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联合国之初那些人那些事
2011/10/25 00: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1974年，常驻团欢迎来参加第六次特别联大的邓小平同志 ▲联合 ▲1974年，常驻团欢迎来参加第六次特别联大的邓小平同志 ▲联合（1 ／1张）
40年前的今天，在纽约举行的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当下发来邀请电，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重返联合国。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本版特刊发此文，纪念那些风云岁月的同时，也重拾那段值得珍藏的历史记忆。——编者
■本期私人别史主人公
徐书云，现年68岁。1966年毕业于外交学院。1971年开始参加联合国多边合作方面的工作，1972至1977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回国后继续从事联合国多边经济技术合作工作。1982至2005年受聘于联合国人口基金纽约总部工作，先后担任亚太司司长、阿拉伯地区和欧洲司司长(D2级)等职务，其间还出任过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伊朗、孟加拉国和俄罗斯代表。2006年退休后受联合国返聘到一些国家工作。目前是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在一些部门从事高级咨询工作。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笫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迄今已经40年了。从1972年到1977年我有幸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5年，以后又以国际公务员身份在联合国机构工作了近25年。回想起常驻团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紧张、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恍如昨日，历历在目。追念之余，试着记述一些常驻团那些人和事儿，谨以一些琐忆，纪念中国重返联合国40周年这个有意义的日子。
■“搞联合国的事”：
一块抹布、一把扫帚起家
1971年10月26日上午 (纽约时间25日晚)，我正陪应邀来参加“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 的伊朗队队员在北京民族饭店大厅休息。突然从电视机里传来播音员激动的声音：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会场兴奋得手舞足蹈的画面，顿时民族饭店大厅里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我跟在场的所有人一样兴奋激动不已，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决定了我从此开始从事联合国事务的生涯。
两天后，我被紧急召回外经部，方毅部长亲自接见我和张秉俭、高克农三人，向我们下达任务：“搞联合国的事” 。他说：“联合国是个新课题，大家知道甚少，一切要靠你们自己，先搞明情况，摸清各国对一些重要议题的立场态度，再研究对策。行动要快，再快。” 那时候部里大部分同志都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空出许多办公室，我们去领了一块抹
布、一把扫帚，打扫出一间办公室，下午就开了介绍信到首都图书馆求援。图书馆“文革”中关了门，接待我们的一位女同志看了介绍信挺合作，为我们打开了一间尘封多年的书库，指着堆在地上大捆大捆的文件说：“这些都是联合国寄来的，‘文革’开始后也没停寄过，看来人家那边不搞‘文化大革命’。文件都是两份，你们可以借走一份，记着以后归还。” 我们顾不得脏，蹲在地上从小山里拣出几捆联合国资料文件，捧回办公室，从此开始了我们的联合国事业。
不久，我被选派到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文山会海。那时候，上自团长黄华大使起，下至各级秘书、随员，凡是搞联合国会务的，都要仔细研读联合国会议程序和规则、各种报告和决议草案，每天通宵达旦。重要的发言，黄华大使都要亲自审改。我经常被黄大使深夜叫到他办公室商讨发言稿，看到六十开外的老大使如此认真地逐字逐句推敲，随手拿几块苏打饼干充饥的情景，真是很受感动。发言稿一经敲定，英文稿要跟着改。后来在几个国家当过大使的过家鼎当时负责重要文件英文把关，会议期间他最辛苦，每天工作到深夜。但酽茶一杯，他精神抖擞，改稿一丝不苟，常有神来之笔，既忠实原文，又朗朗上口。过家鼎是上海人，却喜欢哼几句京戏。每当大家看到他倒背双手在大厅里优哉游哉踱方步，有滋有味地哼京戏时，不用问，一篇重要译稿已经脱手了。
■改造驻地：刚搬进去就挖出了窃听器
