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终结不是缘于它在军事上的失败，也没有像之前或之后的政权更迭那样，伴随着大规模的血腥杀戮。相反，它实际上是在多种力量和理念的交织作用下，前所未有的一次和平的嬗变。清帝虽说是万般无奈，但也是在清醒而理性的状态下宣布退位，退位诏书明确由在朝重臣袁世凯担纲，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退位后的皇室享受种种优待，政权和平交接。 用暴力夺取的政权用暴力来保卫，一切由暴力说了算，顺理成章、天经地义。那么，由谈判和协商主导产生的权力，在施政的过程中，当面临种种挑战时，谈判和协商就合乎逻辑地就成了主要的应对手段和途径。当不是用战争而是用谈判和协商最终决定了中华民国新政府的组成时，就让这个新生儿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何况多年来袁世凯一直矢志于君主立宪，与专制相比，从立宪走向共和的障碍毕竟要小得多。用和平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的他，对遵守新的游戏规则、接受国会制约、面对舆论监督等，尽管内心会有诸多不以为然，但他不是政治暴发户，几十年的官场历练，让按规矩出牌成为他面对不适时的一个大概率的选择。从他在劝退清帝过程中所表现来的胆识、眼光、谋略、分寸来看，袁世凯不会或不敢动用武力来改变这新的秩序，再说任何历史的进步也只能是反复较量或磨合的结果。于是中华民族就有了历史上用民主思维治理国家的第一个开始，无论这个开始是如何的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当这个趋势能够发展下去并一步步地完善，最后制度化成为任何人都不敢或不能违反的共识，辛亥革命有希望在真正的意义上结束五千年的极权专制时，宋教仁案发生了。
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国会党团领袖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天后不治身亡。时间定格在1913年3月22日。
宋教仁的被剌，对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凶手是何人?为何要在这重要的历史节点犯下如此暴行?国人同仇敌忾，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在各地政府、租界寻捕房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破案有如神助，指使人应桂馨及凶手武士英被迅速缉拿归案。顺藤摸瓜，总理赵秉钧与此案有嫌的证据浮出水面，同时又爆出沪军都督陈其美与应桂馨之间的诡密往来，宋案变得扑朔迷离。国民党一口咬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元凶。如黄兴的激愤之言：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而袁世凯则依据应桂馨与陈其美的关系及武士英在陈的狱中离奇死亡，断言是陈其美策划了此案。各方各说各话，大打口水仗。此外还有说梁启超是宋案嫌疑人的，因太不靠谱，持此论者不久后便销声匿迹。
一时舆论汹汹，莫衷一是。
宋案发生的本身并不可怕，或者说宋案并非一定就会导致民国宪政的变局。
在极权专制社会转型之初，暗杀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常见手段，对外清除政治对手，对内维护权力地位，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国民党(同盟会)，都有刺杀的前例。同盟会似乎是更胜一筹，甚至对自己的党人，只要怀疑可能有异心或者对自己的权力有威胁，都可以背后来一枪。前者如刺杀国民党福建参议员林长民的就已被证实为同盟会自己的“同志”，后者如因对陈其美或更显赫的人士的权位有威胁，而被陈的门徒蒋介石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当然也有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例子，如汪精卫未遂的刺杀摄政王载沣和彭家珍刺杀清末大臣、宗社党首领良弼。前者加速了清朝的立宪步伐尽管立宪未成正果，后者促进了清王朝的终结。
究竟是谁策划了此案?谁是元凶?这个问题并不是口水仗能解决的。那么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是武力还是法律?
于是，一道重大的、生死攸关的考题放在国人面前：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该怎么办?是用武力将本来就扑朔迷离的宋案彻底搅成一锅粥，最后谁在武力上占上风就由谁说了算?还是从这个已存在千百年的酱缸思维里走出来，将宋案诉诸法律?
