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枪声在中国遥远的东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畔打响了。在苏联和中国的漫长的边界上,爆发了两个核国家之间的对抗。尤其是期间的珍宝岛之战危机丛生,险些导致一场核灾难。 苏联骚扰,中苏边界问题尖锐化 从1960年开始,苏联方面多次对中国境内进行骚扰,使中苏边界问题尖锐化。虽然中国政府本着互谅精神,于1960年8月和9月两次主动提出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但苏联政府矢口否认存在中苏边界问题,拒绝进行谈判。直到1964年2月25日,苏联才同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境会谈。可是在会谈中又拒不承认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致使谈判破裂。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只有10个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将中苏边界驻军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边界进行的挑衅事件明显增加了。据统计,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苏联挑起的边界事件达到4189起,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增加了1.5倍。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还在中苏边界进行针对中国的多次军事演习。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布置的中程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只有70枚左右,但是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远东的导弹武器不断加强。 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 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同时,苏联海军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形成对中国进行南北夹击的态势。 1968年10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并配备了能够进攻中国核基地兰州和包头的导弹。 除上述核导弹之外,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空军,还配备了远程空军所具有的大型远程轰炸机50余架和中型轰炸机400余架,这些轰炸机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毛泽东:“新沙皇”既要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 1968年春天,莫斯科把坦克开入布拉格,结束了杜布切克的“自由化”实验。毛泽东对此十分敏锐,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 为了实现扩张野心,1969年初夏,勃列日涅夫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并且提出一个莫斯科制定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计划,其形式为亚洲集体防卫条约。对此,毛泽东讽刺说,“新沙皇”的做法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 毛泽东审时度势,预计勃列日涅夫会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重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对此,毛泽东无所畏惧,毫不妥协,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毛泽东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被更强大的敌人的军事威胁所吓倒。中国人虽然在1964年10月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后来又发射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但是也意识到,从苏联人的角度看,遏制中国的最可靠的武器就是核武器,所以要准备打核战争。 1969年3月,苏联在中国黑龙江的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入侵者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在几个星期的战斗中,双方死亡人数达1000人。莫斯科调动了重点部队,勃列日涅夫的昔日战友尼・格・利亚申科大将在阿拉木图担任了新设立的中亚军区司令。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历来是中国领土。小岛四周丛林环绕,中部为沼泽地;岛东为主航道,江宽300多米;岛西为江汊,不通航,宽100多米。这里冬季气温一般在零下30度左右,昼夜温差达20多度;降雪季节长达5个多月,冻土层和结冰层厚约1.7米;封冻期间,江面可通行各种坦克和战斗车辆。 早在1968年,勃列日涅夫就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采取步骤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妄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袭。甚至设想过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攻击,破坏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新疆罗布泊、兰州及其他地区的设施。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于1969年6月13日提议“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并且又于7月26日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但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企图。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 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在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中国则严阵以待,遵照毛泽东同年4月28日发出的“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不仅准备打常规战争,而且准备打核战争。10月,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一小撮战争狂,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基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为什么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 中苏边境冲突虽然是零星的,局部的,即使在珍宝岛冲突中,也没有一次遭遇战持续时间超过几小时,但是中苏冲突却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这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地面作战的唯一事例。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除中苏冲突之外,核国家之间的对抗,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没有发展成相互之间的地面战斗。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拥有核优势而且咄咄逼人的“新沙皇”,最终还是没有撕下核武库的封条。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反侵略的精神准备和战争准备。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为重大的技术成就,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毅力与决心,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或重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试图发动核战争的“新沙皇”来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视的反击手段。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6”,是一种亚音速中型轰炸机。它是在50年代苏联“图-16”獾式轰炸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虽然在1970年才首次报道进行大量生产,但在1968年就开始服役了。珍宝岛之战期间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可以装备一个百万吨级的核弹,已对苏联的乌拉尔以东地区摆出了一种威慑的姿态。1972年,中国部署这种轰炸机的数量已达到100架。从1969年开始,到1970年,部署在中国东北、西北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由于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西伯利亚城,当苏联1969年开始在中国部署重兵时,中国增加了部署的数量。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其决策者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软弱,而且有能力进行核报复,中国可以从中苏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苏联领土纵深发动进攻。 不仅如此,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也使得中国在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够保持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无法确保的。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陆基导弹力量部署形式的独特之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这种情况,使超级大国的国防决策者往往无法确定卫星是否探测到了中国所有的导弹基地。80年代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陆基导弹。
