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诗鹏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2年06期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2)01-0007-05
“生存”是一个看起来再熟悉不过的字眼：“生存”与“死亡”相对应，其意义不外 乎就是“活着”。但为什么是或只能是“活着”?人“活着”与动物“活着”有什么区 别?人应该怎样“活着”?虽然我们经常思考这类问题，但大都是在人生哲学及价值哲学 意义上进行的，很少与“生存”联系在一起。尽管西方生存哲学一再强调“生存”(exi stenz)是“超出去活”、“走出去活”(standing out)，但是，“事实本身”好像很清 楚：所有的有生命的动物都在“活着”，人即使有截然不同的“活法”，但那都是属于 人的生存意义并且一般都是由一些听起来很“文化”(诸如历史、价值、意义、自由、 平等、神圣、真、善、美等等)的词去描述的。至于“生存”，似乎是在已经被“固定 ”于一般生命物并且“悬置”了生存意义的“存活”的论阈内使用。
当代社会日益深入人心的可持续发展观标志着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这就是从单一的 经济增长转向人口、经济、社会、环境与资源的协调与永续发展；从不顾后代人的生存 需要的发展模式转向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长久需要构成威胁和危害的 发展模式；从以征服和改造外部自然对象为中心的片面的、外源性的发展转向以开掘和 培育人的内在资源与潜力为重心从而推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内源性的发展。之所以 是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又是源于人类生存方式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这就是从那 种冲突占有型的生存方式转向共生和谐型的生存方式。而且，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项具 有实质内容与深远意义的变革，可持续发展观不仅是人类社会运作模式的自主性的和整 体性的变革，而且必然还包含着并要求具体体现为人类社会诸主体的生存观念的重大变 革，这就是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性的、重占有的片面的生存观念转变到注重生存意义 与生命质量，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因而具有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 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观念。
一、从“生存1”到“生存2”
为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对“生存”作如下两种界定。一是通常意义上的“生存”(surv iving)，这是指人在一般动物意义上的生命存活状态，是能够维持人自身最低生命需要 的生命与物质条件，这一意义上的生存我们称之为“生存1”。二是在特定的属人意义 上的“生存”(existence)，其内涵是指：人的生存当然包含动物性的一面，但即使是 动物的一面，也是通过人所特有的文化存在方式表现出来的，人的生存就是人的生活， 因而它并不只是局限于低限的生命存活需要，而必然表达为属人的生活内容、意义以及 方式，这一意义上的生存我们称之为“生存2”。在笔者看来，与传统的唯经济发展观 相对应的生存论阈是“生存1”，而与可持续发展观相对应的生存论阈应是“生存2”， 从传统的唯经济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则意味着生存观或生存论阈从“生存1 ”向内蕴着“生存1”的“生存2”的跃迁与提升。
任何发展观都包含着一定的人的假设，相应的生存观及其转变正是与人的假设及其转 变关联着的。而且，从很大程度上说，人的假设与生存观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 定的人的假设必然匹配并蕴含着相应的生存观。传统的唯经济发展观之所以与“生存1 ”相对应，就在于它所包含的人的假设是“经济人”及“动物人”。“经济人”把人设 定为在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中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命个体。“经济人”假设 实际上基于“动物人”假设。在“动物人”假设中，包括文化世界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 完全被看成是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自然世界，而人则被看成是整个自然世 界的最强者。我们注意到，支配着整个近现代文化的片面而不成熟的人类中心观正是在 “经济人”与“动物人”假设上确立起来的。由于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一种 共生和谐的人地观念以及健全的生存主体性观念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不论是从动物性的 个体生命活动、还是从仅仅满足于经济价值的生命活动方式而言，“经济人”与“动物 人”仍然处于受动性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处境本身也是主体推行片面实践活动的必然 结果，人以无节制的方式奴役大自然，大自然同样也以野蛮的方式钳制人类。
可持续发展观对应于“生存2”，在于它所包含的人的假设是“全面发展的人”。“全 面发展的人”蕴含着人的多重规定性：个体人、社会人、生态人、历史性的人、总体人 (类)、当代人、后代人。“全面发展的人”即人的多重规定性的统一，意味着人本身是 未完成的、而且是不断完成的存在。“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 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于变易的运动之中。” [1]在人的身上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与自然资源的既定性和有限性相比，人类在创造 力、想象力、理解能力、学习能力以及道德能力等等内在资源方面具有无限开发的潜能 ，这些无限的潜能通过并且依靠人的社会性的生存实践活动不断现实化为人的自由自觉 的类生命活动，即人的全面发展。从仅仅指向于外部自然的生存实践活动转向于以开发 人的内在潜能为重点，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健康成熟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 义。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生命活动，意味着“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本主义 ”的同一，意味着人通过社会性的历史实践活动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 不仅包括同一时代的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尤其还包括当代人与尚不在场但却必然享有生 存权的后代人之间)的生存论统一。在这种生存论统一关系中，人的生存绝不只是“生 存1”的问题，而是必然蕴含着并要求实现人的生存意义，是“生存2”的问题。