宋案是对中国走向宪政的重创，如果应对失据则会导致宪政中止，如果应对得法则又可能成为扭转普遍存在的暴戾，清明政治，夯实宪政基础的突破口。这一切取决于政治家们远见的有无、智慧的高底和勇气的大小。尤其因是受难者一方、已天然地占领了道义制高点的国民党的领袖们的决策，最为关键。
国人众说纷纭。在本来意见就不尽相同的革命党决策人内部，更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孙中山从日本赶回来后，3月25日在上海黄兴的寓所里，同盟会元老们在讨论对策。
黄兴虽然认定是袁世凯所为，但还是主张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他说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策略，况且凶犯目前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有力。再说共和初始，人心思治，再动武力，恐怕国人不能谅解。
孙中山颇不以为然，认为袁世凯两面三刀，豺狼本性难改，坚持武力讨袁。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两个人各执已见，争持甚烈。尽管孙黄二人都没有袁世凯指使了暗杀的确证，但一点不影响他俩都以是袁世凯指使了暗杀来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解决宋案的思路又相去甚远。这暴露了主导他们的是情绪化的思维，预示着宪政的前景有太多的变数。
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最后黄兴建议，征求湖南和广东二省革命党领袖谭延恺、胡汉民的意见后再定。征求意见的结果是谭、胡俩皆主张法律解决。
尽管孙中山的主张一时只有少数人赞成，但他让局面朝着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还是游刃有余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处于国民党权力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主张是千百年来，国人早以习惯并驾轻就熟的酱缸思维，最能迎合和激发在缺失足够的理性时，那非红即黑的直线思维和人们内心深处那暴力破坏的原始本能。最后黄兴不得不附和孙中山的主张，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国民党初始的动静并没有影响宋案法律诉讼程序的积极推进。上海地方检察厅于5月8日发出了要总理赵秉钧到上海来当庭对质的传票。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同样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江苏都督程立德拒绝了袁世凯要他把相关证据送往北京的指令，将所有的证据拍照后公诸报端。这一切都让处于舆论风口的袁世凯十分被动和恐慌，私下说他不怕国民党武力夺取政权，就怕国民党用合法手段逼他下台。这一是说明袁世凯有军事实力作后盾的底气，二是说明他对民国宪政认识上的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内心焦虑。
此时的孙中山为促成起兵讨袁已急不可耐，他甚至派朱卓文带了二万银元去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起事。两个旅长得知后跑到黄兴那里去诉苦，表示实力是无法保存了，与其自相残杀，还不如起义算了。
国民党在国会内外的行动不断升级，日趋激烈与极端。
在国会外搞的暗杀和破坏活动已遍地开花。河南省城火药局爆炸，死23人;湖北宁军第一师师长被杀;湖北督署高等密探周九璋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被乱刀砍死;上海制造局受到围攻，军械被抢劫。国民党参议员谢持直接指挥的“血光团”已把触角伸到了北京，刺杀的对像是总统和政府官员，5月17号被京畿军政执法处人赃俱获。5月24日，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暗杀，政府还是不动声色，以致进步党议员在国会质问政府：“此案发生前，南方各处私运军械，擅调军队，纷纷见诸事实，政府何以置若罔闻?”袁世凯就是不作任何回应。
在国会内，只要能拆袁政府的台，国民党议员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初是弹劾官员、否决政府议案，后来干脆不出席开会。袁世凯头痛不已，忍不住大发牢骚：“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梁启超也忧心忡忡：“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盘踞国会捣乱……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
从3月25号的激烈争论到7月12号李烈钧在湖口通电讨袁，在这一百多天里，激进的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们，终于用暴力思维中止了用法律手段解决宋案的所有努力。
在孙中山的 “二次革命”面前，任何人处在袁世凯的位置，除了用武力回应，恐怕也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但只到胡汉民在广州亮出讨袁的大旗时，袁世凯才开始他的军事行动。
这是一次从军事实力到人心向背都悬殊太大的较量。
“二次革命”从1913年7月12日起事至9月1日失败，只坚持了五十天，孙中山想象中的讨袁大旗一举，天下应者如云的局面并未出现，国人对其反应冷淡，连云南都督蔡鄂将军也通电反对。
