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宏
经济科学 2001年07期
一、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特征
一般认为，消费模式是人们消费关系和行为规范的综合表现，是从总体上反映人们消费行为的主要内容，基本态势和质的规定性，是指导人们进行消费活动、并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理论概括和依据。对于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目前学术界尚无十分明确的定义。本文把中国传统消费模式阐释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根源，以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为经济基础，经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一种利用资源来发展自身的模式。传统的消费观念、消费动机、消费方式等是其基本范畴。本文拟将其特征归纳如下：
（一）以崇俭黜奢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消费观念
任何一种传统观念都是以其文化积淀为根源的，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经济、宗法专制等因素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在经济或者准确地说是价值领域，从儒家的耻言财利到法家的抑制工商，从道家的重道轻技到佛家的物质寂灭，重义轻利的观念千古如斯地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在这种主流价值评判中，崇俭黜奢自然而然成为一种美德。诸葛亮《戒子书》中讲“非淡泊无以明志”，一千多年后司马光的戒子书”—《训俭示康》（司马康是司马光之子）仍在谆谆告诫后辈崇俭黜奢。不能说这仅仅是简单的巧合。由于我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效率低，每个生产周期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极其有限，不可能完全满足人的欲望。为了解决生产不敷消费的矛盾，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崇俭黜奢不断地被历代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加以强调，因而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观念。
文化的传承性反映在消费行为上是消费模式的相对稳定性。消费变化一般比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慢。因而历史走到今天，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仍十分深远，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过去存在，但现在早已不存在了，其实不然，崇俭黜奢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农村—仍十分有市场。 由表1的平均消费倾向（APC）栏我们看到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APC不仅基数小（美国的APC大致在0.9左右），而且在这十几年中总体趋势始终是递减的。举个例子，农村在服装的消费上很少追求时尚，而最普遍的心理是：衣服嘛，有一两件就够了，衣服没有穿到破，穿到不能再补的境地就又买新的是奢侈的甚至被舆论所谴责的行为。他们宁可把多余的钱存入银行也不愿拿出来消费，以至极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买身西服都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这种现象绝对不是个别，要说个别，大邱庄才是个别。在城市，崇俭黜奢则突出地表现于市民有支付能力却不去满足或者全部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
（二）以从众心理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消费动机
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体现在消费模式上便形成了“从众”的消费动机。特别是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物质条件无法保证人们在消费上能够体现个性，再加上统治阶级将丰富的、奢侈的消费视为自己的特权，从思想上和法律上禁锢人民群众的合理消费需要，这样便导致了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群体性特征非常明显。随大遛和盲目攀比成为最主要的中国传统消费动机，至今其影响仍十分广泛。由表1我们清楚地看出由于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经济波动。 越是物价增长快的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MPC越大， 越是物价增幅回落的时期（1996，1997），MPC却又明显减小。1979年以后， 我国消费品市场出现了持续性消费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而到了1987、1988年市场上又欣起一股股抢购热，而奇怪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手头的确有了钱的时候却出现了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新问题。银行连续六次降息可储蓄额却只升不降。更奇怪的是，一些基层储蓄所反映，宣布降息的第二天竟往往是存款的高峰。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的从众心理仍在起作用。不是我需要什么而买什么，而是大家买什么我也必须买什么；买了别人没有买、不敢买、买不起的东西就有炫耀、显示、甚至为富不仁之嫌，不买大家都买的东西则又有落后、穷酸甚至被人鄙视之嫌。两种力量一经合成，从众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表1 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PC）平均消费倾向（APC ）及消费价格指数
年份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MPC
MPC APC
APC
1985 0.4688 - 0.58000.8508
1990 0.6031 0.8292 0.59030.8398
1994 0.5409 0.7944 0.56820.8141
1995 0.5352 0.8733 0.56050.8250
1996 0.5586 0.6860 0.56020.8090
1997 0.2342 0.7743 0.53920.8067
