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6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智慧1：认识自己要揭穿自欺
解释：了解自己并不容易。因为头脑的智力很狡猾，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己的私欲。最佳时机是在自己毫无掩饰时，例如在梦中，在醉中，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中，或心满意足、得意忘形时，捉住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愿，看穿自己。
★智慧2：修身得允许身心和谐
解释：灵性良心管制自己时，得允许身心和谐。肉体需要“饮食男女”，不得满足，人就会病死；强烈的感情不得发泄，人就会发疯。
王蒙的讲话，大家喜欢听，因为风趣，因为真诚。正如他在发言中所说：要“提倡活泼生动、富有新意的文风，提倡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说有新意的话。”这应该是对所有政协委员的希望和要求。我想，人人都像王蒙那样机智风趣，恐怕不可能，但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说有新意的话，是应该可以要求的。孩子们学大人腔说陈词滥调，引人发笑，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果也说陈词滥调，那就令人厌恶了
我喜爱王蒙，不仅是他的文章饱含深情，充满创造与自悟，而且我读懂了他拥有一颗温暖、时刻感恩着的心灵。王蒙年轻时在“文革”期间被批判过，也受过一些委屈，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活在不平里、活在报复里、活在仇恨里，他深深懂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歌颂光明”的道理。
王蒙的坦然与光明是一种超越，一种人生境界，是承担一切忧患与痛苦之后的清明，是遭受一切坎坷而后艰辛的踏实，是对于一切人生苦难的承受与面对一切人生困厄的自信，是把一切责任、一切使命、一切批评和奋斗视为日常生活的平常、平淡、平凡。
王蒙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石，尤其是我们的汉语，属于独特的词根语――汉藏语系，而我们的汉字，集表意、表形、表音于一体，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更是我们的瑰宝，是我们的独特文化传统的根基，它的构词与句法语法与我们的传统思维模式关系极大。汉字更是我们伟大古国凝聚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正大张旗鼓地宣传弘扬传统文化，然而，语言文字的一些状况却令人担忧，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路遥
在《人生》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后，路遥却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痛苦不已。他在构思一部大书，也就是《平凡的世界》。为写作这部书，他幽闭自己6年，完全是在用生命写作。当书终于完成，病也从此生根，他的书是用命换来的。而面对死亡，路遥是脆弱的，全书关于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读来让人潸然泪下。但路遥对死亡的畏惧，为的不全是一己平凡的生命，主要是自己未竟的事业。
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
读完《早晨从中午开始》，才知道《平凡的世界》是如何诞生的。才能明白路遥何以被那么多的读者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敬佩，他不仅在用灵魂与心灵写作，同样被大幅度损耗的，还有他的身体。
初读《人生》时，因为作者在开篇引用了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其实我们都在走这条人生路，在这条人生路上也会遇到很多岔路口，我们在选择之前也会迷茫失措，也许也会和主人公犯同样的错误，说白了这就是人生！唯一和主人公不同的是我们在选择之前看到了《人生》这本书，它会让我们在选择的时侯，三思而后行！
周有光的一生，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业余”胜过“专业”，他本是学经济的，改行后，在语言文字学上的建树超过了专业之士；他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渊博，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以致百龄之身还能再创辉煌。再就是他的长寿之道了，他认为人之长寿，家庭和睦很重要，“夫妇间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更重要的是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他说遇事“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张允和心脏病猝发而逝，他初觉晴天霹雳，后悟觉“个体死亡是群体发展的条件”，就坦然面对。感悟出人生的真谛：“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103岁的周有光说：“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越来越少。
周有光笑言自己是有书无斋，尽管四间房间全被用来放书，但他还是觉得那算不上真正的书房。被其命名为书房的，是一个9平米的小房间。不讲究摆设，不讲究整齐划一。
人与书，俱不老
周先生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完美的人格品质。早年间，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他放弃了本来的专业方向，毅然投入文字改革事业中。半个世纪以来，周先生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耄耋之年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至今思维敏捷，眼界超前，笔耕不辍，对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和管理的后辈是极大的鼓舞鞭策
语录：美国的理想是建立民主世界。伊朗的理想是建立地上天国。苏联的理想是建立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想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
——《全球化和大同理想》
现代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学术科学化,生活电气化,信息网络化。现代文化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流。
——《全球化时代的华夏文化》
抛弃皇冠,人人平等,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倒退到原始社会?人人平等的社会需要用法律来作为粘合剂,使自由成为有规律的活动,自由决不是胡作非为的别名。
——周有光评论美国脱离英国王朝独立
“自由就是动力”。这一点没有疑问。发明创造是不能用政府命令来催生的。政府所能做的是保护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发明创造。
——周有光评论自由和发明的关系
赫鲁晓夫的儿子过了60岁之后,申请移民美国,在入籍考试的20个题目中,答对了19个,可是1个答错了:他不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闹了笑话。这不能怪赫鲁晓夫的儿子,要怪苏联的政治教科书上不许谈“三权分立”。
——周有光谈苏联的一党专制
希特勒是侵略者;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周有光评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
五四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只要“赛先生”,不要“德先生”。清朝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是“封建为体、枪炮为用”。解放后实行“向苏联一边倒”,马列主义是西化不是东化,“一边倒”是“全盘苏化”。
——周有光评全盘西化论
反对信佛而香火大盛。禁听邓丽君而邓丽君之风流行。简化汉字而繁体字复活。停止发行的小说一抢而空。传得最广的消息是小道消息。塞之而流,禁之而行,这也是文化运动
的一种规律。
——周有光谈文化图腾和文化禁忌现象
地球缩小了。东西方文化正在汇流成世界文化。今天“洋为中用”,明天“中为洋用”,后天“中洋共用”。问题不在“中”或“洋”,问题在“用”。
——《漫谈“西化”》
“改革”就是打破“框框”。要使改革成功,还要打破更多的“框框”,从自己建筑起来的“圈套”中走出来。重新考虑如何“接待”赛先生,这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
