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了，美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了吗？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23日第七版
1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开启了一个以标准化考试为基础的学校改革时代。10年间，世界见证了美国在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进程中为处理优异与公平矛盾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然而，10年后，《法案》走到了十字路口，有支持，更有质疑，因为很多美国中小学教师和教育专家意识到，让所有学生达到同样的高标准仿佛一个神话。今天，《法案》实施了10周年，而美国似乎也并没有实现“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美好愿望，这值得世界思考与警醒。——编者
■刘明钰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10年前，当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与国会议员约翰·博纳、乔治·米勒和爱德华·肯尼迪共同签署《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时，他表示这是一次两党推动美国儿童教育改革的共同胜利。特别是当《法案》正式生效并成为法律的时候，小布什声称：“今天是我国在公共教育领域的一个全新时代。在这一时代，美国的学校将开始全新改革，学生的学业也将得到极大提升。”
作为对1965《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的最新修订，《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是第一部规定对学生进行常规的标准化测试的法案，而测试结果将会用来作为划分学校每年是否取得足够进步的关键问责制杠杆。此外，联帮政府根据测试结果对学校进行排名，并加大对排名靠后学校的联邦制裁，包括减少经费投入等。《法案》称，通过测
试的激励作用，预计到2014年，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都会成为数学和阅读高手。
然而，随着这一覆盖面甚广的教育法案迎来它的10周年，评审委员会并未发现《法案》有多少成效。虽然《法案》的确对表现欠佳的少数学校起到督促作用，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标准化测试结果提高甚微，甚至总体上仍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小布什预言并未兑现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迈克尔·贝纳说：“《法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揭露了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孩子。但它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建设性成果，因为我们的学校并没有比10年前有实质性的改善。”
那些参与《法案》起草的人，倾向于把《法案》定性为教育必需却又存在缺陷的改革。教师们则认为《法案》的重心是鼓励他们进行应试教育，而这是非常狭隘的教学方法。
“已经不得不对《法案》进行修订了，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们必须汲取教训，推动《法案》优化。”曾在10年前参与起草《法案》的教育改革联邦政策司司长查尔斯·巴罗内发出感叹，“但不管怎样，《法案》要求各州参与全国性测试，使得人们有了切实贯彻的意识，而这也是进步。”
对于《法案》的执行结果，曾负责美国教育部研究分支部门的美国研究机构副总裁马克·施耐德表示，《法案》利用了当前流行的问责运动，而问责运动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表明是行之有效的
一种方法。“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问责运动的引导力在不断增强，并在起正面导向作用。”施耐德说。然而，施耐德承认《法案》执行期间取得的总体成效并不大，而且与预期相悖。
“我们认真研究了《法案》的优劣之处。《法案》实施以来，我们确实有进步，但这部《法案》里有太多的漏洞，实际上，它已经阻碍了我们教育改革的进步。”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表示。
负面影响倍受瞩目 美国教育协会教师公会主席丹尼斯·凡·罗凯尔说：“《法案》真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现在迫切需要更正一些课程设置，而且有许多教师只是在《法案》的指导下进行应试教育，但并不清楚教育的本质所在，让我感到非常自责与难过。”
据了解，《法案》提出的标准化测试受到教育工作者的质疑。弗吉尼亚州雷切尔·卡森中学的学生处处长谢丽尔·韦弗认为，评估不应该一刀切，因为每个孩子都存在差异。而且，标准化测试就像告诉年轻妈妈每个孩子在10个月大的时候就必须走路一样——大家都知道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孩子只能在他们完全准备好时才能学会走路。
