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客观性理念发展史初探作者：郭之恩
关键词：美国新闻业新闻客观性理念美国社会思潮┊阅读：1637次┊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美国社会思潮和哲学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试图对美国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发展脉络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
Abstract: 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objectivity through the alternation of the social thought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关键词：美国新闻业；新闻客观性理念；美国社会思潮。
美联社总经理肯特·库珀曾无比自豪地说：“新闻客观性理念发轫于美国，奉献于全世界。”埃弗瑞特·丹尼斯认为：“客观性曾是美国新闻编辑部内的主导哲学。”[1] 哈克特和赵月枝认为：“客观性是一种体制，包括了理念、设想、实践及机制，已经成为了公共哲学与（新闻界）设想的自我管理的统一体。”[2] 新闻社会学家麦克尔·舒登森称：“客观性理念是新闻业之于这个国家（美国）的核心。”[3] 然而，也正是这个对美国新闻界来说具有基石意义的新闻客观性理念却备受争议，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播批判学派、传播文化学派等竞相批判的众矢之的。在操作上，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体现——客观新闻学更是经历了两次挑战：一次是1960年代对新新闻学及新左派批判的回应，一次是1990年代对公共新闻运动的回应 [4]。然而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却并未威胁到客观性理念的地位，反而不断巩固了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业主导观念的合法性。朱迪斯·莱彻伯格在《为客观性辩护》中甚至认为：对于客观性的批判，就是对客观性的承认 [5]。面对驳而不倒的新闻客观性理念，哈克特和赵月枝将它称作为“不死之神” [6]。
对于这个被批判地遍体鳞伤，“失去神性”的“神”是怎样“获得永生”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学界现在比较统一的认识是：虽然新闻客观性理念建立的理论基础并不正确，但是客观性已成为新闻业不可缺少的基石，因此动摇不得。在纷纷扰扰的辩驳之间，Richard Streckfuss先生的一篇《客观性之于新闻界：研究与重估》一文提醒了我们，事实上在新闻客观性理念的辩与驳进行地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对客观性理念发展的历史探寻。在高度去语境化的解读中，辩与驳之立论都丧失了对客观性理念正确理解的历史依据。我们有必要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产生与发展做一个历史的探寻，澄清这点也许会彻底改变我们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认知。以下，我们就试图通过对美国社会思潮更迭的分析，理顺美国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发展脉络。
一、美国新闻业的传统理念
要分析新闻客观性理念，我们不能脱离对新闻业的分析，而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新闻业的一切都不是无源之水，因此，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带着美国社会发展深深的印痕。
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利的媒介》的第一版中认为，美国新闻业客观性理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著名报人，美国的开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7]。在富兰克林的《印刷商辩白书》（Apology for Printers）中，他写道：印刷商的学识告诉他们，当人们持有异见之时，双方的不同观点都应该被公众知晓；当真理与谬误进行公平较量的时候，真理总能战胜谬误。因此，（印刷商）向所有的撰文者支付报酬，不论他们从属于争论的哪一方 [8]。由于富兰克林相较于他的哥哥詹姆士·富兰克林更为奉行实用主义，在办报理念上更为务实，“报刊需要刊载真理，但是在刊载前要先问问真理的代价” [9]。——因此，后人常怀疑富兰克林提及的新闻客观性理念中的“公正性（fairness）原则”更多地是出于为报业摆脱殖民地政府的管制寻找借口考虑的。认为这是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开端，似乎不是很妥当。不过，阿特休尔从美国报业的传统出发探寻客观性理念产生、发展的条件却是合理的。
1690年9月25日，在本杰明·哈里斯出版的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公共事件》（Publick Occurrences）中，哈里斯写道：“我们身旁充斥着谎言，是时候整治一番了。我们需要修缮消息之泉，只接受我们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当错误的材料被刊印后，次日即要进行更正。另外本报的印刷商希望能追溯谎言的散布者，揭发他蓄意撒谎的恶行。面对如此重大的恶行，应该没有人不会赞同这一做法。”[10] 这是美洲大陆的第一份报纸，这篇发刊词强调了报业刊载事实的信念。
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的独立，在国家制度的构建上，美国的国父们，特别是杰斐逊直接继承了大陆启蒙思想的精髓。而在实践民主上，美国人选择了洛克，以致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人人人都是民主迷。事实上，洛克对于美国的影响不仅仅止于政治领域。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同样在美国人的精神领域写下了深深的印痕，而这恰恰与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产生密不可分。洛克代表着“英国经验（认识）论的完成”[11]，在《人类理智论》中，洛克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白板说；提出了以联合简单观念的方法来建立复杂的心理学原则，对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关系做了重要的探索。“我们的知识全部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结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我们对于外界可感事物的观察，就是我们的理智以全部思维材料的东西，这两者乃是知识的源泉，从其中涌出我们所具有的或者能够自然地具有的全部观念。”[12]而启蒙运动中社会思想变化的核心便是科学和理性，科学和理性被认为是理解世界的工具……。启蒙运动是一场世俗化运动，通过运用理性建立新的社会规范，致力于将人们从无知和神话中解脱出来。启蒙思想家们成功地在人类的物理学领域应用了科学方法，他们同时希望能将科学方法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人类理解、社会改革及人类社会的重建[13]。这样的经验认识论及启蒙时期用于批判神权的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奠定了新闻业传统理念的哲学基础。
新闻业的传统理念认为报刊的主要任务是发现真理，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将自由出版视作发现真理的必要条件，刊载在报刊上的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的交锋，在人类理性的判断下，真理必将战胜谬误。而真实是通过事实来体现的，因此通过对事实的报道，提供给人们理性判断的正确材料能最终使人们发现真理。由此，报道事实或者说新闻的真实性便成为了新闻业的核心。也正是在经验认识论和对人的理性的肯定下，传统新闻理念认为，报道 “真实”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为真实性提供了依据，因此，真实便必然地实现了揭示真理的作用。
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的第一批移民寄希望于通过设置健全的民主制度来建设一个“山上之城”，这一理念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傲慢、无知；憧憬、理想自待后人自己评说。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的确立，也是美国人民主构想架构所必需的。
美国人的基本信念之一，便是新闻媒介传播信息是民主昌盛的原因之一。在民主社会中，是人民（而不是其他势力）在进行着治理。人民的心声必须通过投票进行传达。而人民依靠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对问题进行表决。信息主要是由新闻媒介提供的，因此，新闻媒介与民主制度的存亡息息相关[14]。自由主义思想因此把媒介的功能设定为告知和娱乐。第三项功能的拓展与其他功能相关，即提供经济保障以确保政治上的独立。这也就是销售或者说是广告功能。媒介最基本的功能是协助发现真理，通过提供各方的事实和观点作为解决政治及社会问题的基础[15]。
与民主要求相适应地，新闻界也意识到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是民众作出正确民主决策的基础，将自己设定为：1）、新闻界不受外界的干涉，无论是政府、广告商或是公众；2）、新闻界服务于“公众的知情权”；3）、新闻界试图探求并呈现真理；4）、新闻界报道事实应秉持客观、公正之原则[16]。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来，在民主社会中，新闻媒介通过客观性报道向民众提供客观、公正信息也是民主机制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不过，围绕着保皇和独立、联邦和反联邦等议题，美国报业迅速进入了“政党报刊”这个“最黑暗的时期”。但是，莫特所言的“美国报业最黑暗的时期”并不意味着传统新闻理念的背弃。政党报刊依然讲究真实性，只不过是通过有选择地报道和评论、攻讦政敌来体现自己政治色彩的需要掩盖了真实报道的地位，观点与事实混杂，报业更加注重自己的观点罢了。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美国的社会也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轨。大众化报刊——“便士报”应运而生，舒登森认为，便士报的诞生意味着美国新闻业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新闻”战胜了“评论”，“事实”战胜了“观点”（获得了报业的主导地位）[17]。事实上，这是对美国新闻业传统理念的一次确立。开端于1830年代，在内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使美国社会迅速进入了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中，工业化使得人类的生产方式从传统社会的单一劳作转变为复杂的劳动分工，工厂制度和公司制度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停留于契约之间。城市化的进程更是将互不认识的人带到了一起，原来共同体间的信任为不信任所替代。现代化的进程又使人因为个人能力的差异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鸿沟继续拉大。因此表面上通过劳动分工维系起来的紧密关系，却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疏离[18]。这样的社会，远远超出了5040的直接民主的极限[19]，传统的小城镇式民主为现代程序复杂的代议制民主所取代。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人们更加依赖新闻业，新闻业提供准确真实、可靠信息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报业在理性的民主模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报业从诞生起就肩负着维系公众讨论持续和可靠性的重担。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报业在现代大众社会扮演着弥补政治传播不足问题的角色。当民主制度从小乡村扩展到一个国家范围的时候，人际间的交流已无法再维系人们之间观点和信息的交流了。此时，报业就担负起了承载不同地域、社会阶层间公民政治讨论的重任[20]。
