、郭声琨等领导同志急赴现场指挥救援、慰问伤员之后，李克强总理16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赶赴天津，看望慰问消防队员、救援官兵和伤员及受灾群众，部署下一步救援救治、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
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大案都要一查到底、公开处理，还有什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又怎么可能“官官相护”？想明白这一点，就会知道有些疑虑是多么没有根据、没有必要。
只是，这起事故的处理难度，显然超出了我们的经验。无论是救援人员，还是采访记者、化工专家都承认，天津港“8·12”特大事故的燃爆现场具有高度复杂性，即便5天过去，前方还不能够宣布现场险情已经完全排除，相关事故原因也未能拿出阶段性调查结果。燃烧、爆炸往往会彻底破坏现场，此类事故的具体原因，调查难度极大，注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心急是没用的。
越是复杂，越容易引起舆情的关注甚至揣测。事故面前，及时发布事故处置信息，并不比洒向火场的灭火剂次要。公众对事故信息的需求，是与事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成正比的。越是严重复杂的事故，越应该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否则就容易发生“次生舆论灾害”，造成舆论上的被动，恶化事故处置的舆论环境，甚至给救援、调查、善后等实际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应该坦承，作为权威信息的提供方，我们的政府部门总想在把情况搞清楚、把证据搞确凿后再向公众发布信息，这与公众特别是舆论对事故信息的急切需求有明显落差。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相互理解：政府要充分理解公众的信息需求，尊重公众特别是事故中受伤害人及其亲属的知情权，随事故处置进程及时发布信息，让事故处理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坚决改变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做法；公众舆论对政府的谨慎和郑重其事也应给予理解，尤其应充分相信政府是想把事情办好的，一味的质疑和否定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事故具体原因调查难度大、需要时间长，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可慢慢来。有些情况，如涉事企业是否违规违法、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等，是可以较快查明的，这就不能等。当然，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和对舆情的回应，应当以实事求是、经得住考验为第一要求，不能迫于舆论压力而仓促言事。政府希望发布的、老百姓希望了解的，都应是负责任的、经得起检验的信息。
政府部门希望尽量提供确凿的信息，公众和媒体希望及时了解更多情况，两种怀着同样目的但处于不同境遇的力量，如何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合力？这是信息时代的新考题。当此之时，救援还在继续，确定人员伤亡情况还在紧张进行。当此之际，信任最为宝贵，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任共同体”，天灾人祸我们一起面对，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
“奇葩证明”如何才能绝迹
让“奇葩证明”绝迹，根本还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务，尤其是，政府在设定审批事项、设计办事流程时，要从人性的常识出发，不是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管制思维行事。
“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还要派出所开具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证明，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一个小证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近日，不少地方派出所的集中“吐槽”，让“奇葩证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传统“熟人社会”相比，现代社会里，流动性较强，人与人之间相对陌生。面对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一些证明，合理也必需。然而，搬家要“证明家中物品不是偷来的”，教师资格认定需要开具“无犯罪证明的证明”，开商铺要办“不扰民证明”，这样的证明，或是“不仅不必要还没法办”，或是“虽有一定必要性却不好办”。对于前者，群众还能通过“公章长征”的方式解决；对于后者，老百姓就只能“干瞪眼”了。也正因此，才会有人调侃，假如把这些“奇葩证明”故事搜集起来，就是一部现代版的《笑林广记》。
客观上讲，“奇葩证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手上的审批事项依然较多。比如，按照规定，开商铺办理营业执照，的确需要“不扰民证明”；进行教师资格认定，也的确要有“无犯罪证明”。另一方面则在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信息互不共享，各部门就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彼此之间只有通过纸质的证明，才能验证事实的真实性。而在各地，这些部门又相对分散，于是，群众只能“来回跑”。一项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年，百姓办一个手续，有近13%的人跑了10趟以上，而3趟以下就办完的，不到1/3。
信息多跑路，群众就能少跑腿。让“奇葩证明”成为过去，除了要厘清哪些审批权力是政府该保留的，哪些该砍掉，更要在行政管理上“合并同类项”，用信息化的手段连接“信息孤岛”。比如，为何不考虑合并办事窗口，实现“一站式办公”，让群众即使要盖章，也少跑几段路？是否可以建立信息数据库，并通过互联网共享，实现“一证行天下，一网查所有”？再比如，能否逐步建立起居民信用体系，强化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为“奇葩证明”的减少奠定社会基础？
当然，即使“硬件”跟上了，“软件”跟不上，也不行。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中央一再要求简政放权，为啥还卡着一些审批事项不放？简单就能判定的事实，为啥还要让群众“跑断腿”？无敬民之心，则无便民之行。说到底，“奇葩证明”的出现，根子还是在理念上。因此，让“奇葩证明”绝迹，根本还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务，尤其是，政府在设定审批事项、设计办事流程时，要从人性的常识出发，不是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管制思维行事。在权力做“减法”之外，在服务意识上做“加法”，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才能真正减少令人哭笑不得的证明，让老百姓少一些“证无可证”的无奈。
有这么一首小诗：“我问土，土与土如何相处？我们相互抬高。我问水，水与水如何相处？我们互相充盈。我问草，草与草如何相处？我们编织在一起筑成天际。我问人，人与人如何相处？”其实，杜绝“奇葩证明”的背后，是如何让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融洽，这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发问，值得每一位从政者深思。
从“董姐饭局”看工匠精神
“白色的小餐盘里，放着4勺白米饭，这就是她请的饭。”两会期间，有个“饭局”引来各方关注。坊间称之为“董姐”的格力董事长董明珠，请人品尝4勺米饭，进行“盲测”，结果用国产电饭煲煮出的米饭完胜。尽管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场营销活动，但还是给中国制造平添了几分底气，也让人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升消费品品质”有了直观感受。
“制造大国怎么造不出让人心动的产品？”当不少国人去海外抢购保温杯、电饭煲、马桶盖时，这样的“拷问”也接踵而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早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Made in China”随处可见，但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低端产品和廉价产品。这从消费者的“用脚投票”，也可看出。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外消费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7000亿至8000亿元用于购物。如何在国内激活这样巨大的消费力？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谁能提供高品质的产品，谁就能赢得市场。消费能力上去了，产品质量、性能和用户体验，就变得更加重要。
不过，正如此前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的马桶盖被证实是中国制造的一样，此次“董姐饭局”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产出更多高技术含量、高品质的产品；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品牌推广、品质宣传，让我们已有的国产优质产品能被消费者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讲，产品的比拼、质量的比拼，到最后都是精神与文化的比拼。“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工匠精神”，可谓一个关键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技术精湛的工匠。给导弹铸造衣服的“大国工匠”毛腊生，“39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读懂砂子，铸好导弹”；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了数十万个飞机零件，没出现过一个次品。然而长期以来，为了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导致的粗放型生产，使得技术条件难以提高精度；“有供给就有需求”的卖方市场，也在看不见的层面上损害了追求质量的态度。培养“工匠精神”，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一代又一代企业家和工程师的赓续接力。
“工匠精神”也包括着创新的内蕴。工匠的耐心坚守与创新的弯道超越，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产品的升级换代一方面在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另一方面在于把“匠心”融入
生产的每个环节，既要对职业有敬畏、对质量够精准，又要富有追求突破、追求极限的创新活力。有人说，“手艺人往往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技艺，对完美的追求。”抓创新，要在抓住技术突破的同时，抓住一丝不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认真做事”的品质，这样才能真正“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有人说，对未来越有信心，对现在就越有耐心。大国匠心、卓越品质，是一种制造业的耐心，更是一种发展的信心。一个“饭局”可能说明不了太多，电饭煲技术的高下也自有市场来检验，但用工匠精神开启一场品质革命，才能真正“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
人民日报社会民生、文化类评论员文章整理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1期待慈善法催生“大慈善”
2读懂年轻人的两会关注
3 给“推动摇篮的手”更大舞台
4 让“创新”激荡发展的春潮
5 妥善安置职工，为转型升级蓄力
6 以“岐黄之术”助力健康中国
7 让职业教育铸造更多“大国工匠”
8 让国民健康成为“幸福资本”
9 从非遗上春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0文化产品要走近“小镇青年”
11别让“留守”固化为成长标签
12吃鱼纠纷背后的旅游业纠结
13在“更”字上书写“舌尖安全”
14以“新理念”培厚农业土壤
15 招远“拾荒老人”观照时代之正能量
16以“复方”根治滋补品乱象
17“罂粟壳混上餐桌”的真问题
18让“春运拼车”一路顺风
19激发公共治理的群众力量
20激发公共治理的群众力量
21理顺医患纠纷需以“理”服人
22根治“年末讨薪”需共同使劲
23安全生产需要更多“笨功夫”
24用法治方式读懂“快播案”
25谁动了城市的文明神经
26每个时代都需要“辞源人”
27善待乡村教师，延续乡村之光
28让居住证安定那些漂泊的心
29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
30别让“心酸手机” 灼伤“爱的能力”
31“组团”惩戒，合围“老赖”
32秸秆禁烧， 少一些“城市思维”
33让敬畏之光烛照文化传承
34诺奖不是中医发展的“鸡血”
35应对突发事件，“信任共同体”很重要
36“奇葩证明”如何才能绝迹
37从“董姐饭局”看工匠精神
期待慈善法催生“大慈善”
作为我国第一部慈善法，这部法律的突出意义，在于全面系统地确立起国家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现代规范
9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慈善法草案的说明。这次审议，注定要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留下划时代的意义，它的通过与实施，也将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并对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我国第一部慈善法，这部法律的突出意义，在于系统规范全社会的慈善行为。法律拟制定的各项规范，既针对各级政府的管理行为，也针对社会组织的运行管理与每个公民的慈善方式，是依据我国实际并借鉴国际经验，从而全面系统地确立起国家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现代规范。
慈善法草案将慈善定义为“大慈善”，是一次巨大的慈善理念与公共伦理的升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我国社会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只能将慈善定义为解决贫困问题，因而只能是国家救助政策的补充。一旦将慈善的范围扩大到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环保和社会服务等领域，慈善事业就自然和社会发展与提升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人们投入慈善事业，完全可以举办多个方面的公共事业。这既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会激发社会大众将善行善举与社区发展、生活提升结合起来，使社会事业成为社会大众自身积极参与的事业。
在慈善法草案的框架内，慈善事业也将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产业。根据国际社会的经验，如果采取积极的政策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该领域的就业人口可以达到整个社会就业人口的10%左右，而志愿服务的人口往往可以超过40%。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慈善将提供大量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是养老服务与儿童照料的重要载体。只要政策措施得当，慈善事业完全可能成为国家的重要产业，贡献出5%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推进我国第三产业长足发展。
现代的慈善法，必然是规范公共伦理的基本法之一。对于依法推进公共伦理建设，中国社会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曾经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家庭承担的社会功能过大，只能更着重于私德建设，甚至在许多方面以私德代替公德。
客观上，公德与私德既有密切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一个发达的社会往往是公德不断发展的社会。慈善法草案对于积德行善的每个基本环节进行规范，必将对我国的公共道德建设产生重大的促进，对我国的治理体系建设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对于慈善法草案的审议，社会上也有一定的担心，比如是否会限制目前的一些慈善行为。其实，该法的目的是促进慈善事业的广泛发展，立法的目的是鼓励而不是限制公众的慈善行为。比如对捐赠的一些规范，也完全是借鉴国际惯例并依据我国的实践所制定的。事实上，曾经发生的几起公众捐赠案例，某种程度上就是缺乏慈善组织管理造成的。因此，规范捐赠行为，就是保护大众积极性。
立法总是在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中不断推动的。慈善法草案一审稿的一些规定，在二审稿中就进行了修改，这也是大众参与的结果。代表们应该还会有更多更好的修改意见。我们相信，只要立法机关与社会大众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得到法律支持的“善时代”将会自然呈现。
读懂年轻人的两会关注
两会是一年一度共商国是的盛会，对两会的关注，折射年轻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
两会召开，爱刷微博、爱发朋友圈的年轻人怎么看？近日，有媒体对5652名30岁以下年轻网友做的一次调查显示，关注两会，他们有着自己的视角；参政议政，他们有着自己的方式。
一般印象中，年轻人往往个性、自我，“90后”的标签更是让一些人产生他们“活在自己世界”的刻板印象。但调查数据让人欣喜，年轻人对两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受访者中，对人大代表“不太关注”和“非常不关注”的，仅占不到两成。而55.48%的受访者最希望了解代表们的议案，也显示了这样的关注是“有内涵的关注”。两会是一年一度共商国是的盛会，对两会的关注，折射出年轻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
以年轻人的视角审视，两会要开得好，得“接地气”“有实效”。“贴近性”，显然是年轻人政治关注的兴趣点所在。71.39%的受访者认为贴近民众、了解民众心声的是好代表；67.73%的受访者认为，能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代表才“称职”。超五成年轻人希望“一线代表”人数增多，应该选企业基层职工当代表。年轻人对代表身份与履职的关注角度，其实与自身的利益诉求息息相关。房价、物价、就业等现实问题是年轻人关注的重点，也是两会走近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关键。如果在会场上尽讲些空话套话、如果代表委员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年轻人很可能就不会“买账”。
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年轻一代的关注方式了。年轻人是网络的“原住民”，在微博微信上记录生活、获得信息、消遣娱乐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网络化，同样会出现在他们的政治参与中。调查显示，48.76%的年轻人选择通过微信、微博关注了解代表们。不过，仅有6.60%的人自认为对代表非常了解。年轻人对新技术手段熟练掌握，“互联网+两会”正可以打造出一个对年轻人参政议政颇具吸引力的平台。当然，如何更好地与年轻人交流互动，
仍是需要回应的命题。
