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心路历程
一
在苍茫寥廓的水天之间，大鹏在奋翅飞翔，它是那么巨大，背若青天，翼若垂天之云。巨翼轻掠海面，击起三千里浪花，翻动扶摇羊角，直上九万里高空。大鹏正乘着海运南徙去天池，天池是大鹏全心向往的王国。
从北冥到南海，不知有几千万里，大鹏有志图远，不畏路途遥远，可是他们高飞远翔有待于飞，“风之积也不厚，则其大翼也无力。”大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腾飞是风在下托举着，只有凭借风力，大鹏才能飞往南海，达到远行的目的，在没有飞的日子里，大鹏如同搁浅的船舟陷入了困境，非但达不到理想的目的，还要见笑与在蓬蒿中腾越而上，决起而飞的小雀。
这是大鹏的悲哀，也是一个胸怀凌云大志的士人的悲哀！在中国古代社会，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其最高人生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可是他们救世理想的实现却有待于时。如果时运不济，别说救世理想得不到实现，就连日常生计都要成问题，多少士人一辈子怀才不遇，在悲叹惆怅中了却残生。
大鹏也是庄子痛苦人生的真实写照，庄子以精神超越为特征的逍遥学说曾经抚慰了千百万颗痛苦的灵魂，可是他的逍遥是在极不逍遥的境况下提出的，是在痛苦中精神探索的结果。
庄子的痛苦来自现实和理想无法调和的矛盾。
和老子齐名的庄子，并非一开始就信奉道家虚静无为，他的思想起点与其说源于道家，不如说是师承儒学更为恰当。近现代很多学者都肯定了庄子早年是儒门弟子，其师承关系为孔子——颜回——庄子。凡是忠实信奉儒家救世理想的人，几乎少有能摆脱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苦恼的。庄子是儒门弟子，正是社会理想的破灭，导致他思考，促使他醒悟，最终皈依了老子大道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淡泊无为、游心大道为特征的逍遥人生理想，从救世走向逍遥，正是庄子从痛苦中寻求解脱的精神探索的历程。
二
庄子是战国时代宋国蒙地的一位读书人，其活动年代大致与孟子同时。庄子家境贫寒，早年曾出任过漆园吏，后来不再出仕，布衣终身。为了维持生计，他钓过鱼，编织过草鞋，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靠借贷度日。他住在穷街僻巷，看起来
面黄肌瘦，显得非常疲惫。
庄子不入仕途并非入仕无门的缘故，在他一生中不乏有进阶为官、食禄千钟的机会。《庄子》中有两则关于辞聘之事的记载：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见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秋水》、《列寇御》）
能仕而不仕，自愿放弃仕途，这是典型的隐士行为。不入仕途的原因是品格高洁，尘埃富贵。但庄子弃仕并非弃世，他不入仕途不能说明他没有救世的愿望，和一般遁迹山林、与世隔绝的隐士不同，庄子始终生活在人群中，他不但和朋友、弟子探讨人生的各种问题，还周游列国频繁与各国君主会晤交谈。
庄子与魏王有过一番交谈：
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庄子曾拒楚相千金之聘，却与魏王谈论“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可见庄子身上既有傲视王侯、尘埃富贵的清高，又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叹，这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都是真实地在庄子身上体现的矛盾的统一。
弃仕而非弃世，救世之心未泯，这是儒家的基本立场。其实，从庄子与楚威王使者的对白分析，庄子不入仕途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全生命，“宁生而曳尾涂中”，说明庄子不入仕途不是不想为，而是考虑到生命之虞不敢为。《庄子》中有不少表现这一主题的思想，如他对梁惠王说的猿猴的故事。归隐并非心向往之，乃是不当时命的存身之道，是出于无奈的一种选择。庄子还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说明苟全性命于乱世，是保全生命待时而出的权宜之计，这和孔子的“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现”如出一辙。
正因为庄子是在无道社会中，为了保全生命而被迫采取隐逸生活方式。他是有用世之心而无法用世，有救世理想而不能实现，所以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不可能如那些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隐士那样，世间诸事不入其心，他不可能目睹人
间的苦难而无动于衷。庄子所说的“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反映。
清人胡文英曾把庄子与屈原作过比较，他认为庄子的精神痛苦远远胜于屈原：“人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庄子独见》）那么，庄子“万世之哀怨”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从他生活的环境去寻找答案。
三
