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提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二）
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这一调查报告。华国锋和汪东兴看到了这一报告，当时压了下来。眼下，华国锋却用得着这一报告了，这样可以把邓小平跟“天安门事件”区分开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不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还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华国锋派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前去看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很坚决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华国锋无奈，只得收回那前提。这样，就在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的信之后的第三天——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当然，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不久，叶剑英80寿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那天，叶剑英家中高朋满座。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来了，聂荣臻、徐向前来了。接着，邓小平赶到。
邓小平一进门，笑着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叶剑英马上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叶剑英这句话，反映了邓小平在老干部们心目中的地位——“领班”，也就是“领头人”。 那天，叶剑英80寿辰，点了8根寿烛。邓小平见了，建议再加上一根，变成9根，取“长久”之意。叶剑英家人立即又点上一根。叶剑英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华国锋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这就是说，华国锋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了。
所谓“革命”理论，原是“四人帮”伪造
就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发表不久，《人民日报》社却在该社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刊登《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调查，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伪造的！这也就意味着华国锋的理论支柱要倒塌！
据查，在毛泽东所有的讲话、所有的文章以及批示中，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提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67年11月6日中央两报一刊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所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结合当时苏联的情况，指责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接着称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自从这篇社论问世以来，就把这一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提出的。
这一社论是根据康生的点子，由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是起草者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6个要点，也是起草者用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下讲的话编成的。最令人惊讶的是，下面的这段话并非毛泽东的原话，在社论中却用黑体字排印：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按“文革”惯例，只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用黑体字排印。此后，这段话被作为“毛主席语录”广泛引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全面专政论”，正是符合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所以在社论写好后，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同意发表。这样，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后来被写入中共党章，甚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批判“四人帮”之际，《人民日报》理论部知道内情的人，便把那篇社论起草的内幕捅了出去。人们开始对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议论纷纷——尽管当时许多人认识还只是从“两个凡是”出发，停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毛泽东提出来、要不要执行这一点上，尚未去思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的是非……
复出大兴科教，批判“两个估计” 恢复一切职务，成为 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表示要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但是他还没有正式恢复职务，也没有在公众场合亮相。两个月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
后来，在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曾这样回忆说：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
第二项，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三项，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第四项，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四项决定中，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是早已所料之中的，唯有第二项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引起的震动最大。
由于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2人，即叶剑英、邓小平。这样，邓小平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实际上，由于叶剑英年事已高，邓小平很快就成了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平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在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地位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是汪东兴。邓小平从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迹般地第三次复出，一时间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不过，这时邓小平只是刚刚恢复职务，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占统治地位。
结束一年多的“沉默”， 首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会议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是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甚至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还认为“ 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十一大作准备。在会上，印发了华国锋将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其基调，便是“两个凡是”。有一个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看了报告稿，吹捧道：“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字字句句闪金光！”这话上了会议的简报。
有人辛辣地讽刺道：“那还讨论什么？我们改一个字，不就等于少闪了一道金光吗？”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这是邓小平结束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
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7年7月30日晚，在万众瞩目下，邓小平出席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头一回在群众场合露面。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看足球赛，显得很自在。
不推翻“两个估计”，就没办法抓教育革命
