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展室中的《景教碑》（左）
《景教碑》碑侧汉文、叙利亚文双语题名
导言：早在大唐王朝建立不久的贞观九年(635)，基督教便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不过当时称作“景教”，属于早期基督教一个重要派别——“聂斯脱利派”。开明自信的唐太宗实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允许他们传教，建立教堂，翻译经书。其后唐王朝的数代君主，都对景教优容有加，它在唐代中国存在了200余年。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景教也遭受沉重打击，从此销声匿迹。若不是有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基督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与流变，也许真的就消失在历史烟云中了。
“四大世界名碑之首”
将景教碑称作“四大世界名碑之首”的是一个叫叫何尔谟的丹麦人。1907年，他还是个年轻的新闻记者，作为探险家来到西安，目的要将位于西安城西崇仁寺中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盗运出去。因风声走漏当地官员干预未遂，只运走了复制品。
同年，在敦煌的莫高窟，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却以区区两百两银子的代价，买走了29箱宝藏。也许，长安城自有天佑，景教碑得以幸存。
今天，景教碑伫立于碑林博物馆的第二展室内。碑林第二展室也被称作“国宝展厅”，里面有很多声名远播的一级文物。入门左边侧第一通便是景教碑，高279厘米、宽99厘米，除刻有1780个汉字碑文外，在碑文下方和左右碑侧，还刻有许多叙利亚文。碑文记载了唐代前中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碑头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这是中国古代器物上常见的装饰，名为“螭”，左右配上了盛开的百合花，碑名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碑和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
“此碑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的最早见证物，也为我们揭示出了唐代长安城中第一所景教寺院的位置与发展情状，并见证了唐王朝对景教的宽容与支持的态度和对外国文化所取得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另外碑中的古叙利亚文，为研究当时东罗马传教所用文字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证价值，因而也为西方国家视作基督教的神圣之碑。”在阐述景教碑的名碑意义时，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王其祎研究员这样回答。
清末西安金胜寺遗址中的古碑 选自（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一书图版，从右数第二碑为《景教碑》(1)
李之藻 《读景教碑书后》书影
出土之后的波折故事
景教碑是明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城西郊发现的。自明朝万历年间起，天主教耶稣会士又开始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当时西安也有不少信徒，
一位名叫张庚虞的当地举人皈依了天主教，他仔细阅读碑文后发现，碑文所讲的“景教”教义，与他所知的天主教教义很像，就拓了一份拓本送到杭州李之藻那里，向他请教。
“李之藻是明末非常有名的天主教徒，他和利玛窦合作，最早把西方科学书籍介绍到中国。”碑林博物馆前研究员路远先生讲述起景教碑如数家珍，“李之藻看了拓本后断定就是基督教的东西，他们当时才发现：唐代的时候基督教已经到中国了，在这个碑没有发现以前谁都不知道。李之藻当时就把碑文抄出来印成书。中国的士大夫基本上没太大的反应，但是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很震撼：他们的前辈们在将近一千年以前已经来中国传教了，这是一个鼓舞。他们到了西安看到了这块碑，将碑文抄下来，翻译之后传回西方。所以对景教碑的研究，明末以来前三百年是西方人在做，是西方教会在做，是研究中西交流的学者在做，中国学者对这块碑感兴趣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了。”
景教碑出土后，当时就近安置在西安城西的崇仁寺(又称金胜寺)。在中国人眼里，景教碑和许多唐碑一样，只是寺院里的一件普通古物而已。
景教碑再一次引起重视是1907年，何尔谟准备把这块碑运出中国未遂，最后他复制了一块出去。这个事件使景教碑又一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次中国人自己也关注了，当时的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其有崇仁寺搬到西安碑林，景教碑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一直到今天。在民国时期，碑林的建筑格局有过一次改动，确定了今天碑林的基本格局。景教碑现在的位置是上世纪50年代确定的，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动。”路远老师说。