年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100)
1985109.3
1990103.1
1994124.1
1995117.1
1996108.3
1997102.8
资料来源：MPC、APC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326页、334页，（1997）294页、312页，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计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301页。
（三）以自给自足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消费方式
任何一种文化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在该文化的发生期和发生地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衍化于东亚大陆，周边各种自然壁障的围护造成的封闭性对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经济上便是重农抑商。历史上“崇俭”总是和抑末—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古人在骂商人“无商不奸”的同时，又骂手工业技术为“奇技淫巧”。他们认为，工商业发达，意味着生产和贩运奢侈品（历史上人们往往认为自己不能生产需要购买的东西是奢侈品）多了，势必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必须抑制工商业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实行，很难说对农业真有什么促进作用，而由于它限制工商业的发展，限制所谓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既阻碍了人们生产水平的提高，也抑制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最终是阻碍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才真正构成经济的运行。但我们传统的消费方式却以生产—消费为两个主要环节，特别在农村，分配和交换微乎其微，具体来说，在历史上，农民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基本上是两种：一是铁制工具；二是食盐，除此以外，几乎所有生产和消费资料都是农民自己生产的。由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全国范围来说还不发达，人们的收入也不高，因此自给或半自给性的消费习惯很自然地被人们坚持下来。虽然情况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有所好转，但在农村，半自给的消费方式仍是主流，在城市能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却寥寥无几。第三产业的境况是需要有人干的没人愿意干，想替别人干的别人又不用你干。1997年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为32.1%，而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为60%—80%。1997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劳务消费所占比重为20.6%，农村仅为16.3%。（注：《中国统计摘要1998》，第80～84页。）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结果吗？并不是农民没有能力，非得实行半自给的消费方式，也并不是城市里只有那么几个人手里有钱，而是一种习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自己的事自己干被视为一种独立自主，而自己的事（特别是劳务）要别人干似乎和社会的寄生虫联系在一起。
二、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三个弊端及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阻碍
为了阐述的方便，不妨让我们先来看看消费与经济的关系。
过去我们一直以生产作为制约经济其它三个环节的主导因素。事实上，消费才应是真正的经济出发点和归宿（即所谓的正向回馈）—通过消费拉动经济，通过发展经济来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
经济着眼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这是手段，是途径，而根本目的还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要发展就离不开资源。资源的创造过程必须有人的体力、智力的投入。这就形成了一个人类的发展—资源的创造—人类更高层次的发展—更多资源的创造这样一个循环。我们不能一味地去积累资源，资源的积累应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服务，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以人类自身的发展为最终目的。怎么发展？可以说人类自身的发展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最终目标，而消费则是根本手段。研究消费应该考虑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自身，在一定结构基础上的一个最佳消费量是经济高速、健康、持久运行的必要保证—这应该是消费最本质的作用。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消费模式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在今天仍不失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同时存在不少落后的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并且积淀了下来。对应于其三个特征本文拟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弊端：
