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介南
在我国东南亚研究界，有一位不求文达，自甘寂寞，默默从事泰国史研究的忠厚长者。他无响亮的所在单位名称可供仰赖，无完整的东南亚图书资料可资参阅，无列编的科研课题可待坐等，更无嘱目的中外学术交流可让参与，然他迎着人生道路上的曲折坎坷奋然而进，凭一颗矢志不移的事业性，靠长年累月的搜缺寻逸，藉着师友朋辈的诚恳交往，辟出一块为他所有、所熟悉，并钟情和理解的土地，半个世纪笔耕其间，著译甚丰，颇多创获，填补了我国中泰关系史、中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空白，赢得了国内外应有的学术声誉。他，就是年届古稀的原苏州教育学院教授，现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苏州市教育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葛治伦。
一、立下泰国研究志
葛治伦先生，汉族，1921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洞庭西山的一个中农家庭。家乡旖丽太湖风光和古老的吴越文化孕育了他对史地的浓郁兴趣。他先在故乡西山的汇里小学就读，后随其父迁居上海，进上海郑家木桥浸会小学继读。毕业后，为了生计，便进一家进出口商行当练习生。他负责经营南洋货。在与南洋客户的接触联系中，初步了解了一些有关南洋史地和其社会经济方面的知识，在他稚幼的心灵里留下了东南亚的粗浅印象。当时，为了求取知识，葛先生白天当小伙计，晚上读夜间中学。在学习中，他特别留意有关南洋的史地知识，憧憬雄厚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 激起中华民族强烈的民犊义愤。由此而引发的抗曰救亡运动和空前高涨的爱围主义热忱，深深地感染着少年治伦，教育着青年治伦。他暗下决心，要以诸多抗日英雄为榜样，以一腔热血，投身到神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为使自己获得一技之长，以便到内地报效祖国，他毅然参加上海华美无线电学校的电信班学习通讯技。结业后，相约六、七个同学离开上海，奔赴内地。最初，在江西省建设厅的一个电讯大队供职，后因抗战的需要，赴浙江 衢州第十三航空站报考航空委员会的无线电电报员。考取后被派往昆明，在航委会昆明站任无线电报务员。他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功课，等待机会报考学校，求取知识。11942年秋的一天，听说昆明市郊呈贡新成立了一所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当年秋季找生，他兴奋之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应试。结果，被该校录取在泰语科。就这样，葛先生成了东方语专第一届泰语科学生，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上大专院校的夙愿。
东方语专设在昆明南郊呈贡县斗南村的一座破庙（水月庵）内，设备虽然简陋，但师资力量却相当雄厚。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费孝通、许烺光、常任侠、韓儒林、江应梁、朱杰勤等均兼任东方语专教授，使东方语专声噪一时，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的部聘教授张堯年、现仍在美国执教的许烺光，给他的教育何帮助很大。在诸门功课中，他最喜欢朱杰勤教授讲授的南洋史地课。朱先生经常讲，“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关系之深，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比得上。旅居东南亚各国的中国侨民，比世界上任何地区都多。中国古藉中关于东南亚国家史料记载之丰富，更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我们祖先为我们留存了研究东南亚历史的优越条件。我们应该为此而奋斗终身。”朱教授的这席话，扣动了他的心扉，使之立下终生从事泰国史研究的志向。
江应梁教授在讲授“泰族南迁”专题时，提出了他的学术见解，并支持“南诏是不是泰族所建国家”的讨论。这引起葛先生的兴趣。江教授便约葛先生撰稿写民族历史方面的稿子。经江教授提携，竟有数篇短文在江教授主编的《边疆》周刊上发表。初次试筆的成功，坚定了他的既定志向。
二、历尽坎坷志不移
1944年6月，葛先生毕业于东方语专时，正值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的紧张时期。前线急需英语译员。葛先生想，为民族效力的时刻到了。他毅然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英语句型训练班，结业后被派往缅北为中国驻印军战地服务，当一名英语翻译，参加了收复密支那、八莫和腊戌的丛林战斗。战斗间隙，葛先生用泰语与缅北克钦人和缅寺掸族和尚询问交谈，搜集民族风俗和史料。值得一提的是，在缅北市庙内遇到几位缅甸和尚，可用泰语与其进行简单交谈，由此证明泰语和掸语有许多共同点，令他兴奋不已。
1945---1948年，葛先生在留英归国教授张堯年的规劝下，入国立东北大学（校址四川三台，后迁沈阳），专攻英国语言与文学专业，为日后研究泰国史多掌握了一门外语。学习期间，葛先生注视着南亚形势的发展，积极从美国出版的英文报刊中收集有关东南亚的资料。
