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阶层分析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全赖你所处的阶层。
——题记
盛筵还远未结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不是分钱。六年前，我在写《和平革命：
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时，预计中国的社会分层从明晰到稳定，大约需要花十年时间。时隔六年，我发现，中国社会变迁的转型与分化，在改革单脚跳（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体制的贯性掠夺，比我预计的要疯狂得多。而且，随着这种更加疯狂的单脚跳，中国社会分层已日趋稳定，即我在文章中所讲的刚性体制，已牢不可破。除非蒋经国先生再世，否则我这个文章，要推迟十年再写。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全赖你所处的阶层。下面，我们来重新审视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在这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处于哪一个阶层，我们的幸福感指数、安全感指数和希望社会变革系数如何。
中国现在已进入独生子女时代，并且开始向老龄化社会发展。以全国人口16亿，221家庭结构，再加上独生子女因素，以平均每个家庭4人计，中国大致有4个亿家庭单位。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前提，4亿个家庭，以上、中、下三大阶层 ＋ 赤贫阶层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基本上由6%的上层、16%的中层、76%的下层和2%的赤贫阶层构成，而且这种阶层结构随着当下的刚性体制已经基本稳固，社会变迁向上流通的阶层通道，随着体制的设计和排他性，借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已基本堵塞。只有少数天生异禀和天生丽质者，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交换向上流动。
我在《自由的代价：一个共公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30年的深夜感悟》中揭示，恐慌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心理特征。权力拥有者对害怕权力失去的恐慌，权力失去者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慌。权力拥有者的恐慌总是先于权力的失去者。由于国民经济的总体腾飞，在部分开明政治官员的努力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极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因为据我观察，2003——2008六年间，中国中产阶级由六年前的12%壮大为目前的16%。我以为，在目前体制下，十年后中国中产阶级可能进一步壮大为20%。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想状况而言，中产阶级超过30%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超过50%则达到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在目前刚性体制下，只要统治者足够智慧和开明，中国社会结构进入一种理想状态并非没有可能。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重新审视了蒋经国先生的政治资产，发现蒋经国先生才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源头。
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的人们幸福感指数、安全感指数最高，希望社会变革系数最低。但对中国而言却不尽于此。以“0”到“10”级来计，把中国社会阶层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赤贫十大阶层，即6%的上层、16%的中层、76%的下层和2%的赤贫阶层，简称“三个六”结构。具体表现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从形态表中，可以看出，在这“三个六”的社会结构中，希望社会变革系数最高的是第四个“六”，即76%下层中的“16%”的“下上”层，还有处于中层的4%的中下阶层，希望社会变革系数位居第二。相反，除了赤贫阶层，安全指数较低的是处于上层的6%和处于下层中的10% “下下”层。整体而言，幸福感指数、安全感指数较高、希望社会变革系数较低的是16%的中产阶级，处于下层的50%的“下中”层阶幸福感指数最高，处于上层的1%的“上上”阶层安全感指数最低，处于下层的16%的“上下”阶层最渴望社会秩序的重新变革。因此，一个社会稳定作用最大的是中产阶级。理论上，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如果超过30%，社会秩序就相对稳定。六年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约12%，如今达16%，六年增长了4个百分点，我研究其中的原因，发现六年前中国国民工资收入总额占GDP比为12%左右，六年后有所提高，占16%左右。比较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民工资收入总额占GDP比例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中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在35%—70%之间，其国民工资收入总额一般也能占到当年GDP的30%—65%之间，再加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分配在国民身上的财富占当年GDP的35%—70%之间。在西欧一些高福利国家，比例更高。所以，前几年有经济学家呼吁催生和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以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这两年进行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普涨工资之后，中国的中产阶级由12%壮大为16%，即刻增长4%。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一个定量，在这一轮刺激之后，如何进一步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单从经济角度，仍然大有可为，即进一步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工资收入。从表格中看出，各类普通专业技术人才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上层，他们的希望社会变革系数最高，幸福感指数和安全感指数均不高，很大程度上在于由于他们上升的通道变窄，被剥夺感比一般阶层要强的缘故。但大多数这类专业技术人才都在中小企业工作，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国家需给予中小企业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所以，即使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在经济领域，国家政策在操作上仍有很大空间，来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