1972年经国内批准，常驻团用485万美元买下了曼哈顿西区66街155号的一个十层汽车旅馆，改造成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驻地。首先是请著名建筑设计师、美籍华人贝聿铭设计，大楼临街的大门四周墙面采用淡红色花岗石板装饰，颇有中国万里长城铜墙铁壁的味道，既符合安全要求，又显得庄重、大方。在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当时，常驻团楼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成为曼哈顿岛上的一个特殊景点，到街对面林肯艺术表演中心看演出的观众和游客，都会情不自禁好奇地在街口向这边张望。紧接着，国内派来几位建筑师傅，对大楼的宴会大厅和餐厅等逐步加以扩建改造，以适应频繁的多边外交活动和内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在国内专家的指导下，在好几层的房间里，甚至团长黄华大使的办公室里，都挖出了窃听器。事后回忆检查，可能在旅馆里商量搬到新驻地房间如何分配使用时，就被美方情报部门窃听去了，并在我们搬进去前做了手脚。记得那些被挖出来的窃听器放在大厅陈列，代表团领导让大家都去参观，适时地进行了一场生动的保卫、保密教育。
1974年3月为迎接邓小平率团出席第6届特别联大，团领导决定改造二楼的接待室和会议室。从保密角度考虑，不宜请外面建筑公司进楼干活，但国内来的建筑师傅人太少，工程时间又很紧，一时不知如何才好。这时，40年前尚算年轻的一些同志，由吴建民带头，成立青年突击队，主动请缨。记得有陈键、张义山、施燕华、马玉琴，还有新华社的几位年轻报务员，轮番上阵。男同志搬砖、推沙，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女同志负责后期贴墙纸，她们说学会这门手艺不错，等回国时买两卷墙纸带回去美化美化小家庭。经过十来天奋战，改造、装修工程按时完成。后来黄华大使向小平同志介绍说，这几间会议室都是团里同志自己动手改建的，小平同志连声夸奖“好，好，好！”
■备受关注：“乔旋风”刮进联合国
接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邀请，中国代表团赶到纽约只赶上第26届联大的尾声，中国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在联大讲台上向世界全面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主张，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则，并提出联合国的事情要由所有会员国共同来管。“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 乔冠华的这番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大呼痛快。乔冠华铿锵有力的声调、放怀大笑的豪放，都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和联合国会场内外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乔旋风” ，确切地说，一股清新的“中国风” 刮进了联合国。
第27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将参加各委员会的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在联合国第一次全面亮相，因此备受各方关注。当然，人们首先关心的还是乔冠华在大会的发言，纷纷打听发言排在哪一天、第几位，以便做好安排挤出时间一睹乔团长的风采，再一次聆听来自中国的声音。我们参加各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也都不想错过听乔团长发言的机会。那天安排我独自在第二委员会坚守“岗位” 。不一会儿，中文同声译员跑来跟我商量，说他们俩特想去大会场听乔团长发言，他们知道我听英文原文，一般不听中文传译，问可否允许他们溜走一会儿。这两位译员都是美籍青年华人，他们一片热爱祖国的热情难能可贵，我就痛快地答应了。大约三刻钟后，他们回到同声传译厢，通过玻璃窗向我挥手致谢。
谁知正当我为做了件成人之美的好事高兴的时候，负责各语种传译的一位女处长过来问我：“刚才中文译员跑去听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发言，他们说是征得你同意的，情况是否属实？” 我立即意识到自己越权了，中文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严格地说中文传译不只是为中国代表服务，只要愿意，别国代表也有权听中文，也就是说我无权同意他们溜号。我赶紧道歉，把责任揽过来。好在这女处长尚算友好，后来只对那两位中文同声译员说下不为例，并没有为难他们。
■好奇的眼睛：“中国人都会功夫！”
常驻团所在地原是一栋十层汽车旅馆，有几层地下停车场，但没有后院，楼顶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余下的面积自然不大，但这可是代表团同志们唯一可以乘凉、散步的地方。由于中美敌对了二十多年，中美两国人民也被人为地隔离了这么久，加上美国政府和传媒长年恶意妖化中国的缘故，美国人对我们这批来自“红色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充满了好奇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很快发现，在常驻团四周的高楼有几扇窗常是打开着的，架着相机和望远镜，只要我们在楼顶平台一露面，就会有人向我们窥视、拍照，还不时在《纽约时报》和当地其他一些报刊上，登出招人眼球的大标题和文章、照片。譬如，我们有的同志清晨在楼顶打太极拳健身，媒体就会惊呼“中国人都会功夫！”这也难怪，因为当时李小龙的功夫片正风靡美国，我们到附近中央公园散步，也经常被年轻人围上来，比划着架势，一本正经地问我们会不会功夫，真让人忍俊不禁。
