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小丽
俄罗斯学刊 2012年03期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1)05-0082-0007
正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被炒作到极致之时，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有一种声音开始说：国际金融危机说明，全球化不再是美国化和西方化，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开始日益增强，世界迎来了“后美国时代的曙光”①。法国撰稿人戈列什甚至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将就木，多极时代必将到来。但他并不认为目前北京可以替代华盛顿，因为考虑创新能力、生活水平、社会稳定性以及抵制西方干预能力等综合因素，中国并不占据绝对优势，但发展中国家的合力非常强大，显现出抗衡单级世界的力量②。俄罗斯学者茨维特科娃的研究表明，在西方，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俄罗斯学者更多认为，中国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俄罗斯政论家安德烈·杰维亚托夫指出，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与当年苏联类似，只不过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较量方式不同，以前是意识形态的抗争，现在则是发展模式的比拼③。究竟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渊源与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但为中国学者所关心(中国主要有三派观点：一种认为已经形成了模式，一种认为根本没有这种模式，还有一种认为这种模式正在生成)，也受到俄罗斯学界关注，特别是2008年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小政府大市场的美国模式本身是否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大政府大市场的中国模式是不是更佳的方案？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也就是说，人们普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模式是不是万能的？④
一、中国模式源于中国文化
很多人认为，不同的发展模式，源于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俄罗斯学者科布泽夫在《文明的互动，西方预测与中国现实》一文中首先从文明的概念入手，从语言和人类发生学角度出发，以大量的理论和事实为依据，论证中国是东方世界唯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并以中国古代经典为文本，对阴阳、三分、五行等哲学范畴进行了解读，指出它们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他认为：“东西方对立的模式在不同时代所指不同。东方有可能是印度、拜占庭、伊斯兰文明甚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但西方与所有上述文化都有某种渊源和文化类型上的类似之处。在地球上所有发达和现存的文化中，只有中国与西方在下列最根本的参数上完全不同，种族、人类起源、语言类型、文字、世界观和日常生活理念。”⑤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只可能有两级，而非单级或者多级。”⑥
俄罗斯汉学家沃罗帕耶夫在《中国文法是现代化手段》一文中指出，“汉语言文字—儒家伦理体系—官员组成的‘学者帝国’”构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其核心就是汉语言文字，作者通过分析“家”、“仁”、“礼”、“关系”、“体”、“用”、“权力”、“政治”等概念的所指和能指得出这样的结论：汉语这种形象的语言以及文化培养了一种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思维。所以中国人的世界图景不抽象，不矛盾，不分裂，整合且统一。汉字的整体性将整个文明置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庇护之中，实现相应的儒教伦理功能，这才是中国现代化具有特色的根由⑦。
这种绝对的两分法可能会由于放大差异、忽略类同而有失客观公允，然而这种观点在俄罗斯的确非常具有典型性。俄罗斯工业与企业家协会主席、经济学家安德烈·布尼奇认为，世界上唯一能与西方并行的是中国模式，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取代了原苏联的位置，是唯一一种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经济管理模式乃至对外影响模式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各国走的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式发展道路。而中国在政治、宏观经济、财政政策、外汇管理、规划、生产管理、技术发展等方面都独辟蹊径，世界上只有中西两种发展模式，而且这种分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只适用于中国，因为其根基是上千年的文化传统。俄罗斯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所以不能采用。他还指出：“如果中国开始偏离自己的模式，我认为，它会输掉全局。”在他看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今天把明天的钱都花掉，今天高兴了，可明天却将不知所终⑧。也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的社会——人类文化模式的产物，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的确不适合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国文化的积蓄功能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在解决自身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也逐渐影响着自身政治体系，所以很多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会有自己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⑨。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叶·龚特玛海尔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现代化：赶超式和探寻式，俄罗斯的现代化应从赶超式转变为探寻式。俄罗斯进行现代化不仅仅是要引进先进的管理体系，克服自己的缺点，更重要的是在文明框架内，形成全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机制，可以暂时称之为欧式的，但一定要与俄罗斯的社会生活相契合⑩。
学者们也指出了中国发展模式存在的很多问题(详见《中国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尽管如此，俄资深汉学家雅科夫·别尔盖尔指出：“不能说，中国模式没有缺陷，但它在克服贫困、扶植病弱方面比美国模式更加有效。”(11)
“中国文化独特”学说蕴涵着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的思考，这些学者发出了这样一种声音：中国模式的万能性在于传统与现实的结合，而俄罗斯的历史、社会、科学、文化也有独特之处，俄罗斯应该同中国一样，不简单复制西方道路，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和传统的精神价值观念，斟酌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思考的出发点，就是对欧洲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否定。
二、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干部机制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不难发现，中俄两国都经历过相当长的专制统治，也就是说，在政治文化传统中有类似之处。即便是在20世纪，中俄两国也都有过把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政治形式。20世纪的后20年，两国都进行了改革，但结果迥然不同。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此问题都有诸多评述，很多结论众所周知，在此不作赘述。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独特的必然说和偶然说引人注意。比如，“正义俄罗斯党”成员、政治家阿列克谢·米特洛法诺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两件事毁掉了苏联。第一是民族问题，苏联时期，穆斯林人口的是俄罗斯人的5倍，二三十年之后，当哈萨克人或乌兹别克人当上总书记后，苏联就会成为最大的伊斯兰国家，所以苏联必须解体，俄罗斯必须独立，别无他法。中国的汉族占绝对优势，不存在这类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结构，苏联70%的经济与军工业相关，不断制造火箭。中国40枚就够了，苏联有1.2万枚，还在不停生产，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畸形经济结构，解体势在必行(12)。还有人认为，苏联改革失败也存在偶然性，比如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助手切尔年耶夫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地写道，戈尔巴乔夫已经打算走中国式发展道路，可1989年戈尔巴乔夫夫妇恰恰在北京看到了那场风波，于是改变了主意(13)。
