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国内及日本皆曾喧嚣过一阵子“屈原否定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屈原的事迹本不够清楚。屈原的事迹虽有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及刘向《新序》等予以记载，但是，毕竟不直接见于先秦史料，也不见于对战国史作了系统记载的《资治通鉴》。而《史记》的“尚奇”性，及其某些资料的错乱，自然也会引起人们对某些事实的怀疑。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以坚实的材料系统论证了屈原存在的真实性，读之令人获益匪浅，可谓近年来屈原研究方面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一、博学精思，发前人所未发
该书对屈原的研究，可谓从微观到宏观，既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也表现出其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思考。《屈氏先世与句皇王熊伯庸》一文就是颇显作者学术功力的一篇代表作。王逸在《离骚章句》中说屈氏之祖乃楚武王之子瑕，又释“伯庸”为屈原之父。后世注《楚辞》者大体皆依此说。作者从王逸注中既说屈瑕是楚武王之子，又说屈瑕“为客卿”的自相矛盾中看出了王逸之说的不可靠。又从《左传》中并不称屈瑕为王子或公子，而只称其名或只称莫敖，断定屈瑕绝非楚武王之子。经过作者遍检典籍、潜心研究，终于发现屈氏先祖乃熊渠之子句 王熊伯庸，这一发现真可谓大海探珠，颇不容易。就这一篇文章中所征引与辨析的材料看，涉及到了各种史书、专论、经传、诸子、地理书、姓氏书、字书、地方志、杂记以及考古资料等。据笔者粗略统计，约在六十种书以上，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博学。而其于前人说法的细微差异中发现如此重大问题，亦可谓善思。这一研究成果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肯定。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治贞夫称其“考证极精细详实，实可感佩。”国内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也称赞作者是“独具只眼”。
博学与精思的结合，不仅解决了屈原研究中许多纷纭难解的问题，还发掘出一些从未被人们留意的原始资料。《战国策・楚策・张仪相秦谓昭雎章》中有“有人谓昭滑曰”一句，“有人”究竟是谁，从未有人分辨过。作者通过对秦、楚、齐三国之间复杂关系、错综史实及众多人物的精细分析，推断出“有人”即屈原，从而发掘出有关屈原的史料。屈原史料的缺乏是屈原研究难以深入的关键之一，这一发掘于屈原研究其功甚伟。竹治贞夫说：“论文证明见于《战国策》文里之‘有人’的人是屈原，真是发微阐幽，开显千古之谜，令人佩服！”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二、人物与时代互相发明
《屈原与他的时代》虽以探讨屈原存在的真实性为宗旨，但是，它的学术价值远大于此。作者把屈原的生平思想置于楚国历史的进程中，置于楚国朝廷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激烈斗争中，置于战国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趋势中来探索，既使我们能够从更广阔的背景中深刻地理解屈原，也使我们能够更具体的感受那风云谲变的时代气氛。例如，作者对屈原时代楚国朝廷内两派斗争的主要人物的考证，就向我们具体展示了当时楚朝廷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足以为楚史研究和战国史研究增添异彩。其他如对齐、秦、楚三国关系的探索、对楚国内外战略的探索、以及对淖滑灭越、庄矫暴郢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探索，都使我们对战国末期的历史有了具体认识。尤其是一些细节探索，极为精彩。《楚世家》中记载楚宣王三十年时：“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研究屈原者没有不读《楚世家》的，但皆未从中品味出“言外之旨”，该书作者却敏锐地注意到了“秦封卫鞅于商”与楚威王即位改名为“商”的关系，作者分析说：“推想当时情形，楚国失去了本民族的发祥之地商於十五邑，楚宣王年事略高，受到这个打击，一命归天。其子继位而改名为‘商’，与秦封卫鞅为‘商君’针锋相对，表示一定要夺回这块地方，并且报仇雪恨，其痛心疾首与当时情状之惨烈，当不亚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会稽发愤之时。”其对人物心理的分析，不亚于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绘；其对当时情势的推想，非有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乃不能见。
也正由于作者博览群书，胸怀全局，对战国时代的历史有真切具体的了解，因而对屈原生平思想及作品的研究能发前人所未发。例如，在详细地考证了齐楚垂沙之战和庄矫暴郢的重大历史事件之后，就对屈原晚年的一段行踪和写作《怀沙》一诗的隐情提出了令人震惊却颇有道理的结论。书中写道：“我以为《怀沙》字面意思是‘怀想垂沙之事’，实际上是怀想庄矫的结局……过去由于没有弄清它的写作背景，没有揭开它同庄矫人滇这件事的关系，更未弄清庄矫的身份、政治倾向及人滇的动机，所以我们对《怀沙》一诗的解释就显得很肤浅。”
总之，作者把对屈原的研究与对其时代的研究结合起来，互相发明。我们从屈原的生平中看到了他的时代，从他的时代中更深刻地理解了屈原。让我们感到既有微观研究的精微，又有宏观展示的博大。如果借用《中庸》的话来概括，真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不仅有力地证明着屈原存在的真实性，而且更强烈的吸引着我们去深刻地思考屈原这一真实人物的悲剧性和其存在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723000)
