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读后感
——民主进程中的政治人
我们都知道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产物，社会属性内涵丰富、外延广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文领域的广泛研究，学者赋予了人类众多的特性，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政治人”，他用一种在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方法——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为民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就说明了政治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相反，它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中，因此，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必定要从社会中寻找答案。 李普赛特写作本书的论调之一是为了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探寻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因素从而为政治生活提供积极的参与主体。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坚持从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即表明了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
本书分为五篇：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间机构中的政治：个案研究、结束语。我主要选取了第一篇中的第三章“社会冲突、合法性和民主”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谈谈我的感想。
“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有效性即政治系统满足社会成员需要时的程度，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在人们心中的权威程度以及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信仰坚定性。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其中有效性更多侧重于政党或是政府执政能力，取决于人们的政治认知，而合法性则偏向于人们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那么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呢？李普赛特认为组织是根据政治系统的价值标准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它是否合法的。比如说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封建内部成员利益一致、外部实行高压政策基础之上，当时并没有多元的价值观，所以人们无从选择，“政治人”概念仅仅指在朝中有权的政治家，老百姓只是作为臣民呆滞地接受政府的输出并表示无条件认同。虽然这种合法性可以维系政府的统治，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传入，制度变革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其合法性危机终于出现在了晚清的历史书中。李普赛特列举了两种合法性危机出现的条件：一是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二是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获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在中国，合法性危机一直存在并困扰着政府的行动，官员们总是忙于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去试图缓和日益升级的社会冲突和舆论压力，但结果却不尽如意，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政治系统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一、制度中的路径依赖
新制度主义在论述制度变迁中提出了“路径依赖”一词，路径依赖即指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且难以出去。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政治制度变迁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路径依赖，对封建社会中的高压政策和单一价值观的延续使得现代中国民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瓶颈时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仍然是掌握权力的官僚阶层和其背后的执政党，理论上的公民“政治人”也还是遵循以往沉默的风格充当政府所希望见到的臣民。
二、合法性的基点
到底合法性以什么为基础，李普赛特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人民的认同和一致的价值观是合法性的奠基石。虽然建国之初我国政府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这一宗旨早就变质了。现在的政府官员热衷于绩效，将经济的增长视为稳固其统治地位的唯一途径，然而，经济的发展是不稳定的，它有很大的波动性，这就给民主的稳定性打上了一个问号。我国政府忽视了人民真正的需要，
忽视了与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因而其合法性的基点也就定位错了。
三、政府的执政能力
政府的执政能力体现了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是政府有效性的体现。建国初期的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这条路子是对的，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人们逐渐过上了富足的日子。但市场经济的不正之风也逐渐深入官场，官僚体系的缺陷在现代政府的执政能力中一览无余，效率低下、严重浪费资源、官僚气派十足、互相推诿等等。政府能力的低下会逐渐使人们丧失信心，进而转变为沉默寡言的政治人，当政治生活中仅有统治者的声音时，离改革也就不远了。
四、政治文化的同质性和多样性
“对合法性的主要检验，是看特定国家形成一种共同的长期政治文化的程度，主要是指全国性典礼和节日。”李普赛特看到了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系统合法性、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就像阿尔蒙德在五国公民文化比较研究中提出的政治文化可以影响政治结构和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对于一国的政治文化来说，应该兼备同质性和多样性。同质性是指要有一种主流的政治文化，有一套大多数人在特定时期信仰的一套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这种主流的政治文化起着引导的作用。但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不等同于提倡亚文化，而是指鼓励人们在遵循主流文化的同时有些创新的思想和观念。
五、政治人的多元化
这里的政治人并不仅仅指单个的个体，而是包括了作为整体的政治组织。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其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政治人的多元化，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博弈中保持相互平衡的张力，这使得民主政体能够在稳定的环境下生存发展。然而我国的政治人是单一的，政府对于民间政治组织的限定十分严格，以往以服务为宗旨的工会、妇联、慈善机构等组织现今都已成为准行政组织，半官方的性质令人们望而却步。同样，我们也没有力量相当的利益集团，有的只是为自身谋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单一的政治环境令人们心灰意冷，群众的要求和政治参与得不到满足，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政策输出，这无疑是将政治民主向后推，是民主的倒退，同时也是合法性的衰退。
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统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纵观我国现在政治发展中的问题，可以看出政府能力的低下和越来越多关于合法性的质疑。经济发展固然是民主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政治的主体是政治人，是多元化的政治组织，这点我们还是需要注意的。