标准化测试也让学生怨声载道。雷切尔·卡森中学的七年级学生利迪亚·艾提莎抱怨：“如果我没能通过州里的测试，我就会哭，然后想为什么别人比我聪明、为什么我总是做错。虽然我的确尽了所能，但测试时很多问题我仍然无法回答正确，我真的很郁闷。”
“对于《法案》能够奏效，刚开始我们抱着极大的希望。但当它开始不再奏效时，很多人就开始指责教师和工会，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而不是去审视《法案》本身是否正确，从而导致了社会对教师的恶劣态度。现在，人们总是指责与孩子最亲近的教师，这是《法案》带来的明显不公。”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称。
支持者归咎于投入不够 曾任职于小布什政府并辅助贯彻《法案》实施的前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认为，《法案》是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的，只是当前社会对《法案》内容存在太多误读。
《法案》的支持者认为，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法案》还没能完美地发挥作用。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汤姆·哈金说：“当我们和小布什总统商讨《法案》时，我们达成的共识是需要更多的联邦资金来使《法案》奏效。然而，小布什总统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他甚至从未提议过联邦政府拨付相关款项。”
曾参与起草《法案》的前教育部官员黛安·皮彻也称，教育改革进展得如此缓慢不该归咎于《法案》本身。她指出，“《法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知道，它只是一张纸而已。”
致力于缩小成就差距的非营利性教育政策组织——教育信托基金会主席卡蒂·海科克表示，如果没有该法案，美国最差的学校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来提高教学质量，而现在原因在于政府没有以应有的真诚态度来缩减成就差距。
支持者强调，《法案》起作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阿肯色大学教育改革部主管兼小布什政府教育政策委员会成员杰伊·格林认为，教育改革与治愈癌症性质不同，况且《法案》也确实取得了进展。
前总统小布什认为，民众在一些领域抨击《法案》，这只能算是一种言论发泄方式而已。事实上，《法案》是促进高效政府的一种方法。
“仅仅因为《法案》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我们就放弃做一些能确保孩子获得更高质量教育的尝试吗？我们就可以摆摆手然后一走了之吗？那太可耻了！”印第安纳州前民主党参议员艾文愤愤不平地表示。
未来需要实质性教育变革 其实，自2007起，《法案》就一直被国会要求进行修正。2011年底，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哈金推出《法案》的修正版。修正版极大地改变了《法案》的责任结构，并且受到教师工会的欢迎，但并没有得到教育改革家和民权组织的支持。
同时，来自众议院的僵局阻碍了修正版的推广进程。2011年12月，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约翰·克莱恩结束了与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乔治·米勒的两党会谈。据了解，克莱恩准备在2012年颁布他的共和党教育法案，而这如何与哈金的《法案》修正版对接起来，前景并不明朗。目前，奧巴马政府要求废除法案。
当然，鉴于2012年是总统选举年，法案不太可能在下一任美国总统任职前有所改变。
对此，加里福利亚洲一位曾参与起草《法案》的民主党众议员乔治·米勒说：“人们把时间花在如何绕过《法案》上，而不是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要明白，迄今为止，让所有四年级的孩子都能读懂四年级的读物仍然很艰难。”
然而，如何真正“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试图指明方向：“针对《法案》的弊端，奥巴马正在鼓励各州结合《法案》和各洲实际情况来开展测试，包括开发公平、灵活和有效的测评系统，改善老师与校长的评估与支持体系等。未来，我们的国家需要实质性而非口头上的教育变革。”
（作者刘明钰单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链接：美国教师职业安全感创20多年新低
据《纽约时报》报道，日前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经济不景气以及以考试成绩和学历决定教师价值，让全美国教师的安全感处于20多年来的最低点。
调查表明，至少有一半的教师表达了自1989年以来对工作的异议和严重不满。同时，约有1/3的教师表示在未来的5年内考虑离开这一行业，并表达出对工作安全性以及班级规模扩大和大量削减公共服务及课程的忧虑。而在三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4。
约2/5的受访教师和家长认为，尽管学生成绩是检测教师工作质量的主要手段，但他们对未来几年学生学业能够得到提升的前景并不乐观。
