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忠涛金洪云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0)05-0080-07
经济增长为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1978-2007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48%。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8.19%下降至11.2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41.34%到48.68%之间波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3.94%上升至40.10%。①然而成功背后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问题。为了寻求答案，我们应该更好地总结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2]
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源，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于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很长时期内忽略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如库兹涅茨、罗斯托和钱纳里等，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上进行了深入研究。[3]
一是基于Cobb-Douglas函数的研究。樊胜根等利用双对数函数模型，在传统的经济增长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加入了结构调整因素，即资源从低效率生产部门到高效率生产部门的转移，以分省、分部门的1978-1995年的GDP估计了有偏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尝试解释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原因。[2]刘伟等把产业结构视为制度因素的要素重构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同样利用双对数函数经验分析了中国1992-2000年地区GDP与地区三产及资本、劳动力要素之间的关系。[4]黄茂兴等以中国1991-2007年间的省域，包括31个省市（区）的宏观数据，对地区人均产出与资本—劳动比率和全国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类似的经验分析。[5]
二是基于“转化份额分析”方法的研究。刘伟等利用该方法将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所受影响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以中国1978-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利用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中性的生产函数，将GDP增长所受影响分为资本投入增长效应、劳动投入增长效应、“净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以中国1978-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6]张辉等以北京市1986-2007年的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7]。
三是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方法的研究。徐捷锦等利用该方法确定区域经济增长与地区份额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和区位因素的关系，以1978-2005年全国及重庆市的三次产业产值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8]郭爱君等以西北五省区1992-2007年统计数据进行了类似的经验分析[9]。
四是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技术”的研究。利用已有的1987、1990、1992、1995、1997、2000和2002年及其推算的2005年三部门的投入产出表，通过三大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中间需求消耗矩阵时间序列，刘伟等研究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及价格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的影响，进而考察他们对改善经济增长效率所作的贡献。[10]利用2002年我国最新投入产出表及1997年投入产出表，王岳平等计算了各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程度和影响力系数、感应程度和感应度系数、各项最终需求的诱发额和诱发系数、各部门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总体联系等指标，分析了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并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各项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影响。[11]
总结以往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研究中除考虑传统要素（劳动力、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外，也要考虑产业结构要素；地区劳动力、资本存量等禀赋要素和产业结构要素存在差异，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产业价格变化对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产生影响，因而影响经济增长。建立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或模型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而这样的理论框架或模型至今没有建立。本文利用生产理论的分析方法，基于有约束的利润函数的前沿研究构建理论框架，利用数理推导演绎包含劳动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产业价格要素的经济增长方程，并利用可得的省域宏观数据进行经验分析。
一、理论分析
遵从Avinash Dixit和Victor Norman[12]以及A.D.Woodland[13]的标准论述。考虑一个小的开放经济，有固定的聚集性因子供给、有固定的规模报酬和有竞争性的市场出清为其特征。众所周知，这个经济的一般均衡将是求得最终产品价值的最大化。这种最大化问题的一个通常的公式性描述是：
这就是综合考虑劳动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产业价格要素的经济增长方程。因此，在经验分析中共有10个参数有待估计。
三、经验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的内容，中国内部各省市（区）经济体满足标准论述；根据“经验模型”的内容，为考察地区经济增长问题，经验分析中需要使用到的地区数据有：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三产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三产产出价格指数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
（一）数据描述
1.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利用“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名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基年计算“价格指数增长率”，“就业人员”计算“就业人员增长率”，最后根据计算“‘劳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替代“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2.三产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三产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数据可直接得到。
4.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参照张军等的做法[17]，利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构造“当年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构造“投资品价格指数”，“经济折旧率”为9.6%，以基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构造“基年物质资本存量”，根据上述数据计算“资本存量数据”，最后根据计算“‘劳均’资本存量增长率”替代“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
