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Zhou Enlai 1898.3.5-1976.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主席等职。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和法国求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先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底，进入江西和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时任中共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迫
使蒋接受抗日的主张。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参加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和领导
南方局，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并广泛开展对国际友好人士的宣传和团结工作。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战胜利后，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早在建国前，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他根据各国对台湾问题的不同态度，创造了多层次的不同建交方式，如：完全建交、“半建交”和“暂不建交”，只建立商贸关系等。1950年2月，赴莫斯科协助毛泽东同斯大林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年6月，参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1月，迫使联合国同意中国政府特别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直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订。1951年，提出外事队伍建设的方针，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1952年在新中国第一次使节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决策思想，提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六条外交方针。朝鲜停战后，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1953年12月接待印度访华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写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访问印度、缅甸时，分别与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1954年4月，率领中国
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与有关各方谈判，促使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越南北方、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了国际承认。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进一步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参与制定了万隆十项原则，广泛结交了亚非国家新朋友。亚非会议后，亲自制定了解决边界问题和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指导思想、具体政策和原则，妥善解决了同许多邻国的边界问题和华侨双重国籍等历史遗留问题，安定了中国的周边环境。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为纠正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和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周恩来于1957年1月出访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共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巴基斯坦等28国，提出了中国对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强调提供援助应根据平等互利和尊重受援国主权的原则，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方面，提出区别对待的方针：对日本，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从开展民间往来入手，发展两国关系；对英国和荷兰，只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对法国，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使法国在1964年1月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对美国，在坚决反对其侵略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张坐下来谈判，直接领导了1958年～1970年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保持了双方联系的渠道。1969年，抓住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与毛泽东一起，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直接领导和主持了1971年的“乒乓外交”、
接待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多次秘密访华和1972年美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发表“上海公报”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对苏联，一方面对其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尽力防止局势恶化，1969年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缓和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文化大革命”期间坚决排除林彪、江青集团对外交工作的严重干扰，在实际工作中尽力纠正极“左”错误，弥补损失，挽回影响。
周恩来善于把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相结合，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将国际公认的外交准则和手段同中国的优秀传统和哲学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文选》上、下卷。建国后主要外交著作和讲话收入《周恩来外交文选》(参见“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Zhou Enlai 1898.3.5-1976.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主席等职。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和法国求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先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底，进入江西和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时任中共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迫
使蒋接受抗日的主张。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参加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和领导
南方局，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并广泛开展对国际友好人士的宣传和团结工作。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战胜利后，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早在建国前，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他根据各国对台湾问题的不同态度，创造了多层次的不同建交方式，如：完全建交、“半建交”和“暂不建交”，只建立商贸关系等。1950年2月，赴莫斯科协助毛泽东同斯大林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年6月，参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1月，迫使联合国同意中国政府特别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直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订。1951年，提出外事队伍建设的方针，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1952年在新中国第一次使节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决策思想，提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六条外交方针。朝鲜停战后，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1953年12月接待印度访华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写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访问印度、缅甸时，分别与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1954年4月，率领中国
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与有关各方谈判，促使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越南北方、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了国际承认。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进一步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参与制定了万隆十项原则，广泛结交了亚非国家新朋友。亚非会议后，亲自制定了解决边界问题和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指导思想、具体政策和原则，妥善解决了同许多邻国的边界问题和华侨双重国籍等历史遗留问题，安定了中国的周边环境。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为纠正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和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周恩来于1957年1月出访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共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巴基斯坦等28国，提出了中国对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强调提供援助应根据平等互利和尊重受援国主权的原则，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方面，提出区别对待的方针：对日本，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从开展民间往来入手，发展两国关系；对英国和荷兰，只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对法国，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使法国在1964年1月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对美国，在坚决反对其侵略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张坐下来谈判，直接领导了1958年～1970年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保持了双方联系的渠道。1969年，抓住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与毛泽东一起，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直接领导和主持了1971年的“乒乓外交”、
接待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多次秘密访华和1972年美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发表“上海公报”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对苏联，一方面对其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尽力防止局势恶化，1969年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缓和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文化大革命”期间坚决排除林彪、江青集团对外交工作的严重干扰，在实际工作中尽力纠正极“左”错误，弥补损失，挽回影响。
周恩来善于把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相结合，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将国际公认的外交准则和手段同中国的优秀传统和哲学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文选》上、下卷。建国后主要外交著作和讲话收入《周恩来外交文选》(参见“周恩来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