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庆历五年到至和二年是梅尧臣诗歌创作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梅尧臣笔不辍耕，创作出了一批艺术手法成熟、风格圆融、特点鲜明的作品，同时不断总结诗歌创作的经验，形成了自己明确的诗学理念，达到了诗歌创作的成熟阶段，其平淡却有真味的诗歌还为宋诗如何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效的范式。
关键词： 梅尧臣 诗歌创作 艰辛 成熟
作为宋诗的重要开启者之一，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历经30余年，从模拟晚唐、师承西昆到逐渐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期间经历了多次转变，其中最重要的阶段莫过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到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这十年是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形成自身特点的时期，也可看作是其创作的成熟定型期。在这一阶段中，梅尧臣笔不辍耕，不断总结诗歌创作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创作的理念，创作出了一批艺术手法成熟、风格圆融、特点鲜明的作品，其平淡却有真味的诗歌为当时的北宋诗坛如何摆脱晚唐遗风、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效的范式。
一、诗学理念的明确与自成系统
1.梅尧臣诗学理念的成熟首先体现在其对诗歌创作功用的明确体认。
庆历五年，梅尧臣在《答裴送序意》一诗中明确提出诗歌必须具备政治和社会的功用。这条诗学理念的形成与提出和当时诗坛的诗歌写作状态有密切的关联。“兴、观、群、怨”一直被作为诗歌社会功用的阐释，但是在北宋初期，诗歌创作长期处于晚唐五代的延长线上，气格比较卑弱，虽然真宗时杨亿等人创立了西昆体，格局气度得到扩大，但仍以模拟为主，诗歌发展日趋走向竞技的末流，只知道“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和“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现象在诗坛是屡见不鲜。梅尧臣继承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传统，受《诗经》和《离骚》等作品的影响比较大，要求诗歌具备“言志”、“贯道”的社会功能，恢复《诗》、《骚》的美刺传统。而《答裴送序意》正是梅尧臣对这一诗学观点的正式阐释，全诗如下。
我欲之许子有赠，为我为学勿所偏。诚知子心苦爱我，欲我文字无不全。居常见我足吟咏，乃以述作为不然。始曰子知今则否，固亦未能无谕焉。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苦苦著书岂无意，贫希禄廪尘俗牵。书辞辩说多碌碌，吾敢虚语同后先。唯当稍稍缉铭志，愿以直法书诸贤。恐子未谕我此意，把笔慨叹临长川。
这是一首回赠好友裴煜的诗。当时梅尧臣因王举正的举荐获许昌忠武军节度判官，在离开汴京时裴煜写有赠诗，劝他要注意自己的言论，不要在诗中议论别人。虽然欧阳修曾多次称赞梅尧臣的性格纯良，但实际上梅尧臣的个性是比较直露的，书生意气重，常常率性而为，这从他几次写诗如《谕乌》和《灵乌后赋》批判如范仲淹这样的朝廷重臣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虽然写起来痛快，但对一个身在仕途的人来说毕竟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对于裴煜的好意规劝，梅尧臣写下了这首诗，明确地阐释了自己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解。在梅尧臣看来，诗歌创作绝不是简单的技艺磨练，除了描摹物象，诗歌应该肩负起更重要的社会功用和政治功能，即成为补济时弊的重要途径：“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刻苦，未到二雅未忍捐。”那种如“唐季二三子”只局限在诗歌写作的本身，穷年只为“物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最后，梅尧臣表明自己“愿以直法书诸贤”，但恐怕裴煜对自己的诗歌理念不理解，唯有“把笔慨叹临长川”。虽然后来裴煜的回答无从得知，但从梅尧臣的“慨叹”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好友裴煜，对梅尧臣的这些做法尚不能完全理解，更何况诗坛的芸芸众生？但这并没有妨碍梅尧臣坚持自己的诗歌创作理念，此后他又多次就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如《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在这首诗中，梅尧臣再次强调圣人写诗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正如《雅》、《颂》的写作是为了达到“美刺”的目的。屈原写的是“草木虫”，寄托的是自己的“愤世嫉邪意”才是真正的诗歌创作。在这样的诗学理念的指引下，梅尧臣创作出了一批关注时事的优秀作品，如《村豪》、《见牧牛人隔江吹笛》和《五月二十四日过高邮三沟》等。
