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THEJOURNALOFHARBINCOMMITTEESCHOOLOFTHECCP
第3期总第69期·党建园地·
May.,2010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理论模型
张书林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济南250021)
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必须制度化。现行的党联系群众制度在适应性与结构性上的缺陷,决定了与时俱进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的必然性。由于党联系群众制度的运行需要借助适当的方式,所以,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的同时也要同步创新党联系群众的方式。
关键词: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创新;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0)03-0050-03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着重指出,必须进一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健全联系群众
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这就实际上将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来。那么,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呢?
探究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理论依据,就必须沿着这样的认识逻辑展开:作为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要使这种联系是稳定性的、长期性的而不是权宜之计,就必须实现党联系群众工作的制度化;制度化是一种制度集合体和制度体系,而现行的党联系群众制度在体系上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必须由此入手,提升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水平;要提升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水平,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健全完善、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由于党联系群众制度的运行需要借助适当的方式,所以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的同时也要同步创新党联系群众的方式。 一、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基础
1.从政党的概念定义看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认为,政党是由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代表一定阶级和阶层利益,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通过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并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因此,首先,党是来自人民的、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其次,党是代表人民的,无论夺取政权还是执掌政权都是为了人民
的利益。既然我们党是来自人民又代表人民的政党,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定义表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逻辑上就是完全成立的。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政党的定义也要更贴近时代。我国政党学家周淑真立足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的改革发展,在综合了中外学者关于政党定义的各种观点之后,为政党下了一个散发着与时俱进时代气息的科学定义:“政党,是一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以争取民众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为手段,以谋促进国家利益、实现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这样一个定义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政党是基于人民的意愿结合而成的政治团体。综观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各国政党的建立过程,即使存在着时代背景、理想目标、推进过程、结构体系、方式方法、理论指导等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是在符合人民意愿的前提下才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支持,它们都将无法存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来自人民、代表人民的党,努力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更是必须要做好的工作。这就需要借助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创设的各种渠道。
2.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论看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真正英雄。由此可以引申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忽视人民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背离的,是要被历史发展潮流所抛弃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壮大、取得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党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所以,坚持人民主体论对我们党来讲是毋庸置疑的。坚持人
[1]
收稿日期:2009-02-25
作者简介:张书林(1974-),男,山东冠县人,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民主体论,从逻辑关系上就预示着党必须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3.从党与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看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性。从作为满足需要的手段看,无论是党还是人民群众都希望加强彼此之间的有效联系沟通。一方面,党有联系群众的需求。人学理论强调,人是既能够掌握客观规律,又同时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高级理性动物,国家和社会的运作实际上都是由人在主导,离开了人,一切都将瘫痪。我们党来自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正是缘于得到人民群众全力以赴的参与、拥护和支持,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争取了人心、赢得了民心。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单靠党自身的力量根本夺不了权,掌不了权,更别提保持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了。所以,人民群众是党的安身立命之本,长期执政之基,不竭力量之源。正因如此,充分整合社会民众,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就成了党生存发展的长期需求。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也有加强与党联系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领导党和执政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表达政治诉求的可靠代言人,不与党坚定地站在一起,就无法共享执政资源、平分执政收益。这种双向的联系沟通愿望,就使得党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再是一相情愿,而是一拍即合。 二、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基本原理