电工小董来自农村，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种子，在楼顶大花盆里种上了几棵苦瓜、蛇豆，大家每天散步都要停下来观察这几棵作物的长势。过不多久，纽约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说中国人在楼顶上种蔬菜，搞自力更生。我们读后，真是又气又好笑。对这种滑稽的噱头报
道，我们慢慢地见怪不怪了。
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沈阳杂技团先后访美，进了白宫，受到尼克松总统的接见，他们的比赛和表演都曾轰动一时，极大地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记得有一家饮料公司提出要为沈阳杂技团演出拍纪录片，并要求允许在节目之间插播该公司饮料产品的广告。当时我们中国人都缺乏商业意识，居然没有谈价钱就答应对方要求。片子拍出来时杂技团已回国，于是那家饮料公司就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隆重的纪录片首映仪式，还请了上百名贵宾吃中餐。庄焰大使带了我们一行十人赴宴，我们被分散到十个桌上。席间，来自各行业的贵宾们纷纷赞美中国传统杂技的精湛、精彩，他们爱说“真是不可思议”。有人问你们的“狮子舞” 、“踢碗” 等高难动作是怎么练成的，我赶紧解释我们是外交官，不是沈阳杂技团的演员，他们还似乎有点失望。
■友好的美国人：“送我们一只大熊猫吧！”
普通美国人民很热情，也很友好，对此我们在那几年印象是很深刻的。头两届联大期间，替乔团长开车的是一位高个子美国人，对乔团长十分敬重，关心备至，对我们其他人也十分礼貌，总爱交谈几句。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有个堂兄当年参加过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 ，支援中国抗战。后来，中国人民友好协会还安排他到国内参观游览。
每当我们举行国庆招待会，纽约警方除在两端路口布岗保卫外，还派几位便衣进驻我们大厅休息室，以防不测。每次我们都会给他们端去几盘食品，他们最爱吃的是春卷，连声说好吃。还有开垃圾车的环保工人，每周两次收走垃圾袋后还用扫帚扫一下路面，这可是对中国人的特别待遇。
那时正式场合我们都穿中山装，很显眼，但也是最有效的通行证，联合国警卫人员对我们一律敬礼、免检放行，倒方便了我们的活动。
还有一件事也挺有趣。那是1972年冬季的一个周末，我们一行人到勃朗克斯动物园游玩。突然走来一名男子，问明我们身份后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说他是动物园工作人员，然后热情地引导我们参观，并作详情介绍。我们挺纳闷，心想佟志广胖乎乎的挺有派头，莫不对方把佟胖子错以为是中国大使了？最后，这名男子把我们引到一间会客厅，只见茶几上放着点心、水果还有咖啡壶，看来是有所准备的。不一会儿，出来一位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教授模样的老者，他自我介绍是动物园主任，然后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说：“大熊猫是中国稀世国宝，也是地球和全人类的宝贝。勃朗克斯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动物园，但是，没有大熊猫的动物园是称不上顶级动物园的。希望中国朋友向中国政府转达我们的请求：送我们一只大熊猫吧！” 他接着用极其恳切的口气补充了一句：“作为交换，中国可以从我们的珍贵动物中随意挑几只走。” 这个要求来得真是太突然，也显然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这时我们的佟胖子端着“大使” 的架子不慌不忙地说了：“我们完全理解主任先生的心情和愿望，会尽快报告国内有关部门考虑。我想这个事也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耐心。我看贵园的设施、条件不错，中国的熊猫宝宝会喜欢来的，只是熊猫宝宝恐怕也得学点英语，而这也得慢慢来。” 我们回来后向国内作了报告。若干年后，向美国人民赠送大熊猫国宝的事随着中美正式建交也终于实现了。那年圣诞节前，程玉贵专程给勃朗克斯动物园主任送去了几罐中国花茶和绿茶，还有一张印有吴作人画的熊猫的圣诞卡。
■盛况空前：邓小平再次刮起“中国风”
1974年4月，毛主席点名建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第6次特别大会。消息传来，常驻团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因为当时大家对国内政治局势十分忧虑。毛主席这一断然决定，无疑使大家在乌云密布的天际看到了希望之光。邓小平登上第6届特别联大讲台时，联大会场座无虚席，两旁走廊站满了人，挤得水泄不通，可谓盛况空前。邓小平阐述了毛泽东提出来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不称霸。中国将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而努力。他的讲话受到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外电评论说这次讲话发出了一个跨时代性的声音，震撼了世界。那时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不久，他的传奇人生使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热烈欢呼鼓掌，向他行注目礼。邓小平在联合国内外刮起了又一阵“中国风”。
