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太林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6年03期
1、1798年，马尔萨斯， 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表了一部著作：《人口原理》。当时是匿名出版的，个中原因今人已不再谈论。但这部书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难以摆脱其影响的观点，即世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粮食按算术级数增长，粮食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因而，世界难免饥饿，人类难以生存。后来人们称这种观点为“马尔萨斯主义”。一百年后，英国学者库鲁克在科学促进会演讲时预言，世界耕地的增加没有人口增加快，因此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必定发生粮荒，饥饿会夺去大批人的生命。1925年，另一位英国学者伊斯特的《人口与农业》一书出版。书中指出，世界粮食生产主要集中在温带，耕地增加的潜力有限，而且耕地生产率不稳定，世界性饥饿是不可避免的。
本世纪七十年代初，“罗巴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根据这个组织的代表人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的分析，东亚、南亚、北非和拉美的一些地区，可耕地的开发已经达到极限。即使考虑到本世纪末农业生产率可以增长二至四倍，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相当快地达到新的高峰，而农业耕地面积迅速减少，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供需之间危机的到来只是或早或迟的事。这就是世界粮食生产的极限状态。该报告认为，正是这种带有根本性的极限造成了目前世界性粮食短缺。到本世纪末，这种耕地的严重不足状态依然存在，在近三十年内可能会有一次罕见的粮食危机，并将导致全球性饥荒。这种观点被认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新发展，因此而获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头衔。
近几年，在一些关于世界粮食问题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粮食人口”。 顾名思义， 它是用来表述粮食与人口之间的关系的。1994年8月8日《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今后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文章似乎为这种关系找到了新的证据。这篇文章列举了几组数字来说明人口增长对粮食的影响。1950年世界人口增长3700万，1992年9100万，在今后20到30年间，世界人口仍将以每年8500万的速度递增。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到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因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而营养不良的人口将由1.8亿猛增到3亿。该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在其总部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粮食生产和人口之间的比例自然是确保粮食供应的关键。”美国《今日美国报》1995年2月27 日的一篇文章援引联合国的统计数字表明，非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在过去10年里，它的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粮食产量却下降了百分之五。1995年2月20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一篇研究报告， 题目就是《人口数量接近极限》，指出地球上可耕地与石油资源的开发开采都超过了限度，人口进一步增长将加速粮食危机和能源短缺的到来。1995 年3月13 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在痛苦中寻找希望》，指出在九十年代初，非洲随着人口继续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了，耕地数量达到了极限。此前3月9日的英国《卫报》也发表《我们的粮食基础正在日益削弱》，说目前全世界一年几乎增加一亿人。在过去的10年里，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在降，10亿多人营养不良。文章最后特地转摘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戴维·皮门特尔于1995年2 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议上提出的颇有意味的警告，如果不谈人口问题，那么谈论“持续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2、与上述悲观论调相反的是所谓乐观的观点， 认为世界粮食增产潜力无限，完全可以抵销由于人口增长所造成的粮食短缺，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耕地面积不会成为限制粮食增产的因素，无需为粮食问题担忧。R·史密斯在《世界粮食资源》一书中认为，世界耕地资源巨大， 加上发展灌溉，集约耕种，粮食产量可增数十倍。因此，粮食问题不是短缺，而是过剩。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赫尔曼·卡恩、丹尼斯·阿维里等学者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阿维里发表：《地球母亲还可以再养活几十亿人》。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认为，在理想条件下，地球可以持续地为2100年预计达到的100亿或110亿人口提供吃和穿。这里的理想条件除了指丰富的肥料、农药和水，改良的种子和农作物，还包括精心的土壤资源管理、不受阻挠的国际贸易。美国研究世界粮食问题的专家斯特林·沃特曼和小拉尔夫·卡明斯在《世界粮食问题——挑战和战略》中说，按照每人每天维持生命所需的最少2500大卡的热量，估计地球的承载能力可以高达760亿人口。如果按“充足”的饮食， 包括高级蛋白和水果、蔬菜，相当于每人每天4000至5000大卡热量计算，全世界潜在种植总面积总共可养活380亿至480亿人口。