5.经验分析所用数据说明。(1)经验分析数据起止年限。“省域宏观数据”中仅有1994-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在经验研究中以1994年为基年；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缺失“就业人员”统计数据，因此经验研究中以2006年为终点。(2)省域宏观数据选择。本文的经验分析主要针对中国大陆地区，因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数据被剔除；“省城宏观数据”中重庆1993-1995年数据缺失，因此被剔除；广东、海南、西藏部分年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因此被剔除；福建、云南2006年“就业人员”数据缺失，因此被剔除；安徽“三产价格指数数据”中“工业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累计值在2001-2002、2005-2006出现低于基年，可视为“问题数据”，因此被剔除。
（二）经验结果
利用EViews3.1软件中“Pooled Least Squares”方法，其参数估计值详见表1。其中，统计量为0.9860，Adj为0.9399，F检验量为21.3483，Durbin-Watson检验量为2.8803②。可视为经验估计有效。
阅读表1，可知：
1.技术进步效应g[,0]
除青海之外，技术进步变化对经济增长均有正面影响，尽管北京、黑龙江、湖南、宁夏的正面影响不显著，其中，对浙江、河北、江苏、山东、吉林、天津、上海、广西、内蒙古的正面影响尤为突出。
2.产业价格弹性效应
(1)农业产出—工业价格弹性ε[,AI]。
河北、浙江、湖北、甘肃为正，吉林、四川、陕西为负，均显著；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广西、青海为正，北京、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南、贵州、宁夏、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2)农业产出—服务业价格弹性ε[,AS]。
吉林为正，天津、河北、江西、湖北、四川、甘肃为负，均显著；内蒙古、辽宁、河南、贵州、陕西、宁夏为正，北京、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广西、青海、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3)工业产出—工业价格弹性ε[,II]。
浙江、四川、甘肃为正，山西为负，均显著；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南、陕西为正，湖北、广西、贵州、青海、宁夏、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4)工业产出—服务业价格弹性ε[,IS]。
河北、四川、甘肃为正且显著；北京、天津、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青海、新疆为正，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西、山东、河南、贵州、陕西、宁夏为负，但均不显著。
(5)服务业产出—工业价格弹性ε[,SI]。
吉林为正，浙江、湖北、四川、甘肃为负，均显著；山西、内蒙古、贵州、陕西、青海、宁夏、新疆为正，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西为负，但均不显著。
(6)服务业产出—服务业价格弹性ε[,SS]。
河北、四川为负且显著；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西、山东、河南、贵州、陕西、宁夏为正，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甘肃、青海、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3.资源禀赋效应
(1)农业产出—资本存量数量弹性η[,AK]。
河北、四川为正且显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湖南、广西、陕西、宁夏、新疆为正，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河南、湖北、贵州、甘肃、青海为负，但均不显著。
(2)工业产出—资本存量数量弹性η[,IK]。
甘肃为正，浙江为负，均显著；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为正，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南、广西、青海、宁夏、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3)服务业产出—资本存量数量弹性η[,SK]。
浙江为正，四川、甘肃为负，均显著；天津、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青海、宁夏、新疆为正，北京、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为负，但均不显著。
鉴于以下事实：产业结构自身变化的速度缓慢，短期内三产份额波动较小；政府调控可直接影响农产品价格、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产出价格弹性、产出数量弹性已被有效估计。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情况1：技术进步率提高1%；情况2：农产品价格增长1%；情况3：人均资本存量增加1%。根据2008年地区三产份额数据拟合结果见表2。
阅读表2，可知：
1.从总体上而言，外生的技术进步对内蒙古、吉林、浙江、广西、四川、宁夏和新疆更为重要；外生的农产品价格增长对河北和江苏更为重要；外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对其他省份更为重要。
2.若仅有外生的农产品价格增长，则农业产值占地区GDP份额的上升对江西、四川、青海更为重要；工业产值占地区GDP份额的上升对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贵州、陕西、宁夏和新疆更为重要；服务业产值占GDP份额的上升对其他省份更为重要。
3.若仅有外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则农业产值占地区GDP份额的上升对四川更为重要；工业产值占地区GDP份额的上升对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江西、河南、陕西和甘肃更为重要；服务业产值占GDP份额的上升对其他省份更为重要。
四、结论
本文利用基于有约束的利润函数研究的GDP函数综合考察了劳动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产业价格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1994-2006年中国24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度量了上述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技术进步、价格、人均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研究表明，上述因素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外生技术进步对各地区（青海除外）经济增长均产生正面影响；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对于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较高的正面影响；而农产品价格提高仅对河北、江苏经济增长产生较高的正面影响；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应综合价格和人均资本存量要素。因此，增加人均资本存量、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省域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而针对经济增长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需考虑全局性要素（三产价格）和地区性要素（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化，不能一概视之。
收稿日期：2010-04-08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分省宏观经济”数据。
②根据式(1.1)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展，Durbin-Watson值过高可能是因为资源禀赋中“土地（或耕地）”要素的缺失，而“省份数据”中这部分数据不完整，因此暂时无法补齐估计。
作者介绍：刘忠涛(1978-)，男，吉林榆树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管理学博士生，中国防卫科技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金洪云(1965-)，男，吉林长春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作者：刘忠涛金洪云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0)05-0080-07
