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那时候，我觉得伯父家的门槛很高，因为厦门城乡之间的距离很远。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在厦门岛外杏林的一个农村，乡亲们以务农和讨海为生，我家也是一样。我有一个伯父，他是我父亲的堂兄。伯父家住在杏林的杏东路边上，在老杏林人看来，那里是杏林的城区，当时，伯父也就是我们眼中的城里人。 虽然是堂兄弟，父亲与伯父的命运却截然不同。相比之下，父亲就像是一只丑小鸭。虽然他比伯父年轻，文化程度也高出伯父许多，人也很聪明，但由于出生在农村，他只能当一个农民，一辈子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在土地上终其一生。而伯父出生在城镇，他先是在一个门市部里当一般的销售员，后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当上了饼厂的厂长。饼厂就位于今天杏林的日东公园边上，杏南中学的北侧。伯父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就盖了起一座两层半的楼房，面积很大，这让我们这些农村的穷亲戚们非常羡慕。那时我们都还住在大瓦房里，也就是所谓的“闽南古厝”，还是解放初从地主手里分得的。一座古厝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整天鸡飞狗跳，满地都是鸡鸭粪便，卫生条件极差。由于过于拥挤，邻里之间常常发生矛盾。那时在我看来，伯父家的楼房，就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宫殿。每次在跨进伯父家的门槛之前，我总是先把鞋子脱下来，使劲地把上面的泥巴、灰尘拍干净，生怕弄脏了伯父家的地板。 因为伯父全家都是城镇户籍，伯父的两个儿子，在分别当过知青和参军退伍之后，都被招进国企当工人，这令我们非常艳羡。记得那时父亲经常对我说：你是农民的儿子，读书是你跳出农门的惟一出路。母亲不识字，没有文化，她说话更直接：你要认真读书，长大后才能像他们(伯父的两个儿子)一样，到杏林当工人。那时我年纪还小，还不懂得去思考前程之类的问题，但我也和村里的其他小孩一样，经常要挑水浇菜，在烈日下收割稻子，真切地体会过劳作的辛苦，我也很渴望长大后能像伯父家的那两个儿子，拥有一份不用遭受风吹日晒的工作，单门独户地住在干净的楼房里。 农村生活的单调与辛苦，刺激了儿时我对城市懵懵懂懂的向往，不必说厦门岛内的繁华市区，就是杏林的杏东路，在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的眼里，已是声色繁华的人间天堂。在杏东路上的冰厅(现名叫杏盛冰厅)喝一碗冰绿豆，在白泉农贸市场吃一碗咸稀饭配油条，再到杏东公园转一转，若父母肯多给几个钱，还可以到电影院(其旧址是现在的杏滨街道办)看场电影，这种经历，足以让我在回到村子后，向和我一起放牛的小伙伴们炫耀好几天。而这种幸运，往往要等到学校组织秋游的时候才会降临。 但我们眼中的天堂，也给我们留下过一些酸涩的回忆。 大约是在八九岁的时候，我听说在杏林的新华玻璃厂(现已改制更名为明达玻璃厂)，可以捡到五颜六色的玻璃珠，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经常用它来做各种游戏。我便邀了村里几个小孩，走了几里地，偷偷翻墙进了厂区，以为在那里真的可以捡到玻璃珠。不想玻璃珠没找着，人倒是被保卫捉住了。保卫凶神恶煞地把我们带到一间小屋子，这时候走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保卫鄙夷地指着我们说：这些郊区的小农民…… 保卫说可以放一个回去叫家长来处理，要给我们罚款，我们害怕极了。我惶恐地跑回家去叫来父亲，保卫见父亲一身农民打扮，十分的不屑，坚持要给我们罚款。父亲无奈，就去饼厂找来了伯父。伯父向保卫亮出自己的身份，那个保卫很客气地给伯父敬了一根烟，直接就把我们放回去了。但保卫那鄙夷的神情与话语，却刺痛了我的神经。 伯父的小儿子结婚的时候，母亲带我去吃酒席。那天，来来往往的客人非常多，十分热闹。厦门有这样一种习俗，客人如果到新房里坐，新娘要手捧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甜茶，逐一给客人敬茶。而客人在接过甜茶的时候，要回放一个红包在托盘里，这就叫“看新娘”。母亲拉着我，也挤进了新房，等着新娘给她敬茶。可是新娘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竟像没看到一样，径自从母亲眼前绕过，母亲拿着红包的手，也停滞在那里。而我还不知趣，调皮地往喜气洋洋的婚床上坐去，刚坐上去，新娘的脸马上黑了下来，母亲赶紧拉着我走出新房。临出房门，我扭头一望，另有几个衣着鲜亮的小孩，就坐在婚床上玩耍，而新娘正笑吟吟地给他们吃喜糖。 酒席还未结束，母亲就拉着我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叹息说，城里人的门槛真是比我们高啊。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母亲又对我说：儿啊，你要好好读书，长大后也跟他们一样做个城里人，这样他们就不敢瞧不起你了。