那次联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斗争非常激烈，各种磋商、谈判，通宵达旦。有的人实在撑不住了，也顾不得斯文，躺在走廊里长沙发上歇一歇。深夜餐厅停止营业，日本代表团就派人半夜送盒饭到会场。我们自然也累，但心里很踏实，因为有小平同志挂帅坐镇。记得在讨论“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宣言和行动方案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合资企业中国有成分比例问题上有争论，与我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们几位同志拿不定主意，就去向代表团团长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刚从外面活动回来，正在用晚餐。我们见状，进退两难。小平同志却亲切地招呼我们说：“你们稍坐，我马上吃完。” 不一会儿，小平同志向我们亮了一下空酒杯，不无遗憾地笑着说：“只喝一小杯，医生不让多喝。” 我们不禁笑了起来，先前的拘谨一扫而光。听完我们汇报后，小平同志用十分随和商量的口吻说：各个发展中国家情况不同，怎样发展，怎样利用外资，应根据各自情况去决定，是不是不要强求一致好哇？怎样最有利于最终发展民族经济，就怎么办。不一定拘泥于什么百分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多听听，尊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为好。当时我们思想还比较保守，小平同志一席话使我们思想豁然开朗，许多疑虑迎刃而解。我们离去时，一位同志感慨地说：“真是胜读十年书！”
■人才培养：传达室里走出了三位大使
常驻团在特殊环境下从事特殊的多边外交，是锻炼人、培养人的好地方。当年的参赞、一秘级的如周南、佟志广等以后都成了副部级干部。再年轻点，如吴建民、施燕华夫妇当过驻法大使成为著名的资深外交家。陈健当过驻日大使，后来还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再后来就更多了，如“三进宫” 到常驻团工作的王光亚，后来成了常驻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龙永图出任过世贸谈判首席代表。我本人后来进联合国当了25年的国际公务员(官至司局级D2)。常驻团五年的工作经验和积累的联合国主要活动和议题的知识，使我受益匪浅，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发展帮助很大。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1973年，国内送来三位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到代表团来实习，安排在大门口传达室接电话、收发邮件和联合国文件。当时一些同志担心他们的业务水平，甚至有人还流露出少许轻视。临时来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就在饭桌上讲了一个刻薄的“笑话”，她说：“工农兵学员不行，我们北外的女广播员就是一位工农兵学员，有一天她念广播稿：某某国副总统抵京访华，我外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大家听了不禁喷饭，好在没有人给她上纲上线，当时那可是“攻击文革”的言行呀。可能她当时万万没有想到，在传达室实习的安排，事后证明真是远见卓识，三个小伙子通过磨炼，英文阅读和口语能力迅速提高，不
久就接手业务，进步很快。乔培新日后出任驻加拿大、英国大使，张义山多年后重返常驻团，头衔是大使级的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黄永安后来也当过大使、中国驻亚太经社理事会代表。
另一件事是，根据毛主席“看来翻译还得从娃娃开始抓”的指示，国内送来五个8至12岁的小孩到纽约学英语，他们进纽约的“红房子小学”，寄居在美国同学家里，周末回常驻团住，由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的夫人张希先负责照管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因为年纪小，加之与美国孩子同吃、同住、同学习，他们很快就能流利地讲一口美式英语。可是很快他们的中文不行了。张希先过去与我在外文局共过事，于是她叫我教孩子们写汉字。1974年4月邓小平出席第6届特别联大，抽空接见了常驻团全体同志。五个小朋友也参加了接见，合影时他们在小平同志身旁席地而坐。小平同志慈祥地挨个摸摸小朋友的头，笑着说：“摸摸娃娃头，百无禁忌。”这几个接受过小平同志祝福的孩子，长大后都颇有出息。其中一位叫章启月，当过好几年外交部发言人，现任驻印尼大使。
◎本版撰文/徐书云
