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对国家或政府作用的经济学解释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

对国家或政府作用的经济学解释

伍晓鹰

《比较》2014年第6期出版日期2014年12月01日

问题的提出

经济发展理论通常使用生产函数的概念（即产出与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的关系），解释前工业化国家如何摆脱传统农业经济的束缚，开始走上现代工业化的道路，再经历教科书上根据概念化了的“事实”所定义的一系列主要“阶段”，最后完成工业化。然而经济史表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普遍适用于各国的工业化道路或模式。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使各国工业化道路产生显著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在工业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及建立一系列相关制度，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资源配置，从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或重新塑造经济发展的过程（Maddison ，1970）。然而，各国工业化道路各异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共同的经济学规律，不存在内在逻辑一致的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目的是用经济学概念和其所揭示的一般规律，重新思考中国的百年工业化道路，焦点是理解国家或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文献中已经有很多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独特性的研究著述，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从洋务运动、民族工业到官僚资本，再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逻辑一致的、同时能以经验数据做支持的、对迄今为止逾百年的中国工业化历程的经济学解释。对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很多时候是被当作“特例”或者“奇迹”来研究。在一些研究者割断历史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历史片段牵强附会地粘接起来。

本文中提出的思考基于我最新研究的一些初步发现。首先，基于一组新建立的宏观经济数据库，我发现中国在1950年代的增长、生产率以及资本回报的表现都超乎寻常得好。这似乎在印证曾经流行的一个观点，即1950年代是“计划经济的黄金时代”，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是出色的（见下文图3和图4），后来从“大跃进”（1958—1959年）开始才每况愈下。这种观点肯定是没有逻辑的。我们知道“一五”是国家以苏式计划经济模式强制推行重工业化，在经济政策上全面忽视比较优势的开始（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6）。再有，我的以现代工业主要产品（加权的产品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20世纪初开始的百年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它显示，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和政治的振荡，战争和其他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冲击，中国百年来工业化的基本路径并没有改变。一次严重的冲击或振荡可以暂时终止工业增长或者让其倒退，但是之后它还是回到这个路径上来，持续一个高达近8%的年均增长率。这些不得不让我重新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

.参考由Ito and Krueger(1995)所编辑的NBER 东亚经济研究报告，以及Hobday 在报告中所阐述的不同观点。

2.关于国家规模是否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经验证据，请参见Chenery and

Syrquin(1975)，Perkinsand Syrquin(1989)。

3.如何定义一个国家的“大小”可能容易引起争议。我认为采用什么方法取决于研究者的目的。从资源的角度来看，人口和土地的规模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市场力量（影响到该国是价格接受者还是价格制定者），还必须加入（可比）人均收入水平。在个别特殊案例中（例如一国拥有特别丰富的石油资源），可能还要考量现有自然资源的类型。一旦设定了目的，定义国家“大小”时就要考虑跨国平均值和标准差。例如，我会定义大（小）型国家为高（低）于某种国际平均值上的一定的标准差（不一定要等于.1），其余的就属于平均规模国家。本文只是讨论概念上的“规模”大小，并不进行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衡量。不过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无疑都属于大国之列。1

和必需消费品（如食品），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制约，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因为这类物品的使用量巨大，如果被中断，不仅会严重阻碍经济的运行，还会威胁到国家和政权的安全。

虽然这些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后发经济体的政府为了加速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需要对经济发展进程或工业化道路进行干预，但是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干预可以走多远。梅森（Mason ，1960) 曾经指出，作为特定社会或历史的一部分且必然受此影响的政府，绝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塑造社会发展过程。最终政府可以走多远，还是要服从经济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原则。这就是说，经济效率，或者进一步说是包含了效率、技术进步和创新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是政府干预行为的最终制约因素，尽管生产率极少成为政府目标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4。我认为，使这个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对基本生产要素的成本评价。如果不存在完整的市场，如果行政力量远远凌驾于市场原则，那么一个强势政府所面临的最终约束，很可能是资源约束而不是效率约束。当然，效率下降可以进一步强化资源约束。这样，如果无法在政治上对既定的工业化目标（包括工业化速度目标）妥协，那么完全可能使工业化长期依赖一条高速低效的路径，直至目标实现。

2. 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从中印增长比较提出的问题

在这一节，我尝试通过中印两国的比较，特别是以印度为参照，来探讨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资源动员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增长的影响。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明显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使这样的比较很有意义。这不仅因为两国同属人口和领土规模上的大国，直到1980年代之前两国在发展阶段上基本相似，还因为在1950年代两国都接受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这里，更有意义的恰恰是两国在计划经济上的不同点。同样是师从苏联，但印度并没有完全关闭市场，也没有取缔私营部门。此外，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所包含的权力制衡，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约束执政党政府的资源动员方向和程度。这些重要的参照，对我们探索中国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很有意义。