2.“意新语工”是梅尧臣关于创作的成熟理念。
梅尧臣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1］大概来说，“意新”指意思要新颖，要突破前人窠臼，做到“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语工”指用语要工整，即要符合诗歌音韵、对仗等方面的规律。诗歌经历了唐的发展高峰，而后如何发展，令人难以为继。要想有发展，就必须有所突破，梅尧臣提出的“意新语工”正是强调诗歌创作的突破性，这是梅尧臣在历经诗坛和自身创作多年的模拟道路后对诗歌发展深入思考的结果。梅尧臣也在自身的创作过程中身体力行地寻找突破点，如在描述传统的意象时，梅尧臣经常试图打破它们通俗的含义，追求别样的审美效果。如牛郎织女作为一对悲剧人物常见于诗中，人们不是讴歌他们坚贞的爱情，就是感叹他们不幸的命运。但梅尧臣在《七夕咏怀》中却这样写道：“织女无耻羞，年年嫁牵牛，牵牛苦娶妇，娶妇不解留。”为他俩搭桥的喜鹊也是形象不佳：“喜鹊头无毛，截云驾车�b，老鸦少斟酌，死欲同造舟。”而且，他认为这样制造的相会是没有必要的，“天意与物理，注错将何求”，何况“人生自有分”，完全打破了牛郎和织女的传统形象。《咏扇》也是这样的反弹琵琶之作。虽然这样的突破之作常常不能达到真正的“意新语工”的完美结合，但这种求新求变的创作理念无疑为当时模拟盛行的诗坛注入了清新之风，为宋诗的创作从晚唐五代狭窄的胡同中走出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二、诗歌创作实践的丰富与独成一家
庆历五年到至和二年，这一阶段是梅尧臣诗歌创作的高峰期，根据朱东润先生《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中搜集的诗歌统计来看，这十年中他共写了1397首诗，占目前所存诗歌总量的49.59%。笔不辍耕让梅尧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让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在写作手法、题材内容和风格特色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并走向成熟。
1.写作手法的日益娴熟。
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梅尧臣不断地引入多种手法，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托物讽喻，等等，突破了当时诗坛盛行的描摹为主的单一手法。在经过多年的磨练与实践，这一阶段中梅尧臣的诗歌写作手法日益娴熟，能够自如地将议论、描写、叙述、抒情等各种手法有机融合使用，取得了很好的表达效果。如《依韵和原甫对月见还不至》，第一句“一杯独饮愁何有”是议论，说自己即使是独饮也并不感觉到十分的孤单；第二句“孤榻无人膝自摇”是描写，用等候时身体常有的不自觉的晃膝动作细致地传达出了一人独酌时的闲散自在，自然而恰当地回应了前一句的意思。《书窜》则是将叙述、议论和抒情三者结合起来使用，诗歌叙述了唐介因为揭露文彦博织灯笼锦讨好张贵妃后侥幸进升的事而被贬斥的经过，表达了对朝政黑暗的失望和对唐介义勇行为的钦佩，同时也鼓励他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莫作楚大夫，怀沙自沉汨。”《淘渠》、《岸贫》等都是这样作品。
2.诗歌题材内容的鲜活丰富。
诗歌题材与内容的不断扩展与丰富是梅尧臣诗歌创作走向成熟的又一标志，而鲜活的日常生活性则是梅诗重要的个性特点。这得益于写作手法的日益成熟，同时也是梅尧臣长期致力于探寻如何丰富诗歌表达内容的结果。在这一阶段中，梅尧臣写下了1397首诗，题材广泛，有政治诗、军事诗、悼亡诗、写景抒情诗、咏物诗、唱和诗等，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社会政治问题，小到自己的私人问题，如变白的胡须，游玩时看见被嫁接的花，在路上看见被卖的鱼，等等，在梅尧臣的诗歌写作中，天地万物，事无巨细，无不入诗，无不可入诗。虽然这些作品中有些是不太美的，甚至是反审美的，如《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描写了虱子“群处裳带中”，后又来到裘领端，靠吃人血“自安”的情况；《秀叔头虱》叙述儿子秀叔因为母亲去世，没有人好好照顾他、帮助他洗浴，以致头上生了虱子的事情。但从诗歌发展求新求变来看，这样鲜活的写作恰恰是诗人创作成熟的表现，因为唯有达到成熟的阶段，才能跳出诗歌自身的局限，将之作为表达生活的方式，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诗歌真正具备生命的活力。