——《科学的一元性——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为封建制度服务了2500年的华夏文化,要想转化成为现代文化,那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如果对华夏文化的阴影,在理论上不敢彻底批判,在制度上无法严格防止,那么,我们将背着阴影遗产进入第三个千年纪。
——《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周有光讽刺语文也分层
教育,不只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成为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到俄罗斯成为残暴的斯大林主义,这显然是不同的历史背景产生不同的历史后果。
——周有光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发展路径
社会主义理想还没成为事实。斯大林建成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苏联瓦解后,俄罗斯上接帝俄的民主传统,从头建设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自然趋势。
——周有光评社会发展阶段
死后平反的精神胜利是东方特有的历史传统。
——周有光评苏联为布哈林平反
“与时”,不墨守历史成规;“俱进”,改革开放,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行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经济从工业化进步到信息化;政治从专制制度进步到民主制度;文化从知识禁锢进步到知识解放。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脉搏。
——周有光谈如何与时俱进
如果不是亲自在美国和日本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和“没有工人的工厂”,我将继续高呼“耕者有其田”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周有光评信息化的作用
21世纪不会再出现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是宣传,不是真实。 ——周有光谈信息和真相
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怕批评的不是真理,而是未能适应时代的宗教和教条。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是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拘一格、奋力求进的“与时俱进”的时代。
——《学写八股文》
“东洋”怎么变成了“西方”?“这要感谢日本打了败仗!”“败仗,打掉了军阀,打掉了财阀,打掉了出身和身分,逼迫人民作知识和技能的竞争。这样,东洋就变成了西方。”
——周有光评日本因战败而“无心插柳柳成荫”
社会科学为什么不容易得到公认,就是因为许多国家,他的统治阶级是特权阶级,如要服从社会科学原理,他就得放弃他的特权,这是特权和真理的矛盾。
——周有光谈民主之难
可是到了民主制度,政治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本是三纲,君为臣纲嘛,现在变为官为民仆,做官的成了人民的仆人,这不是倒过来了嘛?所以时代发展对特权者越来越不利。
——周有光谈民主大势
在美国,你若是一个大学教授,很被看重;你要是一个做官的就不被看重。专制国家则完全相反,做官的最重要。
——周有光谈制度决定认识
为什么在200年间美国就能建成一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是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先进的自然科学。用先进社会科学建立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就能发展自然科学。为什么欧洲反而不行呢?历史的包袱。
——周有光谈社会科学的作用
中国的问题,历来从中国看中国那永远说不清楚,得从世界看中国。包袱越重的国家,越难往前走。
——周有光谈话语禁忌和全球世界观
冯骥才
连我们大地上的文化记忆也被戏说了，而且要被凭空“胡说”了。这不可怕吗？想一想，我们的文化被一再戏说、被伪造，还能“博大精深”吗？千万别再去营造虚假的、快餐式的文化记忆了，别再去“忽悠”我们的历史了。
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于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
冯骥才委员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的思想上也会随之产生一些波动，更加注重物质利益的追求，从而忽视了继承和保护祖先遗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根,作为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继承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写下了激扬一代中国人的巨作《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而今天，梁启超曾寄望的少年具有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豪壮、造世界、“常思将来”、“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的气质都在这一代身上依稀地看见。可是，代价是他们身上的中国传统日趋稀薄，他们身上的特质与个体不复存在，中国味淡不可闻。到哪里才能找回我们丢失的传统？怎么样才能写出一篇《新少年中国》，而不仅仅是《少年全球化》？
传统文化清单上我们遗失了什么
【忠孝仁义信礼智勇】
何为忠孝仁义？何为信礼智勇？现在只有在台北的大街看路牌才能见到它们了。“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要维护的那个轶序不再回来，也切断了我们与“忠孝仁义”的关联。“信礼智勇”好歹还是一个各社会通用的生存哲学和基本要求，但我们嫁接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在儒家的词语外壳下，内涵不再。
古人曾把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奋斗、快乐、自由通通比道德来得重要；现在的孩子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忙。
【四书五经】
从前，作为书生15岁之前便要把四书五经烂熟于心，几乎都是群“拜经教”，他们对经典的了解，足以让今天的古代文学博士生绝望。1912年1月19日，当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的时候，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壮举；作为后果，近一个世纪后，已经没有多少人回答得出来什么是四书五经了。孩子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支柱思想体系，一头雾水。现在，舒乙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现代私塾馆，专门教授四书五经。
【任侠之气】
何为任侠？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在，与君痛饮三百杯”；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是荆轲、是聂政、是专诸、是李白、是一饭之恩的漂母、是救过伍子胥的渔女。不过，今天他们都在风中消散。再不见独行万里为曾允朋友一诺的男人，再也没有了“拼将一生休，尽君今日欢”的女子。高晓松在他《青春无悔》的文案里这样幽幽地写道。
从小就被教导明哲保身，不要相信别人，何来的狂狷豪迈之气？何来风流洒脱的风骨？从来没有过年少轻狂，青春就是不完整的青春，读再多的金庸古龙也不管用。
【匹夫有责】
对家庭负责、对族人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风气负责„„这是古人肩上的N座大山。而今天，我们既没有为别人奉献的义务，也没有权利向别人索取，只能为自己负责。《大学》开篇就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今天成为镜花水月，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和平时期更像是一句空谈。于是，我们坚持不长大，看日本漫画，听Twins，玩PUPA或Hello Kitty，穿满身口袋的阔脚裤，口号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咄咄逼人的自由泛滥，让责任感处处失守。而年方10岁的那一拨孩子，耳濡目染的是这一代人放任自流、无限延长的青春期，他们怎么会知道责任感是何物呢？
【诗词曲赋】