近百年来，国内及日本皆曾喧嚣过一阵子“屈原否定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屈原的事迹本不够清楚。屈原的事迹虽有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及刘向《新序》等予以记载，但是，毕竟不直接见于先秦史料，也不见于对战国史作了系统记载的《资治通鉴》。而《史记》的“尚奇”性，及其某些资料的错乱，自然也会引起人们对某些事实的怀疑。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以坚实的材料系统论证了屈原存在的真实性，读之令人获益匪浅，可谓近年来屈原研究方面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一、博学精思，发前人所未发
该书对屈原的研究，可谓从微观到宏观，既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也表现出其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思考。《屈氏先世与句皇王熊伯庸》一文就是颇显作者学术功力的一篇代表作。王逸在《离骚章句》中说屈氏之祖乃楚武王之子瑕，又释“伯庸”为屈原之父。后世注《楚辞》者大体皆依此说。作者从王逸注中既说屈瑕是楚武王之子，又说屈瑕“为客卿”的自相矛盾中看出了王逸之说的不可靠。又从《左传》中并不称屈瑕为王子或公子，而只称其名或只称莫敖，断定屈瑕绝非楚武王之子。经过作者遍检典籍、潜心研究，终于发现屈氏先祖乃熊渠之子句 王熊伯庸，这一发现真可谓大海探珠，颇不容易。就这一篇文章中所征引与辨析的材料看，涉及到了各种史书、专论、经传、诸子、地理书、姓氏书、字书、地方志、杂记以及考古资料等。据笔者粗略统计，约在六十种书以上，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博学。而其于前人说法的细微差异中发现如此重大问题，亦可谓善思。这一研究成果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肯定。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治贞夫称其“考证极精细详实，实可感佩。”国内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也称赞作者是“独具只眼”。
博学与精思的结合，不仅解决了屈原研究中许多纷纭难解的问题，还发掘出一些从未被人们留意的原始资料。《战国策・楚策・张仪相秦谓昭雎章》中有“有人谓昭滑曰”一句，“有人”究竟是谁，从未有人分辨过。作者通过对秦、楚、齐三国之间复杂关系、错综史实及众多人物的精细分析，推断出“有人”即屈原，从而发掘出有关屈原的史料。屈原史料的缺乏是屈原研究难以深入的关键之一，这一发掘于屈原研究其功甚伟。竹治贞夫说：“论文证明见于《战国策》文里之‘有人’的人是屈原，真是发微阐幽，开显千古之谜，令人佩服！”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二、人物与时代互相发明
《屈原与他的时代》虽以探讨屈原存在的真实性为宗旨，但是，它的学术价值远大于此。作者把屈原的生平思想置于楚国历史的进程中，置于楚国朝廷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激烈斗争中，置于战国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趋势中来探索，既使我们能够从更广阔的背景中深刻地理解屈原，也使我们能够更具体的感受那风云谲变的时代气氛。例如，作者对屈原时代楚国朝廷内两派斗争的主要人物的考证，就向我们具体展示了当时楚朝廷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足以为楚史研究和战国史研究增添异彩。其他如对齐、秦、楚三国关系的探索、对楚国内外战略的探索、以及对淖滑灭越、庄矫暴郢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探索，都使我们对战国末期的历史有了具体认识。尤其是一些细节探索，极为精彩。《楚世家》中记载楚宣王三十年时：“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研究屈原者没有不读《楚世家》的，但皆未从中品味出“言外之旨”，该书作者却敏锐地注意到了“秦封卫鞅于商”与楚威王即位改名为“商”的关系，作者分析说：“推想当时情形，楚国失去了本民族的发祥之地商於十五邑，楚宣王年事略高，受到这个打击，一命归天。其子继位而改名为‘商’，与秦封卫鞅为‘商君’针锋相对，表示一定要夺回这块地方，并且报仇雪恨，其痛心疾首与当时情状之惨烈，当不亚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会稽发愤之时。”其对人物心理的分析，不亚于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绘；其对当时情势的推想，非有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乃不能见。
也正由于作者博览群书，胸怀全局，对战国时代的历史有真切具体的了解，因而对屈原生平思想及作品的研究能发前人所未发。例如，在详细地考证了齐楚垂沙之战和庄矫暴郢的重大历史事件之后，就对屈原晚年的一段行踪和写作《怀沙》一诗的隐情提出了令人震惊却颇有道理的结论。书中写道：“我以为《怀沙》字面意思是‘怀想垂沙之事’，实际上是怀想庄矫的结局……过去由于没有弄清它的写作背景，没有揭开它同庄矫人滇这件事的关系，更未弄清庄矫的身份、政治倾向及人滇的动机，所以我们对《怀沙》一诗的解释就显得很肤浅。”
总之，作者把对屈原的研究与对其时代的研究结合起来，互相发明。我们从屈原的生平中看到了他的时代，从他的时代中更深刻地理解了屈原。让我们感到既有微观研究的精微，又有宏观展示的博大。如果借用《中庸》的话来概括，真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不仅有力地证明着屈原存在的真实性，而且更强烈的吸引着我们去深刻地思考屈原这一真实人物的悲剧性和其存在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7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