“二次革命”输得很惨。
国民党不仅让自己在道义上的优势不再，军事力量也遭到重大损失，原来拥有的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七省悉尽易主。更可叹的是当讨袁的士兵还在前线浴血奋战时，“二次革命”的鼓吹者孙中山，胡汉民等已仓惶地跳上外轮逃到日本。徐州失守，黄兴重演武昌兵败一幕，一走了之。一时间国民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被彻底边缘化。
最为要命的是“二次革命”的发生，让崇尚武力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流行曲，中国社会前行的方向从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妥协、包容、共存等理念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了容身之地，谈判和协商已成昨日黄花。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二次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十四年后大都是促成并积极参加蒋介石清党的关键人物，如居正、于右任、吴稚晖、钮永建、李石曾、林虎等，他们演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幕血腥，在历经数十年曲折后，他们的儿孙才一步步从这血腥中走出。
无论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国社会近代百年的道路因此走得极其曲折，国人蒙受了巨大而深重的历史灾难。
“二次革命”应者寥寥，除了当时人心思定外，起事时的血腥恐怕也是不得人心的原因之一。在南京起事时把被认为是向着袁世凯高级军官杀无赦，连最简单的程序都没有，逮着就是一枪。江宁要塞司令吴绍磷直接被杀于娃娃桥住宅里，五师师长等一批高级军官被就地处决。
当然也有例外：安徽都督柏文蔚为保证起事的顺利，力主杀掉曾在宋案中坚决把相关证据公开，让案子得以开始法律程序的江苏都督程立德。黄兴坚持未听，让程立德保全了一条性命，中国的佛门因此多了一位高僧，寒山寺因此有了一块可以传诸后世的牌匾。黄兴在这个时候还能存有理性、心怀悲悯，不能不令人对他致以特别的敬意。
同国民党的杀戒大开相比，袁世凯所作所为倒还真是可圈可点。一改在小站练兵时，曾定下十数条军纪违者斩无赦,铁腕的军头形象，在国民党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非常难得地一忍再忍，强调自己之所以“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他竟能主动将“二次革命”与与国民党进行切割，对议会说这战争并非针对国民党，仅只是要消灭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份子，国民党在国会的存在不受影响。
只是国民党议员一点也不领他的情，照样在国会处处拆台，直到三个多月后的11月4号，无计可施的袁世凯才下令解散国民党。他没有趁军事上的压倒性胜利之机，将国民党斩尽杀绝，国民党的438位国会议员，绝大部分都没有治罪，还发给回乡的川资。只有8人被捕，其中众议员徐秀钧不仅力主六省联合举兵，在江西独立时，他还偷偷把北洋陆军的情况用密电通知李烈钧，不料被军警截获破译，遂以参与内乱为由在九江枪决。但这与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肆意杀人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镇压“二次革命”的胜利对于袁世凯自己同样也是致命的。尽管袁在对待失败者的态度上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应有风度，并且这个风度所达到的高度是他之前或之后的政治家都是难以企及的，但这个胜利打开了他大步倒退的第一个闸门，成为他从成功走向頹败的开始。 “二次革命”后国会名存实亡，挟军事胜利之威，袁世凯的权势到达了颠峰状态——一个没有制约的颠峰状态。10月10日他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正式登上总统宝座后，国家架构层面凡是对他的权力有制约的，他悉数除之。11月4日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10日解散国会，5月1日用“大一统”，“定于一”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袁世凯的权力已无边无涯。他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取代国务院，使之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决策权的办事机构。
这个胜利让权力在袁世凯手里从责任变成春药，也就让袁世凯由清未政治改革的翘楚，蜕变为帝制复辟的魁首，埋下了在千夫所指中暴病身亡的祸根。