2000年前后，俄罗斯学界更多关注中俄、而非中苏改革的比较研究，季塔连科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成功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以改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为目的；先实行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改革同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正确选择改革主要环节，从农业着手；改革与稳定相结合；不教条，奉行实用主义；不放弃对市场的宏观调控(14)。季塔连科的报告颇具代表性，其他学者的研究往往只涉及其中几个方面。俄罗斯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并没有盲目实施西方式民主，而是慎重地对待改革，用尝试的方法，从简单到复杂，从农村到城市。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智囊”团相当出色，他们放眼世界，认真研究他人的先进经验，可没有一个改革是完全按照他人的惯例来实施的，几乎所有改革都考虑到地方因素。于是学界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些“智囊”以及中国干部的选拔和任用问题。
近两年来，中国选拔人才的政治机制引起俄罗斯学界的思考。有人认为，新中国之后的政治格局基本是元老制，后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改进，第一阶段是1954年、1958-1959年、1960-1965年。此时的机构改革并未涉及全国；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革命军事委员会改成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三阶段是1982年的国务院改革，以及各部委机构的裁员(15)。接下来从邓小平开始，实行届满退休的机制。整个干部队伍按照年龄段形成梯队，通过好的选拔机制把人才选拔出来(16)。还有学者认为，这种人才培养的机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莫斯科大学教授瓦西里耶夫指出，目前中国对外宣称坚持共产主义理念，实际上走的是自由民主化道路。中国的社会政治相对稳定，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学而优则仕，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阶层”身居国家各级行政部门的要职，这些学者型官员遍布各行政部门，使得各个环节都有可能理性行事，尽可能使上边的指令适合地方发展(17)。很多人都认为，中国飞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理性”，得益于理性和智慧的国家政策、理性的管理、理性的文化。因此这个邻国值得敬重，应该与其建立好关系，把摩擦和冲突减到最小(18)。
龚特玛海尔通过对比研究指出，有的集权国家现代化改革很成功，有的则很失败，这是因为，有效的集权体制具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领导定期轮换制，二是英才统治，即按能力选拔人才，而非以德为先或者以财为先(贿赂)。这种机制可以保证执政精英经常轮换，并且不断推出有前途的年轻干部。中国就是这种机制(19)。不少俄罗斯学者都持类似的观点(20)。
雅科夫·别尔盖尔对比了中印民主，认为中国成功的经验在于有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他分析说：“邓小平开始改革时，中印的起点基本一样。现在印度可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也在发展，但却不能解决贫穷和饥饿的问题，更无法控制人口。这些中国却都做到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比印度要低，但是90年代就持平了，近年来这一指标超过印度2倍。这就是历史实验的结果。”那么是不是说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比民主更加有效呢？“并不是所有的集权都有效，只有可以解决国家问题的‘开明集权’才有效。实践证明，不仅仅是中国，包括许多南美国家、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在内，不适时宜地实行民主只能使局面更加复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可能使得集权比民主更有效。在中国实行民主可能比在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更糟糕，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21)别尔盖尔提出的“开明集权”概念值得深思。如果说西方更多指责中国缺乏民主，那么俄罗斯则更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问题。
当一些学者研究管理中国的干部阶层时，另一些学者则将目光回溯到改革初期。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很多人把这种变化归功于邓小平。俄罗斯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上帝给中国送去了邓小平，给俄罗斯送了个与其完全相反的人——戈尔巴乔夫(22)。五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汉学家B.邱多杰耶夫在《炫目变化的中国》一书中描写了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曾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一穷二白的生活：街上很少见到汽车，只有马拉大车缓缓前行，饥饿的人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红卫兵骂成“苏修”，通向苏联使馆的道路被称为“与苏修斗争之路”，满街都贴着大字报；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21世纪，当他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的是世界一流的机场、摩天大楼、奢华的宾馆、上下交错的立交桥、美丽的人群、五彩的衣饰，他把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归功于邓小平实施的“苏联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而且认为，“邓小平采用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全球化时代同步，把国家的发展引入到世界发展的轨道”(23)。作者同时还指出，中国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勤劳、朴素、有自控力、善于经营的民族性格等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在他看来，中国一方面具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政党，另一方面有听话的民众和守纪律的社会，国家的垂直管理是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因素。邱多杰耶夫同时指出：中国的国企改革并不成功，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恰恰是国企而非私企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力量。
对于中国改革的先驱是谁的问题，俄罗斯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24)。还有人指出，中国并没有发明独特的模式，改革家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其走的不过是苏联道路。因为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医疗卫生、党的领导、军队组织、体育机制都属于苏联模式(25)。
总之，尽管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政治情况还不甚了解，而且有些人的论述前后矛盾，但这些言论的确真实反映了部分俄罗斯精英对中国政治的一种认知，某些思考也颇具启示意义。另外，西方学者的言论在俄罗斯也占有一席之地，个别人非常了解中国的政治现状和目前的发展进程，比如约翰·多伦多、波波罗等人的文章明显与俄罗斯学界的基本论调不同(26)。
三、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众不同
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非常多，这里只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或者独特性的观点。俄罗斯政府分析中心主任阿列克谢·马库什金认为，人们习惯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两个概念分析中国事务，但这两个概念已经使用70多年了，现在已时过境迁，中国与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用这两个概念作为一种区分已经过时。现在中国有足够或者说过剩的资本储备，不再急需引进外资。不仅如此，中国还一直与非法境外资本不懈斗争。马库什金认为，一些专家习惯用西方经济学术语分析中国的情况，可中国经济并不相同。比如中国的基金和股票市场一直是自给自足的状态，外部环境不会给其带来特别大的影响。马库什金通过2006-2007年股票市场的飞涨及2007年、2008年中国政府多次调整印花税直至最后取消的例子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国家内部的事情，与西方完全不同，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市场，结论一定不可信。对于经济危机，他与中国国内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合理利用金融危机，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缺乏应有的国家监控，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27)。