（一）由崇俭黜奢导致的过分节俭致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我们不能说崇俭黜奢是错误的，但凡事有度，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往往节俭到了过分的地步都被“美德”的“光辉”所掩盖了。前些年我们不还在推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吗？可假如一件衣服的折旧期长达9年的话是不是“过分”呢？ 西方人的习惯是赚了钱就花出去，花出去后再赚，大家都这样，钱既能花出去又容易赚回来。而中国人往往是赚了钱就赶紧存起来，于是赚钱就很难了。赚钱越难，大家越不敢花钱，钱便越来越难赚，于是第一个不良循环就产生了。过分节俭必然产生闲置或浪废——本该用于消费的没有消费或被错误地用于生产，那么这肯定是不经济的：人类自身在可能的条件下没有充分发展，进而下一轮的资源生产一定不会是最佳的，这样又必然影响下一轮的消费，第二个不良的循环就产生了。这里特别说明两点：一是过分的“度”应用其是否真正满足了自己的消费需求来衡量，抑制合理需求的思想本质上就是过分节俭，而不能以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否定。二是在抢购时期，居民对抢购品的处理往往是储藏而不是使用，即真正地消费。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论述衡量“过分”的标准。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思想家提出了过分节俭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管仲在《管子·侈靡》中认为一要鼓励有大量积蓄的人大吃大喝，乘豪华车马游乐，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积蓄的财富流出来，否则无法做到物尽其用。二要让商人四处经商，这样既可搞活流通，又可供商人赚钱，但商人赚了钱不是花出去，而是把钱藏起来同样对经济不利。富人大量消费，穷人才有工做，所谓“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到了近代反对过分节俭的思想家们由生活消费转向了生产消费领域。谭嗣同认为，“俭”的结果是使财富壅塞起来，最终导致“人人俭而天下贫，天下大势隧乃不可支”。他同时向富人指出：如果富人们过分节俭，把财富窑藏起来，不投资兴办工商业，就会断绝贫民的生路，贫民就会起来造反，其结果是富人自己也“随之煨尽”。即使不严重到这种程度，“崇俭”的结果，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民智不兴”物资匮乏的局面，对富人财富的增长也是不利的。严复提出了“俭有所养，俭有所生”的观点。他认为传统消费思想中的崇俭应继承，但“俭”不是目的。如果“俭”到了把财富窑藏起来，不用于扩大再生产，那就违背俭的目的了。他说：“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则财之蟊贼而已，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注：严复：《原富》，第339页按语。）
不难看出，这些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过分节俭。它们与近一百年后的凯恩斯的国民收入需求决定论有着惊人的吻合，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从众的消费动机是经济的不稳定器
消费具有示范效应，但在中国这种效应似乎过于明显以至于成为一种负效应。从众的消费动机恰恰与累进税完全相反成为经济的不稳定器，我们假设在可支配收入中有△γy （△γ为由于从众而引发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y为收入）的部分是由于从众和预期做出的支出， 且△γ与y（假定收入与价格同向变化）正相关， 那么在抢购风潮期和持币观望期则分别对经济产生了火上浇油和雪上加霜的作用，如图1、图2。
在两部门支出基础上引入从众所影响的△γy部分。
AE＝C+I＝Ca+b（y+△γy）+I＝Ca+I+b（1+△γ）y
（其中AE代表总支出，C代表消费，I为投资，Ca为自发消费b 为边际消费倾向）
如图1。当经济处于高涨时期，△γ＞0，使实际的MPC＝b（1 +△γ）比b增大了b△γ部分。这时本来就已经供不应求，但由于抢购只能使实际支出线AE'越来越偏离正常支出线AE，它与AE 之间任一点的垂直距离都等于b△γy，并且由于△γ随收入进而随价格的上升而增大，产生了通货膨胀缺口AE'—AEf（假设AEf为均衡支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趋势不具有自发的复原性而具有自发的扩张性。同理，当市场疲软，供过于求时，由于△γ＜0，导致MPC减小，b△γy用同样的反向机制加剧了这种经济过冷，阻碍其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就形成一种反常的错位，即价格对需求的调节反向错位。越涨价，越抢购，越跌价越惜购。这种错位与1845年爱尔兰饥荒中的吉芬商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较大的负的收入效应的结果，这种情形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消失，而前者的错位却是典型的不稳定均衡。在图3中， 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供求离开了均衡点E，则P越升高，供不应求的缺口越大，形成抢购；P越下降， 供过于求的缺口越大，形成惜购。这种错位违反了市场价格对需求调节的规律，因而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在消费模式中的正常功能，同时市场的过分波动及急剧起落又易拉大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与矛盾，削弱消费模式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
（三）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导致效率的损失
与自给自足相对应是社会化、市场化。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对经济的制约根本在于效率的损失。
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理论被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虽然，他们的初衷是在论证国际贸易存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这两大理论从本质上说明的是分工所带来的效率，因而如果我们把个人抽象为一个国家，那么个人的“国际贸易”—消费社会化—的效率亦可由此理论来解释。为了阐明消费社会化、市场化的效率我们不妨模仿李嘉图的经典例子举个例子。
表2
食品
饮水 衣服
甲1020 20
乙2010 20
丙2020 10
丁5040 30
假如有甲、乙、丙、丁四个人，每人每年都要消费一定量的食物、饮水、衣服。三人生产这三样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如表2。先不管丁， 要是甲、乙、丙三人自给自足则一年共需（10+20+20）×3＝150单位的劳动，而要是食物全部由甲生产，饮水全部由乙生产，衣服全部由丙生产，最后三人交换，假定交换成本为10个单位劳动，则一年共需10 ×3×3+10＝100年单位的劳动，节省50个单位的劳动。就甲和丁来说，二人自给自足一年要耗费170个单位劳动， 要是甲给丁生产食物丁给甲生产衣服，交换成本为5单位劳动，则二人一年一共只需145单位劳动，又可节省25单位劳动。要是再加上乙、丙四人分工协作，效率自然会更高。通俗一点讲，个人把自己不擅长的工作让其他擅长的人来做，自己掏钱买现成的，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中，别人也会掏钱买你的现成品，这样一来，自己享受到的是高质量的生活，也给别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又为国家创造了经济的高效率运行，岂不是一件利己利人又利国的大好事。但自给自足却把这件好事活生生地吞食了。绝对一点讲，消费的社会性应是其自身固有的特点，正如恩格思所说：“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真正的需求者，真正的消费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9页。）