中国有备无患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御为主的核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的增强国防的三条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仅全国大中小城市都有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而且对部分城市人口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因此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内宏对70年代中国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设施的评价是:“这是一种在地下挖通的隧道式防空洞,离地面深达4到5米或8到10米。”根据计算,“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确实可以防止爆压所造成的破坏”。又说:“全中国所有大中小城市,据说都已修筑了这类民用地下掩蔽处,因此即使苏联发动全面的核攻击,恐怕也不可能一举毁灭全中国的人口。此外,中国还在地下数十米深处修筑正规的防核设施,并且正在把生产设施转入地下。”“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就这些设施的结构来说,瑞典的防原子民用防空洞,可以说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就规模来说,中国却可以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位,7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避难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极高的‘存活率’。” 毛泽东虽然在1972年底才作出“深挖洞”的指示,但中国采取对核攻击的防御措施却要早得多。搞“三线”建设,使许多工厂进山、进洞、分散的措施,从60年代中就开始了。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而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肯定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们在建立核威慑方面投资是明智的”。 苏联当年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警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苏联领导人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产生了敬畏。因此苏联“新沙皇”在把袭击中国的计划付诸行动之前,还必须了解美国人的态度。苏联通过驻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接到苏联“试探”的信息之后,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央情报局简要介绍了危机背景,说明苏联正考虑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听了介绍后都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将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说,如果中苏这场冲突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不深感关切”。9月底,基辛格建议对苏联的“试探”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防止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冒险。美国不仅明确回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之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通过窃听、高清晰度卫星拍照和其他途径得到的。美国的警告,很难说对苏联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也使苏联在动用核武方面增加了顾虑。使苏联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对中国的作战中,那么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就会处于相对的劣势,从而显著降低苏联对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从背后对苏联发动核进攻,就可以在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形势下,给苏联以歼灭性打击。这种战略设想,使得莫斯科的决策者坐立不安,在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核战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苏联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从对中国的核战争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有人做过计算,要使用核武器杀伤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彻底破坏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从而消灭其战争能力,至少需要10亿吨乃至40亿吨级的核攻击力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这样多的核武器,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能,“死灰”也将飞扬起来。这就使得苏联一部分地区不能不受到中国境内核爆炸的影响。这种地理上的后果,不能不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上受到制约。 其次,假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攻击,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进行30到40亿吨级的核爆炸,它所产生的远远超过致死量的放射性尘埃,将悄悄地降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围各国,使这些国家受到有害的放射能的污染。世界人民将把苏联看成使地球上的环境蒙受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看成图谋大量屠杀人类的罪犯。苏联如果被世界舆论所谴责,即使入侵能在军事上取得某些“成果”,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再次,全面的核攻击即使能给中国以沉重打击,但从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坏和完全污染的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正因为核武器有惊人的威力,所以入侵者考虑到自身的实际利益,往往也不愿大量实际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愈益明显地表现出“纸老虎”的性质。 周恩来柯西金机场会谈 1969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说,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不让帝国主义对中苏关系的紧张幸灾乐祸。他说,中心问题是边界问题……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的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的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对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柯西金听完周恩来的讲话,对边界问题在目前应成为讨论的首要问题这种看法表示赞同。但他不承认苏联想打仗。他说,在苏联,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他又说,我们理解,中国国内事情很多,打仗是一种冒险行为。但是他指责说,没有人不相信,中国人正在准备打仗。 周恩来严正指出,如果苏联仍然决意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中国将把这视为侵略,视为战争,坚决予以抵抗。 周恩来参加会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从柯西金那里查明,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传说”是否属实,同时表明,北京没有向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和可能。柯西金的保证虽然使周恩来略感放心,但“核危机”并未因此再结束。 9月16日,即会谈后的第五天,伦敦《星期六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9月18日,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去一封密信,信中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9月26日,柯西金也给周恩来回了一封密信,建议“实行严格监督,使中苏边界得到无条件维护”。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的紧张局势开始得到了缓和。 ■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枪声在中国遥远的东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畔打响了。在苏联和中国的漫长的边界上,爆发了两个核国家之间的对抗。尤其是期间的珍宝岛之战危机丛生,险些导致一场核灾难。 苏联骚扰,中苏边界问题尖锐化 从1960年开始,苏联方面多次对中国境内进行骚扰,使中苏边界问题尖锐化。虽然中国政府本着互谅精神,于1960年8月和9月两次主动提出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但苏联政府矢口否认存在中苏边界问题,拒绝进行谈判。直到1964年2月25日,苏联才同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境会谈。可是在会谈中又拒不承认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致使谈判破裂。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只有10个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将中苏边界驻军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边界进行的挑衅事件明显增加了。据统计,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苏联挑起的边界事件达到4189起,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增加了1.5倍。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还在中苏边界进行针对中国的多次军事演习。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布置的中程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只有70枚左右,但是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远东的导弹武器不断加强。 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 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同时,苏联海军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形成对中国进行南北夹击的态势。 1968年10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并配备了能够进攻中国核基地兰州和包头的导弹。 除上述核导弹之外,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空军,还配备了远程空军所具有的大型远程轰炸机50余架和中型轰炸机400余架,这些轰炸机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毛泽东:“新沙皇”既要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 1968年春天,莫斯科把坦克开入布拉格,结束了杜布切克的“自由化”实验。毛泽东对此十分敏锐,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 为了实现扩张野心,1969年初夏,勃列日涅夫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并且提出一个莫斯科制定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计划,其形式为亚洲集体防卫条约。对此,毛泽东讽刺说,“新沙皇”的做法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 毛泽东审时度势,预计勃列日涅夫会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重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对此,毛泽东无所畏惧,毫不妥协,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毛泽东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被更强大的敌人的军事威胁所吓倒。中国人虽然在1964年10月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后来又发射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但是也意识到,从苏联人的角度看,遏制中国的最可靠的武器就是核武器,所以要准备打核战争。 1969年3月,苏联在中国黑龙江的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入侵者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在几个星期的战斗中,双方死亡人数达1000人。莫斯科调动了重点部队,勃列日涅夫的昔日战友尼・格・利亚申科大将在阿拉木图担任了新设立的中亚军区司令。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历来是中国领土。小岛四周丛林环绕,中部为沼泽地;岛东为主航道,江宽300多米;岛西为江汊,不通航,宽100多米。这里冬季气温一般在零下30度左右,昼夜温差达20多度;降雪季节长达5个多月,冻土层和结冰层厚约1.7米;封冻期间,江面可通行各种坦克和战斗车辆。 早在1968年,勃列日涅夫就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采取步骤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妄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袭。甚至设想过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攻击,破坏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新疆罗布泊、兰州及其他地区的设施。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于1969年6月13日提议“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并且又于7月26日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但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企图。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 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在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中国则严阵以待,遵照毛泽东同年4月28日发出的“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不仅准备打常规战争,而且准备打核战争。10月,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一小撮战争狂,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基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为什么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 中苏边境冲突虽然是零星的,局部的,即使在珍宝岛冲突中,也没有一次遭遇战持续时间超过几小时,但是中苏冲突却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这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地面作战的唯一事例。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除中苏冲突之外,核国家之间的对抗,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没有发展成相互之间的地面战斗。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拥有核优势而且咄咄逼人的“新沙皇”,最终还是没有撕下核武库的封条。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反侵略的精神准备和战争准备。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为重大的技术成就,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毅力与决心,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或重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试图发动核战争的“新沙皇”来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视的反击手段。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6”,是一种亚音速中型轰炸机。它是在50年代苏联“图-16”獾式轰炸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虽然在1970年才首次报道进行大量生产,但在1968年就开始服役了。珍宝岛之战期间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可以装备一个百万吨级的核弹,已对苏联的乌拉尔以东地区摆出了一种威慑的姿态。1972年,中国部署这种轰炸机的数量已达到100架。从1969年开始,到1970年,部署在中国东北、西北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由于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西伯利亚城,当苏联1969年开始在中国部署重兵时,中国增加了部署的数量。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其决策者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软弱,而且有能力进行核报复,中国可以从中苏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苏联领土纵深发动进攻。 不仅如此,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也使得中国在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够保持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无法确保的。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陆基导弹力量部署形式的独特之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这种情况,使超级大国的国防决策者往往无法确定卫星是否探测到了中国所有的导弹基地。80年代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陆基导弹。