如果上世纪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里才开始接触到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有点迟了？《全唐诗》有42863首，《全宋词》有19990首，李白有诗900余首，陆游有诗6000多首，这还只是中国诗词曲赋的一点零头。然而，我们直到中学毕业所背的还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样的小情调，如何让我们爱慕上我们的浩
瀚诗海呢？
不是说古典诗词应被广泛应用，但它从我们的视野里大跨度地撤退、消失，就是这个社会审美能力的丧失。一个从小就被“涉江采芙蓉”、“袅情丝吹来闲庭院”、“醉里挑灯看剑”这样的情韵滋养着的孩子，他们长大以后，心灵或许不至于那么麻木、冷漠。
【琴棋书画】
现在，年轻有为的形象是年少多金，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懂得如何赚钱还要懂得如何花钱，再也不是纳兰容若那种精通琴棋书画的浊世佳公子了。成人的价值取向在下一代人身上复制，甚至强化。学琴(指的是钢琴而非古筝)一定要考级，下棋除非是想成为常昊那样的国手，书画是少年宫的常备项目，为的是升学时加分„„那种初始的风雅在父母们的鸡毛掸子和考级的压力下，已经被扭曲，再也保持不了它们唯美的形状了。
【孔融让梨】
“孔融为什么让梨？”“是因为大的梨是坏的。”那个古执而陈腐的孔融如果听到现在的孩子这样回答，肯定气得在棺材里跳起来。是的，传统的道德范式正在流失。90年代的孩子被教导：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几乎从懂事开始就置身于竞争当中，天生就是达尔文主义者。三年级的孩子每周要上40节课，每天要练3小时的琴，六年级的孩子每天做功课到深夜12点，初二的孩子课外还要参加数学竞赛、英语演讲比赛、学生会竞选„„他如何能够说：同学，第一名我不要，让给你吧？
没人会感激孔融。只是，当整个社会都开始认同“谦逊使人落后”这种工业文明的价值观的时候，中国古人那种曾有过的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也就湮没了。
【科举】
自隋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千百年来的寒门就是通过科举跃进龙门的。从“乡试”、“会试”到“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300多年后，废科举，兴学校，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的教育体系登堂入室。私塾成为布满历史尘蠹的老朽，而科学成了新宠。
今天私塾虽然零星地作为新闻存在着，但再也无法听见稚子朗朗的背书声了。在今日的价值取向之下，不具有实用功能的东西，孩子们兴味寡然。
【民风民俗】
过年摸门钉放鞭炮，上元吃汤圆放花灯扭秧歌，端午插艾条挂香符赛龙舟，中元盂兰盆会驱傩„„随着大城市全面禁燃鞭炮，这些节日离我们渐行渐远，孩子们的非物质所获得的野趣，也就逐渐稀释。有多少孩子还知道飘色？有多少孩子还知道台阁？
90年代生人开始相信圣诞老人了，开始在麦当劳必胜客里过生日。他们不知道阿福，没放过风筝，没见过长命锁，没上过八仙桌，没爬过大门槛，所以，传统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没有质感的，是苍白的。
季羡林
王邦维：“季老已是98岁的高龄了，在50年代最高水平的学者里面，季老师可能算是最后一个在世的学者了，所以他的离去，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谢志浩：季羡林先生在五十年代，被评选为学部委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但是，他的学问并不是五十年代最高的。北大东语系，马坚、金克木先生的学问，都要高于季羡林，只不过两位先生没有活这么大岁数。既然不是最高的，也不会是最后的，饶宗颐、吴宗济、周有光老辈学者都健在，周有光老先生都一百零四岁了，依然精神健朗，思维敏捷，富有智慧。季羡林离去，更不可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大陆，只有政治大腕儿的离去，才有可能带走一个时代的结束。知识分子，只是大背景的小点缀而已。
张殿英：他说过一句话叫我印象深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必然是东方文化带领风骚。”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季先生就提出了这样的预言，在21世纪，证实了季先生的这种预见。
谢志浩：张殿英与季羡林先生相处五十多年，耳濡目染，深受季羡林影响，季羡林主编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张殿英担任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可见受季先生之器重。季先生晚年，发愿弘扬中华文化和东方文化，让我们爱国晚辈很受鼓舞。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现在的世界是东方文化带领风骚。腐败、汽车炸弹，东方倒是带领风骚，但，这种风骚，有谁愿意要呢？本人担任《世界文明史》的课程，好像哪里拥有更好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平等，哪里就能够独领风骚，有些地方，甚至都不大拥有民主、自由和平等，还指望着在世界独领风骚，让人说什么好呢？
谢冕：他和任继愈先生都代表着北大精神：非常低调，穿着朴素的衣服，不太爱出头露面，但是他们关心的却是天下大事，像这样人格和学问都这么完整的人都离我们而去了。在这个喧嚣、热闹、浮躁的周围世界里，他们的离去使我感到很悲凉。他们做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们生活本身。
谢志浩：非常低调，穿着朴素的衣服，不太爱出头露面，这倒是很多老辈学者的风范。关心国家大事，可不是老辈学者的专利，阎步克、贺卫方先生，都是人格和学问非常完整的学者，他们的完整程度，在我看来，要比季羡林、任继愈先生高。凭什么就说美好的品质，都让季羡林、任继愈带走了呢？同辈学者中，周辅成先生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北大要是有灵魂的话，怎么可能只让一两位老先生代表呢？谢冕说，季羡林做学问就是生活本身，不是给别人看的，“东方文化独领风骚”，是季羡林先生要说给谁听的呢？“政通人和、河清海晏”又是说给谁听的呢？
温儒敏：现在很多人称季老为国学大师，一般意义这样说也可以。
谢志浩：客观地说，温儒敏先生对季羡林的定位，比较实事求是。但是，还是不够尊重事实，既然季羡林主要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对中国传统的学问，根本谈不上多少研究，为什么一般意义上可以称呼他为国学大师呢？是不是季羡林本身是什么无所谓，定位季羡林，要看我们的喜好，我们喜欢称呼季羡林为国学大师，他就应该是国学大师。中国社会已经达到什么地步，不问是非，只问利害。国学大师这一称号，在羞臊季羡林先生的同时，其实，可以看到社会的堕落。
陈平原：他有很多的论述可能再过50年才会被大家理解，是一个老人一辈子的想法。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超越了专家的边界，可以说季老是20世纪到21世纪转折点上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谢志浩：季羡林不是思想家，而是纯正的学问家，一个学问家的所说的话，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理解。陈先生，怕是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一个老人一辈子的想法，也不需要那么多年吧？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如果要界定在知识界，那么，
我本人觉得应该是李慎之、王元化，而不会是季羡林。
舒 乙：季老是位了不起的学者，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智者，我感觉万分惋惜和悲痛。 谢志浩：季羡林是位纯正的学者，不是思想家。智者必须具备理性的清明，仁者必须具备博爱的胸怀，所以，季羡林先生是仁者不是智者。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
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老舍
老舍名言：
· 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再锋利的刀刃，苦日久不磨，也会生锈。
· 熟才能生巧。写过一遍，尽管不象样子，也会带来不少好处。不断地写作才会逐渐摸到文艺创作的底。字纸篓子是我的密友，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 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
· 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
19岁当小学校长
靠一位富有而善良的人的资助，老舍9岁进了小学。老舍的小学同窗、后来的大学者罗常培形容他“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更是样样出色，成了校长最得意的弟子。所以他一毕业，才19岁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