仅仅把生存理解为“生存1”是成问题的。人的生存既包含着动物性的层面，也包含着 实践及文化的层面，而且尤其表现于后一层面。“生存1”显然只是把握到了其中的动 物性层面。但是，人的生存绝不只是局限于低限的生命存活需要，而是要求把人的生命 从一般动物的生命活动提升到属人的生命活动，超越性的生命活动是人生存的固有内涵 。其实，撇开现实的属人性与实践本性，将人的生存还原为一般生命物的“存活”，本 身就是对人的生存的抽象。然而，即使是人的“存活”也不能还原到动物式的生命本能 活动，而是本身就承担着超越动物性存活的属人的生命意义。“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 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existenz，应译为‘生存’——引者注)就是他们 的实际生活过程。”[2]有意义的人的生存必然是对人的生物性生命活动的积极肯定， 而任何常人艰辛劳顿的日常生命活动都不只是动物式的生存活动，而是本身就蕴含着形 而上的生命意蕴与关怀的生命活动——这是由“生存2”承蕴着的，但这种生命活动却 是“经济人”或“动物人”难以承担的，也是唯经济发展模式忽视了的。因此，从唯经 济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必然要求生存理解实现从“生存1”向“生存2”的提 升与跃迁。
二、可持续发展观何以蕴含生存观的变革
或许有人会说，可持续发展观并没有改变生存观，它有关人的假设同样还是“经济人 ”及“动物人”，理由是，唯经济发展观之所以陷入困境，就在于由这种发展观所支配 的片面的发展模式，使得包括人的自然的生物性生命在内的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越来 越脆弱。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抹掉“生存1”，反而凸显了它的问题的尖锐性。而从唯经 济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同样也是要解决“生存1”的问题，“生存1”的涵义并 没有改变。
从“生存1”到“生存2”，并不意味着否定“生存1”，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生 存1”。作为基本的生命存在状态，“生存1”其实是持续性地存在着的，人类任何一种 发展筹划都必然包含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承诺与设想。唯经济发展观的难题在于，它 把人的发展完全局限和等同于经济增长，把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成了全部目标，而当 它在全力以赴地实现这一目标时，显然又由于严重破坏了人类生存系统的平衡、协调与 整体性，从而导致“经济人”或“动物人”与自然世界紧张对立并使得“生存1”的问 题更为严峻。因此，从唯经济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换，必然要求改变“经济 人”及“动物人”的假设，进而转变生存观念。
如果仅仅只是“经济人”与“动物人”，那么通过唯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根本没有 必要提可持续发展。但也正是唯经济发展模式暴露出了“经济人”与“动物人”的弊端 ：这是一种片面的人，它不仅造成了与自然世界的对立冲突，也扼杀了人性的丰富性与 特质，包括人依赖于自然生态的生命本性。并不是“经济人”与“动物人”决定着人的 自然生命本性，而是人的自然生命本性决定着“经济人”与“动物人”，人的自然生命 本性不过是人的内涵丰富性的直观的表现形式。但唯经济发展观却以“经济人”与“动 物人”的片面活动直接代替了人的自然生命本性，进而遮蔽了人的生存活动内涵的丰富 性。实际上，建立在“经济人”与“动物人”之上的唯经济发展观并不能解决人的自然 生存，如果说在“生存1”与人的自然生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把人 归结为“经济人”与“动物人”实际上也难以表达“生存1”。“经济人”与“动物人 ”排除了人生存的文化规定性与丰富性，凸显出了人生存的动物本性，同时也强化了人 类在“自然世界”中的排它性，忽视了人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张力与协调 性。但是，作为承担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生存1”，不仅是指人在整个自然生态世界 中与其它物种之间存在的生存利益的冲突对立，同样还必须体现为人与自然世界的基本 的生态和谐与共生关系。可见，要合理地确定和表达“生存1”，也必须要超越“经济 人”与“动物人”的假设，立足于人的活动的特性与丰富性，构建一种更有深度、能涵 括并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生存1”内涵的生存观，这就是与可持续发展观相匹配的“生 存2”。
与唯经济发展观不同，可持续发展观特别强调人与自然世界基本的共生和谐关系。“ 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其相应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才是可持续发展 观的灵魂。”可持续发展观并没有抹掉“生存1”，而是通过升华对生存的理解超越了 “生存1”，或者说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蕴含了“生存1”。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处于 基本自然生命状态中的人即“生态人”，这是较唯经济发展观的“经济人”与“动物人 ”而言更为基础的规定。首先是“生态人”，然后才是“经济人”与“动物人”，“生 存1”应当更有理由由“生态人”而不是“经济人”与“动物人”承担。但是唯经济发 展观却由于忽视了“生态人”，而将人的生存“逼”到一种仅仅处于与其它生命物尖锐 对立的紧张的“存活”状态，这样一来，生命的最基本的和谐感反倒没有了。这种状态 绝不是人生存的基本状态。