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认识论的基础上，在心理学中，迅速发展出行为主义学派，冯特和斯金纳的核心观点便是“刺激——反应”，这便是机械反映论的极端。与之相符的是，在新闻界，新闻从业人员也认为自己能够像“刺激——反应”那样，在新闻采访报道中折射出世界的原貌。这一时期，新闻界也在构筑“神话”：新闻是面镜子，毫无扭曲、真实地反映着世界；新闻是人们观察世界的窗口，“给我20分钟，给您全世界”；新闻就如打鱼，记者每天撒下鱼网，收获着新闻[21]。
二、新闻客观性理念的确立：对新闻业传统理念的反思——不完全的否定
理性主义和经验认识论的地位在不断确立的同时，也遭到了质疑。威廉·巴雷特在论述存在主义发展历史的时候说：“的确，13世纪的那个圣托马斯·阿奎那和18世纪末的那个康德之间的差别，在这一点上是确定无疑的：在阿奎那看来，整个自然世界，特别是因为它是朝着作为‘第一因’的上帝敞开的这个自然世界，显而易见是可以为人类理性所理解的，而对于在启蒙世纪之末从事著述的康德来说，人类理性的范围已十分急剧地缩小了[22]。”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的理性提出了质疑，他将人的认识分为先验的认识和经验性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他对“全能的人”（the omnipotent man）的批判，影响了日后哲学中相对主义的思潮[23]。从康德开始，哲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开始了对人的有限性的探索。尼采从历史的纬度进行了反思：他看到，被（启蒙运动）推翻的只是原来教会实行的那些对政治智识的外在压制。但更深的压制观念仍存留在19世纪的世俗理性主义和维多利亚主义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尼采宣称，如果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延续以往的价值观，即宣扬在情感上要自我控制，在道德上要为集体奉献，那么要从基督教的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只是用尘世中的进步信仰替换了天堂中的酬赏[24]。建立在这种对人的非理性的认识之上，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试图打破理性主导的局面，海德格尔写出了《存在与时间》，萨特高举起存在主义的旗帜，认为健全的人应该承认自身非理性的存在。伴随着启蒙理性转变为技术理性，弗洛姆总结道：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19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20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地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25]。
这种非理性的思考在心理学中反映地更为明显，而其代表人物就要算是备受争议的“非理性的征服者”[26]——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了。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在于他系统地发掘出了普遍存在的、隐藏着的人类无意识的内容。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他探索了精神的深度，揭示出了人类本性中非理性的一面。这是弗洛伊德一生中存在的一个矛盾：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和理性的人，他的发现却要宣告理性时代的终结。18世纪哲学上的启蒙运动之梦在弗洛伊德这个启蒙运动之子手中终结。西方人不再确定而幼稚地相信理性能解决群体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弗洛伊德表明，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是受诸如“性本能”和“被压抑的愿望”之类的感情力量所驱动的[27]。
然而，与这股批判势力相对应，理性主义和经验认识论也在不断发展着。在美国社会的进步声浪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实证主义的横行。哈勒认为：（我们可以）将实证主义哲学一般地看作是一股经验主义的启蒙思想[28]。实证主义思潮引导了美国进步时代科技的发展，科学的昌明及技术带来的时代进步，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对理性和经验认识论的信心，非理性主义虽然抬了头，却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这股实证主义的思潮更是从自然科学领域吹拂到了刚刚萌生的社会科学领域：孔德在创立社会学伊始便认为：这门科学不仅在经验方法上，而且在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上，以及在服务于人类的功能上，都应当效仿自然科学[29]。为了将社会学从社会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斐迪南德·滕尼斯反对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渗进价值因素和道德情感……他试图做一个冷静的科学观察者和研究者。为了保证对现实认识的客观性，就必须在认识过程中摆脱任何价值因素[30]。在实证主义条件中，最引人瞩目的结果是价值判断被驱逐出知识的范围[31]。也正是在这样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引导下，新闻界的实践被舒登森称为是“幼稚的经验主义者”(naïve empiricists)的做法[32]。
社会思潮的波澜是社会行动的背景，而社会现实的发展则推动了新闻客观性理念的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仅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人对世界的看法。“理性的人”似乎并不能解释战争的缘起，人们开始了对非理性主义的重新评估。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了所谓的总体战，新闻业成为了战争中国家宣传的鼓噪机器，公共关系业的迅速崛起，各种势力对新闻业的不断渗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新闻业沦为被操纵的对象。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人们开始了对新闻业传统理念的反思：报道事实可以揭示真理，但是如果新闻从业人员被操纵，报道的是经过过滤的事实呢？人是否真的有能力毫无偏见地认识事实呢？这样，对于揭示真理的信心便自然被消弭掉了。
在这股质疑中，最为振聋发聩的要属著名的报刊专栏作家李普曼。李普曼始终是从新闻业与民主社会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新闻业的。在成书于1920年的《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认为只要提供准确的事实，民主的危机就能解决，而且他也始终认为事实与真理是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只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巧，便能在事实的传播中揭示出真理。然而，到了《舆论学》，李普曼却推翻了这条信念。他在“新闻、真理及一个结论”一章中承认《自由与新闻》中认识的不足——新闻与真理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必须得到清晰的区分[33]。这样，建立在对非理性行为思考之上的心理与认知理论便使李普曼从可知论陷入了不可知论的困境，至少在对新闻的认知上是这样。但是李普曼又设想出一个特殊的“专家”阶层，能够通过科学的（或者说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认识世界，因此，在《舆论学》中事实上充斥着李普曼在认知哲学上的矛盾。在这本书中不可知论似乎占了上风，因为，李普曼自己也承认这样的专家只处于设想中。
他（记者）越了解他的不足，就越承认并没有完全的客观检验。“刻板印象”是他个人观点的主要来源，其中还要涉及他的个人信条，及个人利益的迫切性。他知道他是透过主观的透镜看待着世界[34]。当我们希望它（新闻）提供真理时，我们秉持着一个错误的判断标准。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新闻本质的局限，及社会的复杂性。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公共精神及全面的能力。我们假定追求毫无意义的真理的兴趣，但是我们对兴趣的研究却从未发现有这样的事[35]。
也正是因为对人类认识的质疑，李普曼越来越认识到了民主制假设前提的漏洞。民主制度认为人是全能的（the omnipotent man）、有理性的人只要发挥自己的理性进行政治决策（投票），民主制就能顺利进行，同时真理最终也能战胜谬误。然而，在实用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和精神分析学派宗师弗洛伊德的影响下，李普曼意识到：人是非理性的——这样，民主制度的基本假设就受到了动摇。延伸到新闻业，弥尔顿的学说就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弥尔顿认为真理源于神的恩赐，人发现真理是神的旨意。而真理的力量正在于人是理性和有道德的动物。人因此具有感知真理的能力，理性判断的能力。弥尔顿浓厚的神学气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淡化，然而“天赋直觉”（理性）的理念却从未从此退去。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这个理论基础却经不住客观性的考验：人们发现维系人类与真理之间并不是神的旨意，而人也不全然是理性的事实收集者（fact-gather）。相反，人看待事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一定的文化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决定的，人类的决策依靠他们的感情、偏见和欲望。在人类认识的进程中，真理与谬误一样虚弱[36]——这是一场真正的真理的危机。
对于传统新闻理念的质疑，已经触及到了新闻业存在的核心，合法性的危机使新闻业岌岌可危，然而新闻业之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也决定着人们对它的依赖。因此，尽管开始了对新闻业的质疑，但是人们还是想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进行调停。而此时对新闻业来说，正处在一个从行业转变为职业的过程，正在向专业化迈进。专业化能够重新确立新闻业的合法地位，而新闻专业化的根本依据就是要使新闻成为一门“科学”，一门实用的“社会科学”。由此，新闻学便向社会科学迅速靠拢。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客观性理念就自然移植到了新闻业中，并由此成为了新闻业合法性的基石，也就是新闻业的核心。
这里，走在前面又是李普曼。李普曼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是“耐心、无畏的科学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报道需要实践最高的科学品质”。他第一次提出了“客观”有助于新闻界实现自己在民主社会中的功能的观点[37]。在《自由与新闻》所提出的对新闻业的改造的设想中，李普曼提出要将新闻业从一个行业（a haphazard trade）转变为一个专业（a disciplined profession）的观点[38]。而在寻找新闻专业化的依据时，李普曼选择了客观性。李普曼治疗新闻业的药方是科学，他认为追求科学的方法不仅能使新闻业专业化，而且能使它更加自由，更富有英雄气息[39]。因此，客观性是西方媒介专业化的一个标志[40]。
李普曼对客观性和专业化的热情，消解了他在《舆论学》中的低落情绪和悲观主义情结。在1931年《耶鲁评论》的一篇《美国报业的两次革命》中，李普曼更为乐观地预言了美国新闻业因为客观性理念的植入所带来的专业化的深远影响：
李普曼首先总结了并预言了美国报业发展的历程：美国报业的发展共将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报业完全为政府所垄断；第二阶段，报业经历了一个政党控制取代政府控制的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报业在商业赢利和庞大的读者支持的驱动下，不仅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同时也摆脱了政党。在美国，这一过程当然是从便士报开始的。李普曼预言从一战后报业开始了第四阶段，或者说是“专业化”阶段。他写道：当这一阶段完全到来时，报纸将会成为“训练有素的人员”的机构。它们将追求“尽可能地客观描述事实”以至于它们能够摆脱公众兴趣和偏见对它们的牵掣[41]。
“报业过去十年来最引人注意的变化表明：客观、有序更适合理解的新闻在今天比过往的那种戏剧化、混乱、唐突的新闻更为成功。……这种新闻的力量是积聚式的，因为它开启了报业启用训练有素的人员的先河。以往的报业所仰仗的大多是像贝内特、赫斯特、普利策等人的个人技艺。这种新闻的成功取决于管理层获得成功的实践，而它的失败则源于管理层才智的枯竭。而新的客观新闻的发展则不像这种取决于个人的模式，因为它处理的是事实。……新闻业只有到客观新闻学成功地构建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专业，而这要求献身于此（新闻业）的人们只服务于事实”[42]。