经济学博士弗拉基米尔·维克多洛维奇·波波夫教授称，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美国的30%，2000年俄罗斯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5%，2000年是15%，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中俄的经济水平是相当的。但中俄的发展方式不同，所以中国发展更快。中国采取的是“有控的自由化”，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套机制并行(28)。在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区别问题上，波波夫认为，越南实施的也是休克疗法，但结果没有太糟。因为改革能否成功有三个决定性要素，第一，起始条件，市场体系的变化程度。比如，苏联和东欧的工业和军事过于发达，所以反倒输在起跑线上。第二，国家是否能够组织强有力的相关机构，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渐进派和休克派关注的其实只是经济改革的速度，而不是方式。第三，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和工业政策。中国同时具备上述三点要素，所以赢在了起跑线上(29)。
很多人开始思考北京会不会替代华盛顿的问题。在西方，乐观派认为，像19世纪末期的美国一样，中国可以依靠国外的购买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经济强国。悲观派认为，中国经济就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一幅漫画。对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学者也有自己的看法，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内需市场还不大，还有发展的空间，靠内需这种理性的政策，或许能使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速度，但指望中国内需促进世界经济，这是一个幻想(30)。
还有人认为，危机可能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中国政府组织了大批“购物团”，从投资或技术角度寻找合作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拥有大量资金的中国占了很多先机，比如和中亚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与土库曼斯坦就购买天然气达成协议，现在只剩下管道路线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都遇到难题，中国利用这个机会放贷，而且明确贷款使用的方向。最棘手的中国台湾问题也变得简单，俄罗斯人引用台湾人的话说：“北京不用拿枪炮对着我们，只要冻结大陆市场上的台湾股票，台湾就完了。”(31)中国通过危机不但部分地确定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且解决了政治问题。
别尔盖尔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起实行改革开放，先是吸引外资，再发展成世界工厂，出口商品，现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就是出口资本，中国用这种方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代理人和全球化的推动者。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又展示了其负面影响，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危险。首先，外资因为各种政策优势挤掉了国内的竞争对手，而且外资生产往往浪费大量资源，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其次，投资比重大的东部地区发展较快，结果造成地区不平衡。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中国市场换取先进技术的设想并没有根本实现。所以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模式，加强本土创新能力。金融危机加剧了各国的保护主义，出口的减少严重打击了很多中小企业，失业、产能过剩、利润降低、企业亏损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但中国政府及时的应对危机措施很快见效。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大动力——“出口”、“投资”和“内需”。当出口减弱时，政府就及时撬动其他两个杠杆。但问题是，如此大量的资金注入必然会带来腐败和通胀，得到投资回报的期限可能会延长，而1998年的危机表明，“铁公基”的建设会在未来见到成效。中国的内需市场很大，农村就是一个大市场，但中国在拉动内需的道路上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要放弃支持出口，只不过“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亚洲可能会成为新的国际分工的场所，届时，美国的“着凉”就不会引起中国的“肺炎”，即便是现在也没有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更不要说未来了。别尔盖尔非常赞同印度裔美籍学者施里尼瓦撒的预见：危机过后，中印经济规模会比美欧多出一倍。
从实践角度来看，俄罗斯商界精英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吸引他们投资的几个因素，一是社会环境稳定，相应机构服务到位；二是竞争激烈，所以成本非常低；三是有敬业精神，由于中国生产商怕流失客户，所以总是尽全力按照订货商要求去生产。有不少俄罗斯商人表示，当俄罗斯社会条件成熟时，会把生产市场(多是金属零件或者木制品加工)转移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不但了解本国市场，也了解欧洲市场，发展前景将无限广阔。他们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发展将超越中国(32)。
俄中经贸合作中心董事长谢尔盖·萨纳科耶夫对比了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和美国、日本、欧洲的销售量之后指出，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都很满意，只有俄罗斯认为中国商品质量低劣，这是因为中国很多商品是通过灰色清关或者不合法的渠道进入俄罗斯的，缺乏质量监控，所以俄罗斯人对中国制造印象不佳。目前在中俄双方的努力下，贸易正走向正常化，当然，还需要中国企业家的配合(33)。
在中国经商12年的俄罗斯商人切尔努斯认为，在中国重要的是认识官员，因为中国重视官位，如果官员引荐，生意就好做，牵针引线的官员官位越大效果越好。跟欧洲人签合同，签了合同就有保证，在中国合同就是废纸一张，也不能去仲裁委员会，除非官场有关系(34)。
总之，无论是就政治还是就经济，俄罗斯对中国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文化传统、制度和社会，不得不承认，这些肯定或者否定的说法，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和根据。中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道路不同，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验在俄罗斯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特有的民族性格、心态、劳动观念、儒家伦理、人口规模、资源特点等基础之上，而这些基本内容与俄罗斯根本不同。“俄罗斯新闻服务”电台总编谢尔盖·多连科认为：俄罗斯人追求功勋，中国人干活精细。“俄罗斯是极端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中庸之道，中庸的帝国。想让我们有一点点像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哪怕有一点点像俄罗斯人。”(35)的确，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也表现在其发展特点上，一方面出口甚至未经任何加工的原材料和能源，另一方面又培养出大量的高尖端人才，形成低端和高端两种市场，中国购买低端的原材料，美国挖掘高端的数理化人才。日本在西伯利亚进行过这样一种调研，请答题者解答三道题，并且明确告知，第一道题相对简单，第二道题相对复杂，第三道题无解。调研结果令人惊异，第一道题几乎没人回答，第二道题几乎都作了解答，还有人想出了第三道问题的答案。寻找没有答案的答案，这种性格使得俄罗斯在航天、军事、科技等领域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然而，正像俄罗斯人所说的，遨游太空的苏联人很长时间把报纸当做手纸。一方面是精尖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是粗糙的生活方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和文化学家孔达科夫说，俄罗斯是唯一把不能相容的两端叠加在一起的国度。
