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鸣
摘要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形成于汉朝，秦汉两朝形成中央集权制度。科举制是官本位最强大的价值塑造者，一方面巩固了君主的中央集权，而另一方面保证了朝廷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走出官僚主导的制度窠臼;官本位依然困扰着中国人，给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极大的障碍，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 官本位 官僚制 科举
官僚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古代的中国，曾经有个一个比较漫长的封建制时期，虽然未必能肯定地说，在东周以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封建制，但至少西周的封建制，是可以确定的。春秋时期，中国开始了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过渡，到了战国时期，这个过渡基本完成。秦的统一，只是把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固定下来而已，但是秦制却因此成为郡县制或者说官僚帝制的代称。
封建制，疆土是层层分封的，所以，无论天子还是诸侯，都无需专职的官僚，办事职责，交给低层的贵族即可。只有实行郡县制之后，地方管理由诸侯直辖了，才有设官分治的需要。而这种模式到秦统一之后，变成天子自统郡县，所有的官吏，都对天子负责。由于疆域广阔，需要的官吏众多，不仅有地方官，还需要协助天子办事的中央机构和相应的官僚。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以文官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无疑是后来中国制度的核心成分，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甚至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三元色”之一。①
虽然说，秦朝实行的是“以官为贵”的国策，官吏不仅是法令的执行者，而且是教育的唯一实施者。可是，秦朝二世而亡，时间太短。秦制在汉朝遭到了修正，汉朝实际实行的是贵族和官僚的双轨制，有时，甚至官僚们也把封侯作为一种追求。但总的趋势是官僚的份额在增加，而贵族的地位在下降。如果一个人没有官位，而只有爵位，实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这是因为，所谓的郡县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官僚制。皇帝统治国家的权力，事实上必须由官僚代行，因此，谁担任官职，谁就掌控了资源。土地、人力、山川河流的实际控制者，其实是官吏。在社会人群中，最有权势者，理所当然会受到最大的尊重。但是，这样的官吏，在另一面，又是皇帝可以通过制度和技术来控制的。汉朝皇帝，经过几代教训，终于明了对皇权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掌握实权的官僚，而是拥有分封国土作为政治实体的贵族。所以，秦制在后来实际上被完全恢复了。战国后兴起的帝国，在结构上就规定了，皇帝要想统治国家，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官吏的杠杆。官僚和皇帝制度的结合，成为任何一代帝王必然的选择。尽管由于用于选官的察举征辟制度的副作用，官僚本身也出现了世袭化的倾向(门阀)，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官僚贵族化的普遍现象。但此时的门阀世族，世袭已经不是采邑和爵位，而是做高官的特权。即使在门阀世族中，人们所看重的，仍然是某些权高位重的官衔，而非爵位。
科举制对官本位的影响
当然，任何形式的世袭，对于皇帝而言，都不是好事。官位被某些家族把握，就意味着皇帝对这些官位失控。所以，当再一次统一到来之际，大一统的王朝，肯定要设法削平门阀世族。而削平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不再垄断官位。所用的工具，就是科举制度。
从科举制度实行的1300多年的历史来看，科举制的确是一把锋利的斧子，对于削平门阀世族有着奇妙的作用。科举实行以来，虽然朝廷一直都有封爵制度，所谓的王室贵族，也一直都存在。但是，爵位一直都是官位的一种补充。没有官位的爵位，无论有多么高的阶位，其含金量都不高。不仅因为没有官位的人，无法从政务操作中攫取好处，而且还由于他们没有实际的权力，人们对他们并不畏惧。皇帝对科举的重视，是因为这样的选官途径可以保证最高权威的畅通无阻。宋代之后，进士考试的殿试又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对科举的控制，中第者“天子门生”的自我感觉，极大地强化了他们跟皇帝之间的联系。而民间对科举的看好，是因为考试意味着公平和公正，意味着平民的机会。官位的获取，由于跟科举考试的结合，在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考试得官，非读书人不办，考试得中，意味着学问，也意味着才华和本事。历朝历代，高官厚爵之辈，他们的后代都可以因他们的官爵而直接得官，进入仕途;但是这个途径却一直不受人重视(既不受皇帝和人事部门的重视，也不受民间的待见)。所以，高官的后代，一般不屑于走门荫入仕之途。无心仕途的纨绔也就罢了，有志者，一定会走科举的路。在明清之际，科举事实上存在三级台阶的情况下，高官子弟，顶多捐一个监生，少了一个台阶。其他的两个台阶，都要自己真刀实枪地考上去。只有到了晚清，官场比较混乱，科甲出身不像此前那样金贵之后，才有比较大规模的高官子弟捐官的现象出现。门荫都让人看不起，那么捐班就更为人不屑;所以，无论朝政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科举尚在，就始终是人们入仕的第一选择。