与研究者们通常采用的国与国之间在诸如人均GDP 水平、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方面的比较不同，我使用了一个“趋势基准法”（trend-benchmarking approach ）。首先根据中印两国各自的初始期平均增长率得出“假设性增长趋势”（hypothetical trend ），然后对照这一假设性增长趋势，观察各自随后的实际增长路径，然后再以印度的情况分析两国之间的差异。我把这个“初始期”定在1950年代。以1950年代中印两国各自的平均增长率为基础，分别为它们估计这个时间段的增长趋势。选择这个时期是因为它可以被视为战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国内战争之后）以及印度独立(1947年) 之后和平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除去大致两到三年的恢复期后，其基本趋势应该能够反映当时经济的基本面因素5。

图1描绘了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 在1950—2010年长达60年的时间内的演变轨迹（对数刻度）。在图中，我用虚线表示根据这两个国家各自在1950年代的表现所估计的“假设性增长趋势”（对4. 事实上，在有关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遵从还是无视比较优势的新一波争论中，效率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见Lin,2009；Linand Chang，2009）。

5.我所估计的中国1950年代的增长趋势很好地拟合了1951—1957年间的实际增长，所估计的印度1950年代的增长趋势则很好地拟合了1950—1959年间的实际增长。反映出战后的恢复期和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增长表现是特例。

数线性），同时以浅色实线分别表示它们在1950—2010

年的实际增长动态。应该注意到，这个假设性的增长趋势已经隐含地给出了一条可能由初始条件所支持的起点，以及由经济基本面因素所支持的增长路径。我由此提出以下的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is ）：如果1950年代的趋势增长率主要是由基本面因素所决定，注：TCB 有关中国2003年之前的TED 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基于Maddison and Wu(2008)采用Geary-Khamis 购买力平价法的估计结果。2003年之后的TCB 对中国的估计基于不同的方法和基础数据。我对该部分估计有修正(见Wu ，2012) 。2010年的值是初步估计值。趋势值通过回归分析法建立。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Wu(2012)，Maddison and Wu(2008)，TCB(2011)。印度数据来自TCB(2011)

而非主要由政府所干预的，且随后仍然循此发展，那么该经济体的发展将基本上可以按照这个趋势外推，直到基本面因素出现根本变化，最终以某种（正面或负面）冲击为契机而建立新的趋势。当然在这期间还会有正常的商业周期波动，但是不会出现大幅度反复剧烈震荡地对这一趋势的偏离。

图1显示，尽管1950年时中国以2010年价格计算的购买力平价人均收入水平（人均PPP GDP ）为364国际元（EKS 国际元6（下同），只相当于印度537国际元的68%（TCB 7，2011），但是中国1950年代的趋势增长率却达到了年均4.6%，远高于印度的1.8%8。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远不如印度稳定。更重要的是，尽管短期增长趋势说明可以实现更快的增长速度，中国大部分时间的表现却远远逊色于基于1950年代增长外推的趋势线。不能不让人震惊的是，中国只是在2005年后才.这里的PPP 国际元采用EKS 方法估计。该方法来自Elteto、Kovesand Szulc \[Schultz\]，缩写为EKS。常用于PPP 计算时需要的多国或多边价格比较。EKS计算中考虑所有（n次）可能的Fisher 指数之积的n 次根，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传导性（见Eurostat，2007）。

7. TCB (TheConference Board，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全球经济数据库（TotalEconomy Database，TED）定期更新麦迪森的世界经济统计数据库。本文后面还有更多解释。

8.应该提到的是人均GDP 增长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前者又是人口增长率和年龄结构变化的函数。更严格的考察应该以此为方向而深入。6

9.大量的实证研究及经济统计方面的考察支持了这个官方数据高估增长率的假说（upwardbias

hypothesis），尽管研究者们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以产品为基础的生产指数法(Maddison，1998; Wu，1997，2002，2011；Maddison and Wu，2008)，能源消费法(Adamsand Chen，1996；Rawski，2001)，食品消费法(Garnautand Ma，1992)以及国际价格推算法(Ren，1997)等等。此外，价格被低估可能是很多服务业统计中的问题(Maddisonand Wu，2008；Wu，2014a)。）

10. 参见GGDC 网页:http://www.rug.nl/research/ggdc/。

11. 本文并不具体探讨1950年代人均GDP 水平以及如何修订的问题。

12. 这里我不想讨论作为特殊事件的“大跃进”，虽然那个期间的储蓄率攀升至超高水平的33%(1959)，1958—1960年间的平均储蓄率为31%。此后，出现极速下降，整个1960年代都停留在20%左右。13. 印度到1960年代才将其平均储蓄率提高到12.7%，随后在1970年代再提高至17.5%。到了1980年代达到了19.4%，才相当于中国1950年代的平均水平。在2000年前，印度达到的最高储蓄率为1995—1996年的25%，而其在1990年代的平均储蓄率水平为22%—23%（PlanningCommission of India，2001）。