解放后，葛先生在中学教授历史课程。1956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职。历史系系主任韩儒林教授曾在东方语专兼过课，并拟在历史系建立东南亚研究所，故十分欢迎葛先生的到职。葛先生进入中外文藏书丰富的南大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尽兴阅读、抄录。在收集资料，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开出了“亚洲史”课程，准备开出“东南亚史”等课程。与此同时，应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杰勤之约，葛先生完成了英人吴迪的《暹罗史》的翻译，由于对暹罗史比较熟悉，译得比较顺手。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和研究的过程；“温故而知新”，收益是不小的。
正当葛先生厉兵秣马，欲为泰国史研究大显身手的时候，我国五十年代末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他那为民族抗战而奔赴国外疆场的一段经历，受到不公正的解释和对待。最令他伤心的是，商务印书舘出版《暹罗史》译稿的承诺也因之取消了。
身处义逆境，心系研究。葛先生不为一时的逆境而改变初衷，相信研究泰国史，不是做坏事；研究泰国史，于国于民有利。他凭着这一信念，继续从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思考。
1966年，“文革”开始了。葛先生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而关进牛棚。他一遍一遍地回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坚信自己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因而，他心里是坦然的。
1970年初，他全家被下放到苏北阜宁县，被当地政府安排搞社交工作，不久调至盐城师专外语系仆任教。搬家时，他的大批中文书籍被当作旧纸卖掉，很有价值的一些泰文出版物被孩子们烧掉。望着凝聚着自己多少宝贵心血的资料遭此刼难，年已半百的葛先生禁不住潸然泪下了。
在盐城师专，葛先生一面尽心尽力于英语教育，一面继续着不为他人所知的泰国史研究。他深信，科学的春天总会来到。
三、花甲之年成果多
严冬过去，明媚的春天来了。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昭示着改革开放时代的肇始，也昭示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春天的到来。
1979年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葛先生回到了故乡苏州教育学院任教。花甲之年的他终于得以合家团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1960年后，他的恩师、暨南大学历史系朱杰勤教授多次聘他去暨大任教，为我国的东南亚研究贡献光热。但是刚刚切去四分之一肺叶的身体不允许他远行高飞，家人也不忍 他单身远走。对此，葛先生常引为人生憾事一桩。他说：“要是1960年能去暨南大学的话，那末，三十年来，在朱老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可以为东南亚研究，特别是泰国史研究，作出更为令人满意的成绩。现在虽然还可以向广州的朱杰勤教授、上海的姚楠教授和同辈的北京北京大学陈炎教授、陈玉龙教授请教，可以得助于旅泰侨领、东方语专同班同学吴乾煌先生、泰国“泰国研究会”江白潮和周镇荣先生，但在苏州，毕竟受东南亚研究的条件限制。错失良机，实在令我惋惜。”
所幸的是，葛治伦先生并没有为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困难所吓倒，也不为条件的如此简陋而怨尤，更不会自己的偏于一隅而感孤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感召下，在师友们的鼓励帮助下，对生活抱有强烈的热情，对泰国史研究如初恋般渴慕，他要厚积薄发，奋力笔耕，把拿蹉跎的岁月追回来，他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填补泰国史研究中的一个个空白。
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又着悠久漫长的历史。泰籍华人和旅泰华侨占居住国人口中的比例之高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中泰两国人民的血缘親属关系也是世界罕有。徊有关中泰关系史研究的专著迄今未见问世。葛先生有志于填补这个空白。1982年，先生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泰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启恒合作，经数年焚膏继晷的潜心研究，一部25万字的《中泰古代关系史》书稿已于1987年完成（经朱姐勤教授审定，于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付印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1985年，葛先生在研究中泰关系史的同时，进而研究中泰文化交流史，撰写出《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约五万字，收入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填补了又一空白。