三、根除弊端的对策
（一）建立“以需为本”的科学消费的评判标准
我们反对过分节俭，反对从众消费，那么节俭到了什么程度才算过分呢？怎样的消费才是从众消费呢？根除这些弊端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衡量标准来解决。
本文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以需为本”应该是最根本的评判标准。这里的“需”指消费主体的有效需求，可以用消费主体愿意而且能够（包括现期的和持久的）为某种消费所支付的货币额“D”来计量， 假设消费主体是理智的，那么消费行为发生时一定有D＝P（P 为该消费的供给价格）。只有在这一条件的保证下，完全竞争市场长期均衡才有实际意义。即P＝LMC＝LMR （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等于长期边际收益）可以表明在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点，以价格所反映出的消费者偏好与长期边际成本反映的所耗资源价值完全一致，即用于该产品生产的最后一单位资源价值等于消费者在该产品上得到的边际效用，实现了资源对该部门的最优配置，保证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此消费行为最有效率，对经济也最具推动力。而一但价格失真即P 不能真正反映消费者的偏好，则上述最优性质将失去实际意义。
根据这一标准，有八种消费方式，如表3：
表3 八种消费方式
消费愿望
支持能力 是否消费 最终后果 编号
有有是
正确 1
否 过分节俭
2
有无是 从众之一
3
否
正确 4
无有是 从众之二
5
否
正确 6
无无是 小概率事件 7
否
正确 8
根据表3，正确的消费方式有1、4、6、8。而第7种方式的概率很小，故均不予详述。前两大弊端在2、3、5 三种情况下将导致效率的损失。
过分节俭：有消费愿望又有支付能力（包括现期的和持久的）而不消费。此时一定有D≥P，在这种情况下不消费则引起P的下降， 进而导致资源从P下降的部门错误流出，流入其他部门， 同时长期均衡最优质丧失了。
从众消费之一：即有消费愿望而无支付能力。即D＜P，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消费主体实行了消费。本来这时的P应该下降至与D相等才会有长期均衡的最优性质，但这种从众消费却会导致P的错误稳定甚至不合理上升，同上理会导致长期均衡最优性质的丧失。
从众消费之二：即有支付能力而无消费愿望却由于种种原因实行了消费。这时D＝0，如果实行了消费必有D＜P，但这时的P 并不真正反映消费者的偏好，即消费者并没有得到真正需求意义上的P 所带来的消费效用，而且资源同时会错误地流入此消费部门，最终仍然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均衡最优性质的丧失。
以上从局部均衡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三种效率的损
失都根源于价格的失真，同样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由于帕累托的三个
P[,X]
条件：①MRS[A][,XY]MRS[B][,XY]＝─────、②MRTS[X][,LK]＝MR
P[,Y]
P[,L]
TS[Y][,LK]＝─────、③MRS[A][,XY]＝MRS[B][,XY]＝MRT[,XY]＝
P[,K]
P[,X]
─────均与价格（产品价格、要素价格）有密切关系。若p 不能真
P[,Y]
正反映消费者（生活消费者、生产消费者）的偏好和支付能力，则市场
经济的效率核心将失去实际意义。
（二）全力推行消费社会化
要根除传统消费模式的第三个弊端：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方式便是推行消费社会化。首先指出这里的消费社会化不仅仅指劳务消费的社会化，凡是消费非自己独立提供的商品、劳务都应在此范畴。实现消费社会化就是要把消费和消费品的分配统统纳入商品经济运行的轨道之中，每个消费主体通过市场，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取得各自需要的消费品和劳务。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市场对消费的调节作用，有利于完善和繁荣市场，更重要的是创造了高效率。
理解和认识消费社会化，绝对成本论和比较成本论是其理论依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其实现形式。马歇尔最早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即当市场价格低于消费者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时消费者可以得到额外的福利。这里有两个条件，除价格随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外，一个基本条件便是社会化的消费行为，即自给自足是绝没有剩余可言的。
有人认为，消费社会化受收入水平的制约，没钱是根本无法谈社会化的。这种看法看似正确实则不然。举个例子，假如前面（表2）甲、 乙、丙三人均失业了，三人均无任何收入来源和储蓄存款，即三人均既无资金购买他人的产品，也无资金投资于自己的生产。这时假如银行向甲、乙、丙均注入M单位资金，甲藉此生产出价值为M+M[,1]的食物， 乙生产出了M+M[,2]的饮水，丙生产出M+M[,3]的衣服（M[,1]，M[,2]，M[,3]，为甲乙丙无差别劳动的凝结）。 三人交换后继续进行下一轮的生产，几个循环后，当三人还本付息后都会由于自己均匀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而拥有继续生产的资金。由此可见，当初投入的3M资金仅是一个媒介、一个信用。要是把上面的例子推广到全人类的高度，难道有谁把第一笔资金注入人类社会呢？没有。资金的本质是信用，它只是一个条件而不是根本，根本还在于人类具有无差别劳动能力和交换的发生。
改革开放二十年，走到今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传统的变迁和时代的选择从来就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它意味着我们将与许多为我们民族世代崇奉的、深深扎根在我们心灵里的但又落后于时代的传统道别。分析我们的传统消费模式并不是要将其全盘抛弃，也不是仅对其做细枝末节的修补或生拉硬扯的嫁接，而是为了根除三个弊端，为了揭示我们消费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强调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消费模式。
作者介绍：张晓宏，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成都 610074