14. 因为日本在战前的1937年已经达到2900国际元的收入水平，在战败时的1945年下降到了1800

国际元（战前数据根据TCB 的TED 数据所计算的转换系数已经由1990年G-K PPP 调整为2010年EKS PPP）。日本在战后的1950年代实现高速增长，并在1955年达到3600国际元的收入水平（TCB，2011）。）

.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5月，国防设计委员会15

成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的资源委员会。在1938年3月它被并入了经济部。战后于1946年3月被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

16. 事实上，资源委员会的两个主要成员钱昌照和孙越崎也是资源委员会的最后两任主席。内战之后他们担任了大陆新政府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的中央财政经济计划局副主席。该计划局设立于

发展脉络。到了1947年8月，经过重大的战时发展和同样重要的战后扩张和重组（战后将既有的国家企业与先前受日占当局或战时中国傀儡政府所控制、后被没收的企业进行了整合），资源委员会雇用了大约33000名管理人员（包括科学和工程专业人士，以及行政人员和经理人员）和23万名中央政府企业工人。如果加上与省级政府合办的企业，工业企业工人则超过了50万人。它的资产占当时中国工业资本总额的67.3%1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的生产、就业和投资在整个内战期间，不但没有被显著中断，而且不断增长。最终，由于资源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这些企业在共产党获得政权的时候被完好无损地移交给了新政府（Shao and Sun ，1994）。

随后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根据我们以官方资料重建的数据，到1949年底的时候，已经有315万工人被国有工业部门雇用，其中一半以上从事重工业生产（Wu and Yue ，2010）。这个估计基本上接近于采用其他信息来源进行的大致推算。据一些研究结果，1949年有129万工人来自前资源委员会系统和它的全国工业网络，以及由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各部门直接拥有的企业（Wang ，2010，第5页）。其余则来自其他转为国有的企业，包括中共在日本战败后首先在东北获得的日本企业（这些有相当数量并没有全部被包括在资源委员会的统计之内），作为内战战果被没收的企业（如国民政府高级军政官员的私人企业和支持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为敌的私人企业），以及强制收购的外国企业（Wang ，第7页）。到了1952年底，就在苏联的技术援助和贷款到来之前，国有工业部门已经雇用了433万职工，生产了188亿元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增加值总额），分别占全国总量的45%和60%。

中国工业百年增长曲线

这些简单的数字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那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铺就了相当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基础，已经有相当的能力在新的制度下接纳由国家设计和驱动的新一轮重工业化。苏联的援助和贷款，以及“一五计划”对于中国经济重上轨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那更像是补偿因持续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的基本道路。试想，如果没有“二战”和内战的冲击，按照1927—1936年期间国民政府主导的工业经济体系建设计划发展下去，完全可能达到甚至超过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时的生产能力。为进一步探讨和验证这一假说，在图2中，我把以主要工业产品或产品组通过投入产出表加权建立的1949—2009年的工业生产指数（Wu ，2011）和章长基（Chang ，1969）同样根据主要工业产品建立的1912—1949年工业生产指数链接起来18，目的是尝试构建一个可以大致描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其结果惊人地显示了1949年前后保持着历史连续性，支持了我的有关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假说。一如1951年，是两年后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Kirby，1990，第135页）。

17有关信息来源参见Kirby (1990，脚注2，第132页)。

18. 在有限的现有研究文献中，章长基的工作也许是最好的。他试图构建中国1949年以前的工业生产指数。他的指数试图覆盖整个经济，不仅包括国民政府控制地区，也包括了1931—1945年间的东北和1937—1945年间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日占区（Chang，1969，第11页）。他的指数基于精心构建的5个关键产品集团内的15个工厂生产的商品系列：煤炭、其他矿业产品、有色金属、电力生产和消费品（第60—61页和第78—79页）。他提出的证据表明，因为数据明显缺陷而排除的产品，尤其是一些消费品，并不会显著影响指数的趋势（第54页）。由于建立时间序列的困难，化学和机械行业的产品并没有包括在内。但是他认为，这些行业的趋势应该可以由该指数所包含的其他重工业产品体现出来。

估计的指数所显示的趋势那样，

尽管频繁的战争、政权的更替，以及政治运动导致了一些巨大的震荡，可中国工业的基本增长路径并没有改变19。

图2中有几点很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就数据所及的范围来看，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进程可能至少在20世纪初已经开启。之后的发展是稳步的，也是高速度的，直至1937年被日本入侵暂时打断。但是，后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注：该指数的1912—1948年的部分使用章长基所估计的工业净增加值（NVA ）。它的1949—2008年的部分采用的是国民账户体系的总增加值（GVA ）概念。我假设这前一部分中没有包括的资本消耗比重和后一部分中隐含的资本消耗比重大致是一致的。趋势值根据指数函数进行估计。