中国和俄罗斯因各不相同而常常被冠以“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的说法(36)。也有某些俄罗斯汉学家大胆提出欧亚“中俄国”的想法。这种观点也并非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早在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勃洛克在《西徐亚人》中提到，俄国革命中表现出泛蒙古主义的思想，他说“两大敌对种族—蒙古和欧洲”要进行世界规模的大战。俄国人就是蒙古人，就是西徐亚人，诗人为此感到骄傲。一些汉学家似乎传承了这种观点，一个笔名为王·扎伊奇克的学者提出欧亚的“中俄国”概念，创造了“金罗斯”一词(Ордусь，即“金帐汗—罗斯”)，其出发点仍是俄罗斯领导下的中俄罗斯。
俄罗斯学者卢金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并不比其他文化更加独特。他还说，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在性格上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文化上也是一样，因为中国文化也是断裂发展的，比如蒙古族和满族的统治，元朝和清朝实际上是异族文化的入侵，它们改变了儒家文化(3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还有待商榷，因为卢金先生忽略了汉文化对异族文化的同化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民族性格等各个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的方式都不适合俄罗斯。也许，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万能的”模式，西方模式也并非万能。
俄罗斯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显示出中国存在的某些问题，说明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世界意义尚未清晰地显示出来。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存在局限性，有学者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忽略了从全球背景审视中国问题，缺乏一个比较和对话的维度，容易封闭在中国问题和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其次是由于西方包括俄罗斯只是在有限意义上承认中国发展的经验，只有少数人承认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创新，更多的人则是担心、害怕。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语言阐释中国，必须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重视角结合起来，从人类历史的高度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不仅关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也不放过俄罗斯以及新兴体国家的发展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差异的参照系，在多维比较中为中国发展进行定位。
注释：
①Цветкова Н.Н.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2.
②Там же.
③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23&video=158
④当然，还有一些俄罗斯精英自认为属于欧洲文明，中国属于落后的亚洲文明，所以俄罗斯应该走西方道路。还有人说，俄罗斯是民主国家，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中国的道路不适合俄罗斯。这类幼稚简单的看法这里暂不讨论。
⑤Кобзев А.И.Взаимодейсв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западные про-гнозы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3.
⑥Там же.
⑦Вропаев Д.С.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ота как ресурс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Человек》,2010,№4.
⑧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video=276
⑨Лабинская И.,Островская Е.Китай: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модель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9,№8.
⑩Гонтмахер Е.Ш.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и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ловушки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ориентиры.《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10.№ 10.
(11)Бергер Я.М.《Развитие зкономики в Китае》,М.:Форум,2009.C.53.
(12)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speaker=87&video=294
(13)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speaker=86&video=617
(14)Титаренко М.Китайские реформы:пример,вызов или угроза России? http://www.nasled.ru/pressa/obozrev/N01_98/1_8.HTM
(15)Ершов А.В.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во в Китае.《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5.
(16)Иванов П.《Уроки взлетевшего дракона》,《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10.№6.
(17)Васильев Л.С.Почему Китай такой и есть?《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5.
(18)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97&video=626
(19)Гонтмахер Е.Ш.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и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ловушки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ориентиры.
(20)http://www/vedomosti.ru/newspaper/article/2010/02/22
(21)Бергер Я.М.Нестрашный Китай,《Московская комсомолка》,2009,№219 октября.
(22)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97&vide=626
(23)Чудодеев Ю.В.《На глзах меняющийся Китай》.М.:ИВ РАН,2008.C.28.
(24)Александров Ю.Г.Китай глазами китаеведа,《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2009,№4.
(25)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speaker=87&video=294
(26)См.Джон.Дорандо.Перспектива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008.№2.
(27)Поволоцкий Г.Спасет ли Китай весь мир,《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2009.№9.
(28)Почему мыж не сможем? http://www=zh-CN&newwindow=1&safe=strict&biw=1263&bih=572&prmd=ivns&ei=GWprTd-VH42UvAOrxIHkAg&start=10&sa=N
(29)Там же.
(30)Поволоцкий Г.Спасет ли Китай весь мир.
(31)Там же.
(32)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38&video=49
(33)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23&video=132
(34)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44&video=155
(35)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video=564
(36)Фумико А.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не Китай?《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2009.№ 12.
(37)Бокщанин А.А.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5.
