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3.0——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
【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普适性的全球运动和全球价值。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时代与不同的国情相结合，产生了不同的内容样式。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则是与近世中国的工业化历史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60多年的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并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融合。
但是，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越来越深入，市场经济逐步消解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而贫富分化、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现实，也让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说不清楚。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面对着极其尖锐的挑战，各种各样“去社会主义”的思潮相互激荡，已成为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强大潜流。为此，从理论上说清楚社会主义，便成为当代思想界面临的最艰巨挑战。
2014年初，修远基金会设立“社会主义3.0”课题组，试图从历史、现实及未来三个维度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时代1.0版本社会主义、邓小平时代2.0版本社会主义作出合理的解释，并对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时代未来的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索。本报告即是该项研究的初步成果。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5年4月号。】
一、为什么要谈社会主义
在今天，“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似乎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分裂的表征，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相互攻讦。这些争论往往只停留在观念的层面，用破碎的历史片段和教条的理论话语编织出各自的“社会主义”想象，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是伴随着工业化以来的一场漫长的社会运动。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工业化危机的另一条道路选择，它以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对更为平等的追求、在伦理与文化层面上对于共同体理想的探索为特征 ，既催生了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在西欧也以“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化”的方式产生过深远影响。但是，随着上个世纪末苏联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与生产方式都需要进行系统反思和自我革新；如今，福利国家又重重危机，表明在当下复杂的物质生产形态的变革下，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理念也需要进行新的解释和修正，需要探索激活其内在的政治能动性的实践方略。
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球运动式微的时候，只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以改革开放完成了社会主义的自我转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否还有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存在着种种疑惑。面对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回避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陷入概念的论争，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攻击，而是要将社会主义看做是进入工业化以来，面对物质生产模式的全新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人们为了追求更为公平、更为正义的生活的持续努力。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的未来形态，要将“社会主义”置于真实的历史过程之中，置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化大生产的历史背景中，分析平等的理想与现实生产过程之间的复杂互动形态；我们也要将其置于中国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加以考察，
理解作为一种外来政治理念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内在传统之间的复杂融合过程，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更进一步，我们更需要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物质生产形态变革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中，探索全球化和新型工业化图景带来的社会组织模式、生产要素聚集类型和劳动结构的变化特征，并以此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未来方向。
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面对当前巨变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理解作为一种政治资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性，思考中国未来前进的道路。
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尝试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描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1.0版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概括为社会主义2.0版本。在分析当前新的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下，我们试图指出，未来的中国需要发展出一种在继承和扬弃社会主义1.0版本和2.0版本基础之上的3.0版本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1.0版本
1.社会主义与救亡意识的历史碰撞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在19世纪末期，各大非西方古老文明，都普遍面临来自西方的全面冲击，对于这些文明中的精英阶层而言，这带来了一种文明被彻底碾压和毁灭的焦虑和挫败感。由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军事力量，不仅彻底击溃了传统农业帝国维持秩序所需的脆弱的军事骨骼，也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国家丧失了俯视“诸夷”的文化优越感。被坚船利炮打出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逼迫着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做出回应。当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以工业化的强大物质力量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张时，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戏规则”被塑造出来。这种世界秩序的变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旧不再可能。
近代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出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面对工业化武装起来的西方，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思考如何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以之自保乃至自强。就在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苦苦探索工业化道路的同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也逐步从自由贸易时代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严酷逻辑日益凸显，欧洲各国内部的劳资阶级冲突日益激化，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这些情形深深地震撼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阶级。一战的爆发，更是使得很多学人开始深刻反思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对于中国近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转化以及富强目标；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分化产生“天然的”警惕情绪。比如严复、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一方面，他们因为“开眼看世界”而拥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了解进步与变革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依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观念层面依然受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悠久潜流——“大同理想”的影响。
在这样的视野中，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看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内在缺陷，看到了超越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短期之内的迅速成长，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赶超西方”的现实可能。社会主义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其内含的平等理想，相对于已经使得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在深入了解之后而产生失望的自由主义观念，显得更为贴近中国的古典理想。在此时，社会主义一方面包含崇高的共同体价值理想，一方面也已经经历过工业化的“洗礼”——无论是西欧式的“福利政策”型社会主义还是苏联式的专政国家型社会主义，都可以与现代生产方式相容，并且有效地提高工业化的效率和水准，因此，也更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同。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在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幻灭之后，反而热烈地讨论起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特别是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史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进化论叙事开始被有意识地导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过程之中，这种由历史观革命为代表的观念革命，成为现实政治革命的前提。
赶超西方的任务最终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手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带来列宁先锋队型政党的先进组织模式，也带来了在落后国家推进工业化的现实样板和具体方法。由此，由救亡意识催化的工业化诉求和社会主义国家化方案，在中国发生了深刻的融合。
2.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探索
早在1930年代末期，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将中国的革命和工业化的双重任务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趋势进行融合的探索工作。在1939年完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完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当时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共产党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对于“未来”的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发展成熟了，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在斯大林等人发展的历史五阶段论的基础上，加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最终建构起现代中国的史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主义革命又分成新的和旧的两个阶段，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史观被运用到社会发展阶段的评估上，并以其作为标准制定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如果超前了就是左倾，滞后了就是右倾。