科举对于王朝的好处，还不仅仅是保证了皇帝的最高权威，保证了皇帝跟入仕者的天然联系;而且还保证了朝廷可以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不管考试内容是什么，人才都会通过考试的管道，源源不断地被抽上来。虽然说，唐朝以诗取士，对于录取人才更有好处。后来的八股取士，有识者多加抨击，黄宗羲甚至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但在实际上，多数有才者也会屈就自己，适应这样的考试形式。也就是说，八股未必能造就人才，但人才会屈就八股而实现自己做官的梦想。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统计了明清之际12000多位进士和23000多位举人的家庭出身，发现出身于此前未有功名的寒门小户之家的人，占了差不多一半。明代寒门的比例高一点，约在55%左右，而清朝稍低，也有37%左右。②历代对于科举制度的严谨性，都要求很高，非常看重科举这种抡才大典，因而保障了这个制度的大体公平;使得社会中下层的人才，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管道，被选拔到官场上来。白衣致卿相，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士子的梦，而且是某种程度的现实。
尽管如此，白衣致卿相还是众多白衣的一个梦。实现这个梦虽然有可能，但对多数人而言，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从白衣到卿相，不仅仅有科举一道关口，情况相当复杂。但这个梦的诱惑力之大，却能保证把多数优秀的读书人都拴在科举上。在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里(现存的所谓贵族，都是暂时的)，理论上，多数人都有机会进入官场，而且在科举考试又保证了这个过程的大体公正的情况下，官僚制的触须就伸进了社会各个层面。历朝历代，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不多，以明清为例，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一次取士不过几百人，对于成百万的读书人而言，这样的出路实在是太窄，窄到几乎不像是一条出路的地步，但由于科举实际上存在三级台阶(秀才、举人、进士)，每个台阶，都有相应的政府优惠和社会荣誉。所以，读书人还是会尽力争取踏上这些台阶。举人和进士人数虽少(可以作为榜样存在)，到了秀才一级，人数就比较多了，而且秀才之外，还有众多想考秀才的童生。按习惯，进过考场和没进考场的人，也是两个等级。这样，众多的读书人，都聚拢在科举的台阶上面了。而在当时的中国，读书人一般又都是社会的精英，这样，社会的金字塔，就按照官僚制度的理路搭建起来。人们首先认可的是科举的功名，人的地位，依照童生、考过试的童生、秀才、资深秀才、贡生、副榜、举人、进士这样的台阶递进。由于“考试带来之出身，终身带有不可移易”，只要考上了，即使被罢了官，革除了功名，在人们眼里，这个人还是有出身的。③官场上的缙绅录上没名了，但社会地位却还能保留。其次才轮到官阶。做过官的人，依照官阶的大小，文还是武，其士绅的地位高低有差。明太祖甚至明文规定，做官的人，即使退休致仕在家，平民也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做过官的人，跟平民不叙礼，如果有平民对做官致仕者不礼貌，要按律论罪。④社会地位的排序标准，最后才排到财产。仅仅有钱的土财主，或者商人，在一般社会评价中，地位相当低，甚至是人们嘲笑的对象。读书人之外的社会大众，一般来说，都跟着读书人走。他们社会地虽低，但他们的子弟，却有可能通过读书，爬将上去，进入金字塔的上端。
我们都说，古代中国的农村社会，是具有乡绅自治性质的社会。但所谓的乡绅，其资格除了功名就是官阶。没有候补和退休官方身份的人，是不能被人称为乡绅的。固然，在社会动荡时期，乡绅自治的社区，未必都能保证对王朝的忠诚，但乡绅的地位，却跟官僚制有着解不开的联系。按今天政治学理论的标准，中国古代的国家，都属于小国家，国家政权不下乡，国家管的事也相当少，基本上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国家之外，存在着自治的民间社会。不仅城里的市民社会是自治的，乡村的农民社会更是自治的。但是这样一个自治的社会，却跟官僚制有着血肉联系。由于读书人都在围绕着科举制的金字塔活动，而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又是乡村礼俗社会的组成部分，读书人中进入体制的佼佼者，就自然而然是乡村社会和宗族的领袖。所以，在古代中国，实际上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上，它们是统一的。