当然，除了梅尧臣主观的开拓创新，这十年颠簸坎坷的旅途经历也是促成其诗歌内容丰富的主要客观原因。梅尧臣基本上是外放的小官，多年来不断在汴京与任所之间奔波，而庆历五年到至和二年又是他的旅途格外繁忙的十年。庆历五年，梅尧臣获许昌忠武节度判官。庆历六年，为了续弦，他从许州来到汴京。庆历七年，任满回京。庆历八年，为国子博士，赐绯衣银鱼。同年前往陈州投靠晏殊，做了陈州镇安军节度判官。第二年（皇�v元年）开初，父亲梅让去世，梅尧臣依例回家守制，皇�v三年回到汴京，皇�v五年因嫡母束氏去世，回宣城奔丧守制，直到至和二年才动身前往汴京。长期的旅途奔波使得梅尧臣的生活中增加了有很多别样的经历，有效地扩大了梅尧臣的生活范围，将许多新鲜的事物引入到他的视野，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新鲜的血液。正如梅尧臣自己所说：“远泛千里舟，暂向郊亭泊，观物趣无穷，适情吟有托。”（《宿州河亭书事》）再加上梅尧臣作诗的范围本来就很广，几乎没有一个主导性的题材限制，也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中心话题，所以写景咏物、描写风土人情、抒发旅途感受所有种种皆入诗笔，串联起来，几乎就是一部详细的旅途日记。如仅庆历八年，梅尧臣就写了六十余首记录旅途见闻的诗，如《舟中夜听汴河水声》、《夜泊虹县同施景仁太博河上纳凉书事》、《舟次山阳呈王宗说寺丞》、《八月二十二日回过三沟》、《牛背双鸲鹆》、《小村》等。
3.诗歌风格的稳定圆融。
梅尧臣诗歌风格转变较多，直到庆历五年之后，才逐步趋于稳定圆融，总体呈现出“平淡”特色。其实，在这之前，梅诗已经初步体现出平淡之美，但因经历和年龄心态等多方面因素，其诗中所体现出来的“意”尚有明显的不平之气，还未达到“平淡”美所应有的主体情感的淡泊自然。如《回自青龙呈谢师直》悲叹自己多蹇的命运：“嗟余老大无所用，白发冉冉将侵颠，文章自是与时背，妻饿儿啼无一钱。”经过又一个十年的磨练，梅尧臣的诗歌风格也逐渐成熟稳定，除了仍旧保持原有的拙朴和古硬，更增加了一份圆融的气度，形成了独特的“平淡”特色。虽然他的诗歌仍会毫不犹豫地反映社会问题，但比起青年时代的“平直”，这时更多了一分含蓄和深远。《小村》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称这首诗“写贫苦小村，有画所不到者，末句婉而多风”。［2］这样的议论与《诗经》所有的“怨悱而不乱”的含蓄蕴藉的风格更为相似。这其中也有僧诗的影响。梅尧臣在这一时期因为父母亲的去世，两次回宣城老家守制，和外界没有很多的来往，但结交了不少诗僧，有一些唱和之作。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对禅学的浓厚兴趣，但是时常流露出对僧人所处的化外清寂环境的喜爱。这为他的诗歌增加了清淡的因素和理性的思考，诗风也在无形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呈现出“淡”而有“味”的特点，正如胡仔说：“苕溪渔隐曰：‘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3］
梅尧臣是一位勤奋的诗人，他曾感慨地对晏殊说：“刻意向诗笔，行将三十年。”（《谢晏相公》）而庆历五年到至和二年正是是梅尧臣诗歌创作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十年，通过这十年的反复磨练，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走向成熟，无论是诗学理论还是写作实践，都日趋稳定圆融，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难能可贵的是，多年的辛劳创作同时也为宋诗突破唐诗苑囿、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贵的先验之路，这正如王安石所总结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参考文献：
［1］［清］何文焕.历代诗话［G］.北京：中华书局，1997：267.
［2］陈衍选评.曹旭校点.宋诗精华录［G］.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35.
［3］吴文治.宋诗话全编［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125.