其实，不仅仅是关注，年轻人更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并改变着政治生活。调查中一个出乎意料的数据是，超过1/3的年轻人联系过代表们。显然，自媒体是最快捷的手段，39.26%的年轻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实中，“90后”代表已经出现在全国人大会场，1992年出生的铁飞燕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而在地方两会上，更多“90后”的代表们，或关注“蚁族”权益，或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他们都有着细致扎实的调研、紧贴地气的关怀。铁飞燕曾对媒体说，“别人越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我们越是要关注，毕竟回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90后”贵州省人大代表刘萍也曾说，“不能等上了会再说是来学习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的认真和执着、活力与担当，让人看到他们身上蕴藏着的推动经济社会前行的力量。
两会年年开、年年新。今天在网络上填问卷的年轻人，明天可能就会走进共商国是的会堂。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两会这一“重要的政治生活形式”一定会继往开来，越发活力四射、朝气蓬勃。
给“推动摇篮的手”更大舞台
“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地球的手”，妇女有力量，国家就有力量；妇女有希望，国家就有希望。
两会又逢妇女节。一身职业装扮的女性代表委员，优雅从容；坚守岗位站成风景的女交警，英姿飒爽；穿梭在采访现场的女记者，因敬业而美丽„„广大女同胞，让这个春天更加摇曳生姿。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这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女人，就少了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七十的善，百分之百的美。这是对女性由衷的礼赞。老舍说，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这是唱给母亲的赞歌，也是对女性的致敬。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属于每个女性。妇女节的设立初衷，正是为了彰显女性人格独立、权利平等的价值。有学者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解放可以作为一般社会解放的尺度。”没有妇女的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和进步。设立妇女节105年来，妇女所享有的权利日益丰满，争取独立自主之路永在延伸。
有人说，21世纪是“她世纪”。如今，“她时代”正强势来临。在创业大潮中，女性创业比例越来越高；在政治舞台上，女性领导人展现着不一样的施政魅力。“妇女能顶半边天”，日益深入人心；“妇女离不开锅台，上不了讲台，登不上舞台”的状况，渐行渐远。相反，越来越多妇女离开了锅台、走出了家庭、步入了社会，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繁荣，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我国，妇女地位不断提高，与之相匹配的是，女性正展现她们卓越的才华。屠呦呦获
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女性的荣光。中国女排再夺世界冠军，女排精神熠熠生辉。除了这些“夺冠”明星，更多女性坚守在不同岗位，展现着中国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毋庸讳言，在今天，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方面，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社会对妇女潜能、才干、贡献的认识仍然不充分。比如，就业歧视仍是女性遭遇的一大困扰。一项调查显示，86.6%受访的女大学生称就业时受过歧视。“仅限男性”的招聘门槛，让女性应聘者黯然神伤；而那些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隐形歧视，更让女同胞无可奈何。
家庭暴力也损害着不少女性的身心。来自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我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更遗憾的是，遭受家暴，少数女性仍选择隐忍。“我们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去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如此强调。今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让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家庭成员，在面对家暴时有了法律的护身符。
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女同胞的期许。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梦工厂”里，每名妇女都是追梦人。妇女的成就和地位，清晰地测量着时代进步的刻度。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地球的手”，妇女有力量，国家就有力量；妇女有希望，国家就有希望；她们的人生更阳光、更灿烂，这个国家的未来才会更明亮、更健康。
让“创新”激荡发展的春潮
唯有抓住改革与创新，中国的发展才能如东风浩荡、春潮澎湃。
“创新发展理念首要的是创新。”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创新的重要意义，并鼓励上海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也可谓高频词，总共出现了61次。
成绩来之不易，离不开创新之举；未来潜力无限，更需要创新驱动。全年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21.6%、国产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回顾过去一年，流程优化激发创业热情，发展新动能带动产业增长，创新驱动实现技术突破。面向未来，从启动一批新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到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再到2020年力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无论是适应经济新常态还是落实发展新理念，都需要继续向创新要动力。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创新是发展的加速器、改革的方法论。有代表认为，经济发展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四个阶段，中国应尽快转为创新驱动。“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唯有抓住改革与创新这一对“孪生词”，中国的发展才能如东风浩荡、春潮澎
湃。
创新，需要以问题导向来破解深层次难题。居民和企业跑断腿办不成事，各种“奇葩证明”不胜其烦，不知扼杀了多少创新的种子。鉴于此，需要创新政府服务，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针对跨境电子商务配送时间长、成本高、障碍多等难点，需要鼓励创新商业模式，支持建设“海外仓”，让电商企业真正走出去；充分调动民间创新积极性、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热情，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就是重要的机制支撑。老问题需要新方法，新问题要靠新思路，这才是政府要作为、会作为的关键。
创新，也离不开以科技为先导。有人曾测算，在航天科技上投入1块钱，可以产出15块钱，创新带来的“乘数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如何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如何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提出的要求，又是实现创新驱动亟待破解的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一些代表委员、科技工作者在畅谈科技创新时，为何一方面深感自豪，另一面也希望好政策能落到实处，例如把科研经费的“好钢”用在“刀刃”上等。
创新，更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着力、在机制建设上突破。“我国各种创新资源、创新要素分散。如果能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整合汇聚资源，将有非常大的‘创新供给侧’潜力。”一些代表委员的热议给人启发，创新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变革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当然，制度创新不仅要完善基础体系，围绕难点、痛点、堵点实现“点点击破”，也应该在配套制度如商事制度、金融开放制度等方面发力。从基础出发，再到配套支撑机制，用“创”和“闯”来激活全盘，才能突破瓶颈。
“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创新是一种理念、一种方法，也是一股子精气神。站在新起点，面向“十三五”，正需要以创新添动力、增活力，用创新激荡起发展的春潮。
妥善安置职工，为转型升级蓄力
把化解产能过剩看做实现整体经济健康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适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才能客观看待由此造成的部分职工下岗问题。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化解过剩产能可能会涉及的180万名煤炭、钢铁系统职工，今年中央将拿出1000亿元，用于职工安置。这一表态为相关行业的职工注入了信心，也表明了中央通盘考虑化解产能过剩、实现转型升级的决心和准备。
化解过剩产能，是优化产业结构、保障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举。以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作为此次化解产能过剩的切入点，意味着全面化解产能、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大幕已经拉开。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包括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严重产能过剩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都可能面临同样的任务。虽然化解过剩产能不可避免会造成行业职工的下
岗失业，但无论是社会和市场就业环境，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已非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可比。因此，有人把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理解为“第二次下岗潮”，显然与事实不符。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实体经济发展“三去一降一补”的需求日益显现。曾有业内人士调侃，一吨钢材的利润买不来一支冰棍，煤炭卖不出黄沙价。正因如此，才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化解过剩产能，转变生产方式，通过转型升级让其涅槃重生。这也是不少发达工业国家都曾经历过的阵痛。尤其是煤炭和钢铁行业，无论是曾经的“如日中天”，还是如今的产能过剩乃至进入“暮年”，都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对此，人们不必过于悲观。
化解产能过剩是实现整体经济健康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也是适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客观看待由此造成的部分职工下岗问题。妥善安置这部分下岗甚至失业职工，事关整体改革的推进，也关系到这些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财政拿出1000亿元资金用于职工安置，既体现出国家对相关企业下岗职工的责任意识，更体现出人文关怀。有国家巨大投入的支持，有各种保障制度的维护，有创业优惠政策的辅助，有企业自身转型升级和创造条件的吸纳，有广阔的再就业市场环境，解决好180万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并不是太大的难题。
尤其要看到，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供不应求格局，为吸纳这部分下岗职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新兴服务业的就业形势乐观，交通运输服务、技工、操作工和销售业务等职业求职竞争压力较低，就业形势相对较好，这些都和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职工下岗再就业有着很大不同。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更有充分的就业岗位，加上下岗的这些国有企业职工本身具有良好的职业和文化素质，仍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此，只要政府部门善于引导，市场完全可以消化。
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关系到企业职工的民生，也影响甚至决定着未来全面化解产能过剩的顺利推进。在保持信心与乐观的同时，更应探索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让相关的国企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并引导就业，为进一步全面推进化解产能过剩，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可资借鉴和复制的行动指南。
以“岐黄之术”助力健康中国
解决世界性的医疗、医改难题，建设健康中国，都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国粹——中医药。
九九消寒图还没写完，中医药就迎来了拂面而来的春风。近日，国务院发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药产业列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中医药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拉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序幕，古老的中医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医和西医属于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当作为“舶来品”的西医进入中国，“爬山、吃肉、骂中医”曾被当作一种时髦，中医药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进而被人忽略、忘却，乃至一度沦落到被废除的边缘。但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健康服务业蓬勃发展，中医药如同遗落的珍珠重放光彩。拭去厚厚的历史灰尘，中医药独特的价值正在
重现。《纲要》明确：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
“中西医并重”一直是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有人说，中西医早已不是“并重”问题，能“并存”就不错了。话虽偏激，却反映了现状。1949年，西医师8.7万人，中医师27.6万人。经过60多年的发展，西医师增加了30多倍，中医师只增加了不到1倍。《2014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76.0亿人次，其中中医类总诊疗人次8.7亿人次，只占11%左右。
中西医发展不对称，原因之一是中医药不被重视。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曾做过统计，上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拨出的卫生事业费，西医占97%，中医占3%。而在拨给中医的这一块里面，中西医结合的占97%，纯中医的占3%。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再加上造血功能不强，导致中医严重“发育不良”。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打着梅兰芳的牌子，却唱着流行歌的调子”。“以西养中”的结果是中医院普遍西化，两者差距越拉越大。
《纲要》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从思想认识、法律地位、学术发展与实践运用上落实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平等地位”。如此明确地要求二者“一碗水端平”，在中医药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在目前西医药一家独大的现状下，中医药如何赢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纲要》落到实处？需要完善中医药事业的政策机制，激发中医从业的热情，培植中医发展的沃土。更为关键的，是给中医药“松绑”，借中医药立法的时机，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让岐黄之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需要提醒的是，落实《纲要》不能变调走样，以西律中、以中适西，让中医药变得不中不西，名存而实亡。中医药的发展，须打好传承的根底，决不能背离本来规律，更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纲要》要求，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每千人口卫生机构中医执业类（助理）医师数达到0.4人。我们离这个目标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以提高中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深入挖掘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库。赢得中西医平等地位，拼的是发展实力，靠的是创新方法。通过现代科技、引入“互联网+”思维等手段，让中医药谱写新篇章，必能助力健康中国，为人类健康造福。
让职业教育铸造更多“大国工匠”
职业教育要推动劳动者自身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不断产生，也将为制造业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座。
近日，一组数据让职业教育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教育部长袁贵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我国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9年超过95%，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连续3年超过90%。从就业率来看，职校生已经成为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更加抢手的热门人才。
职业教育的发展，体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现代化水平。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
在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全社会也逐渐扭转了读职校“低人一等”的错误观念。这既为广大“蓝领”赢得更多尊严，同时也验证了职业教育的一般发展规律，那就是：职业教育要推动劳动者自身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不断产生，也将为建设制造业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座。
