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共和国首位女总理吴桂贤的近况以及简历介绍，想了解吴桂贤的网友可以看一下，关于吴桂贤简历资料来源于百度百科，下面附上了一篇来自163网的关于吴桂贤近况的介绍，想了解简历或者其近况的朋友都可以看一下。
吴桂贤简历介绍
吴桂贤（女）：（1938— ），女。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8年后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丈夫：王振涛。赛格日立公司高级工程师。有一儿一女。
吴桂贤图片
吴桂贤近况新闻介绍
听说吴桂贤在深圳下海当“老总”，便动了访问之心。
叩开了家门，方见她依然显得很年轻：眼睛很有神，步履轻捷有力，体型不臃肿，与我想象的判若两人。
一进门便是客厅，厅内的装修毫无气派奢华之感，窗明几净中透露着简朴与雅致。最令我注意的是茶几旁那盆淡粉色的正在怒放的蝴蝶兰，亭亭玉立、温文尔雅，似乎表达着主人那种平和的心态。
１３岁当上了纺织女工
吴桂贤祖籍河南，很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９个孩子，她是老大。她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菜是什么味儿，整年都是吃野菜。从记事起，就天天跟穷孩子们一起去捡煤核儿以补家用。
１９５１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参加了招工考试，考试先考眼疾手快，这些都顺利地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１６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１６岁。其实，她瞒了３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一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５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１３岁。厂里说１３岁的要退回，５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１Ｏ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同期入厂的赵梦桃比吴桂贤大３岁，她们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工作。赵梦桃小组共有２４个女工，赵梦桃是小组长，吴桂贤是党小组长。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４年，吴桂贤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她的辛苦、她的成就、她的命运，都与西北国棉一厂在一起。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意想不到的事太多。
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副总理
“您是怎么当上副总理的？”
“１９７４年９月，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我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中央工作，我们感到很突然，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我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一个纺织女工，当了３年国务院副总理。当问她当副总理的感觉时，她连连说有很多的不习惯。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不配秘书的主意。“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我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家收文件，我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我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后缝里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事后，我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我的第一个秘书。后来，我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我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张健民。但是，我一直没要警卫。”
同江青做邻居不自在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１１号楼。
江青住在吴桂贤附近的１０号楼。１９７５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４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我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我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我的楼。一般情况下，首长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我：‘１０号楼的首长来了。’我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我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我要求搬出钓鱼台，我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先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我最小，我就听着，不吭声。
最后主持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就大声说：‘没意见，’时间长了，老领导就说：‘桂贤哪，你没发言哪！’我说：‘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常常就是这样。因为我资历最浅，感到非常拘束。”