因此，综观新闻客观性理念的确立，事实上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43]：对理性主义和经验认识论的批判虽然彻底，但是此时面对这样的危机，再加上对科学昌明的敬畏，使得人们依然幻想能通过借鉴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客观性来挽救新闻业。简言之，对非理性主义批判的承认，却用理性主义来调停。这确实看似荒唐，但是确实这一时期最好的调停方式：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价值中立”（客观）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但同时他也提出了“理想类型”这一社会学方法论的概念工具。但他又认为理想类型存在两大缺陷，作为现实的某种变异形式，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44]。这时，他又受到了康德的影响，有明显的新康德主义的色彩，而韦伯的历史理论则依然将历史的变化解释为世界理性化的过程[45]。
三、新的危机：
明白了新闻客观性理念诞生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会经历这诸多诘难了。新闻界需要客观性理念，因为作为规范的客观性理念具有四个特征，两个是涂尔干式的，两个是韦伯式的：涂尔干式的条件作用于新闻业内部平级关系间的稳定和集体认同，1、组织、机构通过仪式（如表彰成员、新成员加入的仪式、老成员的退出仪式、组织内的晋升仪式等）来维系内部的稳定。2、组织文化的接触和冲突能使组织内部的规范明确起来，以实现内化组织规范的作用。而韦伯式的条件关注于新闻业内部的等级社会控制及组织规范的代际传承。1、组织、机构进行必要的教化。2、组织的高层对底层成员的必要控制[46]。
同时，新闻客观性理念也是新闻业成为专业，建构自己合法性地位的基石。然而，客观性理念是建立在沙堆上的大厦，堆得越高，其根基便越显薄弱。与舒登森的分类方法略有不同，我们可以把新闻客观性面临的危机概括为3个方面。
1、 对科学理性的质疑：
人们在确立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时候，“不得以而为之”的一个重要信念是对科学精神的敬畏，但是科学家也是人，也是非理性的。因此，虽然人们依然试图维护科学精神的权威，但是它的阿咯琉斯之踵已显露无疑，只不过是人们不愿意正视而已。然而，紧随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原子弹、导弹、生化武器……一系列的科学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祉，反而是巨大的破坏和无尽的恐惧。连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都陷入了对科学的茫然中。对科学伦理的反思成为对科学精神批判的导火索。文艺复兴时期在人们眼中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终于缩小了[47]。与之相随，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将人的因素引入科学，从社会和历史的方面来研究科学的发展。这就使得西方的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向了历史主义[48]。这样一来，新闻客观性理念赖以存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打了水漂。
不过，也许这也正是新闻客观性理念驳而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性将新闻与科学紧密地焊接在了一起，科学精神不垮，新闻客观性理念也不会没落。
2、实践中的窄化：
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提出根本就是建立在对客观性的质疑的基础上的，参照于实践，客观报道必然无法实现。无怪乎有人将新闻客观性称作为新闻界无可企及的“理想国”。但是，它毕竟要指导于实践，为了实践上的可行性，新闻客观性原则却被窄化为“平衡（balance）、中立（neutrality）”。朱迪斯·莱彻伯格认为：在实践中新闻客观性理念由“作为理念的客观性”（objectivity-as-an-ideal）蜕变为“作为方法的客观性”（objectivity-as-an-method）。新闻界混淆了（真实）的客观和表面上的客观；混淆了客观与中立[49]。这种在实践中因客观性无法实现而畸变的操作手法，成为了众多学派竞相批判新闻客观性的源头。盖伊·塔奇曼认为客观性是一种新闻界为了摆脱责难的“策略性仪式”[50]；赫伯特·阿特休尔则称新闻客观性理念是新闻界蜕变为权力者维持现有秩序的工具[51]。詹姆士·凯瑞则认为：新闻客观性理念使得记者丧失了对立性，成为各方势力操纵的对象[52]……批驳的理论林林总总，角度也各有不同。与此同时，人们对非理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建构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理论、话语理论等等，都在深化着对新闻现象的分析和反思。在此间崛起的传播学更是直接以新闻为自己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包括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捍卫者在内，人们已经接受了客观性无法实现的基本现实。
3、新闻业的新思潮：
理论上的驳斥，加上新闻业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报道的反思，直接导致了美国新闻界新闻报道新思潮的出笼。之前出现的解释性报道一度对新闻客观性理念产生了严重的冲击。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报告中表示：只提供事实不提供解释的新闻已经成为报业发展的弊病。
《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鲁斯公然挑战客观性：“不偏不倚与公正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对在他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进行分析时，是‘有偏向的’。他只要不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歪曲事实，只要不隐瞒说明一个不同观点的事实真相，他就是公正的”[53]。不过，几年后，鲁斯就改了口“我们拥护客观性，因为客观的真理的确存在；……‘新闻的客观性’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在以前，那是指写作的语气：没有偏见、不教训人，也不带任何感情……第二种‘新闻客观性’则宣称记者在展现事实时，可以完全不受他价值判断的影响。这是一种现代的解释，也是彻底的假话。……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却不可能在完全不涉及本身的价值情况下，选择、认知或组织事实。这并不表示价值判断就是罪恶，必须减至最低限度。相反，这表示75%的认知、选择和组织事实的工作，都建立在正确的价值判断上面……”[54]。鲁斯的这段话不仅修正了客观性理念，也将解释性报道纳入到了新闻客观性理念的范畴。
此后，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鼓吹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服务新闻学（service journalism）[55]都曾鼓噪一时，潮起潮落。但最终都无法撼动新闻客观性理念正统的地位。
如果说，前面的这些新思潮都重要针对的是客观性理念本身的话，那么上世纪90年代间迅速崛起的公共新闻运动，则有意打破构筑于新闻客观性理念之上的“新闻专业主义”思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过最终还是未能打破壁垒，继而危及新闻客观性理念。新闻客观性理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新闻界的土壤中，美国社会的大背景也不容它被遗弃。
以上本文就通过对美国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过程的总结，简单概括了美国新闻客观性理念发展的线索。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入，同时争议也在不断地生产，诸如究竟新闻客观性的真谛是什么；新闻客观性理念应用于实践该如何指导实践等问题始终是众说纷纭。另外，本文涉及到的美国社会思潮与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关系，分析地也不是十分透彻，这里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联系，还有待商榷。因此，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我们还要不断地深入。
注释：
[1] Everette. E. Dennis & John. C. Merrill: Media Debates: Great Issues for the Digital Age, Wadsworth Group, 2002, P. 125。
[2] Robert A Hackett &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Garamond Press, Toronto 1998, P. 1。
[3] M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1978，P. 10。
[4] Michael Schudson：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Vol. 2 Number 2，P.8 注2。
[5] Judith Lichtenberg: In Defense of Objectivity,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ited: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ward Arnold: A division of Hodder & Stoughton, P219。
[6] Robert A Hackett &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Garamond Press, Toronto 1998, P. 82。
[7]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126。
[8] Michael Schudson：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Vol. 2 Number 2， P. 153。
[9]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25。
[10] Walter Lippmann: Liberty and the News , Transaction Publisher: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1995,，P.1。
[11] 章士嵘：《西方认识论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P90。
[12] Ibid，P91-92。
[13] Robert A Hackett &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Garamond Press, Toronto 1998, P. 16-17。
[14]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19。
[15] Fred S. Sibert, Theodore Peterson, Wilbur Sc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56, p.51。
[16]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114—115。
[17] M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1978，P. 14。
[18] Shearon A.Lowery & Melvin L. DeFleur: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Effects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影印版）2003年， 第5-12页。
[19] 柏拉图认为5040人是个人能认识并充分交流的极限，因此5040成为直接式民主实现的最大群体规模。
[20] Richard L. Kaplan：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
[21] David T. Z. Mindich: Just the Facts: How “Objectivity” Came to Define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7。
[22]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年，第26页。