译著方面有与姚楠、陈炎等合译美人卡迪著《战后东南亚史》（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泰友谊的缔造——周恩来》（1985年《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组》）、《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中国东南亚的贸易组织》（载1988年《中外关系史译丛》第四组）、与人合译《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有关泰国的条目等。
论文主要有《清代中国与暹罗的友好关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东南亚史论文集》）、《泰国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北京外国语学院编《亚非》1987年第一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1986年以来，葛先生在泰国华文报纸《星暹日报》“泰土文物”专栏、《新中原报》“黄金地” 专栏上连载有关中泰关系和中泰文化交流的文章60余篇，增强了中泰友谊，得到了泰国华侨、华人的一致好评。
自1979至1989的十年中，葛先生勤奋笔耕，篇篇成果从他腕底源源而生；夕阳余辉，散而成绮，灿然可观，计有80余万之言。
真诚的学者总是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学问里，使学问和他的人格融为一体，即所谓“学问即人”。葛先生孜孜矻矻，不求闻达的治学态度，正是他踏踏实实，不为名利所动的品行的体现。在政治上，他也是严于律己，不断求取进步的。1982年，他被吸收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员。189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纵观他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可谓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然葛先生始终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志于所欲，表现了一名正直学者和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刊载于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主编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1年第四期）
葛治伦先生卒于1994年
王介南
在我国东南亚研究界，有一位不求文达，自甘寂寞，默默从事泰国史研究的忠厚长者。他无响亮的所在单位名称可供仰赖，无完整的东南亚图书资料可资参阅，无列编的科研课题可待坐等，更无嘱目的中外学术交流可让参与，然他迎着人生道路上的曲折坎坷奋然而进，凭一颗矢志不移的事业性，靠长年累月的搜缺寻逸，藉着师友朋辈的诚恳交往，辟出一块为他所有、所熟悉，并钟情和理解的土地，半个世纪笔耕其间，著译甚丰，颇多创获，填补了我国中泰关系史、中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空白，赢得了国内外应有的学术声誉。他，就是年届古稀的原苏州教育学院教授，现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苏州市教育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葛治伦。
一、立下泰国研究志
葛治伦先生，汉族，1921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洞庭西山的一个中农家庭。家乡旖丽太湖风光和古老的吴越文化孕育了他对史地的浓郁兴趣。他先在故乡西山的汇里小学就读，后随其父迁居上海，进上海郑家木桥浸会小学继读。毕业后，为了生计，便进一家进出口商行当练习生。他负责经营南洋货。在与南洋客户的接触联系中，初步了解了一些有关南洋史地和其社会经济方面的知识，在他稚幼的心灵里留下了东南亚的粗浅印象。当时，为了求取知识，葛先生白天当小伙计，晚上读夜间中学。在学习中，他特别留意有关南洋的史地知识，憧憬雄厚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 激起中华民族强烈的民犊义愤。由此而引发的抗曰救亡运动和空前高涨的爱围主义热忱，深深地感染着少年治伦，教育着青年治伦。他暗下决心，要以诸多抗日英雄为榜样，以一腔热血，投身到神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为使自己获得一技之长，以便到内地报效祖国，他毅然参加上海华美无线电学校的电信班学习通讯技。结业后，相约六、七个同学离开上海，奔赴内地。最初，在江西省建设厅的一个电讯大队供职，后因抗战的需要，赴浙江 衢州第十三航空站报考航空委员会的无线电电报员。考取后被派往昆明，在航委会昆明站任无线电报务员。他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功课，等待机会报考学校，求取知识。11942年秋的一天，听说昆明市郊呈贡新成立了一所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当年秋季找生，他兴奋之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应试。结果，被该校录取在泰语科。就这样，葛先生成了东方语专第一届泰语科学生，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上大专院校的夙愿。