超过3/4的受访教师表示，去年学校削减了预算，并且解聘教师、学校助理和顾问等。约1/3的教师表示，学校失去了美术、音乐和外语等课程。还有1/3的教师指出，学校保留的部分技术设备仅仅是为了满足教学的应急之需。
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说：“当那些跟孩子成长密切相关的课程都被砍掉时，沉溺于考试就意味着教育已经走到了极端。”
据调查发现，无论处在贫困而稳定的环境之下，还是工作在拥有大量英语欠佳的移民学生以及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母语学生的学校，教师的心态都很相近。学生们的种族以及教师工龄的长短几乎与考试成绩都不搭界。然而，城市学校和拥有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学校的教师对自己的工作均呈不满之势。
调查强调，工作满意度高的教师在其学校更容易有工作安全感，有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和备课时间，并有更多时间与家长交流。（顾兴梁 编译）
该是承认失败的时候了
回顾10年来的历程，《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在其目标和广泛性两方面都非常失败。即便是用标准化考试来衡量，《法案》也既没有显著提高学术行为，更没有明显缩小学业差距。
事实上，误导性地依赖测试的、标签式和约定式的《法案》，无形中破坏了很多教育改革的成效。许多学校，尤其是那些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服务的学校，已经变成仅仅提供应试课程。
所以，该是承认失败的时候了。政策制定者们必须放弃他们那种以信念为基础的考试推进策略与思维，并代之以寻求实践证明能够引领和支持急需帮助的学校和学生的途径。
至少，过去十年积累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了三点：
由于《法案》在穷人身上产生的最糟的、狭窄的和有限的效应，严重损坏了教育质量和教育均等化进程。
《法案》未能大幅度提高平均学术水平和缩小学业差距。
克服《法案》严重缺陷的尝试，例如奥巴马政府的弃权申明和参议院教育委员会的《法案》修正版，都未能扭转《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根本错误，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之恶化。这些建议甚至让“美国学校迷惘的十年”继续延续。
尽管10年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法案》和类似考试方案的失败，尽管来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日益多元，可是政策制定者们仍然固守那些已经失去信誉的模式。
这对于那些期待孩子获得均等教育机会的贫困家庭而言特别悲惨，同时，对于公共教育体制来说也是悲剧，因为其名声已经被言而无信和弊大于利的昂贵计划所玷污。
然而，重新审视过去10年的教训，并且建立一个新的为所有公共学校的平等和进步提供支撑的联邦《法案》还不算太晚。（本文编译自美国公平、公开考试中心政策分析专家盖斯邦德、执行主任尼尔和公共教育主任莎菲尔三人共同撰写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实施10周年评估报告）
《法案》实施之后 问题凸显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实施之前，美国基础教育是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导向的，教师不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注重学生的兴趣培养，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特长。而《法案》提出之后的改变更像是一种退步。
从对教师的要求来看，以前要求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实践经验并重，现在则强调教师的专业知识，从而形成了高专业性教师不等于高质量教师，高质量教师也不等于高质量教学的局面。这对美国未来的教师质量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来自政府内部和专家、教师、家长的反对意见颇多。有人甚至认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实际上已经成了“没有孩子了(No Child Left)”或“学校没有孩子了(No Child Left in School)”。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
测评结果令人失望。全美主要教育进程指标——全国教育进程评估测评结果从2002年实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学校运转艰难、每况愈下。按照《法案》，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校因无法达到“年度进步学校”而被降级，政府拨款减少，学校无法正常运转。
高质量教师匮乏。尽管教育部要求每间教室里都要有高质量的教师，但全美很少有学校能达到这个要求。很多在“专业”上符合要求的教师教育学知识匮乏，难以称得上高质量教师。