“半年以后，我向周总理提出回去。我说：‘我来自工厂，只对织布了解。卫生部、纺织部、一轻、二轻，我都不了解。我下去一年，跟县委书记学习３个月、跟重工业大厂书记学习３个月，在省委学习３个月，下去走走，再回来工作。’总理没有同意，但让我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可以下去两个月。”
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
“文革时，到处传说您在回答外宾问题时，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会出笑话呢！每次接见外宾前，我都要看很多的文件和资料，我文化低，但好学好想。外国人的名字我都要记下来，怎可能出这样的笑话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桂贤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西北国棉一厂，她的职务是：厂党委副书记。
应聘打入企业界成了董事长
１９８８年，深圳外贸集团、陕西省保安县物资局和香港投资商姚逸鸿先生决定合办一家纺织、印染、服装联合工厂。当时深圳市的一位领导干部带队到陕西考察人选，去了许多地方，当听说吴桂贤在西北国棉一厂时，领导问：“能不能见见？”
考察小组如愿以偿。当他们边参观边听这位当年的劳模、如今的企业管理者滔滔不绝地介绍情况的时候，心中的人选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他们请吴桂贤来深圳工作。吴桂贤说：“我５Ｏ岁了，又不是大学生，恐怕干不了。”他们说：“你有经验，我们要的就是你。”
当时，吴桂贤的爱人刚从国外考察回来，他说：“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起来一定好过内地，你可以去考察一下。”
６月，厂里派两个人陪吴桂贤来考察。一看，有厂房、有设备，是一个很好的实体。的确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吴桂贤同意了。
１９８８年８月，吴桂贤只身来到了天天都在发生变化的深圳。她说：“虽然５０岁了，但千万不能落伍，我一辈子好强，绝不能在特区落伍，我要在特区检验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
吴桂贤当了鸿华印染厂的副总经理，负责生产。总经理叫她到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她说只到陕西就够了。于是她很快回到陕西，找到了几家熟悉的印染厂的厂长。她说：“太强的我不能挖走，差的我也不要。思想好、守纪律、技术熟练的，我要，刚退下来的我也要。本人愿意、家属同意，都可以报名。”仅半个月，她就带回了１１０人。
紧接着的事是买布。吴桂贤带业务员到全国各地把关系接上，很快，印染厂就开张了。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精力充沛。有了任务，她还像过去一样不顾一切地拼命干。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３天打个来回。在她的努力下，鸿华印染厂旗开得胜，产品产量、质量一举达标率９８％。半年后，吴桂贤出任了董事长。
１９９３年７月，深圳外贸集团和进出口公司要一起组建工会，她被派来做组织工作。这两个单位共一万两千多职工，工作量很大。工会工作对她来说虽是轻车熟路，难得的是她依然干得拼命。立即召开各种座谈会，组织人写报告、审查代表资格、安排会务。２Ｏ天后，就召开了工会成立大会；半年后，６３％的基层工会宣告成立。在工会主席这个岗位上，吴桂贤又干了两年，直到１９９５年退休。
恩爱夫妻温馨家庭
吴桂贤的老伴王振涛高高的个子，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他操着一口山东话，不时提醒吴桂贤：“过去的事，少说点儿吧！”言语里听得出对老伴深切的关爱。
王振涛是１９６３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西安上学，以后分配在部队的一个研究院，搞激光研究。经朋友介绍，１９６５年他们初识。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吴桂贤，忙得几乎忘记了一切，包括谈恋爱。“我们谈了６年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６年信。６年来，我只回过一封信。我们没一起看过一次电影，没压过一次马路，我也没给他买过一次饭。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那个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
跟劳模谈恋爱的人，的确不容易，更何况吴桂贤还是兼职省委书记，她顾不上结婚。吴桂贤直到３１岁才结婚。当时只有３天婚假，吴桂贤都没休，他们只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厂里没房，劳模也同样没房。她记得，每次王振涛来了，姐妹们就让出房子让他们住。
吴桂贤当副总理时，他们是两地生活。两个孩子都小，王振涛在部队也很忙，老大是吴桂贤的姨母带大的，老二是她的母亲带大的。老二出生两个月就断了奶，当时正是夏天，老母亲直抱怨她：“哪见过这么热天给孩子断奶的？”但是，当劳模就是要奉献，老母亲还是把外孙女带走了。
儿子５岁时，老王把他接到了身边。他又当爸又当妈，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来照顾。老王教会了６岁的儿子煮鸡蛋、炒鸡蛋。他出差了，就让儿子自己做鸡蛋炒饭吃，再请合住的邻居早上叫醒他去上学。吴桂贤说：“两个孩子小时候我都不能好好带，过去我很担心，将来孩子会不会对我不好。可事实说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他的一儿一女都毕业于深圳大学，都在银行工作，他们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而且对父母十分关心。
１０年前，王振涛带两个孩子到深圳落户，他曾任深圳中日合资赛格日立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去年刚刚退休。老王最大的乐趣是看书，偶尔也像大多数深圳人一样玩玩股票。吴桂贤呢？她还是很忙。深圳有１６万陕西人，他们成立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吴桂贤被推举为会长。为陕西招商引资，为陕西搞画展……再加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她依然是闲不住。
