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馨瑶
（贵州大学 科技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贵州 贵阳 550004）
摘 要：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关键词：《史记》；《汉书》；精神倾向；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129-02
《史记》与《汉书》同为中国历史上成就很高的史传散文著作，体例、篇幅、艺术技巧都开创我国史传散文的先河。两者之间存在相似传承之处，但也有很多的不同点。《史记》作者司马迁与《汉书》作者班固思想的综合性比较复杂，本文从文学研究中作者精神研究的角度，对《史记》《汉书》所彰显的作者的精神倾向加以比较分析。
一、《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
司马迁写作《史记》虽以继孔子修《春秋》自许，但思想上并不囿于《春秋》。先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秦朝法家思想统治的腐败，西汉儒、道思想交替实践的得失，促使司马迁必须批判继承并发展先秦诸子思想，在《史记》中彰显浓郁的儒道互补色彩。
首先，《史记》发挥《春秋》宗旨，维护国家统一。
《春秋》为鲁史而奉周正朔，书必称“王正月”，宗旨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老子》的理想境界是“小国寡民”，迁以为“与耳食无异”。比如十二本纪逐代相接，体现统一原则；批判秦朝暴政，《六国年表》序称颂秦朝统一的成功；又如其中对汉初韩信、彭越、陈等人的谋反、惠帝时的诸吕作乱、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的淮南、衡山诸王谋反以及四夷诸藩的反复无定等，均予以谴责。
其次，《史记》中继承黄老思想，倡导无为而治
《鲁周公世家》中指出：“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在《齐太公世家》中又云：“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又在《管晏列传》中强调：“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祸面显福，转败而为功。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至于班固《汉书》，基本上坚持了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因为班固自小受正统儒家教育，后又浸于当时儒学盛风，其思虑言行，恐怕很难脱离这个氛围。他在撰作《汉书》时就指出：“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在《艺文志》中也表达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然而班固对道家的态度，在《艺文志》中，一面肯定道家的“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但也针对其短处指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与《论六家要旨》中只论道家之长，迥然不同。至于《论古今人表》，则列仲尼于上上，入子思、孟子于上中，而将老子置于中上，其扬儒抑道的态度益发明显。
二、《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
《史记》篇目中的《报任安书》对《史记》的撰作动机与目的有所说明：“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关系和古今之变，是作者司马迁作此书时所要洞察的重要课题。这种思想贯穿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各体之中，但较为直接表现首举十表与八书。
如《三世列表》反映夏殷周三代间变化，《秦楚之际月表》表现秦楚之际“号令三嬗”之情况，《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呈现诸侯王递变盛衰的情况等等。至于八书，《太史公自序》已云：“礼乐捐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其究通变之意已很
明显。在纪传体中，如《高祖本纪》云：“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班固的《汉书》中虽然也提及“变”的问题，比如《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但也仅在十志中可见其通便之意，总体说来，班固究通变之意较弱，绝比不上《史记》，但尊汉之意比《史记》强烈得多。
作者写《汉书》的目的在于表扬汉室功德，欲使汉与唐虞三代媲美。他的尊汉精神贯穿全书，如在《高祖纪赞》云：“汉承尧运，德炸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获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在此我们看不到通变古今的精神，只能看出本于五德终始说的尊汉之意。又如作者在《项籍传》中直以汉年纪事，删《史记·项羽本纪》中汉年纪年中虚加的“之”字亦见其意。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说明孔子著作《春秋》之意时，有如此的记载：“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但至《汉书·司马迁传》时删去了“贬天子”一句，而且改“退诸侯”为“贬诸侯”，若作者仍保留此句，在《汉书》中直接关系到“贬汉室天子”的问题，这不但违背明帝所嘱咐的“颂述功德”，而且也不符合明哲保身的哲学。删除“贬天子”一句，出于尊王尊汉的精神倾向。