[23]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导论部分。
[24] 阿德尔·柯林斯、麦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110页。
[25]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年， 第370页。
[26] 阿德尔·柯林斯、麦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222页。
[27] Ibid， 第223页。
[28] 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圈哲学史导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 第16页。
[29] 贾春增 主编：《外国社会学史》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25页。
[30] Ibid，第79页。
[31] 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圈哲学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 第19页。
[32] M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1978，P. 6。
[33]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2，P.358。
[34] Ibid，P.360。
[35] Ibid，P.362。
[36] Richard Streckfuss: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 Search and a Reassessment i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1990 winter Vol. 67 No.4 P 977。
[37] Walter Lippmann , Liberty and the News , Transaction Publisher: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1995, P 74。
[38] Ibid，P 71。
[39] 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P 94。
[40]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P 68。
[41] Walter Lippmann ,Two Revolutions in the American Press 收录于1931年3月号的《耶鲁评论》，转引自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P 40，着重号本文作者加。
[42] Walter Lippmann ,Two Revolutions in the American Press 收录于1931年3月号的《耶鲁评论》，转引自Richard Streckfuss: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 Search and a Reassessment i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1990 winter Vol. 67 No.4 P 981-982。
[43]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P.77。
[44] 贾春增 主编：《外国社会学史》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108页。
[45] 阿德尔·柯林斯、麦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222页。
[46] Michael Schudson：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Vol. 2 Number 2，P.8。
[47]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年，第36页。
[48] 王守昌：《新思潮——西方非理性主义述评》，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年，第248页。
[49] Judith Lichtenberg: In Defense of Objectivity,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ited: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ward Arnold: A division of Hodder & Stoughton, P228。
[50] 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 of Objectivit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7 Number 4，1972，P 660-679。
[51]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126-134。
[52] James Carey: The Dark Continent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edited: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144-188。
[53]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421-422页。
[54] 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第78页。
[55] Everette. E. Dennis & John. C. Merrill: Media Debates: Great Issues for the Digital Age, Wadsworth Group, 2002, P. 126-127.
参考文献：这里只总结国内外研究客观性的相关内容
国内近期对客观性理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项比较重要的：
1、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
2、黄旦、孙藜： 《新闻客观性三题》， 载 《新闻大学》2005年夏季刊。
3、陈力丹、王亦高：载《新闻大学》2006年春季刊， 《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读〈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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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力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载《新闻记者》199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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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波：《重建新闻客观原理》， 载 《现代传播》1999年第1期。
8、陈力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 载 《新闻记者》1999年第9期。
9、桑荫：《“客观报道”与主观倾向——西方“客观报道”理论探析》。 10、赵彦华 编译：《保持新闻的客观性》， 载 《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11、张威：《关于阶级性、客观性和宣传——中澳新闻观点比较分析》， 载 《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5、6期合刊。
12、郭镇之：《揭密新闻客观性的制度神话——解读〈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载 《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13、哈克特、赵月枝：《客观性的演变：从实证主义到消极性新闻》， 载 《国际新闻界》1998年5、6期合刊。
14、许燕：《西方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功能和作用》， 载 《新闻知识》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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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湾）三民书局， 1994年。
国外的研究成果：
1、Walter Lippmann:Liberty and the News,The Atlantic Monthly Company, 1919.
2、Fred S.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Wilbur Sc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56.
3、Commission of Press Freedom: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1947.
4、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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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vid T. Z. Mindich: Just the Facts: How “Objectivity” Came to Define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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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obert A Hackett &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 Garamond Press, Toronto 1998.
9、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 of Objectivit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7 Number 4 1972.
10、Richard Streckfuss: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 Search and a Reassessment, in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67 Number 4 1990 winter.
11、Michael Schudson: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Vol. 2 Number 2.
12、Kevin Dolan : Blinded by ‘objectivity’---- How news conventions caused journalists to miss the real story in the ‘Our Lady’ controversy in Santa Fe, in Journalism Vol. 6 Number 3.
13、Everette E. Dennis & John C. Merrill: Media Debates: Great Issues for the Digital Age, Wadsworth Group, 2002.
14、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Mass Media and Society,Edward Arnold 1991.
15、Ralph L. Lowenstein & John C. Merrill: Macromedia: Mission, Message, and Morality Longman: 1990.
16、W. Lance Bennett & Doris Graber: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5th Edition) Longman: 2003.
17、Judith Lichtenberg ：In Defense of Objectivity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ited: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ward Arnold: A division of Hodder & Stoughton, P216-230.