当然，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强调的“生态人”的规定性也不是孤零零的，它本身就是“ 全面发展的人”的内在规定性，因而与人的其它诸规定性是相互涵摄并贯通一体的。自 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绝不只是涉及到人与自然两个方面，本质上是通过并且必 然表达为人的社会化活动。“生态人”绝不是指人的主体性尚未从自然世界凸显出来的 自然生命状态，不是指“野蛮人”，而是指“社会化的人”。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 是通过社会化的人实现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 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 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 交换。”[4]可持续发展观所强调的还是人以及人类社会的主体性，强调的是整个将来 世代的人对环境的依赖与责任。《人类环境宣言》明确写道：“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 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 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代的环境和庄严责任。”[5]人类不仅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 ，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同时还是一个时间性的和历 史性的概念，不仅指今人，也包括过去了的古人，而且还指将来世代的人，是始终保持 着与自然的对话和生存论依赖关系的人类整体。显然，可持续发展观对唯经济发展观的 超越并不只是从观念上对人类中心观与自然中心观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求通过 社会积极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实现对人类主体意识的厘定与重构，这意味着成熟 的人类主体意识的生成。人类主体意识成熟的标志就在于对生存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这个新的高度是通过“生存2”承担起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理解。如果 说“生存1”是人的生命与自然世界的自在同一状态，那么“生存2”则是通过社会化实 现的人的生命与自然世界的自为的统一状态。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
三、生存与发展之思
传统发展观的问题就在于仅仅把生存局限于“生存1”，从而导向了一种撇开甚至舍弃 人的生存意义的片面的发展观：只有解决了“生存”，才可能谈到“发展”，一旦把主 题确定为“发展”，那么“生存”便已经得到解决或者不再成为问题。生存与发展是割 裂的，而且相对于“发展”而言，“生存”似乎是一个极易解决的问题，毋须专门考虑 。然而，事实上，在发展中，生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人的发展过程中持存着的问题 ，是生存意义不断升华并随着发展问题的累积愈益彰显出来的人的活动的合目的性，舍 弃或无视这一合目的性，发展必然陷入盲目与无序。
发展当然是人的发展，发展是人生存的本性，人的发展显示着由“生存1”向“生存2 ”的跃迁与升华。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仅仅立足于“生存1”是难以理解发展本质的。 真正的发展应当是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能得到改善，正像弗郎索瓦·佩鲁所指出的，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因为纯粹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自动提高全体 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更不可能包容全面 的经济发展所应当包含的远为丰富的内涵，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纯粹的经济增长往往忽 视了增长的目的。在佩鲁看来，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肯定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的前提 作用：“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 。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 性。”[6]佩鲁的文化价值蕴含着至关重要的维度，这就是提升对人的生存的认识与理 解。
在既定的现代化理论论阈内，发展确实被看成是一个“具有目的取向的”和“规范性 的”概念[7]，但发展本身是不是就是目的，仍然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在我们看来 ，发展毕竟还只是手段，只是道路，手段与道路是达到目的的途径与方式，但本身还不 是目的。一个人走路，他或者是为了散步，或者是要找寻某种东西，或者是要奔赴一个 目的地，等等，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走路本身都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方式，除非此人 精神不正常。发展也是一样，它总是为着一个“什么”而发展，而且这一“什么”对于 发展主体来说也应该是明确的，如果并不知道那个“什么”，恐怕只能意味着发展本身 是盲目的和无序的。把发展目标仅仅确定为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把发展直接当成了目 的。发展当然是硬道理，这已经被证明是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可行的“硬道理”，但这 里的发展是指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特别表现在对人的生命质量与生存意义的自觉提升 。