三、《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
《史记》与《汉书》都是史传散文，要求作者要以严正的史家立场写史，以昭显历史的真实为己任，基本上可以得到“实录”的评价。
但是由于作品创作与作者人生阅历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人生阶段中的某些经验，往往触发某些感情反应，其中某些特别深刻或特别激烈，或难以忍受的经验尤其如此。司马迁一生中体验过耕牧生活、游历探访生活、官僚生活以及老年的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他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歌颂，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战绩都寓含者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比如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而受宫刑的漩涡中，深刻的体验到君主专制制度的无理与矛盾，故在《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篇章中，屡次加以放映和揭露；他又在内心中对不礼贤下士的武帝发出沉痛的抗议，故在《管晏列传》、《魏公子列传》等数篇中，赞扬礼贤下士的宰相、公子们，以间接抗议暴君武帝。“实录”与感情注入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基本上是统一的。他竟能做到既不违背史实，又能以“微言讥讽”，“以舒其愤心”，所以说史记不仅是一部通史，也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班固也经历过避难生活、太学生活、归乡居家生活、短期下狱、官僚生活、出征活动等，但是他的叙事还能得到“不失客观”的评价，大多是依赖于他“不激诡，不抑抗”的写史态度，即不偏激，不任意抬高或者压低。这可能也与班固性格温和宽容、不以才能高人为傲有关系。王明通《＜汉书＞导论》第二章《客观无私》一节中列举7项来证明《汉书》客观无私的写作精神：不屈威势，不掩其恶；美恶不相掩；并存异说；书疏传入；举事见意；不为激词；善于因人。
四、《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司马迁在《史记》中呈现出“兼顾民间”而班固《汉书》较为“倾向上层”的思想倾向，这可能是因为两者家庭背景、社会经验不同而产生的。司马迁的祖父仅仅是一位有爵无禄的五大夫，所以司马迁幼年时过着一种比较贫困的生活。幼年也经历过耕织，牧牛，对民间生活或者下层人物比较了解关心。而且司马迁的一生经历丰富，命运坎坷。年轻时曾到民间游历，走访各地，仕途不畅，48岁时还遭受李陵之祸，受宫刑，囚禁监狱。班固出生在名门贵族家庭，虽也经历一些磨难，但一直接受的都是正统的儒教育，而且班固32岁除兰台令史以后宦途得意，偶尔能得皇帝眷顾这种出生背景，政治社会体验的差距当然影响他们的社会观念。 两者兼顾民间与倾向上层的感情倾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对下层人物的写作态度上。
首先，司马迁十分重视民生问题。他能够体察到人们现实经济生活和追求利益的动机。《货殖
列传》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云：“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还在《货殖列传》中认为无经济能力祭祀祖先、养育父母妻子者，是可耻的事情。“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而班固虽然也谈民生并肯定富民的必要性，但他的观点与司马迁的倾向不同。《货值传》云：“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可见班固实际上以上下阶级秩序的稳定为主。
在写作人物阶层方面，司马迁与班固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虽然他们都写上层人物的帝王诸侯将相、中间阶层人物的下层官吏以及下层人物的游侠、货值等人物，但他们对上下两层人物的态度不尽相同。司马迁写下层人物着墨较多，有声有色，而且评价颇高，如刺客豫让、荆轲、医者扁鹊、仓公、下层出生的英雄人物陈涉、彭越、英布等。班固不但减少了对刺客、医者等下层人物的描写，而且对游侠与商人也颇加非议。对于上层人物，司马迁“不是谄媚的态度”，而是“以史家的精神，进行观察和审评”。写君王，有褒有贬，有歌颂，有讽刺。但班固“写社会人物，眼睛主要向上看”，而且《汉书》中较之《史记》增加的人物大都是上层人物，如东方朔、终军、济北王等。
《史记》与《汉书》同为史传散文的经典之作，有着不可估灭的历史与文学艺术价值，在题材、体裁、内容、艺术特色、写作方法上也有很多的相似处，但同样存在很多差异，仅仅在作者思想倾向这一块也可以寻找出很多的细微差别，需要仔细琢磨，认真阅读加以比较分析，才能从这两部史学瑰宝中挖掘出更多的价值。