资料来源：基本数据来自伍晓鹰(2011)和章长基(1969)

（1941年末）工业生产基本上还没有偏离基本趋势。（注意，这个指数也涵盖了包括日占区和伪满洲国的工业，这对反映中国战时工业增长整体情况以及对战后的影响很重要。）其次，战后的恢复性19. 这里应该注意，此处使用的方法与图1的方法截然不同。图1是以195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所建立的外推趋势线，来观察1950年代以后的人均GDP 增长和这个趋势线的关系。图2的百年工业生产指数则是根据中国1912—2009年的实际工业增长建立起来的。

才可以使民族振兴。这些思想很明显地反映在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草拟于1922年的“产业计划”里20在科比看来，“孙中山经济思想中最具有‘中央集权’思想的部分完全可以用来解读国民党统治大陆整个时期的基本政策，因为它强调了孙中山通过国家计划发展所有的基本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坚定决心”（Kirby ，1990，第125页）。一场由中央政府计划和贯彻的重工业化运动，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开始实施。应该提到的是，在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前，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开始根据孙中山的蓝图，提出各式各样的国家计划。譬如建设部1928年的十年计划、产业部1930年的十年计划和1932年的四年计划，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1931年的三年计划等等。柯比也注意到，似乎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这些政府部门要做的只是不断制订更加诱人的计划，越详细越宏伟越好。但事实上，日益增强的国家安全忧患意识，极大地激励了国家推行快速工业化计划的雄心。柯比指出：“在（1931年日本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后，国家经济计划机构和其工作人员的规模显著地扩大了，同时也凸显出与军事有关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这方面最大的进展，是在主导国有工业技术和管理的国家机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下实现的。”（Kirby ，1990，第125页）

4. 思考路径依赖的经济学逻辑

然而有意思的是，图2并没有向我们表明由资源委员会计划和推行的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化蓝图开创了一条新路径。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那个由经济史学家们反复提到的中国工业化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1937年），不过是相当顺畅地延续了那条极可能起源于晚清自强运动的工业化路径。要尝试有逻辑地解读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路径依赖，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的资源约束和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当事人的利益。

如果与当时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相比，自强运动期间的重工业化项目也许会被认为无关紧要。但是，倘若考虑到当时有限的国民储蓄，这些项目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事实上，当时的中央财政因须迫切应对内忧外患，早已捉襟见肘。所以，要实现对发达经济的追赶，中国政府面对着严重的资源约束21。这正是我们重要的逻辑起点。正如佩吉曾指出的：“任何约束，无论是预算约束、空间约束还是时间约束，都会（使被选择的经济活动对未被选择的经济活动）产生负外部性……而排除其他选择的结果导致了路径依赖。”（Page ，2006，第90页）现在，让我们从这个思考进一步展开。

鉴于晚清已深受资源约束，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举措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国家所支持的工业部门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负外部性。就是说，因为这些部门可以优先得到稀缺资源、补贴和各种制度上的便利，而且还可能因满足国家利益而忽视效率，它们实际上不会对其生产活动支付全部成本。由此产生的虚假利润会进一步刺激它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和生产。这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推高其他部门的生产成本。如果其他部门的生产活动可能更加符合由市场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实际情况如此，这就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成本。

20. 这一“产业计划”最初的汉语版为《实业计划》，后来发表为英文版的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1922，并于1953年再版。我认为，这个国家经济蓝图全新的英文主题，凸显了孙中山关于中国可以通过国家计划迅速地实现工业化，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21. 主要指已经积累的生产性资产、储蓄、金融资产。不包括未被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下同）。

22.本节使用了我另外一个新的研究结果，替代了原文中的数据和实证部分。具体可参见Wu (2014)。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物质产品体系（MPS）国民经济核算概念，基本上指除去贸易、交通、通讯、餐饮等“物质服务业”之外的所有服务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非物质性即是“非生产性”。23

（6.2%）相比较，对1993—2001年期间，我的“非物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结果是0.9%，而对2001—2012年期间，我的结果是3.1%。由于这个数据工作需要采用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进行产出估计，我也推算了劳动小时的时间序列。如果以小时为基础，上面的结果应该分别为2.2%和2.9%（Wu ，2014b ）。

对就业数据的调整

在对劳动投入的测算中，我的目标是解决四大问题：一是官方就业统计在1990年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断裂，二是“非物质服务业”就业统计中缺乏1990年以前的现役军人统计，三是缺乏系统的劳动小时估计，最后是不存在人力资本存量指数。通过比较1990年和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我发现1990年的就业统计上的断裂可以被推到1982年。它的原因是新出现的体制外就业，特别是农村小企业就业没有被以统计报表为基础的常年统计记录下来。根据国家就业政策变化特别是对农村非农业就业的鼓励，我假定这种体制外就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采用趋势离差法调整，重建了时间序列。这个结果就作为和总产出账户对应的总劳动（数量）账户。