官本位最强大的价值塑造者，就是科举制。由于官吏是要治民的，治民势必会导致民众的反感。毕竟，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纯粹靠道德自律能约束自己的官吏都是不多的，而制度的约束，往往显得乏力。没有科举制，官吏的选拔势必会充满乌烟瘴气和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肮脏。但是，有了科举制之后，通过考试做官的人，就变得令人钦佩。凡是正途出身，尤其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进士，不仅上司高看一眼，连百姓也高看一眼。捐班和正途的官员，同样贪腐，人们对捐班的痛恨度，要比正途出身的不知高多少倍。中国古代政治，一般不讲合法性的问题，但对政府不讲，不见得对官员也不讲，官员的合法性，往往就在科举上。
不仅如此，宋代以来的民间戏曲小说，凡是才子佳人题材的(这种题材特别多)，男主角必定是个读书人，多半是秀才。才子和佳人之间，发生故事是没问题的。但才子若要抱得美人归，实现大团圆，必定得进京赶考，考个状元。不仅才子佳人的故事如此，就是那些扬名立万、报仇雪恨的题材，也往往得考个功名，做上八府巡按之类的，才能实现。过去的民间社会，即使穷乡僻壤，哪里有不知道秀才，不知道状元的呢?不错，人们每每痛恨官吏，但因为有了科举，人们对官吏的感情有了很复杂的两面，既痛恨，又艳羡。人们的艳羡，当然有官员“升官发财”的内容，但最艳羡的，往往是有科名，而且对科名高第的官员，其中还是有钦佩的成分。官本位深入骨髓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托庇于科举制。
当代官本位的滥觞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科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民国时期虽然实行了文官考试制度，但已经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官考试，只有在形式上跟科举相似，而内容已经完全变了。因为西方社会的精英不是公务员，考试取官，仅仅是为了建构一个政府办事机构，不让政府结构因政党的轮替而出现动荡。同时，由于中国这个时期，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都是军人，而新生代的绅士和商人以及新式知识分子，也作为社会精英，登上历史舞台，所以，官吏仍然谈不上是社会精英。而且由于政治的动荡，战事频仍，文官考试制度，也没有很好地实行，在地方官这一块，还是地方军绅说了算。所以，这一阶段，应该是科举没落时期。科举制的影响反应在高等教育上，就是一度学法科的人特别多。但由于后来法科的学生并不能都有官做，所以，法科也并没有一枝独大。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实行高校全国统一考试的新政权，事实上把高考变成了新的科举。除了考试内容不一样之外，其他都很相似。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就像过去由吏部统一分发各省候补一样。然而，这样的制度，在实行13年之后，被“文革”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不到十年，随着大学毕业不包分配的改革，高考科举复辟的性质，悄然褪色，科举的光环，现在被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分担着，但色彩越来越黯淡。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连市场的建立，都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在整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获益者。虽然经济学家们常说，政府不能干预市场，但政府抓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特色，政府不仅握有市场上无所不在的审批权，而且可以直接操控司法，干预经济，或者利用面目不清的国企，参与经济活动。结果，即使没有腐败，政府官员也变成了操控资源的香饽饽。马克斯·韦伯说过，中国的官员，是收入最丰，也最稳定的职业。韦伯的结论，只有在今天，才是最为名副其实的。
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对官僚体制的改造有两种路径可以走。一是建立一个理性、廉洁、高效的官僚制，重建科举，使官僚制的入口公平公正，保证这个制度起到不断从民间汲取人才的作用，社会与政府平分社会人才。二是缩小政府，放弃多数目前的政府职能，实行西方式的文官考试，让社会大于政府，抹掉公务员职位的光环，让多数人才都进入商界、科技界以及学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是两者皆弃。既没有走理性官僚制的路，也没有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公务员考试学的是西方，但公务员却成了社会上最受欢迎的职业。学了西方的文官考试，却没有文官考试的严肃，各地自行其是，萝卜招考，时有所闻。社会上对于官员的情感形成了病态的纠结。一方面，人们痛恨官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但另一面，公务员考试又是蜂拥而上，大学生毕业首选的职业，肯定是公务员。亲朋好友中有个官员，人们一面联络感情，甚至不惜阿谀奉承，一面却在背后咬牙切地诅咒。官本位的价值还在，而且依旧得到制度的支持。庞大而且日益扩张的官僚体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
