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们家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在７８号公路边，有一个典型的南方小镇，叫华盛顿。 这个小镇上，有一个民间组织，名字特长，叫“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学会”，讲述华盛顿镇在南北战争结束时的独特历史。 南方邦联在此解体 １８６５年春天，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在南军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向北军投降以后，率内阁人员向南方撤逃。５月初的一天，戴维斯逃到了小镇华盛顿。 ５月４日，就在广场上的一栋房子里，戴维斯召集了他的内阁部长，举行了南方邦联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不久，南北战争结束了。 战争部长布莱肯利奇将军 这段历史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这位戴维斯总统，而是戴维斯内阁里一位最重要但因故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阁员，那就是战争部长约翰・布莱肯利奇将军。 布莱肯利奇出身于肯塔基州的一个官宦世家，１８５６年，他作为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当选副总统。这时候，他才３５岁，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他被史家称为“天生的政治家”，前途无可限量。 可是，有时候，命运比人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传奇性悲剧人物。 ４年副总统满期，刚好是１８６０年，又一个总统大选年。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分裂。北方主张废奴的共和党推出了林肯作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却一分为二，推出道格拉斯和布莱肯利奇两个总统候选人，从而使得民主党的选票大为分散，这是最终林肯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 南北战争爆发后，对北方发动这场战争感到不满的、位于南北之间的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和田纳西州加入分裂的南方，使南方实力大为加强。 这时，同样位于南北之间的肯塔基州参加哪一方，就有可能改变南北实力的对比，所以，林肯总统非常重视肯塔基的态度。当肯塔基最终决定参加南方的时候，林肯总统命令北军开入肯塔基，并下令见到布莱肯利奇立即逮捕，尽管直到此时为止，布莱肯利奇还没有做过任何非法的事情。这是政治史上林肯总统所做的最有争议的事情。 布莱肯利奇从一开始就认为，南方的分离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为此打一场内战是愚蠢的错误。然而，当知情的朋友把逮捕他的消息通报他的时候，他变得没有选择余地。他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带领愿意追随他的肯塔基志愿兵参加南方邦联作战。 由于肯塔基州归了北方，他能够带走的肯塔基民兵数量就不多，所以，一开始他在南军中的地位并不高。４年战争期间，他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场运气。在南北战争史上，只有他，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败仗。到南北战争后期，他在南军中的地位上升到大约第１０位。 可是，４年打下来，北方渐渐占了上风。１８６４年冬天，南军处境困难。南方邦联戴维斯总统决定，任命布莱肯利奇为战争部长。 布莱肯利奇接手战争部长以后，运用他的管理能力，大力改善了处于冰天雪地里的南军士兵的给养。他和罗伯特・李将军，一个是内阁的战争部长，一个是军队总司令，两人一致认为，南军败局已定，南方人已经为他们的理想奋战过，现在到了光荣投降的时候了。他运用他的政治技巧，艰难地在南方邦联政府内阁中游说，成功地说服了几乎所有的人，却无法说服戴维斯总统。 １８６５年４月，李将军在战场上率军向北军投降。戴维斯率内阁向南方撤逃。布莱肯利奇怎么办呢？ 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 如果布莱肯利奇还像几个月前一样是一个带兵的将军，他大概会像李将军一样，为了自己的士兵而尊严地投降，然后坦然地接受一个降将的命运。但是，现在他是文官政府的一位部长，是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内阁成员，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职尽责。 这样，布莱肯利奇开始了艰难的逃亡。 由于曾经是一个善于打仗的将军，在南方内阁的逃亡过程中，他理所当然地殿后。一路上，他带兵留在最危险的地方，掩护庞大的内阁队伍撤退。一有机会，在能够见到戴维斯的时候，他还是指望戴维斯能倾听他和李将军的意见，立即同北军展开投降谈判。