就在这时，充满“左”味、宣传与“旧教育”决裂的影片《决裂》仍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本是江青“藤”上的“瓜”，拍摄于“文革”年月，这时还在散布“左”毒，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汇编》又放了一炮：
那是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会议，《人民日报》派了记者去，却被轰了出去！因为在这个会上，许多人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错误的，不能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界说成是被一条“教育黑线专了政”，不能把“文革”前17年培养的学生说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情况，了6位当年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开座谈会，了解当年的《纪要》是怎样写成的。经过了解，这份《纪要》，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会议的产物，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经毛泽东审阅，于1971年8月13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纪要》。
《纪要》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左”倾观点并一系列“左”倾措施的错误文件。《纪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
一、从1949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二、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
对文艺界“左”的估计的翻版。由于这“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按照“两个凡是”，谁都不敢碰。《人民日报》记者调查这件事，触怒了招生会议的主持人。于是，下了“逐客令”。《人民日报》记者把有关情况写成“内参”，发表在《情况汇编》上。邓小平看了《情况汇编》，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
邓小平几次跟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邓小平认为，非推翻这“两个估计”不可。
“八八谈话”，向科学家们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邓小平复出不久，便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的。据当时担任方毅秘书的郭曰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1977年最热的日子里——8月6日至8月8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方毅请了30位老科学家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座谈会。
郭曰方记得，座谈会的前两天，邓小平只是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听，偶尔插问或者插话。 科学界是“文革”的“重灾区”。科学家们很激动地谈着，谈自己的心里话。他们谈到了科学界的一系列问题，谈到科学界的冤假错案，谈到“四人帮”在科学界的倒行逆施。有的科学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郭曰方记得，当时邓小平手中并无讲稿，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
邓小平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十七年的估计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邓小平的话，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尽管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仍不避“右倾翻案”之嫌，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
邓小平的8月8日的谈话，广为流传，被人们称之为“八八谈话”。
“八八谈话”，很明确地否定了“两个估计”。邓小平并不因为《纪要》是毛泽东圈定而不敢否定。邓小平坚定地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要批判“两个估计”。在邓小平看来，《纪要》必须否定，是因为“两个估计”不符合中国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
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教育部全面批判“两个估计”！
后来，邓小平又举了他自己以及“天安门事件”为例，批驳“两个凡是”，批驳《纪要》：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
尽管邓小平已经说得如此明确，可是，在当时连“天安门事件”都未公开平反，人们未敢听进邓小平的话。对此，邓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教育部的“大批判组”，终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着手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主持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罗劲柏。文章写好后，经胡乔木修改定稿。
这篇文章当时交《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起初未敢发表。后来，由于考虑到文
章中有这么一段“重要依据”，这才同意发表：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这篇文章把“两个估计”说成是“四人帮”的，而且称“两个估计”与毛泽东的估计“完全相反”。所以，文章只是着眼于批判“四人帮”，不仅只字不提《纪要》是经毛泽东“圈阅”，而且把毛泽东写成根本不同意“两个估计”！
这样，文章借助于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教育战线的那段“最高指示”，这才来批判“两个估计”！
不过，文章只是说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被“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却并未具体说明“四人帮”怎么“严密封锁”以及这些毛泽东指示现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后来，人们才从“内部传达”中得知，这些毛泽东指示是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的！那是在1971年，谢静宜向迟群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迟群在自己的笔记本记下了毛泽东的这些话。
迟群笔记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话，又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呢？
笔者在采写本书时，访问了孙长江教授。他说出鲜为人知的内情：“迟群笔记本上的记录，是我发现的！”
孙长江怎么会知道迟群笔记本上记着毛泽东的话呢？原来，孙长江在“文革”末期，曾在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编辑《教育革命与通讯》杂志（即《人民教育》杂志的前身）。粉碎“四人帮”之后，迟群受到审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笔记本。国务院科教组成立了迟群专案组。孙长江曾在迟群专案组工作过，看过迟群的笔记本。后来，孙长江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在“教育部大批判组”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时，孙长江也是作者之一。他记起在迟群笔记本上见到的那段“最高指示”。孙长江一说出这一重要线索，人们连忙从档案中翻查迟群的笔记本，果真找到了迟群所记谢静宜传达的毛泽东的话！这个笔记本交到了李琦手中，并复印送到汪东兴那里。
由于找到了这样的重要“依据”，于是，人们开始谴责迟群“封锁毛主席指示”，这才敢于去否定“两个估计”——倘若毛泽东没有说过这些话，倘若没有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毛泽东的这些话，即便邓小平已经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人们还是不敢否定“两个估计”！因为人们知道“两个估计”是毛泽东“圈阅”过的，只有找到毛泽东不同于“两个估计”的话，这才可以批判“两个估计”。
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能以“两个凡是”来反对“两个凡是”——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这下子，汪东兴也无话可说。
当然，由于那些毛泽东的指示是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的，在“两个凡是”派看来，生怕
迟群在记录时打了“折扣”，所以公开发表时标明只是“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而已。
这样，1977年第11期《红旗》杂志终于发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人民日报》于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转载。文章发表时，离邓小平关于批判“两个估计”的“八八谈话”，已整整3个月零10天了。连否定“两个估计”都这么费劲，当时“左”的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华国锋提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二）