1.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源于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运作原理。人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神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过程,相应地,政治权力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主权在君”、“君权神授”到“主权在民”、“权力民授”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政治权力就被统治者搞得既混乱又神秘。一方面,政治权力不被看做是人民的权力,而是作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存在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是君主的权力;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使自己所行使的权力合法化,总是处心积虑地掩盖权力的真正来源,有意将自己权力的来源搞得非常神秘———炮制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君权神授理论的要义在于:统治者(君主)的权力来自神的授权,神是君主权力的授权者;人民要服从神的意志,自然就要服从统治者(君主)的权力统治。这样就出现了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将君主权力的来源定为“神”,自然君主只对神负责,而不必对人民负责。而神是虚幻的,客观上不存在的。所以君主行使权力实际上既不需要对神负责,也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既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也同时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权力授权关系不存在。可见,在神权政治营造的“君权神授”的政治阴影下,政治权力的本源被搞乱,当然政治权力的授受关系也实际上并不存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民智逐渐开化,神权政治及其对权力来源的解释也就失去了说服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在经济上取得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权力,要求进入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以获取更大的
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此时,资产阶级不再满足于对权力起源的神权政治解释,而是将国家权力与人的天生权利联系起来。于是他们开始批驳神权政治,要求将政治权力的本源理清。在包括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资产阶级学者的推动下,资产阶级在反对神权政治的过程中提出了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为政治口号的新的权力起源说。这其中,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对权力的本源作了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定位。他认为,社会契约不是“在下的”人民与“在上的”统治者之间建立的约定,而是人民之间自由结成政治团体所订立的契约,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卢梭强调,国家权力并不神秘,不过是人们为了组成社会,让渡出自己的部分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构成了公共权力;人们可以把这些权力授予公共机关来行使,也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收回它们[2]。因此卢梭反复强调,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属于人民。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从根本上讲,“主权在民”是对“主权在君”的全面否定,它明确了政治权力的本源在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应该也必须当家做主。但是,在现实政治国家,全体人民直接当家做主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出现了卢梭所说的权力让渡,即人民授权。人民授权的形式在经过了一定时期的探索之后,最终选择了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是孕育政党的母体,最早的政党是在议会中产生的。
政党产生后就在民主政治中扮演双重工具角色。第一,它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民主政治是参与性政治,但是单靠民众个人的力量去参与政治运作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于是民众求助于政党,政党就成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第二,它是民众控制政府的工具。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是公民授权的产物,其权力比较分散,但由于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是大于公民个人权力的,所以国家权力虽然分散但民众个人却无法控制它。那么,怎样将国家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又能够保证民众对它的有效控制呢?于是政党就充当了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成了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展。如此一来,由政党参与和控制的民主政治就成了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是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政党政治有三个基本的构成要素:民众、政党与公共权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于:民众的政治参与与政治诉求、民众对公共权力的控制与监督都必须借助政党这一工具来实现。而政党作为民众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必须取得民众授权;要顺利取得民众授权,政党就必须代表民众利益诉求,真实反映民众意愿;要切实反映好民意,表达综合代表好民众利益,政党就必须与民众建立密切联系;而要使这种联系实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就必须建立健全政党联系民众制度。对中国共产党来讲,要在协调处理好人民群众、共产党和公共权力的关系中,把切实坚持党的领导、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严格依法运作执政权力有机统一起来,就必须不断健全、完善和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体系,构筑起保证“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而又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架构。
2.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源于制度供需矛盾原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必须形成密切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不是一时一事的,必须溶入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贯穿于党整个的生命历程。这就必然要求实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化。因为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组织和程序要获得稳固必须实现制度化。但制度化的建构不是依赖于哪一单个的制度而是需要借助若干制度进行组合形成的制度系统或曰制度体系。亨廷顿对制度化与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政治判断。他指出: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有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就目前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水平来看,现有的制度体系在实际运作中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实际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一些制度不符合时代要求、党的愿望、群众利益,制度的系统化、体系化、配套化建设更是严重滞后,各种制度间的协调运转机制不畅通,等等,这就大大制约了党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在这样态势下,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就成了提升党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关键。
3.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源于制度结构缺陷原理。结构功能理论主张: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映结构,功能的发挥,都要以一定的结构为前提和基础;功能发挥不到位,功能不适应,功能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不适应或出了问题,为了使系统发挥最大的功能,必须不断对其结构进行优化。在现行的党群沟通态势中,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由于受到一系列涉及民主、民权、民生问题的影响而面临诸多挑战、考验,这就大大制约了党联系群众功能的发挥。依据结构功能理论,现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党脱离群众、群众远离党”的功能发挥不到位问题,主要的不是功能本身造成的,而是这种功能赖以存在和依附的党联系群众的结构体系的问题,是结构性缺陷造成的。这种结构性缺陷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其中首要的是制度结构的缺陷,是由于现有的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造成的。因此。健全完善党联系群众的制度,着力建造党联系群众新的制度性结构,就成了必须抓紧研究解决的问题。
