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西方的没落_与辜鸿铭

2009年6月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un . 2009

　　　　　　　　　　　　

第25卷　第3期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 oleu m (Editi on of Social Sciences ) Vol . 25　No . 3

《西方的没落》与辜鸿铭

方厚升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辜鸿铭曾经享誉西方世界, 引起过西方知识界的关注, 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

落》并未受到辜鸿铭的影响, 斯宾格勒和辜鸿铭对“文化”、“文明”及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

毫无交集, 由此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视角之间没有关联, 不具可比性[关键词]辜鸿铭; 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中图分类号]K250. 6　[文献标识码]A　[-(-(03)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 流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丑和怪物, 。在被遗忘了数十年后, 2090年代引起了, 人们在重新审视加在他头上的封建顽固派“桂冠”的同时, 也给予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 甚至也有人尊其为国学大师, 从而掀起了一场“辜鸿铭热”。

不过, 与其尊辜氏为国学大师, 不如将他定性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杰出的开拓者更合适。综观辜氏一生, 他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作用远大于其国学大师的地位, 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的评语就颇有见地:“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 “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 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 就足够了, 因为除此之外的研

[1]

究, 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大体上, 辜氏享誉西方主要得益于他面向西方的文化活动, “一战”的爆发对西方知识界的震撼更使他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红极一时。沿着这一思路, 辜氏对欧洲精神界的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作为欧洲上世纪初文化反思的代表作,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也映入了人们的眼帘, 有观点认为, 《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的影响, 不过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主张《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影响的学者认为:“虽然这本书中找不到关于辜鸿铭的内容, 但此

[收稿日期]2009203230

[基金项目]福建省2008年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B119)

[作者简介]方厚升(1970-) , 男, 山东滕州人,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理教授, 博士。

———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却

[2]197

是受辜鸿铭影响的。”综观辜氏著作, 他关于东方文明优越的观点虽萌芽较早, 但在中国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形势下, 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追求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尊重, 是中西文明之间的价值对等———“欧洲作家习惯谈论基督教文明是比远东人民的儒家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其实这两种文明的目标无疑是相同的, 即保证人们道德的健全和在

[3]177

世界上维持国民秩序”。

辜鸿铭明确宣称西方文明崩溃是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前言中, 他提出这一主张的导火索是“一战”的爆发。若说辜鸿铭启发了斯宾格勒, 只能是《中国人的精神》, 但当《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问世、其德译本1916年在德国出版时,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卷早已完稿。斯宾格勒在该书序言中表示, 他是在世界大战的征兆开始出现的背景下开始构思这本书的:“这本书的整理手稿, 是三年写作

[4]4

的成果, 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即已完成。”由此推算, 斯宾格勒最迟在1911年动笔写作。这样, 《中国人的精神》影响《西方的没落》的假设就很难成立。假如说辜氏的观点对《西方的没落》有影响, 只有他的《清流传》的德文本(1911年出版) 才有可能, 但《清流传》中也并无西方文明已经没落的表述, 相反, 辜氏在《清流传》中苦苦追求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步步进逼下的生存权:“我们是只能听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扫除净尽呢,

・68・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6月

[3]386

还是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 ”由该书的德译本———《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抗拒》(Chinas Verteidigung gegen eur op ische I deen ) 中也可见端倪。

更重要的是, 斯宾格勒所说的“西方的没落”与辜鸿铭所谓“西方文明的崩溃”并非一回事。斯氏这一结论基于他对文化有机性的认识———“每一个

[4]97

文化, 各有它的孩提、青年、成年和老年时期”, 他将上述时期归纳为前后相连的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 凡进入文明阶段的民族都会没落, 即盛极而衰, 任何文化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 最后都会达到其内在与外在的完成状态, 达到其终结———这便是所有的所谓历史的‘没落’的

[4]97

意义。”斯宾格勒认为, 西方文化已走过文化的创造阶段, 正处于因循守旧、物质享受的文明阶段, 没落无可避免: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已越过了文