可惜的是，戴维斯非常固执，始终没有改变抵抗到底的决定。 当布莱肯利奇的马队到达华盛顿小镇的时候，戴维斯一行在前一天已经离去。这就是布莱肯利奇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原因，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最后一次说服戴维斯的机会。 他准备了一大笔钱，交给镇上同南北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民间贤达，要他们在北军来到以后将这笔钱交给联邦政府，并且说明，这笔钱将用于将来戴维斯总统在法庭上的辩护费用。他预料，他们的总统被控以叛乱罪而上法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把一些重要的文件留了下来，要求妥善移交给联邦政府。 在安排了所有一切以后，布莱肯利奇给随行人员下令，凡愿意回家的，都可以领一份薪水后回家。最后，他带领几个愿意追随他的人，继续逃亡。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总统还在逃亡，他就还是内阁成员，还有职责在身。 在往南逃亡的路上，他一面打听总统的行踪，一面放慢自己的行军速度，或者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把追击的北军吸引过来，以保护总统。最后，他得到了戴维斯已经被北军逮捕的消息。他和随从逃到美国的最南端，佛罗里达的海边。他自己花钱买了一条小船，取名“无名号”，渡海逃到了古巴。那时候，古巴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就这样，历史在这儿创造了一点儿幽默。１８６５年春末，北军抓住了南方邦联政府以总统戴维斯为首的所有官员，惟一出逃成功的是布莱肯利奇，而他恰恰是在战争一开始就认为南方必然失败，在战争临结束前还力主投降的人。 所幸的是，战后的美国渴望和解，恢复并迅速回到法治状态。联邦并没有踏上向“叛乱”的南方报复的道路。布莱肯利奇在古巴用卖掉“无名号”的钱遣散了追随他到最后的人，让他们回家。他给他们每个人一份他的亲笔证明书，证明这些人只是听从他的命令，所有法律责任应该由他来负。 这个时候，他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回家报平安。据说，他的夫人见到照片后久久无法辨认：才４４岁的他，已经苍老衰弱得无法相认了。 战后３年多，他在英国和加拿大流亡。虽然他在联邦政府里的朋友纷纷劝说他回国，虽然他也知道，他回国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他没有回来。他说，他不肯回国是出于这样的原则：在世界各地还有上千原来南方政府的人在流亡，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赦免，而现在他是惟一和他们共命运的内阁高官。他在道义上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这仍然是他的职责。 回归 １８６８年，约翰逊总统颁发了圣诞节大赦令，赦免了所有仍然在流亡中的原南方人员。据说，布莱肯利奇坚守职责而不肯回国，是促使总统下达这个大赦令的原因。布莱肯利奇闻讯立即回国，回到了家乡肯塔基。地方上和联邦政府里的朋友们纷纷劝说他返回政界，这时候他还不到５０岁，远大前程仍然在等待他。但是他拒绝了。他对朋友们说：“在政治上，我已经是一座死火山了。” 在华盛顿镇的小广场上，我坐在阳光下，静静地想象当年战乱中的小镇，想象当年的布莱肯利奇将军。我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那个时候的布莱肯利奇，就像他们的祖父辈，像建立这个国家的早期领袖华盛顿、杰弗逊等一样，仍然保持着罗马古典共和主义的精神，他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在他们的眼睛里，政治就像音乐、艺术一样，是高尚而道德的事业。政治家，就像艺术家、音乐家一样，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职业生涯。而一个好的政治家，就要尽职尽责，把恪尽职守做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成败反而是第二位的事情。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抱持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几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计，毫无谋略可言。 这种近于艺术家般天真的政治观之可能存在，为我们留下了对“干净的”政治的最后一点信心。这一点，对于我们如此半生经历的人，几乎有一种精神救赎的意义。 １８７６年是美国建国１００周年。从分裂和战争中终于走出来的美国，一年前就准备在费城庆祝这个重新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生日。这个时候，布莱肯利奇已经成为举国公认的南北和好的象征。庆祝活动的筹备者打算来年７月４日独立日的时候，邀请布莱肯利奇来主持开幕式庆典。不幸，战争时期的伤病这时突然发作，１８７５年５月１７日，布莱肯利奇死于家乡肯塔基州莱克辛顿，距他离开华盛顿小镇开始最后的逃亡，刚好１０年。