在这一史观的指引下，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两个任务：一个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是实现社会主义平等。而这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承担起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工业化发展任务，并为工业化指明了一个更具有平等意识的历史远景，整体上超越救亡意识的视界。建国之后的工业化模式，遵循着洋务运动以来后发国家重工业优先的逻辑路径。在 1953年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就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作为一种“先强后富”的道路，重工业优先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重工业优先作为一种“先强后富”的道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然而，其成本也是极其高昂的，尤其是在涉及工业化的投资积累问题时：如果无法从外部获得投资来源，也无法从外部掠夺资源，重工业的投资往往需要从国内的农村进行汲取。对于建国初期而言，要实现工业化，只能将分掉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通过公社化加大对农业剩余的集中管理和分配。在农业税之外，还进行统购统销——这是一种隐蔽的将农业剩余向工业、向城市输送的渠道。工业化还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意味着巨大的现代教育投资——普及中小学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等，实现受教育者的数量级别从数十万、数百万向数千万增长。因此，在急迫的工业化要求下，中国很快结束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通过“一化三改”，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政治经济学原则的社会主义1.0版本逐步确立起来。与苏联模式相类似，这是一种工业化初期的高效积累体制。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平等目标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由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必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企业管理阶层。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之中，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不断膨胀，生产资料再次集中于管理者手中而不是劳动者手中，国家出现了重新官僚化的倾向。在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认识到，只要发展生产，就会不断催生出体制内的管理者阶层，而这些管理者会在承担政府和企业事务的同时，不断生长自身的私利，并会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力和职能瓦解公有制。也就是说，官僚阶层利用自身管理经济的职能，将工业化的积累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承担，而自身则享受起工业化的红利。
面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一度希望以“抓革命、促生产”，探索出一种“由人民直接管理生产过程”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实现工业化与平等的“相反相成”。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方向，还需要在文化和政治领导权层面进行调整和探索——这集中表现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为此，他推动了一系列行动：在政治层面，加强对干部队伍指导和监督；此外，如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发展经济要“两条腿走路”，不能单靠国家主导模式，还应该发动群众，对冲技术专家贯彻中央计划指令经济模式的弊端。1960年“鞍钢宪法”的出现，就是一个代表案例。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工业化进程的社会主义调整，希望以平等的理念纠正工业化带来的不平等。
总的来说，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逐步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较为平等，社会分化并不太明显。但“先强后富”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民众却处于普遍贫困的局面。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形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平等之间的内在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更为严重的是，在百年激进思潮的内在动力下，毛泽东在1958年试图用“大跃进”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用“文化革命”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最后也都失败了。现在看来，这两个任务绝不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
3.社会主义1.0版本的内在困境
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一套完整的构想：力图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无序竞争，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然而，无论是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国家化”道路还是西欧的“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化”道路，都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实质性的调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只有如此，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才有条件。而在苏联和中国，第一步要解决的却是如何快速实现资本积累，为公有制奠定基础。在20世纪初，既存的世界资本主义“边缘--中心”结构已经基本成型，这一结构排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依托世界市场快速实现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列宁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其前提是“救亡”和“保政权”的“非常状态”，一旦度过这种“非常状态”，列宁也不得不进行“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向市场经济妥协。斯大林则采取另一种成本更为巨大的做法，将“非常状态”延长，利用组织化的官僚体系代替市场来承担计划和分配的重任，付出的代价是苏联逐步演变为“官僚--工人国家”。
在中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剥夺农村作为条件的，农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与苏联相比，中国并没有完全把工业资本积累的成本完全交由农村承担，毛泽东等人要求全民“勒紧裤腰带”，即将资本积累的成本进行全民分担。客观而言，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计划经济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在这种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此时，经济和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国家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的计划安排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而一旦工业化开始走出起步阶段，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就显现了，产业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生产链条日益延展，计划的效率开始快速下降，导致经济系统内部出现“管道堵塞”的信息反馈危机。
计划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消费层面的个体——人的需求很难根据计划进行安排。个体消费既有生存所需的客观性，也有自主决定的主观性，包含着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内容，因此消费环节具有高度复杂的多重特征，并且极易发生变化，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原点所在——由消费需求提供市场信号进而调节生产和交换。计划经济正是在此处面临最大挑战：在配给制度之下（按需分配），消费是可以精确测算的，由此来计划生产也是可行的。但配给制，一向都属于战时共同体的临时选择，一旦进入和平时代，个体需求的变化就需要市场这样的间接反馈机制来进行调节。而在分配层面，由于难以评估不同劳动水平和技术层次的工资差距，只能采取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造成了群众劳动积极性的不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虽然可以暂时缓解人们的不满情绪，但很难维持一种长期的激励机制。这恰恰说明，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人类也存在着反对平等的天然倾向，这是一对矛盾，却是人类观念的真实体现。所以，即使在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也始终存在着庞大的黑市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在中国，即使毛泽东等人不断发起“斗私批修”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个体需求和个人欲望也不断生长出来，不仅在官僚系统内部，也在民间广泛存在。
毛泽东希望在建设时期重新运用人民战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国家建设。
毛泽东寄予厚望的“人民参与生产管理”，正像马克思期待的“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在现实环节存在着深刻的困境：从工业化的内在逻辑来看，工业化的扩展意味着分工体系的深入化，不仅在于产业分工的扩展，也在于管理者、科研人员、劳动者这些岗位和职能分工的扩
展。工业化条件下，随着生产、消费、分配等环节的日益复杂化，信息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出现急速膨胀的情况，这就需要一个以信息管理为职能的组织化官僚体系，官僚制不仅在生产单位内部，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都有着必要性，这已经由韦伯等人明确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先锋队型政党迅速分化为日益复杂的官僚化体系和不同派别政治势力也是工业化带来的附带影响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自我联合来替代官僚制。他的信心或许来自于人民战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的实践，实现了先锋队型政党和民众相互融合的动态政治过程，这种广泛的社会动员拥有惊人的力量。毛泽东希望在建设时期重新运用人民战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国家建设，但这需要一种历史紧迫感作为背景。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方面，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展开，这种历史紧迫感已经渐趋消退；另一方面，当时的条件也并不足以保障民众可以获得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党政官僚系统因为其复杂的利益诉求也在有意无意地扭曲和消解群众的自我组织，因此，毛泽东的期望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
当时还无法解决的另一个难题是对建国初期高积累体系的调整：当工业积累初步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推进扩大再生产的正态循环体系。这涉及两个层面的任务：其一，需要合理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进行财政和金融政策改革，为经济增长找到持续的运转动力。而在此阶段，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相对保守，导致货币供给不足，抑制了消费的扩大，从而使得工业化缺乏升级的动力。其二，需要解决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难题。现代的大工业生产模式决定了，资源和产品之间的供给往往是跨越地域与国境的，单靠一国内部的投资和消费，很难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国际贸易建立起有效的经济循环体系来维持活力。早在1930年代，苏联就已经尝试从美国吸引资本和技术，而当时处于经济危机时期的美国，也有对外进行资本和产业输出的客观需求，这一合作为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之后，苏联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不仅争取政治和安全优势，也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循环结构。1949年以后，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之后，得到了大量的苏联资本和技术支持，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可以顺利进行。然而，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循环结构，也出现了类似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发展倾向。对此，毛泽东等人的选择是，从苏联体系中脱离出来，就像1949年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脱离出来一般，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很长时间内表现的较为封闭。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1.0版本的构想可以描述为：公有制下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掌管生产资料，为劳动者自身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而生产，不再为利润而生产。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积累——一种全民积累体系。然而，这一经济结构也存在一些内在的困境，不仅表现在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也表现在与外部经济循环的接轨困难之上，这说明，中国当时所具有的生产模式和组织能力，并不足以真正地支撑平等与协作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是摆在邓小平等人面前的现实挑战。
三、中国的社会主义2.0版本
1.社会主义2.0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实践