降低标准。由于大部分学校达不到《法案》的要求，很多州教育部不得不降低标准，以使大部分学校能够接近或达到要求。
重视考试科目，忽视非考试科目。很多学校压缩社会研究、自然科学、艺术和音乐课程的时间来迎合《法案》所注重的阅读和数学课程。
忽视孩子的天性。《法案》鼓励应试教育的同时，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了达到某些所谓的标准，学校在上报时往往忽略少数族裔学生或将差生谎报为少数族裔学生。此外，学习成绩的好坏并不影响学生某些特长的发展，而《法案》往往会扼杀学生的这些特长，以共性代替个性。
恐惧、耻辱和威胁感阴魂不散。每年给学校一次评级，严重影响未能顺利晋级学校的声誉，造成学生转学、教师转职或被开除，给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考试成绩失真。学校为了通过评级，就降低考试标准或选用比较简单的考题。
评级考核失真。学术腐败滋长，而且欺上瞒下的风气盛行。 造成教育不平衡。教师们为了应付各种压力，忙于帮助临界线的学生，而忽视了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
工厂式学习。标准化教学、标准化教材、标准化考试、统一考试，让教育成为一种机械行为，无法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无法培养有个性的人才。
好教师严重流失。为了规避压力，很多有经验的好教师因为无法获得硕士学位而提前退休或纷纷转行。
教师行业让人望而却步，教育已经不能成为吸引年轻人的职业。 辍学率上升，学校为求自保而将一些学生拒之门外。 学习时间减少。学生和教师疲于应付考试。
经费严重不足。庞大的经费预算并不能满足《法案》运行的各项需要，经费不足使之裹足不前。
教育是应该“以人为本”，还是应该“以成绩为本”、“以共性为本”?人们可以从美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10年教育改革的经验或教训中窥见一斑。(作者单位：四川宜宾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我们在同各州一起努力 美国教育部部长 阿恩·邓肯
《法案》在某些方面改善了美国的教育，当然，也存在缺陷。 《法案》最初揭露了一些学业差距，并创设了一种模式去弥合这些差距。《法案》让学校为所有学生的学习表现负责，不论学生的种族、收入水平、英语程度或者身心是否有缺陷。一旦隐瞒了一种道德上无法接受、经济上不可持续的学业差距，学校就绝不可能指望达到平均成绩。
然而，《法案》是有重大缺陷的。它创设的是一种人为的能力目标，鼓励各州制订低标准以使学生更容易达到这一目标。《法案》在强调考试成绩的同时，衡量学校行为的基本标准却使课程弱化。尽管学生们正在取得学业进步，但以偏概全的责任体系却给学校错误地贴上了“失败”标签。而且《法案》过于规范，既不让各地区因地制宜去改进方案，也不支持各州用多元手段认证高素质教师以提高教学质量。
当前的关键是如何肯定《法案》的成功之处，并能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幸运的是，各州正在带头开展这项工作。而我们，正在尽全力支持各州的工作。
过去的两年中，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在检验学生是否真正为大学和职场作好成功准备的学业标准方面有所改进。为了检测学生达到这些标准的进展程度，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力合作，根据教育家、州长和州教育首席长官们开发的一套标准制定了评估方案。而且，各州和学区还进行了一些大胆而全面的改革，以支持所有
学生取得学业成就。这些改革正在加大对教师和校长评估的支持力度，同时也帮助那些低水平学校迈入高水平学校行列。
然而，《法案》无意间正成为这些改革的障碍。那些选择提高标准的州很快将不得不解释，为什么学生成绩在下降。事实上，他们应该能够充分看好学生的学业进步。学区教条地使用《法案》，仅靠文凭而不是考虑教师在提高学生学习方面的能力来对高质量教师下定义。《法案》继续鼓励学校以牺牲一些重要科目为代价去压缩课程，例如历史、公民学、科学、艺术和体育教育课程等。这些错误已经运行了10年，教师和学生现在应该享有更好的政策。
于是，奥巴马总统正在从《法案》中给各州提供灵活性并提高标准，建立公平、灵活的责任体系，改进教师和校长的评估支持体系。这种灵活性不是下发给各州的“尚方宝剑”，而是要寻求真正的改革。
至今，39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已经表达了对这种灵活性的兴趣。教育部也正在同首批申请者一起努力。
尽管国会已经启动了重新审定《法案》的程序，但我们不能坐等其旷日持久地完成司法程序。各州和学校行政部门现在就需要从中解脱出来。
即使《法案》4年前就应该更新，但国会还得继续执行，因为教育改革需要两党议员们达成共识。我们不能让强权政治挡路。
《法案》需要作出重大改变了。各州和学校的确需要从“教——考”文化和以偏概全的责任体制中获得灵活性。
当然，即使我们同各州一起努力从现行法律中提供灵活性，奥巴马政府也必须通过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努力并经由国会去建立一部新法律，才能让学校、各地区和各州对结果负责的同时又能支持一种更加周全的教育改革。
总之，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只有这样，今后10年，美国的儿童才会拥有一种他们理应享有的适合自己的联邦教育法。这部法将激励他们去享受高标准的教育，为他们配备高质量的教师和校长。我们相信，这些教师和校长能够让他们今后在大学和职场获得成功。（顾兴梁编译）