庄子生活在大概公元前四世纪前后。这是战国时代诸雄之间战争特别酷烈的时候，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在激烈阵痛中分化重组的时代。这个时代为士人的活动开辟了新的天地，提供了他们猎取政治功名的广阔前景，使得许多士人的成就欲望被大大地激动起来，并产生出一大批参与政治活动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在这些士人里面，有一些怀着救世热肠的人，到处奔走呼号，希望统治者能听从他们的劝告，不再打仗杀人。他们精心设计了理想的制度，想劝导某些国君跟从他们进行一种乌托邦的试验。他们的势力虽然未曾奏效，但他们设计的制度，特别是这种制度中的道义理想，却长久的留传到后世，不仅成为后来中国士人憧憬理想社会的经典模式，而且也确实影响了实际的政治进程。这类人中，孟子就是最著名的代表。还有一类人是对世事彻底绝望的。这类人里面少数天才的思想家因其对社会黑暗造成的苦难的深度体验，领悟到了生命的某种独特意义。这种领悟虽说看上去是少数天才脱离历史进程的痛苦冥想，对他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更广阔的时间范围内，这种领悟却渐渐开掘出一片丰沃的文化土壤。因为天才对人生苦难和困境的尖锐敏感在不断重复的历史境遇中渐渐得到许多人的共鸣，成为普遍的感受方式。更重要的是，天才在社会黑暗的绝望压力下所作的护卫精神尊严的努力，构成了漫长历史上许多人在苦难生活中能够生活下去的精神安慰和支撑。所以，这样的天才——庄子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也像理想主义者孟子那样，在后世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和普遍的尊敬。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经历过了无数黑暗荒芜年代。虽然那些凭借火与剑开辟道路的英雄，创立了令人眩目的辉煌业绩，但这些业绩决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记录。只有那些凭借深沉道德感的人为拯救世人，和为捍卫人的精神尊严所作的不懈努力，才是人类业绩中最精华的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思想之所以一直能引起深广而持久的激动，就是因为它以独特的力量穿透黑暗现实的重重屏障。
告诉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如何可以在内心深处守护最后的不可剥夺的尊严。
庄子终生未做过官，终身穷困，这并非社会不能容纳庄子，而是庄子不能容纳社会。不能为社会所容纳固然是不幸，然而不能容纳社会却是更深的不幸。这种孤绝的心情，使一个人把整个时代的困境和痛苦都加在自己身上，成为良心的沉重负载。我们要想理解庄子，第一步就要先理解他无法容纳时代与社会的孤绝心情。这种心情，来自他对社会无边黑暗和人生无边苦难的独特体验。正是这种独特的孤绝心情，使庄子转向弃绝社会，回到自然中寻求灵魂的拯救。
我们可以从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看庄子对社会黑暗和人生苦难的体验。第一方面是严酷的人类自相残杀现象带给庄子的强烈冲击。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的时候，战争的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一场战争下来，辄有几十万人被斩首，满山遍野都是累累白骨。除了战争以外，各国的严酷的刑罚也导致大量无辜平民被杀害。加上饥荒和病疫，夭亡者更是不计其数。就像庄子在宋国看到的那样，沟里到处布满尸体，如同深秋干枯的落叶一样层层叠叠。这种酷烈的景象，对许多高尚的思想家都产生了强大的刺激，但他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古道热肠的孟子，恨极了“率兽而食人”的各国暴君，怀抱着救民于水火的愿望，坐着木车，带着学生奔走于几个大国之间，希冀一朝能推行他的仁政理想。楚国大诗人屈原，则为几十万死于战争的故国青年痛哭招魂。他站在布满战士尸体的广袤原野和阴沉天空之间，体验到了神的愤怒和楚民族衰亡的悲哀。而庄子则不同，他在绝望悲苦中严厉地追问这场残杀的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孟子是一个思想家，屈原是一个诗人，那么庄子就更像一个真正的哲人。人类相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统治者吗？当然是的。但是统治者那样无限的贪欲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在这里，庄子的追问比所有同时代的人都更深一层。他看到了文明社会无可索解的死结。庄子认为，文明社会从一开始就酝酿了一场大灾难。这个社会因为鼓励智巧而煽惑起人的无穷欲望，却无力约束。因此，统治者固然是罪魁，他们的罪却不是本原的罪。本原的罪在于文明驱使人离开自然这个过程本身。文明本身孕育了一场它不能控制的大灾难，这才是所谓“天下有大灾”。这种大灾作为残杀现象的黑暗而深不可测的背景，全部浓缩在庄子对社会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感受中。成为庄子的心灵和负载，也成为他不能容纳社会的深层原由。
第二方面，是人们普遍的精神沉沦。庄子的时代，一面是战争与残杀，一面是