作为社会主义1.0版本的亲历者，邓小平对其存在的问题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与毛泽东强调“斗私批修”、“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主义目标不同，邓小平由于长期接触一线的经济工作，他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对少数人行，对多数人不行；短时段行，长时段不行。社会主义1.0版本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工作重心过度集中于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计划经济失灵。要走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动力机制问题，即如何激发大多数人的经济发展动力。在这时候，“私心可用”，不是斗私批修把“私”清除掉，而是利用私心，鼓励发家致富，让一部分人一些地方先富裕起来。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经济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里面当然有风险，但舍此没有他途。完成这种价值观层面的重大调整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就不仅仅是在内部调整计划经济体系，而是要进行改革，试图在既有体系之外开创新的可能性，大规模启动市场。
因而，邓小平一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社会主义2.0版本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特征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否及如何兼容的问题。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如经营管理方法等。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以决议的方式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邓小平对此决议评价颇高，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已经与社会主义1.0版本产生了重大差别——在社会主义1.0版本中，在生产形态层面，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三个相互配套的制度环节。而邓小平的做法，是逐步将计划经济转变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加入市场经济这一环节，力图使其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相配合。
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首次以决议的方式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
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整，必然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性要素和特征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重新解释社会主义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在理论问题上可以“不争论”，将问题悬置起来；但在发展方向上却必须给出一定的目标。因而，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开始逐步形成对社会主义1.0版本中的历史阶段论的调整，十三大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说法。
通过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2.0版本逐步在90年代初明确起来：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经典原理进行了修正：即在不坚持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保证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与之相对应，在历史发展阶段论上也做出了修正：逐步明确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社会主义2.0版本存在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由于有效地激活了国内的个人需求，一方面由于加入世界市场获取了外来投资和外部市场，中国的民用工业快速成长起来，工业化在内部和外部经济循环结构的
支持下，走向了自我发展、高速成长的持续性过程，告别了工业积累期，走进了工业成长、升级阶段。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中，市场经济只是手段，“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诉求才是目标。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图景，就是要从“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展开，这样的图景越来越出现问题。
首先，从历史观层面讲，这种论断缺乏有力的历史叙述作为支撑：在社会发展阶段论上指向不明，导致的结果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受到挑战。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未来走向的预期——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社会主义动员能力的重要来源。邓小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叙事，在史观上仍然延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社会哲学框架，但是，却是选取其中的一段：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类似于对社会主义又作了一个“切片”式的划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反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为市场经济辩护，这样做，在政治上可以避免“不断革命论”的挑战，在实践上也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理论层面上却并不完善。“初级阶段论”运用了社会主义1.0版本的历史观框架，却没有对这个框架进行重新叙事和解释——没有回答两个关键性问题：到底初级阶段后有没有高级阶段？最终是否要走向共产主义？当时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以“不争论”把问题往后延。对于公众而言，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对于执政党而言，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层面的危机。
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社会主义2.0版本也面临严重困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兼容的问题。从产权理论来讨论的话，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和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而市场，理论上来说是经济的运行原则，或者说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原则：按供给关系确定价格信号来决定不同企业的产品类型和生产规模。因此，从理论上讲，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可以和市场兼容。在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它取消掉的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态的计划经济，保有的是其余两个基本原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壮大与计划经济的解体，按劳分配与公有制也逐渐处于消解之中。
在公有制条件下，市场上的主体是集体或者国有，按劳分配理论上是可行的。所谓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客观上首先不能随意解聘企业的员工；第二，这个集体的员工对于利润是有追溯权的。但市场经济在事实上不断冲击这样的理论原则。例如，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它们大多建立在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社队企业的基础之上，大都具备集体经济的性质。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形势的快速变化，乡镇企业大规模破产，转由私人收购和经营，并成为现在大量的私有企业的前身。产权的变化除去腐败等原因之外，也与市场的运行逻辑密切相关：市场遵循价值规律，生产以价格信号为导向——对于企业而言，调整投资方向与规模、产能结构等等都来自价格信号的指引，在这些问题上，公有制企业面临决策难题。在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减员是个难题；而如果因为成本上升或市场变化企业无法及时减员或转产，企业就难以维持，集体也就往往面临解体风险。现在存在的一些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也仅体现在村集体内部；在市场经济的整体环境下，这些企业大量的工人不是“本地人”、“本村人”，就只能是雇佣工人。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也与此相似：只要参与市场竞争，在扩大缩小产能、破产、转产、技术更新等方面，也只能通过市场的残酷逻辑来实现。
1980年代中晚期，商业领域逐步私有化；1992年以后，外资大量进入，生产领域的私有制
也开始逐步扩展。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按劳分配原则与公有制逐渐消解。1998年“抓大放小”，县一级的国有企业基本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工人阶级被推向市场，共产党与其阶级基础割断联系。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从“按劳分配”向“按要素分配”转化的过程：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因为其稀缺性，在市场交易中往往比劳动要素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使得这种优势地位被无限放大，甚至是滥用。这必然会压缩劳动要素的分配比例，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趋势日益明显，也导致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持续恶化。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的缺失还进一步加大劳动者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如果说前三十年初步工业化的积累成本还可以依靠国家强力意志较为平均的分配给全民承担，那后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成本则更多的交由普通民众承担，尤其是2亿多农民工，以及目前超过1.5亿的无法城市化的外来青年。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与社会主义的宣传格格不入。今天，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还有可能逐步向撕裂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政治问题方向发展，若不主动进行调整，破坏性运动的代价将难以承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的公平发展亟须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引。
农民工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四、探讨社会主义的3.0版本
1.在新的图景中探索社会主义新的内容
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1.0版本实践，还是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2.0版本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已经与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复杂的融合。这种融合使得任何激进的“切割”或“整体转向”都缺乏合理性。只是，困难之处在于，要实现对社会主义2.0版本的调整，对中国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可资借鉴的外在模式，无论是西欧式的“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化”道路，还是彻底“告别社会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新的生产形态变革的背景下，都已经展现出自身的内在危机。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在自身实践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
强调中国自身的实践，并不意味着要将中国从外部世界中割裂出来，恰恰相反，当代中国的最大现实，是与外部世界已经产生了极其深刻的交融。因此，在中国讨论社会主义，必须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之下进行。全球化的推进并没有造就一种早先人们所想象的美国化的世界，相反，全球化滋长出两种相互冲突的矛盾。
一方面，随着网络等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教育普及化和信息大众化成为一种趋势，这使得少数精英垄断知识和道德权威的格局一去不返。由于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的技术障碍被移除，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预期往往以先进地区为标准，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情势的容忍程度大为降低。这说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冲击和颠覆人们原有的观念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种趋同的思维模式。
而另一方面，与信息技术对观念层面的“去等级制”趋势不同，物质生产层面，诸如信息技术之类的新兴技术，并没有“自发地”塑造出一个足以支持平等价值和观念的生产模式，毋宁说，它只是进一步使得等级支配结构精致化与复杂化：类似于“苹果公司加富士康”的外包型生产机制日益成型。所谓分布式生产，并没有彻底消除等级制结构，只不过是以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来将等级制结构的成本从企业内部、国家内部分散到世界范围内加以消化。这一趋势使得普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日益多元化、碎片化，并日益受到来自产业链高端转嫁的全球竞争压力。网络技术推动的服务外包潮流，也逐渐消解中产阶级在各国经济结构中的功能基础，各国的中产阶级普遍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各国的精英阶层则具有更多的“全球流动属性”，其财产和人身日益活跃地穿梭和集中于诸如纽约、伦敦、巴黎、上海、东京之类的“世界城市”，具有去国家化和去地域化的倾向，逐步丧失对其所属国家的政治忠诚。世界各地普遍出现社会结构两极化的趋势，各国都面临各自的“政治共同体危机”。
各种以“反资本主义”为名的社会抗争运动，往往被各种虚无的想象、偏执的情感以及现实的权力斗争格局引导向破坏性的动乱。
