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是个十分用心的委员。去年，他绘制的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以清晰的图表向广州四十多个部门领导展示了漫长的审批历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昨天的广州市政协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他再次亮出“人在‘证’途”，反映公民的证件多、办证难问题。 经过四个多月的调查，曹志伟发现，从准生证、出生证到火化证、骨灰存放证，人一生中大约要办一百零三个常见的证件，要经过十八部委、三十九处室，盖一百多个章，要交二十八项办证费，提交五十张照片，七十三次身份证明。曹志伟还搬出一个装满一百零三个大小不一证件的箱子，以实证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我们是如此地需要各种证件来证明自己，以至于催生了地下办证“产业”：在墙壁、灯柱和路面上，那些“牛皮癣”式的贴纸大半是“办证”广告。地下办证作坊满足了伪证的需求，也缓解了一些“办证难”问题。但假证件能够发挥作用，说明真证件可有可无；证件能够用来骗人，又反映了我们已从“依赖证”恶化为“依赖症”。 “办证多”的随从是“办证难”。一位在北京工作的青年要办因私护照，由于在北京缴纳社保不足一年，按规定必须回到距北京三百多公里的老家办理。为了一个证，他要办理和出示五个证：无犯罪证明，公司在职证明，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外派人员资格证明，本地身份证……他用了大半年时间，来接受办事人员的黑脸和刁难的考验。 郑州市的一位准妈妈为了一份准生证，要先到街道办事处开初婚证明，再拿着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男方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婚育情况等证明，最后耗时四个多月才办成准生证，而她是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走完“办证长征”的。 办一个证为什么要出示那么多的证？这里潜藏了一种畸形的心理――被需要的心理。在那些工作人员看来，如果让办证者轻轻松松地完成办证，似乎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就通过“卡”、“刁”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权力的力量。 有需要就会有索求。要克服办证障碍，自然就得请客送礼找关系了。即便没有利益授受，通过延宕的过程也会加重人情的砝码，以期获得相应的报偿。 证件繁多，给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以生存的理由；而拖而不办，又给了他们持续的存在感。我们的行政机构也因此从办事变成了“绊事”：在磕磕绊绊的办事过程中，获得虐人的快感，催生需求的回报。 证件缠身其实还有其历史渊源。在“阶级斗争”年代，每个人都不被信任，都可能是不良分子，因此在人与人、人与机构、本地与外地发生对接时，都必须亮出证件验明正身，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 后来“阶级斗争”尽管不再成为口号，但它的后遗症仍在继续，“敌对意识”仍不时左右人们观事辨人的标尺。当坑蒙拐骗案件频发、信任出现危机时，人就更无法自证清白而需要多重他证了。身份证不足以证明身份，工作证不能够证明工作，就只能依靠机关团体或单位的各种公章来交叉证明了。 公民无法自证，时时处处都需要各种证件来交互印证，这既是社会信用的悲哀，更是社会管理的病症。 【选自搜狐博客】
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是个十分用心的委员。去年，他绘制的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以清晰的图表向广州四十多个部门领导展示了漫长的审批历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昨天的广州市政协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他再次亮出“人在‘证’途”，反映公民的证件多、办证难问题。 经过四个多月的调查，曹志伟发现，从准生证、出生证到火化证、骨灰存放证，人一生中大约要办一百零三个常见的证件，要经过十八部委、三十九处室，盖一百多个章，要交二十八项办证费，提交五十张照片，七十三次身份证明。曹志伟还搬出一个装满一百零三个大小不一证件的箱子，以实证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我们是如此地需要各种证件来证明自己，以至于催生了地下办证“产业”：在墙壁、灯柱和路面上，那些“牛皮癣”式的贴纸大半是“办证”广告。地下办证作坊满足了伪证的需求，也缓解了一些“办证难”问题。但假证件能够发挥作用，说明真证件可有可无；证件能够用来骗人，又反映了我们已从“依赖证”恶化为“依赖症”。 “办证多”的随从是“办证难”。一位在北京工作的青年要办因私护照，由于在北京缴纳社保不足一年，按规定必须回到距北京三百多公里的老家办理。为了一个证，他要办理和出示五个证：无犯罪证明，公司在职证明，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外派人员资格证明，本地身份证……他用了大半年时间，来接受办事人员的黑脸和刁难的考验。 郑州市的一位准妈妈为了一份准生证，要先到街道办事处开初婚证明，再拿着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男方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婚育情况等证明，最后耗时四个多月才办成准生证，而她是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走完“办证长征”的。 办一个证为什么要出示那么多的证？这里潜藏了一种畸形的心理――被需要的心理。在那些工作人员看来，如果让办证者轻轻松松地完成办证，似乎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就通过“卡”、“刁”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权力的力量。 有需要就会有索求。要克服办证障碍，自然就得请客送礼找关系了。即便没有利益授受，通过延宕的过程也会加重人情的砝码，以期获得相应的报偿。 证件繁多，给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以生存的理由；而拖而不办，又给了他们持续的存在感。我们的行政机构也因此从办事变成了“绊事”：在磕磕绊绊的办事过程中，获得虐人的快感，催生需求的回报。 证件缠身其实还有其历史渊源。在“阶级斗争”年代，每个人都不被信任，都可能是不良分子，因此在人与人、人与机构、本地与外地发生对接时，都必须亮出证件验明正身，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 后来“阶级斗争”尽管不再成为口号，但它的后遗症仍在继续，“敌对意识”仍不时左右人们观事辨人的标尺。当坑蒙拐骗案件频发、信任出现危机时，人就更无法自证清白而需要多重他证了。身份证不足以证明身份，工作证不能够证明工作，就只能依靠机关团体或单位的各种公章来交叉证明了。 公民无法自证，时时处处都需要各种证件来交互印证，这既是社会信用的悲哀，更是社会管理的病症。 【选自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