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团队合作反而是坏事
出去参加了一趟活动，下午的时候，李潇回到位于北京东风南路的住所。小区很安静，中式装修的房间也很安静，鱼缸里的鱼儿吐着泡泡迎接主人，可李潇的心里却烦乱得很。
“我一天只能干一件事。今天因为办这件事，我一天都没法写剧本了。”因为上半年播了自己写的两个戏，随之而来的频繁涉外活动，搞得李潇很被动。
有的编剧一定要在喧闹的环境下创作，而李潇却是什么声音都不能有。
“我得活到那个剧本里。”
“写不出来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记者问。
“就是死磕。大部分编剧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停一下，或者出去走走，但回头还得面对这个难题。”她说。
每当创作时，李潇会强制断网，然后花两三个小时进入状态。“我的创作更多需要靠编剧技巧去架构。生活里听到的故事往往不是太狗血，就是太平淡，不足以成为一个故事。其实里面的情感既需要你的阅历，也需要你真正感同身受。”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国外的编剧都是“组团”创作，而中国的编剧更倾向于单枪匹马。李潇认为，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所有的美剧都是情节剧”。而中国更多的是情感剧，更考验编剧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和感悟能力，需要一些更自我个性的体验。
“有时候团队合作反而是一个坏事，会打破整个剧的气场。”她说。
当然，中国编剧也有团队合作的，只不过不太普遍。李潇现在就和同为编剧的丈夫于淼形成了一个Team，最近热播的《我爱男闺蜜》正是两人共同的杰作。
“我们俩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将来也不可能分开。这样的话既能从女性的角度写，也能从男性的角度把控，相得益彰。”她说。
坚守了十年，李潇并不觉得这个行业有多大吸引力。“当把一个爱好变成饭碗的时候，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我从小就不爱做家庭作业，现在却要做一辈子。”
在她看来，编剧是非常苦的职业，要耐得住寂寞，也要有同理心。这个老天赏饭吃的特质，却也让她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敏感而脆弱。
从最早做“枪手”，甚至遭受过不公平的弱势者，到如今结出累累果实，李潇认为是运气使然，也是坚持的回报。“有些编剧就是一直没有碰到适合自己的题材，或者没有碰到赏识自己的伯乐。所以运气很重要。而有的编剧会在不公平的路上放弃。我不会做别的工作，不坚持，就得饿肚子。”
筷子打勺子的机会越来越多
李潇认为，电视剧的第一属性是商品。“在我看电视剧的时候，就不是制作者，而是消费者。我要让自己爽，让自己过瘾，这最重要。”
闲暇时，除了看口碑不错的国产剧，李潇看美剧更多一些。与笔下的情感剧不同，她更喜欢暗黑一点儿、带有悬疑和谋杀情节的剧。“那种剧让我觉得过瘾。”
“好看是第一位的。”李潇说。
作为一个当代剧的剧作者，李潇非常关注时下观众的需求：“台词是门面，是让观众记住的第一印象。情节是你能把他钩住的地方。”
时下雷剧盛行，其收视率之高也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一边遭骂，一边还热播？李潇认为，这是市场决定的，更是观众决定的。“不好看就不要贡献收视率了。时间长了，这种所谓的雷剧就会慢慢消失了。”
从80年代万人空巷的《渴望》到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千差万别。而保持原创性，持续给观众提供耳目一新的感觉，成为李潇所思考的重点。“盘子就这么大，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越来越多，筷子打勺子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
李潇尝试着一小步一小步地挪。例如，《我爱男闺蜜》中的“男闺蜜”角色，最早就脱生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但是并不雷同，就得益于情节的变化。
电视剧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高得太多，便很容易让观众觉得假。“剧本是一个商品，拿出来就要被很多人过一道。更多的是要贴合市场，还要被演员演绎，以贴合要拍摄的标准。你只能把你的诉求和观众的诉求放在台词里，放在小细节里。”
特别想说国产电视剧在退步
热闹的播出环境使得更多人争先恐后涉足电视剧，制作的精良就非常容易被抛在脑后。
“从制作人方面，我觉得品位很重要。即使品位可以，但如果自我约束能力太低的话也不行。而从市场角度来说，存在即是合理的，受众的层次使得一些剧钻了空子。”李潇说。
“我其实特别想说国产电视剧在退步。”李潇纠结地说出了这句话。
在她心里，真正能代表电视剧水平的，是《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是李潇最喜欢的三部剧。“之后当然有其他电视剧在收视率甚至口碑上赶超，但从来没有一部剧各方面都超过这三部。”
当下，一个电视剧动辄要拍40集以上。李潇觉得篇幅太长，水分太大：“都市情感剧，一般故事就发生在一两年间，是截取我们生活的一个横断面。除非做一个群系，有主线，有副线，否则做不了那么长。偶像剧更是如此。”