10年了，美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了吗？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23日第七版
1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开启了一个以标准化考试为基础的学校改革时代。10年间，世界见证了美国在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进程中为处理优异与公平矛盾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然而，10年后，《法案》走到了十字路口，有支持，更有质疑，因为很多美国中小学教师和教育专家意识到，让所有学生达到同样的高标准仿佛一个神话。今天，《法案》实施了10周年，而美国似乎也并没有实现“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美好愿望，这值得世界思考与警醒。——编者
■刘明钰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10年前，当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与国会议员约翰·博纳、乔治·米勒和爱德华·肯尼迪共同签署《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时，他表示这是一次两党推动美国儿童教育改革的共同胜利。特别是当《法案》正式生效并成为法律的时候，小布什声称：“今天是我国在公共教育领域的一个全新时代。在这一时代，美国的学校将开始全新改革，学生的学业也将得到极大提升。”
作为对1965《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的最新修订，《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是第一部规定对学生进行常规的标准化测试的法案，而测试结果将会用来作为划分学校每年是否取得足够进步的关键问责制杠杆。此外，联帮政府根据测试结果对学校进行排名，并加大对排名靠后学校的联邦制裁，包括减少经费投入等。《法案》称，通过测
试的激励作用，预计到2014年，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都会成为数学和阅读高手。
然而，随着这一覆盖面甚广的教育法案迎来它的10周年，评审委员会并未发现《法案》有多少成效。虽然《法案》的确对表现欠佳的少数学校起到督促作用，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标准化测试结果提高甚微，甚至总体上仍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小布什预言并未兑现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迈克尔·贝纳说：“《法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揭露了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孩子。但它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建设性成果，因为我们的学校并没有比10年前有实质性的改善。”
那些参与《法案》起草的人，倾向于把《法案》定性为教育必需却又存在缺陷的改革。教师们则认为《法案》的重心是鼓励他们进行应试教育，而这是非常狭隘的教学方法。
“已经不得不对《法案》进行修订了，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们必须汲取教训，推动《法案》优化。”曾在10年前参与起草《法案》的教育改革联邦政策司司长查尔斯·巴罗内发出感叹，“但不管怎样，《法案》要求各州参与全国性测试，使得人们有了切实贯彻的意识，而这也是进步。”
对于《法案》的执行结果，曾负责美国教育部研究分支部门的美国研究机构副总裁马克·施耐德表示，《法案》利用了当前流行的问责运动，而问责运动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表明是行之有效的
一种方法。“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问责运动的引导力在不断增强，并在起正面导向作用。”施耐德说。然而，施耐德承认《法案》执行期间取得的总体成效并不大，而且与预期相悖。
“我们认真研究了《法案》的优劣之处。《法案》实施以来，我们确实有进步，但这部《法案》里有太多的漏洞，实际上，它已经阻碍了我们教育改革的进步。”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表示。
负面影响倍受瞩目 美国教育协会教师公会主席丹尼斯·凡·罗凯尔说：“《法案》真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现在迫切需要更正一些课程设置，而且有许多教师只是在《法案》的指导下进行应试教育，但并不清楚教育的本质所在，让我感到非常自责与难过。”
据了解，《法案》提出的标准化测试受到教育工作者的质疑。弗吉尼亚州雷切尔·卡森中学的学生处处长谢丽尔·韦弗认为，评估不应该一刀切，因为每个孩子都存在差异。而且，标准化测试就像告诉年轻妈妈每个孩子在10个月大的时候就必须走路一样——大家都知道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孩子只能在他们完全准备好时才能学会走路。