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引发了严重的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从“阿拉伯之春”到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都可以发现，由于缺乏对现实物质生产过程的深刻理解并且缺乏相应的应对策略，各种以“反资本主义”、“追求平等和民主”为名的社会抗争运动，往往没有找准自己的“敌人”，而是被各种虚无的想象、偏执的情感以及现实的权力斗争格局引导向破坏性的动乱，除了发泄不满之外，没有建构性的正面价值。这恰恰说明，为了克服物质生产和财富分配领域的巨大不平等，以及伦理生活层面的虚无主义浪潮，我们不能仅仅追求集体宣泄，必须采取具有建构性价值的行动和决策。正像马克思在19世纪中后期努力阐释、理解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逻辑一般，今天，我们也需要对当下发生的生产形态变革的内在运行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理性的行动只有顺势而为，在变革的关键时刻与关键节点，根据给定的历史条件，作出相对合理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社会主义不能停留在执政宣言的层面，它也应该作为一种重新思考公共性和重新塑造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和实践资源。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生产形态兴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的新方向，应该被严肃地加以思考。
2.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可能方向
在今天，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思潮，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更具体地说是资本与劳动、市场经济与对其必要的限制，将长期共存。正像哈耶克等人所展现的，从目前来看，人类尚未找到比市场经济更为可行的经济组织模式；然而，也正像卡尔·波兰尼等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含自我瓦解的运行逻辑和破坏社会的自然倾向，需要以自觉的社会保护运动进行修正。市场体现着人的需求和能力的可分离性和复杂再组合的可能性，具有其内在合理性。问题在于，合理的行动和原则一旦被过度普遍化，也可能变得非理性，正像波兰尼所警惕的市场原则侵入伦理领域、政治领域的问题。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模式，也需要以一定的共同体价值原则作为协调，如果仅仅遵循弱肉强食的逻辑，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分裂和崩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今天思考具有现实性的社会主义方案，就必须承认其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现实。
社会主义1.0版本中的核心内容（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是建基于对大工业生产模式的反思和改良之上的。大工业生产的基础是共同劳动：劳动者集中于共同的劳动环境之中相互协作对生产资料进行组合与制造。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原则，是希望在保留共同劳动的基础上，由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并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结构和生存环境。到了今天，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导致“福特制”式的大规模制造型产业日益边缘化，而服务业等外包模式快速增长，劳动者日益受制于个体化雇佣模式。劳动在信息网络的支持下呈现出分布化、多元化和抽象化的趋势。同时，随着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兴起，大型信息技术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如谷歌、百度、腾讯等公司，日益取代了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职能，但是从其产权结构上看，尤其是在作为其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上，却依然置于私有制的管理之下；而且，依托于法律体系和贸易规则的保护，基于知识壁垒的新的全球经济的“中心--边缘”结构正在形成。这一切说明，面对新的生产模式的变革趋势，探讨社会主义的未来可能性，仍然必须从改善劳动在生产环节中的地位这一基础性领域出发，除此之外，所有“反资本主义”话语，都不过是无力的呼号。社会主义3.0版本，就是在承认市场经济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探索新的矫治资本主义引发的优势地位者滥用自身地位倾向的方法，以劳动为本位，改善劳动者的生存处境，改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
在中国，要改善劳动在生产环节的地位，必须顺势而为，这种“势”即是工业化之势：必须在坚持工业化和制造业为基础的前提上，限制资本、权力等要素滥用自身的优势地位，提高劳动在要素配置中的合理地位。这意味着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更加公平的工业化模式。这一目标，显然无法靠市场自发调节来完成；任由市场化原则支配，“去工业化”将是很多企业的自发选择。因此，必须保证和维持国家在经济领域相应的能动性。
自社会主义1.0版本时代开始，中国的国家形态就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既具备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贯穿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执行力，却也没有沦为苏联意义上的“官僚--工人国家”。即使经过社会主义2.0版本时代的“行政化”改革，国家也依然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动性，这一能动性的基础，不仅包括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制度等关键性要素。国有企业从1980年代以来，经历了全民所有制到国家所有制的转移，再从国有企业转向国有资本，其中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公共性”的重新定义。公有制是从产权角度出发来思考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更有效结合的方式，但如前所述，这一模式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经过系统改革，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化极大提高了应对市场的灵活性，很多人据此认为，未来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以此解决所谓的“公地悲剧”问题。然而，1970年代以来欧美企业也大量面临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经营管理层滥用权力危害股东利益，这说明，私有化改革并无法解决公共利益受损问题。在今天，真实的问题和可能的改革方向，是重新定义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的“公共性”。要认识到，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其具有作为经济组织和财政组织的双重作用，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实现财政独立，从而获得行动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和平衡资本的作用；而国有土地制度则使得中央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来调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从现在来看，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制度，面临的广泛质疑，很大程度来自大多数中国民众感受不到这两项“国有”制度带来的公共利益。因而，针对国有企业制度和国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私有化的道路，合理的改革方向，是应该对国有企业的利润进行更合理和公平的分配，明确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政治职能。国有土地的公共属性在分配和保障制度上也要加以明确。过去，各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增值的分配往往被地方政府、基层干部、少数城郊农民挤占，这样不仅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造就了新的城市土地食利阶层，不仅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对新市民阶层也形成了新的剥削。因而，对土地增值部分进行公平、合理
运用和分配十分必要。当然，具体的制度安排、功能诉求，还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大量的实践探索。
国家在承担如此艰巨任务的同时，也必须警惕国家由于承担调节生产的作用而出现的进一步官僚化趋势，这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已经有所体现。为此，一个可能的应对策略是以新的群众路线运动来实现执政党和群众的互动，塑造一个动态的政治过程。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这种领导地位，虽然与共产党对军队和政权等暴力和组织资源的垄断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共产党应将这些暴力和组织资源有效地运用于重组劳动结构和生产关系，并因此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在社会主义1.0版本时代，共产党将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土地分给农民，并启动工业化“创造”工人阶级。因此，党和民众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其社会基础也是稳固的。在社会主义2.0版本时代，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经济原则，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重组资源的配置模式，鼓励个人发财致富。这种做法迎合了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然而也埋下严重的危机：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日趋严重，劳动结构日益恶化，这与共产党作为“人民领导者”的自身定位存在矛盾，并威胁到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在今天，共产党若想重建自身的社会基础，就不能仅仅在社会福利政策领域做出一些调整和补救，还必须再次“创造”自身的阶级基础——改善广大劳动者阶层的生存状况，不仅要在收入分配层面进行调整，也需要扭转和缓解劳动处于产业体系中劣势地位的现状，限制资本等要素对自身优势地位的滥用。
除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内容之外，还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内含的价值理想，也是塑造我们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和文明共同体的重要资源。
中华民族开始逐步恢复作为一个文明的自信，使得以中国传统的“小康”与“大同”思想来重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历史叙事成为可能。
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在进行现代转型时面临的一个矛盾是：一方面，为了富强和救亡就必须抛弃历史包袱，这使得激进反传统成为一种浪潮；另一方面，为了塑造民族认同感和政治共同体，又不得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这种矛盾常常在现实政治经济领域激化为种种意识形态纷争。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理念之所以在近代中国能被迅速接受和传播，一方面在于其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大同”理想密切相关（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实际上也来自于这种“内在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来自于毛泽东等人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论叙事进行的中国化调整。正是在阶段论叙事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接受实现了认知和信念的统一。在社会主义1.0版本中，工业化是实现赶超的手段，社会主义平等理想则是赶超的目标，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历史叙事。到了社会主义2.0版本，“赶超意识”愈发地收缩于经济领域，将目标限定在一个相对可行的层面，这一做法虽然较为现实，但存在的问题却是缺失了价值层面的诉求，又在阶段论叙事方面缺乏相应的解释力。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历史叙事进行新的阐述和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唯物主义发展阶段论的历史叙事既有知识性的一面，又有超越知识的启示性的一面，可以说，历史叙事在中国这样的非宗教性国家起到了维系民族认同的信仰方面的功能，正如潜藏在欧美的国家自由主义政治机体背后是深刻的一神教传统一般。对于一个大型国家而言，带有一定理想性的共同价值观是必须的——不同于意识形态宣传，这种价值观要体现为对于
现实政治和经济过程的协调和纠正。比如，拥有福利社会主义传统的法国，今天也会不断出现皮克提这样的思想者，而在拥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也不断出现诸如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主张——其核心对平等做了包容和让步。在不断变动的历史条件下，各国都需要调动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对理想的追求来重塑共同体价值，这将不仅维系国家的存续也将推动国家向更理想的方向转变。
今天，由于在各项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华民族开始逐步恢复作为一个文明的自信。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五阶段历史叙事已经很难再被公众所接受。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在阶段论历史叙事中进行切割，不如用中国传统的“小康”与“大同”思想来重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历史叙事：“小康”是现实的方略，“大同”则带有理想的高度，以理想和现实的互动和平衡来重新解释社会主义。以“大同”为理想，也意味着以中国传统思想的“差异平等”观对社会主义的激进“平等”观给予一定的中和：即差异不能太扩大，但也不是绝对的平等。这种相对“中和”的中国化平等观，应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这一历史现实下，人类实践平等理想的可能路径。