“最伟大的字——饭”
老舍的生活一直不富裕，他曾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时间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在抗战时的重庆尤甚，那时老舍特别关心好友吴组缃先生家养的一口小花猪。小猪病了，老舍建议吃药、发汗，又专程探病，不过养猪不是为了当做宠物，而是希望到了冬天大家都能分上几斤腊肉。老舍说那年月“猪比人还贵呀!不过每逢有朋友来，老舍就不惜典当衣服买点酒菜。有一次卖了一套旧西装买了饭，碰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就顺便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一时传为笑谈。
“写着玩”写出的大师
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时写的。闲着就写点，老舍说只是“写着玩”。完稿后念给同在伦敦的许地山听，许地山笑得一塌糊涂，建议老舍寄到国内去。两三个月后郑振铎编的《小说月报》连载刊出。后来老舍又写了《赵子曰》，念给宁恩承听，他也笑得把盐当糖放到了茶里。
老舍如何写《四世同堂》
老舍在重庆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絜青询问北平沦陷后的情景。胡一次又一次讲述了北平沦陷后人民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细节为老舍酝酿新作提供了详细的背景材料。1944年元旦，老舍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京为背景的百万字小说《四世同堂》。他说：“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老舍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夏天三面受阳光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老舍说：“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头昏。”头昏和常患疟疾，到年底才写完第一部30万字的《惶惑》。1945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巴金
巴金
颁奖词：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巴金老人自80年代初被确诊患上帕金森氏症后，仍然在病魔的折磨下坚持创作。他写作时连笔都拿不稳，有时刚写几个字，手指就动不了了，要横横不出来，要撇撇不出去，老人只能用左手去推右手。26卷本的《巴金全集》、10卷本《巴金译作集》、《怀念曹禺》、《告别读者》等著作和文章，都是他在90岁以后校对完和写成的。他的创作可谓字字艰辛，字字是血。
我最不高兴的是被人当作‘名人’，仿佛很了不起，其实空无所有。好像很多人尊敬，其实谁也不了解你。„„”
关于写作——
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
我写小说从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
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关于《随想录》——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关于冰心——
我常想，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
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着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关于人生——
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关于讲真话——
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关于爱——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首先在我头脑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我爱着一切的生物，我愿意擦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关于萧珊——
三年以后，巴金把萧珊的骨灰捧回来，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沉痛地说：“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关于旅行——
其实我这个人也并不特别喜欢旅行，更不爱游山玩水。我爱写旅行记，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写生活。”
关于勇敢——
我不是战士！我能活到今天，并非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关于祖国——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感情，我提倡讲真话。
对《巴金全集》编辑王仰晨说——
我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关于衰老——
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镜子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
关于死亡——
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
柏杨
- ·“台湾人与大陆人同文同种，都使用的是华文，都是中国人！„„”
·“希望大陆的同胞多来台湾走走，能对台湾增加好印象；希望台湾的人也多到大陆去看看，增加对大陆的好印象，这样，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回大陆呢！”
- ·“就鲁迅而言，他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杂文对我影响较小„„看过鲁迅的小说，
你会感受到一种精神压力，你要思考，不会愉快，受鲁迅影响，我创作小说，也是出于爱心和使命感，不考虑有没有世俗利益。”
柏杨一生颠簸流离的命运映照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大身影。和所有那一代旧式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经历过内战连绵、国难当头。也面临两难选择，最终背井离乡，孤悬海外。作为一个大陆型知识分子，不得不蜷缩在弹丸之地的小岛，又因为这一份大陆型知识分子的情怀，在现实生活中头破血流，身陷囹圄，却依然铁骨铮铮，矢志不渝。
在柏杨之前，鲁迅先生曾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过批判，从二十四史中看出“吃人”二字。到了柏杨这里，《丑陋的中国人》如同一把银针，穿透了中国人麻木不仁的面皮，直抵脆弱敏感的神经丛，让全民都跳将起来，一起试图砸碎“酱缸”文化，让“酱缸蛆”变成美丽、勇敢、生动的大写中国人。柏杨先生对中国人观察之深刻，让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觉得恼怒，甚至感觉到了莫大的冒犯。而他对中国人观察之细致，到今天我们走亲访友时，都还会因为门口的“臭鞋大阵”而会心一笑，想起他的话来。
柏杨先生对于中国人的贡献不止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他创作的杂文随笔“倚梦闲话”、“西窗随笔”、“柏杨专栏”三大系列就达数百万余言，这还没有算上他的《中国人史纲》和《白话资治通鉴》。有人评论说，柏杨对中国人的评论有一股怨毒之气。但是，看完柏杨的书，应该能体会那种老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人民深挚的爱。不是柏杨太毒辣，而是他爱得太深沉。
台湾岛上的“职业坐牢家”之中，除了施明德之外，柏杨是数得上的一号人物。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实在是胸中郁积已久，不吐不快。他以笔为剑，与专制统治、贪官墨吏、卑污政治孕育下的陈规恶俗、数千年来被奴化、矮化丑陋的国民性作着不懈的斗争。甚至到了88岁高龄，他还因为抗议陈水扁而绝食，最后不得不被送进医院。柏杨的一生中遍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诸多重大变局，个人命运在大时代中沉沉浮浮。对于国家民族，柏杨这样的人有他自己的思考，而且愿意为了做出些许改变和进步而奋身不顾。
如今，柏杨先生埋骨台湾，终于停笔休息。在他的墓碑上应该写上这么一段话：
这里埋葬着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个美丽的中国人。他在世的时候，让所有人觉得刺痛。而没有了他，又让所有人怅然若失。