现在，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博弈已日趋白热化。在这场社会博弈中，地方政府越来越有一种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思维和恐慌，处理一些矛盾和冲突往往只从既得利益集团出发，显得信心不足。最近有个富家子弟杭州闹市飚车案和深圳机场清洁工占金案，两个案件都有不同的两种起诉，结果两地检察院起诉一个以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一个以盗窃罪而不是以非法占有罪起诉，一个取轻，一个取重，显示地方政府在一些非重大问题博弈上，明显缺乏应有的信心和智慧。相反，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案，地方政府却显示了足够的智慧和信心。在阶层社会博弈之中，特别是上下层社会博弈之中，地方政府总是一次次地挑战民众的信心和底线，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并不害怕任何冲突。冲突事实上是一个成熟稳定社会的常态。只要冲突的利益诉求不指向和危及政治核心，政府就没有任何理由对冲突感到恐慌。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冲突诉求指向都是经济利益，在处理这类冲突时，政府不必太敏感，政府要有化解冲突的智慧和勇气，而不是遮遮掩掩，一味防堵，把冲突引向更大的政治层面。
现在，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明晰和稳定，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也开始明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博弈也越来越白热化，如何智慧地在不同阶层之间博弈当好判官角色，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的大局。政府需以更大的魄力和智慧面对各种冲突。中国有句古训：不患贫只患不均。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贫富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公平与正义仍是执政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基石，改革不是分钱，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欧美等国都以公平和正义抚平社会伤口为出发原点，建立更加完善的公民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的积累，完全有能力和必要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
妥协是一种伟大的政治艺术。妥协不仅是平民的妥协，更加包涵精英的妥协。如果各阶层之间的妥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我们或有更多时间一起享受阳光。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拥抱在一起才能自由飞翔。
注：这个文章本来要写很长，后来发现放纵下去会更长，所以就此打住。一篇文章不可能说明白所有的事，说明白一件事足够。
2009年5月17日夜初稿。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中国十大阶层分析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全赖你所处的阶层。
——题记
盛筵还远未结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不是分钱。六年前，我在写《和平革命：
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时，预计中国的社会分层从明晰到稳定，大约需要花十年时间。时隔六年，我发现，中国社会变迁的转型与分化，在改革单脚跳（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体制的贯性掠夺，比我预计的要疯狂得多。而且，随着这种更加疯狂的单脚跳，中国社会分层已日趋稳定，即我在文章中所讲的刚性体制，已牢不可破。除非蒋经国先生再世，否则我这个文章，要推迟十年再写。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全赖你所处的阶层。下面，我们来重新审视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在这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处于哪一个阶层，我们的幸福感指数、安全感指数和希望社会变革系数如何。
中国现在已进入独生子女时代，并且开始向老龄化社会发展。以全国人口16亿，221家庭结构，再加上独生子女因素，以平均每个家庭4人计，中国大致有4个亿家庭单位。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前提，4亿个家庭，以上、中、下三大阶层 ＋ 赤贫阶层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基本上由6%的上层、16%的中层、76%的下层和2%的赤贫阶层构成，而且这种阶层结构随着当下的刚性体制已经基本稳固，社会变迁向上流通的阶层通道，随着体制的设计和排他性，借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已基本堵塞。只有少数天生异禀和天生丽质者，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交换向上流动。
我在《自由的代价：一个共公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30年的深夜感悟》中揭示，恐慌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心理特征。权力拥有者对害怕权力失去的恐慌，权力失去者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慌。权力拥有者的恐慌总是先于权力的失去者。由于国民经济的总体腾飞，在部分开明政治官员的努力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极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因为据我观察，2003——2008六年间，中国中产阶级由六年前的12%壮大为目前的16%。我以为，在目前体制下，十年后中国中产阶级可能进一步壮大为20%。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想状况而言，中产阶级超过30%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超过50%则达到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在目前刚性体制下，只要统治者足够智慧和开明，中国社会结构进入一种理想状态并非没有可能。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重新审视了蒋经国先生的政治资产，发现蒋经国先生才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源头。