发展毕竟是人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综合性、协调性 的发展与进步，发展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摆脱动物式的存活状态，获得更好的、合人类性 的生存，这一目的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蕴含的“生存2”。“生存2”作为可持续发展观所 蕴含的生存观，强调的是人的健全而成熟的主体性，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界生存论统一关 系。“生存2”既构成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构成了发展的目的，这样一种“生存”具有 对发展的优先性，也只有确立这一优先性，发展才不致陷入盲目和无序，并实现可持续 性。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更为合理地表达着“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的基本道理。
我们经常在涉及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一话题上谈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但其中 的生存同样也应该从“生存2”去理解。一个有着古老文明、但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 国家要存活下去，必须要解决“生存1”的问题，也即贫困问题，这既是中华民族的“ 球籍”问题，又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的人权问题，是最低限的保障，一百年以来中华民族 一直就在努力解决而且今天看来也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一基本问题。但是，仅仅理解 为“生存1”还不够，因为中华民族不仅要存活下去，还存在着一个活得更好的问题， 是“生存2”的问题，包括“生存1”的问题其实也都是通过“生存2”的解决从而获得 解决的。本质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的生存绝不只是“生存1”，它本身就是 发展问题，不通过发展就无法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当然，就中国的资源状况以及 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的发展必然也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也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永续生存问题。但是，缺乏生存质量的 民族是谈不上永续生存的。中华民族的生存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勉强地、苟且地活 着，要活，就要堂堂正正地活，活得有分量有品质，活得有个“人样”，有民族的气节 与尊严。
收稿日期：2001-11-05
作者介绍：邹诗鹏(1966—)，男，湖北恩施人，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从事马 克思主义哲学写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作者：邹诗鹏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2年06期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2)01-0007-05
“生存”是一个看起来再熟悉不过的字眼：“生存”与“死亡”相对应，其意义不外 乎就是“活着”。但为什么是或只能是“活着”?人“活着”与动物“活着”有什么区 别?人应该怎样“活着”?虽然我们经常思考这类问题，但大都是在人生哲学及价值哲学 意义上进行的，很少与“生存”联系在一起。尽管西方生存哲学一再强调“生存”(exi stenz)是“超出去活”、“走出去活”(standing out)，但是，“事实本身”好像很清 楚：所有的有生命的动物都在“活着”，人即使有截然不同的“活法”，但那都是属于 人的生存意义并且一般都是由一些听起来很“文化”(诸如历史、价值、意义、自由、 平等、神圣、真、善、美等等)的词去描述的。至于“生存”，似乎是在已经被“固定 ”于一般生命物并且“悬置”了生存意义的“存活”的论阈内使用。
当代社会日益深入人心的可持续发展观标志着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这就是从单一的 经济增长转向人口、经济、社会、环境与资源的协调与永续发展；从不顾后代人的生存 需要的发展模式转向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长久需要构成威胁和危害的 发展模式；从以征服和改造外部自然对象为中心的片面的、外源性的发展转向以开掘和 培育人的内在资源与潜力为重心从而推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内源性的发展。之所以 是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又是源于人类生存方式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这就是从那 种冲突占有型的生存方式转向共生和谐型的生存方式。而且，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项具 有实质内容与深远意义的变革，可持续发展观不仅是人类社会运作模式的自主性的和整 体性的变革，而且必然还包含着并要求具体体现为人类社会诸主体的生存观念的重大变 革，这就是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性的、重占有的片面的生存观念转变到注重生存意义 与生命质量，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因而具有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 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观念。
一、从“生存1”到“生存2”