李潇认为，这里面除了主创人员的原因，也和电视剧播出机制有关。因为各家电视台抢播，要给其他栏目让出时间，很多电视剧好的片头片尾和慢节奏会被电视台剪掉。
一天播三集的播出机制让李潇感到惋惜，“韩剧和美剧都是周播剧，能够保证制作的精良。我们很难做到。”
刚刚推出的“一剧两星”政策，让她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我更关注的是一天播两集，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够保证剧的完整度。”
没有遗憾的是少数
在中央戏剧学院编导专业毕业后，李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十年的编剧生涯。有的编剧可能会靠一部剧走出来，但所有的编剧都不可能靠一部戏吃一辈子。每每看到编剧被推上风口浪尖时，李潇都这样安慰自己：“要想将来走得长远，必须下一部戏从零做起。老是执着于前一部戏被人改了剧本，我觉得挺没劲。时间还是要放在后面。”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状态就是能做这部剧的监制，可以跟随去挑演员，去调整剧本，甚至去拍摄现场。”作为一名被逐渐认可的编剧，李潇并没有期望像国外的编剧一定要做制片人。她有着自己的定位。
“我非常欣赏美剧拍摄中，导演、演员、编剧在一个大屋子里读剧本，大家可以互相探讨，氛围很好。当然这样制作周期就会拉长，目前整个大环境不允许。”
李潇认为，做监制并不是非要谁管着谁、监督谁，而是能参与其中，并提供一些建议，就满足了。
“不论演员还是导演，没有一个人跟剧本厮磨的时间这么长，也没有一个人对剧本的感情胜过编剧。做剧本十年，最后拍摄出来的，没有遗憾的是少数。”她说，“我们不愿意它被糟践了，所以更愿意挑那些真正看重你剧本的公司和看重你剧本的演员。”
《大丈夫》剧组就让李潇十分欣赏。“职业道德就体现在互相的协调能力上，他们愿意听导演的安排，也对剧本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而在现场，连改一句台词都会“请示”她的导演姚晓峰，更是让李潇一直心存感激。“我爱死这个导演了，每个角色都安排得非常妥帖，最后出来样片，还过问了我们的意见。”
曾经，李潇也经历过剧本在拍摄和演绎过程中被二度创作。但是跟一些编剧的剑拔弩张不同，80后的李潇有着罕见的淡定成熟。“大家还是和为贵吧，一部作品已经播完了，没必要为这点事说来说去。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同行还应该放在下一部戏上，之前做的戏算是经验和教训，眼光要长远一点。”
“电视剧就是一个盖楼的事儿：编剧再牛，也是一个地基，不能上到天花板去；导演权利再大，也得在一个地基上工作；演员再万众簇拥，也是在楼的外立面。”这是她对此中各个角色的定义。
有时团队合作反而是坏事
出去参加了一趟活动，下午的时候，李潇回到位于北京东风南路的住所。小区很安静，中式装修的房间也很安静，鱼缸里的鱼儿吐着泡泡迎接主人，可李潇的心里却烦乱得很。
“我一天只能干一件事。今天因为办这件事，我一天都没法写剧本了。”因为上半年播了自己写的两个戏，随之而来的频繁涉外活动，搞得李潇很被动。
有的编剧一定要在喧闹的环境下创作，而李潇却是什么声音都不能有。
“我得活到那个剧本里。”
“写不出来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记者问。
“就是死磕。大部分编剧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停一下，或者出去走走，但回头还得面对这个难题。”她说。
每当创作时，李潇会强制断网，然后花两三个小时进入状态。“我的创作更多需要靠编剧技巧去架构。生活里听到的故事往往不是太狗血，就是太平淡，不足以成为一个故事。其实里面的情感既需要你的阅历，也需要你真正感同身受。”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国外的编剧都是“组团”创作，而中国的编剧更倾向于单枪匹马。李潇认为，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所有的美剧都是情节剧”。而中国更多的是情感剧，更考验编剧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和感悟能力，需要一些更自我个性的体验。
“有时候团队合作反而是一个坏事，会打破整个剧的气场。”她说。
当然，中国编剧也有团队合作的，只不过不太普遍。李潇现在就和同为编剧的丈夫于淼形成了一个Team，最近热播的《我爱男闺蜜》正是两人共同的杰作。
“我们俩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将来也不可能分开。这样的话既能从女性的角度写，也能从男性的角度把控，相得益彰。”她说。
坚守了十年，李潇并不觉得这个行业有多大吸引力。“当把一个爱好变成饭碗的时候，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我从小就不爱做家庭作业，现在却要做一辈子。”
在她看来，编剧是非常苦的职业，要耐得住寂寞，也要有同理心。这个老天赏饭吃的特质，却也让她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敏感而脆弱。
从最早做“枪手”，甚至遭受过不公平的弱势者，到如今结出累累果实，李潇认为是运气使然，也是坚持的回报。“有些编剧就是一直没有碰到适合自己的题材，或者没有碰到赏识自己的伯乐。所以运气很重要。而有的编剧会在不公平的路上放弃。我不会做别的工作，不坚持，就得饿肚子。”
筷子打勺子的机会越来越多