也要看到，职业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领域的软肋。一些人对职业教育的傲慢与偏见还普遍存在。寒假期间，浙江海盐某中学向学生群发短信，提醒“不要和职高生混”。这虽然是个案，但也反映出社会观念的滞后和少数教育者的偏见。职业教育要想找到自己的蓝海，需要通过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接轨，与市场需求结合。“在黑板上耕田”“在课本上开机器”，职业教育这朵“野百合”就不会有春天；只有站在田埂上、守在机床旁、蹲在车间里，紧贴结构调整、密切服务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精准对接社会发展用工需求，才能为职业教育赢得应有尊重。
在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的今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更加精准。春节过后，广州某制衣厂日工资400元招工遭受冷遇；福建泉州某工艺品公司月薪4000元并包住宿，也鲜有人问津；与此同时，四川成都不少“火锅厨师”却过剩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折射出我国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培养的滞后，也在拷问职业教育的精准性。尤其在今年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不能缺位。通过创新农学结合、弹性学制模式，促进下岗工人走进职业教育课堂等方式，有助于培厚人力资本的土壤，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和产业实践的精准结合。
打造“职教升级版”，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也是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经济转型升级和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同样是其他国家正在采取的做法。比如，去年，日本文部省决定关停一些院校文科专业，侧重培养实用型人才，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2014年，我国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正是为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建立巩固的、可持续的人才和技术竞争优势。为了对接“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适应“机器换人”催生的人才需求，各地已开始迅速部署。如浙江绍兴职业技术学校推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沈阳中德新松职业教育集团并购了有百年历史的德国陶特洛夫职业培训学院，等等。顶层设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当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环环相扣，高质量技术人才输送的途径就会更加畅通。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关乎国计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相信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这朵“野百合”，一定会开遍原野，让更多的“大国工匠”，为更高更强的“中国制造”筑基。
让国民健康成为“幸福资本”
推动全民健身的普及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增进民生福祉，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必要之举。
结伴登山健身，邀亲友一起打球、游泳„„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运动成了不少人的假日休闲方式。既锻炼体魄，又能在交流中增进感情，体育锻炼的“魅力值”正在不断攀升。
然而，各地体育场馆数量不足与长期闲置并存的尴尬，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大家的运动生活。正因如此，当近日有媒体重提这一话题时，再次引发公众热议。
增加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的呼声，首先来自公众的健康需求。目前，一些地方的大型体育场馆，与公众真正的使用需求存在脱节，在高维护成本的现实面前，运营常常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大型体育场馆中，标准体育场占据体育场馆总数超过60%，但每周吸引超过500人次健身的仅占不到55%。收费过高、管理不善、发展模式陈旧、服务理念落后„„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其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辐射效应。
学校的体育场馆和中小型健身场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公办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可是，由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馆，占全国体育场馆总面积的53.01%，目前整体开放率仍在低位徘徊。而中小型、社区型健身场馆，因为总体数量少、消费价格不菲，远远无法满足民众需要。至于30多万个小型室外体育场地，在部分城市甚至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机。
据调查，在20岁以上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有超过20%的人认为当前体育场地设施离期望值“相差较远”，有65.2%的人希望建设社区（乡镇）健身活动中心。“健身热情高，奈何场地少”，可以说，体育场地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是制约公众将锻炼计划转化为行动的重要客观因素。唯有继续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为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搭建好服务平台，切实解决好场地不足，设施、服务配套跟不上需求等问题，城乡居民体育锻炼的参与度才有可能“水涨船高”。
从这个角度来说，扫清观念、体制障碍，推动全民健身的普及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增进民生福祉，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必要之举。也正因此，近年来，国家体育部门多次督促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各地政府也逐渐把全民健身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体育锻炼需求，关键在于“对症下药，辨证施治”。“适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健身路径多，专项场地少；适合晨晚练、女性和文体合一的利用性场地多，专用性场地少；室外场地多，室内场地少。”有学者曾用“三多三少”概括国内的公共体育设施配置。体育事业的改革，需要盘活资源存量，做好增量文章，打通影响产业发展的“肠梗阻”。当更多的体育场地进入“全民健身”模式，公众每一份激情、每一滴汗水，才能找到释放与挥洒的合适空间。
“今年笋子明年竹，少年身壮老年福。”国民的健康，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体育运动则是实现健康的最有效投资。人均约1.5平方米，约合23张A4纸大小的体育场地面积，比10年前增长了40%，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从现在起，相关单位主动“干”起来，老百姓主动“练”起来，全民健身蓬勃发展，国民身体素质不断提高的愿景，必能早日成为我们深以为傲的“幸福资本”，工作、生活的“动力之源”。
从非遗上春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除夕夜播出的央视猴年春晚，不仅主打“家庭收视”概念，更设置了四个外景分会场。
而整场晚会大量非遗元素与现代科技、流行文化的“混搭”，东西南北各地民俗文化符号的涌入，让这场春晚显得年味儿十足。华阴老腔一声吼，震撼了全场，唱得气势磅礴，唱得观众热血沸腾；唱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也唱出了非遗文化的生机与气场。
其实，在整个春晚舞台，非遗元素不胜枚举，比如歌手萨顶顶演唱歌曲时，云南彝族舞蹈演员所带来的海菜腔和跳菜舞就是非遗。据介绍，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首，被誉为民族中的“美声”唱法。跳菜舞，是云南南涧县境内彝族民间办宴席上菜时，为敬重宾客和增加喜悦气氛而跳的一种风俗礼仪性舞蹈。他们极富地方特色，又富有生命力。
非遗元素的融入，彰显了古老文化的魅力，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正如萨顶顶接受采访时所称：“感谢来自云南南涧的跳菜团队、‘花腰歌舞’的团队，这两个团队在这个节目中表现出了民族的文化和自豪感，这一点特别重要。”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春晚在以往节目编排的基础上，创新性的融入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并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巧妙地与不同风格的流行歌曲相结合，让全球观众能够欣赏并了解到中华大地优秀的传统文化。
非遗上春晚，具有多重内涵。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基因，保留了中华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的痕迹与活力，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尊重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保护老祖宗筚路蓝缕的历史胎记，也是传承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智慧与才华。
作为全国民众一道不可或缺的“年夜饭”，端上非遗这道菜，显得不仅不违和，更让人有一种亲切感。不难想象那种场景，当彝族人看到本民族的海菜腔和跳菜舞，一定欢呼雀跃，激动万分。而其他民族的同胞，同样不会生疏，而是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
央视春晚受众多，影响大。非遗上春晚，可最大程度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中国的非遗不仅在中国留下美名，在全世界都会引来关注。众所周知，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灿烂的文化，今天，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文化遗产。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冯骥才担忧：“就目前来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第二轮破坏。”诚然，文化遗产国宝，是国粹，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是必须善待的好东西，保护文化遗产，刻不容缓。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座宝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深处。我们在致以敬意和温情的同时，还应该思考，如何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使之焕发风采。在春晚这个大舞台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毫无生气的老古董，还融入了现代文明气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春晚，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显然更有未来。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如果把传统文化比喻称奔腾不息的漫长河流，那么今天我们致力于保护好非遗，通过各种场合尊重和传扬非遗，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会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窥一斑而知全豹，非遗上春晚，令人欣慰，值得拍手称快。传承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将国56个民族、13
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还能创造更美好的精神家园。
文化产品要走近“小镇青年”
最近，文化娱乐市场中的“小镇青年”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得益于这一庞大观影群体的贡献，今年春节档票房6天超过30亿元，同比增长67%。去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超过17亿元，已被称为“内地电影市场迎来了一次强烈的爆发”。而猴年电影票房再创新高，堪称中国电影史上又一“彩蛋”。
猴年票房为何这么火？除了影片本身的因素，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影院建设逐步完善，使得有文化消费能力、也有消费意愿的“小镇青年”崛起为票房生力军。有人乐观预测，未来两到三年内，中国将超越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谁来撑起这一新兴的电影市场？小镇青年堪称主力军，构成这一群体的，既有长居城镇的青年，也有春节期间的返乡青年。
早有人断言，得三、四、五线城市得票房，“国产电影要看小镇青年脸色”。据相关调查机构的统计数据，今年三、四、五线城市票房增幅明显，三线城市较去年则增长65.8%，但最大增长则为四线及以下城市，达104.97%。可见，小镇青年虽然被很多人认为在“主流”市场之外，但他们对电影票房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的品位或口味，也影响着电影产业的内容和制作。
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重新审视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小镇青年”，了解并引导他们的需求，贡献能为他们接受的文化产品。关于小镇青年，以往不少作品中刻画的形象要么木讷、沉默，要么前卫、出位，总之和现实中的他们有不小距离。比如电影《心花路放》中，就有一个周冬雨饰演的小镇青年：黄头发，黑皮肤，顶着一头“杀马特”造型，大大咧咧，行为出格。其实，被标签化的小镇青年，需要正名，他们的精神需求、文化消费的渴望，同样需要被尊重和满足。
目前，我国城镇差距仍很明显，但鸿沟正在填补。在信息和资源共享时代，对于生活在小城镇的青年来说，口袋富起来了，脑袋也想富起来；解决了口腹之欲，还想大饱眼福。可以说，他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被唤醒。从搬起小凳子到村头看露天电影，到买票走进豪华电影院；从盼星星盼月亮一年看不上几部电影，到最新的国内外大片同步上映„„电影的变迁沉淀着基层民众的心灵河床，改变着小镇青年的审美观，甚至见证着他们的文化成长过程。
毋庸讳言，在某种程度上，小镇青年是被长期忽视的文化消费群体。面对这个庞大而生动的群体，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品，既需要向小城辐射文化魅力，也需要尊重他们的趣味。电影技术再先进，如果不接地气，就可能水土不服；投资再高，如果缺乏穿透力，就难以渗入基层的文化肌理。当然，正如老艺术家吕中所称，“观众是需要好好引导的，而不是一味去迎合”。别高估了庸俗的力量，也别低估了小镇青年的审美能力。
“美食和美酒，足以使平凡的一餐变成一场恋爱。”这是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经典
台词。当小镇青年逐渐喜欢上电影，当越来越多的影片以独特品位吸引住小镇青年，双方就会谈一场令人心动的“恋爱”。由此才可以说，国产电影会更有市场，未来也更有底气。
别让“留守”固化为成长标签
“全面”二字，意味着“一个也不能少”。如果没有全体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数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小康就会打折扣
“我和哥哥弟弟在家里很孤独，我真的很想你”。猴年新春来临之际，一名广西留守儿童稚嫩的笔迹，道出了无数孩子朴素的心声。春节假期已过，很多人开始回味团圆的美好，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一年一次的短暂重逢更是漫长的等待。正因如此，国务院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再次凝聚了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目光。
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关于留守儿童的舆情事件增幅显著，直接印证了这一群体面临的“成长危机”。去年初夏，贵州毕节某家庭四名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曾令全社会为之震惊。监护缺位、教育缺失、关爱不足，导致“留守一代”在人身安全、教育启蒙、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伤痛”。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份全文超过6000字的文件，无论是分析成因、把脉症结，还是统筹兼顾、布局对策，都反映出中央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切关注，也展示了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的治理决心。综观方案，既对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出总体要求，又着眼于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救助保护机制，还强调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如此系统的安排与部署，称得上破解农村留守儿童难题的一套完整方案。
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留守人群成为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除了诸多“治标”的配套手段，正如国务院此次出台意见所指出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刻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想从根本上破解留守问题，就必须改变“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尽可能减少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时空分离。
近年来，多地纷纷施策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正是致力于从源头上消除留守现象的努力。以重庆为例，据统计，从2012年的107万人到2015年的89万人，3年时间全市留守儿童总量减少约18万人。另一方面，城市也应更加包容，为农民工筑梦城市降低门槛，想方设法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让他们有能力将孩子安置在自己身边。去年在户籍和居住证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一部分意义就在于此。