3、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从本世纪初延续至今。 但是世界粮食状况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有所好转。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每人每天平均摄取的热量达到3340大卡，超过人体需要量的百分之三十一，每100人中有15人营养过度， 第三世界国家每人每天平均只得到2210大卡的热量，每100 人中就有10人死于饥饿，有近8亿人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状态。 医学科学认为成年人每天摄取40克动物蛋白质就足够了，而34个发达国家就有32个国家人均每天摄取的动物蛋白质超过80克，美国达到105克。 联合国粮农组织进行的第四次世界粮食普查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吃惊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每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粮食1000公斤，美国约为1500公斤。占世界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消费量仅占百分之四十，其中直接食用的仅为百分之十三。人均粮食消费量最低的数非洲，大体只有200公斤， 其次是亚洲，约为260公斤，拉丁美洲是270公斤。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粮食消费也很不平衡，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一些地区，人均消费粮食只有50-100公斤，而且以杂粮和块茎作物为主， 每天人均摄取的热量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1600大卡的最低临界线。美国人一年浪费和扔进垃圾箱的食品，就足以供非洲大陆各国人民食用一个月。美国养有4000万条狗和2300万只猫。一只动物所消耗的粮食比第三世界国家人均消费的粮食还要多。美国学者米勒在1985年出版的《全球秩序》一书中指出，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大约百分之六，而每年的消费量却占世界消费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联合国《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是，富裕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消耗的粮食却占百分之六十。
4、 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粮食消费上的差距是明显而又巨大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创始人莱斯特·布朗和哈尔·凯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这种差距。他们合著并于近期出版的《人满为患：重新评估地球供养人口的能力》一书就对这种差距做了一个直观的对比分析：如果以美国每年人均消费水平为基标，全世界所生产的粮食仅仅可以维持25亿人口的生命。但是要以印度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为基础的话，则可以供应100亿人的食用。以现代发展经济学权威著称的、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托达罗，在颇为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多少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同稀缺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资源的获得和利用相比，人口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却几乎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世界资源。例如北美洲或欧洲的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地消耗掉的世界食品、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的平均量几乎是相应的第三世界国家消耗量的16倍。因此根据世界上有限的资源消费来讲，发达国家多增加一个孩子与不发达国家增加16个孩子具有同样的意义。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在他的专门论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著作《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中特别提到了粮食消费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发达国家的居民每人每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谷物达一吨左右，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先被转化成肉类的。而穷国居民的谷物消费量还不及富国的五分之一，其中作为粮食直接食用的仅占百分之十三。那些为了世界人口对粮食资源造成压力而感到忧心忡忡的西方人应该记住，他们一个典型的四口之家所消耗的粮食要比一对有18个孩子的印度穷苦夫妇所消耗的还要多。经过这样一比较，问题就简单、清楚多了。16个穷国的孩子瘦骨伶仃而1个富国的孩子苦于肥胖症，这可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5、美国在一些人眼里是黄金遍地、粮积如山的国度， 整天挥舞着人权大棒到处追打别人，然而美国国会饥饿中心的一项调查却令人啼笑皆非。这项调查表明，1994年美国有3000万人食品不足，其中1200多万是儿童。就在本文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合众国际社今年4月7日发自加利福尼亚的一则电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加州饥饿问题日益严重，如今有六分之一的加州人食不果腹，比7年前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据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份报告说，约有500 万加州居民平时吃不饱肚子。加利福尼亚大学致富指南项目执行主任、这份报告的主要起草人琳达·纽豪泽说：“许多穷苦的工人家庭4 年前还处在贫困线上，如今却处在贫困线之下。我们认为他们逃避不了饥饿。”这份报告还预计，到2000年加州将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挨饿。