离我们家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在７８号公路边，有一个典型的南方小镇，叫华盛顿。 这个小镇上，有一个民间组织，名字特长，叫“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学会”，讲述华盛顿镇在南北战争结束时的独特历史。 南方邦联在此解体 １８６５年春天，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在南军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向北军投降以后，率内阁人员向南方撤逃。５月初的一天，戴维斯逃到了小镇华盛顿。 ５月４日，就在广场上的一栋房子里，戴维斯召集了他的内阁部长，举行了南方邦联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不久，南北战争结束了。 战争部长布莱肯利奇将军 这段历史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这位戴维斯总统，而是戴维斯内阁里一位最重要但因故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阁员，那就是战争部长约翰・布莱肯利奇将军。 布莱肯利奇出身于肯塔基州的一个官宦世家，１８５６年，他作为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当选副总统。这时候，他才３５岁，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他被史家称为“天生的政治家”，前途无可限量。 可是，有时候，命运比人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传奇性悲剧人物。 ４年副总统满期，刚好是１８６０年，又一个总统大选年。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分裂。北方主张废奴的共和党推出了林肯作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却一分为二，推出道格拉斯和布莱肯利奇两个总统候选人，从而使得民主党的选票大为分散，这是最终林肯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 南北战争爆发后，对北方发动这场战争感到不满的、位于南北之间的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和田纳西州加入分裂的南方，使南方实力大为加强。 这时，同样位于南北之间的肯塔基州参加哪一方，就有可能改变南北实力的对比，所以，林肯总统非常重视肯塔基的态度。当肯塔基最终决定参加南方的时候，林肯总统命令北军开入肯塔基，并下令见到布莱肯利奇立即逮捕，尽管直到此时为止，布莱肯利奇还没有做过任何非法的事情。这是政治史上林肯总统所做的最有争议的事情。 布莱肯利奇从一开始就认为，南方的分离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为此打一场内战是愚蠢的错误。然而，当知情的朋友把逮捕他的消息通报他的时候，他变得没有选择余地。他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带领愿意追随他的肯塔基志愿兵参加南方邦联作战。 由于肯塔基州归了北方，他能够带走的肯塔基民兵数量就不多，所以，一开始他在南军中的地位并不高。４年战争期间，他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场运气。在南北战争史上，只有他，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败仗。到南北战争后期，他在南军中的地位上升到大约第１０位。 可是，４年打下来，北方渐渐占了上风。１８６４年冬天，南军处境困难。南方邦联戴维斯总统决定，任命布莱肯利奇为战争部长。 布莱肯利奇接手战争部长以后，运用他的管理能力，大力改善了处于冰天雪地里的南军士兵的给养。他和罗伯特・李将军，一个是内阁的战争部长，一个是军队总司令，两人一致认为，南军败局已定，南方人已经为他们的理想奋战过，现在到了光荣投降的时候了。他运用他的政治技巧，艰难地在南方邦联政府内阁中游说，成功地说服了几乎所有的人，却无法说服戴维斯总统。 １８６５年４月，李将军在战场上率军向北军投降。戴维斯率内阁向南方撤逃。布莱肯利奇怎么办呢？ 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 如果布莱肯利奇还像几个月前一样是一个带兵的将军，他大概会像李将军一样，为了自己的士兵而尊严地投降，然后坦然地接受一个降将的命运。但是，现在他是文官政府的一位部长，是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内阁成员，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职尽责。 这样，布莱肯利奇开始了艰难的逃亡。 由于曾经是一个善于打仗的将军，在南方内阁的逃亡过程中，他理所当然地殿后。一路上，他带兵留在最危险的地方，掩护庞大的内阁队伍撤退。一有机会，在能够见到戴维斯的时候，他还是指望戴维斯能倾听他和李将军的意见，立即同北军展开投降谈判。可惜的是，戴维斯非常固执，始终没有改变抵抗到底的决定。 当布莱肯利奇的马队到达华盛顿小镇的时候，戴维斯一行在前一天已经离去。