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这一调查报告。华国锋和汪东兴看到了这一报告，当时压了下来。眼下，华国锋却用得着这一报告了，这样可以把邓小平跟“天安门事件”区分开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不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还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华国锋派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前去看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很坚决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华国锋无奈，只得收回那前提。这样，就在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的信之后的第三天——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当然，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不久，叶剑英80寿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那天，叶剑英家中高朋满座。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来了，聂荣臻、徐向前来了。接着，邓小平赶到。
邓小平一进门，笑着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叶剑英马上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叶剑英这句话，反映了邓小平在老干部们心目中的地位——“领班”，也就是“领头人”。 那天，叶剑英80寿辰，点了8根寿烛。邓小平见了，建议再加上一根，变成9根，取“长久”之意。叶剑英家人立即又点上一根。叶剑英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华国锋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这就是说，华国锋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了。
所谓“革命”理论，原是“四人帮”伪造
就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发表不久，《人民日报》社却在该社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刊登《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调查，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伪造的！这也就意味着华国锋的理论支柱要倒塌！
据查，在毛泽东所有的讲话、所有的文章以及批示中，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提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67年11月6日中央两报一刊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所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结合当时苏联的情况，指责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接着称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自从这篇社论问世以来，就把这一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提出的。
这一社论是根据康生的点子，由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是起草者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6个要点，也是起草者用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下讲的话编成的。最令人惊讶的是，下面的这段话并非毛泽东的原话，在社论中却用黑体字排印：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按“文革”惯例，只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用黑体字排印。此后，这段话被作为“毛主席语录”广泛引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全面专政论”，正是符合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所以在社论写好后，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同意发表。这样，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后来被写入中共党章，甚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批判“四人帮”之际，《人民日报》理论部知道内情的人，便把那篇社论起草的内幕捅了出去。人们开始对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议论纷纷——尽管当时许多人认识还只是从“两个凡是”出发，停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毛泽东提出来、要不要执行这一点上，尚未去思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的是非……
复出大兴科教，批判“两个估计” 恢复一切职务，成为 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表示要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但是他还没有正式恢复职务，也没有在公众场合亮相。两个月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
后来，在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曾这样回忆说：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
第二项，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三项，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第四项，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四项决定中，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是早已所料之中的，唯有第二项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引起的震动最大。
由于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2人，即叶剑英、邓小平。这样，邓小平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实际上，由于叶剑英年事已高，邓小平很快就成了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平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在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地位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是汪东兴。邓小平从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迹般地第三次复出，一时间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不过，这时邓小平只是刚刚恢复职务，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占统治地位。
结束一年多的“沉默”， 首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会议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是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甚至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还认为“ 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十一大作准备。在会上，印发了华国锋将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其基调，便是“两个凡是”。有一个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看了报告稿，吹捧道：“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字字句句闪金光！”这话上了会议的简报。
有人辛辣地讽刺道：“那还讨论什么？我们改一个字，不就等于少闪了一道金光吗？”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这是邓小平结束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
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7年7月30日晚，在万众瞩目下，邓小平出席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头一回在群众场合露面。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看足球赛，显得很自在。
不推翻“两个估计”，就没办法抓教育革命