[4]213

化的境界, 而进入了‘文明’”。不过, 勒再推论出一部“东方的没落”来, 一个站出来批驳的机械文明, , “社会的基础是律师和法律———, 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基础”, 因而, 虽“是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庞大建筑

[5]279

物”, 其实“基础尚不牢固”, 甚至并非“真正的

[5]304

文明”; 由于相信人的本性是恶的, 西方人在生活中只重物质索取, 不讲道德正义, 信奉实利至上原则, 必然陷入强权崇拜和群氓崇拜, 最终走入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乃至战争的死胡同, “一战”的爆发证明西方文明已彻底崩溃, 唯一出路就是采纳以忠诚为最高原则的儒家“良民宗教”。这便是辜鸿铭轰动一时的“儒家文明救西论”。显然, 此“没落”非彼“没落”。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观点属客观分析, 并无价值判断, 辜鸿铭“西方文明的崩溃”则以东方道德文明优越为前提, 蕴涵着他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屑, 很难看出两者之间有因果联系。更进一步说, 斯宾格勒和辜鸿铭对“文化”、“文明”及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毫无交集, 由此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视角之间没有关联, 不具可比性。

认为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影响的观点有个证据:“文化和文明在他那里有明显的

[2]198

划分, 这与辜氏持论大抵相近。”这一证据疑问颇大。“文化”和“文明”确是两人著作中的核心概念, 但含义不同。辜氏著作中, “文化”和“文明”都曾出现, 但辜氏显然并未严格区分, 基本当作一个词混同使用, 他在比较东西文化时常用“文明”概念。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文化”和“文明”不加区分的现

象在晚清至新文化运动以前比较普遍。总的说

来, 辜鸿铭是较早关注文明问题的中国思想家之一, 关于“文明”的内涵及标准, 他有过大量论述, 但并未做严密的逻辑限定, 因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主题不尽相同, 他对“文明”内涵及标准的论述常各有侧重, 他所谓的“文明”常等同于懂礼貌和有教养、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责任感、廉耻感、高雅的生活情趣、文化修养等, 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是不变的, 他在文明问题上始终强调“人本身的教养状态和道德水准”, 换言之, “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修养水平, 这是辜鸿铭的核心观点。

斯宾格勒对“文化”和“文明”则有严格区分,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 》的精神实质, ““文化”阶段向“文明”, 即是文化的结论。文明到来, , 替代了生成变化的过程, 死亡

[4]29

跟随着原来的生命, 僵化替代了原来的扩张。”具体说来, “文化”阶段侧重精神文化的发展, 以艺术、宗教和哲学为核心, “文明”阶段侧重物质文明的发展, 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 “文明”是已定型的事物, 死板僵化, “文化”是生成变化中的事物, 充满了活力, 一种文化一旦进入“文明”阶段, 就意味着逐渐丧失了“文化”阶段的创造力, 一味沿袭和继承, 却无创新和变化, 必然走向没落:“文化和文明———前者是一个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 后者却是

[4]255

灵魂的木乃伊。”可以看出, 斯宾格勒和辜鸿铭心目中的“文化”与“文明”概念其实相去甚远。

在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 施宾格勒和辜鸿铭的观点也无共性。在辜鸿铭看来, 西方文化崇尚物质力, 东方文化崇尚道德力, 基于中国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 中国的德性文化自然优越于西方的物性文化, 因此, 他的基本立场是西方文明应师事东方文明, 不过, 他早期多着眼于在对等的前提下为东方文明争得生存权, 后期倾向于将东方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唯一出路; 在贬斥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倾向、宣扬儒家文明道德优越的同时, 他也提倡东西文明之间优势互补, 特别是晚年, 在此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世界视野。

总体上, 辜氏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看法有鲜明的价值评判色彩, 表现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 即便他晚年主张的东西文明交流互补论也是有条件的, 它以东方文明优越论为前提, 以西方文明走向东方文明为根本方向, 主张中国必须坚守自己的道德传统。应该说, 辜鸿铭凸显西方现代文明的物