冯馨瑶
（贵州大学 科技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贵州 贵阳 550004）
摘 要：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关键词：《史记》；《汉书》；精神倾向；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129-02
《史记》与《汉书》同为中国历史上成就很高的史传散文著作，体例、篇幅、艺术技巧都开创我国史传散文的先河。两者之间存在相似传承之处，但也有很多的不同点。《史记》作者司马迁与《汉书》作者班固思想的综合性比较复杂，本文从文学研究中作者精神研究的角度，对《史记》《汉书》所彰显的作者的精神倾向加以比较分析。
一、《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
司马迁写作《史记》虽以继孔子修《春秋》自许，但思想上并不囿于《春秋》。先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秦朝法家思想统治的腐败，西汉儒、道思想交替实践的得失，促使司马迁必须批判继承并发展先秦诸子思想，在《史记》中彰显浓郁的儒道互补色彩。
首先，《史记》发挥《春秋》宗旨，维护国家统一。
《春秋》为鲁史而奉周正朔，书必称“王正月”，宗旨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老子》的理想境界是“小国寡民”，迁以为“与耳食无异”。比如十二本纪逐代相接，体现统一原则；批判秦朝暴政，《六国年表》序称颂秦朝统一的成功；又如其中对汉初韩信、彭越、陈等人的谋反、惠帝时的诸吕作乱、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的淮南、衡山诸王谋反以及四夷诸藩的反复无定等，均予以谴责。
其次，《史记》中继承黄老思想，倡导无为而治
《鲁周公世家》中指出：“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在《齐太公世家》中又云：“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又在《管晏列传》中强调：“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祸面显福，转败而为功。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至于班固《汉书》，基本上坚持了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因为班固自小受正统儒家教育，后又浸于当时儒学盛风，其思虑言行，恐怕很难脱离这个氛围。他在撰作《汉书》时就指出：“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在《艺文志》中也表达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然而班固对道家的态度，在《艺文志》中，一面肯定道家的“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但也针对其短处指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与《论六家要旨》中只论道家之长，迥然不同。至于《论古今人表》，则列仲尼于上上，入子思、孟子于上中，而将老子置于中上，其扬儒抑道的态度益发明显。
二、《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
《史记》篇目中的《报任安书》对《史记》的撰作动机与目的有所说明：“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关系和古今之变，是作者司马迁作此书时所要洞察的重要课题。这种思想贯穿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各体之中，但较为直接表现首举十表与八书。
如《三世列表》反映夏殷周三代间变化，《秦楚之际月表》表现秦楚之际“号令三嬗”之情况，《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呈现诸侯王递变盛衰的情况等等。至于八书，《太史公自序》已云：“礼乐捐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其究通变之意已很
明显。在纪传体中，如《高祖本纪》云：“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班固的《汉书》中虽然也提及“变”的问题，比如《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但也仅在十志中可见其通便之意，总体说来，班固究通变之意较弱，绝比不上《史记》，但尊汉之意比《史记》强烈得多。
作者写《汉书》的目的在于表扬汉室功德，欲使汉与唐虞三代媲美。他的尊汉精神贯穿全书，如在《高祖纪赞》云：“汉承尧运，德炸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获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在此我们看不到通变古今的精神，只能看出本于五德终始说的尊汉之意。又如作者在《项籍传》中直以汉年纪事，删《史记·项羽本纪》中汉年纪年中虚加的“之”字亦见其意。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说明孔子著作《春秋》之意时，有如此的记载：“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但至《汉书·司马迁传》时删去了“贬天子”一句，而且改“退诸侯”为“贬诸侯”，若作者仍保留此句，在《汉书》中直接关系到“贬汉室天子”的问题，这不但违背明帝所嘱咐的“颂述功德”，而且也不符合明哲保身的哲学。删除“贬天子”一句，出于尊王尊汉的精神倾向。