作者介绍：郭小丽，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作者：郭小丽
俄罗斯学刊 2012年03期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1)05-0082-0007
正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被炒作到极致之时，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有一种声音开始说：国际金融危机说明，全球化不再是美国化和西方化，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开始日益增强，世界迎来了“后美国时代的曙光”①。法国撰稿人戈列什甚至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将就木，多极时代必将到来。但他并不认为目前北京可以替代华盛顿，因为考虑创新能力、生活水平、社会稳定性以及抵制西方干预能力等综合因素，中国并不占据绝对优势，但发展中国家的合力非常强大，显现出抗衡单级世界的力量②。俄罗斯学者茨维特科娃的研究表明，在西方，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俄罗斯学者更多认为，中国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俄罗斯政论家安德烈·杰维亚托夫指出，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与当年苏联类似，只不过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较量方式不同，以前是意识形态的抗争，现在则是发展模式的比拼③。究竟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渊源与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但为中国学者所关心(中国主要有三派观点：一种认为已经形成了模式，一种认为根本没有这种模式，还有一种认为这种模式正在生成)，也受到俄罗斯学界关注，特别是2008年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小政府大市场的美国模式本身是否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大政府大市场的中国模式是不是更佳的方案？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也就是说，人们普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模式是不是万能的？④
一、中国模式源于中国文化
很多人认为，不同的发展模式，源于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俄罗斯学者科布泽夫在《文明的互动，西方预测与中国现实》一文中首先从文明的概念入手，从语言和人类发生学角度出发，以大量的理论和事实为依据，论证中国是东方世界唯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并以中国古代经典为文本，对阴阳、三分、五行等哲学范畴进行了解读，指出它们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他认为：“东西方对立的模式在不同时代所指不同。东方有可能是印度、拜占庭、伊斯兰文明甚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但西方与所有上述文化都有某种渊源和文化类型上的类似之处。在地球上所有发达和现存的文化中，只有中国与西方在下列最根本的参数上完全不同，种族、人类起源、语言类型、文字、世界观和日常生活理念。”⑤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只可能有两级，而非单级或者多级。”⑥
俄罗斯汉学家沃罗帕耶夫在《中国文法是现代化手段》一文中指出，“汉语言文字—儒家伦理体系—官员组成的‘学者帝国’”构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其核心就是汉语言文字，作者通过分析“家”、“仁”、“礼”、“关系”、“体”、“用”、“权力”、“政治”等概念的所指和能指得出这样的结论：汉语这种形象的语言以及文化培养了一种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思维。所以中国人的世界图景不抽象，不矛盾，不分裂，整合且统一。汉字的整体性将整个文明置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庇护之中，实现相应的儒教伦理功能，这才是中国现代化具有特色的根由⑦。
这种绝对的两分法可能会由于放大差异、忽略类同而有失客观公允，然而这种观点在俄罗斯的确非常具有典型性。俄罗斯工业与企业家协会主席、经济学家安德烈·布尼奇认为，世界上唯一能与西方并行的是中国模式，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取代了原苏联的位置，是唯一一种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经济管理模式乃至对外影响模式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各国走的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式发展道路。而中国在政治、宏观经济、财政政策、外汇管理、规划、生产管理、技术发展等方面都独辟蹊径，世界上只有中西两种发展模式，而且这种分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只适用于中国，因为其根基是上千年的文化传统。俄罗斯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所以不能采用。他还指出：“如果中国开始偏离自己的模式，我认为，它会输掉全局。”在他看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今天把明天的钱都花掉，今天高兴了，可明天却将不知所终⑧。也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的社会——人类文化模式的产物，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的确不适合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国文化的积蓄功能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在解决自身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也逐渐影响着自身政治体系，所以很多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会有自己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⑨。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叶·龚特玛海尔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现代化：赶超式和探寻式，俄罗斯的现代化应从赶超式转变为探寻式。俄罗斯进行现代化不仅仅是要引进先进的管理体系，克服自己的缺点，更重要的是在文明框架内，形成全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机制，可以暂时称之为欧式的，但一定要与俄罗斯的社会生活相契合⑩。
学者们也指出了中国发展模式存在的很多问题(详见《中国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尽管如此，俄资深汉学家雅科夫·别尔盖尔指出：“不能说，中国模式没有缺陷，但它在克服贫困、扶植病弱方面比美国模式更加有效。”(11)
“中国文化独特”学说蕴涵着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的思考，这些学者发出了这样一种声音：中国模式的万能性在于传统与现实的结合，而俄罗斯的历史、社会、科学、文化也有独特之处，俄罗斯应该同中国一样，不简单复制西方道路，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和传统的精神价值观念，斟酌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思考的出发点，就是对欧洲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否定。
二、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干部机制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不难发现，中俄两国都经历过相当长的专制统治，也就是说，在政治文化传统中有类似之处。即便是在20世纪，中俄两国也都有过把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政治形式。20世纪的后20年，两国都进行了改革，但结果迥然不同。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此问题都有诸多评述，很多结论众所周知，在此不作赘述。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独特的必然说和偶然说引人注意。比如，“正义俄罗斯党”成员、政治家阿列克谢·米特洛法诺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两件事毁掉了苏联。第一是民族问题，苏联时期，穆斯林人口的是俄罗斯人的5倍，二三十年之后，当哈萨克人或乌兹别克人当上总书记后，苏联就会成为最大的伊斯兰国家，所以苏联必须解体，俄罗斯必须独立，别无他法。中国的汉族占绝对优势，不存在这类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结构，苏联70%的经济与军工业相关，不断制造火箭。中国40枚就够了，苏联有1.2万枚，还在不停生产，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畸形经济结构，解体势在必行(12)。还有人认为，苏联改革失败也存在偶然性，比如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助手切尔年耶夫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地写道，戈尔巴乔夫已经打算走中国式发展道路，可1989年戈尔巴乔夫夫妇恰恰在北京看到了那场风波，于是改变了主意(13)。