你长大后，可不能再和父母一样当农民啊。 年事稍长，我渐渐明白了母亲的话语。正是城乡之间经济水平、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才使得伯父家的孩子，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村的亲戚。虽然我们都是厦门户籍，但城乡的差异，是一道深深的鸿沟。 时间能改变很多事。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和厦门、乃至全国的许多地方一样，杏林这座小镇，尤其是杏林周边的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杏林周边的农村，一座座六七层的漂亮楼房，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经济收入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进步，杏林的农民早已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乡亲们再也不羡慕当初所谓的“城里人”。原先连想都不会去想的医保、社保，也开始在农村普及，城乡之间的鸿沟，已经渐渐被填平了。 如今，伯父家的门槛也不再显得高不可攀。现在再去伯父家，他的两个儿子和儿媳，总是客气地和我寒喧，言语眉宇之间再无往昔的傲慢。这十余年来，他们经历了下岗、再就业，凭借一纸城镇户籍，便能稳端铁饭碗的历史，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他们同样需要努力勤奋，才能收获幸福的生活。而我总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有所成，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我再也不必像当年父亲仰视伯父那样，去仰视伯父的儿子，因为我与他们的层次、地位已完全平等。原先的那些农村亲戚们也乐于去伯父家窜门了。因为亲戚们再也不是当初的乡巴佬，他们如今也住着比伯父家更漂亮豪华的楼房，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当他们开着轿车停在伯父家的门口，自信地跨进伯父家门槛的时候，脸上再无往日的卑怯。 【责任编辑 王永盛】
这些都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那时候，我觉得伯父家的门槛很高，因为厦门城乡之间的距离很远。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在厦门岛外杏林的一个农村，乡亲们以务农和讨海为生，我家也是一样。我有一个伯父，他是我父亲的堂兄。伯父家住在杏林的杏东路边上，在老杏林人看来，那里是杏林的城区，当时，伯父也就是我们眼中的城里人。 虽然是堂兄弟，父亲与伯父的命运却截然不同。相比之下，父亲就像是一只丑小鸭。虽然他比伯父年轻，文化程度也高出伯父许多，人也很聪明，但由于出生在农村，他只能当一个农民，一辈子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在土地上终其一生。而伯父出生在城镇，他先是在一个门市部里当一般的销售员，后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当上了饼厂的厂长。饼厂就位于今天杏林的日东公园边上，杏南中学的北侧。伯父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就盖了起一座两层半的楼房，面积很大，这让我们这些农村的穷亲戚们非常羡慕。那时我们都还住在大瓦房里，也就是所谓的“闽南古厝”，还是解放初从地主手里分得的。一座古厝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整天鸡飞狗跳，满地都是鸡鸭粪便，卫生条件极差。由于过于拥挤，邻里之间常常发生矛盾。那时在我看来，伯父家的楼房，就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宫殿。每次在跨进伯父家的门槛之前，我总是先把鞋子脱下来，使劲地把上面的泥巴、灰尘拍干净，生怕弄脏了伯父家的地板。 因为伯父全家都是城镇户籍，伯父的两个儿子，在分别当过知青和参军退伍之后，都被招进国企当工人，这令我们非常艳羡。记得那时父亲经常对我说：你是农民的儿子，读书是你跳出农门的惟一出路。母亲不识字，没有文化，她说话更直接：你要认真读书，长大后才能像他们(伯父的两个儿子)一样，到杏林当工人。那时我年纪还小，还不懂得去思考前程之类的问题，但我也和村里的其他小孩一样，经常要挑水浇菜，在烈日下收割稻子，真切地体会过劳作的辛苦，我也很渴望长大后能像伯父家的那两个儿子，拥有一份不用遭受风吹日晒的工作，单门独户地住在干净的楼房里。 农村生活的单调与辛苦，刺激了儿时我对城市懵懵懂懂的向往，不必说厦门岛内的繁华市区，就是杏林的杏东路，在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的眼里，已是声色繁华的人间天堂。