标准化测试也让学生怨声载道。雷切尔·卡森中学的七年级学生利迪亚·艾提莎抱怨：“如果我没能通过州里的测试，我就会哭，然后想为什么别人比我聪明、为什么我总是做错。虽然我的确尽了所能，但测试时很多问题我仍然无法回答正确，我真的很郁闷。”
“对于《法案》能够奏效，刚开始我们抱着极大的希望。但当它开始不再奏效时，很多人就开始指责教师和工会，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而不是去审视《法案》本身是否正确，从而导致了社会对教师的恶劣态度。现在，人们总是指责与孩子最亲近的教师，这是《法案》带来的明显不公。”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称。
支持者归咎于投入不够 曾任职于小布什政府并辅助贯彻《法案》实施的前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认为，《法案》是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的，只是当前社会对《法案》内容存在太多误读。
《法案》的支持者认为，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法案》还没能完美地发挥作用。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汤姆·哈金说：“当我们和小布什总统商讨《法案》时，我们达成的共识是需要更多的联邦资金来使《法案》奏效。然而，小布什总统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他甚至从未提议过联邦政府拨付相关款项。”
曾参与起草《法案》的前教育部官员黛安·皮彻也称，教育改革进展得如此缓慢不该归咎于《法案》本身。她指出，“《法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知道，它只是一张纸而已。”
致力于缩小成就差距的非营利性教育政策组织——教育信托基金会主席卡蒂·海科克表示，如果没有该法案，美国最差的学校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来提高教学质量，而现在原因在于政府没有以应有的真诚态度来缩减成就差距。
支持者强调，《法案》起作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阿肯色大学教育改革部主管兼小布什政府教育政策委员会成员杰伊·格林认为，教育改革与治愈癌症性质不同，况且《法案》也确实取得了进展。
前总统小布什认为，民众在一些领域抨击《法案》，这只能算是一种言论发泄方式而已。事实上，《法案》是促进高效政府的一种方法。
“仅仅因为《法案》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我们就放弃做一些能确保孩子获得更高质量教育的尝试吗？我们就可以摆摆手然后一走了之吗？那太可耻了！”印第安纳州前民主党参议员艾文愤愤不平地表示。
未来需要实质性教育变革 其实，自2007起，《法案》就一直被国会要求进行修正。2011年底，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哈金推出《法案》的修正版。修正版极大地改变了《法案》的责任结构，并且受到教师工会的欢迎，但并没有得到教育改革家和民权组织的支持。
同时，来自众议院的僵局阻碍了修正版的推广进程。2011年12月，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约翰·克莱恩结束了与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乔治·米勒的两党会谈。据了解，克莱恩准备在2012年颁布他的共和党教育法案，而这如何与哈金的《法案》修正版对接起来，前景并不明朗。目前，奧巴马政府要求废除法案。
当然，鉴于2012年是总统选举年，法案不太可能在下一任美国总统任职前有所改变。
对此，加里福利亚洲一位曾参与起草《法案》的民主党众议员乔治·米勒说：“人们把时间花在如何绕过《法案》上，而不是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要明白，迄今为止，让所有四年级的孩子都能读懂四年级的读物仍然很艰难。”
然而，如何真正“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试图指明方向：“针对《法案》的弊端，奥巴马正在鼓励各州结合《法案》和各洲实际情况来开展测试，包括开发公平、灵活和有效的测评系统，改善老师与校长的评估与支持体系等。未来，我们的国家需要实质性而非口头上的教育变革。”
（作者刘明钰单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链接：美国教师职业安全感创20多年新低
据《纽约时报》报道，日前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经济不景气以及以考试成绩和学历决定教师价值，让全美国教师的安全感处于20多年来的最低点。
调查表明，至少有一半的教师表达了自1989年以来对工作的异议和严重不满。同时，约有1/3的教师表示在未来的5年内考虑离开这一行业，并表达出对工作安全性以及班级规模扩大和大量削减公共服务及课程的忧虑。而在三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4。
约2/5的受访教师和家长认为，尽管学生成绩是检测教师工作质量的主要手段，但他们对未来几年学生学业能够得到提升的前景并不乐观。