6、规避事实或是不愿承认问题实质的人们， 无论来自发达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大约至少多数脑满肠肥，自觉或不自觉地肩负起为西方国家政策辩护的重任。眼见着成千上万国人和同族人民吃野果、喝红薯粥，却要赞美这种贫困和饥饿，无论如何不能不算是最大的不幸和悲哀了。保罗·哈里森曾经游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0多个国家，为撰写《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又专访10个第三世界国家。他的看法同那些发达国家中得到大财团资助的优雅华贵的书斋里的宏论相比，显然要可靠得多。他认为，粮食问题首先是个分配问题，是个不平等问题，粮食分配不均是人类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中最有害的一种。这种不平等不仅影响到一个人生活是否便利、舒适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还影响到一个人能否作为完整的人生存下来，或者干脆是能否以任何一种形式生存下来。他说：“发达国家消耗的蛋白质过多与发展中国家吸收的蛋白质不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人患心脏病便使另一个人患营养不良。”他把这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是目前我们从现有著作中所看到的少数几个学者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早的一个，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最肥沃的土地本应用来种植粮食以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却为了满足西方的需要种上了经济作物。在拉丁美洲，为了向西方出口肉食品或满足当地权贵的消费需要，人们自己却要勒紧裤带在上好的农田里饲养菜牛。每英亩土地如果用来种植谷物所能提供的蛋白质要比用于放牧高出4倍，而用来种植大豆一类的豆科植物， 则要高出 9倍。有一位营养学家算过一笔帐：一头菜牛提供一磅肉需要消耗16磅谷物，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粮食、三分之二的油菜籽、二分之一的鱼粉和三分之一的奶制品都要被用作牲畜饲料。这些蛋白质饲料大部分都来自贫穷国家。如西非的菜籽和花生，非洲和拉美地区的鱼粉、大豆等等。迈克尔在他的《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来自富国穷国的有识之士”的语言来表达他自己想说的话：
正是这种富裕国家及贫穷国家的富裕阶层的人口、日益增加的财富与奢侈的自私的消费习惯结合起来才是世界的主要问题，而不是人口增长问题。
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人口增长极度关心，真正的企图是为了阻碍贫穷国家的发展，从而维持一个有利于他们自己利益的国际现状。这就说到问题的实质上去了。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他的获奖代表作之一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不发达国家正在不断大量出口高质量的、蛋白质丰富的粮食产品，以保证和增加富裕的发达国家过饱的肚子。”他敏锐地注意到：
当我们考虑谁得到了蛋白质和其他保健营养物时，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困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真正广泛的不平等——在抽象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上得到了揭示，或更确切地说，得到了掩盖——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见。
结果是富国的居民得到了世界上保健食物中一个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份额，并且不像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那样经济地使用这些食物，与此同时他们把谷物中同样不成比例的份额用于饲料。然而富人们从这些丰富的食物中除了过多的摄取热量使他们过度肥胖，增加了心脏病导致死亡的可能性之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保罗·哈里森倒是做了一个深刻的概括：西方世界的肉食者也吃人，既吃穷人也吃自己。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指出，“这一七颠八倒的世界粮食市场景象，现在是世界上大部分人苦难的根源。”
斯特林·沃特曼和小拉尔夫·卡明斯在《世界粮食问题——挑战和战略》一书中指出，“世界上有供全世界人口吃不尽的粮食——如果不是浪费掉或喂牲畜，或用于其他中间用途，而是直接消费的话。”“在全世界每个国家中更好地分配所能得到的粮食供应可以减轻当前最严重的营养不良情况”，“在理论上将是一个解决办法”。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地球上，一小部分人吃掉了大部分人的粮食，一小部分人的肥头胖脑是由大多数人的如柴瘦骨支撑着的。这个世界是极不平衡的世界。用保罗·哈里森的话来说：“不管世界粮食生产出现什么情况，只要现行政策不变，发展中国家里营养不良的状况就会继续迅速恶化。”我们赞赏保罗·哈里森、迈克尔·冈纳·缪尔达尔、斯塔夫里亚诺斯、沃特曼和卡明斯的科学态度和道德勇气。
7、但是政策向哪一个方向调整呢？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减少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协议，也算是一项调整罢。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商品专家克里斯蒂安·埃姆里希说，占世界小麦进口百分之七十五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着小麦价格上涨百分之五至八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的开支将大幅度增加”，拥有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非洲受到的损失最大。英国人姬曼妮的《乌拉圭回合对谁有利？》的分析很诚实，“在受北方富国主宰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基金组织所推行的经济发展打开了南方穷国的大门之后，出现了关贸总协定的新发展决非偶然。”协议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宰下进行并且经过七年多时间的讨价还价。只是在这里听不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哪怕是微弱的声音。关贸总协定的一位负责人评论乌拉圭回合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时直言不讳：“一切事情都像是美国想要恢复世界统治。粮食市场是重要的地理政治市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要使现行政策向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改变是何其难啊！
