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
●在儒家看来，“阳有专制之功”，“阴无专制之义”，“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专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理论怎么可能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如果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定性为“反专制”，那么众多皇帝的“民贵君轻”又当如何定性？难道“民贵君轻”既可判定为“民主”，又可判定为“专制”吗？
●拿破仑用狮子的睡与醒比喻中国的态势。当初中国为什么沉睡了？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如今中国为什么醒了？这应当归功于儒家的边缘化。群体性的觉醒推动了国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儒学复兴”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应当承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确蕴藏着解决当下困境的某种启示。但罔顾历史事实夸大儒学现代意义的态度并不可取。粉饰儒学、美化旧俗的种种乱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对高喊“回到孔孟去”的主张，不可不辨。围绕儒家历史上的政治实践、儒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质、儒学现代价值等问题，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分田。
儒家有“仁者爱人”，也有“仁者杀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中国人在封建纲常礼教的残酷压迫下生活了上千年后的历史性选择。但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些崇儒者甚至为“三纲五常”写起了辩护词。历史上儒家政治实践的残酷一面似乎被选择性遗忘了。儒家所谓仁政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张分田：孔孟之道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思想及价值符号，即使完全彻底地实现，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君主专制，这就注定它势必成为真情与伪善、理性与谎言、理想与幻梦的综合体。就积极因素而言，它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法则的借寓之所；就消极因素而言，它是专制统治的谋士及辩护士。由于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同胎共体，难分难解，因而孔孟之道既可以造善，也可以作恶。作恶也是孔孟之道全面实现的重要表现。唯其如此，儒家才能坐稳官方学说的“宝座”。
许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孔子赞赏霸道，这一类儒者曾经居多数。孟子讲“仁义”，只要读一读庞朴先生的《中国文化十一讲》，便可知晓“杀的理智”原本就是“仁义”的题中之义。《乐记》将“王道”定义为“礼、乐、刑、政”。历代王朝的刑法及基层社会组织的私刑均依据儒典制定并实施，违逆“纲常名教”属于必杀之罪。大开杀戒的儒宗代有其人，孔子也名列其中。戴震抨击的“以理杀人”则是比刑罚更甚的以“天理”、“经义”、“礼法”摧残生灵。相关事实不胜枚举，可以写一部题为《张扬“仁义”的专制统治》的专著。
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一些崇儒者那里，“吃人”的封建礼教不应归罪于儒学，因为它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阉割了。您如何回应这种观点？
张分田：宣扬“孔子至圣，德盛神化”的儒者绝对不会想到重大弊端恰恰源于孔孟之道。“孔子无过、错在众生”的论证方式传承了两千多年。许多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人也沿袭这种说辞。他们倡导“回到孔孟去”，论据之一便是：孔孟大儒的“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是讲“民主”、“民权”的，只可惜一部真经遇到了歪嘴和尚，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阉割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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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
●在儒家看来，“阳有专制之功”，“阴无专制之义”，“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专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理论怎么可能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如果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定性为“反专制”，那么众多皇帝的“民贵君轻”又当如何定性？难道“民贵君轻”既可判定为“民主”，又可判定为“专制”吗？
●拿破仑用狮子的睡与醒比喻中国的态势。当初中国为什么沉睡了？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如今中国为什么醒了？这应当归功于儒家的边缘化。群体性的觉醒推动了国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儒学复兴”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应当承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确蕴藏着解决当下困境的某种启示。但罔顾历史事实夸大儒学现代意义的态度并不可取。粉饰儒学、美化旧俗的种种乱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对高喊“回到孔孟去”的主张，不可不辨。围绕儒家历史上的政治实践、儒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质、儒学现代价值等问题，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分田。
儒家有“仁者爱人”，也有“仁者杀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中国人在封建纲常礼教的残酷压迫下生活了上千年后的历史性选择。但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些崇儒者甚至为“三纲五常”写起了辩护词。历史上儒家政治实践的残酷一面似乎被选择性遗忘了。儒家所谓仁政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张分田：孔孟之道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思想及价值符号，即使完全彻底地实现，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君主专制，这就注定它势必成为真情与伪善、理性与谎言、理想与幻梦的综合体。就积极因素而言，它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法则的借寓之所；就消极因素而言，它是专制统治的谋士及辩护士。由于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同胎共体，难分难解，因而孔孟之道既可以造善，也可以作恶。作恶也是孔孟之道全面实现的重要表现。唯其如此，儒家才能坐稳官方学说的“宝座”。
许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孔子赞赏霸道，这一类儒者曾经居多数。孟子讲“仁义”，只要读一读庞朴先生的《中国文化十一讲》，便可知晓“杀的理智”原本就是“仁义”的题中之义。《乐记》将“王道”定义为“礼、乐、刑、政”。历代王朝的刑法及基层社会组织的私刑均依据儒典制定并实施，违逆“纲常名教”属于必杀之罪。大开杀戒的儒宗代有其人，孔子也名列其中。戴震抨击的“以理杀人”则是比刑罚更甚的以“天理”、“经义”、“礼法”摧残生灵。相关事实不胜枚举，可以写一部题为《张扬“仁义”的专制统治》的专著。
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一些崇儒者那里，“吃人”的封建礼教不应归罪于儒学，因为它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阉割了。您如何回应这种观点？
张分田：宣扬“孔子至圣，德盛神化”的儒者绝对不会想到重大弊端恰恰源于孔孟之道。“孔子无过、错在众生”的论证方式传承了两千多年。许多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人也沿袭这种说辞。他们倡导“回到孔孟去”，论据之一便是：孔孟大儒的“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是讲“民主”、“民权”的，只可惜一部真经遇到了歪嘴和尚，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阉割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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