超过3/4的受访教师表示，去年学校削减了预算，并且解聘教师、学校助理和顾问等。约1/3的教师表示，学校失去了美术、音乐和外语等课程。还有1/3的教师指出，学校保留的部分技术设备仅仅是为了满足教学的应急之需。
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说：“当那些跟孩子成长密切相关的课程都被砍掉时，沉溺于考试就意味着教育已经走到了极端。”
据调查发现，无论处在贫困而稳定的环境之下，还是工作在拥有大量英语欠佳的移民学生以及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母语学生的学校，教师的心态都很相近。学生们的种族以及教师工龄的长短几乎与考试成绩都不搭界。然而，城市学校和拥有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学校的教师对自己的工作均呈不满之势。
调查强调，工作满意度高的教师在其学校更容易有工作安全感，有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和备课时间，并有更多时间与家长交流。（顾兴梁 编译）
该是承认失败的时候了
回顾10年来的历程，《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在其目标和广泛性两方面都非常失败。即便是用标准化考试来衡量，《法案》也既没有显著提高学术行为，更没有明显缩小学业差距。
事实上，误导性地依赖测试的、标签式和约定式的《法案》，无形中破坏了很多教育改革的成效。许多学校，尤其是那些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服务的学校，已经变成仅仅提供应试课程。
所以，该是承认失败的时候了。政策制定者们必须放弃他们那种以信念为基础的考试推进策略与思维，并代之以寻求实践证明能够引领和支持急需帮助的学校和学生的途径。
至少，过去十年积累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了三点：
由于《法案》在穷人身上产生的最糟的、狭窄的和有限的效应，严重损坏了教育质量和教育均等化进程。
《法案》未能大幅度提高平均学术水平和缩小学业差距。
克服《法案》严重缺陷的尝试，例如奥巴马政府的弃权申明和参议院教育委员会的《法案》修正版，都未能扭转《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根本错误，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之恶化。这些建议甚至让“美国学校迷惘的十年”继续延续。
尽管10年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法案》和类似考试方案的失败，尽管来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日益多元，可是政策制定者们仍然固守那些已经失去信誉的模式。
这对于那些期待孩子获得均等教育机会的贫困家庭而言特别悲惨，同时，对于公共教育体制来说也是悲剧，因为其名声已经被言而无信和弊大于利的昂贵计划所玷污。
然而，重新审视过去10年的教训，并且建立一个新的为所有公共学校的平等和进步提供支撑的联邦《法案》还不算太晚。（本文编译自美国公平、公开考试中心政策分析专家盖斯邦德、执行主任尼尔和公共教育主任莎菲尔三人共同撰写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实施10周年评估报告）
《法案》实施之后 问题凸显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实施之前，美国基础教育是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导向的，教师不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注重学生的兴趣培养，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特长。而《法案》提出之后的改变更像是一种退步。
从对教师的要求来看，以前要求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实践经验并重，现在则强调教师的专业知识，从而形成了高专业性教师不等于高质量教师，高质量教师也不等于高质量教学的局面。这对美国未来的教师质量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来自政府内部和专家、教师、家长的反对意见颇多。有人甚至认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实际上已经成了“没有孩子了(No Child Left)”或“学校没有孩子了(No Child Left in School)”。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
测评结果令人失望。全美主要教育进程指标——全国教育进程评估测评结果从2002年实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学校运转艰难、每况愈下。按照《法案》，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校因无法达到“年度进步学校”而被降级，政府拨款减少，学校无法正常运转。
高质量教师匮乏。尽管教育部要求每间教室里都要有高质量的教师，但全美很少有学校能达到这个要求。很多在“专业”上符合要求的教师教育学知识匮乏，难以称得上高质量教师。
降低标准。由于大部分学校达不到《法案》的要求，很多州教育部不得不降低标准，以使大部分学校能够接近或达到要求。