注释
1许倬云：《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1页。
2Ping-ti Ho(196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年，第101页。
4《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A Transition 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o Market Economy
-- The Origins of Guan Ben Wei
Zhang Ming
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bureaucratic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centraliz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the formation of Guan Ben Wei. On one hand, it helped strengthen the monarch centralization; and on the other, it ensured that the royal court constantly used talen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the bureaucracy-dominant system has not been broken up yet, which is still troubling Chinese people and seriously hinder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refore it becomes imperative to adopt a reform.
Keywords: Guan Ben Wei, bureaucratic system, imperial examinations
● 张鸣
摘要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形成于汉朝，秦汉两朝形成中央集权制度。科举制是官本位最强大的价值塑造者，一方面巩固了君主的中央集权，而另一方面保证了朝廷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走出官僚主导的制度窠臼;官本位依然困扰着中国人，给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极大的障碍，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 官本位 官僚制 科举
官僚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古代的中国，曾经有个一个比较漫长的封建制时期，虽然未必能肯定地说，在东周以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封建制，但至少西周的封建制，是可以确定的。春秋时期，中国开始了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过渡，到了战国时期，这个过渡基本完成。秦的统一，只是把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固定下来而已，但是秦制却因此成为郡县制或者说官僚帝制的代称。
封建制，疆土是层层分封的，所以，无论天子还是诸侯，都无需专职的官僚，办事职责，交给低层的贵族即可。只有实行郡县制之后，地方管理由诸侯直辖了，才有设官分治的需要。而这种模式到秦统一之后，变成天子自统郡县，所有的官吏，都对天子负责。由于疆域广阔，需要的官吏众多，不仅有地方官，还需要协助天子办事的中央机构和相应的官僚。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以文官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无疑是后来中国制度的核心成分，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甚至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三元色”之一。①