这就是布莱肯利奇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原因，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最后一次说服戴维斯的机会。 他准备了一大笔钱，交给镇上同南北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民间贤达，要他们在北军来到以后将这笔钱交给联邦政府，并且说明，这笔钱将用于将来戴维斯总统在法庭上的辩护费用。他预料，他们的总统被控以叛乱罪而上法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把一些重要的文件留了下来，要求妥善移交给联邦政府。 在安排了所有一切以后，布莱肯利奇给随行人员下令，凡愿意回家的，都可以领一份薪水后回家。最后，他带领几个愿意追随他的人，继续逃亡。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总统还在逃亡，他就还是内阁成员，还有职责在身。 在往南逃亡的路上，他一面打听总统的行踪，一面放慢自己的行军速度，或者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把追击的北军吸引过来，以保护总统。最后，他得到了戴维斯已经被北军逮捕的消息。他和随从逃到美国的最南端，佛罗里达的海边。他自己花钱买了一条小船，取名“无名号”，渡海逃到了古巴。那时候，古巴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就这样，历史在这儿创造了一点儿幽默。１８６５年春末，北军抓住了南方邦联政府以总统戴维斯为首的所有官员，惟一出逃成功的是布莱肯利奇，而他恰恰是在战争一开始就认为南方必然失败，在战争临结束前还力主投降的人。 所幸的是，战后的美国渴望和解，恢复并迅速回到法治状态。联邦并没有踏上向“叛乱”的南方报复的道路。布莱肯利奇在古巴用卖掉“无名号”的钱遣散了追随他到最后的人，让他们回家。他给他们每个人一份他的亲笔证明书，证明这些人只是听从他的命令，所有法律责任应该由他来负。 这个时候，他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回家报平安。据说，他的夫人见到照片后久久无法辨认：才４４岁的他，已经苍老衰弱得无法相认了。 战后３年多，他在英国和加拿大流亡。虽然他在联邦政府里的朋友纷纷劝说他回国，虽然他也知道，他回国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他没有回来。他说，他不肯回国是出于这样的原则：在世界各地还有上千原来南方政府的人在流亡，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赦免，而现在他是惟一和他们共命运的内阁高官。他在道义上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这仍然是他的职责。 回归 １８６８年，约翰逊总统颁发了圣诞节大赦令，赦免了所有仍然在流亡中的原南方人员。据说，布莱肯利奇坚守职责而不肯回国，是促使总统下达这个大赦令的原因。布莱肯利奇闻讯立即回国，回到了家乡肯塔基。地方上和联邦政府里的朋友们纷纷劝说他返回政界，这时候他还不到５０岁，远大前程仍然在等待他。但是他拒绝了。他对朋友们说：“在政治上，我已经是一座死火山了。” 在华盛顿镇的小广场上，我坐在阳光下，静静地想象当年战乱中的小镇，想象当年的布莱肯利奇将军。我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那个时候的布莱肯利奇，就像他们的祖父辈，像建立这个国家的早期领袖华盛顿、杰弗逊等一样，仍然保持着罗马古典共和主义的精神，他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在他们的眼睛里，政治就像音乐、艺术一样，是高尚而道德的事业。政治家，就像艺术家、音乐家一样，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职业生涯。而一个好的政治家，就要尽职尽责，把恪尽职守做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成败反而是第二位的事情。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抱持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几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计，毫无谋略可言。 这种近于艺术家般天真的政治观之可能存在，为我们留下了对“干净的”政治的最后一点信心。这一点，对于我们如此半生经历的人，几乎有一种精神救赎的意义。 １８７６年是美国建国１００周年。从分裂和战争中终于走出来的美国，一年前就准备在费城庆祝这个重新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生日。这个时候，布莱肯利奇已经成为举国公认的南北和好的象征。庆祝活动的筹备者打算来年７月４日独立日的时候，邀请布莱肯利奇来主持开幕式庆典。不幸，战争时期的伤病这时突然发作，１８７５年５月１７日，布莱肯利奇死于家乡肯塔基州莱克辛顿，距他离开华盛顿小镇开始最后的逃亡，刚好１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