[6]156

[6]153

第25卷　第3期　　　　　　　　　　　　　　　方厚生:《西方的没落》与辜鸿铭

・69・

质主义弊端, 促使西方反思自身传统, 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然而, 对于西方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对中国文化再生的启发意义, 他却采取了消极回避的态度, 只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西方现代文明, 却没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梳理中国传统文化, 他严以待人却宽以律己, 只强调救人, 却昧于救己, 这是颇为遗憾的。

斯宾格勒并未具体论述东西文化的关系, 他基本上是以更广的视野看待文化关系问题的。在他那里, 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自存的整体, 各有自己生长的土壤, 都会经历相同的发展过程, 时间上的先后并不重要, 不同文化的人和事完全可有相同的意义, 因而文化无优劣之分, 这就否定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东方文明优越论, 其文化观有鲜明的非中心倾向:“在我的系统中, 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欧文化, 相对于印度、巴比伦、中国、埃及、[4]14

言, 有何特殊的地位”趣。斯氏还认为, 化中看待一切, 可能, , 相互隔绝才是本质, 文化间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也就无从谈起; 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没有世界史, 也无统一的历史发展线索, “人类历史根本毫无意义可言, 而深度的象

[4]342

征意义, 只存在于个别文化的生命历程中”, 因此, 笼统地谈论世界历史或人的价值毫无意义, 所谓永恒真理、终极理想都是没有意义的话题———“世

[4]22

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普遍的”, 这显然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 与辜鸿铭对儒家永恒道德价值的推崇毫无交集, 更与辜氏咬住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不放松并极力向西方输出儒家文化的做法南辕北辙。

唯一能把斯宾格勒与辜鸿铭联系起来的理由是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和类比是喜欢宏论中西文化的辜鸿铭最擅长的手法, 典型的如他的《清流传》, 该书中有大量关于对中西历史、政治及文化人物的对比, 虽常难免偏激、片面、牵强附会之嫌, 但却也蕴涵着新意和睿智。事实上,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对辜氏的中西类比就印象很深, 曾多次引用, 上世纪初来华游历的德国哲学家凯瑟琳(1880—1946) 伯爵(Her mann Graf Keyserling ) 也曾深受感染, 其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多次提及。斯宾格勒也将比较研究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这与他对文

化和历史研究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在斯宾格勒看来, 研究历史首先要研究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文化, 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自生自灭的舞台。一方面要弄清各种文化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另一方面, 也要对不同文化的发展轨迹进行横向比较, 找到它们变化发展的共同规律, 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可以看出, 比较研究既是斯宾格勒文化观的逻辑结果, 也是他写作《西方的没落》的必然要求, 从中也无法得出辜鸿铭曾在比较研究方法上影响过斯宾格勒的结论。

事实上, 《西方的没落》中并未出现辜鸿铭的名字, , 在他有限的报告和书信中, 。斯宾格勒, 但这并非问, , 上个世纪初, 读, 但不能由此说他们。

综上所述, 虽然斯宾格勒读过辜氏作品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如果认为《西方的没落》的核心思想受了辜鸿铭的影响, 则言过其实, 难以让人信服。认为《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的影响的观点, 更多地是在斯宾格勒“西方必然走向没落”的理性结论和辜鸿铭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西方文明已经崩溃”的激情表白之间简单地划等号。限于时代环境, 辜氏论断常显偏激, 但他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还是很有先驱性和启发意义的, 其著作在当时的西方知识界激起的反响即是明证, 只不过这种反响其实是见仁见智的, 并非赞声一片, 应深入分析, 限于篇幅, 本文不能详论, 但无论如何, 在下具体的结论之前, 审慎的调查研究还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黄兴涛. 旷世怪杰[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8:301. [2]孔庆茂. 辜鸿铭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 1997.

[3]辜鸿铭. 辜鸿铭文集:上册[M ].海口:海南出版

社, 1996.

[4]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陈晓林, 译. 哈尔滨:黑龙江

教育出版社, 1988.

[5]辜鸿铭. 辜鸿铭文集:下册[M ].海口:海南出版

社, 1996.

[6]黄兴涛. 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 1995.