虽然说，秦朝实行的是“以官为贵”的国策，官吏不仅是法令的执行者，而且是教育的唯一实施者。可是，秦朝二世而亡，时间太短。秦制在汉朝遭到了修正，汉朝实际实行的是贵族和官僚的双轨制，有时，甚至官僚们也把封侯作为一种追求。但总的趋势是官僚的份额在增加，而贵族的地位在下降。如果一个人没有官位，而只有爵位，实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这是因为，所谓的郡县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官僚制。皇帝统治国家的权力，事实上必须由官僚代行，因此，谁担任官职，谁就掌控了资源。土地、人力、山川河流的实际控制者，其实是官吏。在社会人群中，最有权势者，理所当然会受到最大的尊重。但是，这样的官吏，在另一面，又是皇帝可以通过制度和技术来控制的。汉朝皇帝，经过几代教训，终于明了对皇权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掌握实权的官僚，而是拥有分封国土作为政治实体的贵族。所以，秦制在后来实际上被完全恢复了。战国后兴起的帝国，在结构上就规定了，皇帝要想统治国家，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官吏的杠杆。官僚和皇帝制度的结合，成为任何一代帝王必然的选择。尽管由于用于选官的察举征辟制度的副作用，官僚本身也出现了世袭化的倾向(门阀)，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官僚贵族化的普遍现象。但此时的门阀世族，世袭已经不是采邑和爵位，而是做高官的特权。即使在门阀世族中，人们所看重的，仍然是某些权高位重的官衔，而非爵位。
科举制对官本位的影响
当然，任何形式的世袭，对于皇帝而言，都不是好事。官位被某些家族把握，就意味着皇帝对这些官位失控。所以，当再一次统一到来之际，大一统的王朝，肯定要设法削平门阀世族。而削平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不再垄断官位。所用的工具，就是科举制度。
从科举制度实行的1300多年的历史来看，科举制的确是一把锋利的斧子，对于削平门阀世族有着奇妙的作用。科举实行以来，虽然朝廷一直都有封爵制度，所谓的王室贵族，也一直都存在。但是，爵位一直都是官位的一种补充。没有官位的爵位，无论有多么高的阶位，其含金量都不高。不仅因为没有官位的人，无法从政务操作中攫取好处，而且还由于他们没有实际的权力，人们对他们并不畏惧。皇帝对科举的重视，是因为这样的选官途径可以保证最高权威的畅通无阻。宋代之后，进士考试的殿试又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对科举的控制，中第者“天子门生”的自我感觉，极大地强化了他们跟皇帝之间的联系。而民间对科举的看好，是因为考试意味着公平和公正，意味着平民的机会。官位的获取，由于跟科举考试的结合，在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考试得官，非读书人不办，考试得中，意味着学问，也意味着才华和本事。历朝历代，高官厚爵之辈，他们的后代都可以因他们的官爵而直接得官，进入仕途;但是这个途径却一直不受人重视(既不受皇帝和人事部门的重视，也不受民间的待见)。所以，高官的后代，一般不屑于走门荫入仕之途。无心仕途的纨绔也就罢了，有志者，一定会走科举的路。在明清之际，科举事实上存在三级台阶的情况下，高官子弟，顶多捐一个监生，少了一个台阶。其他的两个台阶，都要自己真刀实枪地考上去。只有到了晚清，官场比较混乱，科甲出身不像此前那样金贵之后，才有比较大规模的高官子弟捐官的现象出现。门荫都让人看不起，那么捐班就更为人不屑;所以，无论朝政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科举尚在，就始终是人们入仕的第一选择。
科举对于王朝的好处，还不仅仅是保证了皇帝的最高权威，保证了皇帝跟入仕者的天然联系;而且还保证了朝廷可以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不管考试内容是什么，人才都会通过考试的管道，源源不断地被抽上来。虽然说，唐朝以诗取士，对于录取人才更有好处。后来的八股取士，有识者多加抨击，黄宗羲甚至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但在实际上，多数有才者也会屈就自己，适应这样的考试形式。也就是说，八股未必能造就人才，但人才会屈就八股而实现自己做官的梦想。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统计了明清之际12000多位进士和23000多位举人的家庭出身，发现出身于此前未有功名的寒门小户之家的人，占了差不多一半。明代寒门的比例高一点，约在55%左右，而清朝稍低，也有37%左右。②历代对于科举制度的严谨性，都要求很高，非常看重科举这种抡才大典，因而保障了这个制度的大体公平;使得社会中下层的人才，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管道，被选拔到官场上来。白衣致卿相，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士子的梦，而且是某种程度的现实。