经济增长为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1978-2007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48%。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8.19%下降至11.2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41.34%到48.68%之间波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3.94%上升至40.10%。①然而成功背后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问题。为了寻求答案，我们应该更好地总结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2]
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源，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于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很长时期内忽略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如库兹涅茨、罗斯托和钱纳里等，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上进行了深入研究。[3]
一是基于Cobb-Douglas函数的研究。樊胜根等利用双对数函数模型，在传统的经济增长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加入了结构调整因素，即资源从低效率生产部门到高效率生产部门的转移，以分省、分部门的1978-1995年的GDP估计了有偏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尝试解释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原因。[2]刘伟等把产业结构视为制度因素的要素重构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同样利用双对数函数经验分析了中国1992-2000年地区GDP与地区三产及资本、劳动力要素之间的关系。[4]黄茂兴等以中国1991-2007年间的省域，包括31个省市（区）的宏观数据，对地区人均产出与资本—劳动比率和全国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类似的经验分析。[5]
二是基于“转化份额分析”方法的研究。刘伟等利用该方法将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所受影响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以中国1978-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利用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中性的生产函数，将GDP增长所受影响分为资本投入增长效应、劳动投入增长效应、“净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以中国1978-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6]张辉等以北京市1986-2007年的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7]。
三是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方法的研究。徐捷锦等利用该方法确定区域经济增长与地区份额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和区位因素的关系，以1978-2005年全国及重庆市的三次产业产值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8]郭爱君等以西北五省区1992-2007年统计数据进行了类似的经验分析[9]。
四是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技术”的研究。利用已有的1987、1990、1992、1995、1997、2000和2002年及其推算的2005年三部门的投入产出表，通过三大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中间需求消耗矩阵时间序列，刘伟等研究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及价格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的影响，进而考察他们对改善经济增长效率所作的贡献。[10]利用2002年我国最新投入产出表及1997年投入产出表，王岳平等计算了各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程度和影响力系数、感应程度和感应度系数、各项最终需求的诱发额和诱发系数、各部门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总体联系等指标，分析了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并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各项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影响。[11]
总结以往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研究中除考虑传统要素（劳动力、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外，也要考虑产业结构要素；地区劳动力、资本存量等禀赋要素和产业结构要素存在差异，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产业价格变化对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产生影响，因而影响经济增长。建立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或模型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而这样的理论框架或模型至今没有建立。本文利用生产理论的分析方法，基于有约束的利润函数的前沿研究构建理论框架，利用数理推导演绎包含劳动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产业价格要素的经济增长方程，并利用可得的省域宏观数据进行经验分析。
一、理论分析
遵从Avinash Dixit和Victor Norman[12]以及A.D.Woodland[13]的标准论述。考虑一个小的开放经济，有固定的聚集性因子供给、有固定的规模报酬和有竞争性的市场出清为其特征。众所周知，这个经济的一般均衡将是求得最终产品价值的最大化。这种最大化问题的一个通常的公式性描述是：
这就是综合考虑劳动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产业价格要素的经济增长方程。因此，在经验分析中共有10个参数有待估计。
三、经验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的内容，中国内部各省市（区）经济体满足标准论述；根据“经验模型”的内容，为考察地区经济增长问题，经验分析中需要使用到的地区数据有：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三产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三产产出价格指数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
（一）数据描述
1.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利用“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名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基年计算“价格指数增长率”，“就业人员”计算“就业人员增长率”，最后根据计算“‘劳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替代“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2.三产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三产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数据可直接得到。
4.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参照张军等的做法[17]，利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构造“当年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构造“投资品价格指数”，“经济折旧率”为9.6%，以基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构造“基年物质资本存量”，根据上述数据计算“资本存量数据”，最后根据计算“‘劳均’资本存量增长率”替代“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