三、《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
《史记》与《汉书》都是史传散文，要求作者要以严正的史家立场写史，以昭显历史的真实为己任，基本上可以得到“实录”的评价。
但是由于作品创作与作者人生阅历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人生阶段中的某些经验，往往触发某些感情反应，其中某些特别深刻或特别激烈，或难以忍受的经验尤其如此。司马迁一生中体验过耕牧生活、游历探访生活、官僚生活以及老年的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他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歌颂，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战绩都寓含者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比如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而受宫刑的漩涡中，深刻的体验到君主专制制度的无理与矛盾，故在《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篇章中，屡次加以放映和揭露；他又在内心中对不礼贤下士的武帝发出沉痛的抗议，故在《管晏列传》、《魏公子列传》等数篇中，赞扬礼贤下士的宰相、公子们，以间接抗议暴君武帝。“实录”与感情注入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基本上是统一的。他竟能做到既不违背史实，又能以“微言讥讽”，“以舒其愤心”，所以说史记不仅是一部通史，也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班固也经历过避难生活、太学生活、归乡居家生活、短期下狱、官僚生活、出征活动等，但是他的叙事还能得到“不失客观”的评价，大多是依赖于他“不激诡，不抑抗”的写史态度，即不偏激，不任意抬高或者压低。这可能也与班固性格温和宽容、不以才能高人为傲有关系。王明通《＜汉书＞导论》第二章《客观无私》一节中列举7项来证明《汉书》客观无私的写作精神：不屈威势，不掩其恶；美恶不相掩；并存异说；书疏传入；举事见意；不为激词；善于因人。
四、《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司马迁在《史记》中呈现出“兼顾民间”而班固《汉书》较为“倾向上层”的思想倾向，这可能是因为两者家庭背景、社会经验不同而产生的。司马迁的祖父仅仅是一位有爵无禄的五大夫，所以司马迁幼年时过着一种比较贫困的生活。幼年也经历过耕织，牧牛，对民间生活或者下层人物比较了解关心。而且司马迁的一生经历丰富，命运坎坷。年轻时曾到民间游历，走访各地，仕途不畅，48岁时还遭受李陵之祸，受宫刑，囚禁监狱。班固出生在名门贵族家庭，虽也经历一些磨难，但一直接受的都是正统的儒教育，而且班固32岁除兰台令史以后宦途得意，偶尔能得皇帝眷顾这种出生背景，政治社会体验的差距当然影响他们的社会观念。 两者兼顾民间与倾向上层的感情倾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对下层人物的写作态度上。
首先，司马迁十分重视民生问题。他能够体察到人们现实经济生活和追求利益的动机。《货殖
列传》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云：“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还在《货殖列传》中认为无经济能力祭祀祖先、养育父母妻子者，是可耻的事情。“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而班固虽然也谈民生并肯定富民的必要性，但他的观点与司马迁的倾向不同。《货值传》云：“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可见班固实际上以上下阶级秩序的稳定为主。
在写作人物阶层方面，司马迁与班固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虽然他们都写上层人物的帝王诸侯将相、中间阶层人物的下层官吏以及下层人物的游侠、货值等人物，但他们对上下两层人物的态度不尽相同。司马迁写下层人物着墨较多，有声有色，而且评价颇高，如刺客豫让、荆轲、医者扁鹊、仓公、下层出生的英雄人物陈涉、彭越、英布等。班固不但减少了对刺客、医者等下层人物的描写，而且对游侠与商人也颇加非议。对于上层人物，司马迁“不是谄媚的态度”，而是“以史家的精神，进行观察和审评”。写君王，有褒有贬，有歌颂，有讽刺。但班固“写社会人物，眼睛主要向上看”，而且《汉书》中较之《史记》增加的人物大都是上层人物，如东方朔、终军、济北王等。
《史记》与《汉书》同为史传散文的经典之作，有着不可估灭的历史与文学艺术价值，在题材、体裁、内容、艺术特色、写作方法上也有很多的相似处，但同样存在很多差异，仅仅在作者思想倾向这一块也可以寻找出很多的细微差别，需要仔细琢磨，认真阅读加以比较分析，才能从这两部史学瑰宝中挖掘出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