作者：郭之恩 中国传媒大学
美国新闻客观性理念发展史初探作者：郭之恩
关键词：美国新闻业新闻客观性理念美国社会思潮┊阅读：1637次┊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美国社会思潮和哲学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试图对美国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发展脉络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
Abstract: 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objectivity through the alternation of the social thought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关键词：美国新闻业；新闻客观性理念；美国社会思潮。
美联社总经理肯特·库珀曾无比自豪地说：“新闻客观性理念发轫于美国，奉献于全世界。”埃弗瑞特·丹尼斯认为：“客观性曾是美国新闻编辑部内的主导哲学。”[1] 哈克特和赵月枝认为：“客观性是一种体制，包括了理念、设想、实践及机制，已经成为了公共哲学与（新闻界）设想的自我管理的统一体。”[2] 新闻社会学家麦克尔·舒登森称：“客观性理念是新闻业之于这个国家（美国）的核心。”[3] 然而，也正是这个对美国新闻界来说具有基石意义的新闻客观性理念却备受争议，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播批判学派、传播文化学派等竞相批判的众矢之的。在操作上，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体现——客观新闻学更是经历了两次挑战：一次是1960年代对新新闻学及新左派批判的回应，一次是1990年代对公共新闻运动的回应 [4]。然而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却并未威胁到客观性理念的地位，反而不断巩固了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业主导观念的合法性。朱迪斯·莱彻伯格在《为客观性辩护》中甚至认为：对于客观性的批判，就是对客观性的承认 [5]。面对驳而不倒的新闻客观性理念，哈克特和赵月枝将它称作为“不死之神” [6]。
对于这个被批判地遍体鳞伤，“失去神性”的“神”是怎样“获得永生”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学界现在比较统一的认识是：虽然新闻客观性理念建立的理论基础并不正确，但是客观性已成为新闻业不可缺少的基石，因此动摇不得。在纷纷扰扰的辩驳之间，Richard Streckfuss先生的一篇《客观性之于新闻界：研究与重估》一文提醒了我们，事实上在新闻客观性理念的辩与驳进行地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对客观性理念发展的历史探寻。在高度去语境化的解读中，辩与驳之立论都丧失了对客观性理念正确理解的历史依据。我们有必要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产生与发展做一个历史的探寻，澄清这点也许会彻底改变我们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认知。以下，我们就试图通过对美国社会思潮更迭的分析，理顺美国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发展脉络。
一、美国新闻业的传统理念
要分析新闻客观性理念，我们不能脱离对新闻业的分析，而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新闻业的一切都不是无源之水，因此，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带着美国社会发展深深的印痕。
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利的媒介》的第一版中认为，美国新闻业客观性理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著名报人，美国的开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7]。在富兰克林的《印刷商辩白书》（Apology for Printers）中，他写道：印刷商的学识告诉他们，当人们持有异见之时，双方的不同观点都应该被公众知晓；当真理与谬误进行公平较量的时候，真理总能战胜谬误。因此，（印刷商）向所有的撰文者支付报酬，不论他们从属于争论的哪一方 [8]。由于富兰克林相较于他的哥哥詹姆士·富兰克林更为奉行实用主义，在办报理念上更为务实，“报刊需要刊载真理，但是在刊载前要先问问真理的代价” [9]。——因此，后人常怀疑富兰克林提及的新闻客观性理念中的“公正性（fairness）原则”更多地是出于为报业摆脱殖民地政府的管制寻找借口考虑的。认为这是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开端，似乎不是很妥当。不过，阿特休尔从美国报业的传统出发探寻客观性理念产生、发展的条件却是合理的。
1690年9月25日，在本杰明·哈里斯出版的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公共事件》（Publick Occurrences）中，哈里斯写道：“我们身旁充斥着谎言，是时候整治一番了。我们需要修缮消息之泉，只接受我们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当错误的材料被刊印后，次日即要进行更正。另外本报的印刷商希望能追溯谎言的散布者，揭发他蓄意撒谎的恶行。面对如此重大的恶行，应该没有人不会赞同这一做法。”[10] 这是美洲大陆的第一份报纸，这篇发刊词强调了报业刊载事实的信念。
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的独立，在国家制度的构建上，美国的国父们，特别是杰斐逊直接继承了大陆启蒙思想的精髓。而在实践民主上，美国人选择了洛克，以致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人人人都是民主迷。事实上，洛克对于美国的影响不仅仅止于政治领域。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同样在美国人的精神领域写下了深深的印痕，而这恰恰与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产生密不可分。洛克代表着“英国经验（认识）论的完成”[11]，在《人类理智论》中，洛克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白板说；提出了以联合简单观念的方法来建立复杂的心理学原则，对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关系做了重要的探索。“我们的知识全部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结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我们对于外界可感事物的观察，就是我们的理智以全部思维材料的东西，这两者乃是知识的源泉，从其中涌出我们所具有的或者能够自然地具有的全部观念。”[12]而启蒙运动中社会思想变化的核心便是科学和理性，科学和理性被认为是理解世界的工具……。启蒙运动是一场世俗化运动，通过运用理性建立新的社会规范，致力于将人们从无知和神话中解脱出来。启蒙思想家们成功地在人类的物理学领域应用了科学方法，他们同时希望能将科学方法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人类理解、社会改革及人类社会的重建[13]。这样的经验认识论及启蒙时期用于批判神权的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奠定了新闻业传统理念的哲学基础。
新闻业的传统理念认为报刊的主要任务是发现真理，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将自由出版视作发现真理的必要条件，刊载在报刊上的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的交锋，在人类理性的判断下，真理必将战胜谬误。而真实是通过事实来体现的，因此通过对事实的报道，提供给人们理性判断的正确材料能最终使人们发现真理。由此，报道事实或者说新闻的真实性便成为了新闻业的核心。也正是在经验认识论和对人的理性的肯定下，传统新闻理念认为，报道 “真实”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为真实性提供了依据，因此，真实便必然地实现了揭示真理的作用。
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的第一批移民寄希望于通过设置健全的民主制度来建设一个“山上之城”，这一理念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傲慢、无知；憧憬、理想自待后人自己评说。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的确立，也是美国人民主构想架构所必需的。
美国人的基本信念之一，便是新闻媒介传播信息是民主昌盛的原因之一。在民主社会中，是人民（而不是其他势力）在进行着治理。人民的心声必须通过投票进行传达。而人民依靠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对问题进行表决。信息主要是由新闻媒介提供的，因此，新闻媒介与民主制度的存亡息息相关[14]。自由主义思想因此把媒介的功能设定为告知和娱乐。第三项功能的拓展与其他功能相关，即提供经济保障以确保政治上的独立。这也就是销售或者说是广告功能。媒介最基本的功能是协助发现真理，通过提供各方的事实和观点作为解决政治及社会问题的基础[15]。
与民主要求相适应地，新闻界也意识到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是民众作出正确民主决策的基础，将自己设定为：1）、新闻界不受外界的干涉，无论是政府、广告商或是公众；2）、新闻界服务于“公众的知情权”；3）、新闻界试图探求并呈现真理；4）、新闻界报道事实应秉持客观、公正之原则[16]。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来，在民主社会中，新闻媒介通过客观性报道向民众提供客观、公正信息也是民主机制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不过，围绕着保皇和独立、联邦和反联邦等议题，美国报业迅速进入了“政党报刊”这个“最黑暗的时期”。但是，莫特所言的“美国报业最黑暗的时期”并不意味着传统新闻理念的背弃。政党报刊依然讲究真实性，只不过是通过有选择地报道和评论、攻讦政敌来体现自己政治色彩的需要掩盖了真实报道的地位，观点与事实混杂，报业更加注重自己的观点罢了。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美国的社会也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轨。大众化报刊——“便士报”应运而生，舒登森认为，便士报的诞生意味着美国新闻业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新闻”战胜了“评论”，“事实”战胜了“观点”（获得了报业的主导地位）[17]。事实上，这是对美国新闻业传统理念的一次确立。开端于1830年代，在内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使美国社会迅速进入了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中，工业化使得人类的生产方式从传统社会的单一劳作转变为复杂的劳动分工，工厂制度和公司制度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停留于契约之间。城市化的进程更是将互不认识的人带到了一起，原来共同体间的信任为不信任所替代。现代化的进程又使人因为个人能力的差异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鸿沟继续拉大。因此表面上通过劳动分工维系起来的紧密关系，却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疏离[18]。这样的社会，远远超出了5040的直接民主的极限[19]，传统的小城镇式民主为现代程序复杂的代议制民主所取代。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人们更加依赖新闻业，新闻业提供准确真实、可靠信息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报业在理性的民主模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报业从诞生起就肩负着维系公众讨论持续和可靠性的重担。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报业在现代大众社会扮演着弥补政治传播不足问题的角色。当民主制度从小乡村扩展到一个国家范围的时候，人际间的交流已无法再维系人们之间观点和信息的交流了。此时，报业就担负起了承载不同地域、社会阶层间公民政治讨论的重任[20]。
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认识论的基础上，在心理学中，迅速发展出行为主义学派，冯特和斯金纳的核心观点便是“刺激——反应”，这便是机械反映论的极端。与之相符的是，在新闻界，新闻从业人员也认为自己能够像“刺激——反应”那样，在新闻采访报道中折射出世界的原貌。这一时期，新闻界也在构筑“神话”：新闻是面镜子，毫无扭曲、真实地反映着世界；新闻是人们观察世界的窗口，“给我20分钟，给您全世界”；新闻就如打鱼，记者每天撒下鱼网，收获着新闻[21]。