杨绛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6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智慧1：认识自己要揭穿自欺
解释：了解自己并不容易。因为头脑的智力很狡猾，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己的私欲。最佳时机是在自己毫无掩饰时，例如在梦中，在醉中，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中，或心满意足、得意忘形时，捉住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愿，看穿自己。
★智慧2：修身得允许身心和谐
解释：灵性良心管制自己时，得允许身心和谐。肉体需要“饮食男女”，不得满足，人就会病死；强烈的感情不得发泄，人就会发疯。
王蒙的讲话，大家喜欢听，因为风趣，因为真诚。正如他在发言中所说：要“提倡活泼生动、富有新意的文风，提倡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说有新意的话。”这应该是对所有政协委员的希望和要求。我想，人人都像王蒙那样机智风趣，恐怕不可能，但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说有新意的话，是应该可以要求的。孩子们学大人腔说陈词滥调，引人发笑，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果也说陈词滥调，那就令人厌恶了
我喜爱王蒙，不仅是他的文章饱含深情，充满创造与自悟，而且我读懂了他拥有一颗温暖、时刻感恩着的心灵。王蒙年轻时在“文革”期间被批判过，也受过一些委屈，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活在不平里、活在报复里、活在仇恨里，他深深懂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歌颂光明”的道理。
王蒙的坦然与光明是一种超越，一种人生境界，是承担一切忧患与痛苦之后的清明，是遭受一切坎坷而后艰辛的踏实，是对于一切人生苦难的承受与面对一切人生困厄的自信，是把一切责任、一切使命、一切批评和奋斗视为日常生活的平常、平淡、平凡。
王蒙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石，尤其是我们的汉语，属于独特的词根语――汉藏语系，而我们的汉字，集表意、表形、表音于一体，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更是我们的瑰宝，是我们的独特文化传统的根基，它的构词与句法语法与我们的传统思维模式关系极大。汉字更是我们伟大古国凝聚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正大张旗鼓地宣传弘扬传统文化，然而，语言文字的一些状况却令人担忧，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路遥
在《人生》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后，路遥却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痛苦不已。他在构思一部大书，也就是《平凡的世界》。为写作这部书，他幽闭自己6年，完全是在用生命写作。当书终于完成，病也从此生根，他的书是用命换来的。而面对死亡，路遥是脆弱的，全书关于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读来让人潸然泪下。但路遥对死亡的畏惧，为的不全是一己平凡的生命，主要是自己未竟的事业。
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
读完《早晨从中午开始》，才知道《平凡的世界》是如何诞生的。才能明白路遥何以被那么多的读者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敬佩，他不仅在用灵魂与心灵写作，同样被大幅度损耗的，还有他的身体。
初读《人生》时，因为作者在开篇引用了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其实我们都在走这条人生路，在这条人生路上也会遇到很多岔路口，我们在选择之前也会迷茫失措，也许也会和主人公犯同样的错误，说白了这就是人生！唯一和主人公不同的是我们在选择之前看到了《人生》这本书，它会让我们在选择的时侯，三思而后行！
周有光的一生，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业余”胜过“专业”，他本是学经济的，改行后，在语言文字学上的建树超过了专业之士；他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渊博，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以致百龄之身还能再创辉煌。再就是他的长寿之道了，他认为人之长寿，家庭和睦很重要，“夫妇间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更重要的是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他说遇事“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张允和心脏病猝发而逝，他初觉晴天霹雳，后悟觉“个体死亡是群体发展的条件”，就坦然面对。感悟出人生的真谛：“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103岁的周有光说：“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越来越少。
周有光笑言自己是有书无斋，尽管四间房间全被用来放书，但他还是觉得那算不上真正的书房。被其命名为书房的，是一个9平米的小房间。不讲究摆设，不讲究整齐划一。
人与书，俱不老
周先生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完美的人格品质。早年间，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他放弃了本来的专业方向，毅然投入文字改革事业中。半个世纪以来，周先生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耄耋之年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至今思维敏捷，眼界超前，笔耕不辍，对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和管理的后辈是极大的鼓舞鞭策
语录：美国的理想是建立民主世界。伊朗的理想是建立地上天国。苏联的理想是建立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想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
——《全球化和大同理想》
现代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学术科学化,生活电气化,信息网络化。现代文化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流。
——《全球化时代的华夏文化》
抛弃皇冠,人人平等,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倒退到原始社会?人人平等的社会需要用法律来作为粘合剂,使自由成为有规律的活动,自由决不是胡作非为的别名。
——周有光评论美国脱离英国王朝独立
“自由就是动力”。这一点没有疑问。发明创造是不能用政府命令来催生的。政府所能做的是保护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发明创造。
——周有光评论自由和发明的关系
赫鲁晓夫的儿子过了60岁之后,申请移民美国,在入籍考试的20个题目中,答对了19个,可是1个答错了:他不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闹了笑话。这不能怪赫鲁晓夫的儿子,要怪苏联的政治教科书上不许谈“三权分立”。
——周有光谈苏联的一党专制
希特勒是侵略者;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周有光评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
五四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只要“赛先生”,不要“德先生”。清朝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是“封建为体、枪炮为用”。解放后实行“向苏联一边倒”,马列主义是西化不是东化,“一边倒”是“全盘苏化”。
——周有光评全盘西化论
反对信佛而香火大盛。禁听邓丽君而邓丽君之风流行。简化汉字而繁体字复活。停止发行的小说一抢而空。传得最广的消息是小道消息。塞之而流,禁之而行,这也是文化运动
的一种规律。
——周有光谈文化图腾和文化禁忌现象
地球缩小了。东西方文化正在汇流成世界文化。今天“洋为中用”,明天“中为洋用”,后天“中洋共用”。问题不在“中”或“洋”,问题在“用”。
——《漫谈“西化”》
“改革”就是打破“框框”。要使改革成功,还要打破更多的“框框”,从自己建筑起来的“圈套”中走出来。重新考虑如何“接待”赛先生,这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