8、 美国资源记者丹·摩根写下了一部旨在揭露国际粮食贸易真相的著作《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他认为，饥饿恰恰长期存在于那些接受美国粮食援助和那些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因此，世界饥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业生产不足或爆炸性的人口增长，而在于不是真正造福于人类的贸易体制。美国正是从这种贸易体制中得到好处，但没有改善全球的营养问题。他指出，“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的政治致力于扩大粮食的出口贸易。人们长期把这一切认为是美国方面的慷慨，而实际上首先是为了解决农产品过剩所造成的国内问题。一旦剩余粮食消失，对外粮食援助在国家粮食出口中占的比重就下降。”因此说，“国际粮食经济提出的那些根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丹·摩根耐人寻味地指出了美国粮食政策的更深刻的一面：粮食是一种真正的政治货币，是防止共产党人获取政治利益的堡垒。美国官方对此也并不遮遮掩掩。美国对外粮食政策最早吹捧者、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说：
人们将为了粮食的缘故而依赖我们。依我看，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人必须先吃东西，才能干些事情。如果你想找一种办法让人家依靠你，仰赖你，也就是与你合作，那么粮食方面的依赖似乎是绝妙的一招。曾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厄尔·巴茨说：“粮食是一种武器。它是我们谈判箱中主要的工具之一。”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它们就越发不愿意和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阿连德时期的智利农业部长贾克斯·孔高尔从他的深切体会中发出了一句令世界警醒的话：“谁控制粮食出口，谁就控制世界。”也算是为美国的粮食政策做了一个完美的注释。
9、 美国在粮食问题上或者说怎样利用粮食这一武器同苏联明争暗斗，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的悲喜剧。苏联沿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进行改革，结果折戟沉沙，共产党下台。一位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1991年3月15 日《东京新闻》一篇题为《非洲面临史无前例的饥荒》的报道援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报告说，尽管非洲已有2700万人濒临饿死，“以往曾为非洲提供剩余农产品的西方国家却把粮食提供给了苏联。”这种援助带来了什么呢？曾任苏联集体农庄工会主要负责人的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的看法是：“改革所带来的就是50年来最发达的灾难。即便是糟糕的共产主义时代我们生活得相当不错。那时我们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们有希望。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埃菲社维也纳1995年4月4日的一则电讯说，“恢复农业已成为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经济的当务之急。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成功发展的农业目前已陷入混乱局面。”
由掌握粮食依时依地依对象采取给不给，给多少的办法，采取影响乃至控制其粮食生产、粮食贸易的办法，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是西方对外政策的一门大学问。按照预定计划，可以听任东欧和前苏联在艰难中挣扎，至于第三世界国家， 像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5年2月26 日一篇文章所说：“冷战的结束已消除了为防止发展中国家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向它们提供外援的任何战略需要。”
总之，我们这个世界一方面在多极化，一方面却又有美国天天宣称自己为“世界领袖”，又有遍布全球的舆论喧闹着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共同体和自由贸易。1994年12月19日法国《费加罗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的文章分析得相当中肯：世界自由贸易只能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只能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保障和工业发展。这倒让我想起了冈纳·缪尔达尔的解释：把强者和弱者纳入一体，必然导致全球的不平等。这其实无异于由雄狮与麋鹿、黄鼠狼与鸡所组成的共同体。
10、粮食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尤其是一个关系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人民平等地生存的问题。国内的不平等，国际的不平等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离开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压迫和剥削关系，离开人们的社会交往，正常人很难理解应该怎样认识和解决粮食问题。无论是西方学者或是第三世界学者，都已经有不少人尖锐地指出，粮食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主张只有政治斗争的方式才能解决。在我们看来，这终究要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
作者介绍：石太林 中央政策研究室