中国有备无患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御为主的核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的增强国防的三条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仅全国大中小城市都有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而且对部分城市人口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因此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内宏对70年代中国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设施的评价是:“这是一种在地下挖通的隧道式防空洞,离地面深达4到5米或8到10米。”根据计算,“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确实可以防止爆压所造成的破坏”。又说:“全中国所有大中小城市,据说都已修筑了这类民用地下掩蔽处,因此即使苏联发动全面的核攻击,恐怕也不可能一举毁灭全中国的人口。此外,中国还在地下数十米深处修筑正规的防核设施,并且正在把生产设施转入地下。”“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就这些设施的结构来说,瑞典的防原子民用防空洞,可以说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就规模来说,中国却可以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位,7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避难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极高的‘存活率’。” 毛泽东虽然在1972年底才作出“深挖洞”的指示,但中国采取对核攻击的防御措施却要早得多。搞“三线”建设,使许多工厂进山、进洞、分散的措施,从60年代中就开始了。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而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肯定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们在建立核威慑方面投资是明智的”。 苏联当年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警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苏联领导人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产生了敬畏。因此苏联“新沙皇”在把袭击中国的计划付诸行动之前,还必须了解美国人的态度。苏联通过驻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接到苏联“试探”的信息之后,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央情报局简要介绍了危机背景,说明苏联正考虑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听了介绍后都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将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说,如果中苏这场冲突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不深感关切”。9月底,基辛格建议对苏联的“试探”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防止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冒险。美国不仅明确回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之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通过窃听、高清晰度卫星拍照和其他途径得到的。美国的警告,很难说对苏联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也使苏联在动用核武方面增加了顾虑。使苏联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对中国的作战中,那么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就会处于相对的劣势,从而显著降低苏联对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从背后对苏联发动核进攻,就可以在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形势下,给苏联以歼灭性打击。这种战略设想,使得莫斯科的决策者坐立不安,在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核战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苏联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从对中国的核战争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有人做过计算,要使用核武器杀伤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彻底破坏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从而消灭其战争能力,至少需要10亿吨乃至40亿吨级的核攻击力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这样多的核武器,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能,“死灰”也将飞扬起来。这就使得苏联一部分地区不能不受到中国境内核爆炸的影响。这种地理上的后果,不能不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上受到制约。 其次,假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攻击,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进行30到40亿吨级的核爆炸,它所产生的远远超过致死量的放射性尘埃,将悄悄地降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围各国,使这些国家受到有害的放射能的污染。世界人民将把苏联看成使地球上的环境蒙受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看成图谋大量屠杀人类的罪犯。苏联如果被世界舆论所谴责,即使入侵能在军事上取得某些“成果”,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再次,全面的核攻击即使能给中国以沉重打击,但从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坏和完全污染的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正因为核武器有惊人的威力,所以入侵者考虑到自身的实际利益,往往也不愿大量实际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愈益明显地表现出“纸老虎”的性质。 周恩来柯西金机场会谈 1969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说,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不让帝国主义对中苏关系的紧张幸灾乐祸。他说,中心问题是边界问题……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的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的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对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柯西金听完周恩来的讲话,对边界问题在目前应成为讨论的首要问题这种看法表示赞同。但他不承认苏联想打仗。他说,在苏联,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他又说,我们理解,中国国内事情很多,打仗是一种冒险行为。但是他指责说,没有人不相信,中国人正在准备打仗。 周恩来严正指出,如果苏联仍然决意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中国将把这视为侵略,视为战争,坚决予以抵抗。 周恩来参加会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从柯西金那里查明,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传说”是否属实,同时表明,北京没有向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和可能。柯西金的保证虽然使周恩来略感放心,但“核危机”并未因此再结束。 9月16日,即会谈后的第五天,伦敦《星期六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9月18日,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去一封密信,信中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9月26日,柯西金也给周恩来回了一封密信,建议“实行严格监督,使中苏边界得到无条件维护”。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的紧张局势开始得到了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