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权利，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夯实的价值认同，更是中华文明流淌着的文化血脉。更重要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胜阶段，“全面”二字，意味着“一个也不能少”。如果没有全体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数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小康就会打折扣。正因此，下一步关键还是要把“意见”落细落小落实，努力在实践中形成一套更为细致、更可操作的规范体系，有效扩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通过改革发展给予他们以力量
和希望。
“没有一种服装比爱更合身，没有一种装饰比爱更迷人”。对儿童而言，父母的关爱与陪伴，永远没有替代品。此次《意见》的印发，应该唤起方方面面的切实行动，让家庭的亲情陪伴、社会的多元救济与国家的制度保护汇集成强大合力，避免让“留守”固化为一代人的成长标签，带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童年，同时给中国的未来带去更美好的希望。
吃鱼纠纷背后的旅游业纠结
人们对旅游目的地的服务业素质、执法水平乃至当地人的文明程度，释放出了强烈需求。
社会新闻上升为舆论热点，最大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判断当事者的对与错，而在于触碰到了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哈尔滨万元铁锅鱼”之所以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发酵，就是因为直接撞上了人们的旅游体验。
对于消费者在网帖中提到的价格问题、执法态度、消费金额等疑问，当地都给出了回应，认为“明码标价”并不违规，同时公众也确认了“鳇鱼售价不在指导范畴”等认知，了解到实收餐费“打了七折”等事实。而对于是否“缺斤少两”、到底“谁先动手”等问题，还在继续核实中。好在调查组终于在15日下午联系上了消费者，事件的全部细节有望水落石出。应该说，当地政府部门的介入和调查比较迅速，但舆论对立的局面却还在持续。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大家现在谈论的已经不仅仅是吃鱼纠纷，而是对于旅游产业的纠结。
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春节公民出境游人数（不含港澳地区）达到51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无论是东京的银座，还是首尔的乐天，到处可见国人“如逛超市”般提着大包小包的身影。从去年开始，中国人已经荣登全球出境旅游消费第一位。有位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实在，“春节期间国内旅游和一些出境游的成本差不多，而且国外的服务、配套还好些。”游客用脚投票，不仅反映了中国旅游产业内外竞争激烈的现状，也生动阐释了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之间的矛盾。
中国坐拥世界上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最庞大的旅游消费群体，这也让不少地方政府以为发展旅游难度并不大。当年仅仅因为一部《丝绸之路》纪录片，就让大批外国游客蜂拥而至，即使当地服务配套并不完善，也足以带火丝绸之路游二三十年。依傍名胜古迹、名山大川经营吃住行的店家甚至直言不讳：中国人这么多，就算只做一锤子买卖也足够吃一辈子。这样的产业状况和业态心理，一旦碰到游客们不满足于“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开始追求“到日本做健康检查，到马尔代夫拍婚纱照，到大堡礁考潜水执照”，马上显露出尴尬和不适。
旅游者对旅游产业的期待，早已超出了我们既有的一些供给认知。旅游体验，不仅包括吃行住玩，旅游产业，更需来一次转型升级。从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旅游纠纷可以看出，游客
对旅游目的地的服务业层次、执法水平乃至当地人的文明程度，都释放出了强烈需求。与其说游客是在吐槽某地区的旅游环境，不如说是在追问整体发展水平和全面管理能力；与其说舆论是在谴责旅游产业“硬实力”不足，不如说是在期待与旅游体验有关的“软实力”进步。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对发展旅游业寄予厚望，期待这个产业能成为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实际上，开发旅游与搞工业园、做房地产不同，尤其需要有手段平抑被旅游拉高的物价，需要有思路提升本地文明习惯。只有那些能够接受“最挑剔意见”的景区，只有那些真正领悟“功夫在诗外”的地方，才能修炼好管理和布局的“内功”，做到宾客盈门。
在“更”字上书写“舌尖安全”
开年讲话聚焦食品安全，既是给“年味儿”送上安心味道，也是打响“十三五”期间食品安全工作的发令枪。
春节将近，准备年夜饭的心情是幸福洋溢的，储备年货的表情是笑意融融的。这个时候，无论谁都不希望问题食品来添堵。不仅如此，翻检老百姓2016年的心愿清单，食品安全名列前茅。而《2016年广东省十大民生问题调研报告》中，食品安全名列“什么都敢吃”的广东民众关心事项的首位。可见，“吃得放心”是百姓心中天大的事。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第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康，要落实“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民间有“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总书记的开年讲话“锁定”食品安全，既是给“年味儿”送上安心味道，也是打响“十三五”期间食品安全工作的发令枪，预示着未来要在“更”字上下足功夫，给保“胃”战的胜利注入更强信心。
写好“更”字，要把准国情，才能握好如椽大笔。我国食品安全总体向好，但形势依然严峻，既发生过“陈年冻肉”上餐桌、五常大米掺假等法治失序、道德失范的老问题，又有网购年夜饭不新鲜、“慢”快递导致食物变质等“互联网+食品”的新挑战。面对食品安全问题，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还要拿出更大决心、更有效措施。也要看到，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美英德等发达国家过去也曾经历了问题食品泛滥的阶段，现在亦不时有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因此，治理食品安全不会一劳永逸，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驰而不息、日拱一卒，用解决问题的成效累积性换来舌尖安全的持续性。
写好“更”字，需要摆好制度的笔砚、磨好法治的水墨。客观地讲，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渐趋成熟。但也还存在不少短板，如食品生产加工透明度不足，监管还存在人手不足、力量有限的问题，质量认证体系的权威性也还不够，食品可追溯体系尚处于起步水平„„如何进一步织密制度的笼子，如何让“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发威，需要在“十三五”期间重点攻克。
写好“更”字，政府、企业、百姓都是执笔人。记得作家毕淑敏讲述过一顿乡下美味，
食材看似与城里没区别，却是老农取之于“土法”种植的自留地，而他拥有的另一块使用农药化肥的庄稼地，则是专供城里人。讽刺的是，老农的孙女考上了大学，即将成为“专供”的城里人。作家讲述的如一个醒世喻言，问题食品危机四伏，人人都是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每个人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将成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的“试验田”。除了政府要把“为民之心”端上桌，生产经营主体也要流淌“道德血液”，消费者更要多点较真的权利意识，一个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才能形成。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把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作为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许多省市正在积极创新监管方式，有的省市将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不少企业主动加入“明厨亮灶”“透明车间”等活动，多数地方的街头乡间流动着义务监督员的身影„展望未来，星火正成燎原之势，相信2016年，“舌尖上的中国”会让更多人吃得放心、吃得开心。
以“新理念”培厚农业土壤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让农产品供给不断适应需求的变化。
27日晚，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与此前12年一样，这一引人注目的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工作。而此次，“新理念”成为这份文件的一个关键词。
颇有意味的是，与13个“一号文件”相伴的，是粮食产量从2004年至2015年的“十二连增”。“历史未有，世界罕见”，业内人士如此评价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这个成绩的确来之不易。但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些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一边是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一边是进口量创历史新高；一边是价格低廉的国内农产品销路不畅，一边是高端高价的进口农产品屡被抢购；一边是农药化肥过量使用推高农民种植成本，一边是土地水源已经难以承受污染之重„„种种矛盾倒逼之下，中国农业该以怎样的姿态开始新的征程？正如今年“一号文件”中所说，我国的“三农”工作，“既面临诸多有利条件，又必须加快破解各种难题”。
现象背后是问题。今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发展同样是重中之重。从供给侧看，生产成本过高，资源透支利用，部分农产品供给不适应需求变化，一些品种亟须压产能、去库存。直面矛盾，破解难题，必须运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做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落实“一号文件”强调的“发展新理念”，这是一个重要抓手。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让农产品供给不断适应需求的变化。当我们告别了短缺，物质供应日益丰富时，农业生产不能再简单地以产量论英雄。现实中，还屡屡出现一些地方农产品滞销的情况，让农民“丰产”却不“丰收”。而且，当人们对于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不断提出新要求时，农业生产更要在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上多下功夫。正因如此，“一号文件”才专门强调，要“加强农产品流通设施和市场建设”。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篇涉及生产力调整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大文章。当前，就是要按照“一号文件”的要求，既做好减法，也做好加法，把该减的减下来，该补的补上去。去库存，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个别农产品过大的库存量减下来；降成本，就是要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等的不合理使用，把农业生产成本降下来。补短板，既要补农业基本建设之短，也要补农业生态环境之短；提品质，就是要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上去。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任何时候都得绷紧粮食生产这根弦。因此，不能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等同于压缩粮食生产，更不能搞运动式调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提高粮食产能，仍然是推进这项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任务。
既然是改革，就会产生阵痛。面对改革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应提早应对。其中，保障农民利益是关键。正如“一号文件”所言，要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在“镰刀弯”地区压减玉米产能，调整种植结构。如何保证调整的方向农民能接受，调整过程中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些既需要提前做好规划和设计，也需要其他农业农村改革给予配合。
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让农村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发展新理念正当其时，改革新举措正当其用。
招远“拾荒老人”观照时代之正能量
1月18日上午，曾当选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获得“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93岁的拾荒助学老人刘盛兰遗体告别仪式，在山东招远殡仪馆举行。18日清晨，虽然招远飘起了雪花，但还是有很多人冒雪来到现场送老人最后一程。
刘盛兰是招远市蚕庄镇柳杭村一位孤寡老人，20多年来，将拾荒得来的10多万元捐给了全国100多个贫困学子。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身安故土，余“香”绕梁。顶风冒雪送故人，想来不仅是感动于“今世武训”的事迹，更重要的，是在老人身上观照到时代之正能量、社会之价值观。
古人云，礼失求诸野。在社会道德领域“雾霾蔽日”的时候，“拾荒老人”就是净化晴空的暖流。他是对精致利己主义的反讽，是对私利与奢欲的警醒，更是“人间有爱”的佐证。无独有偶的是，在河南伊川县鸦岭乡，也有位叫做胡发生的残疾老人拾荒助学18年，直到去世前一天，仍在佝偻着背捡破烂。拾荒助学，爱传百城。他们在感动助学对象的同时，也感动了整个中国。也许善与美，本来就是多元而丰盈的：传统美德是美，志愿精神也是美；穷人助力是美，富人慈善也是美；英雄壮举是美，凡人小善也是美。
“拾荒老人”或者只是个符号，在他们身上，洋溢着亘古不变的道德操守，彰显着时代
与民族的价值情怀。今天的缅怀，并不仅仅是情感表达而已，从寻找感人事迹、发现最美人物，到形成道德风尚、构建大美制度，高山仰止，见贤思齐，从感动到身体力行，从致敬到从善如流，人人出点力，个个尽份责，老人的心愿定会成为美好的现实，而集结起来的凡人之善，也定会成为推动社会向前的伟力。
以“复方”根治滋补品乱象
无论药品补品，不减人工物力，是企业常青的第一法则，也是行业兴盛的不二法门。
近期媒体报道的一个数据，让阿胶行业陷入“集体尴尬”。据统计，以目前中国市场阿胶销量估算，每年需驴皮400万张左右，而国内供应不足180万张，即使算上进口，可供制胶的驴皮也只够实现当前产量的六成。
“驴唇不对马嘴”的数据缺口，反映了阿胶行业“偷工减料”的事实。报道称，目前市面上食药用阿胶产品，鱼龙混杂，有的阿胶糕甚至根本不含阿胶成分。其实，此前媒体对于阿胶企业制假就屡有报道，而此次估算，更让人进一步看到行业乱象。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阿胶这个“以皮为本”的行业而言，原材料是首先需要保证的。“役用养驴”向“商品养驴”转型导致原料短缺是客观事实，但是“马皮阿胶”“狗皮阿胶”却并非必然选择。阿胶传统悠久、接受度高、市场需求大，以次充好甚至以假乱真，损害了消费者最基本的权益。不管是通过全产业链模式实现毛驴养殖规模化，还是通过提价保质实现市场出清，抑或是通过开发替代品的技术创新，都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事实上，不仅是阿胶，许多传统滋补品都面临类似的困境。如虫草，屡有喷水、胶合、加面粉乃至金属粉的造假报道，鹿茸、灵芝、雪蛤、人参等，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若任凭劣币驱逐良币，不仅危及食药品安全，更危及行业长远发展。
长期以来，从建立标准到专项整治，相关部门一直在规范与引导营养保健品行业的发展。但事实证明，面对连年涨价的高收益，“道德”常常失效；面对横行的“潜规则”，监管也难免法不责众。规范营养保健品行业，不仅需要道德自律的方剂，也需要强化监管、产业健全与法治建设的“复方”。
对于各种滋补品，需要有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不管是对随意夸大疗效的广告建立评价标准，还是对相关生产企业的审批提高准入门槛，都需要主动作为。另一方面，滋补品的监管不仅是个行政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如阿胶，之前原料鉴定还有困难，但如今DNA全检技术已经可以实现100%测出阿胶成分。以技术创新来推动“疑难杂症”的攻克，应该成为从企业监测到政府监管的新思路。
同时，这一行业存在的问题，也需要用“发展”来解决，通过更健全、更健康的市场，在行业内部实现优胜劣汰。完善市场驱动机制，才能让滋补品的质、量、价更合理调节；避免过多的资本向初加工领域集聚，才能实现产业深化发展；打通上下游实现全产业链生产，
才能破解原材料困局，让高附加值不再遥不可及；而更好地树立品牌意识，才能让传统的金字招牌屹立不倒。
要保证源于传统文化的特色优势能充分发挥，也应该让政策法规与行业的特点规律相衔接，一帖“法治”的方剂必不可少。广义上看，传统滋补品也可纳入中医药体系，如阿胶、虫草、人参等，本身已被收入《中国药典》。去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中医药法治化进程已经开始。以法治手段理顺治理体系，让监管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依法制药、依法治药，才能减少“狗皮阿胶”“问题虫草”。
同仁堂门前有一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无论药品补品，不减人工物力，是企业常青的第一法则，也应是行业兴盛的不二法门。
“罂粟壳混上餐桌”的真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背后有管理问题、文化问题、人心问题，决不能让美味和安全成为“鱼和熊掌”、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通报了35家涉嫌违法添加罂粟壳的餐饮服务单位，其中还包括京城一家天天排大队的饭馆。舆论的一个共识是，不管是小餐馆还是大品牌，无论是袋装熟食还是现做“堂食”，只要涉嫌添加有关致瘾品，就应依法处置。
毒品还是调料？人们对罂粟壳的认识，还存在一些模糊之处。由于被认为有香料价值甚至致瘾功能，在一段时间内，使用罂粟壳成了一些餐馆留住回头客的“公开秘密”。一些不良商家大动歪脑筋，专门用罂粟壳熬制“老汤”，想要用“舌尖上的成瘾”换来“腰包里的大钞”。
2000年，最高法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中，罂粟壳已经被归类为“其他毒品”。2008年时，原卫生部明确把罂粟壳列为非食用物质。国家禁毒委等还曾下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行为”。事实上，罂粟壳如果食用过量，轻则乏力、面黄肌瘦，重则损害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显然，以罂粟壳调味，既有损身体健康、践踏商业伦理，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在餐饮已经产业化的今天，往食物中加哪种香料、加多大剂量、有无副作用，可能决定着食用者的健康。小小罂粟壳提示我们，既想吃到美味，也要健康安全，这绝不能是一道“鱼和熊掌”、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食品安全大于天，这首先是个管理问题。就以罂粟壳为例，“部分药用”变成了端上餐桌、“法律禁止”变成了公开售卖，哪怕就像有些餐馆声称的“供应商设备残留”，仅仅靠执法打击的“末端治理”，恐怕仍难以打消人们对管理违禁物品的忧虑。源头在哪里、如何从各个环节入手管控、怎样普及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等，如果回答不好这些问题，那么通报的35家餐饮单位就可能只是违法添加的“沧海一粟”。