——《科学的一元性——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为封建制度服务了2500年的华夏文化,要想转化成为现代文化,那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如果对华夏文化的阴影,在理论上不敢彻底批判,在制度上无法严格防止,那么,我们将背着阴影遗产进入第三个千年纪。
——《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周有光讽刺语文也分层
教育,不只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成为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到俄罗斯成为残暴的斯大林主义,这显然是不同的历史背景产生不同的历史后果。
——周有光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发展路径
社会主义理想还没成为事实。斯大林建成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苏联瓦解后,俄罗斯上接帝俄的民主传统,从头建设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自然趋势。
——周有光评社会发展阶段
死后平反的精神胜利是东方特有的历史传统。
——周有光评苏联为布哈林平反
“与时”,不墨守历史成规;“俱进”,改革开放,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行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经济从工业化进步到信息化;政治从专制制度进步到民主制度;文化从知识禁锢进步到知识解放。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脉搏。
——周有光谈如何与时俱进
如果不是亲自在美国和日本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和“没有工人的工厂”,我将继续高呼“耕者有其田”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周有光评信息化的作用
21世纪不会再出现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是宣传,不是真实。 ——周有光谈信息和真相
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怕批评的不是真理,而是未能适应时代的宗教和教条。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是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拘一格、奋力求进的“与时俱进”的时代。
——《学写八股文》
“东洋”怎么变成了“西方”?“这要感谢日本打了败仗!”“败仗,打掉了军阀,打掉了财阀,打掉了出身和身分,逼迫人民作知识和技能的竞争。这样,东洋就变成了西方。”
——周有光评日本因战败而“无心插柳柳成荫”
社会科学为什么不容易得到公认,就是因为许多国家,他的统治阶级是特权阶级,如要服从社会科学原理,他就得放弃他的特权,这是特权和真理的矛盾。
——周有光谈民主之难
可是到了民主制度,政治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本是三纲,君为臣纲嘛,现在变为官为民仆,做官的成了人民的仆人,这不是倒过来了嘛?所以时代发展对特权者越来越不利。
——周有光谈民主大势
在美国,你若是一个大学教授,很被看重;你要是一个做官的就不被看重。专制国家则完全相反,做官的最重要。
——周有光谈制度决定认识
为什么在200年间美国就能建成一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是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先进的自然科学。用先进社会科学建立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就能发展自然科学。为什么欧洲反而不行呢?历史的包袱。
——周有光谈社会科学的作用
中国的问题,历来从中国看中国那永远说不清楚,得从世界看中国。包袱越重的国家,越难往前走。
——周有光谈话语禁忌和全球世界观
冯骥才
连我们大地上的文化记忆也被戏说了，而且要被凭空“胡说”了。这不可怕吗？想一想，我们的文化被一再戏说、被伪造，还能“博大精深”吗？千万别再去营造虚假的、快餐式的文化记忆了，别再去“忽悠”我们的历史了。
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于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
冯骥才委员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的思想上也会随之产生一些波动，更加注重物质利益的追求，从而忽视了继承和保护祖先遗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根,作为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继承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写下了激扬一代中国人的巨作《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而今天，梁启超曾寄望的少年具有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豪壮、造世界、“常思将来”、“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的气质都在这一代身上依稀地看见。可是，代价是他们身上的中国传统日趋稀薄，他们身上的特质与个体不复存在，中国味淡不可闻。到哪里才能找回我们丢失的传统？怎么样才能写出一篇《新少年中国》，而不仅仅是《少年全球化》？
传统文化清单上我们遗失了什么
【忠孝仁义信礼智勇】
何为忠孝仁义？何为信礼智勇？现在只有在台北的大街看路牌才能见到它们了。“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要维护的那个轶序不再回来，也切断了我们与“忠孝仁义”的关联。“信礼智勇”好歹还是一个各社会通用的生存哲学和基本要求，但我们嫁接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在儒家的词语外壳下，内涵不再。
古人曾把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奋斗、快乐、自由通通比道德来得重要；现在的孩子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忙。
【四书五经】
从前，作为书生15岁之前便要把四书五经烂熟于心，几乎都是群“拜经教”，他们对经典的了解，足以让今天的古代文学博士生绝望。1912年1月19日，当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的时候，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壮举；作为后果，近一个世纪后，已经没有多少人回答得出来什么是四书五经了。孩子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支柱思想体系，一头雾水。现在，舒乙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现代私塾馆，专门教授四书五经。
【任侠之气】
何为任侠？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在，与君痛饮三百杯”；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是荆轲、是聂政、是专诸、是李白、是一饭之恩的漂母、是救过伍子胥的渔女。不过，今天他们都在风中消散。再不见独行万里为曾允朋友一诺的男人，再也没有了“拼将一生休，尽君今日欢”的女子。高晓松在他《青春无悔》的文案里这样幽幽地写道。
从小就被教导明哲保身，不要相信别人，何来的狂狷豪迈之气？何来风流洒脱的风骨？从来没有过年少轻狂，青春就是不完整的青春，读再多的金庸古龙也不管用。
【匹夫有责】
对家庭负责、对族人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风气负责„„这是古人肩上的N座大山。而今天，我们既没有为别人奉献的义务，也没有权利向别人索取，只能为自己负责。《大学》开篇就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今天成为镜花水月，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和平时期更像是一句空谈。于是，我们坚持不长大，看日本漫画，听Twins，玩PUPA或Hello Kitty，穿满身口袋的阔脚裤，口号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咄咄逼人的自由泛滥，让责任感处处失守。而年方10岁的那一拨孩子，耳濡目染的是这一代人放任自流、无限延长的青春期，他们怎么会知道责任感是何物呢？
【诗词曲赋】