二、新闻客观性理念的确立：对新闻业传统理念的反思——不完全的否定
理性主义和经验认识论的地位在不断确立的同时，也遭到了质疑。威廉·巴雷特在论述存在主义发展历史的时候说：“的确，13世纪的那个圣托马斯·阿奎那和18世纪末的那个康德之间的差别，在这一点上是确定无疑的：在阿奎那看来，整个自然世界，特别是因为它是朝着作为‘第一因’的上帝敞开的这个自然世界，显而易见是可以为人类理性所理解的，而对于在启蒙世纪之末从事著述的康德来说，人类理性的范围已十分急剧地缩小了[22]。”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的理性提出了质疑，他将人的认识分为先验的认识和经验性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他对“全能的人”（the omnipotent man）的批判，影响了日后哲学中相对主义的思潮[23]。从康德开始，哲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开始了对人的有限性的探索。尼采从历史的纬度进行了反思：他看到，被（启蒙运动）推翻的只是原来教会实行的那些对政治智识的外在压制。但更深的压制观念仍存留在19世纪的世俗理性主义和维多利亚主义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尼采宣称，如果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延续以往的价值观，即宣扬在情感上要自我控制，在道德上要为集体奉献，那么要从基督教的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只是用尘世中的进步信仰替换了天堂中的酬赏[24]。建立在这种对人的非理性的认识之上，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试图打破理性主导的局面，海德格尔写出了《存在与时间》，萨特高举起存在主义的旗帜，认为健全的人应该承认自身非理性的存在。伴随着启蒙理性转变为技术理性，弗洛姆总结道：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19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20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地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25]。
这种非理性的思考在心理学中反映地更为明显，而其代表人物就要算是备受争议的“非理性的征服者”[26]——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了。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在于他系统地发掘出了普遍存在的、隐藏着的人类无意识的内容。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他探索了精神的深度，揭示出了人类本性中非理性的一面。这是弗洛伊德一生中存在的一个矛盾：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和理性的人，他的发现却要宣告理性时代的终结。18世纪哲学上的启蒙运动之梦在弗洛伊德这个启蒙运动之子手中终结。西方人不再确定而幼稚地相信理性能解决群体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弗洛伊德表明，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是受诸如“性本能”和“被压抑的愿望”之类的感情力量所驱动的[27]。
然而，与这股批判势力相对应，理性主义和经验认识论也在不断发展着。在美国社会的进步声浪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实证主义的横行。哈勒认为：（我们可以）将实证主义哲学一般地看作是一股经验主义的启蒙思想[28]。实证主义思潮引导了美国进步时代科技的发展，科学的昌明及技术带来的时代进步，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对理性和经验认识论的信心，非理性主义虽然抬了头，却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这股实证主义的思潮更是从自然科学领域吹拂到了刚刚萌生的社会科学领域：孔德在创立社会学伊始便认为：这门科学不仅在经验方法上，而且在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上，以及在服务于人类的功能上，都应当效仿自然科学[29]。为了将社会学从社会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斐迪南德·滕尼斯反对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渗进价值因素和道德情感……他试图做一个冷静的科学观察者和研究者。为了保证对现实认识的客观性，就必须在认识过程中摆脱任何价值因素[30]。在实证主义条件中，最引人瞩目的结果是价值判断被驱逐出知识的范围[31]。也正是在这样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引导下，新闻界的实践被舒登森称为是“幼稚的经验主义者”(naïve empiricists)的做法[32]。
社会思潮的波澜是社会行动的背景，而社会现实的发展则推动了新闻客观性理念的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仅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人对世界的看法。“理性的人”似乎并不能解释战争的缘起，人们开始了对非理性主义的重新评估。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了所谓的总体战，新闻业成为了战争中国家宣传的鼓噪机器，公共关系业的迅速崛起，各种势力对新闻业的不断渗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新闻业沦为被操纵的对象。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人们开始了对新闻业传统理念的反思：报道事实可以揭示真理，但是如果新闻从业人员被操纵，报道的是经过过滤的事实呢？人是否真的有能力毫无偏见地认识事实呢？这样，对于揭示真理的信心便自然被消弭掉了。
在这股质疑中，最为振聋发聩的要属著名的报刊专栏作家李普曼。李普曼始终是从新闻业与民主社会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新闻业的。在成书于1920年的《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认为只要提供准确的事实，民主的危机就能解决，而且他也始终认为事实与真理是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只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巧，便能在事实的传播中揭示出真理。然而，到了《舆论学》，李普曼却推翻了这条信念。他在“新闻、真理及一个结论”一章中承认《自由与新闻》中认识的不足——新闻与真理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必须得到清晰的区分[33]。这样，建立在对非理性行为思考之上的心理与认知理论便使李普曼从可知论陷入了不可知论的困境，至少在对新闻的认知上是这样。但是李普曼又设想出一个特殊的“专家”阶层，能够通过科学的（或者说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认识世界，因此，在《舆论学》中事实上充斥着李普曼在认知哲学上的矛盾。在这本书中不可知论似乎占了上风，因为，李普曼自己也承认这样的专家只处于设想中。
他（记者）越了解他的不足，就越承认并没有完全的客观检验。“刻板印象”是他个人观点的主要来源，其中还要涉及他的个人信条，及个人利益的迫切性。他知道他是透过主观的透镜看待着世界[34]。当我们希望它（新闻）提供真理时，我们秉持着一个错误的判断标准。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新闻本质的局限，及社会的复杂性。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公共精神及全面的能力。我们假定追求毫无意义的真理的兴趣，但是我们对兴趣的研究却从未发现有这样的事[35]。
也正是因为对人类认识的质疑，李普曼越来越认识到了民主制假设前提的漏洞。民主制度认为人是全能的（the omnipotent man）、有理性的人只要发挥自己的理性进行政治决策（投票），民主制就能顺利进行，同时真理最终也能战胜谬误。然而，在实用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和精神分析学派宗师弗洛伊德的影响下，李普曼意识到：人是非理性的——这样，民主制度的基本假设就受到了动摇。延伸到新闻业，弥尔顿的学说就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弥尔顿认为真理源于神的恩赐，人发现真理是神的旨意。而真理的力量正在于人是理性和有道德的动物。人因此具有感知真理的能力，理性判断的能力。弥尔顿浓厚的神学气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淡化，然而“天赋直觉”（理性）的理念却从未从此退去。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这个理论基础却经不住客观性的考验：人们发现维系人类与真理之间并不是神的旨意，而人也不全然是理性的事实收集者（fact-gather）。相反，人看待事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一定的文化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决定的，人类的决策依靠他们的感情、偏见和欲望。在人类认识的进程中，真理与谬误一样虚弱[36]——这是一场真正的真理的危机。
对于传统新闻理念的质疑，已经触及到了新闻业存在的核心，合法性的危机使新闻业岌岌可危，然而新闻业之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也决定着人们对它的依赖。因此，尽管开始了对新闻业的质疑，但是人们还是想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进行调停。而此时对新闻业来说，正处在一个从行业转变为职业的过程，正在向专业化迈进。专业化能够重新确立新闻业的合法地位，而新闻专业化的根本依据就是要使新闻成为一门“科学”，一门实用的“社会科学”。由此，新闻学便向社会科学迅速靠拢。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客观性理念就自然移植到了新闻业中，并由此成为了新闻业合法性的基石，也就是新闻业的核心。
这里，走在前面又是李普曼。李普曼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是“耐心、无畏的科学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报道需要实践最高的科学品质”。他第一次提出了“客观”有助于新闻界实现自己在民主社会中的功能的观点[37]。在《自由与新闻》所提出的对新闻业的改造的设想中，李普曼提出要将新闻业从一个行业（a haphazard trade）转变为一个专业（a disciplined profession）的观点[38]。而在寻找新闻专业化的依据时，李普曼选择了客观性。李普曼治疗新闻业的药方是科学，他认为追求科学的方法不仅能使新闻业专业化，而且能使它更加自由，更富有英雄气息[39]。因此，客观性是西方媒介专业化的一个标志[40]。
李普曼对客观性和专业化的热情，消解了他在《舆论学》中的低落情绪和悲观主义情结。在1931年《耶鲁评论》的一篇《美国报业的两次革命》中，李普曼更为乐观地预言了美国新闻业因为客观性理念的植入所带来的专业化的深远影响：
李普曼首先总结了并预言了美国报业发展的历程：美国报业的发展共将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报业完全为政府所垄断；第二阶段，报业经历了一个政党控制取代政府控制的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报业在商业赢利和庞大的读者支持的驱动下，不仅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同时也摆脱了政党。在美国，这一过程当然是从便士报开始的。李普曼预言从一战后报业开始了第四阶段，或者说是“专业化”阶段。他写道：当这一阶段完全到来时，报纸将会成为“训练有素的人员”的机构。它们将追求“尽可能地客观描述事实”以至于它们能够摆脱公众兴趣和偏见对它们的牵掣[41]。
“报业过去十年来最引人注意的变化表明：客观、有序更适合理解的新闻在今天比过往的那种戏剧化、混乱、唐突的新闻更为成功。……这种新闻的力量是积聚式的，因为它开启了报业启用训练有素的人员的先河。以往的报业所仰仗的大多是像贝内特、赫斯特、普利策等人的个人技艺。这种新闻的成功取决于管理层获得成功的实践，而它的失败则源于管理层才智的枯竭。而新的客观新闻的发展则不像这种取决于个人的模式，因为它处理的是事实。……新闻业只有到客观新闻学成功地构建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专业，而这要求献身于此（新闻业）的人们只服务于事实”[42]。