食品安全关乎人，这其实也有个文化问题。中国农业大学一位副教授曾做过一个实验，将罂粟壳和形似罂粟壳的草果，分别加入火锅中烧煮半小时，结果并没吃出火锅味道上的差异。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教授陆林也认为，罂粟壳本身没有味道，有些甚至带有酸涩的苦味。行业中、社会上的“以讹传讹”，竟然能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铤而走险，甚至让一些食客也为使用罂粟壳“辩护”，不能不说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都有待加强。
食品安全重于山，这最终是个人心问题。多年来，从穿山甲到果子狸，从二噁英超标的烧烤到如今再受关注的罂粟壳，食品安全的警钟一再响起，可还是屡屡出问题。中国人爱吃会吃，但饮食安全应该有底线。不管是政府监管者、餐饮企业，还是消费者，哪些可以食用、哪些不能添加、哪些可在一定剂量范围内使用，都应该明白准确，不能因为“潜规则”而使之含糊过关。“地沟油再便宜也不能用”的观念不仅应成为共识，还得变成实际治理作为、自主选择，否则难免再出现跟罂粟壳类似的“香料”。
“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从古至今，“民以食为天”绝不是小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下最大气力抓好。”狠抓且抓好，在寒潮来袭的冬日里，老百姓就不会为“去哪儿喝碗放心羊汤”而顾虑了。
让“春运拼车”一路顺风
给企业、社会优化出行方式的探索更大空间，相关部门可以结合“互联网+交通”的发展情况，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提供有针对性服务、完善法治保障。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临近，交通运输部表示，鼓励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拼车出行。随着私家车增多、高速路延伸，如何让“拼车”成为春运的有益补充，正是管理部门可以思考的问题。
对于拼车回家，公众有着较强的诉求。一个网络约租车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跨城拼车预约订单已经超过58万，数量还在激增。的确，火车票难抢，飞机票太贵，拼车回家虽非最优选择，但方便、便宜，应该会受到欢迎。交通运输部的表态，体现了对社会关切的回应，对社会力量参与春运分流的肯定，是管理理念、服务手段的与时俱进。
春运拼车回家，并非新鲜事。从上网发帖邀拼车、求拼车，到在公益平台上共享拼车信息，这几年春运，拼车都是一种“自发形成的运力”，满足了不少人的出行需求。不过，由于对司机个人品质、驾驶技术、车辆状况等方面的顾虑，以及明确相关责权的法律法规的空缺，不少人对于拼车回家的方式，仍抱持观望、怀疑态度。如何让顺风车更“顺风”，需要的不仅是鼓励。
其实，去年交通运输部关于网络约租车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就明确了“不以盈利
为目的”的拼车、顺风车可以存在。地方层面，北京市交通委2014年发布了《关于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规定市民签协议拼车，将不会被认定为非法运营的“黑车”，同时可以合理分摊费用。这些都是拼车取得“合法身份”的一个标志。
不过，和平常出行不同，春运期间，拼车有很大一部分是跨城市、跨省份的。远距离、长时间的驾驶，让拼车面临的各种“老问题”，更加凸显。如何最大程度确保不出意外，是乘客最为关心的问题。如何分摊行驶成本、能否收取驾驶费用等，也需要有明确标准。而各地管理拼车的态度尚不明朗，执法标准和尺度也不统一，拼车上路会不会有汽车被查扣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保障好拼车双方的合法权益，主管部门有必要尽快拿出具体、可行的管理方案，明确执法底线，为非盈利性质的拼车出行提供准确的规范参照。
今年春运讨论拼车，网络约租车平台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春节前，已有多款打车软件推出“跨城拼车”业务。毋庸讳言，利用打车软件拼车回家，今年肯定会大量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这些平台提供的拼车服务，更需要做好规范和管理。应该规范和约束打车软件运营商，在司机资质审核、准入门槛设定、车辆安全性能、交通保险保障等方面，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防止他们为了抢占出行市场，而忽视了最起码的保障司乘安全的社会责任。
客观地说，面对短期陡增的人流、形态各异的需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拿出十全十美的交通解决方案。无论是以“大数据”研判旅客出行规律提前做好部署，还是给企业、社会优化出行方式的探索更大空间，应对不断变化的春运形势，相关部门的治理“工具库”里，完全可以添加几样“新物件”，结合“互联网+交通”的发展情况，在创新管理模式、提供有针对性服务、完善法治保障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实现新的突破。鼓励拼车出行开了个好头，期待有进一步的法规、意见来保障政策善意的落地。
“分享，带来温暖”，爱“拼”才会赢„„当春节拼车回家这一互助型出行方案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交通选择，明确司乘双方的权责，才能打通拼车之路的“堵点”，使之能够更有效率地公众出行，减轻交通压力。而这，恰恰是群众期盼和交通部门工作的交集所在。
激发公共治理的群众力量
发挥群众的重要作用，从政府的“我治理”转变为全民共治的“我们治理”，能提高我们社会的“免疫力”。
“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丰台教导队”„„最近一段时间，这类公民群体“频频立功”，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群体分布在城市的每一处，连接着安全系统的神经末梢。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又发布消息称，在首都的网络安全治理中，3000名“网警志愿者”协助警方铲除网络毒瘤。
诸多公民群体参与到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之中，体现了群众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意识的回归。不管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虚拟空间，这些公民群体的背后，都是群众被纳入到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实现了群众和政府治理的有效对接。
动员群众力量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我们对这样的方法并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就是与群众共同管理、一起治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类似的成功案例证明，发挥群众的重要作用，从政府的“我治理”转变为全民共治的“我们治理”，也是公共安全治理理念和方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群众和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绝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工作关系，更应该是合作关系，这已经成为可贵的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明确提出，必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系统治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今天，公共安全领域能突破传统治理模式，吸引更多公民的参与，不仅创新了治理方式，更让“公共安全”这个统一的公共价值，将公民和政府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涵养社会“价值理性”的可贵尝试。
现代社会，在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群众力量的动员与发挥变得更加重要。以“朝阳群众”为例，自2014年以来，多名涉黄、涉毒明星接连遭北京朝阳群众举报，被警方查获。网友戏称，朝阳群众是“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对犯罪行为的威慑作用大大提升。的确，如果将社会比作肌体、把危害社会安全的因素比作病毒，那么动员和发挥群众力量便是提高肌体免疫力，相比单纯靠公共安全部门监管治理的药物去疴，显然是更优选择。“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以及“网警志愿者”等公民群体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初步显示了我国社会环境治理具备了“自净能力”。我国公民已经开始主动提升自己所在社会的道德标准，自愿维护自己所在空间的法律基础和社会秩序。
群众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现实公共领域，在互联网带来的虚拟公共空间也大有作为。有人说，互联网不仅是技术变革，也带来了社会变革。互联网空间同样有威胁公共安全的隐患，并且由于相关标准与规则还未建立，公共安全问题愈发迫在眉睫。首都3000名“网警志愿者”的出现，将使这个领域的公共安全得到更为有效的保障。如果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解释，可以认为“互联网+群众力量”将带来更干净安全的互联网生态。
在公共治理中，群众有着最真实的感受、最广泛的“覆盖”，因而有着无穷的力量。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这股巨大的力量，为公共治理找到“提高免疫力”的治本良方。
理顺医患纠纷需以“理”服人
近日，一产妇在北医三院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的消息引发关注。亡故产妇杨女士所在单位发函称，希望医院对死者的离世原因做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医院则表示，初步判断猝死原因为主动脉夹层破裂，而杨女士去世后其家属数十人滞留产科病房，大声喧哗、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杨女士家属否认打砸医院和天价索赔。
“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有“万婴之母”之誉的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曾如是说。短短一句话，或许道出了所有妇产科医患人员的心声。妊娠
26周多的杨女士不幸离世，医护人员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家属自然更是难以接受，这是最正常的情感反应。
家属不认同结果，可寻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不满意调解，可拿起法律武器。面对调解，院方有权利辩解；面对被诉，院方更有责任直陈事实。这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最好路径。最糟糕的方式，则是将法律抛在一边，互相指责，甚至使用暴力。在“医闹”已入刑的情况下，如果维权手段过激，恐怕难逃法律规制；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若属医方有过错，同样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杨女士究竟死于何因，尚需调查；杨女士家属究竟有无打砸医院，同样需要调查。而在这关口，死者所在单位、医院、医师协会三方各自发出声明，一时被人称为“某某院大战某某医院”，也属于过度解读。法治时代，无非讲究一个“理”字。这个理，既是道理，也是法理。理直才能气壮，而不是比谁嗓门大。一起医疗纠纷，演变成围观者众的舆情事件，恐怕也非各方所愿。
多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催生了频繁出现的专业“医闹”，不仅让医护人员惶恐，也给很多患者带来不安。曾有医生感叹，不怕你告、就怕你闹，不怕流泪、就怕流血。化解医患矛盾，已到了必须重装“操作系统”的时候了——不再是小修小补，安装“杀毒软件”，而应该重建医患伦理，重构调解规则。
当前，处理医患纠纷，既不缺调解机制，也不缺诉讼手段。但是，对于少部分患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专业医疗知识匮乏，导致他们不确定调解机构能否保持公正，也不确定司法机关能否主持正义，于是不相信规则，也不相信法律。如何确保规则透明，如何力求信息对称，如何使法治的公正运送到世人心中，亟待破解。规则有公信力，法治有生命力，暴力“源代码”就失去意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固化思维就失去滋生空间。
更应看到，司法救济毕竟是最后的手段，而且事实上也不能“包治百病”。化解医患纠纷，更需重在防范。这既需要患者意识到，现代医术再发达，也有无能为力之时；也需要医者有严谨态度，有慈悲情怀，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药方，应是关爱。正如“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所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机械也不是冰冷的石材，而是一个个热血沸腾的生命，要求我们不仅是用头脑去思考该怎么治疗，还应该用心去感受、去帮助、去安慰。
医护人员和患者是不折不扣的命运共同体。在医疗水平贫瘠、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医患同舟共济，共驱病魔；如今，医疗卫生条件已经大为改观，医患可说是同乘“豪华游轮”，更应齐心协力，毕竟病魔才是共同的敌人。你若深信不疑，我必全力以赴。不断增进互信，不断激活制度的力量，相信医患关系终能走向融洽，实现共赢。
根治“年末讨薪”需共同使劲
法律兜底之外，还必须从管理机制、文化认知、社会结构等更多维度上，全方位、全过
程地为农民工群体“赋权”。
时近农历年末，农民工讨薪的报道，渐次出现。河南郑州七旬老人讨薪路上的辛酸生日、陕西西安农民工讨薪时意外死亡，虽是极端个案，但农民工被拖薪、欠薪的现象，还较普遍。
应该看到，这些年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恶意欠薪罪”入刑了，行政执法更主动，监察执法与法律援助联动更通畅，工资保证金等制度也在完善之中„„有各方的重视、有法律的保障、有治理的给力、有制度的支撑，欠薪问题相对过去有所缓解。但在现实之中，在一些地方，这一道道防护墙还是时有失灵。
法律是维权的重要武器，此类纠纷理应被纳入法治轨道解决。但也要看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原因错综复杂，拿起法律武器清欠，门槛不低、成本也不小。作为一个涉及数亿农民工权益的大问题，在法律兜底之外，还必须从管理机制、文化认知、社会结构等更多维度上，全方位、全过程地为这个庞大群体“赋权”——要想年底不集中讨薪，必须致力于平日的不欠薪，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最核心的逻辑。
从高度重视到有效根治，并不是发文表个态、出几条规定那么容易，甚至也不是“挤压”开发商和承建商给钱了事那么简单，而是既要有系统思维，也要做细致工作，通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将“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等理念，落实到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
从管理机制上讲，层层分包与转包在建筑业比例非常高，在层层拖欠的责任逃避中，农民工处于最末端，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缺乏议价话语权。因此，必须果决有效地推进工资保证金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等，对各个环节进行约束和规范，把“不能欠”置于“不想欠”之前。
从治理结构上讲，政府部门、司法部门、企业协会、公益组织、劳动者个体，在各自努力的基础上，更需要形成合力，让每一处背离法律规章的隐患，在第一时间排除。否则，就难免发生“哪里有窟窿就先拿农民工工资去填补，等到年底‘补’不了后跑路逃薪”的情况。
从社会认知上讲，客观上，很多用工形式不规范，农民工往往被视作“零工”“散工”，这也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农民工到年底“一次性数钱”，是一种“理所当然”。对于一个接近3亿人的群体，这种“理所当然”应该改变，加强用工规范、保障劳动者权益才是应有之义。
这几日，农民工巨晓林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消息广为传播。与之前的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一样，这同样释放着强烈的信号：近3亿农民工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运行体制当中来，正在成为现实。巨晓林表示，他要“做农民工的代言人”，将着重调研农民工薪酬、安全防护、劳动合同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很难，也必须直面的命题，需要巨晓林的努力，也需要更多巨晓林们的持续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脚手架上的建筑工、寒风里的快递员、忙前忙后的餐厅服务员、流水线上的制造业工人„„“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关注这些可能淹没在“大词”中的个体，带着感情去正视解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相信，在一个农民工大国里，可以蹚出一条更从容、更安全、更正义的权益守护之路，让他们能够带着笑容、带着尊严，播种希望、走向明天。
安全生产需要更多“笨功夫”
重特大事故频发绝非偶然发生、外力所致，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串联着一系列内部原因。
据了解，2015年全国安全生产统计数据显示：与2014年相比，全年亿元GDP事故死亡率等主要相对指标持续下降，较大以上事故起数和人数继续减少，重特大事故起数下降、死亡人数持平。
安全生产总体平稳的背后，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去年重特大事故频发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天津港“8·12”火灾爆炸、深圳“12·20”滑坡、陕西咸阳“5·15”交通事故、河南平顶山“5·25”老年公寓火灾„„去年，全国共发生37起重特大事故，平均约10天就有一起，人员伤亡惨重，社会影响恶劣。相比统计数字，那些触目惊心的凄惨场景、失去亲人的锥心伤痛无疑更能触动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体认。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重特大事故频发绝非偶然发生、外力所致，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串联着一系列内部原因：
从生产经营主体看，有些企业发展“粗线条”，工艺落后、能力有限，对生产线上的隐患浑然不觉；有些企业对安全“缺根弦”，意识淡薄、重视不足，隐患排查不力、安全投入不够、日常管理不严；还有些企业扎着“松紧带”，业绩好了抓一抓、经营差了放一放，怀揣侥幸心理、跟风险讨价还价。
从监管体制机制看，“篱笆墙”还远谈不上牢靠。一些地方将重视留在口头、行动止于文件，没有真正地把管理落实到岗、把责任具体到人；一些地方基层监管人手紧张、专业水平不高，既缺精力也无能力堵漏洞去风险。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只要重特大事故还时有发生，只要不期而至的灾难还无法避免，我们就没有丝毫理由放松对每个生命的悉心防护、对绝对安全的不懈追求。当前，安全生产领域最紧迫的任务、最有效的抓手正是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为此，我们必须踏踏实实下些笨功夫，从根本上提升全社会的本质安全水平，把风险隐患排查清楚，将事故概率降至最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期以来，矿山、尾矿库、危化品、油气管道、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涉爆粉尘等一直是事故“高发地带”。各地区理应结合实际，定下重点监管领域、拉出企业排查清单，经常说、反复管、不厌其烦地查，督促企业将隐患环节整改到位、把培训投入强化到位、把防范机制覆盖到位。同时还要在高风险行业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机制，构建预防性的“双保险”，将安全生产关口前移。