作者：石太林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6年03期
1、1798年，马尔萨斯， 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表了一部著作：《人口原理》。当时是匿名出版的，个中原因今人已不再谈论。但这部书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难以摆脱其影响的观点，即世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粮食按算术级数增长，粮食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因而，世界难免饥饿，人类难以生存。后来人们称这种观点为“马尔萨斯主义”。一百年后，英国学者库鲁克在科学促进会演讲时预言，世界耕地的增加没有人口增加快，因此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必定发生粮荒，饥饿会夺去大批人的生命。1925年，另一位英国学者伊斯特的《人口与农业》一书出版。书中指出，世界粮食生产主要集中在温带，耕地增加的潜力有限，而且耕地生产率不稳定，世界性饥饿是不可避免的。
本世纪七十年代初，“罗巴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根据这个组织的代表人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的分析，东亚、南亚、北非和拉美的一些地区，可耕地的开发已经达到极限。即使考虑到本世纪末农业生产率可以增长二至四倍，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相当快地达到新的高峰，而农业耕地面积迅速减少，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供需之间危机的到来只是或早或迟的事。这就是世界粮食生产的极限状态。该报告认为，正是这种带有根本性的极限造成了目前世界性粮食短缺。到本世纪末，这种耕地的严重不足状态依然存在，在近三十年内可能会有一次罕见的粮食危机，并将导致全球性饥荒。这种观点被认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新发展，因此而获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头衔。
近几年，在一些关于世界粮食问题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粮食人口”。 顾名思义， 它是用来表述粮食与人口之间的关系的。1994年8月8日《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今后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文章似乎为这种关系找到了新的证据。这篇文章列举了几组数字来说明人口增长对粮食的影响。1950年世界人口增长3700万，1992年9100万，在今后20到30年间，世界人口仍将以每年8500万的速度递增。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到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因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而营养不良的人口将由1.8亿猛增到3亿。该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在其总部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粮食生产和人口之间的比例自然是确保粮食供应的关键。”美国《今日美国报》1995年2月27 日的一篇文章援引联合国的统计数字表明，非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在过去10年里，它的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粮食产量却下降了百分之五。1995年2月20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一篇研究报告， 题目就是《人口数量接近极限》，指出地球上可耕地与石油资源的开发开采都超过了限度，人口进一步增长将加速粮食危机和能源短缺的到来。1995 年3月13 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在痛苦中寻找希望》，指出在九十年代初，非洲随着人口继续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了，耕地数量达到了极限。此前3月9日的英国《卫报》也发表《我们的粮食基础正在日益削弱》，说目前全世界一年几乎增加一亿人。在过去的10年里，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在降，10亿多人营养不良。文章最后特地转摘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戴维·皮门特尔于1995年2 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议上提出的颇有意味的警告，如果不谈人口问题，那么谈论“持续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2、与上述悲观论调相反的是所谓乐观的观点， 认为世界粮食增产潜力无限，完全可以抵销由于人口增长所造成的粮食短缺，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耕地面积不会成为限制粮食增产的因素，无需为粮食问题担忧。R·史密斯在《世界粮食资源》一书中认为，世界耕地资源巨大， 加上发展灌溉，集约耕种，粮食产量可增数十倍。因此，粮食问题不是短缺，而是过剩。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赫尔曼·卡恩、丹尼斯·阿维里等学者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阿维里发表：《地球母亲还可以再养活几十亿人》。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认为，在理想条件下，地球可以持续地为2100年预计达到的100亿或110亿人口提供吃和穿。这里的理想条件除了指丰富的肥料、农药和水，改良的种子和农作物，还包括精心的土壤资源管理、不受阻挠的国际贸易。美国研究世界粮食问题的专家斯特林·沃特曼和小拉尔夫·卡明斯在《世界粮食问题——挑战和战略》中说，按照每人每天维持生命所需的最少2500大卡的热量，估计地球的承载能力可以高达760亿人口。如果按“充足”的饮食， 包括高级蛋白和水果、蔬菜，相当于每人每天4000至5000大卡热量计算，全世界潜在种植总面积总共可养活380亿至480亿人口。