从袁世凯在称帝前在外对媒体和在内对亲信的种种表示来看，其实他很清楚称帝对于自己的种种不利和不适，对身边人为帝制而在他面前制造的种种歁骗，也不是没有了解，然而他最终还是不顾一切地选择了复辟帝制。这也再一次说明没有制约的权力，任何人则身其中都无法避免操守上的腐蚀和理智上的弱化，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镇压“二次革命”的胜利。有了这次武力征服的垫底，刚从帝制中走出来袁世凯，思想深处尚未彻底走出专制思惟，人性固有的弱点在没有制约的环境里恶性膨胀，真真假假的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劝进表让他难以自持，再加上身边一些屑小和政客的蛊惑，袁世凯产生了自己已具备黄袍加身所有条件且黄袍加身后万民一定会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错觉，由此上演了一场帝制复辟的闹剧，最后在万人唾弃中被迫中止。这与其说这是袁世凯个人的一场闹剧，同“二次革命”一样，不如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更恰当。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公开发布撤消帝制案。此时撤消帝制对他来说，就像四年前清帝退位一样，是无奈之举，不同的是此时袁世凯仍是最有权力但却在反省中的人。他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令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当张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时，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之前袁还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知耻近乎勇，一个仍大权在握的总统能有如此反省，不啻脱胎再造，如果命运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真不知在世人面前最后展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袁世凯，会从什么方向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我想至少不会更坏。可惜天不假年，重回民国只两个多月，袁世凯就病逝，长眠在彰德的那一杯黄土里。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摆脱标签化的思维，重新认识历史，特别是重新思考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在多维度思辨的浪潮的反复冲刷下，“窃国大盗”的油彩已无法遮盖住一个曾经创造了诸多历史上的第一次的袁世凯。人们开始看到一个曾锐意改革，且某些认识和举措所达到的高度是他后面的主政者少有能够并肩的民国总统。他的履历和作为，包括他的倒退和反省，都是留给的后人的极其珍贵和重要的遗产，读全读透袁世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国人缘自内心的需要。
我们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才有可能尽少地走前人曾走过的弯路，与这个世界尽可能地和谐相处。读全读透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特别是读全读透那段历史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对于我们告别思想的偏执、穿越历史的迷雾，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清王朝的终结不是缘于它在军事上的失败，也没有像之前或之后的政权更迭那样，伴随着大规模的血腥杀戮。相反，它实际上是在多种力量和理念的交织作用下，前所未有的一次和平的嬗变。清帝虽说是万般无奈，但也是在清醒而理性的状态下宣布退位，退位诏书明确由在朝重臣袁世凯担纲，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退位后的皇室享受种种优待，政权和平交接。 用暴力夺取的政权用暴力来保卫，一切由暴力说了算，顺理成章、天经地义。那么，由谈判和协商主导产生的权力，在施政的过程中，当面临种种挑战时，谈判和协商就合乎逻辑地就成了主要的应对手段和途径。当不是用战争而是用谈判和协商最终决定了中华民国新政府的组成时，就让这个新生儿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何况多年来袁世凯一直矢志于君主立宪，与专制相比，从立宪走向共和的障碍毕竟要小得多。用和平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的他，对遵守新的游戏规则、接受国会制约、面对舆论监督等，尽管内心会有诸多不以为然，但他不是政治暴发户，几十年的官场历练，让按规矩出牌成为他面对不适时的一个大概率的选择。从他在劝退清帝过程中所表现来的胆识、眼光、谋略、分寸来看，袁世凯不会或不敢动用武力来改变这新的秩序，再说任何历史的进步也只能是反复较量或磨合的结果。于是中华民族就有了历史上用民主思维治理国家的第一个开始，无论这个开始是如何的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当这个趋势能够发展下去并一步步地完善，最后制度化成为任何人都不敢或不能违反的共识，辛亥革命有希望在真正的意义上结束五千年的极权专制时，宋教仁案发生了。
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国会党团领袖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天后不治身亡。时间定格在1913年3月22日。