为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对“生存”作如下两种界定。一是通常意义上的“生存”(surv iving)，这是指人在一般动物意义上的生命存活状态，是能够维持人自身最低生命需要 的生命与物质条件，这一意义上的生存我们称之为“生存1”。二是在特定的属人意义 上的“生存”(existence)，其内涵是指：人的生存当然包含动物性的一面，但即使是 动物的一面，也是通过人所特有的文化存在方式表现出来的，人的生存就是人的生活， 因而它并不只是局限于低限的生命存活需要，而必然表达为属人的生活内容、意义以及 方式，这一意义上的生存我们称之为“生存2”。在笔者看来，与传统的唯经济发展观 相对应的生存论阈是“生存1”，而与可持续发展观相对应的生存论阈应是“生存2”， 从传统的唯经济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则意味着生存观或生存论阈从“生存1 ”向内蕴着“生存1”的“生存2”的跃迁与提升。
任何发展观都包含着一定的人的假设，相应的生存观及其转变正是与人的假设及其转 变关联着的。而且，从很大程度上说，人的假设与生存观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 定的人的假设必然匹配并蕴含着相应的生存观。传统的唯经济发展观之所以与“生存1 ”相对应，就在于它所包含的人的假设是“经济人”及“动物人”。“经济人”把人设 定为在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中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命个体。“经济人”假设 实际上基于“动物人”假设。在“动物人”假设中，包括文化世界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 完全被看成是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自然世界，而人则被看成是整个自然世 界的最强者。我们注意到，支配着整个近现代文化的片面而不成熟的人类中心观正是在 “经济人”与“动物人”假设上确立起来的。由于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一种 共生和谐的人地观念以及健全的生存主体性观念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不论是从动物性的 个体生命活动、还是从仅仅满足于经济价值的生命活动方式而言，“经济人”与“动物 人”仍然处于受动性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处境本身也是主体推行片面实践活动的必然 结果，人以无节制的方式奴役大自然，大自然同样也以野蛮的方式钳制人类。
可持续发展观对应于“生存2”，在于它所包含的人的假设是“全面发展的人”。“全 面发展的人”蕴含着人的多重规定性：个体人、社会人、生态人、历史性的人、总体人 (类)、当代人、后代人。“全面发展的人”即人的多重规定性的统一，意味着人本身是 未完成的、而且是不断完成的存在。“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 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于变易的运动之中。” [1]在人的身上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与自然资源的既定性和有限性相比，人类在创造 力、想象力、理解能力、学习能力以及道德能力等等内在资源方面具有无限开发的潜能 ，这些无限的潜能通过并且依靠人的社会性的生存实践活动不断现实化为人的自由自觉 的类生命活动，即人的全面发展。从仅仅指向于外部自然的生存实践活动转向于以开发 人的内在潜能为重点，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健康成熟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 义。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生命活动，意味着“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本主义 ”的同一，意味着人通过社会性的历史实践活动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 不仅包括同一时代的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尤其还包括当代人与尚不在场但却必然享有生 存权的后代人之间)的生存论统一。在这种生存论统一关系中，人的生存绝不只是“生 存1”的问题，而是必然蕴含着并要求实现人的生存意义，是“生存2”的问题。
仅仅把生存理解为“生存1”是成问题的。人的生存既包含着动物性的层面，也包含着 实践及文化的层面，而且尤其表现于后一层面。“生存1”显然只是把握到了其中的动 物性层面。但是，人的生存绝不只是局限于低限的生命存活需要，而是要求把人的生命 从一般动物的生命活动提升到属人的生命活动，超越性的生命活动是人生存的固有内涵 。其实，撇开现实的属人性与实践本性，将人的生存还原为一般生命物的“存活”，本 身就是对人的生存的抽象。然而，即使是人的“存活”也不能还原到动物式的生命本能 活动，而是本身就承担着超越动物性存活的属人的生命意义。“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 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existenz，应译为‘生存’——引者注)就是他们 的实际生活过程。”[2]有意义的人的生存必然是对人的生物性生命活动的积极肯定， 而任何常人艰辛劳顿的日常生命活动都不只是动物式的生存活动，而是本身就蕴含着形 而上的生命意蕴与关怀的生命活动——这是由“生存2”承蕴着的，但这种生命活动却 是“经济人”或“动物人”难以承担的，也是唯经济发展模式忽视了的。因此，从唯经 济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必然要求生存理解实现从“生存1”向“生存2”的提 升与跃迁。
二、可持续发展观何以蕴含生存观的变革
或许有人会说，可持续发展观并没有改变生存观，它有关人的假设同样还是“经济人 ”及“动物人”，理由是，唯经济发展观之所以陷入困境，就在于由这种发展观所支配 的片面的发展模式，使得包括人的自然的生物性生命在内的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越来 越脆弱。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抹掉“生存1”，反而凸显了它的问题的尖锐性。而从唯经 济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同样也是要解决“生存1”的问题，“生存1”的涵义并 没有改变。