此外，我对1990年以前现役军人的估计主要根据有关研究和各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做出（Wu ，2014a ，2014b ）。我对劳动小时的估计主要建立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 ）和农民工调查（RUMiC ）的数据上（Wu 、Yue and Zhang ，2014）。根据所估计的劳动小时，我把就业人数调整为等量工作小时密度（constant intensity of hours-worked ）的人数指标。最后，我再依据各级学校的毕业生数据，以他们分别的教育回报率进行加权，建立了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数。这其中，我也将“文化大革命”对教育质量的冲击进行了调整。见后面表1中所示的各个时期就业数量和质量变化对TFP 的贡献。

建立资本存量的工作

下面涉及的是资本测算。许宪春曾经指出官方的投资统计和标准的SNA 概念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之间有界限不清楚的问题（许宪春，1999）。即固定资本形成统计可能高估（当年）实际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邹至庄（1993）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官方统计要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TIFA ）问题更大，有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在工业行业层面的数据工作中，我从可以得到的官方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出发，重建投资流量后，再进行永续盘存法估计（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 ，简写为PIM ）（Wu ，2013）。但是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总量经济。在这个局限下，我认为采用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总固定资产形成（GFCF ）统计要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可靠。

在对资本投入的测算中，我的目标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初始存量问题；二是非生产性资产调整；三是从支出法角度和重建的产出数据进行整合。初始存量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同样需要考察1950年代—1960年代的经济表现。我使用的数据基础是中国1950—1951年的资产普查，同时考虑了符合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本—产出比（K/Y），并参考了以稳态经济（steady state ）模型进行的估计。在重建投资流量的工作中，我首先以重建的产出估计调整了总固定资产形成，在此基础上，按照生产性资产的概念排除了生活用房产。我没有使用官方的支出法核算账户中隐含的投资价格指数，而是采用主要资本品行业（机械、建材）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和工资指数，通过加权建立新的投资价格指数。在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净资产估计时，我采用的是折旧率为7%的几何折旧函数。我对1952—1957

年的K/Y估计结果为0.99，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K/Y的估计为1.37，改革时期达到了2.75。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加入WTO 以来，K/Y增长速度持续加快，从1991—2001年的2.71提高到2001—2007年的3.42，再提高到2007—2012年的3.95。远远超过同样收入阶段国家平均大约2.5的水平，表明中国生产同样一个单位的产出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

估计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早先在一篇发表在《比较》（第69辑，2013）的文章中，我已经介绍了对中国工业经济在1980—2010年期间TFP 的估计。我使用了通常的增长核算方法和新建立的行业层面数据。我所估计的这30年的TFP 平均年增长率非常低，只有0.5%。如果考虑上下游行业/部门间累积生产率的影响（即使用“多玛权重”方法），这个TFP 的结果可以向上修正为1.1%。和处于同样发展阶段（以可比人均GDP 水平定义）的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达到了前者的高速度，但是并没有达到前者（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例）2%—3%的工业TFP 增长率。

在这里，我们要考察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TFP 增长率。我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整体经济表现主要还是取决于工业经济的表现。对整体经济考察也（隐含地）反映了工业经济对其他部门的影响24。使用新建立的数据，我估计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各个基本要素投入和TFP 增长，以及它们各自对GDP 增长的贡献。这个结果报告在表1中。我同时在图3中图解了表1的结果。

这些估计是由标准的增长核算方法获得的。我使用了投入产出表中要素收入权重作为要素的产出弹性。这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施加了很强的制度和行为假设（如存在完整的竞争性市场，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以及企业利润最大化等等）。它们可能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然而，我还是接受了这些假设，因为这样做可以和许多现有的研究进行对比。既然中国经济不可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运行，那么我们所得到的TFP 增长估计，能够同时反映技术进步（退步）和效率改善（恶化）的结果。

表1所报告的TFP 增长率显示，在我们所研究的整个60年跨度的时期内，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出现稳步的效率提高或持续的生产率增长。计划经济时期TFP 每年下降-0.5%，而改革期间的TFP 的年增长率为1.0%。从这两个时期以工作小时计算的劳动数量投入对增长的贡献来看，前者是0.9%，后者是0.4%。但是，最近20年的平均值不过为0.2%，反映了强迫人口转变的后果。从人力资本的贡献来看，这两个时期的变化相等，都是0.5%。其增长最快的时期是文革后期恢复教育制度之后，这和文革前期基本增长为零有关。从2000年以后的情况看，人力资本增长已经乏力，其贡献平均不到0.5%。物质资本投入成为各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时期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分别高达77%和73%。