重返联合国之初那些人那些事
2011/10/25 00: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1974年，常驻团欢迎来参加第六次特别联大的邓小平同志 ▲联合 ▲1974年，常驻团欢迎来参加第六次特别联大的邓小平同志 ▲联合（1 ／1张）
40年前的今天，在纽约举行的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当下发来邀请电，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重返联合国。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本版特刊发此文，纪念那些风云岁月的同时，也重拾那段值得珍藏的历史记忆。——编者
■本期私人别史主人公
徐书云，现年68岁。1966年毕业于外交学院。1971年开始参加联合国多边合作方面的工作，1972至1977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回国后继续从事联合国多边经济技术合作工作。1982至2005年受聘于联合国人口基金纽约总部工作，先后担任亚太司司长、阿拉伯地区和欧洲司司长(D2级)等职务，其间还出任过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伊朗、孟加拉国和俄罗斯代表。2006年退休后受联合国返聘到一些国家工作。目前是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在一些部门从事高级咨询工作。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笫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迄今已经40年了。从1972年到1977年我有幸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5年，以后又以国际公务员身份在联合国机构工作了近25年。回想起常驻团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紧张、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恍如昨日，历历在目。追念之余，试着记述一些常驻团那些人和事儿，谨以一些琐忆，纪念中国重返联合国40周年这个有意义的日子。
■“搞联合国的事”：
一块抹布、一把扫帚起家
1971年10月26日上午 (纽约时间25日晚)，我正陪应邀来参加“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 的伊朗队队员在北京民族饭店大厅休息。突然从电视机里传来播音员激动的声音：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会场兴奋得手舞足蹈的画面，顿时民族饭店大厅里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我跟在场的所有人一样兴奋激动不已，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决定了我从此开始从事联合国事务的生涯。
两天后，我被紧急召回外经部，方毅部长亲自接见我和张秉俭、高克农三人，向我们下达任务：“搞联合国的事” 。他说：“联合国是个新课题，大家知道甚少，一切要靠你们自己，先搞明情况，摸清各国对一些重要议题的立场态度，再研究对策。行动要快，再快。” 那时候部里大部分同志都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空出许多办公室，我们去领了一块抹
布、一把扫帚，打扫出一间办公室，下午就开了介绍信到首都图书馆求援。图书馆“文革”中关了门，接待我们的一位女同志看了介绍信挺合作，为我们打开了一间尘封多年的书库，指着堆在地上大捆大捆的文件说：“这些都是联合国寄来的，‘文革’开始后也没停寄过，看来人家那边不搞‘文化大革命’。文件都是两份，你们可以借走一份，记着以后归还。” 我们顾不得脏，蹲在地上从小山里拣出几捆联合国资料文件，捧回办公室，从此开始了我们的联合国事业。
不久，我被选派到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文山会海。那时候，上自团长黄华大使起，下至各级秘书、随员，凡是搞联合国会务的，都要仔细研读联合国会议程序和规则、各种报告和决议草案，每天通宵达旦。重要的发言，黄华大使都要亲自审改。我经常被黄大使深夜叫到他办公室商讨发言稿，看到六十开外的老大使如此认真地逐字逐句推敲，随手拿几块苏打饼干充饥的情景，真是很受感动。发言稿一经敲定，英文稿要跟着改。后来在几个国家当过大使的过家鼎当时负责重要文件英文把关，会议期间他最辛苦，每天工作到深夜。但酽茶一杯，他精神抖擞，改稿一丝不苟，常有神来之笔，既忠实原文，又朗朗上口。过家鼎是上海人，却喜欢哼几句京戏。每当大家看到他倒背双手在大厅里优哉游哉踱方步，有滋有味地哼京戏时，不用问，一篇重要译稿已经脱手了。
■改造驻地：刚搬进去就挖出了窃听器