因此，综观新闻客观性理念的确立，事实上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43]：对理性主义和经验认识论的批判虽然彻底，但是此时面对这样的危机，再加上对科学昌明的敬畏，使得人们依然幻想能通过借鉴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客观性来挽救新闻业。简言之，对非理性主义批判的承认，却用理性主义来调停。这确实看似荒唐，但是确实这一时期最好的调停方式：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价值中立”（客观）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但同时他也提出了“理想类型”这一社会学方法论的概念工具。但他又认为理想类型存在两大缺陷，作为现实的某种变异形式，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44]。这时，他又受到了康德的影响，有明显的新康德主义的色彩，而韦伯的历史理论则依然将历史的变化解释为世界理性化的过程[45]。
三、新的危机：
明白了新闻客观性理念诞生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会经历这诸多诘难了。新闻界需要客观性理念，因为作为规范的客观性理念具有四个特征，两个是涂尔干式的，两个是韦伯式的：涂尔干式的条件作用于新闻业内部平级关系间的稳定和集体认同，1、组织、机构通过仪式（如表彰成员、新成员加入的仪式、老成员的退出仪式、组织内的晋升仪式等）来维系内部的稳定。2、组织文化的接触和冲突能使组织内部的规范明确起来，以实现内化组织规范的作用。而韦伯式的条件关注于新闻业内部的等级社会控制及组织规范的代际传承。1、组织、机构进行必要的教化。2、组织的高层对底层成员的必要控制[46]。
同时，新闻客观性理念也是新闻业成为专业，建构自己合法性地位的基石。然而，客观性理念是建立在沙堆上的大厦，堆得越高，其根基便越显薄弱。与舒登森的分类方法略有不同，我们可以把新闻客观性面临的危机概括为3个方面。
1、 对科学理性的质疑：
人们在确立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时候，“不得以而为之”的一个重要信念是对科学精神的敬畏，但是科学家也是人，也是非理性的。因此，虽然人们依然试图维护科学精神的权威，但是它的阿咯琉斯之踵已显露无疑，只不过是人们不愿意正视而已。然而，紧随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原子弹、导弹、生化武器……一系列的科学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祉，反而是巨大的破坏和无尽的恐惧。连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都陷入了对科学的茫然中。对科学伦理的反思成为对科学精神批判的导火索。文艺复兴时期在人们眼中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终于缩小了[47]。与之相随，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将人的因素引入科学，从社会和历史的方面来研究科学的发展。这就使得西方的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向了历史主义[48]。这样一来，新闻客观性理念赖以存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打了水漂。
不过，也许这也正是新闻客观性理念驳而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性将新闻与科学紧密地焊接在了一起，科学精神不垮，新闻客观性理念也不会没落。
2、实践中的窄化：
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提出根本就是建立在对客观性的质疑的基础上的，参照于实践，客观报道必然无法实现。无怪乎有人将新闻客观性称作为新闻界无可企及的“理想国”。但是，它毕竟要指导于实践，为了实践上的可行性，新闻客观性原则却被窄化为“平衡（balance）、中立（neutrality）”。朱迪斯·莱彻伯格认为：在实践中新闻客观性理念由“作为理念的客观性”（objectivity-as-an-ideal）蜕变为“作为方法的客观性”（objectivity-as-an-method）。新闻界混淆了（真实）的客观和表面上的客观；混淆了客观与中立[49]。这种在实践中因客观性无法实现而畸变的操作手法，成为了众多学派竞相批判新闻客观性的源头。盖伊·塔奇曼认为客观性是一种新闻界为了摆脱责难的“策略性仪式”[50]；赫伯特·阿特休尔则称新闻客观性理念是新闻界蜕变为权力者维持现有秩序的工具[51]。詹姆士·凯瑞则认为：新闻客观性理念使得记者丧失了对立性，成为各方势力操纵的对象[52]……批驳的理论林林总总，角度也各有不同。与此同时，人们对非理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建构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理论、话语理论等等，都在深化着对新闻现象的分析和反思。在此间崛起的传播学更是直接以新闻为自己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包括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捍卫者在内，人们已经接受了客观性无法实现的基本现实。
3、新闻业的新思潮：
理论上的驳斥，加上新闻业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报道的反思，直接导致了美国新闻界新闻报道新思潮的出笼。之前出现的解释性报道一度对新闻客观性理念产生了严重的冲击。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报告中表示：只提供事实不提供解释的新闻已经成为报业发展的弊病。
《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鲁斯公然挑战客观性：“不偏不倚与公正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对在他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进行分析时，是‘有偏向的’。他只要不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歪曲事实，只要不隐瞒说明一个不同观点的事实真相，他就是公正的”[53]。不过，几年后，鲁斯就改了口“我们拥护客观性，因为客观的真理的确存在；……‘新闻的客观性’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在以前，那是指写作的语气：没有偏见、不教训人，也不带任何感情……第二种‘新闻客观性’则宣称记者在展现事实时，可以完全不受他价值判断的影响。这是一种现代的解释，也是彻底的假话。……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却不可能在完全不涉及本身的价值情况下，选择、认知或组织事实。这并不表示价值判断就是罪恶，必须减至最低限度。相反，这表示75%的认知、选择和组织事实的工作，都建立在正确的价值判断上面……”[54]。鲁斯的这段话不仅修正了客观性理念，也将解释性报道纳入到了新闻客观性理念的范畴。
此后，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鼓吹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服务新闻学（service journalism）[55]都曾鼓噪一时，潮起潮落。但最终都无法撼动新闻客观性理念正统的地位。
如果说，前面的这些新思潮都重要针对的是客观性理念本身的话，那么上世纪90年代间迅速崛起的公共新闻运动，则有意打破构筑于新闻客观性理念之上的“新闻专业主义”思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过最终还是未能打破壁垒，继而危及新闻客观性理念。新闻客观性理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新闻界的土壤中，美国社会的大背景也不容它被遗弃。
以上本文就通过对美国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过程的总结，简单概括了美国新闻客观性理念发展的线索。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入，同时争议也在不断地生产，诸如究竟新闻客观性的真谛是什么；新闻客观性理念应用于实践该如何指导实践等问题始终是众说纷纭。另外，本文涉及到的美国社会思潮与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关系，分析地也不是十分透彻，这里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联系，还有待商榷。因此，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我们还要不断地深入。
注释：
[1] Everette. E. Dennis & John. C. Merrill: Media Debates: Great Issues for the Digital Age, Wadsworth Group, 2002, P. 125。
[2] Robert A Hackett &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Garamond Press, Toronto 1998, P. 1。
[3] M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1978，P. 10。
[4] Michael Schudson：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Vol. 2 Number 2，P.8 注2。
[5] Judith Lichtenberg: In Defense of Objectivity,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ited: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ward Arnold: A division of Hodder & Stoughton, P219。
[6] Robert A Hackett &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Garamond Press, Toronto 1998, P. 82。
[7]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126。
[8] Michael Schudson：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Vol. 2 Number 2， P. 153。
[9]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25。
[10] Walter Lippmann: Liberty and the News , Transaction Publisher: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1995,，P.1。
[11] 章士嵘：《西方认识论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P90。
[12] Ibid，P91-92。
[13] Robert A Hackett &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Garamond Press, Toronto 1998, P. 16-17。
[14]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19。
[15] Fred S. Sibert, Theodore Peterson, Wilbur Sc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56, p.51。
[16]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114—115。
[17] M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1978，P. 14。
[18] Shearon A.Lowery & Melvin L. DeFleur: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Effects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影印版）2003年， 第5-12页。
[19] 柏拉图认为5040人是个人能认识并充分交流的极限，因此5040成为直接式民主实现的最大群体规模。
[20] Richard L. Kaplan：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
[21] David T. Z. Mindich: Just the Facts: How “Objectivity” Came to Define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7。
[22]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年，第26页。
[23]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导论部分。