宋教仁的被剌，对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凶手是何人?为何要在这重要的历史节点犯下如此暴行?国人同仇敌忾，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在各地政府、租界寻捕房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破案有如神助，指使人应桂馨及凶手武士英被迅速缉拿归案。顺藤摸瓜，总理赵秉钧与此案有嫌的证据浮出水面，同时又爆出沪军都督陈其美与应桂馨之间的诡密往来，宋案变得扑朔迷离。国民党一口咬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元凶。如黄兴的激愤之言：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而袁世凯则依据应桂馨与陈其美的关系及武士英在陈的狱中离奇死亡，断言是陈其美策划了此案。各方各说各话，大打口水仗。此外还有说梁启超是宋案嫌疑人的，因太不靠谱，持此论者不久后便销声匿迹。
一时舆论汹汹，莫衷一是。
宋案发生的本身并不可怕，或者说宋案并非一定就会导致民国宪政的变局。
在极权专制社会转型之初，暗杀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常见手段，对外清除政治对手，对内维护权力地位，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国民党(同盟会)，都有刺杀的前例。同盟会似乎是更胜一筹，甚至对自己的党人，只要怀疑可能有异心或者对自己的权力有威胁，都可以背后来一枪。前者如刺杀国民党福建参议员林长民的就已被证实为同盟会自己的“同志”，后者如因对陈其美或更显赫的人士的权位有威胁，而被陈的门徒蒋介石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当然也有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例子，如汪精卫未遂的刺杀摄政王载沣和彭家珍刺杀清末大臣、宗社党首领良弼。前者加速了清朝的立宪步伐尽管立宪未成正果，后者促进了清王朝的终结。
究竟是谁策划了此案?谁是元凶?这个问题并不是口水仗能解决的。那么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是武力还是法律?
于是，一道重大的、生死攸关的考题放在国人面前：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该怎么办?是用武力将本来就扑朔迷离的宋案彻底搅成一锅粥，最后谁在武力上占上风就由谁说了算?还是从这个已存在千百年的酱缸思维里走出来，将宋案诉诸法律?
宋案是对中国走向宪政的重创，如果应对失据则会导致宪政中止，如果应对得法则又可能成为扭转普遍存在的暴戾，清明政治，夯实宪政基础的突破口。这一切取决于政治家们远见的有无、智慧的高底和勇气的大小。尤其因是受难者一方、已天然地占领了道义制高点的国民党的领袖们的决策，最为关键。
国人众说纷纭。在本来意见就不尽相同的革命党决策人内部，更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孙中山从日本赶回来后，3月25日在上海黄兴的寓所里，同盟会元老们在讨论对策。
黄兴虽然认定是袁世凯所为，但还是主张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他说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策略，况且凶犯目前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有力。再说共和初始，人心思治，再动武力，恐怕国人不能谅解。
孙中山颇不以为然，认为袁世凯两面三刀，豺狼本性难改，坚持武力讨袁。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两个人各执已见，争持甚烈。尽管孙黄二人都没有袁世凯指使了暗杀的确证，但一点不影响他俩都以是袁世凯指使了暗杀来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解决宋案的思路又相去甚远。这暴露了主导他们的是情绪化的思维，预示着宪政的前景有太多的变数。
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最后黄兴建议，征求湖南和广东二省革命党领袖谭延恺、胡汉民的意见后再定。征求意见的结果是谭、胡俩皆主张法律解决。
尽管孙中山的主张一时只有少数人赞成，但他让局面朝着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还是游刃有余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处于国民党权力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主张是千百年来，国人早以习惯并驾轻就熟的酱缸思维，最能迎合和激发在缺失足够的理性时，那非红即黑的直线思维和人们内心深处那暴力破坏的原始本能。最后黄兴不得不附和孙中山的主张，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国民党初始的动静并没有影响宋案法律诉讼程序的积极推进。上海地方检察厅于5月8日发出了要总理赵秉钧到上海来当庭对质的传票。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同样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江苏都督程立德拒绝了袁世凯要他把相关证据送往北京的指令，将所有的证据拍照后公诸报端。这一切都让处于舆论风口的袁世凯十分被动和恐慌，私下说他不怕国民党武力夺取政权，就怕国民党用合法手段逼他下台。这一是说明袁世凯有军事实力作后盾的底气，二是说明他对民国宪政认识上的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内心焦虑。