.在讨论结果之前，应该提到的是总量生产函数（aggregateproduction function）的局限性。我曾经也在前面提到的《比较》那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这就是，总量生产函数实际上是以不变价格及等值权重对各个行业加总的，它假定各个行业有着相同的生产函数，面对相等的要素价格。这是很强的假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结构变化很快的经济而言。从理论上说，应该对行业层面数据以名义权重加总，这才可以真正反映生产率不同，同时增长率和比重也不同的行业，对总体经济的影响。我们目前的约束在于还没有涵盖中国经济60年的标准的行业数据。24

我们首先可以观察到的是TFP 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表现并不一致。这表明投资效率经历了剧烈的起伏变化。这让我们相信，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冲击可能是中国TFP 增长变化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有趣的是，两个明显的TFP 正增长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连：一个出现在中国转向中央计划经济的1953—1957年（2.5%），另一个出现在中国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1979—1984年（1.6%）。然而，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的，1953—1957年的TFP 增长可能不完全是真实的，因为它没有计算对战争时期闲置产能的利用（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1979—1984年的TFP 增长主要是因为，自1957年高级合作社之后，第一次出现的事实上的农业私有化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其他领域也因为对计划体制的初步改革和新的物质刺激出现了效率改善。毫不奇怪，这些变化只呈现了一次性的TFP 增长效果。

在改革之前，所有主要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运动，无论是否针对经济活动，都导致了严重的TFP 负增长。譬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1971—1977年，中国虽然经历了那个时期最快速的投资和就业增长，但是由于严重的投资浪费加之激励问题的长期恶化，经济增长的效率极低，以至于全部投入的一半都因为效率负增长（－3.4%）而丧失了（基于表1做出的估计）。还应该注意的是，1965—1971年TFP 增长不但是恢复性的，而且仍然有水分，因为当时在政治上有支持“祖国山河一片红”的需要。

也许与许多人可能相信的相反，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城市工业改革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生产率效果。它所造成的冲击反映在1984—1991年的TFP 负增长中。在随后的1992—2001年，物质资本投资获得有史以来最快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效率开始改善，TFP 出现了年0.8%的增长（表1和图3）。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 。从此至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的六年时间里，出现了可能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快的TFP 增长。然而，这可能不过说明，通过突然大幅度扩大的外部市场，中国从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中获得了好处。应该注意到，中国加入WTO 的时间也是十分关键的。中国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因为1990年代的过热投资已经积聚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为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尚未得到充分利用25。1996—2002年中国的长期通货紧缩就是明证，其间生产价格每年下降了1.3％（国家统计局，2010年，表9-11）。然而，25. 请注意，这种类型的增长核算并未去除商业周期的影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扩张

19未充分利用的资本存量可以“产生”正的TFP 增长。

这个WTO 带来的极为强劲的TFP 增长却因全球经济危机，不但一下子彻底消失了，而且在中国政府对国内经济采取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之后，反而以每年

-0.9%的速度下滑（表1和图3）。为了说明累积的TFP 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及其长期趋势，我也构建了一个TFP 指数并呈现于图4中。该指数以1952年为基础。为了突出TFP 增长的影响，我对出现TFP 明显增长的时期做了标记。观察这个TFP 轨迹可以发现，与1952年的水平相比，2012年的TFP 水平仅仅高出了20%强。而且，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还没有真正超过1952年的初始点。这就意味着，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排除1953—1957年）基本上是持续的生产率恶化。所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但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率荡然无存。现在也很难说完全摆脱了这些灾难的阴影，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破坏，中国经济的TFP 水平不至于在1990年代初几乎从零开始。虽然改革扭转了长期生产率恶化，但是要想弥补因过去政策失误和制度冲击所造成的生产率损失，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最后，图4也清楚地显示，1990年代后两个对TFP 的主要冲击都来自国际市场，一个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另一个是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这不但说明，中国经济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是极其脆弱的；更重要的是，因冲击而导致TFP 消失甚至严重下降的事实，也说明经济本身并没有维持全要素生产率稳定增长的基本因素。

6. 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路径，探讨了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国家干预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是中国经济虽然经历大起大落但仍然能够回归1950

年代超高增长趋势的重要原因。但是，1950年代的“超常表现”提示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因于苏联援助（贷款）和苏式计划经济，即不能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历史表明，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规划和推动的。其最初动机是维持政权的需要。从1860年代直至20世纪初，清朝晚期的工业化一直是为加强国家和政权安全服务的。随后的国民政府以更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导向计划，借助国有企业，推动了从19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即使在战争时期这个进程也没有终止。不管是在重庆国民政府控制区，还是在敌占区和傀儡政府辖区，交战各方的政府都积极干预或参与了工业发展，以强化它为战争服务的功能。这不仅给战后的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延续了通过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制度。我的中国百年工业增长曲线显示，1949年后由新政府所主导的工业化，根本没有偏离这条至少始于20世纪初也是由国家力量所建立和延续的基本路径。与近于“常识”的观点相反，无论是1949年中国新政权的建立，还是1978年的经济改革，都没有为中国开辟出新的工业化路径。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灾难性的冲击也没有动摇这条长期工业化路径。