作者：张晓宏
经济科学 2001年07期
一、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特征
一般认为，消费模式是人们消费关系和行为规范的综合表现，是从总体上反映人们消费行为的主要内容，基本态势和质的规定性，是指导人们进行消费活动、并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理论概括和依据。对于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目前学术界尚无十分明确的定义。本文把中国传统消费模式阐释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根源，以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为经济基础，经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一种利用资源来发展自身的模式。传统的消费观念、消费动机、消费方式等是其基本范畴。本文拟将其特征归纳如下：
（一）以崇俭黜奢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消费观念
任何一种传统观念都是以其文化积淀为根源的，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经济、宗法专制等因素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在经济或者准确地说是价值领域，从儒家的耻言财利到法家的抑制工商，从道家的重道轻技到佛家的物质寂灭，重义轻利的观念千古如斯地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在这种主流价值评判中，崇俭黜奢自然而然成为一种美德。诸葛亮《戒子书》中讲“非淡泊无以明志”，一千多年后司马光的戒子书”—《训俭示康》（司马康是司马光之子）仍在谆谆告诫后辈崇俭黜奢。不能说这仅仅是简单的巧合。由于我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效率低，每个生产周期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极其有限，不可能完全满足人的欲望。为了解决生产不敷消费的矛盾，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崇俭黜奢不断地被历代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加以强调，因而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观念。
文化的传承性反映在消费行为上是消费模式的相对稳定性。消费变化一般比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慢。因而历史走到今天，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仍十分深远，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过去存在，但现在早已不存在了，其实不然，崇俭黜奢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农村—仍十分有市场。 由表1的平均消费倾向（APC）栏我们看到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APC不仅基数小（美国的APC大致在0.9左右），而且在这十几年中总体趋势始终是递减的。举个例子，农村在服装的消费上很少追求时尚，而最普遍的心理是：衣服嘛，有一两件就够了，衣服没有穿到破，穿到不能再补的境地就又买新的是奢侈的甚至被舆论所谴责的行为。他们宁可把多余的钱存入银行也不愿拿出来消费，以至极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买身西服都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这种现象绝对不是个别，要说个别，大邱庄才是个别。在城市，崇俭黜奢则突出地表现于市民有支付能力却不去满足或者全部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
（二）以从众心理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消费动机
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体现在消费模式上便形成了“从众”的消费动机。特别是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物质条件无法保证人们在消费上能够体现个性，再加上统治阶级将丰富的、奢侈的消费视为自己的特权，从思想上和法律上禁锢人民群众的合理消费需要，这样便导致了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群体性特征非常明显。随大遛和盲目攀比成为最主要的中国传统消费动机，至今其影响仍十分广泛。由表1我们清楚地看出由于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经济波动。 越是物价增长快的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MPC越大， 越是物价增幅回落的时期（1996，1997），MPC却又明显减小。1979年以后， 我国消费品市场出现了持续性消费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而到了1987、1988年市场上又欣起一股股抢购热，而奇怪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手头的确有了钱的时候却出现了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新问题。银行连续六次降息可储蓄额却只升不降。更奇怪的是，一些基层储蓄所反映，宣布降息的第二天竟往往是存款的高峰。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的从众心理仍在起作用。不是我需要什么而买什么，而是大家买什么我也必须买什么；买了别人没有买、不敢买、买不起的东西就有炫耀、显示、甚至为富不仁之嫌，不买大家都买的东西则又有落后、穷酸甚至被人鄙视之嫌。两种力量一经合成，从众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表1 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PC）平均消费倾向（APC ）及消费价格指数
年份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MPC
MPC APC
APC
1985 0.4688 - 0.58000.8508
1990 0.6031 0.8292 0.59030.8398
1994 0.5409 0.7944 0.56820.8141
1995 0.5352 0.8733 0.56050.8250
1996 0.5586 0.6860 0.56020.8090
1997 0.2342 0.7743 0.53920.8067
年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100)
1985109.3
