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日当午”的诗人其实是酷吏
从“悯农”到“酷暴”
安立志
“诗言志”是个古老的概念，《毛诗正义》这样解释：“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更简单的说法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李绅其人知者不多，如果提到《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恐怕就众所周知了。《悯农》是李绅年轻时的作品， 1200多年后仍然是一代又一代学童的启蒙作品，影响是巨
大的。在当时的时空中，一个尚未步入仕途的青年人，借《悯农》以“言志”，毕竟难能可贵。
然而，人们大多知道《悯农》的李绅，而不知显贵的李绅。此人后来曾在中晚唐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赵国公，权倾一时，新旧《唐书》都为立传。应当说，李绅在正史中的形象也是正面的。正如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将官史当作信史一样，“‘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鲁迅《且介亭杂文》)；也不能不假思索地将野史一篙打翻，“野史和杂说”“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鲁迅《华盖集》）因此，我们不妨参看一下野史对李绅的评价。
宋代出了一部类书——《太平广记》，虽然也是奉旨编纂，但其中收录的却是汉宋之间的小说、野史、传记、传奇等杂著。该书卷二百六十九“酷暴”类下有“李绅”一节。因有童蒙时的“灌输”在先，读到这段文字颇有些惊异。据载，李绅在淮南节度使任内完全是一副酷吏形象。“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僚佑莫敢言”。在他治下，既是“一言堂”，也是“阎王殿”，不仅独断专行，
而且酷刑峻法。“狡吏奸豪”倒是“潜形叠迹”了，僚属百姓也噤若寒蝉。
李元将在唐代不甚有名。李绅未发迹时曾寄居江都，每到李元将家中作客称其为叔（“每馆于元将而叔呼焉”）。而在已是“高干”的李绅面前，李元将别说以叔自居了，就是自称兄弟或侄子，李绅都不高兴（“荣达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李元将自称孙辈，才算勉强接受（“及为孙，方似相容”）。人说官升脾气长，李绅官升辈份也长；人说屁股决定脑袋，李绅是屁股决定人伦；人说人性、官性不两立，果然，李绅当了官，只剩官性而丧失人性。何以故？时空不同也。
李绅的年代不讲“人性执法”，在这种暴戾恣睢，六亲不认的官员治下，黎民百姓终日惶惶，不知何时大祸临头，于是纷纷渡江淮而逃难（“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当他接到属下“户口逃亡不少”的报告后，竟然轻描淡写地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颗粒饱满的总在下面，那些随风而去的秕糠，不用报告”（“汝
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粃粏随流者不必报来”）。此时的他，早已忘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夫，早已习惯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盛世”。何以故，时空不同也。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
（鲁迅《准风月谈》）《太平广记》关于李绅的这则记载，是否也在“讹传”、“恩怨”之列，不得而知，就文本说文本，我们不能说李绅的《悯农》诗，就是文非其人，言不由衷。中国古代诗人，无论是名标青史的李青莲、杜少陵，还是《全唐诗》不载、《全宋词》难寻，只会诌几句顺口溜的文人墨客，其诗作总会“言志”的，只不过这“志”有文野、高下、妍媸罢了。
诗人之“志”并非抽象而玄虚，它是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存在的，所谓“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毛诗正义》）穷困时之“言志”，落魄时之“言志”、“在野”时之“言志”，并不能成为判断其富贵时、显达时、在朝时“志向”之依据。“志”之不
同，不在其诗，而在其人。赋诗“言志”，只以时空为转移。青年李绅的《悯农》诗，其所“言”之“志”是朴素、纯真、善良、正直的，诗中不仅寄托了对“贫下中农”的深切同情，而且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尖锐批评。而高官李绅之行，则体现了权力的丑恶、跋扈、骄横与暴虐。因此，《悯农》诗的此时此地之“志”，显然不同于当朝宰相的彼时彼地之“志”。由此可见，“诗言志”既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可能“绳墨终生而不枉”。“诗言志”的时空观，正说明“诗言志”的局限性。