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的人们幸福感指数、安全感指数最高，希望社会变革系数最低。但对中国而言却不尽于此。以“0”到“10”级来计，把中国社会阶层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赤贫十大阶层，即6%的上层、16%的中层、76%的下层和2%的赤贫阶层，简称“三个六”结构。具体表现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从形态表中，可以看出，在这“三个六”的社会结构中，希望社会变革系数最高的是第四个“六”，即76%下层中的“16%”的“下上”层，还有处于中层的4%的中下阶层，希望社会变革系数位居第二。相反，除了赤贫阶层，安全指数较低的是处于上层的6%和处于下层中的10% “下下”层。整体而言，幸福感指数、安全感指数较高、希望社会变革系数较低的是16%的中产阶级，处于下层的50%的“下中”层阶幸福感指数最高，处于上层的1%的“上上”阶层安全感指数最低，处于下层的16%的“上下”阶层最渴望社会秩序的重新变革。因此，一个社会稳定作用最大的是中产阶级。理论上，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如果超过30%，社会秩序就相对稳定。六年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约12%，如今达16%，六年增长了4个百分点，我研究其中的原因，发现六年前中国国民工资收入总额占GDP比为12%左右，六年后有所提高，占16%左右。比较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民工资收入总额占GDP比例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中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在35%—70%之间，其国民工资收入总额一般也能占到当年GDP的30%—65%之间，再加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分配在国民身上的财富占当年GDP的35%—70%之间。在西欧一些高福利国家，比例更高。所以，前几年有经济学家呼吁催生和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以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这两年进行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普涨工资之后，中国的中产阶级由12%壮大为16%，即刻增长4%。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一个定量，在这一轮刺激之后，如何进一步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单从经济角度，仍然大有可为，即进一步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工资收入。从表格中看出，各类普通专业技术人才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上层，他们的希望社会变革系数最高，幸福感指数和安全感指数均不高，很大程度上在于由于他们上升的通道变窄，被剥夺感比一般阶层要强的缘故。但大多数这类专业技术人才都在中小企业工作，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国家需给予中小企业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所以，即使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在经济领域，国家政策在操作上仍有很大空间，来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
现在，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博弈已日趋白热化。在这场社会博弈中，地方政府越来越有一种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思维和恐慌，处理一些矛盾和冲突往往只从既得利益集团出发，显得信心不足。最近有个富家子弟杭州闹市飚车案和深圳机场清洁工占金案，两个案件都有不同的两种起诉，结果两地检察院起诉一个以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一个以盗窃罪而不是以非法占有罪起诉，一个取轻，一个取重，显示地方政府在一些非重大问题博弈上，明显缺乏应有的信心和智慧。相反，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案，地方政府却显示了足够的智慧和信心。在阶层社会博弈之中，特别是上下层社会博弈之中，地方政府总是一次次地挑战民众的信心和底线，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并不害怕任何冲突。冲突事实上是一个成熟稳定社会的常态。只要冲突的利益诉求不指向和危及政治核心，政府就没有任何理由对冲突感到恐慌。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冲突诉求指向都是经济利益，在处理这类冲突时，政府不必太敏感，政府要有化解冲突的智慧和勇气，而不是遮遮掩掩，一味防堵，把冲突引向更大的政治层面。
现在，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明晰和稳定，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也开始明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博弈也越来越白热化，如何智慧地在不同阶层之间博弈当好判官角色，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的大局。政府需以更大的魄力和智慧面对各种冲突。中国有句古训：不患贫只患不均。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贫富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公平与正义仍是执政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基石，改革不是分钱，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欧美等国都以公平和正义抚平社会伤口为出发原点，建立更加完善的公民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的积累，完全有能力和必要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
妥协是一种伟大的政治艺术。妥协不仅是平民的妥协，更加包涵精英的妥协。如果各阶层之间的妥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我们或有更多时间一起享受阳光。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拥抱在一起才能自由飞翔。
注：这个文章本来要写很长，后来发现放纵下去会更长，所以就此打住。一篇文章不可能说明白所有的事，说明白一件事足够。
2009年5月17日夜初稿。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