[责任编辑:王继洲]

2009年6月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un . 2009

　　　　　　　　　　　　

第25卷　第3期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 oleu m (Editi on of Social Sciences ) Vol . 25　No . 3

《西方的没落》与辜鸿铭

方厚升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辜鸿铭曾经享誉西方世界, 引起过西方知识界的关注, 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

落》并未受到辜鸿铭的影响, 斯宾格勒和辜鸿铭对“文化”、“文明”及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

毫无交集, 由此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视角之间没有关联, 不具可比性[关键词]辜鸿铭; 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中图分类号]K250. 6　[文献标识码]A　[-(-(03)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 流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丑和怪物, 。在被遗忘了数十年后, 2090年代引起了, 人们在重新审视加在他头上的封建顽固派“桂冠”的同时, 也给予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 甚至也有人尊其为国学大师, 从而掀起了一场“辜鸿铭热”。

不过, 与其尊辜氏为国学大师, 不如将他定性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杰出的开拓者更合适。综观辜氏一生, 他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作用远大于其国学大师的地位, 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的评语就颇有见地:“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 “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 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 就足够了, 因为除此之外的研

[1]

究, 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大体上, 辜氏享誉西方主要得益于他面向西方的文化活动, “一战”的爆发对西方知识界的震撼更使他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红极一时。沿着这一思路, 辜氏对欧洲精神界的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作为欧洲上世纪初文化反思的代表作,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也映入了人们的眼帘, 有观点认为, 《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的影响, 不过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主张《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影响的学者认为:“虽然这本书中找不到关于辜鸿铭的内容, 但此

[收稿日期]2009203230

[基金项目]福建省2008年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B119)

[作者简介]方厚升(1970-) , 男, 山东滕州人,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理教授, 博士。

———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却

[2]197

是受辜鸿铭影响的。”综观辜氏著作, 他关于东方文明优越的观点虽萌芽较早, 但在中国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形势下, 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追求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尊重, 是中西文明之间的价值对等———“欧洲作家习惯谈论基督教文明是比远东人民的儒家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其实这两种文明的目标无疑是相同的, 即保证人们道德的健全和在

[3]177

世界上维持国民秩序”。

辜鸿铭明确宣称西方文明崩溃是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前言中, 他提出这一主张的导火索是“一战”的爆发。若说辜鸿铭启发了斯宾格勒, 只能是《中国人的精神》, 但当《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问世、其德译本1916年在德国出版时,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卷早已完稿。斯宾格勒在该书序言中表示, 他是在世界大战的征兆开始出现的背景下开始构思这本书的:“这本书的整理手稿, 是三年写作

[4]4

的成果, 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即已完成。”由此推算, 斯宾格勒最迟在1911年动笔写作。这样, 《中国人的精神》影响《西方的没落》的假设就很难成立。假如说辜氏的观点对《西方的没落》有影响, 只有他的《清流传》的德文本(1911年出版) 才有可能, 但《清流传》中也并无西方文明已经没落的表述, 相反, 辜氏在《清流传》中苦苦追求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步步进逼下的生存权:“我们是只能听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扫除净尽呢,

・68・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6月

[3]386

还是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 ”由该书的德译本———《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抗拒》(Chinas Verteidigung gegen eur op ische I deen ) 中也可见端倪。

更重要的是, 斯宾格勒所说的“西方的没落”与辜鸿铭所谓“西方文明的崩溃”并非一回事。斯氏这一结论基于他对文化有机性的认识———“每一个

[4]97

文化, 各有它的孩提、青年、成年和老年时期”, 他将上述时期归纳为前后相连的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 凡进入文明阶段的民族都会没落, 即盛极而衰, 任何文化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 最后都会达到其内在与外在的完成状态, 达到其终结———这便是所有的所谓历史的‘没落’的

[4]97

意义。”斯宾格勒认为, 西方文化已走过文化的创造阶段, 正处于因循守旧、物质享受的文明阶段, 没落无可避免: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已越过了文