人们拼命追逐财富和权力。人在这种追逐中的精神沉沦，对庄子来说，意味着一种比残杀更深的人类创伤。因为人活着的意义，在这种追逐中完全被扭曲了。生命本来的生机，被无谓地耗竭了，所有的人，仿佛都被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外力所驱使，自己无力主宰自己。他们随大流地盲目追求共同认可的目标（财与势），陷溺于共同的迷惑。似乎很少有人能清醒地看到，由于全社会都陷于混战和搏杀中，他们追逐的东西本质上是转瞬即逝，很难真正把握的。更可悲的是，在追逐外物的过程本身使人无休止地处于忧虑紧张，迅速疲惫憔悴，人本来的活力生机全被毫无意义地销蚀干净。这样的“生”还有什么意义？
对生的茫然，而不是对死的哀恸，才是庄子对人生痛苦与困境更深一层的感受。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思想家，许多人都对社会的混乱和痛苦，有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可是似乎只有庄子，在冷峻的追索之下，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彻底绝望。在庄子眼中，像儒者和墨者那样热心救世的人，其实是未能看透人类的真正困境。所以庄子挖苦说，儒墨之徒奋力呼号于戴着枷锁的人丛中，自以为可以救世，却不知他们想出的种种办法，终归逃不出被欺世大盗利用的命运，结果是变成一重新的枷锁。庄子由于看得太深透，结果变成了绝世的孤独者。他仿佛独自一人承担着人世的全部悲剧，既哀伤又高傲。
庄子在把文明和人生的困境彻底看穿以后，却没有了精神归宿。因此，庄子就有一个自己去思索精神出路的大问题。他不能像屈原那样心安理得地去死，他必须离开人世，独自在精神上走进一个荒漠，寻找滋养生命的甘泉。庄子人生哲学的起点，是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和由此而来的孤绝心情，这种体验和心情的原始出发点，却是庄子对人的精神尊严的固执，这使他无法与社会妥协。真正的庄子，是一个哀伤而又高傲的精神贵族。通常，人们只是欣赏庄子的文采，却不理解庄子的痛苦，可是不理解庄子的痛苦，又怎能理解整个庄子哲学呢？
四
可以说，庄子的痛苦并不限于社会理想的破灭，他的痛苦是亲眼目睹了人与生俱来的苦难命运以及无法摆脱的困境。但社会理想的破灭毕竟是庄子从痛苦中寻求解脱的精神探索的起点，正是在寻求自身痛苦解脱的过程中，他关注到了人类 普遍命运。促使庄子去思考去探索人类命运的原因是入世理想与无道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
庄子为了保全生命免遭无辜牺牲而走了退隐之路。归隐固然是条全生之路，可以“苟全性命与乱世”；但归隐并非象征着悠闲自在，拈花微笑。隐士除了有贫贱的折磨，富贵的诱惑，还有内心焦虑和苦闷冲突。儒家是入世的，但孔子也曾说过“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现”。孔子虽然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为士人保留了一条全生之路，但他强调隐居待时。而这种隐居待时又是那么不现实，社会无道的状况可能会持续很久，隐归的士人也许一辈子都得待时而不会有“行义以达道”的结果。那么如何解决隐士与日俱增的内心焦虑与冲突？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不可能为痛苦中的人们提供合理的解释，所以士人即使隐归自然，痛苦仍将长相斯守。
《庄子》除了直接说明庄子本人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之外，还记载了一些求道者寻求内心慰藉的故事。这些人在社会现实中的受挫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落和彷徨，可以看作庄子的皈依道家学说之前的内心遭遇。所以当用世之心不泯，无法忘却尘世，那么即使他回归自然，独处山林，在远离尘嚣的高山丛林，依然不能彻底摆脱痛苦的侵扰。庄子曾悲叹：广阔的山林，优美的环境，但若心神不畅，精神便不能享受。为了排遣内心的焦灼和忧虑，庄子开始了寻求精神出路的探索。
屈原在痛苦绝望中也曾寻求过精神解脱的出路，他的《天问》就是寻求精神出路的努力。屈原的“天问”有一百七十个问题之多，从天上到地下，从宇宙到人生，从历史到现实，处于悲愤欲绝中的屈原问了那么多！可是他问天问地问这问那，就是没有问他信奉的理想是否合理，就是没有怀疑他的信仰是否值得。所以他的天问仅仅是提问的方式，只有询问而无回答。既然他无法动摇信念的执着，那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的精神痛苦，他只能自投汨罗江，以死作为解脱。
屈原找不到的精神出路，庄子找到了。屈原找不到精神出路，是因为他对儒家信念太深，无法承受信仰破灭的打击，而庄子却一直面人生的勇气，以无畏的批判精神，直指儒家理想的虚幻与荒谬，从而走出了困境。从庄子精神的发展历程来看，如果没有对儒家学说的批判怀疑，也就不会有对道家信念的皈依。批判儒学是庄子精神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由儒及道并非漫长不可逾越的障碍，人只要正视现实，就会发现儒家理想的弊端，为了走出困境，就得改宗信仰重返信念。庄子终于从儒家信念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接受了以返归自然，游心大道为特征的老子学说。否定和批判象征着庄子思想的觉醒，接受与推崇意味着庄子已经重返信念。对儒家理想的信奉者来说，这种思