追责是最好的警示灯。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县都已构建起“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让责任意识入心入脑，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失职失责行为进行严肃追
惩。越是发生重特大事故，我们就越要不留情面地问责党委政府有关责任人，就越要依法让企业为漠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付出惨痛代价，就越要以此为契机向社会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技术是最好的泄压阀。在高危行业，我们尤其要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通过技术进步把人从高风险的生产环节上解放出来；要优化作业场所布局，采用空间物理隔离、技术监控等措施掐掉事故发生的“捻子”，将其拒于千里外。
岁末年初，既是事故易发多发之际，也蕴含着事业起承转合之机。在新一年能在安全生产上付出更加扎实有效的努力，让重特大事故不再频发，我们才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安宁更顺当。
用法治方式读懂“快播案”
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将对我们已有的法律观、权利观以及道德感带来冲击，我们需要跟上这种变化。
最近，北京市海淀法院开庭审理的快播公司及相关被告人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以下简称“快播案”），在网上引起激烈讨论。透视舆论热点背后，民意与司法、技术与法律的关系，足可为网络时代的司法实践提供一个生动的样本。
从一开始，快播案就呈现出鲜明的网络色彩。首先，被告方快播公司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其开发的播放器软件被称为“宅男神器”，拥有海量网络用户，从“出事”时起就引起众多网友关心。另一方面，北京海淀法院通过互联网主动进行司法公开，运用视频直播技术对该案件审理过程进行全程直播，使本案原原本本、“一刀不剪”呈现在网友面前，也让本案迅速成为2016年“互联网开年第一案”。
无论争论各方的观点如何，我们都要为本次庭审的公开程度点赞。正是法院的网上直播，使这一事件的影响力超出了狭小的法庭，进入广阔的公共领域。据统计，这场总时长达20多小时的“司法大剧”，吸引了100余万人观看视频。司法公开是最好的普法教育，让如此之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关注这次庭审，快播案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普法课。而本案所涵盖的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证据问题与技术问题、控方表现与辩护策略、互联网发展与法律边界等主题，都让本案有理由成为一则经典案例。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快播案本身就是司法信心的昭示，是中国司法敢于将棘手案件晒在阳光下的进步之举。
正由于快播案本身的法治意义，决定我们不能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身份立场来衡量其中是非，更不能像围观娱乐新闻一样，仅仅关注其中的“精彩语录”，最后以各种“段子”收场。特别是，中国法治进程走到今天，人们不应该再从“法治ABC”开始讨论，更不应该把法律问题涂抹上道德色彩，诸如被告人的辩护权、基本法律程序，应该成为讨论的起点而非焦点。基于这一法治常识，关于被告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应该交由审理者裁判。在此之前，他们只是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利，而法院也有权、有责根据法律独立作出裁判，不受外界干扰。如果通过网络的审判公开最终变成“网络审判”，变成比谁的嗓
门大、谁的发言“机智巧妙”，既偏离了本案网络直播的本意，也是对法治理念的背离。
关于快播案，目前网上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专业讨论。有来自法律界的探讨，也有来自网络技术人士的分析，这是有益于法治进步和技术发展的正确态度，也将使通过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成为可能。毋庸讳言，从快播公司前年被查处时起，关于网络技术的法律边界与道德底线，就已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讨论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个核心命题：立法和司法如何应对突飞猛进的互联网发展？如何让网络技术既便利生活又无损于社会善良风俗、更不能冲撞法律的底线？包括此次一些网友的吐槽，也不妨视为对司法能力的一个提醒，督促司法工作者时刻保持对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关注。
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人类文明史一再从正反两面说明这一点。技术进步若要真正成为“福利”，离不开规则和法律的守护，而法律也在不断的挑战与回应中得以完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将对我们已有的法律观、权利观以及道德感带来冲击，我们需要跟上这种变化。如同互联网刚出现时，没有人觉得盗版是件大事，如今已全然改观。快播案终将尘埃落定，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应当继续。
谁动了城市的文明神经
元旦过后，一段拍摄于上海地铁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名女乘客在吃泡椒凤爪，并有数粒骨头残渣散落车厢，在遭到指责后，她与周围乘客产生言语冲突，还拿出手机与人对拍。后在接受采访中，当事人坚称“没有乱扔，没有妨碍他人，没有影响公共环境”。
无独有偶。1月3日，广州一男子在地铁上嗑瓜子，随地吐瓜子壳；1月4日，一名身穿红衣、在南京地铁上脱鞋的女子，被人拍照并发到微博上。这些说起来并不算令人“深恶痛绝”的举止，之所以引起广泛热议，在于挑起了“城市的文明神经”。今天的社会，人们的文明素养较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过去“膀爷”满街晃也见怪不怪，现在谁要是衣冠不整，至少在正式场合会招致异样眼光；过去“房间那么大，吐痰还要找什么痰盂”，现在随地吐痰的现象在很多地方连小朋友都会制止。往大了说，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的表现，往小了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对不文明现象的敏感度在不断提高。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说到宜居城市，我们就会想到优美的环境、洁净的空气和成熟的配套等等，宜居不只是体现在硬件，还体现在软件层面。如果城市没有人文关怀，人人冷漠，缺乏助人为乐的风尚，如果市民公德稀缺，乱扔杂物成为家常便饭，也就谈不上宜居。于此而言，人们念兹在兹的城市文明，不只需要光鲜的城市外貌，还需要市民拥有健康的精神风貌，这体现在市民举止优雅、言行得体等方面，比如在公共场合能够保持克制，展现公德，尊重他人。
城市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表里两方面都需兼顾。如果说屡禁不绝的乱贴广告，是城市的“牛皮癣”，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是城市的“粉刺”，下水道拥堵、逢雨必涝是城市的隐患，那么少数市民缺乏公德，就是城市的“暗疮”，它更让人忧虑，也更需要医治。建筑繁华，人心荒芜，两者就会违和；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滞后，城市文明建设就会崴脚。
做好城市文明这篇大文章，并不容易。从一事一人的行为开始改变，却不难。著名散文家梁实秋就曾感慨：“不要以为不守秩序、不排队是我们的民族性，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今天，我们并不缺少法律，也不缺少制度规范，问题是如何使规范贴地而行。我们也不妨自问，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有没有不文明的行为？看到不文明行为，我们有没有制止？再比如，我们平时有没有流露出优越感，对外来人居高临下？“城市是我家，爱护靠大家”，如果只是流于口号，并不把她当家，一切都是白搭。
生活其间，你优雅，城市便不粗俗；你精神明亮，城市便不灰暗阴沉。当文明传递在城市的每个神经末梢，流进每个居民的血液之中，我们就敢说，这是一座有品位的城市，一座宜居的城市，一座闪烁着文明之光的城市。
每个时代都需要“辞源人”
一辈人接力一辈人，成就了今日之《辞源》，也将一种精神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各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100年前，张元济等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呼唤，于1908年启动了《辞源》编纂工作，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
100年后，2015年12月24日，历经8年编纂，《辞源》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
这是一种胸怀家国的文化自觉。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务”1/4的资本编纂《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只因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来光明时代。陆尔奎，第一版《辞源》的主编，2000多个日夜，罗书十余万卷，积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万字的《辞源》，融旧学新知于一炉，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得以传承复兴、发扬光大。1931年时，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
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传统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写体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如此，“商务”出版人一直明白，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那些永不褪色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于是，我们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辞源》，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的修订，它将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
这更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1976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笑称自己是“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而《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坚持
每天做60张卡片，最后竟积有30余万张卡片，书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订中，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学者，硬是用了1800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万条，改动率达40%。
人们常说，辞书修订是一个弹性较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弥补旧版系统上的缺失，殊为不易，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相比过去，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可以提供线索，但恰恰是这些浩瀚的资料，更需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哪里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
8年的时间，足以写一部好的专著，留下几篇好的论文，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们中，最长者已有82岁，最年轻的35岁，每个人都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容编撰词典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这言语中带着自谑，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
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而辞源人的文化，也在一辈一辈的接力中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每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一辈人接力一辈人，成就了今日之《辞源》，也将一种精神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各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100年前，张元济等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呼唤，于1908年启动了《辞源》编纂工作，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
100年后，2015年12月24日，历经8年编纂，《辞源》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
这是一种胸怀家国的文化自觉。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务”1/4的资本编纂《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只因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来光明时代。陆尔奎，第一版《辞源》的主编，2000多个日夜，罗书十余万卷，积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万字的《辞源》，融旧学新知于一炉，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得以传承复兴、发扬光大。1931年时，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
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传统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写体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如此，“商务”出版人一直明白，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那些永不褪色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于是，我们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辞源》，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的修订，
它将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
这更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1976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笑称自己是“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而《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坚持每天做60张卡片，最后竟积有30余万张卡片，书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订中，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学者，硬是用了1800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万条，改动率达40%。
人们常说，辞书修订是一个弹性较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弥补旧版系统上的缺失，殊为不易，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相比过去，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可以提供线索，但恰恰是这些浩瀚的资料，更需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哪里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
8年的时间，足以写一部好的专著，留下几篇好的论文，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们中，最长者已有82岁，最年轻的35岁，每个人都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容编撰词典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这言语中带着自谑，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
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而辞源人的文化，也在一辈一辈的接力中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每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善待乡村教师，延续乡村之光
让乡村教师受尊重、有回报、得发展，让他们有意愿、有信心，也有能力撑起乡村教育的一片蓝天。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海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明确未来5年每年定向免费培养300名乡村教师，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放宽乡村教师的职称评聘条件等。消息一出，引发人们对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的关注。
一说到乡村教师，眼前总会浮现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晴雨，扎根在最贫瘠也是最需要教育的基层。他们是春泥，成为滋润乡村教育的沃土；他们是烛光，照亮了贫寒子弟走出大山的前程。他们用坚守，为乡村播下希望，为乡村教育注入向上的力量。然而，乡村教师整体的老龄化，以及“下不去、留不下、教不好”仍
是待解难题。《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数据显示，2013年除自然减员外，中国乡村流失教师31.4万人，占上年乡村专任教师数的13.9%。在一些地方，村里的老师到镇上去了，镇上的老师到县城去了，县城的老师到市里去了。没有乡村老师，乡村教育就会贫血，农家子弟的未来就会暗淡。
“土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土孩子。”乡村教师可以甘于清贫，但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多年前的基层教育面貌，如今已明显改观，但今天必须正视的现实命题是，如何让老师下得去、留得下、教得好？一些人对乡村教师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道德期许，却很少理解乡村教师的艰辛与烦恼。调查显示，乡村教师认为影响自身工作积极性的最主要因素，依重要程度居前三项的分别是：工资待遇低，占88.19%；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困难，占52.86%；工作负担太重，占42.59%。我们不能只把乡村教师当作“奉献者”来赞美，更需要重视他们的基本需求，了解他们渴望体面生活、也需养家糊口的现实处境，以及希望提升自我认同感的精神需求。