一方面是国家力量在推动工业化，另一方面是这条百年工业增长曲线近乎恒定不变的高趋势增长率，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受资源约束而不是受效率约束的。虽然，效率恶化会强化资源约束，甚至会使政府对既定目标暂时妥协，但是只要资源条件再次允许，增长速度总会再被推到极限上来。这就决定了这样的工业化路径是一条高增长路径。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或参与不但会导致长期资源错配，还会扭曲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从而也决定了这样的工业化路径又是一条低效率路径。高增长不言而喻。即使我们下调了官方的经济增长估计以挤出水分，中国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工业经济部分，一直增长得相当快，而且还能够反复以更快的速度去补偿因先前的冲击所带来的损失。在效率方面的分析上，我使用了一个新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估计了过去60年中国经济的TFP 。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中并不存在稳定、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和效率提高。政策和制度手段或者经济改革对生产率的影响往往是一次性的，并没有产生持续的生产率效应。

我认为是由国家利益驱动的工业化，对这条高速低效的工业化路径最初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随后正是那些因要素成本扭曲和资源错配所滋养的利益集团，还有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在不断努力维护着、延续着和强化着这条已经建立的路径。很难想象，像资源委员会这个拥有33000专业人员、擅长操纵和管理国有经济的前国民政府庞大的计划经济机器，在为新政府服务时会建议放松国家计划或者放松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对于那些被国家选定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工业集团来说，维护国有制，维护国家可以凌驾于市场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就是维护其自身利益。这些集团往往通过长期经营的朋党和家庭网络，深深地植根于党组织和政府官僚机构内部。当任何改革对他们的既得利益可能构成威胁时，他们就会成为改革的严重阻碍力量。尽管效率恶化最终在1970年代末迫使政府采取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但是那些国家选定的行业，尽管低效率，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廉价信贷和市场保护。因为政府很难在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样的目标上妥协，政府已被这些利益集团牢牢地绑架了，以致脱离这条路径甚至会比延续它的成本更高。

改革并没有使国家动摇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对政府来说，改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策都和保证增长速度有关。在缺乏健全的法治和市场制度的情况下，中国还能够实现长期高增长和低波动的现象，这曾被称为“中国之谜”。其实，谜底就在政府身上（Wu and Shea ，2008）。中国加入WTO 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绝非是典型的“市场故事”，而是政府如何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成功地使市场服务于其最大利益的真实历史。一些经济学家曾高度评价政府间竞争在促进高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Zhang and Zhou ，2008），但是他们忽略了

可以解决增长问题的政府，是无法解决效率问题的。当增长日益受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驱动时，资源配置就会更加扭曲，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就会越发严重。

对于以增长为目的的地方政府而言，低效率的代价是不可观测的，完全是外部成本（即具有经济学上的负外部性）。这些外部成本实际上由公众和相邻地区承担，或转嫁给未来。为了尽可能地“招商引资”以推高其GDP 政绩，土地可以零成本，环保费用可以忽略或缓缴，由此推高了公众、劳动者健康成本和国家的医疗卫生费用，低工资率可以维持，水和能源使用可以获得补贴等等，不一而足（有关讨论见Huang and Tao ，2010）。地方政府实际上在以很多未被支付的成本（补贴）推动当前的增长。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未被充分支付的成本人为地提高了利润，遂进一步鼓励过度投资，进而导致生产过剩。竞争由此加剧，这又要求政府进一步的扶持。这至少是一直延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的“中国的WTO 戏剧”。从未被充分支付的成本（underpaid costs ）角度看，中国（各级）政府同时在“补贴”着为世界生产的中国生产商和享受中国消费品的外国消费者，不但如此，中国井喷式增长的贸易盈余主要被用来支持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务。

要打破对这种高速低效路径的依赖，中国需要一场货真价实的政治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中国同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必须从工商活动中彻底撤出，成为真正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完善法治和市场制度，消除要素流动障碍，确保所有的外部生产成本得到支付，或者使外部性内部化。

我们已经看到，重新思考中国百年工业化道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悲观地说，如果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无法摆脱对这条高速低效路径的依赖，或者说，这已是宿命，那么只能接受这个高昂的代价，沿着这条路径去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其实，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更乐观些的观点。当前，被危机所重创，又被政府的救助措施进一步扭曲资源配置的中国经济，已经迫使政府、企业乃至公众面对过去30年高速低效增长的后果。被诸多问题困扰的政府缺少的是勇气，是摆脱速度的束缚把结构调整交给市场的勇气。■