（摘自2000年5月26日《中国妇女报》，作者：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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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贤简历介绍
吴桂贤（女）：（1938— ），女。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8年后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丈夫：王振涛。赛格日立公司高级工程师。有一儿一女。
吴桂贤图片
吴桂贤近况新闻介绍
听说吴桂贤在深圳下海当“老总”，便动了访问之心。
叩开了家门，方见她依然显得很年轻：眼睛很有神，步履轻捷有力，体型不臃肿，与我想象的判若两人。
一进门便是客厅，厅内的装修毫无气派奢华之感，窗明几净中透露着简朴与雅致。最令我注意的是茶几旁那盆淡粉色的正在怒放的蝴蝶兰，亭亭玉立、温文尔雅，似乎表达着主人那种平和的心态。
１３岁当上了纺织女工
吴桂贤祖籍河南，很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９个孩子，她是老大。她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菜是什么味儿，整年都是吃野菜。从记事起，就天天跟穷孩子们一起去捡煤核儿以补家用。
１９５１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参加了招工考试，考试先考眼疾手快，这些都顺利地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１６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１６岁。其实，她瞒了３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一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５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１３岁。厂里说１３岁的要退回，５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１Ｏ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同期入厂的赵梦桃比吴桂贤大３岁，她们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工作。赵梦桃小组共有２４个女工，赵梦桃是小组长，吴桂贤是党小组长。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４年，吴桂贤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她的辛苦、她的成就、她的命运，都与西北国棉一厂在一起。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意想不到的事太多。
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副总理
“您是怎么当上副总理的？”
“１９７４年９月，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我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中央工作，我们感到很突然，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我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一个纺织女工，当了３年国务院副总理。当问她当副总理的感觉时，她连连说有很多的不习惯。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不配秘书的主意。“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我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家收文件，我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我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后缝里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事后，我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我的第一个秘书。后来，我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我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张健民。但是，我一直没要警卫。”
同江青做邻居不自在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１１号楼。
江青住在吴桂贤附近的１０号楼。１９７５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４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我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我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我的楼。一般情况下，首长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我：‘１０号楼的首长来了。’我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我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我要求搬出钓鱼台，我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先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我最小，我就听着，不吭声。
最后主持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就大声说：‘没意见，’时间长了，老领导就说：‘桂贤哪，你没发言哪！’我说：‘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常常就是这样。因为我资历最浅，感到非常拘束。”