社会主义3.0——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
【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普适性的全球运动和全球价值。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时代与不同的国情相结合，产生了不同的内容样式。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则是与近世中国的工业化历史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60多年的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并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融合。
但是，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越来越深入，市场经济逐步消解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而贫富分化、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现实，也让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说不清楚。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面对着极其尖锐的挑战，各种各样“去社会主义”的思潮相互激荡，已成为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强大潜流。为此，从理论上说清楚社会主义，便成为当代思想界面临的最艰巨挑战。
2014年初，修远基金会设立“社会主义3.0”课题组，试图从历史、现实及未来三个维度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时代1.0版本社会主义、邓小平时代2.0版本社会主义作出合理的解释，并对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时代未来的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索。本报告即是该项研究的初步成果。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5年4月号。】
一、为什么要谈社会主义
在今天，“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似乎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分裂的表征，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相互攻讦。这些争论往往只停留在观念的层面，用破碎的历史片段和教条的理论话语编织出各自的“社会主义”想象，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是伴随着工业化以来的一场漫长的社会运动。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工业化危机的另一条道路选择，它以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对更为平等的追求、在伦理与文化层面上对于共同体理想的探索为特征 ，既催生了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在西欧也以“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化”的方式产生过深远影响。但是，随着上个世纪末苏联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与生产方式都需要进行系统反思和自我革新；如今，福利国家又重重危机，表明在当下复杂的物质生产形态的变革下，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理念也需要进行新的解释和修正，需要探索激活其内在的政治能动性的实践方略。
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球运动式微的时候，只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以改革开放完成了社会主义的自我转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否还有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存在着种种疑惑。面对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回避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陷入概念的论争，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攻击，而是要将社会主义看做是进入工业化以来，面对物质生产模式的全新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人们为了追求更为公平、更为正义的生活的持续努力。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的未来形态，要将“社会主义”置于真实的历史过程之中，置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化大生产的历史背景中，分析平等的理想与现实生产过程之间的复杂互动形态；我们也要将其置于中国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加以考察，
理解作为一种外来政治理念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内在传统之间的复杂融合过程，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更进一步，我们更需要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物质生产形态变革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中，探索全球化和新型工业化图景带来的社会组织模式、生产要素聚集类型和劳动结构的变化特征，并以此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未来方向。
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面对当前巨变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理解作为一种政治资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性，思考中国未来前进的道路。
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尝试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描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1.0版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概括为社会主义2.0版本。在分析当前新的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下，我们试图指出，未来的中国需要发展出一种在继承和扬弃社会主义1.0版本和2.0版本基础之上的3.0版本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1.0版本
1.社会主义与救亡意识的历史碰撞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在19世纪末期，各大非西方古老文明，都普遍面临来自西方的全面冲击，对于这些文明中的精英阶层而言，这带来了一种文明被彻底碾压和毁灭的焦虑和挫败感。由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军事力量，不仅彻底击溃了传统农业帝国维持秩序所需的脆弱的军事骨骼，也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国家丧失了俯视“诸夷”的文化优越感。被坚船利炮打出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逼迫着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做出回应。当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以工业化的强大物质力量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张时，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戏规则”被塑造出来。这种世界秩序的变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旧不再可能。
近代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出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面对工业化武装起来的西方，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思考如何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以之自保乃至自强。就在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苦苦探索工业化道路的同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也逐步从自由贸易时代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严酷逻辑日益凸显，欧洲各国内部的劳资阶级冲突日益激化，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这些情形深深地震撼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阶级。一战的爆发，更是使得很多学人开始深刻反思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对于中国近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转化以及富强目标；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分化产生“天然的”警惕情绪。比如严复、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一方面，他们因为“开眼看世界”而拥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了解进步与变革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依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观念层面依然受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悠久潜流——“大同理想”的影响。
在这样的视野中，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看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内在缺陷，看到了超越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短期之内的迅速成长，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赶超西方”的现实可能。社会主义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其内含的平等理想，相对于已经使得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在深入了解之后而产生失望的自由主义观念，显得更为贴近中国的古典理想。在此时，社会主义一方面包含崇高的共同体价值理想，一方面也已经经历过工业化的“洗礼”——无论是西欧式的“福利政策”型社会主义还是苏联式的专政国家型社会主义，都可以与现代生产方式相容，并且有效地提高工业化的效率和水准，因此，也更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同。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在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幻灭之后，反而热烈地讨论起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特别是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史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进化论叙事开始被有意识地导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过程之中，这种由历史观革命为代表的观念革命，成为现实政治革命的前提。
赶超西方的任务最终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手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带来列宁先锋队型政党的先进组织模式，也带来了在落后国家推进工业化的现实样板和具体方法。由此，由救亡意识催化的工业化诉求和社会主义国家化方案，在中国发生了深刻的融合。
2.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探索
早在1930年代末期，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将中国的革命和工业化的双重任务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趋势进行融合的探索工作。在1939年完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完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当时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共产党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对于“未来”的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发展成熟了，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在斯大林等人发展的历史五阶段论的基础上，加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最终建构起现代中国的史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主义革命又分成新的和旧的两个阶段，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史观被运用到社会发展阶段的评估上，并以其作为标准制定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如果超前了就是左倾，滞后了就是右倾。
