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历史地位
作者：郑大华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6日 14版）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华民族从未屈服，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可歌可泣的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先生为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坚信，革命成功以后，经过全民族努力，中国一定能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他满怀豪情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与此相联系，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或思潮也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或思潮之一。在这一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他最先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开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思想先河；是他最先提出赶超西方思想，确立中华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是他最先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提出“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孙中山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一论述，以此纪念他诞辰150周年。
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开启民族复兴的思想先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而“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最早则是由孙中山提出来的。1894年夏，亦即甲午战争前夜，孙中山曾到北京上书李鸿章，希望清政府能采纳他提出的仿效西方、以求“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的改革主张。但因时局紧张等原因，李鸿章并没有接见他。上书的失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使孙中山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于是去了他少年时代求学的地方檀香山，并于这一年的11月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在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还就如何实现“振兴中华”提出了他的主张。概而言之，第一，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扶大厦之将倾”，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第二，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第三，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孙中山一生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
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则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概而言之，清末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时期；“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九一八”后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的时期，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从孕育或萌发到初步发展再到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根本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清末“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孕育或萌发的起点则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孙中山正是在甲午战争所引起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提出“振兴中华”之口号，表达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和要求的。 提出“赶超西方”思想：确立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赶超西方的思想。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又讲道：中国只要向西方学习，“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到了晚年，孙中山的“赶超”之志越发强烈。1923年，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告诉广大听众，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一个最完全的主义。”全国人民如果都能赞成它，欢迎它，那么，我们“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孙中山之所以相信中国能够赶超西方，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民国初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谈道：我国“人口繁殖，占地球全人口四分之一，为他国所莫及；版舆辽阔，除英、俄二国以外，无与比伦。”从前中国之所以衰弱，原因在于不良的专制制度。现在“国体已改定共和，人民生活在良政治之下，其文化进步甚速，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强极盛之国无疑。”这是孙中山自信能“赶超”西方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径直将欧美发达国家中最先进的东西学习过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他指出，美国本来也是一个落后国家，之所以一跃而成为“最富最强之国”，就是利用了后发优势。美国能做到的，中国当然亦能做到。“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偿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引进欧美国家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驾欧美矣”（《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7页）。第三，与中国同文同种、同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赶超”西方的成功，更增加了孙中山的信心。1912年，他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对中日作了一番对比：日本的土地不过中国的两省土地之大，人民亦不过中国的两省人民之多，四十年前还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的国家。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开放主义”，仅仅用了四十年时间，就成了世界强国。“我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亦比日本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兄弟可决定，比日本富强10倍”。
当然，要实现“赶超”西方，孙中山指出，关键还在于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振兴实业。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振兴实业是实现赶超最重要的步骤。在他看来，“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所以，“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济，为当今莫要之政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1页）其次，发展教育。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认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教育，中国要改变自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大力兴办学校，“以培育人才为急务”。后来在《拟创立农学会》一文中他又强调：“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再次，国防建设。他晚年在致廖仲恺的信中强调指出：“予鉴察世界大势和本国国情，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也。若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实行之，则中国富强，如反掌之易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72页）强大的国防力量为赶超西方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孙中山赶超西方、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头一等强国”思想的提出，为我们确立了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从此，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强国，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
恢复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
“民族精神”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德国。中国最早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文章，是1904年发表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第7、8期上的《民族精神论》一文。但在清末民初，“民族精神”一词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中国知识界比较多使用“民族精神”一词并对此展开讨论是在五四时期，而最早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重要意义的是五四时期的孙中山。此后1924年初，亦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孙中山应邀到广州国立师范学校礼堂作“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在讲演中他指出：中国以前是世界首屈
一指的强国，其地位比现在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高得多。然而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地位则“一落千丈”，从“世界独强”沉沦为了“次殖民地”。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
孙中山认为，“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知道中华民族现在所处在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如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并在此基础上联合成一个大的“国族团体”，也就是“大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他打比喻道：“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后，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页）孙中山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就必须大力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但在大力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他还提出，我们学习外国，不是要“向后跟着他学”，而是要“迎头赶上去”。比如学习外国的科学，不是亦步亦趋地从头再来，而是直接学习外国最先进的东西，这样“便可以减少二百多年的光阴”。“向后跟着他学”，我们永远都会落在别人的后面，只有“迎头赶上去”，我们才有可能“后来居上”，赶上和超过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家“恢复到头一个地位”。
孙中山提出的我们要“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必先“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此前虽然有人讨论过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但并没有把它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困难和风险要去战胜。”而深入研究继承他的民族复兴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孙中山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历史地位