“锄禾日当午”的诗人其实是酷吏
从“悯农”到“酷暴”
安立志
“诗言志”是个古老的概念，《毛诗正义》这样解释：“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更简单的说法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李绅其人知者不多，如果提到《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恐怕就众所周知了。《悯农》是李绅年轻时的作品， 1200多年后仍然是一代又一代学童的启蒙作品，影响是巨
大的。在当时的时空中，一个尚未步入仕途的青年人，借《悯农》以“言志”，毕竟难能可贵。
然而，人们大多知道《悯农》的李绅，而不知显贵的李绅。此人后来曾在中晚唐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赵国公，权倾一时，新旧《唐书》都为立传。应当说，李绅在正史中的形象也是正面的。正如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将官史当作信史一样，“‘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鲁迅《且介亭杂文》)；也不能不假思索地将野史一篙打翻，“野史和杂说”“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鲁迅《华盖集》）因此，我们不妨参看一下野史对李绅的评价。
宋代出了一部类书——《太平广记》，虽然也是奉旨编纂，但其中收录的却是汉宋之间的小说、野史、传记、传奇等杂著。该书卷二百六十九“酷暴”类下有“李绅”一节。因有童蒙时的“灌输”在先，读到这段文字颇有些惊异。据载，李绅在淮南节度使任内完全是一副酷吏形象。“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僚佑莫敢言”。在他治下，既是“一言堂”，也是“阎王殿”，不仅独断专行，
而且酷刑峻法。“狡吏奸豪”倒是“潜形叠迹”了，僚属百姓也噤若寒蝉。
李元将在唐代不甚有名。李绅未发迹时曾寄居江都，每到李元将家中作客称其为叔（“每馆于元将而叔呼焉”）。而在已是“高干”的李绅面前，李元将别说以叔自居了，就是自称兄弟或侄子，李绅都不高兴（“荣达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李元将自称孙辈，才算勉强接受（“及为孙，方似相容”）。人说官升脾气长，李绅官升辈份也长；人说屁股决定脑袋，李绅是屁股决定人伦；人说人性、官性不两立，果然，李绅当了官，只剩官性而丧失人性。何以故？时空不同也。
李绅的年代不讲“人性执法”，在这种暴戾恣睢，六亲不认的官员治下，黎民百姓终日惶惶，不知何时大祸临头，于是纷纷渡江淮而逃难（“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当他接到属下“户口逃亡不少”的报告后，竟然轻描淡写地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颗粒饱满的总在下面，那些随风而去的秕糠，不用报告”（“汝
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粃粏随流者不必报来”）。此时的他，早已忘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夫，早已习惯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盛世”。何以故，时空不同也。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
（鲁迅《准风月谈》）《太平广记》关于李绅的这则记载，是否也在“讹传”、“恩怨”之列，不得而知，就文本说文本，我们不能说李绅的《悯农》诗，就是文非其人，言不由衷。中国古代诗人，无论是名标青史的李青莲、杜少陵，还是《全唐诗》不载、《全宋词》难寻，只会诌几句顺口溜的文人墨客，其诗作总会“言志”的，只不过这“志”有文野、高下、妍媸罢了。
诗人之“志”并非抽象而玄虚，它是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存在的，所谓“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毛诗正义》）穷困时之“言志”，落魄时之“言志”、“在野”时之“言志”，并不能成为判断其富贵时、显达时、在朝时“志向”之依据。“志”之不
同，不在其诗，而在其人。赋诗“言志”，只以时空为转移。青年李绅的《悯农》诗，其所“言”之“志”是朴素、纯真、善良、正直的，诗中不仅寄托了对“贫下中农”的深切同情，而且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尖锐批评。而高官李绅之行，则体现了权力的丑恶、跋扈、骄横与暴虐。因此，《悯农》诗的此时此地之“志”，显然不同于当朝宰相的彼时彼地之“志”。由此可见，“诗言志”既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可能“绳墨终生而不枉”。“诗言志”的时空观，正说明“诗言志”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