东方语专设在昆明南郊呈贡县斗南村的一座破庙（水月庵）内，设备虽然简陋，但师资力量却相当雄厚。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费孝通、许烺光、常任侠、韓儒林、江应梁、朱杰勤等均兼任东方语专教授，使东方语专声噪一时，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的部聘教授张堯年、现仍在美国执教的许烺光，给他的教育何帮助很大。在诸门功课中，他最喜欢朱杰勤教授讲授的南洋史地课。朱先生经常讲，“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关系之深，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比得上。旅居东南亚各国的中国侨民，比世界上任何地区都多。中国古藉中关于东南亚国家史料记载之丰富，更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我们祖先为我们留存了研究东南亚历史的优越条件。我们应该为此而奋斗终身。”朱教授的这席话，扣动了他的心扉，使之立下终生从事泰国史研究的志向。
江应梁教授在讲授“泰族南迁”专题时，提出了他的学术见解，并支持“南诏是不是泰族所建国家”的讨论。这引起葛先生的兴趣。江教授便约葛先生撰稿写民族历史方面的稿子。经江教授提携，竟有数篇短文在江教授主编的《边疆》周刊上发表。初次试筆的成功，坚定了他的既定志向。
二、历尽坎坷志不移
1944年6月，葛先生毕业于东方语专时，正值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的紧张时期。前线急需英语译员。葛先生想，为民族效力的时刻到了。他毅然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英语句型训练班，结业后被派往缅北为中国驻印军战地服务，当一名英语翻译，参加了收复密支那、八莫和腊戌的丛林战斗。战斗间隙，葛先生用泰语与缅北克钦人和缅寺掸族和尚询问交谈，搜集民族风俗和史料。值得一提的是，在缅北市庙内遇到几位缅甸和尚，可用泰语与其进行简单交谈，由此证明泰语和掸语有许多共同点，令他兴奋不已。
1945---1948年，葛先生在留英归国教授张堯年的规劝下，入国立东北大学（校址四川三台，后迁沈阳），专攻英国语言与文学专业，为日后研究泰国史多掌握了一门外语。学习期间，葛先生注视着南亚形势的发展，积极从美国出版的英文报刊中收集有关东南亚的资料。
解放后，葛先生在中学教授历史课程。1956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职。历史系系主任韩儒林教授曾在东方语专兼过课，并拟在历史系建立东南亚研究所，故十分欢迎葛先生的到职。葛先生进入中外文藏书丰富的南大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尽兴阅读、抄录。在收集资料，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开出了“亚洲史”课程，准备开出“东南亚史”等课程。与此同时，应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杰勤之约，葛先生完成了英人吴迪的《暹罗史》的翻译，由于对暹罗史比较熟悉，译得比较顺手。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和研究的过程；“温故而知新”，收益是不小的。
正当葛先生厉兵秣马，欲为泰国史研究大显身手的时候，我国五十年代末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他那为民族抗战而奔赴国外疆场的一段经历，受到不公正的解释和对待。最令他伤心的是，商务印书舘出版《暹罗史》译稿的承诺也因之取消了。
身处义逆境，心系研究。葛先生不为一时的逆境而改变初衷，相信研究泰国史，不是做坏事；研究泰国史，于国于民有利。他凭着这一信念，继续从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思考。
1966年，“文革”开始了。葛先生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而关进牛棚。他一遍一遍地回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坚信自己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因而，他心里是坦然的。
1970年初，他全家被下放到苏北阜宁县，被当地政府安排搞社交工作，不久调至盐城师专外语系仆任教。搬家时，他的大批中文书籍被当作旧纸卖掉，很有价值的一些泰文出版物被孩子们烧掉。望着凝聚着自己多少宝贵心血的资料遭此刼难，年已半百的葛先生禁不住潸然泪下了。
在盐城师专，葛先生一面尽心尽力于英语教育，一面继续着不为他人所知的泰国史研究。他深信，科学的春天总会来到。
三、花甲之年成果多
严冬过去，明媚的春天来了。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昭示着改革开放时代的肇始，也昭示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春天的到来。