三、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方式的理论逻辑
1.完成向执政党思维的彻底转变要求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我们党是一个由体制外的革命党通过夺取政权成为体制内执政党的特殊政党。这就使党联系群众的方式可以从纵向上划分为:革命党联系群众的方式与执政党联系群众的方式。由于1949年建国后我们党虽然成为了执政党,但是由于政治惯性的作用,党总体上还是在沿用革命党的思维、利用革命党的经验来解决执政党的问题,直到党的十六大前后才初步完成了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在这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中,革命党联系群众的传统方式就被
延续下来。现在随着我们党逐步成长为完全意义上的执政党,创新执政党联系群众的方式就成了一个必须直面、必须抓紧研究解决的问题。
2.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党联系群众的方式深深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其典型表现形式是群众性、命令主义式的政治动员、政治运动,民权被党权吸收和掩盖,人民利益与党的利益高度重合在一起。随着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与不断完善,“利益”作为一个被长期掩盖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如何反映和表达,越来越成为党联系群众方式变革的焦点。于是,服务型的党联系群众方式,也就随之产生。
3.我国民主政治大发展要求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我国民主政治大发展开始于世纪之交,其基本机制形态是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就在党内与人民群众两个层面上同时推进了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党内民主发展造就了党员群众、党员干部、党组织的民主性格、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民主习惯,形成了具有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可操作性双重功能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人民民主发展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认知、民主素养和民主认同,使民主观念深入民心。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在党内与民众两个层面的同步推进,就要求党联系群众的方式必须随之进行民主化改革,按照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推进方式创新。
4.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要求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我国公民社会之发育成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公民社会发展,使人民群众内部出现了结构性分化,群众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民间组织形式不断涌现,“第三部门”活动成为我国政治生态中新的子系统。公民社会背景下,民众自觉参与公共治理成为常态,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借助执政党、政府与民众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期望以协商民主的办法达成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共识。如此态势下,立足我国传统“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基础上的党联系群众方式,自然呈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有的已经完全过时,其自身所承载的功能发挥失灵。这就使得公民社会语境下创新党联系群众方式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参考文献:
[1]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
[2]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2:26.
[责任编辑:那青阳]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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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总第69期·党建园地·
May.,2010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理论模型
张书林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济南250021)
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必须制度化。现行的党联系群众制度在适应性与结构性上的缺陷,决定了与时俱进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的必然性。由于党联系群众制度的运行需要借助适当的方式,所以,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的同时也要同步创新党联系群众的方式。
关键词: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创新;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0)03-0050-03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着重指出,必须进一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健全联系群众
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这就实际上将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来。那么,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呢?
探究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理论依据,就必须沿着这样的认识逻辑展开:作为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要使这种联系是稳定性的、长期性的而不是权宜之计,就必须实现党联系群众工作的制度化;制度化是一种制度集合体和制度体系,而现行的党联系群众制度在体系上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必须由此入手,提升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水平;要提升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水平,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健全完善、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由于党联系群众制度的运行需要借助适当的方式,所以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的同时也要同步创新党联系群众的方式。 一、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基础
1.从政党的概念定义看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认为,政党是由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代表一定阶级和阶层利益,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通过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并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因此,首先,党是来自人民的、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其次,党是代表人民的,无论夺取政权还是执掌政权都是为了人民
的利益。既然我们党是来自人民又代表人民的政党,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定义表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逻辑上就是完全成立的。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政党的定义也要更贴近时代。我国政党学家周淑真立足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的改革发展,在综合了中外学者关于政党定义的各种观点之后,为政党下了一个散发着与时俱进时代气息的科学定义:“政党,是一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以争取民众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为手段,以谋促进国家利益、实现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这样一个定义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政党是基于人民的意愿结合而成的政治团体。综观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各国政党的建立过程,即使存在着时代背景、理想目标、推进过程、结构体系、方式方法、理论指导等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是在符合人民意愿的前提下才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支持,它们都将无法存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来自人民、代表人民的党,努力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更是必须要做好的工作。这就需要借助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创设的各种渠道。