此时的孙中山为促成起兵讨袁已急不可耐，他甚至派朱卓文带了二万银元去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起事。两个旅长得知后跑到黄兴那里去诉苦，表示实力是无法保存了，与其自相残杀，还不如起义算了。
国民党在国会内外的行动不断升级，日趋激烈与极端。
在国会外搞的暗杀和破坏活动已遍地开花。河南省城火药局爆炸，死23人;湖北宁军第一师师长被杀;湖北督署高等密探周九璋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被乱刀砍死;上海制造局受到围攻，军械被抢劫。国民党参议员谢持直接指挥的“血光团”已把触角伸到了北京，刺杀的对像是总统和政府官员，5月17号被京畿军政执法处人赃俱获。5月24日，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暗杀，政府还是不动声色，以致进步党议员在国会质问政府：“此案发生前，南方各处私运军械，擅调军队，纷纷见诸事实，政府何以置若罔闻?”袁世凯就是不作任何回应。
在国会内，只要能拆袁政府的台，国民党议员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初是弹劾官员、否决政府议案，后来干脆不出席开会。袁世凯头痛不已，忍不住大发牢骚：“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梁启超也忧心忡忡：“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盘踞国会捣乱……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
从3月25号的激烈争论到7月12号李烈钧在湖口通电讨袁，在这一百多天里，激进的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们，终于用暴力思维中止了用法律手段解决宋案的所有努力。
在孙中山的 “二次革命”面前，任何人处在袁世凯的位置，除了用武力回应，恐怕也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但只到胡汉民在广州亮出讨袁的大旗时，袁世凯才开始他的军事行动。
这是一次从军事实力到人心向背都悬殊太大的较量。
“二次革命”从1913年7月12日起事至9月1日失败，只坚持了五十天，孙中山想象中的讨袁大旗一举，天下应者如云的局面并未出现，国人对其反应冷淡，连云南都督蔡鄂将军也通电反对。
“二次革命”输得很惨。
国民党不仅让自己在道义上的优势不再，军事力量也遭到重大损失，原来拥有的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七省悉尽易主。更可叹的是当讨袁的士兵还在前线浴血奋战时，“二次革命”的鼓吹者孙中山，胡汉民等已仓惶地跳上外轮逃到日本。徐州失守，黄兴重演武昌兵败一幕，一走了之。一时间国民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被彻底边缘化。
最为要命的是“二次革命”的发生，让崇尚武力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流行曲，中国社会前行的方向从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妥协、包容、共存等理念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了容身之地，谈判和协商已成昨日黄花。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二次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十四年后大都是促成并积极参加蒋介石清党的关键人物，如居正、于右任、吴稚晖、钮永建、李石曾、林虎等，他们演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幕血腥，在历经数十年曲折后，他们的儿孙才一步步从这血腥中走出。
无论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国社会近代百年的道路因此走得极其曲折，国人蒙受了巨大而深重的历史灾难。
“二次革命”应者寥寥，除了当时人心思定外，起事时的血腥恐怕也是不得人心的原因之一。在南京起事时把被认为是向着袁世凯高级军官杀无赦，连最简单的程序都没有，逮着就是一枪。江宁要塞司令吴绍磷直接被杀于娃娃桥住宅里，五师师长等一批高级军官被就地处决。
当然也有例外：安徽都督柏文蔚为保证起事的顺利，力主杀掉曾在宋案中坚决把相关证据公开，让案子得以开始法律程序的江苏都督程立德。黄兴坚持未听，让程立德保全了一条性命，中国的佛门因此多了一位高僧，寒山寺因此有了一块可以传诸后世的牌匾。黄兴在这个时候还能存有理性、心怀悲悯，不能不令人对他致以特别的敬意。
同国民党的杀戒大开相比，袁世凯所作所为倒还真是可圈可点。一改在小站练兵时，曾定下十数条军纪违者斩无赦,铁腕的军头形象，在国民党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非常难得地一忍再忍，强调自己之所以“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他竟能主动将“二次革命”与与国民党进行切割，对议会说这战争并非针对国民党，仅只是要消灭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份子，国民党在国会的存在不受影响。