从“生存1”到“生存2”，并不意味着否定“生存1”，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生 存1”。作为基本的生命存在状态，“生存1”其实是持续性地存在着的，人类任何一种 发展筹划都必然包含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承诺与设想。唯经济发展观的难题在于，它 把人的发展完全局限和等同于经济增长，把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成了全部目标，而当 它在全力以赴地实现这一目标时，显然又由于严重破坏了人类生存系统的平衡、协调与 整体性，从而导致“经济人”或“动物人”与自然世界紧张对立并使得“生存1”的问 题更为严峻。因此，从唯经济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换，必然要求改变“经济 人”及“动物人”的假设，进而转变生存观念。
如果仅仅只是“经济人”与“动物人”，那么通过唯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根本没有 必要提可持续发展。但也正是唯经济发展模式暴露出了“经济人”与“动物人”的弊端 ：这是一种片面的人，它不仅造成了与自然世界的对立冲突，也扼杀了人性的丰富性与 特质，包括人依赖于自然生态的生命本性。并不是“经济人”与“动物人”决定着人的 自然生命本性，而是人的自然生命本性决定着“经济人”与“动物人”，人的自然生命 本性不过是人的内涵丰富性的直观的表现形式。但唯经济发展观却以“经济人”与“动 物人”的片面活动直接代替了人的自然生命本性，进而遮蔽了人的生存活动内涵的丰富 性。实际上，建立在“经济人”与“动物人”之上的唯经济发展观并不能解决人的自然 生存，如果说在“生存1”与人的自然生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把人 归结为“经济人”与“动物人”实际上也难以表达“生存1”。“经济人”与“动物人 ”排除了人生存的文化规定性与丰富性，凸显出了人生存的动物本性，同时也强化了人 类在“自然世界”中的排它性，忽视了人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张力与协调 性。但是，作为承担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生存1”，不仅是指人在整个自然生态世界 中与其它物种之间存在的生存利益的冲突对立，同样还必须体现为人与自然世界的基本 的生态和谐与共生关系。可见，要合理地确定和表达“生存1”，也必须要超越“经济 人”与“动物人”的假设，立足于人的活动的特性与丰富性，构建一种更有深度、能涵 括并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生存1”内涵的生存观，这就是与可持续发展观相匹配的“生 存2”。
与唯经济发展观不同，可持续发展观特别强调人与自然世界基本的共生和谐关系。“ 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其相应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才是可持续发展 观的灵魂。”可持续发展观并没有抹掉“生存1”，而是通过升华对生存的理解超越了 “生存1”，或者说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蕴含了“生存1”。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处于 基本自然生命状态中的人即“生态人”，这是较唯经济发展观的“经济人”与“动物人 ”而言更为基础的规定。首先是“生态人”，然后才是“经济人”与“动物人”，“生 存1”应当更有理由由“生态人”而不是“经济人”与“动物人”承担。但是唯经济发 展观却由于忽视了“生态人”，而将人的生存“逼”到一种仅仅处于与其它生命物尖锐 对立的紧张的“存活”状态，这样一来，生命的最基本的和谐感反倒没有了。这种状态 绝不是人生存的基本状态。
当然，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强调的“生态人”的规定性也不是孤零零的，它本身就是“ 全面发展的人”的内在规定性，因而与人的其它诸规定性是相互涵摄并贯通一体的。自 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绝不只是涉及到人与自然两个方面，本质上是通过并且必 然表达为人的社会化活动。“生态人”绝不是指人的主体性尚未从自然世界凸显出来的 自然生命状态，不是指“野蛮人”，而是指“社会化的人”。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 是通过社会化的人实现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 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 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 交换。”[4]可持续发展观所强调的还是人以及人类社会的主体性，强调的是整个将来 世代的人对环境的依赖与责任。《人类环境宣言》明确写道：“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 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 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代的环境和庄严责任。”[5]人类不仅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 ，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同时还是一个时间性的和历 史性的概念，不仅指今人，也包括过去了的古人，而且还指将来世代的人，是始终保持 着与自然的对话和生存论依赖关系的人类整体。显然，可持续发展观对唯经济发展观的 超越并不只是从观念上对人类中心观与自然中心观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求通过 社会积极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实现对人类主体意识的厘定与重构，这意味着成熟 的人类主体意识的生成。人类主体意识成熟的标志就在于对生存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这个新的高度是通过“生存2”承担起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理解。如果 说“生存1”是人的生命与自然世界的自在同一状态，那么“生存2”则是通过社会化实 现的人的生命与自然世界的自为的统一状态。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
三、生存与发展之思
传统发展观的问题就在于仅仅把生存局限于“生存1”，从而导向了一种撇开甚至舍弃 人的生存意义的片面的发展观：只有解决了“生存”，才可能谈到“发展”，一旦把主 题确定为“发展”，那么“生存”便已经得到解决或者不再成为问题。生存与发展是割 裂的，而且相对于“发展”而言，“生存”似乎是一个极易解决的问题，毋须专门考虑 。然而，事实上，在发展中，生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人的发展过程中持存着的问题 ，是生存意义不断升华并随着发展问题的累积愈益彰显出来的人的活动的合目的性，舍 弃或无视这一合目的性，发展必然陷入盲目与无序。