在这一史观的指引下，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两个任务：一个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是实现社会主义平等。而这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承担起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工业化发展任务，并为工业化指明了一个更具有平等意识的历史远景，整体上超越救亡意识的视界。建国之后的工业化模式，遵循着洋务运动以来后发国家重工业优先的逻辑路径。在 1953年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就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作为一种“先强后富”的道路，重工业优先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重工业优先作为一种“先强后富”的道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然而，其成本也是极其高昂的，尤其是在涉及工业化的投资积累问题时：如果无法从外部获得投资来源，也无法从外部掠夺资源，重工业的投资往往需要从国内的农村进行汲取。对于建国初期而言，要实现工业化，只能将分掉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通过公社化加大对农业剩余的集中管理和分配。在农业税之外，还进行统购统销——这是一种隐蔽的将农业剩余向工业、向城市输送的渠道。工业化还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意味着巨大的现代教育投资——普及中小学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等，实现受教育者的数量级别从数十万、数百万向数千万增长。因此，在急迫的工业化要求下，中国很快结束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通过“一化三改”，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政治经济学原则的社会主义1.0版本逐步确立起来。与苏联模式相类似，这是一种工业化初期的高效积累体制。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平等目标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由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必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企业管理阶层。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之中，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不断膨胀，生产资料再次集中于管理者手中而不是劳动者手中，国家出现了重新官僚化的倾向。在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认识到，只要发展生产，就会不断催生出体制内的管理者阶层，而这些管理者会在承担政府和企业事务的同时，不断生长自身的私利，并会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力和职能瓦解公有制。也就是说，官僚阶层利用自身管理经济的职能，将工业化的积累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承担，而自身则享受起工业化的红利。
面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一度希望以“抓革命、促生产”，探索出一种“由人民直接管理生产过程”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实现工业化与平等的“相反相成”。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方向，还需要在文化和政治领导权层面进行调整和探索——这集中表现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为此，他推动了一系列行动：在政治层面，加强对干部队伍指导和监督；此外，如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发展经济要“两条腿走路”，不能单靠国家主导模式，还应该发动群众，对冲技术专家贯彻中央计划指令经济模式的弊端。1960年“鞍钢宪法”的出现，就是一个代表案例。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工业化进程的社会主义调整，希望以平等的理念纠正工业化带来的不平等。
总的来说，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逐步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较为平等，社会分化并不太明显。但“先强后富”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民众却处于普遍贫困的局面。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形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平等之间的内在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更为严重的是，在百年激进思潮的内在动力下，毛泽东在1958年试图用“大跃进”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用“文化革命”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最后也都失败了。现在看来，这两个任务绝不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
3.社会主义1.0版本的内在困境
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一套完整的构想：力图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无序竞争，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然而，无论是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国家化”道路还是西欧的“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化”道路，都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实质性的调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只有如此，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才有条件。而在苏联和中国，第一步要解决的却是如何快速实现资本积累，为公有制奠定基础。在20世纪初，既存的世界资本主义“边缘--中心”结构已经基本成型，这一结构排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依托世界市场快速实现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列宁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其前提是“救亡”和“保政权”的“非常状态”，一旦度过这种“非常状态”，列宁也不得不进行“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向市场经济妥协。斯大林则采取另一种成本更为巨大的做法，将“非常状态”延长，利用组织化的官僚体系代替市场来承担计划和分配的重任，付出的代价是苏联逐步演变为“官僚--工人国家”。
在中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剥夺农村作为条件的，农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与苏联相比，中国并没有完全把工业资本积累的成本完全交由农村承担，毛泽东等人要求全民“勒紧裤腰带”，即将资本积累的成本进行全民分担。客观而言，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计划经济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在这种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此时，经济和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国家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的计划安排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而一旦工业化开始走出起步阶段，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就显现了，产业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生产链条日益延展，计划的效率开始快速下降，导致经济系统内部出现“管道堵塞”的信息反馈危机。
计划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消费层面的个体——人的需求很难根据计划进行安排。个体消费既有生存所需的客观性，也有自主决定的主观性，包含着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内容，因此消费环节具有高度复杂的多重特征，并且极易发生变化，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原点所在——由消费需求提供市场信号进而调节生产和交换。计划经济正是在此处面临最大挑战：在配给制度之下（按需分配），消费是可以精确测算的，由此来计划生产也是可行的。但配给制，一向都属于战时共同体的临时选择，一旦进入和平时代，个体需求的变化就需要市场这样的间接反馈机制来进行调节。而在分配层面，由于难以评估不同劳动水平和技术层次的工资差距，只能采取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造成了群众劳动积极性的不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虽然可以暂时缓解人们的不满情绪，但很难维持一种长期的激励机制。这恰恰说明，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人类也存在着反对平等的天然倾向，这是一对矛盾，却是人类观念的真实体现。所以，即使在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也始终存在着庞大的黑市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在中国，即使毛泽东等人不断发起“斗私批修”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个体需求和个人欲望也不断生长出来，不仅在官僚系统内部，也在民间广泛存在。
毛泽东希望在建设时期重新运用人民战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国家建设。
毛泽东寄予厚望的“人民参与生产管理”，正像马克思期待的“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在现实环节存在着深刻的困境：从工业化的内在逻辑来看，工业化的扩展意味着分工体系的深入化，不仅在于产业分工的扩展，也在于管理者、科研人员、劳动者这些岗位和职能分工的扩
展。工业化条件下，随着生产、消费、分配等环节的日益复杂化，信息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出现急速膨胀的情况，这就需要一个以信息管理为职能的组织化官僚体系，官僚制不仅在生产单位内部，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都有着必要性，这已经由韦伯等人明确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先锋队型政党迅速分化为日益复杂的官僚化体系和不同派别政治势力也是工业化带来的附带影响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自我联合来替代官僚制。他的信心或许来自于人民战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的实践，实现了先锋队型政党和民众相互融合的动态政治过程，这种广泛的社会动员拥有惊人的力量。毛泽东希望在建设时期重新运用人民战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国家建设，但这需要一种历史紧迫感作为背景。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方面，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展开，这种历史紧迫感已经渐趋消退；另一方面，当时的条件也并不足以保障民众可以获得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党政官僚系统因为其复杂的利益诉求也在有意无意地扭曲和消解群众的自我组织，因此，毛泽东的期望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
当时还无法解决的另一个难题是对建国初期高积累体系的调整：当工业积累初步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推进扩大再生产的正态循环体系。这涉及两个层面的任务：其一，需要合理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进行财政和金融政策改革，为经济增长找到持续的运转动力。而在此阶段，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相对保守，导致货币供给不足，抑制了消费的扩大，从而使得工业化缺乏升级的动力。其二，需要解决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难题。现代的大工业生产模式决定了，资源和产品之间的供给往往是跨越地域与国境的，单靠一国内部的投资和消费，很难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国际贸易建立起有效的经济循环体系来维持活力。早在1930年代，苏联就已经尝试从美国吸引资本和技术，而当时处于经济危机时期的美国，也有对外进行资本和产业输出的客观需求，这一合作为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之后，苏联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不仅争取政治和安全优势，也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循环结构。1949年以后，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之后，得到了大量的苏联资本和技术支持，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可以顺利进行。然而，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循环结构，也出现了类似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发展倾向。对此，毛泽东等人的选择是，从苏联体系中脱离出来，就像1949年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脱离出来一般，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很长时间内表现的较为封闭。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1.0版本的构想可以描述为：公有制下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掌管生产资料，为劳动者自身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而生产，不再为利润而生产。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积累——一种全民积累体系。然而，这一经济结构也存在一些内在的困境，不仅表现在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也表现在与外部经济循环的接轨困难之上，这说明，中国当时所具有的生产模式和组织能力，并不足以真正地支撑平等与协作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是摆在邓小平等人面前的现实挑战。
三、中国的社会主义2.0版本
1.社会主义2.0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实践