在杏东路上的冰厅(现名叫杏盛冰厅)喝一碗冰绿豆，在白泉农贸市场吃一碗咸稀饭配油条，再到杏东公园转一转，若父母肯多给几个钱，还可以到电影院(其旧址是现在的杏滨街道办)看场电影，这种经历，足以让我在回到村子后，向和我一起放牛的小伙伴们炫耀好几天。而这种幸运，往往要等到学校组织秋游的时候才会降临。 但我们眼中的天堂，也给我们留下过一些酸涩的回忆。 大约是在八九岁的时候，我听说在杏林的新华玻璃厂(现已改制更名为明达玻璃厂)，可以捡到五颜六色的玻璃珠，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经常用它来做各种游戏。我便邀了村里几个小孩，走了几里地，偷偷翻墙进了厂区，以为在那里真的可以捡到玻璃珠。不想玻璃珠没找着，人倒是被保卫捉住了。保卫凶神恶煞地把我们带到一间小屋子，这时候走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保卫鄙夷地指着我们说：这些郊区的小农民…… 保卫说可以放一个回去叫家长来处理，要给我们罚款，我们害怕极了。我惶恐地跑回家去叫来父亲，保卫见父亲一身农民打扮，十分的不屑，坚持要给我们罚款。父亲无奈，就去饼厂找来了伯父。伯父向保卫亮出自己的身份，那个保卫很客气地给伯父敬了一根烟，直接就把我们放回去了。但保卫那鄙夷的神情与话语，却刺痛了我的神经。 伯父的小儿子结婚的时候，母亲带我去吃酒席。那天，来来往往的客人非常多，十分热闹。厦门有这样一种习俗，客人如果到新房里坐，新娘要手捧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甜茶，逐一给客人敬茶。而客人在接过甜茶的时候，要回放一个红包在托盘里，这就叫“看新娘”。母亲拉着我，也挤进了新房，等着新娘给她敬茶。可是新娘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竟像没看到一样，径自从母亲眼前绕过，母亲拿着红包的手，也停滞在那里。而我还不知趣，调皮地往喜气洋洋的婚床上坐去，刚坐上去，新娘的脸马上黑了下来，母亲赶紧拉着我走出新房。临出房门，我扭头一望，另有几个衣着鲜亮的小孩，就坐在婚床上玩耍，而新娘正笑吟吟地给他们吃喜糖。 酒席还未结束，母亲就拉着我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叹息说，城里人的门槛真是比我们高啊。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母亲又对我说：儿啊，你要好好读书，长大后也跟他们一样做个城里人，这样他们就不敢瞧不起你了。你长大后，可不能再和父母一样当农民啊。 年事稍长，我渐渐明白了母亲的话语。正是城乡之间经济水平、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才使得伯父家的孩子，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村的亲戚。虽然我们都是厦门户籍，但城乡的差异，是一道深深的鸿沟。 时间能改变很多事。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和厦门、乃至全国的许多地方一样，杏林这座小镇，尤其是杏林周边的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杏林周边的农村，一座座六七层的漂亮楼房，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经济收入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进步，杏林的农民早已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乡亲们再也不羡慕当初所谓的“城里人”。原先连想都不会去想的医保、社保，也开始在农村普及，城乡之间的鸿沟，已经渐渐被填平了。 如今，伯父家的门槛也不再显得高不可攀。现在再去伯父家，他的两个儿子和儿媳，总是客气地和我寒喧，言语眉宇之间再无往昔的傲慢。这十余年来，他们经历了下岗、再就业，凭借一纸城镇户籍，便能稳端铁饭碗的历史，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他们同样需要努力勤奋，才能收获幸福的生活。而我总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有所成，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我再也不必像当年父亲仰视伯父那样，去仰视伯父的儿子，因为我与他们的层次、地位已完全平等。原先的那些农村亲戚们也乐于去伯父家窜门了。因为亲戚们再也不是当初的乡巴佬，他们如今也住着比伯父家更漂亮豪华的楼房，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当他们开着轿车停在伯父家的门口，自信地跨进伯父家门槛的时候，脸上再无往日的卑怯。 【责任编辑 王永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