想的觉醒，这样的重返信念无疑是痛苦的，但庄子超越了自我，超越了痛苦，从而获得了新生。所以我们说，没有深沉的痛苦，就不会有庄子，同样，没有痛苦的解脱也不会有庄子，因为他早就和屈原一样投江而死了。
五
庄子的逍遥理论就是建立在虚静大道学说基础上的人生理想，这是一位饱经忧患的老人面对人生的苦难提供的精神超越之路。
内篇之首《逍遥游》全面阐述了庄子的逍遥理论，和庄子精神探索的历程相仿，庄子论逍遥也是从不逍遥谈起。“逍遥”在古文中释为“犹翱翔也”。(《楚辞补注》) 有取鸟类自在的飞翔状态之意。但庄子在篇首中运用的鹏鸠寓言显然反其意而用之。旨在说明鹏鸠大小虽殊，同属有待皆不逍遥的道理。庄子使用重言，反复描写了大鹏乘海运南徙时在一望无垠的寥无边际的太空中自由翱翔的壮观，但继而指出，大鹏如此汪洋恣肆，闲放不拘的自由，实质上是有条件的。“风不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风是大鹏得以逍遥的条件，而真正的逍遥不是得其所待而后逍遥，应是无待而大道，所以大鹏算不上真正逍遥。蓬间小雀身体轻巧，起飞随意，它们的飞翔无须依待外物，想飞就飞想停就停，但它们的目光短浅，眼界狭隘，决定了它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蹦跳活跃，“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决起而飞，只在揄枋之间，它们根本不可能达到在无限旷达的空间任意徜徉的逍遥，大鹏和小雀都因本身的局限未能达到在无限空间作无所依待的翱翔的逍遥境界。
庄子将高贵罕见的巨翼大鹏与卑微繁琐的蓬间小雀作等量齐观，旨在说明万物皆有所待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人类社会，“知效—官，行比一乡，德合—君，而征—国者”，都是世俗中人，他们和蓬间小雀一样，目光短浅，气宇狭隘，他们或拘泥于利益得失而不知醒悟，或追逐于功名利禄而不可自拔，或困扰于世俗偏见而不得超脱。他们都是心灵闭塞，精神萎缩的小人，根本无法领略心灵旷达，精神自由的逍遥。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
而不加沮”，他对世俗的荣辱毁誉从不在乎，超越了世俗的见解，但他内心渴望有所建树，上劝君主，下教百姓，不能忘情世事，因此依然为物所累，不能全然超脱；列子虽得风神之道术，已经不同常人，可以乘风而行，免于徒步，但他依然拘泥人事，行动有所炫耀，心灵有所感应，因此不能算是逍遥。经过层层铺垫，庄子把逍遥境界烘托得如此高妙玄远：“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究，恶乎待哉？”
很显然，这是个无待而大道的境界，由于庄子是在全面否定自然界和人世间存在的现实可能性之后提出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无限旷达、无所依待的逍遥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他只是幻想的产物；逍遥是庄子凭藉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出来的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是神仙御风而独立，飘然而飞行，在天际云端遨游的情景。而能得其无待而大道的至人不过是射姑山的仙人而已。
至人究竟是人还是神，这是正确理解逍遥论的关键。其实，至人绝不是神仙，脱去那神秘的外衣，至人实质上是通晓万物的本性，顺应自然变化的达道之人。
无功、无名、无己是至人的本质特征。
无功是去除功名利禄之心，不汲汲追逐外物，他们只需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而无更多的奢求。他们以求保全生养亲以尽天年而无建功立业的理想。
无名是忘怀荣辱毁誉得失，褒贬由人，俯仰随我，置声名与舆论于不顾。 无己是超越自我形体，参与天地自然的运行。从而达到物我两忘，与宇宙大化同流。至人并不远离尘世，而是生活在人群中，但他的精神游离于俗世，在那高妙玄远的境界徜徉徘徊。至人因其内心恬淡，虚怀澄明，不但精神自由，而且在处世中也游刃有余，不为物役。庄子的逍遥理想，实质上是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所以，逍遥的境界并不存在虚无缥缈的仙境天国，而是通达于人的内心世界，任何人只要摆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忘怀世间的毁誉得失，超越一己的生死界限，胸怀就会变得宽广，心灵就会变得澄明，精神也就能获得超然物外，怡然自适的逍遥。
庄子的逍遥理论是面对人生的痛苦指出的精神出路。而对人生的痛苦寻求解脱，这是一切伟大哲学的起点。作为一个睿智的东方哲人，他以走向逍遥超越人生的痛苦，当人超越了个体，将小我融入宇宙大我，当人从九万里的高度俯视人间，人生的苦难不就如粒粒尘埃消解融化在茫茫宇宙之中。
千百年来，庄子的逍遥理论不知抚慰了多少颗苦难的灵魂，那些在人生旅途中身遭厄运的人们之所以能生活下去，并活得自在，活得坦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庄子精神超越的影响，如果不是庄子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之外开辟了一个光明的精神领域，那么处于苦难绝望境地中的人除了以死作为解脱，或以遁入空门作为逃避，又何以安然度过人生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逍遥即拯救，从救世走向逍遥，不过是将拯救的对象从社会转移到人类，庄子一生从未放弃过救世。