1990103.1
1994124.1
1995117.1
1996108.3
1997102.8
资料来源：MPC、APC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326页、334页，（1997）294页、312页，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计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301页。
（三）以自给自足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消费方式
任何一种文化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在该文化的发生期和发生地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衍化于东亚大陆，周边各种自然壁障的围护造成的封闭性对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经济上便是重农抑商。历史上“崇俭”总是和抑末—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古人在骂商人“无商不奸”的同时，又骂手工业技术为“奇技淫巧”。他们认为，工商业发达，意味着生产和贩运奢侈品（历史上人们往往认为自己不能生产需要购买的东西是奢侈品）多了，势必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必须抑制工商业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实行，很难说对农业真有什么促进作用，而由于它限制工商业的发展，限制所谓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既阻碍了人们生产水平的提高，也抑制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最终是阻碍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才真正构成经济的运行。但我们传统的消费方式却以生产—消费为两个主要环节，特别在农村，分配和交换微乎其微，具体来说，在历史上，农民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基本上是两种：一是铁制工具；二是食盐，除此以外，几乎所有生产和消费资料都是农民自己生产的。由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全国范围来说还不发达，人们的收入也不高，因此自给或半自给性的消费习惯很自然地被人们坚持下来。虽然情况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有所好转，但在农村，半自给的消费方式仍是主流，在城市能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却寥寥无几。第三产业的境况是需要有人干的没人愿意干，想替别人干的别人又不用你干。1997年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为32.1%，而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为60%—80%。1997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劳务消费所占比重为20.6%，农村仅为16.3%。（注：《中国统计摘要1998》，第80～84页。）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结果吗？并不是农民没有能力，非得实行半自给的消费方式，也并不是城市里只有那么几个人手里有钱，而是一种习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自己的事自己干被视为一种独立自主，而自己的事（特别是劳务）要别人干似乎和社会的寄生虫联系在一起。
二、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三个弊端及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阻碍
为了阐述的方便，不妨让我们先来看看消费与经济的关系。
过去我们一直以生产作为制约经济其它三个环节的主导因素。事实上，消费才应是真正的经济出发点和归宿（即所谓的正向回馈）—通过消费拉动经济，通过发展经济来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
经济着眼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这是手段，是途径，而根本目的还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要发展就离不开资源。资源的创造过程必须有人的体力、智力的投入。这就形成了一个人类的发展—资源的创造—人类更高层次的发展—更多资源的创造这样一个循环。我们不能一味地去积累资源，资源的积累应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服务，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以人类自身的发展为最终目的。怎么发展？可以说人类自身的发展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最终目标，而消费则是根本手段。研究消费应该考虑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自身，在一定结构基础上的一个最佳消费量是经济高速、健康、持久运行的必要保证—这应该是消费最本质的作用。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消费模式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在今天仍不失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同时存在不少落后的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并且积淀了下来。对应于其三个特征本文拟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弊端：