作为社会主义1.0版本的亲历者，邓小平对其存在的问题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与毛泽东强调“斗私批修”、“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主义目标不同，邓小平由于长期接触一线的经济工作，他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对少数人行，对多数人不行；短时段行，长时段不行。社会主义1.0版本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工作重心过度集中于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计划经济失灵。要走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动力机制问题，即如何激发大多数人的经济发展动力。在这时候，“私心可用”，不是斗私批修把“私”清除掉，而是利用私心，鼓励发家致富，让一部分人一些地方先富裕起来。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经济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里面当然有风险，但舍此没有他途。完成这种价值观层面的重大调整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就不仅仅是在内部调整计划经济体系，而是要进行改革，试图在既有体系之外开创新的可能性，大规模启动市场。
因而，邓小平一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社会主义2.0版本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特征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否及如何兼容的问题。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如经营管理方法等。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以决议的方式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邓小平对此决议评价颇高，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已经与社会主义1.0版本产生了重大差别——在社会主义1.0版本中，在生产形态层面，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三个相互配套的制度环节。而邓小平的做法，是逐步将计划经济转变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加入市场经济这一环节，力图使其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相配合。
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首次以决议的方式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
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整，必然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性要素和特征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重新解释社会主义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在理论问题上可以“不争论”，将问题悬置起来；但在发展方向上却必须给出一定的目标。因而，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开始逐步形成对社会主义1.0版本中的历史阶段论的调整，十三大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说法。
通过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2.0版本逐步在90年代初明确起来：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经典原理进行了修正：即在不坚持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保证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与之相对应，在历史发展阶段论上也做出了修正：逐步明确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社会主义2.0版本存在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由于有效地激活了国内的个人需求，一方面由于加入世界市场获取了外来投资和外部市场，中国的民用工业快速成长起来，工业化在内部和外部经济循环结构的
支持下，走向了自我发展、高速成长的持续性过程，告别了工业积累期，走进了工业成长、升级阶段。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中，市场经济只是手段，“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诉求才是目标。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图景，就是要从“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展开，这样的图景越来越出现问题。
首先，从历史观层面讲，这种论断缺乏有力的历史叙述作为支撑：在社会发展阶段论上指向不明，导致的结果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受到挑战。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未来走向的预期——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社会主义动员能力的重要来源。邓小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叙事，在史观上仍然延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社会哲学框架，但是，却是选取其中的一段：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类似于对社会主义又作了一个“切片”式的划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反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为市场经济辩护，这样做，在政治上可以避免“不断革命论”的挑战，在实践上也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理论层面上却并不完善。“初级阶段论”运用了社会主义1.0版本的历史观框架，却没有对这个框架进行重新叙事和解释——没有回答两个关键性问题：到底初级阶段后有没有高级阶段？最终是否要走向共产主义？当时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以“不争论”把问题往后延。对于公众而言，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对于执政党而言，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层面的危机。
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社会主义2.0版本也面临严重困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兼容的问题。从产权理论来讨论的话，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和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而市场，理论上来说是经济的运行原则，或者说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原则：按供给关系确定价格信号来决定不同企业的产品类型和生产规模。因此，从理论上讲，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可以和市场兼容。在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它取消掉的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态的计划经济，保有的是其余两个基本原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壮大与计划经济的解体，按劳分配与公有制也逐渐处于消解之中。
在公有制条件下，市场上的主体是集体或者国有，按劳分配理论上是可行的。所谓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客观上首先不能随意解聘企业的员工；第二，这个集体的员工对于利润是有追溯权的。但市场经济在事实上不断冲击这样的理论原则。例如，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它们大多建立在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社队企业的基础之上，大都具备集体经济的性质。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形势的快速变化，乡镇企业大规模破产，转由私人收购和经营，并成为现在大量的私有企业的前身。产权的变化除去腐败等原因之外，也与市场的运行逻辑密切相关：市场遵循价值规律，生产以价格信号为导向——对于企业而言，调整投资方向与规模、产能结构等等都来自价格信号的指引，在这些问题上，公有制企业面临决策难题。在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减员是个难题；而如果因为成本上升或市场变化企业无法及时减员或转产，企业就难以维持，集体也就往往面临解体风险。现在存在的一些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也仅体现在村集体内部；在市场经济的整体环境下，这些企业大量的工人不是“本地人”、“本村人”，就只能是雇佣工人。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也与此相似：只要参与市场竞争，在扩大缩小产能、破产、转产、技术更新等方面，也只能通过市场的残酷逻辑来实现。
1980年代中晚期，商业领域逐步私有化；1992年以后，外资大量进入，生产领域的私有制
也开始逐步扩展。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按劳分配原则与公有制逐渐消解。1998年“抓大放小”，县一级的国有企业基本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工人阶级被推向市场，共产党与其阶级基础割断联系。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从“按劳分配”向“按要素分配”转化的过程：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因为其稀缺性，在市场交易中往往比劳动要素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使得这种优势地位被无限放大，甚至是滥用。这必然会压缩劳动要素的分配比例，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趋势日益明显，也导致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持续恶化。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的缺失还进一步加大劳动者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如果说前三十年初步工业化的积累成本还可以依靠国家强力意志较为平均的分配给全民承担，那后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成本则更多的交由普通民众承担，尤其是2亿多农民工，以及目前超过1.5亿的无法城市化的外来青年。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与社会主义的宣传格格不入。今天，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还有可能逐步向撕裂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政治问题方向发展，若不主动进行调整，破坏性运动的代价将难以承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的公平发展亟须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引。
农民工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四、探讨社会主义的3.0版本
1.在新的图景中探索社会主义新的内容
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1.0版本实践，还是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2.0版本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已经与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复杂的融合。这种融合使得任何激进的“切割”或“整体转向”都缺乏合理性。只是，困难之处在于，要实现对社会主义2.0版本的调整，对中国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可资借鉴的外在模式，无论是西欧式的“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化”道路，还是彻底“告别社会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新的生产形态变革的背景下，都已经展现出自身的内在危机。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在自身实践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
强调中国自身的实践，并不意味着要将中国从外部世界中割裂出来，恰恰相反，当代中国的最大现实，是与外部世界已经产生了极其深刻的交融。因此，在中国讨论社会主义，必须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之下进行。全球化的推进并没有造就一种早先人们所想象的美国化的世界，相反，全球化滋长出两种相互冲突的矛盾。
一方面，随着网络等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教育普及化和信息大众化成为一种趋势，这使得少数精英垄断知识和道德权威的格局一去不返。由于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的技术障碍被移除，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预期往往以先进地区为标准，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情势的容忍程度大为降低。这说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冲击和颠覆人们原有的观念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种趋同的思维模式。
而另一方面，与信息技术对观念层面的“去等级制”趋势不同，物质生产层面，诸如信息技术之类的新兴技术，并没有“自发地”塑造出一个足以支持平等价值和观念的生产模式，毋宁说，它只是进一步使得等级支配结构精致化与复杂化：类似于“苹果公司加富士康”的外包型生产机制日益成型。所谓分布式生产，并没有彻底消除等级制结构，只不过是以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来将等级制结构的成本从企业内部、国家内部分散到世界范围内加以消化。这一趋势使得普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日益多元化、碎片化，并日益受到来自产业链高端转嫁的全球竞争压力。网络技术推动的服务外包潮流，也逐渐消解中产阶级在各国经济结构中的功能基础，各国的中产阶级普遍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各国的精英阶层则具有更多的“全球流动属性”，其财产和人身日益活跃地穿梭和集中于诸如纽约、伦敦、巴黎、上海、东京之类的“世界城市”，具有去国家化和去地域化的倾向，逐步丧失对其所属国家的政治忠诚。世界各地普遍出现社会结构两极化的趋势，各国都面临各自的“政治共同体危机”。
各种以“反资本主义”为名的社会抗争运动，往往被各种虚无的想象、偏执的情感以及现实的权力斗争格局引导向破坏性的动乱。