庄子的心路历程
一
在苍茫寥廓的水天之间，大鹏在奋翅飞翔，它是那么巨大，背若青天，翼若垂天之云。巨翼轻掠海面，击起三千里浪花，翻动扶摇羊角，直上九万里高空。大鹏正乘着海运南徙去天池，天池是大鹏全心向往的王国。
从北冥到南海，不知有几千万里，大鹏有志图远，不畏路途遥远，可是他们高飞远翔有待于飞，“风之积也不厚，则其大翼也无力。”大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腾飞是风在下托举着，只有凭借风力，大鹏才能飞往南海，达到远行的目的，在没有飞的日子里，大鹏如同搁浅的船舟陷入了困境，非但达不到理想的目的，还要见笑与在蓬蒿中腾越而上，决起而飞的小雀。
这是大鹏的悲哀，也是一个胸怀凌云大志的士人的悲哀！在中国古代社会，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其最高人生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可是他们救世理想的实现却有待于时。如果时运不济，别说救世理想得不到实现，就连日常生计都要成问题，多少士人一辈子怀才不遇，在悲叹惆怅中了却残生。
大鹏也是庄子痛苦人生的真实写照，庄子以精神超越为特征的逍遥学说曾经抚慰了千百万颗痛苦的灵魂，可是他的逍遥是在极不逍遥的境况下提出的，是在痛苦中精神探索的结果。
庄子的痛苦来自现实和理想无法调和的矛盾。
和老子齐名的庄子，并非一开始就信奉道家虚静无为，他的思想起点与其说源于道家，不如说是师承儒学更为恰当。近现代很多学者都肯定了庄子早年是儒门弟子，其师承关系为孔子——颜回——庄子。凡是忠实信奉儒家救世理想的人，几乎少有能摆脱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苦恼的。庄子是儒门弟子，正是社会理想的破灭，导致他思考，促使他醒悟，最终皈依了老子大道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淡泊无为、游心大道为特征的逍遥人生理想，从救世走向逍遥，正是庄子从痛苦中寻求解脱的精神探索的历程。
二
庄子是战国时代宋国蒙地的一位读书人，其活动年代大致与孟子同时。庄子家境贫寒，早年曾出任过漆园吏，后来不再出仕，布衣终身。为了维持生计，他钓过鱼，编织过草鞋，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靠借贷度日。他住在穷街僻巷，看起来
面黄肌瘦，显得非常疲惫。
庄子不入仕途并非入仕无门的缘故，在他一生中不乏有进阶为官、食禄千钟的机会。《庄子》中有两则关于辞聘之事的记载：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见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秋水》、《列寇御》）
能仕而不仕，自愿放弃仕途，这是典型的隐士行为。不入仕途的原因是品格高洁，尘埃富贵。但庄子弃仕并非弃世，他不入仕途不能说明他没有救世的愿望，和一般遁迹山林、与世隔绝的隐士不同，庄子始终生活在人群中，他不但和朋友、弟子探讨人生的各种问题，还周游列国频繁与各国君主会晤交谈。
庄子与魏王有过一番交谈：
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庄子曾拒楚相千金之聘，却与魏王谈论“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可见庄子身上既有傲视王侯、尘埃富贵的清高，又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叹，这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都是真实地在庄子身上体现的矛盾的统一。
弃仕而非弃世，救世之心未泯，这是儒家的基本立场。其实，从庄子与楚威王使者的对白分析，庄子不入仕途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全生命，“宁生而曳尾涂中”，说明庄子不入仕途不是不想为，而是考虑到生命之虞不敢为。《庄子》中有不少表现这一主题的思想，如他对梁惠王说的猿猴的故事。归隐并非心向往之，乃是不当时命的存身之道，是出于无奈的一种选择。庄子还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说明苟全性命于乱世，是保全生命待时而出的权宜之计，这和孔子的“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现”如出一辙。
正因为庄子是在无道社会中，为了保全生命而被迫采取隐逸生活方式。他是有用世之心而无法用世，有救世理想而不能实现，所以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不可能如那些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隐士那样，世间诸事不入其心，他不可能目睹人
间的苦难而无动于衷。庄子所说的“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反映。
清人胡文英曾把庄子与屈原作过比较，他认为庄子的精神痛苦远远胜于屈原：“人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庄子独见》）那么，庄子“万世之哀怨”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从他生活的环境去寻找答案。
三
