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有形成、发展、创新与完善的演进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创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完善，表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叶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理论的一脉相承又传承与创新。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形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 第一，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性。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审定《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初步形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6年9月，党的八大把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作为党的任务写进党章。在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目标。 第二，在社会发展动力上，强调基本矛盾的作用。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毛泽东冲破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应”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1］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2］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这就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第三，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建设中，毛泽东虽曾提出“以苏为鉴”，认为对苏联的经验要做到有所学，有所不学，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也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最终没能突破苏联模式，又回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了挫折和损失。 第四，在社会发展战略上，确定了两步走战略步骤。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针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3］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步骤。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然而，毛泽东从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愿望出发，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犯了急性病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4]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作了重大的调整和发展。 第一，关于发展的地位，突出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并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定发展才是硬道理[5]。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发展是全人类的时代主题，对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到最多的是发展问题。中国的发展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中国的发展不只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第二，关于发展的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务很多，不能顾此失彼，但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经济。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得以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强调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6]发展，当然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强调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要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1979年，他就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7] 第三，关于发展的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8]，“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9]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能把生产力从僵化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强调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0]改革要求开放，开放也是改革。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为了加快发展，还要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有形成、发展、创新与完善的演进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创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完善，表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叶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理论的一脉相承又传承与创新。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形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 第一，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性。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审定《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初步形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6年9月，党的八大把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作为党的任务写进党章。在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目标。 第二，在社会发展动力上，强调基本矛盾的作用。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毛泽东冲破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应”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1］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2］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这就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第三，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建设中，毛泽东虽曾提出“以苏为鉴”，认为对苏联的经验要做到有所学，有所不学，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也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最终没能突破苏联模式，又回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了挫折和损失。 第四，在社会发展战略上，确定了两步走战略步骤。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针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3］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步骤。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然而，毛泽东从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愿望出发，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犯了急性病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4]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作了重大的调整和发展。 第一，关于发展的地位，突出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并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定发展才是硬道理[5]。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发展是全人类的时代主题，对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到最多的是发展问题。中国的发展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中国的发展不只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第二，关于发展的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务很多，不能顾此失彼，但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经济。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得以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强调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6]发展，当然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强调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要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1979年，他就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7] 第三，关于发展的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8]，“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9]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能把生产力从僵化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强调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0]改革要求开放，开放也是改革。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为了加快发展，还要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