摘 要： 庆历五年到至和二年是梅尧臣诗歌创作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梅尧臣笔不辍耕，创作出了一批艺术手法成熟、风格圆融、特点鲜明的作品，同时不断总结诗歌创作的经验，形成了自己明确的诗学理念，达到了诗歌创作的成熟阶段，其平淡却有真味的诗歌还为宋诗如何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效的范式。
关键词： 梅尧臣 诗歌创作 艰辛 成熟
作为宋诗的重要开启者之一，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历经30余年，从模拟晚唐、师承西昆到逐渐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期间经历了多次转变，其中最重要的阶段莫过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到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这十年是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形成自身特点的时期，也可看作是其创作的成熟定型期。在这一阶段中，梅尧臣笔不辍耕，不断总结诗歌创作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创作的理念，创作出了一批艺术手法成熟、风格圆融、特点鲜明的作品，其平淡却有真味的诗歌为当时的北宋诗坛如何摆脱晚唐遗风、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效的范式。
一、诗学理念的明确与自成系统
1.梅尧臣诗学理念的成熟首先体现在其对诗歌创作功用的明确体认。
庆历五年，梅尧臣在《答裴送序意》一诗中明确提出诗歌必须具备政治和社会的功用。这条诗学理念的形成与提出和当时诗坛的诗歌写作状态有密切的关联。“兴、观、群、怨”一直被作为诗歌社会功用的阐释，但是在北宋初期，诗歌创作长期处于晚唐五代的延长线上，气格比较卑弱，虽然真宗时杨亿等人创立了西昆体，格局气度得到扩大，但仍以模拟为主，诗歌发展日趋走向竞技的末流，只知道“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和“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现象在诗坛是屡见不鲜。梅尧臣继承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传统，受《诗经》和《离骚》等作品的影响比较大，要求诗歌具备“言志”、“贯道”的社会功能，恢复《诗》、《骚》的美刺传统。而《答裴送序意》正是梅尧臣对这一诗学观点的正式阐释，全诗如下。
我欲之许子有赠，为我为学勿所偏。诚知子心苦爱我，欲我文字无不全。居常见我足吟咏，乃以述作为不然。始曰子知今则否，固亦未能无谕焉。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苦苦著书岂无意，贫希禄廪尘俗牵。书辞辩说多碌碌，吾敢虚语同后先。唯当稍稍缉铭志，愿以直法书诸贤。恐子未谕我此意，把笔慨叹临长川。
这是一首回赠好友裴煜的诗。当时梅尧臣因王举正的举荐获许昌忠武军节度判官，在离开汴京时裴煜写有赠诗，劝他要注意自己的言论，不要在诗中议论别人。虽然欧阳修曾多次称赞梅尧臣的性格纯良，但实际上梅尧臣的个性是比较直露的，书生意气重，常常率性而为，这从他几次写诗如《谕乌》和《灵乌后赋》批判如范仲淹这样的朝廷重臣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虽然写起来痛快，但对一个身在仕途的人来说毕竟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对于裴煜的好意规劝，梅尧臣写下了这首诗，明确地阐释了自己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解。在梅尧臣看来，诗歌创作绝不是简单的技艺磨练，除了描摹物象，诗歌应该肩负起更重要的社会功用和政治功能，即成为补济时弊的重要途径：“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刻苦，未到二雅未忍捐。”那种如“唐季二三子”只局限在诗歌写作的本身，穷年只为“物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最后，梅尧臣表明自己“愿以直法书诸贤”，但恐怕裴煜对自己的诗歌理念不理解，唯有“把笔慨叹临长川”。虽然后来裴煜的回答无从得知，但从梅尧臣的“慨叹”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好友裴煜，对梅尧臣的这些做法尚不能完全理解，更何况诗坛的芸芸众生？但这并没有妨碍梅尧臣坚持自己的诗歌创作理念，此后他又多次就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如《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在这首诗中，梅尧臣再次强调圣人写诗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正如《雅》、《颂》的写作是为了达到“美刺”的目的。屈原写的是“草木虫”，寄托的是自己的“愤世嫉邪意”才是真正的诗歌创作。在这样的诗学理念的指引下，梅尧臣创作出了一批关注时事的优秀作品，如《村豪》、《见牧牛人隔江吹笛》和《五月二十四日过高邮三沟》等。