1972年经国内批准，常驻团用485万美元买下了曼哈顿西区66街155号的一个十层汽车旅馆，改造成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驻地。首先是请著名建筑设计师、美籍华人贝聿铭设计，大楼临街的大门四周墙面采用淡红色花岗石板装饰，颇有中国万里长城铜墙铁壁的味道，既符合安全要求，又显得庄重、大方。在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当时，常驻团楼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成为曼哈顿岛上的一个特殊景点，到街对面林肯艺术表演中心看演出的观众和游客，都会情不自禁好奇地在街口向这边张望。紧接着，国内派来几位建筑师傅，对大楼的宴会大厅和餐厅等逐步加以扩建改造，以适应频繁的多边外交活动和内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在国内专家的指导下，在好几层的房间里，甚至团长黄华大使的办公室里，都挖出了窃听器。事后回忆检查，可能在旅馆里商量搬到新驻地房间如何分配使用时，就被美方情报部门窃听去了，并在我们搬进去前做了手脚。记得那些被挖出来的窃听器放在大厅陈列，代表团领导让大家都去参观，适时地进行了一场生动的保卫、保密教育。
1974年3月为迎接邓小平率团出席第6届特别联大，团领导决定改造二楼的接待室和会议室。从保密角度考虑，不宜请外面建筑公司进楼干活，但国内来的建筑师傅人太少，工程时间又很紧，一时不知如何才好。这时，40年前尚算年轻的一些同志，由吴建民带头，成立青年突击队，主动请缨。记得有陈键、张义山、施燕华、马玉琴，还有新华社的几位年轻报务员，轮番上阵。男同志搬砖、推沙，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女同志负责后期贴墙纸，她们说学会这门手艺不错，等回国时买两卷墙纸带回去美化美化小家庭。经过十来天奋战，改造、装修工程按时完成。后来黄华大使向小平同志介绍说，这几间会议室都是团里同志自己动手改建的，小平同志连声夸奖“好，好，好！”
■备受关注：“乔旋风”刮进联合国
接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邀请，中国代表团赶到纽约只赶上第26届联大的尾声，中国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在联大讲台上向世界全面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主张，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则，并提出联合国的事情要由所有会员国共同来管。“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 乔冠华的这番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大呼痛快。乔冠华铿锵有力的声调、放怀大笑的豪放，都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和联合国会场内外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乔旋风” ，确切地说，一股清新的“中国风” 刮进了联合国。
第27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将参加各委员会的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在联合国第一次全面亮相，因此备受各方关注。当然，人们首先关心的还是乔冠华在大会的发言，纷纷打听发言排在哪一天、第几位，以便做好安排挤出时间一睹乔团长的风采，再一次聆听来自中国的声音。我们参加各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也都不想错过听乔团长发言的机会。那天安排我独自在第二委员会坚守“岗位” 。不一会儿，中文同声译员跑来跟我商量，说他们俩特想去大会场听乔团长发言，他们知道我听英文原文，一般不听中文传译，问可否允许他们溜走一会儿。这两位译员都是美籍青年华人，他们一片热爱祖国的热情难能可贵，我就痛快地答应了。大约三刻钟后，他们回到同声传译厢，通过玻璃窗向我挥手致谢。
谁知正当我为做了件成人之美的好事高兴的时候，负责各语种传译的一位女处长过来问我：“刚才中文译员跑去听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发言，他们说是征得你同意的，情况是否属实？” 我立即意识到自己越权了，中文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严格地说中文传译不只是为中国代表服务，只要愿意，别国代表也有权听中文，也就是说我无权同意他们溜号。我赶紧道歉，把责任揽过来。好在这女处长尚算友好，后来只对那两位中文同声译员说下不为例，并没有为难他们。
■好奇的眼睛：“中国人都会功夫！”
常驻团所在地原是一栋十层汽车旅馆，有几层地下停车场，但没有后院，楼顶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余下的面积自然不大，但这可是代表团同志们唯一可以乘凉、散步的地方。由于中美敌对了二十多年，中美两国人民也被人为地隔离了这么久，加上美国政府和传媒长年恶意妖化中国的缘故，美国人对我们这批来自“红色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充满了好奇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很快发现，在常驻团四周的高楼有几扇窗常是打开着的，架着相机和望远镜，只要我们在楼顶平台一露面，就会有人向我们窥视、拍照，还不时在《纽约时报》和当地其他一些报刊上，登出招人眼球的大标题和文章、照片。譬如，我们有的同志清晨在楼顶打太极拳健身，媒体就会惊呼“中国人都会功夫！”这也难怪，因为当时李小龙的功夫片正风靡美国，我们到附近中央公园散步，也经常被年轻人围上来，比划着架势，一本正经地问我们会不会功夫，真让人忍俊不禁。