如果上世纪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里才开始接触到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有点迟了？《全唐诗》有42863首，《全宋词》有19990首，李白有诗900余首，陆游有诗6000多首，这还只是中国诗词曲赋的一点零头。然而，我们直到中学毕业所背的还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样的小情调，如何让我们爱慕上我们的浩
瀚诗海呢？
不是说古典诗词应被广泛应用，但它从我们的视野里大跨度地撤退、消失，就是这个社会审美能力的丧失。一个从小就被“涉江采芙蓉”、“袅情丝吹来闲庭院”、“醉里挑灯看剑”这样的情韵滋养着的孩子，他们长大以后，心灵或许不至于那么麻木、冷漠。
【琴棋书画】
现在，年轻有为的形象是年少多金，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懂得如何赚钱还要懂得如何花钱，再也不是纳兰容若那种精通琴棋书画的浊世佳公子了。成人的价值取向在下一代人身上复制，甚至强化。学琴(指的是钢琴而非古筝)一定要考级，下棋除非是想成为常昊那样的国手，书画是少年宫的常备项目，为的是升学时加分„„那种初始的风雅在父母们的鸡毛掸子和考级的压力下，已经被扭曲，再也保持不了它们唯美的形状了。
【孔融让梨】
“孔融为什么让梨？”“是因为大的梨是坏的。”那个古执而陈腐的孔融如果听到现在的孩子这样回答，肯定气得在棺材里跳起来。是的，传统的道德范式正在流失。90年代的孩子被教导：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几乎从懂事开始就置身于竞争当中，天生就是达尔文主义者。三年级的孩子每周要上40节课，每天要练3小时的琴，六年级的孩子每天做功课到深夜12点，初二的孩子课外还要参加数学竞赛、英语演讲比赛、学生会竞选„„他如何能够说：同学，第一名我不要，让给你吧？
没人会感激孔融。只是，当整个社会都开始认同“谦逊使人落后”这种工业文明的价值观的时候，中国古人那种曾有过的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也就湮没了。
【科举】
自隋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千百年来的寒门就是通过科举跃进龙门的。从“乡试”、“会试”到“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300多年后，废科举，兴学校，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的教育体系登堂入室。私塾成为布满历史尘蠹的老朽，而科学成了新宠。
今天私塾虽然零星地作为新闻存在着，但再也无法听见稚子朗朗的背书声了。在今日的价值取向之下，不具有实用功能的东西，孩子们兴味寡然。
【民风民俗】
过年摸门钉放鞭炮，上元吃汤圆放花灯扭秧歌，端午插艾条挂香符赛龙舟，中元盂兰盆会驱傩„„随着大城市全面禁燃鞭炮，这些节日离我们渐行渐远，孩子们的非物质所获得的野趣，也就逐渐稀释。有多少孩子还知道飘色？有多少孩子还知道台阁？
90年代生人开始相信圣诞老人了，开始在麦当劳必胜客里过生日。他们不知道阿福，没放过风筝，没见过长命锁，没上过八仙桌，没爬过大门槛，所以，传统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没有质感的，是苍白的。
季羡林
王邦维：“季老已是98岁的高龄了，在50年代最高水平的学者里面，季老师可能算是最后一个在世的学者了，所以他的离去，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谢志浩：季羡林先生在五十年代，被评选为学部委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但是，他的学问并不是五十年代最高的。北大东语系，马坚、金克木先生的学问，都要高于季羡林，只不过两位先生没有活这么大岁数。既然不是最高的，也不会是最后的，饶宗颐、吴宗济、周有光老辈学者都健在，周有光老先生都一百零四岁了，依然精神健朗，思维敏捷，富有智慧。季羡林离去，更不可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大陆，只有政治大腕儿的离去，才有可能带走一个时代的结束。知识分子，只是大背景的小点缀而已。
张殿英：他说过一句话叫我印象深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必然是东方文化带领风骚。”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季先生就提出了这样的预言，在21世纪，证实了季先生的这种预见。
谢志浩：张殿英与季羡林先生相处五十多年，耳濡目染，深受季羡林影响，季羡林主编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张殿英担任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可见受季先生之器重。季先生晚年，发愿弘扬中华文化和东方文化，让我们爱国晚辈很受鼓舞。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现在的世界是东方文化带领风骚。腐败、汽车炸弹，东方倒是带领风骚，但，这种风骚，有谁愿意要呢？本人担任《世界文明史》的课程，好像哪里拥有更好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平等，哪里就能够独领风骚，有些地方，甚至都不大拥有民主、自由和平等，还指望着在世界独领风骚，让人说什么好呢？
谢冕：他和任继愈先生都代表着北大精神：非常低调，穿着朴素的衣服，不太爱出头露面，但是他们关心的却是天下大事，像这样人格和学问都这么完整的人都离我们而去了。在这个喧嚣、热闹、浮躁的周围世界里，他们的离去使我感到很悲凉。他们做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们生活本身。
谢志浩：非常低调，穿着朴素的衣服，不太爱出头露面，这倒是很多老辈学者的风范。关心国家大事，可不是老辈学者的专利，阎步克、贺卫方先生，都是人格和学问非常完整的学者，他们的完整程度，在我看来，要比季羡林、任继愈先生高。凭什么就说美好的品质，都让季羡林、任继愈带走了呢？同辈学者中，周辅成先生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北大要是有灵魂的话，怎么可能只让一两位老先生代表呢？谢冕说，季羡林做学问就是生活本身，不是给别人看的，“东方文化独领风骚”，是季羡林先生要说给谁听的呢？“政通人和、河清海晏”又是说给谁听的呢？
温儒敏：现在很多人称季老为国学大师，一般意义这样说也可以。
谢志浩：客观地说，温儒敏先生对季羡林的定位，比较实事求是。但是，还是不够尊重事实，既然季羡林主要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对中国传统的学问，根本谈不上多少研究，为什么一般意义上可以称呼他为国学大师呢？是不是季羡林本身是什么无所谓，定位季羡林，要看我们的喜好，我们喜欢称呼季羡林为国学大师，他就应该是国学大师。中国社会已经达到什么地步，不问是非，只问利害。国学大师这一称号，在羞臊季羡林先生的同时，其实，可以看到社会的堕落。
陈平原：他有很多的论述可能再过50年才会被大家理解，是一个老人一辈子的想法。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超越了专家的边界，可以说季老是20世纪到21世纪转折点上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谢志浩：季羡林不是思想家，而是纯正的学问家，一个学问家的所说的话，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理解。陈先生，怕是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一个老人一辈子的想法，也不需要那么多年吧？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如果要界定在知识界，那么，
我本人觉得应该是李慎之、王元化，而不会是季羡林。
舒 乙：季老是位了不起的学者，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智者，我感觉万分惋惜和悲痛。 谢志浩：季羡林是位纯正的学者，不是思想家。智者必须具备理性的清明，仁者必须具备博爱的胸怀，所以，季羡林先生是仁者不是智者。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
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老舍
老舍名言：
· 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再锋利的刀刃，苦日久不磨，也会生锈。
· 熟才能生巧。写过一遍，尽管不象样子，也会带来不少好处。不断地写作才会逐渐摸到文艺创作的底。字纸篓子是我的密友，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 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
· 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
19岁当小学校长
靠一位富有而善良的人的资助，老舍9岁进了小学。老舍的小学同窗、后来的大学者罗常培形容他“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更是样样出色，成了校长最得意的弟子。所以他一毕业，才19岁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