由此也可知，海南等地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无论是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还是免费培训乡村教师，乃至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等，确实呼应了乡村教师的心愿。当然，其背景，是国务院办公厅今年6月印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该计划力图纾解乡村教师队伍“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困惑，让乡村教师受尊重、有回报、得发展，让他们有意愿、有信心，也有能力撑起乡村教育的一片蓝天。
330多万名乡村教师，担负着全国4000多万孩子的教育。如果乡村教育搞不好，就会影响教育的整体质量，无法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扶贫先扶智，让乡村教师更有尊严，基层教育才有尊严，阻断代际贫困才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广大乡村，乡村教师不只是扮演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乡村教师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诚哉斯言！有几名教书先生在，学童心中便植下求学的种子，充沛着读书改变命运的不竭动力；有几名教书先生在，乡村教育便不会危如累卵，哪怕校舍再简陋，一盏灯也能点燃人心；有几名教书先生在，乡村便不是文化沙漠，薪火相传、传统赓续就有依托。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一定程度上说，善待乡村教师，就是善待乡村教育；善待乡村教育，就是善待中国教育。把兴学育才作为为政之先，把尊师重教当成责任基座，才能更好地书写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新篇章。
让居住证安定那些漂泊的心
居住证，让每个城市敞开了对外来者开放包容的胸襟，制度性地发出召唤——“来了，就是这里人”。
“终于不用‘暂住’在自己家里，终于不用办个身份证还得两地跑断腿。”在听到国务院《居住证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明年元旦开始实施的消息之后，一位朋友连续用了两个“终于”来抒发他的畅快。具有统一赋权功能的居住证的落地，不仅降低了流动人口居住异地的门槛，也框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基本福利，定将带给2.53亿流动人口一个更
确定也更自由的未来。
居住证是一种终结，意味着很快即可告别暂住证时代。“多年前，他背上行囊，踏上这座繁华的都市，意气风发。多年后，他手捧自己的骨灰，站在这城市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一位90后年轻人写就的诗歌，道出了进城务工者的境遇变化与内心无奈。如果说，暂住证的背后，只是一种“临时居住”状态的证明，那么居住证，不仅在字面上让人有了一些“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为居住者提供更多权益保障，其明确附带的“六大基本公共服务”和“七项便利”，涵盖了生育、教育、法律、出行等方面，相当于获得“准市民”资格。一字之差，背后是群众权益的确立与保障。
居住证也是一种开始，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一步。由于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小城市早就处于“求人若渴”的状态，而落户特大城市限制依然严格。对无数漂泊他乡的人来说，居住证改革“打开了一个口”，给了人们希望，也给了更多选择。有专家指出，“推行居住证是户籍改革有益过渡”。确实，已有不少城市早就在探索居住证改革，并为持有人设置落户通道。甚至在特大城市中，上海已实施居住证积分落户，北京正在就居住证积分落户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版”居住证的出现，有利于在更普遍的层面整合相关做法，为下一步的户籍改革做好必要的经验和条件积累。
一举打破数亿人口身份标签的“破冰之举”，无疑值得时代铭记。回首过往，从着眼于城市外来人口治安管理的“暂住证”，到福利种类与水平不同的“地方版”居住证，再升格到全国保障程度基本均等的“国家版”居住证„„一字之变、一层之跃的背后，反映出增强人民获得感的改革指向，传递出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暖意，昭示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度。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应声而落，需要直面接踵而来的新挑战。即便是最基本的公共福利，也需要一些地方及时出台政策跟上改革脚步，需要各地认真做好协调和对接，不让居住证的含金量消失在“最后一公里”，不让治理因素成为人民“获得感”的拦路石。
漂在异乡，心泊何处？曾经众多流动人口的心中疑问，如今有了一个落定的答案。居住证，让每个城市敞开了对外来者开放包容的胸襟，制度性地发出召唤——“来了，就是这里人”。“此心安处是吾乡”，让每个来异乡追梦的人，找到家的感觉，唯有如此，外来人口才会有更多贡献的积极性，城市活力才能充分激发，中国的城镇化步伐才能迈得更为坚实。
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
正是我们所有人营造的社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
近段时间，BBC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强吗？》引起了中英两国民众对教育的广泛讨论，相互之间各有所得。几天前，连习近平主席也专门谈论起这奇妙的“化学反应”：英国民众认识到严师出高徒的积极效果，中国民众认识到张弛有度在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习
近平主席还特别加了一句：中国孩子玩得太少了，要让他们多玩一玩。
是啊，玩，本来就是孩子的天性，是生物进化的礼物。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指出，玩耗费大量能量，经常陷人于危险之地，似乎也没有任何明显的重点、目的或功能，但智商最高的动物——包括灵长类、大象以及头型巨大的鸟类却都是最爱玩的。人类能成为万物之灵，跟乐于参与跟生存无关的玩大有关系。玩让孩子学会了如何解决争端，明白了制定和打破规则，了解到危险往往与新奇同在，认识到人生有时就是不公平的。
玩，本来并不是个问题，几乎不要成本，只需要空地上的一帮孩子。现在的成年人，小时候谁把玩当成个事儿了？广袤的乡村里，爬树掏鸟蛋、下河摸泥鳅都是寻常事，田里地里有啥吃啥、有啥玩啥；新兴的城镇中，工地沙堆上能挖陷阱，冬储菜帮子能做武器，直到吃饭时间，家长们才会集体扯着嗓子喊回家。
而现在，玩却成了大问题。孩子一放学，各上各的车，各回各的家，一头扎进房间开始学习，没有兄弟姐妹打打闹闹，跟家长也说不上多少话，甚至睡前能见到忙碌的爸爸已经不错了；城中空地几乎消失了，连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也被紧闭的单元楼所取代。要去亲近山野，得全家人下定决心才能成行。过去的那种玩，突然成了件成本挺高的事情。
玩所面临的危机是世界性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9年，孩子每周失去1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时间增加了一倍，而被动的参观式休闲娱乐时间增加了5倍。日本摄影师萩野矢庆记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东京街头拍摄儿童玩耍的照片，不得不在1996年放弃，因为充斥大街小巷的玩耍与笑声已经消失了。
世界性的问题，有世界性的原因。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但随着物质条件的进步，玩却被过度安排、过度编程了。规模和效率，工业文明的两大特点从工厂进入了学校，于是棒球、体操、夏令营等有组织有纪律的玩，取代了无目标无要求的玩。玩也要玩出模式、玩成建制，要有品牌引领、有服务体系支撑。某种程度上讲，玩的危机，就是工业文明的“有用”语境带来的副作用。
过分追求“有用”的用处，而忽视了“无用”的用处，是今天的成人需要反思的地方。最近一些年，我们一直把问题归结于教育，减负喊了多年，“虎妈”“狼爸”却越来越理直气壮，以至于教育部日前专门给家长印发了一份《意见》，要求切实消除不问孩子兴趣、盲目报班的现象，马上引起一众家长在网上集体诉苦。没错，孩子玩得少跟教育方式有关，但面对差异巨大的教育资源，面对简历只看“985”“211”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有几个家长能把时间交给“无用”的玩？
我们都应勇于承认，正是我们所有人营造的整个社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生物学家说得好，事实比想象更离奇。有了接触现实世界的自主时间，孩子们一定能找到兴趣，形成自己的丰富品质。现在国家正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钱可以拨，项目可以上，好的“创念”却不好找，只有兴趣，才可能带着人们与之不期而遇。
这，难道不是玩更大的“用处”吗？
别让“心酸手机” 灼伤“爱的能力”
沉迷于手机是一种表象，更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正在丧失爱的热情、爱的能力。
这几天，重庆一名小学生的“心酸作文”《爸爸看手机》在网上热传，“我的爸爸很爱看手机，每次有空他都会拿出手机来看。有一次，我叫爸爸进来跟我一起看书、玩、画画，可我叫完后，爸爸没听见，还是没有进来，害我叫了很久很久，终于把爸爸叫进来了，爸爸进来的时候还拿着手机„„”
孩子对“看手机家长”的真实刻画，戳中了很多爸爸妈妈的心。有教师就此做课堂调查，超过1/3的孩子举手表示家长常常玩手机忽视他们，让人很心酸。更有小朋友在被问到“你知道爸妈做什么工作吗”，脱口而出的是“爸爸是用手机查资料的”。
这是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智能手机正在井喷式“攻城略地”，丰富及时的资讯、花样繁多的游戏、方便快捷的服务，将手机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而人们在畅快享受的同时，也遭受着某种情感“病毒”的入侵：有些“低头族”把孩子搞丢了都没有发觉，而在许多孩子眼里，爸爸是“拿手机查资料的”，手机是妈妈的“女儿”„„
人们在手机上花费太多时间，已经影响到了家庭的功能、社会的交往。不只是孩子，还包括被撇在一旁的老人，乃至于同卧一床的另一半，更不要说饭桌旁边的朋友、办公桌对面的同事„„“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越来越多的“心酸”已经表明，这正在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成为某种亚健康的群体文化心理。
手机玩到烫手，灼伤的是亲情与友情，尤其是最需要家长陪伴和呵护的孩子。对孩子来说，父母的关爱绝不只是提供物质的保障，缺乏父母关注和陪伴的孩子往往会患上“感情饥渴症”，对他人冷漠，对社会敌视，对自己厌弃。因此，“为了孩子，请放下手中的智能手机”，已成为世界多国民众的共同呼声。
“烫手的手机”只是一个拽走当下注意力的代名词。“智能手机烫手”的本质命题，是我们的内心，怎样葆有爱的能力，怎样葆有爱的品质。和老人孩子坐在一起，和朋友同事坐在一起，只是一种“陪着”的形式，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关爱、交流，没有沟通理解与责任感，不可能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家长、一个有血有爱的“成员”。
人际相处需要时间，更需要质量。沉迷于手机是一种表象，更需警惕的，是我们正在丧失爱的热情、爱的能力。在虚拟网络上的社交达人，却是真实生活里的冷漠者；每个人常常被圈在自己的世界里，众声喧哗中强化着孤独。更严峻的现实是，我们正在将这种基于技术进步催生的“新时代病”，肆无忌惮地传递给下一代：我们自以为追赶着时代的潮头，简单地塞给他们先进的电子产品，哪管这些产品里，藏着既会伤害视力、又会伤害热情的冷漠病毒。
手机再智能，终究只是人的工具，如果不能理性驾驭它，人就会沦为工具的奴隶。当一
个又一个孩子，用稚嫩的笔写下他们的困惑与控诉时，每一位成年人的内心，都应该有一些刺痛、尴尬与检省，进而有改变的行动。这是智能科技时代必须有的“文化配件”与心理程序，也是一个健康心智的成年人，应有的责任与使命。
没有人可以从你手里强制地夺下手机，除了自己对于爱的渴望。
“组团”惩戒，合围“老赖”
通过跨部门联合惩戒，有助于提高失信成本，维护市场秩序。让守信者获得收益，让失信者遭到淘汰。
通常被称为“老赖”的失信企业及其负责人，今后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了。日前，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等38个部门联合签署《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失信当事人进行“合围”。此前，工商总局已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266余例，限制317万人次购买机票。
惩戒失信，威慑力有多大？来自法院系统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笔者从多位执行法官那里了解到，以前都是法官追着“老赖”跑，现在，很多“老赖”主动找到法官要还钱。原因就在于，根据今年7月最高法修改后的司法解释，失信被执行人不但被限制买机票，连高铁和动车票都无法购买。这一规定，连同此前最高法院向公众开放的“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让这些“老赖”们不仅“丢不起人”，而且“出不了门”。在一个连网上购物都需要验证个人身份信息的现代社会，这一限制将让失信者们寸步难行。
根据目前的这份《备忘录》，那些侵犯消费者权益、制假售假、虚假宣传坑害消费者，以及未履行信息公示义务等行为，都将被视为失信而被多部门“组团”惩戒，从而面临“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窘境。比如，企业如果有失信“劣迹”被录入系统，不仅在银行贷不到款，而且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活动中，都将面临“禁入”。这将有效克服以往一个部门“单兵作战”的局限，从而促动企业和社会严肃对待诚信问题。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讲究“无信不立”的民族。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对诚实守信的理解多集中在个人修养和道德层面，那么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练，更多人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套制度、一种文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依靠规范的信用制度，来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文化。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跨部门联合惩戒的实施，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创新。在当前简政放权、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这也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有益尝试。注册公司更容易了，但如何防范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皮包公司”，如何制裁那些“金蝉脱壳”、拍拍屁股就走人的企业负责人和高管？通过跨部门联合惩戒，有助于形成对失信企业和个人的合围之势，提高失信成本，维护市场秩
序。让守信者获得收益，让失信者遭到淘汰。
好的制度还要好的执行。未来，多部门联合惩戒，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健全退出机制、防范对信息的不当使用。惩戒的同时要加强引导，相关企业和个人履行完法定义务之后，“失信”不应该成为他们的终身标签。相信通过联合惩戒和统一平台建设，将促使全社会形成诚信经营、守约践诺的良好风气。
秸秆禁烧， 少一些“城市思维”
秋意渐浓，忧虑空气质量的时间窗口又开启了。据环保部18日通报，近两周在20个省份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点862个，比去年同期增长6.68%。这一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反映出严峻的污染防控形势，也让秸秆焚烧问题再度进入公共议程。
秸秆焚烧绝非新话题。无论政府机构、专业人士，还是媒体、公众，对其危害性以及治理难度，都已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近年来，“禁烧令”的执行与督查越发严格，农民私烧秸秆会被罚款甚至拘留。秋收时节，一些基层干部在田埂上安营扎寨，昼夜严防死守。另一方面，国家围绕税收、补贴、电价等陆续出台优惠措施，各级财政不断增加投入，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堵”“疏”结合，为何依然难阻农民点一把火？
说到底，还是个“利”字。过去，作为重要燃料，农作物秸秆是舍不得扔的宝贝。如今，农村逐步“电气化”，秸秆失去用武之地，从资源变身“垃圾”。“付之一炬”，既省力也能提升土壤肥力，可谓最便捷、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
站在农民兄弟的角度，现实中的不少政策支持、优惠措施、先进技术，更多还只是“看上去很美”。在农村劳动力净流出、农村逐步空心化的当下，种地不易，净收益本身就不高，如果一亩地还得额外花费成本去履行环保责任，确乎难以接受。难怪，当有干部发出“为什么一亩补贴20元你还烧”的疑问时，农民的回答令人深思：“我再给你20元，你把秸秆给我运出去行吗？”
有研究表明，秸秆焚烧对雾霾的“贡献率”约4%，在特定时段，大规模集中焚烧秸秆是生成雾霾的重要因素。同在一片蓝天下，城市居民渴望清洁空气，因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亟待治理。但同时，农村群众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他们的利益也应得到重视。然而，目前处理秸秆的实际成本，很大一部分还是要由农民自己去承担。因此，破解秸秆禁烧难题，理应带入这样的城乡二元语境。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焚烧秸秆问题是在发展中出现的，解决它，也应将其置于农村现代化的宏阔视野中，需要保有过程意识，不能延用“城市思维”“工业思维”，否则便不公平。比方说，城市人丢垃圾只需要找到垃圾桶就可以，因为背后有着庞大而成熟的垃圾运输、分拣、处理系统在支撑。但当农村人处理秸秆时，类似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却存在短板。
从这个意义出发，治理焚烧秸秆是一项系统工程。“一禁了之”无法治本，必须正视利益差别。多从技术、补贴上做文章，有步骤地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是不是比强制命令更有
效？如果秸秆焚烧一时难以禁绝，结合天气情况有组织地分批焚烧，是不是可以暂时缓解雾霾之困？真正理解农民群众的现实困难和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加以解决，才是破解秸秆禁烧窘境的正确之道。
小小秸秆，映照着大问题。古人云，“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今天，随着社会利益主体日渐多元，有些做法，在“利民”与“厉民”之间，已经难言泾渭分明。正因此，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不论看起来多小，都是对治理智慧与能力的检验。
让敬畏之光烛照文化传承
公众能够触摸到的、有质量、有品位的文化产品仍然太少，我们的文化事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史学家倘若撰写当代中国文化史，应该不会错过北京这个秋天的细节：
故宫“石渠宝笈特展”，清晨甫一开门，文质彬彬的观众便向武英殿、延禧宫发足狂奔，这一幕最近被更有序的网上预约及现场发号取代；正午骄阳胜火，逶迤长蛇阵六七个小时的守候，只为了向《伯远帖》、向《游春图》或《清明上河图》张望致敬；入夜，观者仍徘徊不舍离开„„每一位观众的眼眸，都闪动着敬畏、欣喜且小心翼翼的光芒——这投注于文化高山的敬畏之光，让这个时代熠熠生辉，或将成为烛照文化传承路径的一盏盏路灯。