3、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从本世纪初延续至今。 但是世界粮食状况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有所好转。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每人每天平均摄取的热量达到3340大卡，超过人体需要量的百分之三十一，每100人中有15人营养过度， 第三世界国家每人每天平均只得到2210大卡的热量，每100 人中就有10人死于饥饿，有近8亿人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状态。 医学科学认为成年人每天摄取40克动物蛋白质就足够了，而34个发达国家就有32个国家人均每天摄取的动物蛋白质超过80克，美国达到105克。 联合国粮农组织进行的第四次世界粮食普查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吃惊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每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粮食1000公斤，美国约为1500公斤。占世界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消费量仅占百分之四十，其中直接食用的仅为百分之十三。人均粮食消费量最低的数非洲，大体只有200公斤， 其次是亚洲，约为260公斤，拉丁美洲是270公斤。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粮食消费也很不平衡，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一些地区，人均消费粮食只有50-100公斤，而且以杂粮和块茎作物为主， 每天人均摄取的热量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1600大卡的最低临界线。美国人一年浪费和扔进垃圾箱的食品，就足以供非洲大陆各国人民食用一个月。美国养有4000万条狗和2300万只猫。一只动物所消耗的粮食比第三世界国家人均消费的粮食还要多。美国学者米勒在1985年出版的《全球秩序》一书中指出，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大约百分之六，而每年的消费量却占世界消费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联合国《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是，富裕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消耗的粮食却占百分之六十。
4、 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粮食消费上的差距是明显而又巨大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创始人莱斯特·布朗和哈尔·凯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这种差距。他们合著并于近期出版的《人满为患：重新评估地球供养人口的能力》一书就对这种差距做了一个直观的对比分析：如果以美国每年人均消费水平为基标，全世界所生产的粮食仅仅可以维持25亿人口的生命。但是要以印度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为基础的话，则可以供应100亿人的食用。以现代发展经济学权威著称的、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托达罗，在颇为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多少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同稀缺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资源的获得和利用相比，人口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却几乎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世界资源。例如北美洲或欧洲的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地消耗掉的世界食品、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的平均量几乎是相应的第三世界国家消耗量的16倍。因此根据世界上有限的资源消费来讲，发达国家多增加一个孩子与不发达国家增加16个孩子具有同样的意义。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在他的专门论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著作《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中特别提到了粮食消费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发达国家的居民每人每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谷物达一吨左右，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先被转化成肉类的。而穷国居民的谷物消费量还不及富国的五分之一，其中作为粮食直接食用的仅占百分之十三。那些为了世界人口对粮食资源造成压力而感到忧心忡忡的西方人应该记住，他们一个典型的四口之家所消耗的粮食要比一对有18个孩子的印度穷苦夫妇所消耗的还要多。经过这样一比较，问题就简单、清楚多了。16个穷国的孩子瘦骨伶仃而1个富国的孩子苦于肥胖症，这可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5、美国在一些人眼里是黄金遍地、粮积如山的国度， 整天挥舞着人权大棒到处追打别人，然而美国国会饥饿中心的一项调查却令人啼笑皆非。这项调查表明，1994年美国有3000万人食品不足，其中1200多万是儿童。就在本文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合众国际社今年4月7日发自加利福尼亚的一则电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加州饥饿问题日益严重，如今有六分之一的加州人食不果腹，比7年前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据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份报告说，约有500 万加州居民平时吃不饱肚子。加利福尼亚大学致富指南项目执行主任、这份报告的主要起草人琳达·纽豪泽说：“许多穷苦的工人家庭4 年前还处在贫困线上，如今却处在贫困线之下。我们认为他们逃避不了饥饿。”这份报告还预计，到2000年加州将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挨饿。