作者：郑大华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6日 14版）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华民族从未屈服，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可歌可泣的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先生为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坚信，革命成功以后，经过全民族努力，中国一定能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他满怀豪情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与此相联系，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或思潮也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或思潮之一。在这一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他最先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开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思想先河；是他最先提出赶超西方思想，确立中华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是他最先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提出“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孙中山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一论述，以此纪念他诞辰150周年。
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开启民族复兴的思想先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而“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最早则是由孙中山提出来的。1894年夏，亦即甲午战争前夜，孙中山曾到北京上书李鸿章，希望清政府能采纳他提出的仿效西方、以求“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的改革主张。但因时局紧张等原因，李鸿章并没有接见他。上书的失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使孙中山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于是去了他少年时代求学的地方檀香山，并于这一年的11月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在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还就如何实现“振兴中华”提出了他的主张。概而言之，第一，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扶大厦之将倾”，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第二，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第三，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孙中山一生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
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则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概而言之，清末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时期；“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九一八”后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的时期，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从孕育或萌发到初步发展再到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根本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清末“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孕育或萌发的起点则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孙中山正是在甲午战争所引起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提出“振兴中华”之口号，表达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和要求的。 提出“赶超西方”思想：确立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赶超西方的思想。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又讲道：中国只要向西方学习，“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到了晚年，孙中山的“赶超”之志越发强烈。1923年，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告诉广大听众，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一个最完全的主义。”全国人民如果都能赞成它，欢迎它，那么，我们“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孙中山之所以相信中国能够赶超西方，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民国初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谈道：我国“人口繁殖，占地球全人口四分之一，为他国所莫及；版舆辽阔，除英、俄二国以外，无与比伦。”从前中国之所以衰弱，原因在于不良的专制制度。现在“国体已改定共和，人民生活在良政治之下，其文化进步甚速，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强极盛之国无疑。”这是孙中山自信能“赶超”西方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径直将欧美发达国家中最先进的东西学习过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他指出，美国本来也是一个落后国家，之所以一跃而成为“最富最强之国”，就是利用了后发优势。美国能做到的，中国当然亦能做到。“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偿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引进欧美国家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驾欧美矣”（《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7页）。第三，与中国同文同种、同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赶超”西方的成功，更增加了孙中山的信心。1912年，他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对中日作了一番对比：日本的土地不过中国的两省土地之大，人民亦不过中国的两省人民之多，四十年前还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的国家。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开放主义”，仅仅用了四十年时间，就成了世界强国。“我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亦比日本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兄弟可决定，比日本富强10倍”。
当然，要实现“赶超”西方，孙中山指出，关键还在于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振兴实业。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振兴实业是实现赶超最重要的步骤。在他看来，“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所以，“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济，为当今莫要之政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1页）其次，发展教育。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认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教育，中国要改变自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大力兴办学校，“以培育人才为急务”。后来在《拟创立农学会》一文中他又强调：“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再次，国防建设。他晚年在致廖仲恺的信中强调指出：“予鉴察世界大势和本国国情，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也。若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实行之，则中国富强，如反掌之易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72页）强大的国防力量为赶超西方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孙中山赶超西方、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头一等强国”思想的提出，为我们确立了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从此，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强国，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
恢复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
“民族精神”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德国。中国最早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文章，是1904年发表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第7、8期上的《民族精神论》一文。但在清末民初，“民族精神”一词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中国知识界比较多使用“民族精神”一词并对此展开讨论是在五四时期，而最早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重要意义的是五四时期的孙中山。此后1924年初，亦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孙中山应邀到广州国立师范学校礼堂作“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在讲演中他指出：中国以前是世界首屈
一指的强国，其地位比现在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高得多。然而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地位则“一落千丈”，从“世界独强”沉沦为了“次殖民地”。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
孙中山认为，“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知道中华民族现在所处在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如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并在此基础上联合成一个大的“国族团体”，也就是“大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他打比喻道：“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后，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页）孙中山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就必须大力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但在大力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他还提出，我们学习外国，不是要“向后跟着他学”，而是要“迎头赶上去”。比如学习外国的科学，不是亦步亦趋地从头再来，而是直接学习外国最先进的东西，这样“便可以减少二百多年的光阴”。“向后跟着他学”，我们永远都会落在别人的后面，只有“迎头赶上去”，我们才有可能“后来居上”，赶上和超过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家“恢复到头一个地位”。
孙中山提出的我们要“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必先“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此前虽然有人讨论过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但并没有把它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困难和风险要去战胜。”而深入研究继承他的民族复兴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