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般人而言。大学的最后一次考试一定是毕业论文答辨。而我则不然。原因是在57年那场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57年被划成右派，57年底的期末考试来临了。这也是反右之后的第一次期考。于此同时北京石油学院由于被划的右派比例不达标，为了补足右派名额，又展开新一轮“反右”高潮。批判的大字报又贴满校园。此时面临考试的压力再加上被批判的双重压力。“右派”学生也是学生，也是要考试的。就在此时不知是哪一位能够紧跟形势的'理论家’，为了配合运动发表了如下的理论：右派份子他们都只顾去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他们跟本不是来学习的，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是不会好的，他们是不会考出好成绩的。
我不得不佩服这位理论家的聪明才智。要知道，当时所有被划成右派的学生，在这半年来遭遇的是不断地被批斗。在这样的氛围中，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学习成绩肯定是要下降的。因此他的这个结论在当时似很易得到印证。但是话又说回来。考试毕竟是要真刀真枪地动真咯的。不是说谁能考好他就会考好，说谁不会考出好成绩他就一定不行。为了保证这个理论、这个结论的正确。同时也是为了反右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了证明上面的论点的正确性，当然是希望所有“右派份子”都考不出好的成绩。
由于反右运动的影响，本学期减少了考试科目。只考两门（名义上是三门，那一门是政治思想，它的成绩是以其在运动中的表现来评分，所以不能算数）。停课，开始复习。这时突然来人（那时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让我交待问题的）让我写交待材料，立即写，停止复习。连桌子上都不准有课本和笔记本（防止我偷偷地复习功课）。我当然领令照办。抓紧时间，奋笔疾书。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写好。交出。过了一会又来了，令我重写。这时我明白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能尊令。这次我就不像上次那样抓紧时间了，直到第二天晚饭前才写好交上。这样一共用去了两天时间。当时每门课程有四天复习时间，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小人伎俩占用了我一半的复习时间。最终这门课我得了个'4分’（当时实行5分制）。接着开始准备第二门考试。他又来了，仍是让我写材料。只能尊令，不能有任何不满表示。于是开始写，他每隔一个多小时还来看一下，看看我是否老老实实在写材料，防止我偷着看书复习。此时我已完全了解他的用意，知其目的只是为了浪费我的时间。既然上次用了两天时间，这次也不会少于两天，所以我也不急着写了。正是冬季，宿舍门平时是关着的，我一人在屋内。只要他推门我就立刻拿起笔来装模作样的写，更多的时间是在桌前静坐休息。
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写好交卷。交卷时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接下来的考试你如果来不及准备就不要考了”。很明显他希望我退出这次考试，上一门在他的不断干扰下得了4分。这次如果万一 这回得个5分，那他不是前功尽弃了？对他是多么的尴尬。我对他这种表面看似关心的建议不屑一顾，我说：“考试的事你不用操心了”。下面考的是俄语。在这学期，戴着右派的帽子，早已不是团员了，团的活动自然不参加了，为了给右派份了思想上增加压力，一般情况下，班会也不允许参加。这样一来每周基本上有两个晚上同学们去开会了，只剩下我。每到此时，我就拿着俄语课本，到419大教室的楼上，或炼化楼四层的走廊里。（这两个地方都是很少有人的），大声朗读俄语，把满肚子的怨气发泄在俄文单字上。正因此，我在本学期的俄语有了长足的进步。结果又得了一个4分。两门都是4分。也可算是“良”吧。至少在我身上没有印证那个理论家的高论。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阳谋”未能得逞。往后，每当忆及此事，内心总有一丝自豪感。这大概就是我的阿Q精神吧。同时，也有点遗憾，由于我天资平平，那次未能获得5分。我常想，如果那次我考个5分，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景观。是否会干脆公开宣布“右派份子不准得5分”？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王宁（当年--1957年--被划为右派）写于山东省东营市
对于一般人而言。大学的最后一次考试一定是毕业论文答辨。而我则不然。原因是在57年那场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57年被划成右派，57年底的期末考试来临了。这也是反右之后的第一次期考。于此同时北京石油学院由于被划的右派比例不达标，为了补足右派名额，又展开新一轮“反右”高潮。批判的大字报又贴满校园。此时面临考试的压力再加上被批判的双重压力。“右派”学生也是学生，也是要考试的。就在此时不知是哪一位能够紧跟形势的'理论家’，为了配合运动发表了如下的理论：右派份子他们都只顾去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他们跟本不是来学习的，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是不会好的，他们是不会考出好成绩的。
我不得不佩服这位理论家的聪明才智。要知道，当时所有被划成右派的学生，在这半年来遭遇的是不断地被批斗。在这样的氛围中，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学习成绩肯定是要下降的。因此他的这个结论在当时似很易得到印证。但是话又说回来。考试毕竟是要真刀真枪地动真咯的。不是说谁能考好他就会考好，说谁不会考出好成绩他就一定不行。为了保证这个理论、这个结论的正确。同时也是为了反右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了证明上面的论点的正确性，当然是希望所有“右派份子”都考不出好的成绩。
由于反右运动的影响，本学期减少了考试科目。只考两门（名义上是三门，那一门是政治思想，它的成绩是以其在运动中的表现来评分，所以不能算数）。停课，开始复习。这时突然来人（那时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让我交待问题的）让我写交待材料，立即写，停止复习。连桌子上都不准有课本和笔记本（防止我偷偷地复习功课）。我当然领令照办。抓紧时间，奋笔疾书。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写好。交出。过了一会又来了，令我重写。这时我明白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能尊令。这次我就不像上次那样抓紧时间了，直到第二天晚饭前才写好交上。这样一共用去了两天时间。当时每门课程有四天复习时间，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小人伎俩占用了我一半的复习时间。最终这门课我得了个'4分’（当时实行5分制）。接着开始准备第二门考试。他又来了，仍是让我写材料。只能尊令，不能有任何不满表示。于是开始写，他每隔一个多小时还来看一下，看看我是否老老实实在写材料，防止我偷着看书复习。此时我已完全了解他的用意，知其目的只是为了浪费我的时间。既然上次用了两天时间，这次也不会少于两天，所以我也不急着写了。正是冬季，宿舍门平时是关着的，我一人在屋内。只要他推门我就立刻拿起笔来装模作样的写，更多的时间是在桌前静坐休息。
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写好交卷。交卷时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接下来的考试你如果来不及准备就不要考了”。很明显他希望我退出这次考试，上一门在他的不断干扰下得了4分。这次如果万一 这回得个5分，那他不是前功尽弃了？对他是多么的尴尬。我对他这种表面看似关心的建议不屑一顾，我说：“考试的事你不用操心了”。下面考的是俄语。在这学期，戴着右派的帽子，早已不是团员了，团的活动自然不参加了，为了给右派份了思想上增加压力，一般情况下，班会也不允许参加。这样一来每周基本上有两个晚上同学们去开会了，只剩下我。每到此时，我就拿着俄语课本，到419大教室的楼上，或炼化楼四层的走廊里。（这两个地方都是很少有人的），大声朗读俄语，把满肚子的怨气发泄在俄文单字上。正因此，我在本学期的俄语有了长足的进步。结果又得了一个4分。两门都是4分。也可算是“良”吧。至少在我身上没有印证那个理论家的高论。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阳谋”未能得逞。往后，每当忆及此事，内心总有一丝自豪感。这大概就是我的阿Q精神吧。同时，也有点遗憾，由于我天资平平，那次未能获得5分。我常想，如果那次我考个5分，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景观。是否会干脆公开宣布“右派份子不准得5分”？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王宁（当年--1957年--被划为右派）写于山东省东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