（颜超凡初译，作者修改、删节）

作者现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美国The Conference Board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及其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本文基于我在2011年写的一篇文章，总结了之前我在这个题目上的一些思考。该文后来发表在Adam Szirmai 、Wim Naudéand Ludovico Alcorta 所编著的，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Pathways to 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NewChallenges and Emerging Paradigms （《二十一世纪的工业化之路——新挑战与新模式》）之中。这篇中文稿也包括了我后来一些新的思想，对原文有一定的修改和删节，特别是其中的增长因素分析部分被我一个基于新数据的研究所替代。我在这里由衷感谢荷兰Maastricht 大学Adam Szirmai 给予的深入和建设性的评论，也感谢在剑桥大学、马赛大学、澳门大学、昆士兰大学以及一桥大学为我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们的讨论与建议。欢迎感兴趣的读者通过我的电子邮件对这个题目进一步讨论：[email protected]或[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Amsden ，Alice H (1991)，‘Diffusionof Development:The Late-Industrializing Model and Greater East Asi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2):282-286

Aubrey ，Henry G (1951)，‘The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1(2):266-273

Barro ，Robert J and Xavier Sala-i-Martin (1992)，‘Converg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2)，223-251

Bian ，Morris L (2005)，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John K (1969)，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1912-1949，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heng ，Chu-yuan (1963)，Communist China’sEconomy ，1949-1962:Structural Changes and Crisis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South Orange ，N J

Chow ，Gregory C (1993)‘Capital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809-42

David ，Paul (1985)“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AmericalEconomic Review ，75(2)，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inety-S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p 332-37

Donnithorne ，Audrey ，(1968)，‘China'sEconomic Planning and Industry’，in Choh-ming Li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Eckstein ，Alexander (1975)，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Interplay of Scarcity and Ide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Eurostat ，OECD ，2007，Eurostat-OECD Methodological Manual on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OECD ，Paris -Annex VII ，Glossary of terms and abbreviations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to ，Takatoshi and Anne O Krueger (eds)(1995)，Growth Theories in Light of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NBER-EASE Volume 4，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rby ，William C (1984)，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irby ，William C (1990)，‘Continuity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es ，24:121-141

Levine ，Steven I (1987)，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 (1996)，The China Miracle: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in ，Justin and Ha-joon Chang (2009)，‘Should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 A Debate between 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7(5):483-502

Maddison ，Angus (1970)，Economic Progress and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llen and Unwin ，London ，Norton ，New York

Maddison ，Angus (2001)，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Maddison ，Angus (2007)，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OECD ，Paris

Maddison ，Angus and Harry X Wu (2008)，‘MeasuringChina’sEconomic Performance’，World Economics ，Vol 9(2)，April-June

Mankiw ，N Gregory ，David Romer and David N Weil (1992)，‘A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2)，407-437

Mason ，S Edward (1960)，‘TheRole of Govern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2):636-641

North ，Douglas C (1990)，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ge ，Scott E (2006)，‘PathDependence’，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7-115

and Moshe Syquin (1989)，‘LargeCountries:The Influence of Size’

N (eds)，Perkins ，Dwight H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II ，Chenery H and Srinivasan T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Rawski ，Thomas G (1980)，China’s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Producer Goo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Rawski ，Thomas G

Review ，12:347-354

Ren ，Ruoen (1997)，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Shao ，Lili and Jiaxuan Sun (1994)，“Sun Yueqi and Shao Lizi -An Interview with Sun Yueqi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National Resource Committee ，the Godfather of Chinese Modern Industry”，Nanjing History Record \[NanjingShizhi\]，No 1

TCB (TheConference Board) (2011)，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January 2011Release ，New York (http://wwwconference-board org/economist)

van Ark ，Bart (1996)，‘SectoralGrowth Accounting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Postwar Europe’pp 84-164in B van Ark &N Crafts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Post-war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u ，Harry X (2002)，“How fast has Chinese industry grown? -Measuring the real output of (2001)，“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GDP Statistics?”，China Economic Chinese industry”，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2，Series 48(2):179-204

Wu ，Harry X (2013)，“How fast has Chinese industry grown? -The upward bias hypothesis revisited”，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 6(2-3):80-102

Wu ，Harry X (2014a)，“China's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debate revisited -Accounting for China’ssources of growth in 1949-2012”，The Conference Board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EPWP1401

Wu ，Harry X (2014b)，“The growth of “non-material services”in China -Maddison's “zero-labor-productivity-growth”hypothesisrevisited ，The Economic Review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ol 65(3)

Wu ，Harry X and Ximing Yue (2010)，‘Accountingfor Labor Input in Chinese Industry ，1949-2005’，presented at the 31st IARIW General Conference ，St Gallen ，Switzerland ，August 22-28

Zeitz ，Peter (2010)，Trade in Equipment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the Sino-Soviet Split ，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Zhang ，Jun and Lian Zhou (eds)(2008)，Competition for Growth—PoliticalEconomy of Growth in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ress

（其余请向《比较》编辑室或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