2000年前后，俄罗斯学界更多关注中俄、而非中苏改革的比较研究，季塔连科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成功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以改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为目的；先实行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改革同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正确选择改革主要环节，从农业着手；改革与稳定相结合；不教条，奉行实用主义；不放弃对市场的宏观调控(14)。季塔连科的报告颇具代表性，其他学者的研究往往只涉及其中几个方面。俄罗斯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并没有盲目实施西方式民主，而是慎重地对待改革，用尝试的方法，从简单到复杂，从农村到城市。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智囊”团相当出色，他们放眼世界，认真研究他人的先进经验，可没有一个改革是完全按照他人的惯例来实施的，几乎所有改革都考虑到地方因素。于是学界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些“智囊”以及中国干部的选拔和任用问题。
近两年来，中国选拔人才的政治机制引起俄罗斯学界的思考。有人认为，新中国之后的政治格局基本是元老制，后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改进，第一阶段是1954年、1958-1959年、1960-1965年。此时的机构改革并未涉及全国；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革命军事委员会改成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三阶段是1982年的国务院改革，以及各部委机构的裁员(15)。接下来从邓小平开始，实行届满退休的机制。整个干部队伍按照年龄段形成梯队，通过好的选拔机制把人才选拔出来(16)。还有学者认为，这种人才培养的机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莫斯科大学教授瓦西里耶夫指出，目前中国对外宣称坚持共产主义理念，实际上走的是自由民主化道路。中国的社会政治相对稳定，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学而优则仕，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阶层”身居国家各级行政部门的要职，这些学者型官员遍布各行政部门，使得各个环节都有可能理性行事，尽可能使上边的指令适合地方发展(17)。很多人都认为，中国飞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理性”，得益于理性和智慧的国家政策、理性的管理、理性的文化。因此这个邻国值得敬重，应该与其建立好关系，把摩擦和冲突减到最小(18)。
龚特玛海尔通过对比研究指出，有的集权国家现代化改革很成功，有的则很失败，这是因为，有效的集权体制具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领导定期轮换制，二是英才统治，即按能力选拔人才，而非以德为先或者以财为先(贿赂)。这种机制可以保证执政精英经常轮换，并且不断推出有前途的年轻干部。中国就是这种机制(19)。不少俄罗斯学者都持类似的观点(20)。
雅科夫·别尔盖尔对比了中印民主，认为中国成功的经验在于有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他分析说：“邓小平开始改革时，中印的起点基本一样。现在印度可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也在发展，但却不能解决贫穷和饥饿的问题，更无法控制人口。这些中国却都做到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比印度要低，但是90年代就持平了，近年来这一指标超过印度2倍。这就是历史实验的结果。”那么是不是说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比民主更加有效呢？“并不是所有的集权都有效，只有可以解决国家问题的‘开明集权’才有效。实践证明，不仅仅是中国，包括许多南美国家、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在内，不适时宜地实行民主只能使局面更加复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可能使得集权比民主更有效。在中国实行民主可能比在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更糟糕，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21)别尔盖尔提出的“开明集权”概念值得深思。如果说西方更多指责中国缺乏民主，那么俄罗斯则更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问题。
当一些学者研究管理中国的干部阶层时，另一些学者则将目光回溯到改革初期。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很多人把这种变化归功于邓小平。俄罗斯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上帝给中国送去了邓小平，给俄罗斯送了个与其完全相反的人——戈尔巴乔夫(22)。五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汉学家B.邱多杰耶夫在《炫目变化的中国》一书中描写了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曾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一穷二白的生活：街上很少见到汽车，只有马拉大车缓缓前行，饥饿的人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红卫兵骂成“苏修”，通向苏联使馆的道路被称为“与苏修斗争之路”，满街都贴着大字报；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21世纪，当他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的是世界一流的机场、摩天大楼、奢华的宾馆、上下交错的立交桥、美丽的人群、五彩的衣饰，他把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归功于邓小平实施的“苏联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而且认为，“邓小平采用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全球化时代同步，把国家的发展引入到世界发展的轨道”(23)。作者同时还指出，中国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勤劳、朴素、有自控力、善于经营的民族性格等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在他看来，中国一方面具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政党，另一方面有听话的民众和守纪律的社会，国家的垂直管理是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因素。邱多杰耶夫同时指出：中国的国企改革并不成功，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恰恰是国企而非私企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力量。
对于中国改革的先驱是谁的问题，俄罗斯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24)。还有人指出，中国并没有发明独特的模式，改革家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其走的不过是苏联道路。因为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医疗卫生、党的领导、军队组织、体育机制都属于苏联模式(25)。
总之，尽管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政治情况还不甚了解，而且有些人的论述前后矛盾，但这些言论的确真实反映了部分俄罗斯精英对中国政治的一种认知，某些思考也颇具启示意义。另外，西方学者的言论在俄罗斯也占有一席之地，个别人非常了解中国的政治现状和目前的发展进程，比如约翰·多伦多、波波罗等人的文章明显与俄罗斯学界的基本论调不同(26)。
三、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众不同
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非常多，这里只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或者独特性的观点。俄罗斯政府分析中心主任阿列克谢·马库什金认为，人们习惯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两个概念分析中国事务，但这两个概念已经使用70多年了，现在已时过境迁，中国与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用这两个概念作为一种区分已经过时。现在中国有足够或者说过剩的资本储备，不再急需引进外资。不仅如此，中国还一直与非法境外资本不懈斗争。马库什金认为，一些专家习惯用西方经济学术语分析中国的情况，可中国经济并不相同。比如中国的基金和股票市场一直是自给自足的状态，外部环境不会给其带来特别大的影响。马库什金通过2006-2007年股票市场的飞涨及2007年、2008年中国政府多次调整印花税直至最后取消的例子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国家内部的事情，与西方完全不同，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市场，结论一定不可信。对于经济危机，他与中国国内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合理利用金融危机，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缺乏应有的国家监控，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27)。