2.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论看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真正英雄。由此可以引申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忽视人民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背离的,是要被历史发展潮流所抛弃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壮大、取得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党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所以,坚持人民主体论对我们党来讲是毋庸置疑的。坚持人
[1]
收稿日期:2009-02-25
作者简介:张书林(1974-),男,山东冠县人,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民主体论,从逻辑关系上就预示着党必须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3.从党与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看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性。从作为满足需要的手段看,无论是党还是人民群众都希望加强彼此之间的有效联系沟通。一方面,党有联系群众的需求。人学理论强调,人是既能够掌握客观规律,又同时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高级理性动物,国家和社会的运作实际上都是由人在主导,离开了人,一切都将瘫痪。我们党来自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正是缘于得到人民群众全力以赴的参与、拥护和支持,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争取了人心、赢得了民心。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单靠党自身的力量根本夺不了权,掌不了权,更别提保持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了。所以,人民群众是党的安身立命之本,长期执政之基,不竭力量之源。正因如此,充分整合社会民众,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就成了党生存发展的长期需求。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也有加强与党联系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领导党和执政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表达政治诉求的可靠代言人,不与党坚定地站在一起,就无法共享执政资源、平分执政收益。这种双向的联系沟通愿望,就使得党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再是一相情愿,而是一拍即合。 二、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基本原理
1.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源于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运作原理。人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神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过程,相应地,政治权力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主权在君”、“君权神授”到“主权在民”、“权力民授”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政治权力就被统治者搞得既混乱又神秘。一方面,政治权力不被看做是人民的权力,而是作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存在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是君主的权力;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使自己所行使的权力合法化,总是处心积虑地掩盖权力的真正来源,有意将自己权力的来源搞得非常神秘———炮制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君权神授理论的要义在于:统治者(君主)的权力来自神的授权,神是君主权力的授权者;人民要服从神的意志,自然就要服从统治者(君主)的权力统治。这样就出现了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将君主权力的来源定为“神”,自然君主只对神负责,而不必对人民负责。而神是虚幻的,客观上不存在的。所以君主行使权力实际上既不需要对神负责,也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既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也同时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权力授权关系不存在。可见,在神权政治营造的“君权神授”的政治阴影下,政治权力的本源被搞乱,当然政治权力的授受关系也实际上并不存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民智逐渐开化,神权政治及其对权力来源的解释也就失去了说服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在经济上取得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权力,要求进入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以获取更大的
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此时,资产阶级不再满足于对权力起源的神权政治解释,而是将国家权力与人的天生权利联系起来。于是他们开始批驳神权政治,要求将政治权力的本源理清。在包括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资产阶级学者的推动下,资产阶级在反对神权政治的过程中提出了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为政治口号的新的权力起源说。这其中,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对权力的本源作了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定位。他认为,社会契约不是“在下的”人民与“在上的”统治者之间建立的约定,而是人民之间自由结成政治团体所订立的契约,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卢梭强调,国家权力并不神秘,不过是人们为了组成社会,让渡出自己的部分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构成了公共权力;人们可以把这些权力授予公共机关来行使,也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收回它们[2]。因此卢梭反复强调,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属于人民。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从根本上讲,“主权在民”是对“主权在君”的全面否定,它明确了政治权力的本源在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应该也必须当家做主。但是,在现实政治国家,全体人民直接当家做主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出现了卢梭所说的权力让渡,即人民授权。人民授权的形式在经过了一定时期的探索之后,最终选择了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是孕育政党的母体,最早的政党是在议会中产生的。