重视考试科目，忽视非考试科目。很多学校压缩社会研究、自然科学、艺术和音乐课程的时间来迎合《法案》所注重的阅读和数学课程。
忽视孩子的天性。《法案》鼓励应试教育的同时，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了达到某些所谓的标准，学校在上报时往往忽略少数族裔学生或将差生谎报为少数族裔学生。此外，学习成绩的好坏并不影响学生某些特长的发展，而《法案》往往会扼杀学生的这些特长，以共性代替个性。
恐惧、耻辱和威胁感阴魂不散。每年给学校一次评级，严重影响未能顺利晋级学校的声誉，造成学生转学、教师转职或被开除，给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考试成绩失真。学校为了通过评级，就降低考试标准或选用比较简单的考题。
评级考核失真。学术腐败滋长，而且欺上瞒下的风气盛行。 造成教育不平衡。教师们为了应付各种压力，忙于帮助临界线的学生，而忽视了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
工厂式学习。标准化教学、标准化教材、标准化考试、统一考试，让教育成为一种机械行为，无法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无法培养有个性的人才。
好教师严重流失。为了规避压力，很多有经验的好教师因为无法获得硕士学位而提前退休或纷纷转行。
教师行业让人望而却步，教育已经不能成为吸引年轻人的职业。 辍学率上升，学校为求自保而将一些学生拒之门外。 学习时间减少。学生和教师疲于应付考试。
经费严重不足。庞大的经费预算并不能满足《法案》运行的各项需要，经费不足使之裹足不前。
教育是应该“以人为本”，还是应该“以成绩为本”、“以共性为本”?人们可以从美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10年教育改革的经验或教训中窥见一斑。(作者单位：四川宜宾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我们在同各州一起努力 美国教育部部长 阿恩·邓肯
《法案》在某些方面改善了美国的教育，当然，也存在缺陷。 《法案》最初揭露了一些学业差距，并创设了一种模式去弥合这些差距。《法案》让学校为所有学生的学习表现负责，不论学生的种族、收入水平、英语程度或者身心是否有缺陷。一旦隐瞒了一种道德上无法接受、经济上不可持续的学业差距，学校就绝不可能指望达到平均成绩。
然而，《法案》是有重大缺陷的。它创设的是一种人为的能力目标，鼓励各州制订低标准以使学生更容易达到这一目标。《法案》在强调考试成绩的同时，衡量学校行为的基本标准却使课程弱化。尽管学生们正在取得学业进步，但以偏概全的责任体系却给学校错误地贴上了“失败”标签。而且《法案》过于规范，既不让各地区因地制宜去改进方案，也不支持各州用多元手段认证高素质教师以提高教学质量。
当前的关键是如何肯定《法案》的成功之处，并能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幸运的是，各州正在带头开展这项工作。而我们，正在尽全力支持各州的工作。
过去的两年中，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在检验学生是否真正为大学和职场作好成功准备的学业标准方面有所改进。为了检测学生达到这些标准的进展程度，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力合作，根据教育家、州长和州教育首席长官们开发的一套标准制定了评估方案。而且，各州和学区还进行了一些大胆而全面的改革，以支持所有
学生取得学业成就。这些改革正在加大对教师和校长评估的支持力度，同时也帮助那些低水平学校迈入高水平学校行列。
然而，《法案》无意间正成为这些改革的障碍。那些选择提高标准的州很快将不得不解释，为什么学生成绩在下降。事实上，他们应该能够充分看好学生的学业进步。学区教条地使用《法案》，仅靠文凭而不是考虑教师在提高学生学习方面的能力来对高质量教师下定义。《法案》继续鼓励学校以牺牲一些重要科目为代价去压缩课程，例如历史、公民学、科学、艺术和体育教育课程等。这些错误已经运行了10年，教师和学生现在应该享有更好的政策。
于是，奥巴马总统正在从《法案》中给各州提供灵活性并提高标准，建立公平、灵活的责任体系，改进教师和校长的评估支持体系。这种灵活性不是下发给各州的“尚方宝剑”，而是要寻求真正的改革。
至今，39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已经表达了对这种灵活性的兴趣。教育部也正在同首批申请者一起努力。
尽管国会已经启动了重新审定《法案》的程序，但我们不能坐等其旷日持久地完成司法程序。各州和学校行政部门现在就需要从中解脱出来。
即使《法案》4年前就应该更新，但国会还得继续执行，因为教育改革需要两党议员们达成共识。我们不能让强权政治挡路。
《法案》需要作出重大改变了。各州和学校的确需要从“教——考”文化和以偏概全的责任体制中获得灵活性。
当然，即使我们同各州一起努力从现行法律中提供灵活性，奥巴马政府也必须通过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努力并经由国会去建立一部新法律，才能让学校、各地区和各州对结果负责的同时又能支持一种更加周全的教育改革。
总之，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只有这样，今后10年，美国的儿童才会拥有一种他们理应享有的适合自己的联邦教育法。这部法将激励他们去享受高标准的教育，为他们配备高质量的教师和校长。我们相信，这些教师和校长能够让他们今后在大学和职场获得成功。（顾兴梁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