2.“意新语工”是梅尧臣关于创作的成熟理念。
梅尧臣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1］大概来说，“意新”指意思要新颖，要突破前人窠臼，做到“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语工”指用语要工整，即要符合诗歌音韵、对仗等方面的规律。诗歌经历了唐的发展高峰，而后如何发展，令人难以为继。要想有发展，就必须有所突破，梅尧臣提出的“意新语工”正是强调诗歌创作的突破性，这是梅尧臣在历经诗坛和自身创作多年的模拟道路后对诗歌发展深入思考的结果。梅尧臣也在自身的创作过程中身体力行地寻找突破点，如在描述传统的意象时，梅尧臣经常试图打破它们通俗的含义，追求别样的审美效果。如牛郎织女作为一对悲剧人物常见于诗中，人们不是讴歌他们坚贞的爱情，就是感叹他们不幸的命运。但梅尧臣在《七夕咏怀》中却这样写道：“织女无耻羞，年年嫁牵牛，牵牛苦娶妇，娶妇不解留。”为他俩搭桥的喜鹊也是形象不佳：“喜鹊头无毛，截云驾车�b，老鸦少斟酌，死欲同造舟。”而且，他认为这样制造的相会是没有必要的，“天意与物理，注错将何求”，何况“人生自有分”，完全打破了牛郎和织女的传统形象。《咏扇》也是这样的反弹琵琶之作。虽然这样的突破之作常常不能达到真正的“意新语工”的完美结合，但这种求新求变的创作理念无疑为当时模拟盛行的诗坛注入了清新之风，为宋诗的创作从晚唐五代狭窄的胡同中走出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二、诗歌创作实践的丰富与独成一家
庆历五年到至和二年，这一阶段是梅尧臣诗歌创作的高峰期，根据朱东润先生《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中搜集的诗歌统计来看，这十年中他共写了1397首诗，占目前所存诗歌总量的49.59%。笔不辍耕让梅尧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让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在写作手法、题材内容和风格特色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并走向成熟。
1.写作手法的日益娴熟。
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梅尧臣不断地引入多种手法，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托物讽喻，等等，突破了当时诗坛盛行的描摹为主的单一手法。在经过多年的磨练与实践，这一阶段中梅尧臣的诗歌写作手法日益娴熟，能够自如地将议论、描写、叙述、抒情等各种手法有机融合使用，取得了很好的表达效果。如《依韵和原甫对月见还不至》，第一句“一杯独饮愁何有”是议论，说自己即使是独饮也并不感觉到十分的孤单；第二句“孤榻无人膝自摇”是描写，用等候时身体常有的不自觉的晃膝动作细致地传达出了一人独酌时的闲散自在，自然而恰当地回应了前一句的意思。《书窜》则是将叙述、议论和抒情三者结合起来使用，诗歌叙述了唐介因为揭露文彦博织灯笼锦讨好张贵妃后侥幸进升的事而被贬斥的经过，表达了对朝政黑暗的失望和对唐介义勇行为的钦佩，同时也鼓励他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莫作楚大夫，怀沙自沉汨。”《淘渠》、《岸贫》等都是这样作品。
2.诗歌题材内容的鲜活丰富。
诗歌题材与内容的不断扩展与丰富是梅尧臣诗歌创作走向成熟的又一标志，而鲜活的日常生活性则是梅诗重要的个性特点。这得益于写作手法的日益成熟，同时也是梅尧臣长期致力于探寻如何丰富诗歌表达内容的结果。在这一阶段中，梅尧臣写下了1397首诗，题材广泛，有政治诗、军事诗、悼亡诗、写景抒情诗、咏物诗、唱和诗等，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社会政治问题，小到自己的私人问题，如变白的胡须，游玩时看见被嫁接的花，在路上看见被卖的鱼，等等，在梅尧臣的诗歌写作中，天地万物，事无巨细，无不入诗，无不可入诗。虽然这些作品中有些是不太美的，甚至是反审美的，如《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描写了虱子“群处裳带中”，后又来到裘领端，靠吃人血“自安”的情况；《秀叔头虱》叙述儿子秀叔因为母亲去世，没有人好好照顾他、帮助他洗浴，以致头上生了虱子的事情。但从诗歌发展求新求变来看，这样鲜活的写作恰恰是诗人创作成熟的表现，因为唯有达到成熟的阶段，才能跳出诗歌自身的局限，将之作为表达生活的方式，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诗歌真正具备生命的活力。