政党产生后就在民主政治中扮演双重工具角色。第一,它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民主政治是参与性政治,但是单靠民众个人的力量去参与政治运作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于是民众求助于政党,政党就成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第二,它是民众控制政府的工具。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是公民授权的产物,其权力比较分散,但由于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是大于公民个人权力的,所以国家权力虽然分散但民众个人却无法控制它。那么,怎样将国家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又能够保证民众对它的有效控制呢?于是政党就充当了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成了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展。如此一来,由政党参与和控制的民主政治就成了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是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政党政治有三个基本的构成要素:民众、政党与公共权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于:民众的政治参与与政治诉求、民众对公共权力的控制与监督都必须借助政党这一工具来实现。而政党作为民众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必须取得民众授权;要顺利取得民众授权,政党就必须代表民众利益诉求,真实反映民众意愿;要切实反映好民意,表达综合代表好民众利益,政党就必须与民众建立密切联系;而要使这种联系实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就必须建立健全政党联系民众制度。对中国共产党来讲,要在协调处理好人民群众、共产党和公共权力的关系中,把切实坚持党的领导、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严格依法运作执政权力有机统一起来,就必须不断健全、完善和创新党联系群众制度体系,构筑起保证“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而又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架构。
2.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源于制度供需矛盾原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必须形成密切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不是一时一事的,必须溶入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贯穿于党整个的生命历程。这就必然要求实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化。因为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组织和程序要获得稳固必须实现制度化。但制度化的建构不是依赖于哪一单个的制度而是需要借助若干制度进行组合形成的制度系统或曰制度体系。亨廷顿对制度化与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政治判断。他指出: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有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就目前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水平来看,现有的制度体系在实际运作中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实际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一些制度不符合时代要求、党的愿望、群众利益,制度的系统化、体系化、配套化建设更是严重滞后,各种制度间的协调运转机制不畅通,等等,这就大大制约了党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在这样态势下,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就成了提升党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关键。
3.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源于制度结构缺陷原理。结构功能理论主张: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映结构,功能的发挥,都要以一定的结构为前提和基础;功能发挥不到位,功能不适应,功能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不适应或出了问题,为了使系统发挥最大的功能,必须不断对其结构进行优化。在现行的党群沟通态势中,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由于受到一系列涉及民主、民权、民生问题的影响而面临诸多挑战、考验,这就大大制约了党联系群众功能的发挥。依据结构功能理论,现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党脱离群众、群众远离党”的功能发挥不到位问题,主要的不是功能本身造成的,而是这种功能赖以存在和依附的党联系群众的结构体系的问题,是结构性缺陷造成的。这种结构性缺陷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其中首要的是制度结构的缺陷,是由于现有的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造成的。因此。健全完善党联系群众的制度,着力建造党联系群众新的制度性结构,就成了必须抓紧研究解决的问题。
三、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方式的理论逻辑
1.完成向执政党思维的彻底转变要求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我们党是一个由体制外的革命党通过夺取政权成为体制内执政党的特殊政党。这就使党联系群众的方式可以从纵向上划分为:革命党联系群众的方式与执政党联系群众的方式。由于1949年建国后我们党虽然成为了执政党,但是由于政治惯性的作用,党总体上还是在沿用革命党的思维、利用革命党的经验来解决执政党的问题,直到党的十六大前后才初步完成了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在这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中,革命党联系群众的传统方式就被
延续下来。现在随着我们党逐步成长为完全意义上的执政党,创新执政党联系群众的方式就成了一个必须直面、必须抓紧研究解决的问题。
2.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党联系群众的方式深深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其典型表现形式是群众性、命令主义式的政治动员、政治运动,民权被党权吸收和掩盖,人民利益与党的利益高度重合在一起。随着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与不断完善,“利益”作为一个被长期掩盖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如何反映和表达,越来越成为党联系群众方式变革的焦点。于是,服务型的党联系群众方式,也就随之产生。
3.我国民主政治大发展要求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我国民主政治大发展开始于世纪之交,其基本机制形态是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就在党内与人民群众两个层面上同时推进了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党内民主发展造就了党员群众、党员干部、党组织的民主性格、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民主习惯,形成了具有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可操作性双重功能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人民民主发展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认知、民主素养和民主认同,使民主观念深入民心。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在党内与民众两个层面的同步推进,就要求党联系群众的方式必须随之进行民主化改革,按照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推进方式创新。
4.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要求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我国公民社会之发育成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公民社会发展,使人民群众内部出现了结构性分化,群众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民间组织形式不断涌现,“第三部门”活动成为我国政治生态中新的子系统。公民社会背景下,民众自觉参与公共治理成为常态,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借助执政党、政府与民众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期望以协商民主的办法达成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共识。如此态势下,立足我国传统“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基础上的党联系群众方式,自然呈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有的已经完全过时,其自身所承载的功能发挥失灵。这就使得公民社会语境下创新党联系群众方式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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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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