[24] 阿德尔·柯林斯、麦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110页。
[25]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年， 第370页。
[26] 阿德尔·柯林斯、麦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222页。
[27] Ibid， 第223页。
[28] 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圈哲学史导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 第16页。
[29] 贾春增 主编：《外国社会学史》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25页。
[30] Ibid，第79页。
[31] 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圈哲学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 第19页。
[32] M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1978，P. 6。
[33]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2，P.358。
[34] Ibid，P.360。
[35] Ibid，P.362。
[36] Richard Streckfuss: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 Search and a Reassessment i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1990 winter Vol. 67 No.4 P 977。
[37] Walter Lippmann , Liberty and the News , Transaction Publisher: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1995, P 74。
[38] Ibid，P 71。
[39] 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P 94。
[40]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P 68。
[41] Walter Lippmann ,Two Revolutions in the American Press 收录于1931年3月号的《耶鲁评论》，转引自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P 40，着重号本文作者加。
[42] Walter Lippmann ,Two Revolutions in the American Press 收录于1931年3月号的《耶鲁评论》，转引自Richard Streckfuss: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 Search and a Reassessment i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1990 winter Vol. 67 No.4 P 981-982。
[43]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P.77。
[44] 贾春增 主编：《外国社会学史》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108页。
[45] 阿德尔·柯林斯、麦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222页。
[46] Michael Schudson：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Vol. 2 Number 2，P.8。
[47]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年，第36页。
[48] 王守昌：《新思潮——西方非理性主义述评》，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年，第248页。
[49] Judith Lichtenberg: In Defense of Objectivity,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ited: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ward Arnold: A division of Hodder & Stoughton, P228。
[50] 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 of Objectivit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7 Number 4，1972，P 660-679。
[51] J.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p.126-134。
[52] James Carey: The Dark Continent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edited: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144-188。
[53]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421-422页。
[54] 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第78页。
[55] Everette. E. Dennis & John. C. Merrill: Media Debates: Great Issues for the Digital Age, Wadsworth Group, 2002, P. 126-127.
参考文献：这里只总结国内外研究客观性的相关内容
国内近期对客观性理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项比较重要的：
1、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
2、黄旦、孙藜： 《新闻客观性三题》， 载 《新闻大学》2005年夏季刊。
3、陈力丹、王亦高：载《新闻大学》2006年春季刊， 《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读〈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
4、郭镇之：《“客观新闻学”》，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5、陈力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载《新闻记者》1999年第9期。
6、刘建明：《新闻的认识论哲学》， 载《现在传播》2006年第1期。
7、单波：《重建新闻客观原理》， 载 《现代传播》1999年第1期。
8、陈力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 载 《新闻记者》1999年第9期。
9、桑荫：《“客观报道”与主观倾向——西方“客观报道”理论探析》。 10、赵彦华 编译：《保持新闻的客观性》， 载 《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11、张威：《关于阶级性、客观性和宣传——中澳新闻观点比较分析》， 载 《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5、6期合刊。
12、郭镇之：《揭密新闻客观性的制度神话——解读〈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载 《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13、哈克特、赵月枝：《客观性的演变：从实证主义到消极性新闻》， 载 《国际新闻界》1998年5、6期合刊。
14、许燕：《西方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功能和作用》， 载 《新闻知识》2006年第1期。
15、许燕：《新闻客观性原理历史的一般解释》， 载 《新闻知识》2005年第12期。
16、邵志泽：《新闻客观性原则：态度和方法的悖谬》， 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
17、刘建明：《否定客观报道的理论误区》，载 《新闻与写作》 2006年第3期。
18、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湾）三民书局， 1994年。
国外的研究成果：
1、Walter Lippmann:Liberty and the News,The Atlantic Monthly Company, 1919.
2、Fred S.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Wilbur Sc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56.
3、Commission of Press Freedom: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1947.
4、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8.
5、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 Web Edition From Virginia University.
6、David T. Z. Mindich: Just the Facts: How “Objectivity” Came to Define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7、Richard L. Kaplan: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The Rise of Objectivity, 1865-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8、Robert A Hackett &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 Garamond Press, Toronto 1998.
9、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 of Objectivit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7 Number 4 1972.
10、Richard Streckfuss: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 Search and a Reassessment, in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67 Number 4 1990 winter.
11、Michael Schudson: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Vol. 2 Number 2.
12、Kevin Dolan : Blinded by ‘objectivity’---- How news conventions caused journalists to miss the real story in the ‘Our Lady’ controversy in Santa Fe, in Journalism Vol. 6 Number 3.
13、Everette E. Dennis & John C. Merrill: Media Debates: Great Issues for the Digital Age, Wadsworth Group, 2002.
14、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Mass Media and Society,Edward Arnold 1991.
15、Ralph L. Lowenstein & John C. Merrill: Macromedia: Mission, Message, and Morality Longman: 1990.
16、W. Lance Bennett & Doris Graber: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5th Edition) Longman: 2003.
17、Judith Lichtenberg ：In Defense of Objectivity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ited: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ward Arnold: A division of Hodder & Stoughton, P216-230.
作者：郭之恩 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