西安碑林展室中的《景教碑》（左）
《景教碑》碑侧汉文、叙利亚文双语题名
导言：早在大唐王朝建立不久的贞观九年(635)，基督教便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不过当时称作“景教”，属于早期基督教一个重要派别——“聂斯脱利派”。开明自信的唐太宗实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允许他们传教，建立教堂，翻译经书。其后唐王朝的数代君主，都对景教优容有加，它在唐代中国存在了200余年。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景教也遭受沉重打击，从此销声匿迹。若不是有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基督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与流变，也许真的就消失在历史烟云中了。
“四大世界名碑之首”
将景教碑称作“四大世界名碑之首”的是一个叫叫何尔谟的丹麦人。1907年，他还是个年轻的新闻记者，作为探险家来到西安，目的要将位于西安城西崇仁寺中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盗运出去。因风声走漏当地官员干预未遂，只运走了复制品。
同年，在敦煌的莫高窟，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却以区区两百两银子的代价，买走了29箱宝藏。也许，长安城自有天佑，景教碑得以幸存。
今天，景教碑伫立于碑林博物馆的第二展室内。碑林第二展室也被称作“国宝展厅”，里面有很多声名远播的一级文物。入门左边侧第一通便是景教碑，高279厘米、宽99厘米，除刻有1780个汉字碑文外，在碑文下方和左右碑侧，还刻有许多叙利亚文。碑文记载了唐代前中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碑头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这是中国古代器物上常见的装饰，名为“螭”，左右配上了盛开的百合花，碑名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碑和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
“此碑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的最早见证物，也为我们揭示出了唐代长安城中第一所景教寺院的位置与发展情状，并见证了唐王朝对景教的宽容与支持的态度和对外国文化所取得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另外碑中的古叙利亚文，为研究当时东罗马传教所用文字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证价值，因而也为西方国家视作基督教的神圣之碑。”在阐述景教碑的名碑意义时，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王其祎研究员这样回答。
清末西安金胜寺遗址中的古碑 选自（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一书图版，从右数第二碑为《景教碑》(1)
李之藻 《读景教碑书后》书影
出土之后的波折故事
景教碑是明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城西郊发现的。自明朝万历年间起，天主教耶稣会士又开始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当时西安也有不少信徒，
一位名叫张庚虞的当地举人皈依了天主教，他仔细阅读碑文后发现，碑文所讲的“景教”教义，与他所知的天主教教义很像，就拓了一份拓本送到杭州李之藻那里，向他请教。
“李之藻是明末非常有名的天主教徒，他和利玛窦合作，最早把西方科学书籍介绍到中国。”碑林博物馆前研究员路远先生讲述起景教碑如数家珍，“李之藻看了拓本后断定就是基督教的东西，他们当时才发现：唐代的时候基督教已经到中国了，在这个碑没有发现以前谁都不知道。李之藻当时就把碑文抄出来印成书。中国的士大夫基本上没太大的反应，但是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很震撼：他们的前辈们在将近一千年以前已经来中国传教了，这是一个鼓舞。他们到了西安看到了这块碑，将碑文抄下来，翻译之后传回西方。所以对景教碑的研究，明末以来前三百年是西方人在做，是西方教会在做，是研究中西交流的学者在做，中国学者对这块碑感兴趣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了。”
景教碑出土后，当时就近安置在西安城西的崇仁寺(又称金胜寺)。在中国人眼里，景教碑和许多唐碑一样，只是寺院里的一件普通古物而已。
景教碑再一次引起重视是1907年，何尔谟准备把这块碑运出中国未遂，最后他复制了一块出去。这个事件使景教碑又一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次中国人自己也关注了，当时的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其有崇仁寺搬到西安碑林，景教碑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一直到今天。在民国时期，碑林的建筑格局有过一次改动，确定了今天碑林的基本格局。景教碑现在的位置是上世纪50年代确定的，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动。”路远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