电工小董来自农村，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种子，在楼顶大花盆里种上了几棵苦瓜、蛇豆，大家每天散步都要停下来观察这几棵作物的长势。过不多久，纽约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说中国人在楼顶上种蔬菜，搞自力更生。我们读后，真是又气又好笑。对这种滑稽的噱头报
道，我们慢慢地见怪不怪了。
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沈阳杂技团先后访美，进了白宫，受到尼克松总统的接见，他们的比赛和表演都曾轰动一时，极大地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记得有一家饮料公司提出要为沈阳杂技团演出拍纪录片，并要求允许在节目之间插播该公司饮料产品的广告。当时我们中国人都缺乏商业意识，居然没有谈价钱就答应对方要求。片子拍出来时杂技团已回国，于是那家饮料公司就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隆重的纪录片首映仪式，还请了上百名贵宾吃中餐。庄焰大使带了我们一行十人赴宴，我们被分散到十个桌上。席间，来自各行业的贵宾们纷纷赞美中国传统杂技的精湛、精彩，他们爱说“真是不可思议”。有人问你们的“狮子舞” 、“踢碗” 等高难动作是怎么练成的，我赶紧解释我们是外交官，不是沈阳杂技团的演员，他们还似乎有点失望。
■友好的美国人：“送我们一只大熊猫吧！”
普通美国人民很热情，也很友好，对此我们在那几年印象是很深刻的。头两届联大期间，替乔团长开车的是一位高个子美国人，对乔团长十分敬重，关心备至，对我们其他人也十分礼貌，总爱交谈几句。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有个堂兄当年参加过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 ，支援中国抗战。后来，中国人民友好协会还安排他到国内参观游览。
每当我们举行国庆招待会，纽约警方除在两端路口布岗保卫外，还派几位便衣进驻我们大厅休息室，以防不测。每次我们都会给他们端去几盘食品，他们最爱吃的是春卷，连声说好吃。还有开垃圾车的环保工人，每周两次收走垃圾袋后还用扫帚扫一下路面，这可是对中国人的特别待遇。
那时正式场合我们都穿中山装，很显眼，但也是最有效的通行证，联合国警卫人员对我们一律敬礼、免检放行，倒方便了我们的活动。
还有一件事也挺有趣。那是1972年冬季的一个周末，我们一行人到勃朗克斯动物园游玩。突然走来一名男子，问明我们身份后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说他是动物园工作人员，然后热情地引导我们参观，并作详情介绍。我们挺纳闷，心想佟志广胖乎乎的挺有派头，莫不对方把佟胖子错以为是中国大使了？最后，这名男子把我们引到一间会客厅，只见茶几上放着点心、水果还有咖啡壶，看来是有所准备的。不一会儿，出来一位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教授模样的老者，他自我介绍是动物园主任，然后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说：“大熊猫是中国稀世国宝，也是地球和全人类的宝贝。勃朗克斯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动物园，但是，没有大熊猫的动物园是称不上顶级动物园的。希望中国朋友向中国政府转达我们的请求：送我们一只大熊猫吧！” 他接着用极其恳切的口气补充了一句：“作为交换，中国可以从我们的珍贵动物中随意挑几只走。” 这个要求来得真是太突然，也显然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这时我们的佟胖子端着“大使” 的架子不慌不忙地说了：“我们完全理解主任先生的心情和愿望，会尽快报告国内有关部门考虑。我想这个事也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耐心。我看贵园的设施、条件不错，中国的熊猫宝宝会喜欢来的，只是熊猫宝宝恐怕也得学点英语，而这也得慢慢来。” 我们回来后向国内作了报告。若干年后，向美国人民赠送大熊猫国宝的事随着中美正式建交也终于实现了。那年圣诞节前，程玉贵专程给勃朗克斯动物园主任送去了几罐中国花茶和绿茶，还有一张印有吴作人画的熊猫的圣诞卡。
■盛况空前：邓小平再次刮起“中国风”
1974年4月，毛主席点名建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第6次特别大会。消息传来，常驻团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因为当时大家对国内政治局势十分忧虑。毛主席这一断然决定，无疑使大家在乌云密布的天际看到了希望之光。邓小平登上第6届特别联大讲台时，联大会场座无虚席，两旁走廊站满了人，挤得水泄不通，可谓盛况空前。邓小平阐述了毛泽东提出来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不称霸。中国将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而努力。他的讲话受到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外电评论说这次讲话发出了一个跨时代性的声音，震撼了世界。那时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不久，他的传奇人生使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热烈欢呼鼓掌，向他行注目礼。邓小平在联合国内外刮起了又一阵“中国风”。