1979年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葛先生回到了故乡苏州教育学院任教。花甲之年的他终于得以合家团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1960年后，他的恩师、暨南大学历史系朱杰勤教授多次聘他去暨大任教，为我国的东南亚研究贡献光热。但是刚刚切去四分之一肺叶的身体不允许他远行高飞，家人也不忍 他单身远走。对此，葛先生常引为人生憾事一桩。他说：“要是1960年能去暨南大学的话，那末，三十年来，在朱老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可以为东南亚研究，特别是泰国史研究，作出更为令人满意的成绩。现在虽然还可以向广州的朱杰勤教授、上海的姚楠教授和同辈的北京北京大学陈炎教授、陈玉龙教授请教，可以得助于旅泰侨领、东方语专同班同学吴乾煌先生、泰国“泰国研究会”江白潮和周镇荣先生，但在苏州，毕竟受东南亚研究的条件限制。错失良机，实在令我惋惜。”
所幸的是，葛治伦先生并没有为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困难所吓倒，也不为条件的如此简陋而怨尤，更不会自己的偏于一隅而感孤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感召下，在师友们的鼓励帮助下，对生活抱有强烈的热情，对泰国史研究如初恋般渴慕，他要厚积薄发，奋力笔耕，把拿蹉跎的岁月追回来，他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填补泰国史研究中的一个个空白。
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又着悠久漫长的历史。泰籍华人和旅泰华侨占居住国人口中的比例之高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中泰两国人民的血缘親属关系也是世界罕有。徊有关中泰关系史研究的专著迄今未见问世。葛先生有志于填补这个空白。1982年，先生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泰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启恒合作，经数年焚膏继晷的潜心研究，一部25万字的《中泰古代关系史》书稿已于1987年完成（经朱姐勤教授审定，于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付印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1985年，葛先生在研究中泰关系史的同时，进而研究中泰文化交流史，撰写出《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约五万字，收入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填补了又一空白。
译著方面有与姚楠、陈炎等合译美人卡迪著《战后东南亚史》（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泰友谊的缔造——周恩来》（1985年《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组》）、《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中国东南亚的贸易组织》（载1988年《中外关系史译丛》第四组）、与人合译《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有关泰国的条目等。
论文主要有《清代中国与暹罗的友好关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东南亚史论文集》）、《泰国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北京外国语学院编《亚非》1987年第一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1986年以来，葛先生在泰国华文报纸《星暹日报》“泰土文物”专栏、《新中原报》“黄金地” 专栏上连载有关中泰关系和中泰文化交流的文章60余篇，增强了中泰友谊，得到了泰国华侨、华人的一致好评。
自1979至1989的十年中，葛先生勤奋笔耕，篇篇成果从他腕底源源而生；夕阳余辉，散而成绮，灿然可观，计有80余万之言。
真诚的学者总是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学问里，使学问和他的人格融为一体，即所谓“学问即人”。葛先生孜孜矻矻，不求闻达的治学态度，正是他踏踏实实，不为名利所动的品行的体现。在政治上，他也是严于律己，不断求取进步的。1982年，他被吸收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员。189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纵观他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可谓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然葛先生始终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志于所欲，表现了一名正直学者和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刊载于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主编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1年第四期）
葛治伦先生卒于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