“半年以后，我向周总理提出回去。我说：‘我来自工厂，只对织布了解。卫生部、纺织部、一轻、二轻，我都不了解。我下去一年，跟县委书记学习３个月、跟重工业大厂书记学习３个月，在省委学习３个月，下去走走，再回来工作。’总理没有同意，但让我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可以下去两个月。”
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
“文革时，到处传说您在回答外宾问题时，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会出笑话呢！每次接见外宾前，我都要看很多的文件和资料，我文化低，但好学好想。外国人的名字我都要记下来，怎可能出这样的笑话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桂贤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西北国棉一厂，她的职务是：厂党委副书记。
应聘打入企业界成了董事长
１９８８年，深圳外贸集团、陕西省保安县物资局和香港投资商姚逸鸿先生决定合办一家纺织、印染、服装联合工厂。当时深圳市的一位领导干部带队到陕西考察人选，去了许多地方，当听说吴桂贤在西北国棉一厂时，领导问：“能不能见见？”
考察小组如愿以偿。当他们边参观边听这位当年的劳模、如今的企业管理者滔滔不绝地介绍情况的时候，心中的人选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他们请吴桂贤来深圳工作。吴桂贤说：“我５Ｏ岁了，又不是大学生，恐怕干不了。”他们说：“你有经验，我们要的就是你。”
当时，吴桂贤的爱人刚从国外考察回来，他说：“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起来一定好过内地，你可以去考察一下。”
６月，厂里派两个人陪吴桂贤来考察。一看，有厂房、有设备，是一个很好的实体。的确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吴桂贤同意了。
１９８８年８月，吴桂贤只身来到了天天都在发生变化的深圳。她说：“虽然５０岁了，但千万不能落伍，我一辈子好强，绝不能在特区落伍，我要在特区检验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
吴桂贤当了鸿华印染厂的副总经理，负责生产。总经理叫她到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她说只到陕西就够了。于是她很快回到陕西，找到了几家熟悉的印染厂的厂长。她说：“太强的我不能挖走，差的我也不要。思想好、守纪律、技术熟练的，我要，刚退下来的我也要。本人愿意、家属同意，都可以报名。”仅半个月，她就带回了１１０人。
紧接着的事是买布。吴桂贤带业务员到全国各地把关系接上，很快，印染厂就开张了。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精力充沛。有了任务，她还像过去一样不顾一切地拼命干。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３天打个来回。在她的努力下，鸿华印染厂旗开得胜，产品产量、质量一举达标率９８％。半年后，吴桂贤出任了董事长。
１９９３年７月，深圳外贸集团和进出口公司要一起组建工会，她被派来做组织工作。这两个单位共一万两千多职工，工作量很大。工会工作对她来说虽是轻车熟路，难得的是她依然干得拼命。立即召开各种座谈会，组织人写报告、审查代表资格、安排会务。２Ｏ天后，就召开了工会成立大会；半年后，６３％的基层工会宣告成立。在工会主席这个岗位上，吴桂贤又干了两年，直到１９９５年退休。
恩爱夫妻温馨家庭
吴桂贤的老伴王振涛高高的个子，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他操着一口山东话，不时提醒吴桂贤：“过去的事，少说点儿吧！”言语里听得出对老伴深切的关爱。
王振涛是１９６３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西安上学，以后分配在部队的一个研究院，搞激光研究。经朋友介绍，１９６５年他们初识。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吴桂贤，忙得几乎忘记了一切，包括谈恋爱。“我们谈了６年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６年信。６年来，我只回过一封信。我们没一起看过一次电影，没压过一次马路，我也没给他买过一次饭。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那个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
跟劳模谈恋爱的人，的确不容易，更何况吴桂贤还是兼职省委书记，她顾不上结婚。吴桂贤直到３１岁才结婚。当时只有３天婚假，吴桂贤都没休，他们只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厂里没房，劳模也同样没房。她记得，每次王振涛来了，姐妹们就让出房子让他们住。
吴桂贤当副总理时，他们是两地生活。两个孩子都小，王振涛在部队也很忙，老大是吴桂贤的姨母带大的，老二是她的母亲带大的。老二出生两个月就断了奶，当时正是夏天，老母亲直抱怨她：“哪见过这么热天给孩子断奶的？”但是，当劳模就是要奉献，老母亲还是把外孙女带走了。
儿子５岁时，老王把他接到了身边。他又当爸又当妈，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来照顾。老王教会了６岁的儿子煮鸡蛋、炒鸡蛋。他出差了，就让儿子自己做鸡蛋炒饭吃，再请合住的邻居早上叫醒他去上学。吴桂贤说：“两个孩子小时候我都不能好好带，过去我很担心，将来孩子会不会对我不好。可事实说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他的一儿一女都毕业于深圳大学，都在银行工作，他们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而且对父母十分关心。
１０年前，王振涛带两个孩子到深圳落户，他曾任深圳中日合资赛格日立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去年刚刚退休。老王最大的乐趣是看书，偶尔也像大多数深圳人一样玩玩股票。吴桂贤呢？她还是很忙。深圳有１６万陕西人，他们成立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吴桂贤被推举为会长。为陕西招商引资，为陕西搞画展……再加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她依然是闲不住。
（摘自2000年5月26日《中国妇女报》，作者：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