庄子生活在大概公元前四世纪前后。这是战国时代诸雄之间战争特别酷烈的时候，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在激烈阵痛中分化重组的时代。这个时代为士人的活动开辟了新的天地，提供了他们猎取政治功名的广阔前景，使得许多士人的成就欲望被大大地激动起来，并产生出一大批参与政治活动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在这些士人里面，有一些怀着救世热肠的人，到处奔走呼号，希望统治者能听从他们的劝告，不再打仗杀人。他们精心设计了理想的制度，想劝导某些国君跟从他们进行一种乌托邦的试验。他们的势力虽然未曾奏效，但他们设计的制度，特别是这种制度中的道义理想，却长久的留传到后世，不仅成为后来中国士人憧憬理想社会的经典模式，而且也确实影响了实际的政治进程。这类人中，孟子就是最著名的代表。还有一类人是对世事彻底绝望的。这类人里面少数天才的思想家因其对社会黑暗造成的苦难的深度体验，领悟到了生命的某种独特意义。这种领悟虽说看上去是少数天才脱离历史进程的痛苦冥想，对他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更广阔的时间范围内，这种领悟却渐渐开掘出一片丰沃的文化土壤。因为天才对人生苦难和困境的尖锐敏感在不断重复的历史境遇中渐渐得到许多人的共鸣，成为普遍的感受方式。更重要的是，天才在社会黑暗的绝望压力下所作的护卫精神尊严的努力，构成了漫长历史上许多人在苦难生活中能够生活下去的精神安慰和支撑。所以，这样的天才——庄子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也像理想主义者孟子那样，在后世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和普遍的尊敬。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经历过了无数黑暗荒芜年代。虽然那些凭借火与剑开辟道路的英雄，创立了令人眩目的辉煌业绩，但这些业绩决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记录。只有那些凭借深沉道德感的人为拯救世人，和为捍卫人的精神尊严所作的不懈努力，才是人类业绩中最精华的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思想之所以一直能引起深广而持久的激动，就是因为它以独特的力量穿透黑暗现实的重重屏障。
告诉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如何可以在内心深处守护最后的不可剥夺的尊严。
庄子终生未做过官，终身穷困，这并非社会不能容纳庄子，而是庄子不能容纳社会。不能为社会所容纳固然是不幸，然而不能容纳社会却是更深的不幸。这种孤绝的心情，使一个人把整个时代的困境和痛苦都加在自己身上，成为良心的沉重负载。我们要想理解庄子，第一步就要先理解他无法容纳时代与社会的孤绝心情。这种心情，来自他对社会无边黑暗和人生无边苦难的独特体验。正是这种独特的孤绝心情，使庄子转向弃绝社会，回到自然中寻求灵魂的拯救。
我们可以从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看庄子对社会黑暗和人生苦难的体验。第一方面是严酷的人类自相残杀现象带给庄子的强烈冲击。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的时候，战争的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一场战争下来，辄有几十万人被斩首，满山遍野都是累累白骨。除了战争以外，各国的严酷的刑罚也导致大量无辜平民被杀害。加上饥荒和病疫，夭亡者更是不计其数。就像庄子在宋国看到的那样，沟里到处布满尸体，如同深秋干枯的落叶一样层层叠叠。这种酷烈的景象，对许多高尚的思想家都产生了强大的刺激，但他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古道热肠的孟子，恨极了“率兽而食人”的各国暴君，怀抱着救民于水火的愿望，坐着木车，带着学生奔走于几个大国之间，希冀一朝能推行他的仁政理想。楚国大诗人屈原，则为几十万死于战争的故国青年痛哭招魂。他站在布满战士尸体的广袤原野和阴沉天空之间，体验到了神的愤怒和楚民族衰亡的悲哀。而庄子则不同，他在绝望悲苦中严厉地追问这场残杀的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孟子是一个思想家，屈原是一个诗人，那么庄子就更像一个真正的哲人。人类相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统治者吗？当然是的。但是统治者那样无限的贪欲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在这里，庄子的追问比所有同时代的人都更深一层。他看到了文明社会无可索解的死结。庄子认为，文明社会从一开始就酝酿了一场大灾难。这个社会因为鼓励智巧而煽惑起人的无穷欲望，却无力约束。因此，统治者固然是罪魁，他们的罪却不是本原的罪。本原的罪在于文明驱使人离开自然这个过程本身。文明本身孕育了一场它不能控制的大灾难，这才是所谓“天下有大灾”。这种大灾作为残杀现象的黑暗而深不可测的背景，全部浓缩在庄子对社会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感受中。成为庄子的心灵和负载，也成为他不能容纳社会的深层原由。
第二方面，是人们普遍的精神沉沦。庄子的时代，一面是战争与残杀，一面是