李潇认为，电视剧的第一属性是商品。“在我看电视剧的时候，就不是制作者，而是消费者。我要让自己爽，让自己过瘾，这最重要。”
闲暇时，除了看口碑不错的国产剧，李潇看美剧更多一些。与笔下的情感剧不同，她更喜欢暗黑一点儿、带有悬疑和谋杀情节的剧。“那种剧让我觉得过瘾。”
“好看是第一位的。”李潇说。
作为一个当代剧的剧作者，李潇非常关注时下观众的需求：“台词是门面，是让观众记住的第一印象。情节是你能把他钩住的地方。”
时下雷剧盛行，其收视率之高也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一边遭骂，一边还热播？李潇认为，这是市场决定的，更是观众决定的。“不好看就不要贡献收视率了。时间长了，这种所谓的雷剧就会慢慢消失了。”
从80年代万人空巷的《渴望》到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千差万别。而保持原创性，持续给观众提供耳目一新的感觉，成为李潇所思考的重点。“盘子就这么大，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越来越多，筷子打勺子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
李潇尝试着一小步一小步地挪。例如，《我爱男闺蜜》中的“男闺蜜”角色，最早就脱生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但是并不雷同，就得益于情节的变化。
电视剧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高得太多，便很容易让观众觉得假。“剧本是一个商品，拿出来就要被很多人过一道。更多的是要贴合市场，还要被演员演绎，以贴合要拍摄的标准。你只能把你的诉求和观众的诉求放在台词里，放在小细节里。”
特别想说国产电视剧在退步
热闹的播出环境使得更多人争先恐后涉足电视剧，制作的精良就非常容易被抛在脑后。
“从制作人方面，我觉得品位很重要。即使品位可以，但如果自我约束能力太低的话也不行。而从市场角度来说，存在即是合理的，受众的层次使得一些剧钻了空子。”李潇说。
“我其实特别想说国产电视剧在退步。”李潇纠结地说出了这句话。
在她心里，真正能代表电视剧水平的，是《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是李潇最喜欢的三部剧。“之后当然有其他电视剧在收视率甚至口碑上赶超，但从来没有一部剧各方面都超过这三部。”
当下，一个电视剧动辄要拍40集以上。李潇觉得篇幅太长，水分太大：“都市情感剧，一般故事就发生在一两年间，是截取我们生活的一个横断面。除非做一个群系，有主线，有副线，否则做不了那么长。偶像剧更是如此。”
李潇认为，这里面除了主创人员的原因，也和电视剧播出机制有关。因为各家电视台抢播，要给其他栏目让出时间，很多电视剧好的片头片尾和慢节奏会被电视台剪掉。
一天播三集的播出机制让李潇感到惋惜，“韩剧和美剧都是周播剧，能够保证制作的精良。我们很难做到。”
刚刚推出的“一剧两星”政策，让她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我更关注的是一天播两集，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够保证剧的完整度。”
没有遗憾的是少数
在中央戏剧学院编导专业毕业后，李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十年的编剧生涯。有的编剧可能会靠一部剧走出来，但所有的编剧都不可能靠一部戏吃一辈子。每每看到编剧被推上风口浪尖时，李潇都这样安慰自己：“要想将来走得长远，必须下一部戏从零做起。老是执着于前一部戏被人改了剧本，我觉得挺没劲。时间还是要放在后面。”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状态就是能做这部剧的监制，可以跟随去挑演员，去调整剧本，甚至去拍摄现场。”作为一名被逐渐认可的编剧，李潇并没有期望像国外的编剧一定要做制片人。她有着自己的定位。
“我非常欣赏美剧拍摄中，导演、演员、编剧在一个大屋子里读剧本，大家可以互相探讨，氛围很好。当然这样制作周期就会拉长，目前整个大环境不允许。”
李潇认为，做监制并不是非要谁管着谁、监督谁，而是能参与其中，并提供一些建议，就满足了。
“不论演员还是导演，没有一个人跟剧本厮磨的时间这么长，也没有一个人对剧本的感情胜过编剧。做剧本十年，最后拍摄出来的，没有遗憾的是少数。”她说，“我们不愿意它被糟践了，所以更愿意挑那些真正看重你剧本的公司和看重你剧本的演员。”
《大丈夫》剧组就让李潇十分欣赏。“职业道德就体现在互相的协调能力上，他们愿意听导演的安排，也对剧本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而在现场，连改一句台词都会“请示”她的导演姚晓峰，更是让李潇一直心存感激。“我爱死这个导演了，每个角色都安排得非常妥帖，最后出来样片，还过问了我们的意见。”
曾经，李潇也经历过剧本在拍摄和演绎过程中被二度创作。但是跟一些编剧的剑拔弩张不同，80后的李潇有着罕见的淡定成熟。“大家还是和为贵吧，一部作品已经播完了，没必要为这点事说来说去。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同行还应该放在下一部戏上，之前做的戏算是经验和教训，眼光要长远一点。”
“电视剧就是一个盖楼的事儿：编剧再牛，也是一个地基，不能上到天花板去；导演权利再大，也得在一个地基上工作；演员再万众簇拥，也是在楼的外立面。”这是她对此中各个角色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