（一）由崇俭黜奢导致的过分节俭致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我们不能说崇俭黜奢是错误的，但凡事有度，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往往节俭到了过分的地步都被“美德”的“光辉”所掩盖了。前些年我们不还在推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吗？可假如一件衣服的折旧期长达9年的话是不是“过分”呢？ 西方人的习惯是赚了钱就花出去，花出去后再赚，大家都这样，钱既能花出去又容易赚回来。而中国人往往是赚了钱就赶紧存起来，于是赚钱就很难了。赚钱越难，大家越不敢花钱，钱便越来越难赚，于是第一个不良循环就产生了。过分节俭必然产生闲置或浪废——本该用于消费的没有消费或被错误地用于生产，那么这肯定是不经济的：人类自身在可能的条件下没有充分发展，进而下一轮的资源生产一定不会是最佳的，这样又必然影响下一轮的消费，第二个不良的循环就产生了。这里特别说明两点：一是过分的“度”应用其是否真正满足了自己的消费需求来衡量，抑制合理需求的思想本质上就是过分节俭，而不能以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否定。二是在抢购时期，居民对抢购品的处理往往是储藏而不是使用，即真正地消费。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论述衡量“过分”的标准。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思想家提出了过分节俭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管仲在《管子·侈靡》中认为一要鼓励有大量积蓄的人大吃大喝，乘豪华车马游乐，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积蓄的财富流出来，否则无法做到物尽其用。二要让商人四处经商，这样既可搞活流通，又可供商人赚钱，但商人赚了钱不是花出去，而是把钱藏起来同样对经济不利。富人大量消费，穷人才有工做，所谓“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到了近代反对过分节俭的思想家们由生活消费转向了生产消费领域。谭嗣同认为，“俭”的结果是使财富壅塞起来，最终导致“人人俭而天下贫，天下大势隧乃不可支”。他同时向富人指出：如果富人们过分节俭，把财富窑藏起来，不投资兴办工商业，就会断绝贫民的生路，贫民就会起来造反，其结果是富人自己也“随之煨尽”。即使不严重到这种程度，“崇俭”的结果，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民智不兴”物资匮乏的局面，对富人财富的增长也是不利的。严复提出了“俭有所养，俭有所生”的观点。他认为传统消费思想中的崇俭应继承，但“俭”不是目的。如果“俭”到了把财富窑藏起来，不用于扩大再生产，那就违背俭的目的了。他说：“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则财之蟊贼而已，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注：严复：《原富》，第339页按语。）
不难看出，这些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过分节俭。它们与近一百年后的凯恩斯的国民收入需求决定论有着惊人的吻合，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从众的消费动机是经济的不稳定器
消费具有示范效应，但在中国这种效应似乎过于明显以至于成为一种负效应。从众的消费动机恰恰与累进税完全相反成为经济的不稳定器，我们假设在可支配收入中有△γy （△γ为由于从众而引发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y为收入）的部分是由于从众和预期做出的支出， 且△γ与y（假定收入与价格同向变化）正相关， 那么在抢购风潮期和持币观望期则分别对经济产生了火上浇油和雪上加霜的作用，如图1、图2。
在两部门支出基础上引入从众所影响的△γy部分。
AE＝C+I＝Ca+b（y+△γy）+I＝Ca+I+b（1+△γ）y
（其中AE代表总支出，C代表消费，I为投资，Ca为自发消费b 为边际消费倾向）
如图1。当经济处于高涨时期，△γ＞0，使实际的MPC＝b（1 +△γ）比b增大了b△γ部分。这时本来就已经供不应求，但由于抢购只能使实际支出线AE'越来越偏离正常支出线AE，它与AE 之间任一点的垂直距离都等于b△γy，并且由于△γ随收入进而随价格的上升而增大，产生了通货膨胀缺口AE'—AEf（假设AEf为均衡支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趋势不具有自发的复原性而具有自发的扩张性。同理，当市场疲软，供过于求时，由于△γ＜0，导致MPC减小，b△γy用同样的反向机制加剧了这种经济过冷，阻碍其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就形成一种反常的错位，即价格对需求的调节反向错位。越涨价，越抢购，越跌价越惜购。这种错位与1845年爱尔兰饥荒中的吉芬商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较大的负的收入效应的结果，这种情形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消失，而前者的错位却是典型的不稳定均衡。在图3中， 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供求离开了均衡点E，则P越升高，供不应求的缺口越大，形成抢购；P越下降， 供过于求的缺口越大，形成惜购。这种错位违反了市场价格对需求调节的规律，因而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在消费模式中的正常功能，同时市场的过分波动及急剧起落又易拉大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与矛盾，削弱消费模式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
（三）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导致效率的损失
与自给自足相对应是社会化、市场化。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对经济的制约根本在于效率的损失。
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理论被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虽然，他们的初衷是在论证国际贸易存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这两大理论从本质上说明的是分工所带来的效率，因而如果我们把个人抽象为一个国家，那么个人的“国际贸易”—消费社会化—的效率亦可由此理论来解释。为了阐明消费社会化、市场化的效率我们不妨模仿李嘉图的经典例子举个例子。
表2
食品
饮水 衣服
甲1020 20
乙2010 20
丙2020 10
丁5040 30
假如有甲、乙、丙、丁四个人，每人每年都要消费一定量的食物、饮水、衣服。三人生产这三样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如表2。先不管丁， 要是甲、乙、丙三人自给自足则一年共需（10+20+20）×3＝150单位的劳动，而要是食物全部由甲生产，饮水全部由乙生产，衣服全部由丙生产，最后三人交换，假定交换成本为10个单位劳动，则一年共需10 ×3×3+10＝100年单位的劳动，节省50个单位的劳动。就甲和丁来说，二人自给自足一年要耗费170个单位劳动， 要是甲给丁生产食物丁给甲生产衣服，交换成本为5单位劳动，则二人一年一共只需145单位劳动，又可节省25单位劳动。要是再加上乙、丙四人分工协作，效率自然会更高。通俗一点讲，个人把自己不擅长的工作让其他擅长的人来做，自己掏钱买现成的，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中，别人也会掏钱买你的现成品，这样一来，自己享受到的是高质量的生活，也给别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又为国家创造了经济的高效率运行，岂不是一件利己利人又利国的大好事。但自给自足却把这件好事活生生地吞食了。绝对一点讲，消费的社会性应是其自身固有的特点，正如恩格思所说：“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真正的需求者，真正的消费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9页。）