5.经验分析所用数据说明。(1)经验分析数据起止年限。“省域宏观数据”中仅有1994-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在经验研究中以1994年为基年；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缺失“就业人员”统计数据，因此经验研究中以2006年为终点。(2)省域宏观数据选择。本文的经验分析主要针对中国大陆地区，因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数据被剔除；“省城宏观数据”中重庆1993-1995年数据缺失，因此被剔除；广东、海南、西藏部分年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因此被剔除；福建、云南2006年“就业人员”数据缺失，因此被剔除；安徽“三产价格指数数据”中“工业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累计值在2001-2002、2005-2006出现低于基年，可视为“问题数据”，因此被剔除。
（二）经验结果
利用EViews3.1软件中“Pooled Least Squares”方法，其参数估计值详见表1。其中，统计量为0.9860，Adj为0.9399，F检验量为21.3483，Durbin-Watson检验量为2.8803②。可视为经验估计有效。
阅读表1，可知：
1.技术进步效应g[,0]
除青海之外，技术进步变化对经济增长均有正面影响，尽管北京、黑龙江、湖南、宁夏的正面影响不显著，其中，对浙江、河北、江苏、山东、吉林、天津、上海、广西、内蒙古的正面影响尤为突出。
2.产业价格弹性效应
(1)农业产出—工业价格弹性ε[,AI]。
河北、浙江、湖北、甘肃为正，吉林、四川、陕西为负，均显著；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广西、青海为正，北京、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南、贵州、宁夏、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2)农业产出—服务业价格弹性ε[,AS]。
吉林为正，天津、河北、江西、湖北、四川、甘肃为负，均显著；内蒙古、辽宁、河南、贵州、陕西、宁夏为正，北京、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广西、青海、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3)工业产出—工业价格弹性ε[,II]。
浙江、四川、甘肃为正，山西为负，均显著；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南、陕西为正，湖北、广西、贵州、青海、宁夏、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4)工业产出—服务业价格弹性ε[,IS]。
河北、四川、甘肃为正且显著；北京、天津、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青海、新疆为正，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西、山东、河南、贵州、陕西、宁夏为负，但均不显著。
(5)服务业产出—工业价格弹性ε[,SI]。
吉林为正，浙江、湖北、四川、甘肃为负，均显著；山西、内蒙古、贵州、陕西、青海、宁夏、新疆为正，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西为负，但均不显著。
(6)服务业产出—服务业价格弹性ε[,SS]。
河北、四川为负且显著；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西、山东、河南、贵州、陕西、宁夏为正，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甘肃、青海、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3.资源禀赋效应
(1)农业产出—资本存量数量弹性η[,AK]。
河北、四川为正且显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湖南、广西、陕西、宁夏、新疆为正，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河南、湖北、贵州、甘肃、青海为负，但均不显著。
(2)工业产出—资本存量数量弹性η[,IK]。
甘肃为正，浙江为负，均显著；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为正，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南、广西、青海、宁夏、新疆为负，但均不显著。
(3)服务业产出—资本存量数量弹性η[,SK]。
浙江为正，四川、甘肃为负，均显著；天津、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青海、宁夏、新疆为正，北京、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为负，但均不显著。
鉴于以下事实：产业结构自身变化的速度缓慢，短期内三产份额波动较小；政府调控可直接影响农产品价格、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产出价格弹性、产出数量弹性已被有效估计。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情况1：技术进步率提高1%；情况2：农产品价格增长1%；情况3：人均资本存量增加1%。根据2008年地区三产份额数据拟合结果见表2。
阅读表2，可知：
1.从总体上而言，外生的技术进步对内蒙古、吉林、浙江、广西、四川、宁夏和新疆更为重要；外生的农产品价格增长对河北和江苏更为重要；外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对其他省份更为重要。
2.若仅有外生的农产品价格增长，则农业产值占地区GDP份额的上升对江西、四川、青海更为重要；工业产值占地区GDP份额的上升对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贵州、陕西、宁夏和新疆更为重要；服务业产值占GDP份额的上升对其他省份更为重要。
3.若仅有外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则农业产值占地区GDP份额的上升对四川更为重要；工业产值占地区GDP份额的上升对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江西、河南、陕西和甘肃更为重要；服务业产值占GDP份额的上升对其他省份更为重要。
四、结论
本文利用基于有约束的利润函数研究的GDP函数综合考察了劳动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产业价格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1994-2006年中国24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度量了上述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技术进步、价格、人均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研究表明，上述因素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外生技术进步对各地区（青海除外）经济增长均产生正面影响；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对于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较高的正面影响；而农产品价格提高仅对河北、江苏经济增长产生较高的正面影响；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应综合价格和人均资本存量要素。因此，增加人均资本存量、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省域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而针对经济增长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需考虑全局性要素（三产价格）和地区性要素（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化，不能一概视之。
收稿日期：2010-04-08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分省宏观经济”数据。
②根据式(1.1)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展，Durbin-Watson值过高可能是因为资源禀赋中“土地（或耕地）”要素的缺失，而“省份数据”中这部分数据不完整，因此暂时无法补齐估计。
作者介绍：刘忠涛(1978-)，男，吉林榆树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管理学博士生，中国防卫科技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金洪云(1965-)，男，吉林长春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