只是国民党议员一点也不领他的情，照样在国会处处拆台，直到三个多月后的11月4号，无计可施的袁世凯才下令解散国民党。他没有趁军事上的压倒性胜利之机，将国民党斩尽杀绝，国民党的438位国会议员，绝大部分都没有治罪，还发给回乡的川资。只有8人被捕，其中众议员徐秀钧不仅力主六省联合举兵，在江西独立时，他还偷偷把北洋陆军的情况用密电通知李烈钧，不料被军警截获破译，遂以参与内乱为由在九江枪决。但这与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肆意杀人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镇压“二次革命”的胜利对于袁世凯自己同样也是致命的。尽管袁在对待失败者的态度上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应有风度，并且这个风度所达到的高度是他之前或之后的政治家都是难以企及的，但这个胜利打开了他大步倒退的第一个闸门，成为他从成功走向頹败的开始。 “二次革命”后国会名存实亡，挟军事胜利之威，袁世凯的权势到达了颠峰状态——一个没有制约的颠峰状态。10月10日他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正式登上总统宝座后，国家架构层面凡是对他的权力有制约的，他悉数除之。11月4日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10日解散国会，5月1日用“大一统”，“定于一”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袁世凯的权力已无边无涯。他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取代国务院，使之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决策权的办事机构。
这个胜利让权力在袁世凯手里从责任变成春药，也就让袁世凯由清未政治改革的翘楚，蜕变为帝制复辟的魁首，埋下了在千夫所指中暴病身亡的祸根。
从袁世凯在称帝前在外对媒体和在内对亲信的种种表示来看，其实他很清楚称帝对于自己的种种不利和不适，对身边人为帝制而在他面前制造的种种歁骗，也不是没有了解，然而他最终还是不顾一切地选择了复辟帝制。这也再一次说明没有制约的权力，任何人则身其中都无法避免操守上的腐蚀和理智上的弱化，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镇压“二次革命”的胜利。有了这次武力征服的垫底，刚从帝制中走出来袁世凯，思想深处尚未彻底走出专制思惟，人性固有的弱点在没有制约的环境里恶性膨胀，真真假假的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劝进表让他难以自持，再加上身边一些屑小和政客的蛊惑，袁世凯产生了自己已具备黄袍加身所有条件且黄袍加身后万民一定会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错觉，由此上演了一场帝制复辟的闹剧，最后在万人唾弃中被迫中止。这与其说这是袁世凯个人的一场闹剧，同“二次革命”一样，不如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更恰当。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公开发布撤消帝制案。此时撤消帝制对他来说，就像四年前清帝退位一样，是无奈之举，不同的是此时袁世凯仍是最有权力但却在反省中的人。他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令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当张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时，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之前袁还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知耻近乎勇，一个仍大权在握的总统能有如此反省，不啻脱胎再造，如果命运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真不知在世人面前最后展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袁世凯，会从什么方向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我想至少不会更坏。可惜天不假年，重回民国只两个多月，袁世凯就病逝，长眠在彰德的那一杯黄土里。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摆脱标签化的思维，重新认识历史，特别是重新思考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在多维度思辨的浪潮的反复冲刷下，“窃国大盗”的油彩已无法遮盖住一个曾经创造了诸多历史上的第一次的袁世凯。人们开始看到一个曾锐意改革，且某些认识和举措所达到的高度是他后面的主政者少有能够并肩的民国总统。他的履历和作为，包括他的倒退和反省，都是留给的后人的极其珍贵和重要的遗产，读全读透袁世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国人缘自内心的需要。
我们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才有可能尽少地走前人曾走过的弯路，与这个世界尽可能地和谐相处。读全读透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特别是读全读透那段历史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对于我们告别思想的偏执、穿越历史的迷雾，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