[4]213

化的境界, 而进入了‘文明’”。不过, 勒再推论出一部“东方的没落”来, 一个站出来批驳的机械文明, , “社会的基础是律师和法律———, 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基础”, 因而, 虽“是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庞大建筑

[5]279

物”, 其实“基础尚不牢固”, 甚至并非“真正的

[5]304

文明”; 由于相信人的本性是恶的, 西方人在生活中只重物质索取, 不讲道德正义, 信奉实利至上原则, 必然陷入强权崇拜和群氓崇拜, 最终走入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乃至战争的死胡同, “一战”的爆发证明西方文明已彻底崩溃, 唯一出路就是采纳以忠诚为最高原则的儒家“良民宗教”。这便是辜鸿铭轰动一时的“儒家文明救西论”。显然, 此“没落”非彼“没落”。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观点属客观分析, 并无价值判断, 辜鸿铭“西方文明的崩溃”则以东方道德文明优越为前提, 蕴涵着他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屑, 很难看出两者之间有因果联系。更进一步说, 斯宾格勒和辜鸿铭对“文化”、“文明”及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毫无交集, 由此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视角之间没有关联, 不具可比性。

认为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影响的观点有个证据:“文化和文明在他那里有明显的

[2]198

划分, 这与辜氏持论大抵相近。”这一证据疑问颇大。“文化”和“文明”确是两人著作中的核心概念, 但含义不同。辜氏著作中, “文化”和“文明”都曾出现, 但辜氏显然并未严格区分, 基本当作一个词混同使用, 他在比较东西文化时常用“文明”概念。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文化”和“文明”不加区分的现

象在晚清至新文化运动以前比较普遍。总的说

来, 辜鸿铭是较早关注文明问题的中国思想家之一, 关于“文明”的内涵及标准, 他有过大量论述, 但并未做严密的逻辑限定, 因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主题不尽相同, 他对“文明”内涵及标准的论述常各有侧重, 他所谓的“文明”常等同于懂礼貌和有教养、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责任感、廉耻感、高雅的生活情趣、文化修养等, 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是不变的, 他在文明问题上始终强调“人本身的教养状态和道德水准”, 换言之, “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修养水平, 这是辜鸿铭的核心观点。

斯宾格勒对“文化”和“文明”则有严格区分,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 》的精神实质, ““文化”阶段向“文明”, 即是文化的结论。文明到来, , 替代了生成变化的过程, 死亡

[4]29

跟随着原来的生命, 僵化替代了原来的扩张。”具体说来, “文化”阶段侧重精神文化的发展, 以艺术、宗教和哲学为核心, “文明”阶段侧重物质文明的发展, 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 “文明”是已定型的事物, 死板僵化, “文化”是生成变化中的事物, 充满了活力, 一种文化一旦进入“文明”阶段, 就意味着逐渐丧失了“文化”阶段的创造力, 一味沿袭和继承, 却无创新和变化, 必然走向没落:“文化和文明———前者是一个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 后者却是

[4]255

灵魂的木乃伊。”可以看出, 斯宾格勒和辜鸿铭心目中的“文化”与“文明”概念其实相去甚远。

在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 施宾格勒和辜鸿铭的观点也无共性。在辜鸿铭看来, 西方文化崇尚物质力, 东方文化崇尚道德力, 基于中国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 中国的德性文化自然优越于西方的物性文化, 因此, 他的基本立场是西方文明应师事东方文明, 不过, 他早期多着眼于在对等的前提下为东方文明争得生存权, 后期倾向于将东方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唯一出路; 在贬斥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倾向、宣扬儒家文明道德优越的同时, 他也提倡东西文明之间优势互补, 特别是晚年, 在此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世界视野。

总体上, 辜氏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看法有鲜明的价值评判色彩, 表现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 即便他晚年主张的东西文明交流互补论也是有条件的, 它以东方文明优越论为前提, 以西方文明走向东方文明为根本方向, 主张中国必须坚守自己的道德传统。应该说, 辜鸿铭凸显西方现代文明的物