“最伟大的字——饭”
老舍的生活一直不富裕，他曾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时间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在抗战时的重庆尤甚，那时老舍特别关心好友吴组缃先生家养的一口小花猪。小猪病了，老舍建议吃药、发汗，又专程探病，不过养猪不是为了当做宠物，而是希望到了冬天大家都能分上几斤腊肉。老舍说那年月“猪比人还贵呀!不过每逢有朋友来，老舍就不惜典当衣服买点酒菜。有一次卖了一套旧西装买了饭，碰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就顺便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一时传为笑谈。
“写着玩”写出的大师
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时写的。闲着就写点，老舍说只是“写着玩”。完稿后念给同在伦敦的许地山听，许地山笑得一塌糊涂，建议老舍寄到国内去。两三个月后郑振铎编的《小说月报》连载刊出。后来老舍又写了《赵子曰》，念给宁恩承听，他也笑得把盐当糖放到了茶里。
老舍如何写《四世同堂》
老舍在重庆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絜青询问北平沦陷后的情景。胡一次又一次讲述了北平沦陷后人民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细节为老舍酝酿新作提供了详细的背景材料。1944年元旦，老舍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京为背景的百万字小说《四世同堂》。他说：“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老舍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夏天三面受阳光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老舍说：“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头昏。”头昏和常患疟疾，到年底才写完第一部30万字的《惶惑》。1945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巴金
巴金
颁奖词：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巴金老人自80年代初被确诊患上帕金森氏症后，仍然在病魔的折磨下坚持创作。他写作时连笔都拿不稳，有时刚写几个字，手指就动不了了，要横横不出来，要撇撇不出去，老人只能用左手去推右手。26卷本的《巴金全集》、10卷本《巴金译作集》、《怀念曹禺》、《告别读者》等著作和文章，都是他在90岁以后校对完和写成的。他的创作可谓字字艰辛，字字是血。
我最不高兴的是被人当作‘名人’，仿佛很了不起，其实空无所有。好像很多人尊敬，其实谁也不了解你。„„”
关于写作——
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
我写小说从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
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关于《随想录》——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关于冰心——
我常想，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
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着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关于人生——
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关于讲真话——
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关于爱——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首先在我头脑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我爱着一切的生物，我愿意擦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关于萧珊——
三年以后，巴金把萧珊的骨灰捧回来，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沉痛地说：“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关于旅行——
其实我这个人也并不特别喜欢旅行，更不爱游山玩水。我爱写旅行记，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写生活。”
关于勇敢——
我不是战士！我能活到今天，并非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关于祖国——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感情，我提倡讲真话。
对《巴金全集》编辑王仰晨说——
我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关于衰老——
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镜子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
关于死亡——
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
柏杨
- ·“台湾人与大陆人同文同种，都使用的是华文，都是中国人！„„”
·“希望大陆的同胞多来台湾走走，能对台湾增加好印象；希望台湾的人也多到大陆去看看，增加对大陆的好印象，这样，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回大陆呢！”
- ·“就鲁迅而言，他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杂文对我影响较小„„看过鲁迅的小说，
你会感受到一种精神压力，你要思考，不会愉快，受鲁迅影响，我创作小说，也是出于爱心和使命感，不考虑有没有世俗利益。”
柏杨一生颠簸流离的命运映照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大身影。和所有那一代旧式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经历过内战连绵、国难当头。也面临两难选择，最终背井离乡，孤悬海外。作为一个大陆型知识分子，不得不蜷缩在弹丸之地的小岛，又因为这一份大陆型知识分子的情怀，在现实生活中头破血流，身陷囹圄，却依然铁骨铮铮，矢志不渝。
在柏杨之前，鲁迅先生曾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过批判，从二十四史中看出“吃人”二字。到了柏杨这里，《丑陋的中国人》如同一把银针，穿透了中国人麻木不仁的面皮，直抵脆弱敏感的神经丛，让全民都跳将起来，一起试图砸碎“酱缸”文化，让“酱缸蛆”变成美丽、勇敢、生动的大写中国人。柏杨先生对中国人观察之深刻，让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觉得恼怒，甚至感觉到了莫大的冒犯。而他对中国人观察之细致，到今天我们走亲访友时，都还会因为门口的“臭鞋大阵”而会心一笑，想起他的话来。
柏杨先生对于中国人的贡献不止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他创作的杂文随笔“倚梦闲话”、“西窗随笔”、“柏杨专栏”三大系列就达数百万余言，这还没有算上他的《中国人史纲》和《白话资治通鉴》。有人评论说，柏杨对中国人的评论有一股怨毒之气。但是，看完柏杨的书，应该能体会那种老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人民深挚的爱。不是柏杨太毒辣，而是他爱得太深沉。
台湾岛上的“职业坐牢家”之中，除了施明德之外，柏杨是数得上的一号人物。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实在是胸中郁积已久，不吐不快。他以笔为剑，与专制统治、贪官墨吏、卑污政治孕育下的陈规恶俗、数千年来被奴化、矮化丑陋的国民性作着不懈的斗争。甚至到了88岁高龄，他还因为抗议陈水扁而绝食，最后不得不被送进医院。柏杨的一生中遍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诸多重大变局，个人命运在大时代中沉沉浮浮。对于国家民族，柏杨这样的人有他自己的思考，而且愿意为了做出些许改变和进步而奋身不顾。
如今，柏杨先生埋骨台湾，终于停笔休息。在他的墓碑上应该写上这么一段话：
这里埋葬着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个美丽的中国人。他在世的时候，让所有人觉得刺痛。而没有了他，又让所有人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