6、规避事实或是不愿承认问题实质的人们， 无论来自发达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大约至少多数脑满肠肥，自觉或不自觉地肩负起为西方国家政策辩护的重任。眼见着成千上万国人和同族人民吃野果、喝红薯粥，却要赞美这种贫困和饥饿，无论如何不能不算是最大的不幸和悲哀了。保罗·哈里森曾经游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0多个国家，为撰写《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又专访10个第三世界国家。他的看法同那些发达国家中得到大财团资助的优雅华贵的书斋里的宏论相比，显然要可靠得多。他认为，粮食问题首先是个分配问题，是个不平等问题，粮食分配不均是人类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中最有害的一种。这种不平等不仅影响到一个人生活是否便利、舒适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还影响到一个人能否作为完整的人生存下来，或者干脆是能否以任何一种形式生存下来。他说：“发达国家消耗的蛋白质过多与发展中国家吸收的蛋白质不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人患心脏病便使另一个人患营养不良。”他把这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是目前我们从现有著作中所看到的少数几个学者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早的一个，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最肥沃的土地本应用来种植粮食以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却为了满足西方的需要种上了经济作物。在拉丁美洲，为了向西方出口肉食品或满足当地权贵的消费需要，人们自己却要勒紧裤带在上好的农田里饲养菜牛。每英亩土地如果用来种植谷物所能提供的蛋白质要比用于放牧高出4倍，而用来种植大豆一类的豆科植物， 则要高出 9倍。有一位营养学家算过一笔帐：一头菜牛提供一磅肉需要消耗16磅谷物，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粮食、三分之二的油菜籽、二分之一的鱼粉和三分之一的奶制品都要被用作牲畜饲料。这些蛋白质饲料大部分都来自贫穷国家。如西非的菜籽和花生，非洲和拉美地区的鱼粉、大豆等等。迈克尔在他的《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来自富国穷国的有识之士”的语言来表达他自己想说的话：
正是这种富裕国家及贫穷国家的富裕阶层的人口、日益增加的财富与奢侈的自私的消费习惯结合起来才是世界的主要问题，而不是人口增长问题。
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人口增长极度关心，真正的企图是为了阻碍贫穷国家的发展，从而维持一个有利于他们自己利益的国际现状。这就说到问题的实质上去了。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他的获奖代表作之一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不发达国家正在不断大量出口高质量的、蛋白质丰富的粮食产品，以保证和增加富裕的发达国家过饱的肚子。”他敏锐地注意到：
当我们考虑谁得到了蛋白质和其他保健营养物时，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困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真正广泛的不平等——在抽象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上得到了揭示，或更确切地说，得到了掩盖——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见。
结果是富国的居民得到了世界上保健食物中一个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份额，并且不像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那样经济地使用这些食物，与此同时他们把谷物中同样不成比例的份额用于饲料。然而富人们从这些丰富的食物中除了过多的摄取热量使他们过度肥胖，增加了心脏病导致死亡的可能性之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保罗·哈里森倒是做了一个深刻的概括：西方世界的肉食者也吃人，既吃穷人也吃自己。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指出，“这一七颠八倒的世界粮食市场景象，现在是世界上大部分人苦难的根源。”
斯特林·沃特曼和小拉尔夫·卡明斯在《世界粮食问题——挑战和战略》一书中指出，“世界上有供全世界人口吃不尽的粮食——如果不是浪费掉或喂牲畜，或用于其他中间用途，而是直接消费的话。”“在全世界每个国家中更好地分配所能得到的粮食供应可以减轻当前最严重的营养不良情况”，“在理论上将是一个解决办法”。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地球上，一小部分人吃掉了大部分人的粮食，一小部分人的肥头胖脑是由大多数人的如柴瘦骨支撑着的。这个世界是极不平衡的世界。用保罗·哈里森的话来说：“不管世界粮食生产出现什么情况，只要现行政策不变，发展中国家里营养不良的状况就会继续迅速恶化。”我们赞赏保罗·哈里森、迈克尔·冈纳·缪尔达尔、斯塔夫里亚诺斯、沃特曼和卡明斯的科学态度和道德勇气。
7、但是政策向哪一个方向调整呢？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减少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协议，也算是一项调整罢。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商品专家克里斯蒂安·埃姆里希说，占世界小麦进口百分之七十五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着小麦价格上涨百分之五至八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的开支将大幅度增加”，拥有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非洲受到的损失最大。英国人姬曼妮的《乌拉圭回合对谁有利？》的分析很诚实，“在受北方富国主宰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基金组织所推行的经济发展打开了南方穷国的大门之后，出现了关贸总协定的新发展决非偶然。”协议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宰下进行并且经过七年多时间的讨价还价。只是在这里听不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哪怕是微弱的声音。关贸总协定的一位负责人评论乌拉圭回合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时直言不讳：“一切事情都像是美国想要恢复世界统治。粮食市场是重要的地理政治市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要使现行政策向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改变是何其难啊！