发展当然是人的发展，发展是人生存的本性，人的发展显示着由“生存1”向“生存2 ”的跃迁与升华。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仅仅立足于“生存1”是难以理解发展本质的。 真正的发展应当是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能得到改善，正像弗郎索瓦·佩鲁所指出的，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因为纯粹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自动提高全体 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更不可能包容全面 的经济发展所应当包含的远为丰富的内涵，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纯粹的经济增长往往忽 视了增长的目的。在佩鲁看来，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肯定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的前提 作用：“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 。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 性。”[6]佩鲁的文化价值蕴含着至关重要的维度，这就是提升对人的生存的认识与理 解。
在既定的现代化理论论阈内，发展确实被看成是一个“具有目的取向的”和“规范性 的”概念[7]，但发展本身是不是就是目的，仍然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在我们看来 ，发展毕竟还只是手段，只是道路，手段与道路是达到目的的途径与方式，但本身还不 是目的。一个人走路，他或者是为了散步，或者是要找寻某种东西，或者是要奔赴一个 目的地，等等，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走路本身都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方式，除非此人 精神不正常。发展也是一样，它总是为着一个“什么”而发展，而且这一“什么”对于 发展主体来说也应该是明确的，如果并不知道那个“什么”，恐怕只能意味着发展本身 是盲目的和无序的。把发展目标仅仅确定为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把发展直接当成了目 的。发展当然是硬道理，这已经被证明是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可行的“硬道理”，但这 里的发展是指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特别表现在对人的生命质量与生存意义的自觉提升 。发展毕竟是人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综合性、协调性 的发展与进步，发展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摆脱动物式的存活状态，获得更好的、合人类性 的生存，这一目的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蕴含的“生存2”。“生存2”作为可持续发展观所 蕴含的生存观，强调的是人的健全而成熟的主体性，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界生存论统一关 系。“生存2”既构成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构成了发展的目的，这样一种“生存”具有 对发展的优先性，也只有确立这一优先性，发展才不致陷入盲目和无序，并实现可持续 性。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更为合理地表达着“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的基本道理。
我们经常在涉及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一话题上谈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但其中 的生存同样也应该从“生存2”去理解。一个有着古老文明、但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 国家要存活下去，必须要解决“生存1”的问题，也即贫困问题，这既是中华民族的“ 球籍”问题，又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的人权问题，是最低限的保障，一百年以来中华民族 一直就在努力解决而且今天看来也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一基本问题。但是，仅仅理解 为“生存1”还不够，因为中华民族不仅要存活下去，还存在着一个活得更好的问题， 是“生存2”的问题，包括“生存1”的问题其实也都是通过“生存2”的解决从而获得 解决的。本质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的生存绝不只是“生存1”，它本身就是 发展问题，不通过发展就无法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当然，就中国的资源状况以及 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的发展必然也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也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永续生存问题。但是，缺乏生存质量的 民族是谈不上永续生存的。中华民族的生存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勉强地、苟且地活 着，要活，就要堂堂正正地活，活得有分量有品质，活得有个“人样”，有民族的气节 与尊严。
收稿日期：2001-11-05
作者介绍：邹诗鹏(1966—)，男，湖北恩施人，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从事马 克思主义哲学写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