《政治人》读后感
——民主进程中的政治人
我们都知道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产物，社会属性内涵丰富、外延广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文领域的广泛研究，学者赋予了人类众多的特性，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政治人”，他用一种在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方法——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为民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就说明了政治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相反，它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中，因此，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必定要从社会中寻找答案。 李普赛特写作本书的论调之一是为了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探寻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因素从而为政治生活提供积极的参与主体。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坚持从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即表明了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
本书分为五篇：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间机构中的政治：个案研究、结束语。我主要选取了第一篇中的第三章“社会冲突、合法性和民主”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谈谈我的感想。
“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有效性即政治系统满足社会成员需要时的程度，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在人们心中的权威程度以及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信仰坚定性。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其中有效性更多侧重于政党或是政府执政能力，取决于人们的政治认知，而合法性则偏向于人们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那么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呢？李普赛特认为组织是根据政治系统的价值标准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它是否合法的。比如说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封建内部成员利益一致、外部实行高压政策基础之上，当时并没有多元的价值观，所以人们无从选择，“政治人”概念仅仅指在朝中有权的政治家，老百姓只是作为臣民呆滞地接受政府的输出并表示无条件认同。虽然这种合法性可以维系政府的统治，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传入，制度变革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其合法性危机终于出现在了晚清的历史书中。李普赛特列举了两种合法性危机出现的条件：一是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二是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获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在中国，合法性危机一直存在并困扰着政府的行动，官员们总是忙于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去试图缓和日益升级的社会冲突和舆论压力，但结果却不尽如意，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政治系统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一、制度中的路径依赖
新制度主义在论述制度变迁中提出了“路径依赖”一词，路径依赖即指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且难以出去。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政治制度变迁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路径依赖，对封建社会中的高压政策和单一价值观的延续使得现代中国民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瓶颈时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仍然是掌握权力的官僚阶层和其背后的执政党，理论上的公民“政治人”也还是遵循以往沉默的风格充当政府所希望见到的臣民。
二、合法性的基点
到底合法性以什么为基础，李普赛特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人民的认同和一致的价值观是合法性的奠基石。虽然建国之初我国政府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这一宗旨早就变质了。现在的政府官员热衷于绩效，将经济的增长视为稳固其统治地位的唯一途径，然而，经济的发展是不稳定的，它有很大的波动性，这就给民主的稳定性打上了一个问号。我国政府忽视了人民真正的需要，
忽视了与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因而其合法性的基点也就定位错了。
三、政府的执政能力
政府的执政能力体现了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是政府有效性的体现。建国初期的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这条路子是对的，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人们逐渐过上了富足的日子。但市场经济的不正之风也逐渐深入官场，官僚体系的缺陷在现代政府的执政能力中一览无余，效率低下、严重浪费资源、官僚气派十足、互相推诿等等。政府能力的低下会逐渐使人们丧失信心，进而转变为沉默寡言的政治人，当政治生活中仅有统治者的声音时，离改革也就不远了。
四、政治文化的同质性和多样性
“对合法性的主要检验，是看特定国家形成一种共同的长期政治文化的程度，主要是指全国性典礼和节日。”李普赛特看到了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系统合法性、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就像阿尔蒙德在五国公民文化比较研究中提出的政治文化可以影响政治结构和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对于一国的政治文化来说，应该兼备同质性和多样性。同质性是指要有一种主流的政治文化，有一套大多数人在特定时期信仰的一套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这种主流的政治文化起着引导的作用。但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不等同于提倡亚文化，而是指鼓励人们在遵循主流文化的同时有些创新的思想和观念。
五、政治人的多元化
这里的政治人并不仅仅指单个的个体，而是包括了作为整体的政治组织。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其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政治人的多元化，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博弈中保持相互平衡的张力，这使得民主政体能够在稳定的环境下生存发展。然而我国的政治人是单一的，政府对于民间政治组织的限定十分严格，以往以服务为宗旨的工会、妇联、慈善机构等组织现今都已成为准行政组织，半官方的性质令人们望而却步。同样，我们也没有力量相当的利益集团，有的只是为自身谋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单一的政治环境令人们心灰意冷，群众的要求和政治参与得不到满足，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政策输出，这无疑是将政治民主向后推，是民主的倒退，同时也是合法性的衰退。
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统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纵观我国现在政治发展中的问题，可以看出政府能力的低下和越来越多关于合法性的质疑。经济发展固然是民主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政治的主体是政治人，是多元化的政治组织，这点我们还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