8、 美国资源记者丹·摩根写下了一部旨在揭露国际粮食贸易真相的著作《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他认为，饥饿恰恰长期存在于那些接受美国粮食援助和那些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因此，世界饥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业生产不足或爆炸性的人口增长，而在于不是真正造福于人类的贸易体制。美国正是从这种贸易体制中得到好处，但没有改善全球的营养问题。他指出，“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的政治致力于扩大粮食的出口贸易。人们长期把这一切认为是美国方面的慷慨，而实际上首先是为了解决农产品过剩所造成的国内问题。一旦剩余粮食消失，对外粮食援助在国家粮食出口中占的比重就下降。”因此说，“国际粮食经济提出的那些根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丹·摩根耐人寻味地指出了美国粮食政策的更深刻的一面：粮食是一种真正的政治货币，是防止共产党人获取政治利益的堡垒。美国官方对此也并不遮遮掩掩。美国对外粮食政策最早吹捧者、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说：
人们将为了粮食的缘故而依赖我们。依我看，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人必须先吃东西，才能干些事情。如果你想找一种办法让人家依靠你，仰赖你，也就是与你合作，那么粮食方面的依赖似乎是绝妙的一招。曾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厄尔·巴茨说：“粮食是一种武器。它是我们谈判箱中主要的工具之一。”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它们就越发不愿意和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阿连德时期的智利农业部长贾克斯·孔高尔从他的深切体会中发出了一句令世界警醒的话：“谁控制粮食出口，谁就控制世界。”也算是为美国的粮食政策做了一个完美的注释。
9、 美国在粮食问题上或者说怎样利用粮食这一武器同苏联明争暗斗，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的悲喜剧。苏联沿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进行改革，结果折戟沉沙，共产党下台。一位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1991年3月15 日《东京新闻》一篇题为《非洲面临史无前例的饥荒》的报道援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报告说，尽管非洲已有2700万人濒临饿死，“以往曾为非洲提供剩余农产品的西方国家却把粮食提供给了苏联。”这种援助带来了什么呢？曾任苏联集体农庄工会主要负责人的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的看法是：“改革所带来的就是50年来最发达的灾难。即便是糟糕的共产主义时代我们生活得相当不错。那时我们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们有希望。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埃菲社维也纳1995年4月4日的一则电讯说，“恢复农业已成为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经济的当务之急。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成功发展的农业目前已陷入混乱局面。”
由掌握粮食依时依地依对象采取给不给，给多少的办法，采取影响乃至控制其粮食生产、粮食贸易的办法，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是西方对外政策的一门大学问。按照预定计划，可以听任东欧和前苏联在艰难中挣扎，至于第三世界国家， 像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5年2月26 日一篇文章所说：“冷战的结束已消除了为防止发展中国家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向它们提供外援的任何战略需要。”
总之，我们这个世界一方面在多极化，一方面却又有美国天天宣称自己为“世界领袖”，又有遍布全球的舆论喧闹着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共同体和自由贸易。1994年12月19日法国《费加罗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的文章分析得相当中肯：世界自由贸易只能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只能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保障和工业发展。这倒让我想起了冈纳·缪尔达尔的解释：把强者和弱者纳入一体，必然导致全球的不平等。这其实无异于由雄狮与麋鹿、黄鼠狼与鸡所组成的共同体。
10、粮食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尤其是一个关系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人民平等地生存的问题。国内的不平等，国际的不平等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离开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压迫和剥削关系，离开人们的社会交往，正常人很难理解应该怎样认识和解决粮食问题。无论是西方学者或是第三世界学者，都已经有不少人尖锐地指出，粮食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主张只有政治斗争的方式才能解决。在我们看来，这终究要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
作者介绍：石太林 中央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