那次联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斗争非常激烈，各种磋商、谈判，通宵达旦。有的人实在撑不住了，也顾不得斯文，躺在走廊里长沙发上歇一歇。深夜餐厅停止营业，日本代表团就派人半夜送盒饭到会场。我们自然也累，但心里很踏实，因为有小平同志挂帅坐镇。记得在讨论“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宣言和行动方案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合资企业中国有成分比例问题上有争论，与我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们几位同志拿不定主意，就去向代表团团长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刚从外面活动回来，正在用晚餐。我们见状，进退两难。小平同志却亲切地招呼我们说：“你们稍坐，我马上吃完。” 不一会儿，小平同志向我们亮了一下空酒杯，不无遗憾地笑着说：“只喝一小杯，医生不让多喝。” 我们不禁笑了起来，先前的拘谨一扫而光。听完我们汇报后，小平同志用十分随和商量的口吻说：各个发展中国家情况不同，怎样发展，怎样利用外资，应根据各自情况去决定，是不是不要强求一致好哇？怎样最有利于最终发展民族经济，就怎么办。不一定拘泥于什么百分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多听听，尊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为好。当时我们思想还比较保守，小平同志一席话使我们思想豁然开朗，许多疑虑迎刃而解。我们离去时，一位同志感慨地说：“真是胜读十年书！”
■人才培养：传达室里走出了三位大使
常驻团在特殊环境下从事特殊的多边外交，是锻炼人、培养人的好地方。当年的参赞、一秘级的如周南、佟志广等以后都成了副部级干部。再年轻点，如吴建民、施燕华夫妇当过驻法大使成为著名的资深外交家。陈健当过驻日大使，后来还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再后来就更多了，如“三进宫” 到常驻团工作的王光亚，后来成了常驻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龙永图出任过世贸谈判首席代表。我本人后来进联合国当了25年的国际公务员(官至司局级D2)。常驻团五年的工作经验和积累的联合国主要活动和议题的知识，使我受益匪浅，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发展帮助很大。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1973年，国内送来三位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到代表团来实习，安排在大门口传达室接电话、收发邮件和联合国文件。当时一些同志担心他们的业务水平，甚至有人还流露出少许轻视。临时来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就在饭桌上讲了一个刻薄的“笑话”，她说：“工农兵学员不行，我们北外的女广播员就是一位工农兵学员，有一天她念广播稿：某某国副总统抵京访华，我外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大家听了不禁喷饭，好在没有人给她上纲上线，当时那可是“攻击文革”的言行呀。可能她当时万万没有想到，在传达室实习的安排，事后证明真是远见卓识，三个小伙子通过磨炼，英文阅读和口语能力迅速提高，不
久就接手业务，进步很快。乔培新日后出任驻加拿大、英国大使，张义山多年后重返常驻团，头衔是大使级的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黄永安后来也当过大使、中国驻亚太经社理事会代表。
另一件事是，根据毛主席“看来翻译还得从娃娃开始抓”的指示，国内送来五个8至12岁的小孩到纽约学英语，他们进纽约的“红房子小学”，寄居在美国同学家里，周末回常驻团住，由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的夫人张希先负责照管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因为年纪小，加之与美国孩子同吃、同住、同学习，他们很快就能流利地讲一口美式英语。可是很快他们的中文不行了。张希先过去与我在外文局共过事，于是她叫我教孩子们写汉字。1974年4月邓小平出席第6届特别联大，抽空接见了常驻团全体同志。五个小朋友也参加了接见，合影时他们在小平同志身旁席地而坐。小平同志慈祥地挨个摸摸小朋友的头，笑着说：“摸摸娃娃头，百无禁忌。”这几个接受过小平同志祝福的孩子，长大后都颇有出息。其中一位叫章启月，当过好几年外交部发言人，现任驻印尼大使。
◎本版撰文/徐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