就在这时，充满“左”味、宣传与“旧教育”决裂的影片《决裂》仍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本是江青“藤”上的“瓜”，拍摄于“文革”年月，这时还在散布“左”毒，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汇编》又放了一炮：
那是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会议，《人民日报》派了记者去，却被轰了出去！因为在这个会上，许多人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错误的，不能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界说成是被一条“教育黑线专了政”，不能把“文革”前17年培养的学生说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情况，了6位当年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开座谈会，了解当年的《纪要》是怎样写成的。经过了解，这份《纪要》，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会议的产物，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经毛泽东审阅，于1971年8月13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纪要》。
《纪要》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左”倾观点并一系列“左”倾措施的错误文件。《纪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
一、从1949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二、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
对文艺界“左”的估计的翻版。由于这“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按照“两个凡是”，谁都不敢碰。《人民日报》记者调查这件事，触怒了招生会议的主持人。于是，下了“逐客令”。《人民日报》记者把有关情况写成“内参”，发表在《情况汇编》上。邓小平看了《情况汇编》，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
邓小平几次跟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邓小平认为，非推翻这“两个估计”不可。
“八八谈话”，向科学家们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邓小平复出不久，便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的。据当时担任方毅秘书的郭曰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1977年最热的日子里——8月6日至8月8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方毅请了30位老科学家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座谈会。
郭曰方记得，座谈会的前两天，邓小平只是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听，偶尔插问或者插话。 科学界是“文革”的“重灾区”。科学家们很激动地谈着，谈自己的心里话。他们谈到了科学界的一系列问题，谈到科学界的冤假错案，谈到“四人帮”在科学界的倒行逆施。有的科学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郭曰方记得，当时邓小平手中并无讲稿，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
邓小平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十七年的估计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邓小平的话，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尽管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仍不避“右倾翻案”之嫌，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
邓小平的8月8日的谈话，广为流传，被人们称之为“八八谈话”。
“八八谈话”，很明确地否定了“两个估计”。邓小平并不因为《纪要》是毛泽东圈定而不敢否定。邓小平坚定地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要批判“两个估计”。在邓小平看来，《纪要》必须否定，是因为“两个估计”不符合中国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
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教育部全面批判“两个估计”！
后来，邓小平又举了他自己以及“天安门事件”为例，批驳“两个凡是”，批驳《纪要》：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
尽管邓小平已经说得如此明确，可是，在当时连“天安门事件”都未公开平反，人们未敢听进邓小平的话。对此，邓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教育部的“大批判组”，终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着手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主持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罗劲柏。文章写好后，经胡乔木修改定稿。
这篇文章当时交《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起初未敢发表。后来，由于考虑到文
章中有这么一段“重要依据”，这才同意发表：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这篇文章把“两个估计”说成是“四人帮”的，而且称“两个估计”与毛泽东的估计“完全相反”。所以，文章只是着眼于批判“四人帮”，不仅只字不提《纪要》是经毛泽东“圈阅”，而且把毛泽东写成根本不同意“两个估计”！
这样，文章借助于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教育战线的那段“最高指示”，这才来批判“两个估计”！
不过，文章只是说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被“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却并未具体说明“四人帮”怎么“严密封锁”以及这些毛泽东指示现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后来，人们才从“内部传达”中得知，这些毛泽东指示是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的！那是在1971年，谢静宜向迟群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迟群在自己的笔记本记下了毛泽东的这些话。
迟群笔记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话，又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呢？
笔者在采写本书时，访问了孙长江教授。他说出鲜为人知的内情：“迟群笔记本上的记录，是我发现的！”
孙长江怎么会知道迟群笔记本上记着毛泽东的话呢？原来，孙长江在“文革”末期，曾在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编辑《教育革命与通讯》杂志（即《人民教育》杂志的前身）。粉碎“四人帮”之后，迟群受到审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笔记本。国务院科教组成立了迟群专案组。孙长江曾在迟群专案组工作过，看过迟群的笔记本。后来，孙长江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在“教育部大批判组”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时，孙长江也是作者之一。他记起在迟群笔记本上见到的那段“最高指示”。孙长江一说出这一重要线索，人们连忙从档案中翻查迟群的笔记本，果真找到了迟群所记谢静宜传达的毛泽东的话！这个笔记本交到了李琦手中，并复印送到汪东兴那里。
由于找到了这样的重要“依据”，于是，人们开始谴责迟群“封锁毛主席指示”，这才敢于去否定“两个估计”——倘若毛泽东没有说过这些话，倘若没有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毛泽东的这些话，即便邓小平已经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人们还是不敢否定“两个估计”！因为人们知道“两个估计”是毛泽东“圈阅”过的，只有找到毛泽东不同于“两个估计”的话，这才可以批判“两个估计”。
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能以“两个凡是”来反对“两个凡是”——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这下子，汪东兴也无话可说。
当然，由于那些毛泽东的指示是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的，在“两个凡是”派看来，生怕
迟群在记录时打了“折扣”，所以公开发表时标明只是“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而已。
这样，1977年第11期《红旗》杂志终于发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人民日报》于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转载。文章发表时，离邓小平关于批判“两个估计”的“八八谈话”，已整整3个月零10天了。连否定“两个估计”都这么费劲，当时“左”的阻力之大，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