人们拼命追逐财富和权力。人在这种追逐中的精神沉沦，对庄子来说，意味着一种比残杀更深的人类创伤。因为人活着的意义，在这种追逐中完全被扭曲了。生命本来的生机，被无谓地耗竭了，所有的人，仿佛都被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外力所驱使，自己无力主宰自己。他们随大流地盲目追求共同认可的目标（财与势），陷溺于共同的迷惑。似乎很少有人能清醒地看到，由于全社会都陷于混战和搏杀中，他们追逐的东西本质上是转瞬即逝，很难真正把握的。更可悲的是，在追逐外物的过程本身使人无休止地处于忧虑紧张，迅速疲惫憔悴，人本来的活力生机全被毫无意义地销蚀干净。这样的“生”还有什么意义？
对生的茫然，而不是对死的哀恸，才是庄子对人生痛苦与困境更深一层的感受。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思想家，许多人都对社会的混乱和痛苦，有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可是似乎只有庄子，在冷峻的追索之下，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彻底绝望。在庄子眼中，像儒者和墨者那样热心救世的人，其实是未能看透人类的真正困境。所以庄子挖苦说，儒墨之徒奋力呼号于戴着枷锁的人丛中，自以为可以救世，却不知他们想出的种种办法，终归逃不出被欺世大盗利用的命运，结果是变成一重新的枷锁。庄子由于看得太深透，结果变成了绝世的孤独者。他仿佛独自一人承担着人世的全部悲剧，既哀伤又高傲。
庄子在把文明和人生的困境彻底看穿以后，却没有了精神归宿。因此，庄子就有一个自己去思索精神出路的大问题。他不能像屈原那样心安理得地去死，他必须离开人世，独自在精神上走进一个荒漠，寻找滋养生命的甘泉。庄子人生哲学的起点，是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和由此而来的孤绝心情，这种体验和心情的原始出发点，却是庄子对人的精神尊严的固执，这使他无法与社会妥协。真正的庄子，是一个哀伤而又高傲的精神贵族。通常，人们只是欣赏庄子的文采，却不理解庄子的痛苦，可是不理解庄子的痛苦，又怎能理解整个庄子哲学呢？
四
可以说，庄子的痛苦并不限于社会理想的破灭，他的痛苦是亲眼目睹了人与生俱来的苦难命运以及无法摆脱的困境。但社会理想的破灭毕竟是庄子从痛苦中寻求解脱的精神探索的起点，正是在寻求自身痛苦解脱的过程中，他关注到了人类 普遍命运。促使庄子去思考去探索人类命运的原因是入世理想与无道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
庄子为了保全生命免遭无辜牺牲而走了退隐之路。归隐固然是条全生之路，可以“苟全性命与乱世”；但归隐并非象征着悠闲自在，拈花微笑。隐士除了有贫贱的折磨，富贵的诱惑，还有内心焦虑和苦闷冲突。儒家是入世的，但孔子也曾说过“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现”。孔子虽然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为士人保留了一条全生之路，但他强调隐居待时。而这种隐居待时又是那么不现实，社会无道的状况可能会持续很久，隐归的士人也许一辈子都得待时而不会有“行义以达道”的结果。那么如何解决隐士与日俱增的内心焦虑与冲突？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不可能为痛苦中的人们提供合理的解释，所以士人即使隐归自然，痛苦仍将长相斯守。
《庄子》除了直接说明庄子本人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之外，还记载了一些求道者寻求内心慰藉的故事。这些人在社会现实中的受挫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落和彷徨，可以看作庄子的皈依道家学说之前的内心遭遇。所以当用世之心不泯，无法忘却尘世，那么即使他回归自然，独处山林，在远离尘嚣的高山丛林，依然不能彻底摆脱痛苦的侵扰。庄子曾悲叹：广阔的山林，优美的环境，但若心神不畅，精神便不能享受。为了排遣内心的焦灼和忧虑，庄子开始了寻求精神出路的探索。
屈原在痛苦绝望中也曾寻求过精神解脱的出路，他的《天问》就是寻求精神出路的努力。屈原的“天问”有一百七十个问题之多，从天上到地下，从宇宙到人生，从历史到现实，处于悲愤欲绝中的屈原问了那么多！可是他问天问地问这问那，就是没有问他信奉的理想是否合理，就是没有怀疑他的信仰是否值得。所以他的天问仅仅是提问的方式，只有询问而无回答。既然他无法动摇信念的执着，那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的精神痛苦，他只能自投汨罗江，以死作为解脱。
屈原找不到的精神出路，庄子找到了。屈原找不到精神出路，是因为他对儒家信念太深，无法承受信仰破灭的打击，而庄子却一直面人生的勇气，以无畏的批判精神，直指儒家理想的虚幻与荒谬，从而走出了困境。从庄子精神的发展历程来看，如果没有对儒家学说的批判怀疑，也就不会有对道家信念的皈依。批判儒学是庄子精神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由儒及道并非漫长不可逾越的障碍，人只要正视现实，就会发现儒家理想的弊端，为了走出困境，就得改宗信仰重返信念。庄子终于从儒家信念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接受了以返归自然，游心大道为特征的老子学说。否定和批判象征着庄子思想的觉醒，接受与推崇意味着庄子已经重返信念。对儒家理想的信奉者来说，这种思
想的觉醒，这样的重返信念无疑是痛苦的，但庄子超越了自我，超越了痛苦，从而获得了新生。所以我们说，没有深沉的痛苦，就不会有庄子，同样，没有痛苦的解脱也不会有庄子，因为他早就和屈原一样投江而死了。