[6]156

[6]153

第25卷　第3期　　　　　　　　　　　　　　　方厚生:《西方的没落》与辜鸿铭

・69・

质主义弊端, 促使西方反思自身传统, 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然而, 对于西方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对中国文化再生的启发意义, 他却采取了消极回避的态度, 只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西方现代文明, 却没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梳理中国传统文化, 他严以待人却宽以律己, 只强调救人, 却昧于救己, 这是颇为遗憾的。

斯宾格勒并未具体论述东西文化的关系, 他基本上是以更广的视野看待文化关系问题的。在他那里, 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自存的整体, 各有自己生长的土壤, 都会经历相同的发展过程, 时间上的先后并不重要, 不同文化的人和事完全可有相同的意义, 因而文化无优劣之分, 这就否定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东方文明优越论, 其文化观有鲜明的非中心倾向:“在我的系统中, 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欧文化, 相对于印度、巴比伦、中国、埃及、[4]14

言, 有何特殊的地位”趣。斯氏还认为, 化中看待一切, 可能, , 相互隔绝才是本质, 文化间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也就无从谈起; 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没有世界史, 也无统一的历史发展线索, “人类历史根本毫无意义可言, 而深度的象

[4]342

征意义, 只存在于个别文化的生命历程中”, 因此, 笼统地谈论世界历史或人的价值毫无意义, 所谓永恒真理、终极理想都是没有意义的话题———“世

[4]22

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普遍的”, 这显然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 与辜鸿铭对儒家永恒道德价值的推崇毫无交集, 更与辜氏咬住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不放松并极力向西方输出儒家文化的做法南辕北辙。

唯一能把斯宾格勒与辜鸿铭联系起来的理由是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和类比是喜欢宏论中西文化的辜鸿铭最擅长的手法, 典型的如他的《清流传》, 该书中有大量关于对中西历史、政治及文化人物的对比, 虽常难免偏激、片面、牵强附会之嫌, 但却也蕴涵着新意和睿智。事实上,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对辜氏的中西类比就印象很深, 曾多次引用, 上世纪初来华游历的德国哲学家凯瑟琳(1880—1946) 伯爵(Her mann Graf Keyserling ) 也曾深受感染, 其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多次提及。斯宾格勒也将比较研究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这与他对文

化和历史研究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在斯宾格勒看来, 研究历史首先要研究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文化, 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自生自灭的舞台。一方面要弄清各种文化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另一方面, 也要对不同文化的发展轨迹进行横向比较, 找到它们变化发展的共同规律, 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可以看出, 比较研究既是斯宾格勒文化观的逻辑结果, 也是他写作《西方的没落》的必然要求, 从中也无法得出辜鸿铭曾在比较研究方法上影响过斯宾格勒的结论。

事实上, 《西方的没落》中并未出现辜鸿铭的名字, , 在他有限的报告和书信中, 。斯宾格勒, 但这并非问, , 上个世纪初, 读, 但不能由此说他们。

综上所述, 虽然斯宾格勒读过辜氏作品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如果认为《西方的没落》的核心思想受了辜鸿铭的影响, 则言过其实, 难以让人信服。认为《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的影响的观点, 更多地是在斯宾格勒“西方必然走向没落”的理性结论和辜鸿铭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西方文明已经崩溃”的激情表白之间简单地划等号。限于时代环境, 辜氏论断常显偏激, 但他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还是很有先驱性和启发意义的, 其著作在当时的西方知识界激起的反响即是明证, 只不过这种反响其实是见仁见智的, 并非赞声一片, 应深入分析, 限于篇幅, 本文不能详论, 但无论如何, 在下具体的结论之前, 审慎的调查研究还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黄兴涛. 旷世怪杰[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8:301. [2]孔庆茂. 辜鸿铭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 1997.

[3]辜鸿铭. 辜鸿铭文集:上册[M ].海口:海南出版

社, 1996.

[4]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陈晓林, 译. 哈尔滨:黑龙江

教育出版社, 1988.

[5]辜鸿铭. 辜鸿铭文集:下册[M ].海口:海南出版

社, 1996.

[6]黄兴涛. 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 1995.

[责任编辑:王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