当然，除了梅尧臣主观的开拓创新，这十年颠簸坎坷的旅途经历也是促成其诗歌内容丰富的主要客观原因。梅尧臣基本上是外放的小官，多年来不断在汴京与任所之间奔波，而庆历五年到至和二年又是他的旅途格外繁忙的十年。庆历五年，梅尧臣获许昌忠武节度判官。庆历六年，为了续弦，他从许州来到汴京。庆历七年，任满回京。庆历八年，为国子博士，赐绯衣银鱼。同年前往陈州投靠晏殊，做了陈州镇安军节度判官。第二年（皇�v元年）开初，父亲梅让去世，梅尧臣依例回家守制，皇�v三年回到汴京，皇�v五年因嫡母束氏去世，回宣城奔丧守制，直到至和二年才动身前往汴京。长期的旅途奔波使得梅尧臣的生活中增加了有很多别样的经历，有效地扩大了梅尧臣的生活范围，将许多新鲜的事物引入到他的视野，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新鲜的血液。正如梅尧臣自己所说：“远泛千里舟，暂向郊亭泊，观物趣无穷，适情吟有托。”（《宿州河亭书事》）再加上梅尧臣作诗的范围本来就很广，几乎没有一个主导性的题材限制，也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中心话题，所以写景咏物、描写风土人情、抒发旅途感受所有种种皆入诗笔，串联起来，几乎就是一部详细的旅途日记。如仅庆历八年，梅尧臣就写了六十余首记录旅途见闻的诗，如《舟中夜听汴河水声》、《夜泊虹县同施景仁太博河上纳凉书事》、《舟次山阳呈王宗说寺丞》、《八月二十二日回过三沟》、《牛背双鸲鹆》、《小村》等。
3.诗歌风格的稳定圆融。
梅尧臣诗歌风格转变较多，直到庆历五年之后，才逐步趋于稳定圆融，总体呈现出“平淡”特色。其实，在这之前，梅诗已经初步体现出平淡之美，但因经历和年龄心态等多方面因素，其诗中所体现出来的“意”尚有明显的不平之气，还未达到“平淡”美所应有的主体情感的淡泊自然。如《回自青龙呈谢师直》悲叹自己多蹇的命运：“嗟余老大无所用，白发冉冉将侵颠，文章自是与时背，妻饿儿啼无一钱。”经过又一个十年的磨练，梅尧臣的诗歌风格也逐渐成熟稳定，除了仍旧保持原有的拙朴和古硬，更增加了一份圆融的气度，形成了独特的“平淡”特色。虽然他的诗歌仍会毫不犹豫地反映社会问题，但比起青年时代的“平直”，这时更多了一分含蓄和深远。《小村》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称这首诗“写贫苦小村，有画所不到者，末句婉而多风”。［2］这样的议论与《诗经》所有的“怨悱而不乱”的含蓄蕴藉的风格更为相似。这其中也有僧诗的影响。梅尧臣在这一时期因为父母亲的去世，两次回宣城老家守制，和外界没有很多的来往，但结交了不少诗僧，有一些唱和之作。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对禅学的浓厚兴趣，但是时常流露出对僧人所处的化外清寂环境的喜爱。这为他的诗歌增加了清淡的因素和理性的思考，诗风也在无形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呈现出“淡”而有“味”的特点，正如胡仔说：“苕溪渔隐曰：‘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3］
梅尧臣是一位勤奋的诗人，他曾感慨地对晏殊说：“刻意向诗笔，行将三十年。”（《谢晏相公》）而庆历五年到至和二年正是是梅尧臣诗歌创作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十年，通过这十年的反复磨练，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走向成熟，无论是诗学理论还是写作实践，都日趋稳定圆融，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难能可贵的是，多年的辛劳创作同时也为宋诗突破唐诗苑囿、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贵的先验之路，这正如王安石所总结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参考文献：
［1］［清］何文焕.历代诗话［G］.北京：中华书局，1997：267.
［2］陈衍选评.曹旭校点.宋诗精华录［G］.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35.
［3］吴文治.宋诗话全编［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