五
庄子的逍遥理论就是建立在虚静大道学说基础上的人生理想，这是一位饱经忧患的老人面对人生的苦难提供的精神超越之路。
内篇之首《逍遥游》全面阐述了庄子的逍遥理论，和庄子精神探索的历程相仿，庄子论逍遥也是从不逍遥谈起。“逍遥”在古文中释为“犹翱翔也”。(《楚辞补注》) 有取鸟类自在的飞翔状态之意。但庄子在篇首中运用的鹏鸠寓言显然反其意而用之。旨在说明鹏鸠大小虽殊，同属有待皆不逍遥的道理。庄子使用重言，反复描写了大鹏乘海运南徙时在一望无垠的寥无边际的太空中自由翱翔的壮观，但继而指出，大鹏如此汪洋恣肆，闲放不拘的自由，实质上是有条件的。“风不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风是大鹏得以逍遥的条件，而真正的逍遥不是得其所待而后逍遥，应是无待而大道，所以大鹏算不上真正逍遥。蓬间小雀身体轻巧，起飞随意，它们的飞翔无须依待外物，想飞就飞想停就停，但它们的目光短浅，眼界狭隘，决定了它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蹦跳活跃，“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决起而飞，只在揄枋之间，它们根本不可能达到在无限旷达的空间任意徜徉的逍遥，大鹏和小雀都因本身的局限未能达到在无限空间作无所依待的翱翔的逍遥境界。
庄子将高贵罕见的巨翼大鹏与卑微繁琐的蓬间小雀作等量齐观，旨在说明万物皆有所待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人类社会，“知效—官，行比一乡，德合—君，而征—国者”，都是世俗中人，他们和蓬间小雀一样，目光短浅，气宇狭隘，他们或拘泥于利益得失而不知醒悟，或追逐于功名利禄而不可自拔，或困扰于世俗偏见而不得超脱。他们都是心灵闭塞，精神萎缩的小人，根本无法领略心灵旷达，精神自由的逍遥。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
而不加沮”，他对世俗的荣辱毁誉从不在乎，超越了世俗的见解，但他内心渴望有所建树，上劝君主，下教百姓，不能忘情世事，因此依然为物所累，不能全然超脱；列子虽得风神之道术，已经不同常人，可以乘风而行，免于徒步，但他依然拘泥人事，行动有所炫耀，心灵有所感应，因此不能算是逍遥。经过层层铺垫，庄子把逍遥境界烘托得如此高妙玄远：“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究，恶乎待哉？”
很显然，这是个无待而大道的境界，由于庄子是在全面否定自然界和人世间存在的现实可能性之后提出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无限旷达、无所依待的逍遥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他只是幻想的产物；逍遥是庄子凭藉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出来的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是神仙御风而独立，飘然而飞行，在天际云端遨游的情景。而能得其无待而大道的至人不过是射姑山的仙人而已。
至人究竟是人还是神，这是正确理解逍遥论的关键。其实，至人绝不是神仙，脱去那神秘的外衣，至人实质上是通晓万物的本性，顺应自然变化的达道之人。
无功、无名、无己是至人的本质特征。
无功是去除功名利禄之心，不汲汲追逐外物，他们只需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而无更多的奢求。他们以求保全生养亲以尽天年而无建功立业的理想。
无名是忘怀荣辱毁誉得失，褒贬由人，俯仰随我，置声名与舆论于不顾。 无己是超越自我形体，参与天地自然的运行。从而达到物我两忘，与宇宙大化同流。至人并不远离尘世，而是生活在人群中，但他的精神游离于俗世，在那高妙玄远的境界徜徉徘徊。至人因其内心恬淡，虚怀澄明，不但精神自由，而且在处世中也游刃有余，不为物役。庄子的逍遥理想，实质上是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所以，逍遥的境界并不存在虚无缥缈的仙境天国，而是通达于人的内心世界，任何人只要摆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忘怀世间的毁誉得失，超越一己的生死界限，胸怀就会变得宽广，心灵就会变得澄明，精神也就能获得超然物外，怡然自适的逍遥。
庄子的逍遥理论是面对人生的痛苦指出的精神出路。而对人生的痛苦寻求解脱，这是一切伟大哲学的起点。作为一个睿智的东方哲人，他以走向逍遥超越人生的痛苦，当人超越了个体，将小我融入宇宙大我，当人从九万里的高度俯视人间，人生的苦难不就如粒粒尘埃消解融化在茫茫宇宙之中。
千百年来，庄子的逍遥理论不知抚慰了多少颗苦难的灵魂，那些在人生旅途中身遭厄运的人们之所以能生活下去，并活得自在，活得坦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庄子精神超越的影响，如果不是庄子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之外开辟了一个光明的精神领域，那么处于苦难绝望境地中的人除了以死作为解脱，或以遁入空门作为逃避，又何以安然度过人生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逍遥即拯救，从救世走向逍遥，不过是将拯救的对象从社会转移到人类，庄子一生从未放弃过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