三、根除弊端的对策
（一）建立“以需为本”的科学消费的评判标准
我们反对过分节俭，反对从众消费，那么节俭到了什么程度才算过分呢？怎样的消费才是从众消费呢？根除这些弊端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衡量标准来解决。
本文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以需为本”应该是最根本的评判标准。这里的“需”指消费主体的有效需求，可以用消费主体愿意而且能够（包括现期的和持久的）为某种消费所支付的货币额“D”来计量， 假设消费主体是理智的，那么消费行为发生时一定有D＝P（P 为该消费的供给价格）。只有在这一条件的保证下，完全竞争市场长期均衡才有实际意义。即P＝LMC＝LMR （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等于长期边际收益）可以表明在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点，以价格所反映出的消费者偏好与长期边际成本反映的所耗资源价值完全一致，即用于该产品生产的最后一单位资源价值等于消费者在该产品上得到的边际效用，实现了资源对该部门的最优配置，保证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此消费行为最有效率，对经济也最具推动力。而一但价格失真即P 不能真正反映消费者的偏好，则上述最优性质将失去实际意义。
根据这一标准，有八种消费方式，如表3：
表3 八种消费方式
消费愿望
支持能力 是否消费 最终后果 编号
有有是
正确 1
否 过分节俭
2
有无是 从众之一
3
否
正确 4
无有是 从众之二
5
否
正确 6
无无是 小概率事件 7
否
正确 8
根据表3，正确的消费方式有1、4、6、8。而第7种方式的概率很小，故均不予详述。前两大弊端在2、3、5 三种情况下将导致效率的损失。
过分节俭：有消费愿望又有支付能力（包括现期的和持久的）而不消费。此时一定有D≥P，在这种情况下不消费则引起P的下降， 进而导致资源从P下降的部门错误流出，流入其他部门， 同时长期均衡最优质丧失了。
从众消费之一：即有消费愿望而无支付能力。即D＜P，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消费主体实行了消费。本来这时的P应该下降至与D相等才会有长期均衡的最优性质，但这种从众消费却会导致P的错误稳定甚至不合理上升，同上理会导致长期均衡最优性质的丧失。
从众消费之二：即有支付能力而无消费愿望却由于种种原因实行了消费。这时D＝0，如果实行了消费必有D＜P，但这时的P 并不真正反映消费者的偏好，即消费者并没有得到真正需求意义上的P 所带来的消费效用，而且资源同时会错误地流入此消费部门，最终仍然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均衡最优性质的丧失。
以上从局部均衡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三种效率的损
失都根源于价格的失真，同样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由于帕累托的三个
P[,X]
条件：①MRS[A][,XY]MRS[B][,XY]＝─────、②MRTS[X][,LK]＝MR
P[,Y]
P[,L]
TS[Y][,LK]＝─────、③MRS[A][,XY]＝MRS[B][,XY]＝MRT[,XY]＝
P[,K]
P[,X]
─────均与价格（产品价格、要素价格）有密切关系。若p 不能真
P[,Y]
正反映消费者（生活消费者、生产消费者）的偏好和支付能力，则市场
经济的效率核心将失去实际意义。
（二）全力推行消费社会化
要根除传统消费模式的第三个弊端：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方式便是推行消费社会化。首先指出这里的消费社会化不仅仅指劳务消费的社会化，凡是消费非自己独立提供的商品、劳务都应在此范畴。实现消费社会化就是要把消费和消费品的分配统统纳入商品经济运行的轨道之中，每个消费主体通过市场，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取得各自需要的消费品和劳务。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市场对消费的调节作用，有利于完善和繁荣市场，更重要的是创造了高效率。
理解和认识消费社会化，绝对成本论和比较成本论是其理论依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其实现形式。马歇尔最早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即当市场价格低于消费者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时消费者可以得到额外的福利。这里有两个条件，除价格随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外，一个基本条件便是社会化的消费行为，即自给自足是绝没有剩余可言的。
有人认为，消费社会化受收入水平的制约，没钱是根本无法谈社会化的。这种看法看似正确实则不然。举个例子，假如前面（表2）甲、 乙、丙三人均失业了，三人均无任何收入来源和储蓄存款，即三人均既无资金购买他人的产品，也无资金投资于自己的生产。这时假如银行向甲、乙、丙均注入M单位资金，甲藉此生产出价值为M+M[,1]的食物， 乙生产出了M+M[,2]的饮水，丙生产出M+M[,3]的衣服（M[,1]，M[,2]，M[,3]，为甲乙丙无差别劳动的凝结）。 三人交换后继续进行下一轮的生产，几个循环后，当三人还本付息后都会由于自己均匀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而拥有继续生产的资金。由此可见，当初投入的3M资金仅是一个媒介、一个信用。要是把上面的例子推广到全人类的高度，难道有谁把第一笔资金注入人类社会呢？没有。资金的本质是信用，它只是一个条件而不是根本，根本还在于人类具有无差别劳动能力和交换的发生。
改革开放二十年，走到今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传统的变迁和时代的选择从来就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它意味着我们将与许多为我们民族世代崇奉的、深深扎根在我们心灵里的但又落后于时代的传统道别。分析我们的传统消费模式并不是要将其全盘抛弃，也不是仅对其做细枝末节的修补或生拉硬扯的嫁接，而是为了根除三个弊端，为了揭示我们消费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强调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消费模式。
作者介绍：张晓宏，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成都 61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