在这个手指轻点便能与全球顶级艺术品谋面的时代，任何艺术珍品似乎都触手可得，细节放大、专业点评、回放重温，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还一定要到故宫一亲国宝芳泽呢？盖因与古代诗书画大家的原作同居一室、直接谋面的机缘可遇而不可求。
看那卷轴铺陈，墨迹淋漓，更有连绵的后人品鉴、续题诗文，合璧来看，面前的山水、人物、钤印一一活了起来。宫廷墨宝珍存，奉百姓清赏；青史遗文面世，恍词客有灵。我们仿佛有幸穿越千年，和不同朝代先贤团团揖坐，如见先人伏案时毫端蕴秀，如嗅先人泼墨处芝兰之气。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仍然能与当代中国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仍然可以用“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何况是和古书画典藏宝典《石渠宝笈》著录的多达283件清宫书画珍品呼吸相闻、气息相通。这是《石渠宝笈》辑成200年后的首次集体亮相，只冲这一点，沉迷书画的今人，就比200年间的同道幸运多矣。那是运笔于1600多年前的晋人书信，那是涂抹于万国来朝的大唐遗墨，那是历经战火、兴衰甚至阴谋而幸存的宋代山水与明清园林„„每一件珍品，都有漫长的劫后余生故事，200年等一回，排6小时的队，也值了！
不为求温饱，不为谋功利，只为了与先人遗泽心魂相守，北京故宫烈日下的这个曲折而静默的队形，让人感动，也让人深思。
即便放眼全球，对文化艺术如此渴慕的情形，也属罕见，或只有5年前上海世博会的排队阵容可以比拟，那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排队七八个小时，只为片刻的精神享受和高科技洗礼。从上海世博到故宫特展的蜿蜒长队，其实也是一种警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文化需求同样迅速放量。因为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而国人文化渴求的旺盛与文化供给的相对贫乏，正形成巨大反差。不是公众没有文化追求，而是他们能够触摸到的、有质量、有品位的文化产品太过稀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化事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感谢故宫在院庆90周年之际推出的这个特展，更感谢故宫人为这个特展筹谋的苦心孤诣和辛苦奉献。故宫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因为不忍，而把闭馆时间一推再推。唯有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敬畏，才能催生出这样的特展、这样的温馨场景。就在前几天，这一展览网络版上线，为更多人一睹文化珍宝提供便利。多么希望，类似的展览，能更多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让更多的人受到文化洗礼，甚至成为中小学生的历史课件，让他们也有高山仰止的机缘，真正“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让更多的文化珍存活起来，需要更多的敬畏与苦心孤诣。唯其如此，中华文明的薪火方能传之久远。
诺奖不是中医发展的“鸡血”
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需要的是联手，共同为呵护人类健康做出独特的贡献。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成为这个国庆长假中令人振奋的喜讯。但喜悦之余，也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争论最多的是诺奖该不该给中医记功。
获得诺奖，“中医与西医谁该加冕”的背后，折射出由来已久的中西医之争。近百年来，西医东渐，占据国内医学的主流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医边缘化。诺奖论功行赏，反对中医的人自然不愿给获奖成果贴上中医的标签，而力挺中医的人则认为当之无愧。
中西医的撕裂发展到这种程度，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其实，不妨听下国际上的评价：青蒿素，这种中草药和西医技术和标准结合获得的抗疟疾药物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拯救全球数百万人，得到了全球的认可。青蒿素的发现，源于中医。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17个字给了屠呦呦灵感，最终用低沸点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但最终的成果不属于中医性质，而是完全意义上的西药。
也就是说，青蒿素成果是中西医携手合作的产物，单是西医或者是中医，极难取得如此世界级的成果。争论诺奖是谁的功劳，只是无谓的舌战。屠呦呦获奖，不只是中国大陆科学家诺奖零的突破，更是对中国世界级贡献的认可。作为中国人，自当开心地庆祝，又何必纠结于此呢？
屠呦呦的获奖提醒我们，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需要的是联手，共同为呵护人类健康做出中国人独特的贡献，为医改这个世界级难题提供中国式解决办法。当然，中国式解决办法离不开中医药。正如屠呦呦所言，“中医是宝库，但拿来就用还不够。”中医药是世界医学中无与伦比的宝藏，目前只看到了冰山一角。打开这个神秘的匣子，发展中医药，必须充分借鉴和利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成果。如果死守着老祖宗的宝贝，固步自封，中药只能是“一筐草”，无法变成“一块宝”。中医药界需要打开封闭的围墙，敞开胸怀接纳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让古老的中医药再立新功。
青蒿和青蒿素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着迥然不同的医学理念。青蒿是中药，代表着中医研究的思路；青蒿素是西药，提示着研究中医的方法。研究中医挖掘中医的宝藏，什么样的招都可以用，目的是寻找打开宝库的钥匙。
有人担心，屠呦呦的获奖容易使中医发展迷失方向。甚至还有人极言之，诺奖不是强心剂，反而可能是中医的一次致命打击。这些话尽管有些危言耸听，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中医西医不同，中药西药有别，二者的发展规律不同。如果把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模式，误认为是中医药发展的不二法门，而弃中医药有效合理的众多其他方法和思维方式于不顾，如此发展决非中医之福，也是屠呦呦等科学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今天，在西医强势地位的影响下，中医一直处于被审视的地位，西医成为科学化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对于医学规律的认识都远未到完善的程度，大家像在二维空间中看三维物体一样理解彼此，自然难以得出完整和正确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片面以西医标准去校正中医这只脚，往往容易削足适履。正因如此，从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到今年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一直希望中医药发展有新的激励机制。中医发展不需“西化”的鸡血刺激，而是更需要中西开放包容的携手突破。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让中国之蒿走向了世界。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历久弥新的中医才能永葆生机。
应对突发事件，“信任共同体”很重要
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
距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已经5天了。几天来，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牵挂着天津。肆虐的火焰吞噬了生命和财产，也灼烧着人们的心，舆论场满是对惨烈悲剧的震惊、对救火英雄的痛惜，更有对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的关切与追问，也有一些质疑和传言。
事故发生3天之内，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严查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继13日刘延东、郭声琨等领导同志急赴现场指挥救援、慰问伤员之后，李克强总理16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赶赴天津，看望慰问消防队员、救援官兵和伤员及受灾群众，部署下一步救援救治、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
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大案都要一查到底、公开处理，还有什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又怎么可能“官官相护”？想明白这一点，就会知道有些疑虑是多么没有根据、没有必要。
只是，这起事故的处理难度，显然超出了我们的经验。无论是救援人员，还是采访记者、化工专家都承认，天津港“8·12”特大事故的燃爆现场具有高度复杂性，即便5天过去，前方还不能够宣布现场险情已经完全排除，相关事故原因也未能拿出阶段性调查结果。燃烧、爆炸往往会彻底破坏现场，此类事故的具体原因，调查难度极大，注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心急是没用的。
越是复杂，越容易引起舆情的关注甚至揣测。事故面前，及时发布事故处置信息，并不比洒向火场的灭火剂次要。公众对事故信息的需求，是与事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成正比的。越是严重复杂的事故，越应该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否则就容易发生“次生舆论灾害”，造成舆论上的被动，恶化事故处置的舆论环境，甚至给救援、调查、善后等实际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应该坦承，作为权威信息的提供方，我们的政府部门总想在把情况搞清楚、把证据搞确凿后再向公众发布信息，这与公众特别是舆论对事故信息的急切需求有明显落差。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相互理解：政府要充分理解公众的信息需求，尊重公众特别是事故中受伤害人及其亲属的知情权，随事故处置进程及时发布信息，让事故处理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坚决改变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做法；公众舆论对政府的谨慎和郑重其事也应给予理解，尤其应充分相信政府是想把事情办好的，一味的质疑和否定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事故具体原因调查难度大、需要时间长，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可慢慢来。有些情况，如涉事企业是否违规违法、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等，是可以较快查明的，这就不能等。当然，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和对舆情的回应，应当以实事求是、经得住考验为第一要求，不能迫于舆论压力而仓促言事。政府希望发布的、老百姓希望了解的，都应是负责任的、经得起检验的信息。
政府部门希望尽量提供确凿的信息，公众和媒体希望及时了解更多情况，两种怀着同样目的但处于不同境遇的力量，如何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合力？这是信息时代的新考题。当此之时，救援还在继续，确定人员伤亡情况还在紧张进行。当此之际，信任最为宝贵，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任共同体”，天灾人祸我们一起面对，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
“奇葩证明”如何才能绝迹
让“奇葩证明”绝迹，根本还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务，尤其是，政府在设定审批事项、设计办事流程时，要从人性的常识出发，不是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管制思维行事。
“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还要派出所开具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证明，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一个小证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近日，不少地方派出所的集中“吐槽”，让“奇葩证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传统“熟人社会”相比，现代社会里，流动性较强，人与人之间相对陌生。面对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一些证明，合理也必需。然而，搬家要“证明家中物品不是偷来的”，教师资格认定需要开具“无犯罪证明的证明”，开商铺要办“不扰民证明”，这样的证明，或是“不仅不必要还没法办”，或是“虽有一定必要性却不好办”。对于前者，群众还能通过“公章长征”的方式解决；对于后者，老百姓就只能“干瞪眼”了。也正因此，才会有人调侃，假如把这些“奇葩证明”故事搜集起来，就是一部现代版的《笑林广记》。
客观上讲，“奇葩证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手上的审批事项依然较多。比如，按照规定，开商铺办理营业执照，的确需要“不扰民证明”；进行教师资格认定，也的确要有“无犯罪证明”。另一方面则在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信息互不共享，各部门就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彼此之间只有通过纸质的证明，才能验证事实的真实性。而在各地，这些部门又相对分散，于是，群众只能“来回跑”。一项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年，百姓办一个手续，有近13%的人跑了10趟以上，而3趟以下就办完的，不到1/3。
信息多跑路，群众就能少跑腿。让“奇葩证明”成为过去，除了要厘清哪些审批权力是政府该保留的，哪些该砍掉，更要在行政管理上“合并同类项”，用信息化的手段连接“信息孤岛”。比如，为何不考虑合并办事窗口，实现“一站式办公”，让群众即使要盖章，也少跑几段路？是否可以建立信息数据库，并通过互联网共享，实现“一证行天下，一网查所有”？再比如，能否逐步建立起居民信用体系，强化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为“奇葩证明”的减少奠定社会基础？
当然，即使“硬件”跟上了，“软件”跟不上，也不行。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中央一再要求简政放权，为啥还卡着一些审批事项不放？简单就能判定的事实，为啥还要让群众“跑断腿”？无敬民之心，则无便民之行。说到底，“奇葩证明”的出现，根子还是在理念上。因此，让“奇葩证明”绝迹，根本还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务，尤其是，政府在设定审批事项、设计办事流程时，要从人性的常识出发，不是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管制思维行事。在权力做“减法”之外，在服务意识上做“加法”，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才能真正减少令人哭笑不得的证明，让老百姓少一些“证无可证”的无奈。
有这么一首小诗：“我问土，土与土如何相处？我们相互抬高。我问水，水与水如何相处？我们互相充盈。我问草，草与草如何相处？我们编织在一起筑成天际。我问人，人与人如何相处？”其实，杜绝“奇葩证明”的背后，是如何让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融洽，这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发问，值得每一位从政者深思。
从“董姐饭局”看工匠精神
“白色的小餐盘里，放着4勺白米饭，这就是她请的饭。”两会期间，有个“饭局”引来各方关注。坊间称之为“董姐”的格力董事长董明珠，请人品尝4勺米饭，进行“盲测”，结果用国产电饭煲煮出的米饭完胜。尽管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场营销活动，但还是给中国制造平添了几分底气，也让人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升消费品品质”有了直观感受。
“制造大国怎么造不出让人心动的产品？”当不少国人去海外抢购保温杯、电饭煲、马桶盖时，这样的“拷问”也接踵而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早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Made in China”随处可见，但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低端产品和廉价产品。这从消费者的“用脚投票”，也可看出。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外消费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7000亿至8000亿元用于购物。如何在国内激活这样巨大的消费力？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谁能提供高品质的产品，谁就能赢得市场。消费能力上去了，产品质量、性能和用户体验，就变得更加重要。
不过，正如此前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的马桶盖被证实是中国制造的一样，此次“董姐饭局”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产出更多高技术含量、高品质的产品；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品牌推广、品质宣传，让我们已有的国产优质产品能被消费者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讲，产品的比拼、质量的比拼，到最后都是精神与文化的比拼。“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工匠精神”，可谓一个关键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技术精湛的工匠。给导弹铸造衣服的“大国工匠”毛腊生，“39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读懂砂子，铸好导弹”；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了数十万个飞机零件，没出现过一个次品。然而长期以来，为了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导致的粗放型生产，使得技术条件难以提高精度；“有供给就有需求”的卖方市场，也在看不见的层面上损害了追求质量的态度。培养“工匠精神”，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一代又一代企业家和工程师的赓续接力。
“工匠精神”也包括着创新的内蕴。工匠的耐心坚守与创新的弯道超越，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产品的升级换代一方面在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另一方面在于把“匠心”融入
生产的每个环节，既要对职业有敬畏、对质量够精准，又要富有追求突破、追求极限的创新活力。有人说，“手艺人往往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技艺，对完美的追求。”抓创新，要在抓住技术突破的同时，抓住一丝不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认真做事”的品质，这样才能真正“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有人说，对未来越有信心，对现在就越有耐心。大国匠心、卓越品质，是一种制造业的耐心，更是一种发展的信心。一个“饭局”可能说明不了太多，电饭煲技术的高下也自有市场来检验，但用工匠精神开启一场品质革命，才能真正“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