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引发了严重的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从“阿拉伯之春”到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都可以发现，由于缺乏对现实物质生产过程的深刻理解并且缺乏相应的应对策略，各种以“反资本主义”、“追求平等和民主”为名的社会抗争运动，往往没有找准自己的“敌人”，而是被各种虚无的想象、偏执的情感以及现实的权力斗争格局引导向破坏性的动乱，除了发泄不满之外，没有建构性的正面价值。这恰恰说明，为了克服物质生产和财富分配领域的巨大不平等，以及伦理生活层面的虚无主义浪潮，我们不能仅仅追求集体宣泄，必须采取具有建构性价值的行动和决策。正像马克思在19世纪中后期努力阐释、理解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逻辑一般，今天，我们也需要对当下发生的生产形态变革的内在运行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理性的行动只有顺势而为，在变革的关键时刻与关键节点，根据给定的历史条件，作出相对合理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社会主义不能停留在执政宣言的层面，它也应该作为一种重新思考公共性和重新塑造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和实践资源。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生产形态兴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的新方向，应该被严肃地加以思考。
2.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可能方向
在今天，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思潮，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更具体地说是资本与劳动、市场经济与对其必要的限制，将长期共存。正像哈耶克等人所展现的，从目前来看，人类尚未找到比市场经济更为可行的经济组织模式；然而，也正像卡尔·波兰尼等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含自我瓦解的运行逻辑和破坏社会的自然倾向，需要以自觉的社会保护运动进行修正。市场体现着人的需求和能力的可分离性和复杂再组合的可能性，具有其内在合理性。问题在于，合理的行动和原则一旦被过度普遍化，也可能变得非理性，正像波兰尼所警惕的市场原则侵入伦理领域、政治领域的问题。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模式，也需要以一定的共同体价值原则作为协调，如果仅仅遵循弱肉强食的逻辑，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分裂和崩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今天思考具有现实性的社会主义方案，就必须承认其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现实。
社会主义1.0版本中的核心内容（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是建基于对大工业生产模式的反思和改良之上的。大工业生产的基础是共同劳动：劳动者集中于共同的劳动环境之中相互协作对生产资料进行组合与制造。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原则，是希望在保留共同劳动的基础上，由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并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结构和生存环境。到了今天，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导致“福特制”式的大规模制造型产业日益边缘化，而服务业等外包模式快速增长，劳动者日益受制于个体化雇佣模式。劳动在信息网络的支持下呈现出分布化、多元化和抽象化的趋势。同时，随着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兴起，大型信息技术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如谷歌、百度、腾讯等公司，日益取代了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职能，但是从其产权结构上看，尤其是在作为其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上，却依然置于私有制的管理之下；而且，依托于法律体系和贸易规则的保护，基于知识壁垒的新的全球经济的“中心--边缘”结构正在形成。这一切说明，面对新的生产模式的变革趋势，探讨社会主义的未来可能性，仍然必须从改善劳动在生产环节中的地位这一基础性领域出发，除此之外，所有“反资本主义”话语，都不过是无力的呼号。社会主义3.0版本，就是在承认市场经济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探索新的矫治资本主义引发的优势地位者滥用自身地位倾向的方法，以劳动为本位，改善劳动者的生存处境，改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
在中国，要改善劳动在生产环节的地位，必须顺势而为，这种“势”即是工业化之势：必须在坚持工业化和制造业为基础的前提上，限制资本、权力等要素滥用自身的优势地位，提高劳动在要素配置中的合理地位。这意味着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更加公平的工业化模式。这一目标，显然无法靠市场自发调节来完成；任由市场化原则支配，“去工业化”将是很多企业的自发选择。因此，必须保证和维持国家在经济领域相应的能动性。
自社会主义1.0版本时代开始，中国的国家形态就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既具备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贯穿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执行力，却也没有沦为苏联意义上的“官僚--工人国家”。即使经过社会主义2.0版本时代的“行政化”改革，国家也依然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动性，这一能动性的基础，不仅包括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制度等关键性要素。国有企业从1980年代以来，经历了全民所有制到国家所有制的转移，再从国有企业转向国有资本，其中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公共性”的重新定义。公有制是从产权角度出发来思考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更有效结合的方式，但如前所述，这一模式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经过系统改革，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化极大提高了应对市场的灵活性，很多人据此认为，未来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以此解决所谓的“公地悲剧”问题。然而，1970年代以来欧美企业也大量面临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经营管理层滥用权力危害股东利益，这说明，私有化改革并无法解决公共利益受损问题。在今天，真实的问题和可能的改革方向，是重新定义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的“公共性”。要认识到，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其具有作为经济组织和财政组织的双重作用，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实现财政独立，从而获得行动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和平衡资本的作用；而国有土地制度则使得中央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来调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从现在来看，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制度，面临的广泛质疑，很大程度来自大多数中国民众感受不到这两项“国有”制度带来的公共利益。因而，针对国有企业制度和国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私有化的道路，合理的改革方向，是应该对国有企业的利润进行更合理和公平的分配，明确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政治职能。国有土地的公共属性在分配和保障制度上也要加以明确。过去，各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增值的分配往往被地方政府、基层干部、少数城郊农民挤占，这样不仅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造就了新的城市土地食利阶层，不仅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对新市民阶层也形成了新的剥削。因而，对土地增值部分进行公平、合理
运用和分配十分必要。当然，具体的制度安排、功能诉求，还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大量的实践探索。
国家在承担如此艰巨任务的同时，也必须警惕国家由于承担调节生产的作用而出现的进一步官僚化趋势，这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已经有所体现。为此，一个可能的应对策略是以新的群众路线运动来实现执政党和群众的互动，塑造一个动态的政治过程。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这种领导地位，虽然与共产党对军队和政权等暴力和组织资源的垄断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共产党应将这些暴力和组织资源有效地运用于重组劳动结构和生产关系，并因此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在社会主义1.0版本时代，共产党将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土地分给农民，并启动工业化“创造”工人阶级。因此，党和民众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其社会基础也是稳固的。在社会主义2.0版本时代，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经济原则，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重组资源的配置模式，鼓励个人发财致富。这种做法迎合了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然而也埋下严重的危机：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日趋严重，劳动结构日益恶化，这与共产党作为“人民领导者”的自身定位存在矛盾，并威胁到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在今天，共产党若想重建自身的社会基础，就不能仅仅在社会福利政策领域做出一些调整和补救，还必须再次“创造”自身的阶级基础——改善广大劳动者阶层的生存状况，不仅要在收入分配层面进行调整，也需要扭转和缓解劳动处于产业体系中劣势地位的现状，限制资本等要素对自身优势地位的滥用。
除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内容之外，还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内含的价值理想，也是塑造我们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和文明共同体的重要资源。
中华民族开始逐步恢复作为一个文明的自信，使得以中国传统的“小康”与“大同”思想来重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历史叙事成为可能。
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在进行现代转型时面临的一个矛盾是：一方面，为了富强和救亡就必须抛弃历史包袱，这使得激进反传统成为一种浪潮；另一方面，为了塑造民族认同感和政治共同体，又不得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这种矛盾常常在现实政治经济领域激化为种种意识形态纷争。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理念之所以在近代中国能被迅速接受和传播，一方面在于其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大同”理想密切相关（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实际上也来自于这种“内在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来自于毛泽东等人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论叙事进行的中国化调整。正是在阶段论叙事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接受实现了认知和信念的统一。在社会主义1.0版本中，工业化是实现赶超的手段，社会主义平等理想则是赶超的目标，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历史叙事。到了社会主义2.0版本，“赶超意识”愈发地收缩于经济领域，将目标限定在一个相对可行的层面，这一做法虽然较为现实，但存在的问题却是缺失了价值层面的诉求，又在阶段论叙事方面缺乏相应的解释力。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历史叙事进行新的阐述和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唯物主义发展阶段论的历史叙事既有知识性的一面，又有超越知识的启示性的一面，可以说，历史叙事在中国这样的非宗教性国家起到了维系民族认同的信仰方面的功能，正如潜藏在欧美的国家自由主义政治机体背后是深刻的一神教传统一般。对于一个大型国家而言，带有一定理想性的共同价值观是必须的——不同于意识形态宣传，这种价值观要体现为对于
现实政治和经济过程的协调和纠正。比如，拥有福利社会主义传统的法国，今天也会不断出现皮克提这样的思想者，而在拥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也不断出现诸如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主张——其核心对平等做了包容和让步。在不断变动的历史条件下，各国都需要调动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对理想的追求来重塑共同体价值，这将不仅维系国家的存续也将推动国家向更理想的方向转变。
今天，由于在各项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华民族开始逐步恢复作为一个文明的自信。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五阶段历史叙事已经很难再被公众所接受。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在阶段论历史叙事中进行切割，不如用中国传统的“小康”与“大同”思想来重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历史叙事：“小康”是现实的方略，“大同”则带有理想的高度，以理想和现实的互动和平衡来重新解释社会主义。以“大同”为理想，也意味着以中国传统思想的“差异平等”观对社会主义的激进“平等”观给予一定的中和：即差异不能太扩大，但也不是绝对的平等。这种相对“中和”的中国化平等观，应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这一历史现实下，人类实践平等理想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