尽管如此，白衣致卿相还是众多白衣的一个梦。实现这个梦虽然有可能，但对多数人而言，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从白衣到卿相，不仅仅有科举一道关口，情况相当复杂。但这个梦的诱惑力之大，却能保证把多数优秀的读书人都拴在科举上。在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里(现存的所谓贵族，都是暂时的)，理论上，多数人都有机会进入官场，而且在科举考试又保证了这个过程的大体公正的情况下，官僚制的触须就伸进了社会各个层面。历朝历代，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不多，以明清为例，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一次取士不过几百人，对于成百万的读书人而言，这样的出路实在是太窄，窄到几乎不像是一条出路的地步，但由于科举实际上存在三级台阶(秀才、举人、进士)，每个台阶，都有相应的政府优惠和社会荣誉。所以，读书人还是会尽力争取踏上这些台阶。举人和进士人数虽少(可以作为榜样存在)，到了秀才一级，人数就比较多了，而且秀才之外，还有众多想考秀才的童生。按习惯，进过考场和没进考场的人，也是两个等级。这样，众多的读书人，都聚拢在科举的台阶上面了。而在当时的中国，读书人一般又都是社会的精英，这样，社会的金字塔，就按照官僚制度的理路搭建起来。人们首先认可的是科举的功名，人的地位，依照童生、考过试的童生、秀才、资深秀才、贡生、副榜、举人、进士这样的台阶递进。由于“考试带来之出身，终身带有不可移易”，只要考上了，即使被罢了官，革除了功名，在人们眼里，这个人还是有出身的。③官场上的缙绅录上没名了，但社会地位却还能保留。其次才轮到官阶。做过官的人，依照官阶的大小，文还是武，其士绅的地位高低有差。明太祖甚至明文规定，做官的人，即使退休致仕在家，平民也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做过官的人，跟平民不叙礼，如果有平民对做官致仕者不礼貌，要按律论罪。④社会地位的排序标准，最后才排到财产。仅仅有钱的土财主，或者商人，在一般社会评价中，地位相当低，甚至是人们嘲笑的对象。读书人之外的社会大众，一般来说，都跟着读书人走。他们社会地虽低，但他们的子弟，却有可能通过读书，爬将上去，进入金字塔的上端。
我们都说，古代中国的农村社会，是具有乡绅自治性质的社会。但所谓的乡绅，其资格除了功名就是官阶。没有候补和退休官方身份的人，是不能被人称为乡绅的。固然，在社会动荡时期，乡绅自治的社区，未必都能保证对王朝的忠诚，但乡绅的地位，却跟官僚制有着解不开的联系。按今天政治学理论的标准，中国古代的国家，都属于小国家，国家政权不下乡，国家管的事也相当少，基本上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国家之外，存在着自治的民间社会。不仅城里的市民社会是自治的，乡村的农民社会更是自治的。但是这样一个自治的社会，却跟官僚制有着血肉联系。由于读书人都在围绕着科举制的金字塔活动，而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又是乡村礼俗社会的组成部分，读书人中进入体制的佼佼者，就自然而然是乡村社会和宗族的领袖。所以，在古代中国，实际上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上，它们是统一的。
官本位最强大的价值塑造者，就是科举制。由于官吏是要治民的，治民势必会导致民众的反感。毕竟，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纯粹靠道德自律能约束自己的官吏都是不多的，而制度的约束，往往显得乏力。没有科举制，官吏的选拔势必会充满乌烟瘴气和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肮脏。但是，有了科举制之后，通过考试做官的人，就变得令人钦佩。凡是正途出身，尤其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进士，不仅上司高看一眼，连百姓也高看一眼。捐班和正途的官员，同样贪腐，人们对捐班的痛恨度，要比正途出身的不知高多少倍。中国古代政治，一般不讲合法性的问题，但对政府不讲，不见得对官员也不讲，官员的合法性，往往就在科举上。
不仅如此，宋代以来的民间戏曲小说，凡是才子佳人题材的(这种题材特别多)，男主角必定是个读书人，多半是秀才。才子和佳人之间，发生故事是没问题的。但才子若要抱得美人归，实现大团圆，必定得进京赶考，考个状元。不仅才子佳人的故事如此，就是那些扬名立万、报仇雪恨的题材，也往往得考个功名，做上八府巡按之类的，才能实现。过去的民间社会，即使穷乡僻壤，哪里有不知道秀才，不知道状元的呢?不错，人们每每痛恨官吏，但因为有了科举，人们对官吏的感情有了很复杂的两面，既痛恨，又艳羡。人们的艳羡，当然有官员“升官发财”的内容，但最艳羡的，往往是有科名，而且对科名高第的官员，其中还是有钦佩的成分。官本位深入骨髓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托庇于科举制。
当代官本位的滥觞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科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民国时期虽然实行了文官考试制度，但已经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官考试，只有在形式上跟科举相似，而内容已经完全变了。因为西方社会的精英不是公务员，考试取官，仅仅是为了建构一个政府办事机构，不让政府结构因政党的轮替而出现动荡。同时，由于中国这个时期，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都是军人，而新生代的绅士和商人以及新式知识分子，也作为社会精英，登上历史舞台，所以，官吏仍然谈不上是社会精英。而且由于政治的动荡，战事频仍，文官考试制度，也没有很好地实行，在地方官这一块，还是地方军绅说了算。所以，这一阶段，应该是科举没落时期。