经济学博士弗拉基米尔·维克多洛维奇·波波夫教授称，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美国的30%，2000年俄罗斯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5%，2000年是15%，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中俄的经济水平是相当的。但中俄的发展方式不同，所以中国发展更快。中国采取的是“有控的自由化”，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套机制并行(28)。在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区别问题上，波波夫认为，越南实施的也是休克疗法，但结果没有太糟。因为改革能否成功有三个决定性要素，第一，起始条件，市场体系的变化程度。比如，苏联和东欧的工业和军事过于发达，所以反倒输在起跑线上。第二，国家是否能够组织强有力的相关机构，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渐进派和休克派关注的其实只是经济改革的速度，而不是方式。第三，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和工业政策。中国同时具备上述三点要素，所以赢在了起跑线上(29)。
很多人开始思考北京会不会替代华盛顿的问题。在西方，乐观派认为，像19世纪末期的美国一样，中国可以依靠国外的购买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经济强国。悲观派认为，中国经济就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一幅漫画。对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学者也有自己的看法，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内需市场还不大，还有发展的空间，靠内需这种理性的政策，或许能使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速度，但指望中国内需促进世界经济，这是一个幻想(30)。
还有人认为，危机可能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中国政府组织了大批“购物团”，从投资或技术角度寻找合作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拥有大量资金的中国占了很多先机，比如和中亚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与土库曼斯坦就购买天然气达成协议，现在只剩下管道路线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都遇到难题，中国利用这个机会放贷，而且明确贷款使用的方向。最棘手的中国台湾问题也变得简单，俄罗斯人引用台湾人的话说：“北京不用拿枪炮对着我们，只要冻结大陆市场上的台湾股票，台湾就完了。”(31)中国通过危机不但部分地确定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且解决了政治问题。
别尔盖尔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起实行改革开放，先是吸引外资，再发展成世界工厂，出口商品，现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就是出口资本，中国用这种方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代理人和全球化的推动者。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又展示了其负面影响，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危险。首先，外资因为各种政策优势挤掉了国内的竞争对手，而且外资生产往往浪费大量资源，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其次，投资比重大的东部地区发展较快，结果造成地区不平衡。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中国市场换取先进技术的设想并没有根本实现。所以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模式，加强本土创新能力。金融危机加剧了各国的保护主义，出口的减少严重打击了很多中小企业，失业、产能过剩、利润降低、企业亏损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但中国政府及时的应对危机措施很快见效。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大动力——“出口”、“投资”和“内需”。当出口减弱时，政府就及时撬动其他两个杠杆。但问题是，如此大量的资金注入必然会带来腐败和通胀，得到投资回报的期限可能会延长，而1998年的危机表明，“铁公基”的建设会在未来见到成效。中国的内需市场很大，农村就是一个大市场，但中国在拉动内需的道路上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要放弃支持出口，只不过“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亚洲可能会成为新的国际分工的场所，届时，美国的“着凉”就不会引起中国的“肺炎”，即便是现在也没有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更不要说未来了。别尔盖尔非常赞同印度裔美籍学者施里尼瓦撒的预见：危机过后，中印经济规模会比美欧多出一倍。
从实践角度来看，俄罗斯商界精英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吸引他们投资的几个因素，一是社会环境稳定，相应机构服务到位；二是竞争激烈，所以成本非常低；三是有敬业精神，由于中国生产商怕流失客户，所以总是尽全力按照订货商要求去生产。有不少俄罗斯商人表示，当俄罗斯社会条件成熟时，会把生产市场(多是金属零件或者木制品加工)转移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不但了解本国市场，也了解欧洲市场，发展前景将无限广阔。他们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发展将超越中国(32)。
俄中经贸合作中心董事长谢尔盖·萨纳科耶夫对比了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和美国、日本、欧洲的销售量之后指出，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都很满意，只有俄罗斯认为中国商品质量低劣，这是因为中国很多商品是通过灰色清关或者不合法的渠道进入俄罗斯的，缺乏质量监控，所以俄罗斯人对中国制造印象不佳。目前在中俄双方的努力下，贸易正走向正常化，当然，还需要中国企业家的配合(33)。
在中国经商12年的俄罗斯商人切尔努斯认为，在中国重要的是认识官员，因为中国重视官位，如果官员引荐，生意就好做，牵针引线的官员官位越大效果越好。跟欧洲人签合同，签了合同就有保证，在中国合同就是废纸一张，也不能去仲裁委员会，除非官场有关系(34)。
总之，无论是就政治还是就经济，俄罗斯对中国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文化传统、制度和社会，不得不承认，这些肯定或者否定的说法，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和根据。中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道路不同，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验在俄罗斯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特有的民族性格、心态、劳动观念、儒家伦理、人口规模、资源特点等基础之上，而这些基本内容与俄罗斯根本不同。“俄罗斯新闻服务”电台总编谢尔盖·多连科认为：俄罗斯人追求功勋，中国人干活精细。“俄罗斯是极端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中庸之道，中庸的帝国。想让我们有一点点像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哪怕有一点点像俄罗斯人。”(35)的确，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也表现在其发展特点上，一方面出口甚至未经任何加工的原材料和能源，另一方面又培养出大量的高尖端人才，形成低端和高端两种市场，中国购买低端的原材料，美国挖掘高端的数理化人才。日本在西伯利亚进行过这样一种调研，请答题者解答三道题，并且明确告知，第一道题相对简单，第二道题相对复杂，第三道题无解。调研结果令人惊异，第一道题几乎没人回答，第二道题几乎都作了解答，还有人想出了第三道问题的答案。寻找没有答案的答案，这种性格使得俄罗斯在航天、军事、科技等领域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然而，正像俄罗斯人所说的，遨游太空的苏联人很长时间把报纸当做手纸。一方面是精尖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是粗糙的生活方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和文化学家孔达科夫说，俄罗斯是唯一把不能相容的两端叠加在一起的国度。