科举制的影响反应在高等教育上，就是一度学法科的人特别多。但由于后来法科的学生并不能都有官做，所以，法科也并没有一枝独大。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实行高校全国统一考试的新政权，事实上把高考变成了新的科举。除了考试内容不一样之外，其他都很相似。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就像过去由吏部统一分发各省候补一样。然而，这样的制度，在实行13年之后，被“文革”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不到十年，随着大学毕业不包分配的改革，高考科举复辟的性质，悄然褪色，科举的光环，现在被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分担着，但色彩越来越黯淡。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连市场的建立，都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在整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获益者。虽然经济学家们常说，政府不能干预市场，但政府抓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特色，政府不仅握有市场上无所不在的审批权，而且可以直接操控司法，干预经济，或者利用面目不清的国企，参与经济活动。结果，即使没有腐败，政府官员也变成了操控资源的香饽饽。马克斯·韦伯说过，中国的官员，是收入最丰，也最稳定的职业。韦伯的结论，只有在今天，才是最为名副其实的。
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对官僚体制的改造有两种路径可以走。一是建立一个理性、廉洁、高效的官僚制，重建科举，使官僚制的入口公平公正，保证这个制度起到不断从民间汲取人才的作用，社会与政府平分社会人才。二是缩小政府，放弃多数目前的政府职能，实行西方式的文官考试，让社会大于政府，抹掉公务员职位的光环，让多数人才都进入商界、科技界以及学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是两者皆弃。既没有走理性官僚制的路，也没有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公务员考试学的是西方，但公务员却成了社会上最受欢迎的职业。学了西方的文官考试，却没有文官考试的严肃，各地自行其是，萝卜招考，时有所闻。社会上对于官员的情感形成了病态的纠结。一方面，人们痛恨官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但另一面，公务员考试又是蜂拥而上，大学生毕业首选的职业，肯定是公务员。亲朋好友中有个官员，人们一面联络感情，甚至不惜阿谀奉承，一面却在背后咬牙切地诅咒。官本位的价值还在，而且依旧得到制度的支持。庞大而且日益扩张的官僚体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
注释
1许倬云：《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1页。
2Ping-ti Ho(196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年，第101页。
4《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A Transition 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o Market Economy
-- The Origins of Guan Ben Wei
Zhang Ming
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bureaucratic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centraliz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the formation of Guan Ben Wei. On one hand, it helped strengthen the monarch centralization; and on the other, it ensured that the royal court constantly used talen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the bureaucracy-dominant system has not been broken up yet, which is still troubling Chinese people and seriously hinder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refore it becomes imperative to adopt a reform.
Keywords: Guan Ben Wei, bureaucratic system, imperial examin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