中国和俄罗斯因各不相同而常常被冠以“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的说法(36)。也有某些俄罗斯汉学家大胆提出欧亚“中俄国”的想法。这种观点也并非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早在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勃洛克在《西徐亚人》中提到，俄国革命中表现出泛蒙古主义的思想，他说“两大敌对种族—蒙古和欧洲”要进行世界规模的大战。俄国人就是蒙古人，就是西徐亚人，诗人为此感到骄傲。一些汉学家似乎传承了这种观点，一个笔名为王·扎伊奇克的学者提出欧亚的“中俄国”概念，创造了“金罗斯”一词(Ордусь，即“金帐汗—罗斯”)，其出发点仍是俄罗斯领导下的中俄罗斯。
俄罗斯学者卢金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并不比其他文化更加独特。他还说，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在性格上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文化上也是一样，因为中国文化也是断裂发展的，比如蒙古族和满族的统治，元朝和清朝实际上是异族文化的入侵，它们改变了儒家文化(3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还有待商榷，因为卢金先生忽略了汉文化对异族文化的同化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民族性格等各个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的方式都不适合俄罗斯。也许，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万能的”模式，西方模式也并非万能。
俄罗斯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显示出中国存在的某些问题，说明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世界意义尚未清晰地显示出来。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存在局限性，有学者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忽略了从全球背景审视中国问题，缺乏一个比较和对话的维度，容易封闭在中国问题和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其次是由于西方包括俄罗斯只是在有限意义上承认中国发展的经验，只有少数人承认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创新，更多的人则是担心、害怕。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语言阐释中国，必须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重视角结合起来，从人类历史的高度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不仅关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也不放过俄罗斯以及新兴体国家的发展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差异的参照系，在多维比较中为中国发展进行定位。
注释：
①Цветкова Н.Н.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2.
②Там же.
③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23&video=158
④当然，还有一些俄罗斯精英自认为属于欧洲文明，中国属于落后的亚洲文明，所以俄罗斯应该走西方道路。还有人说，俄罗斯是民主国家，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中国的道路不适合俄罗斯。这类幼稚简单的看法这里暂不讨论。
⑤Кобзев А.И.Взаимодейсв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западные про-гнозы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3.
⑥Там же.
⑦Вропаев Д.С.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ота как ресурс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Человек》,2010,№4.
⑧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video=276
⑨Лабинская И.,Островская Е.Китай: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модель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9,№8.
⑩Гонтмахер Е.Ш.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и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ловушки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ориентиры.《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10.№ 10.
(11)Бергер Я.М.《Развитие зкономики в Китае》,М.:Форум,2009.C.53.
(12)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speaker=87&video=294
(13)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speaker=86&video=617
(14)Титаренко М.Китайские реформы:пример,вызов или угроза России? http://www.nasled.ru/pressa/obozrev/N01_98/1_8.HTM
(15)Ершов А.В.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во в Китае.《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5.
(16)Иванов П.《Уроки взлетевшего дракона》,《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10.№6.
(17)Васильев Л.С.Почему Китай такой и есть?《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5.
(18)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97&video=626
(19)Гонтмахер Е.Ш.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и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ловушки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ориентиры.
(20)http://www/vedomosti.ru/newspaper/article/2010/02/22
(21)Бергер Я.М.Нестрашный Китай,《Московская комсомолка》,2009,№219 октября.
(22)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97&vide=626
(23)Чудодеев Ю.В.《На глзах меняющийся Китай》.М.:ИВ РАН,2008.C.28.
(24)Александров Ю.Г.Китай глазами китаеведа,《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2009,№4.
(25)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speaker=87&video=294
(26)См.Джон.Дорандо.Перспектива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008.№2.
(27)Поволоцкий Г.Спасет ли Китай весь мир,《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2009.№9.
(28)Почему мыж не сможем? http://www=zh-CN&newwindow=1&safe=strict&biw=1263&bih=572&prmd=ivns&ei=GWprTd-VH42UvAOrxIHkAg&start=10&sa=N
(29)Там же.
(30)Поволоцкий Г.Спасет ли Китай весь мир.
(31)Там же.
(32)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38&video=49
(33)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23&video=132
(34)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44&video=155
(35)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video=564
(36)Фумико А.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не Китай?《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2009.№ 12.
(37)Бокщанин А.А.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10.№5.
作者介绍：郭小丽，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