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简介：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生于山东临邑，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专门研
究宋代历史，对两宋和辽、金钻研极深。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纲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
邓广铭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他治学严谨，领域宽阔，勇于探索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各方面的重大课题，精于历史人物传记之作，在古籍整理方面，亦有精深的研究。
他提出的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他因其在宋史方面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
角度
才华出众
1.邓广铭研究古代史，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他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作人自称“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谁知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结果这本笔记当年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邓广铭：逝去的学风》
2.邓广铭穷毕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又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于是以史笔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立传，为他们钩沉、辩诬，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价。他写王安石，写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写陈亮，是写“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特立独行气概；写岳飞，写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邓广铭：逝去的学风》
严谨学术
1.邓广铭执著的学术精神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题。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仍坚守在他的学术阵地上，每天坚持读书和写作，直至病倒为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论文，三番五次地托人从医院带回纸条，提出他的修改意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部插着氧气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输液，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执意要看《王安石》一书的校样，于是女儿只好拿着放大镜，举着校样让他看。支撑着他那风烛残年的躯体的，该是多么顽强的精神。
2. 恭三是历史学家，专门治宋史，卓有建树，腾誉国内外士林，为此道权威。先师陈寅恪先生有一个颇为独特的见解。他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复振”的希望有一部分他就寄托在恭三身上。他接着写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历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邓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学力。“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恭三就属于这仅有的“几人”之列。对于《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陈先生的评价是：“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是极高的评价。熟悉陈先生之为人者，都知道，陈先生从不轻易月旦人物，对学人也从未给予廉价的赞美之词。他对恭三的学术评价，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悼念邓广铭先生》
3.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先后修订和改写了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也修改、增订过两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后一个增订本出版之后，他又在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我手边就放着经他手订的修改本，改动的地方已达百馀处。从1937年开始撰著的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到1997年仍在不断地修改订补之中，这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达60年之久！
4. 后来,他病情反复,又住进医院。阎步克教授前来探望,称赞他“精神挺好”,他回答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了。”
战斗精神
1.在邓广铭非常个性化的学术特色中，有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论战风格。他一辈子都在进行学术论战，用陈智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写作六十年，论战一甲子”。实际上，邓广铭的学术论战还不止60年的历史。他写于1935年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就是论战文字，而1997年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也仍然是一篇论战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曾对女儿谈到他的论战风格：“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这种论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缘于他那“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以及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他在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时说：“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章学诚语）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2.邓广铭写这些豪杰，同时也将此种情怀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长期随伺父亲左右的邓小南对父亲的印象是两个词，耿介和磊落。“他们那一辈学人，经过那么多曲折，很多人改变了，但他总体上还是磊落的。他自己在‘运动’中有过违心的言行，这他从来都承认，承认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重视人才
1.邓广铭先生在主持《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编辑工作时,非常重视对后辈的提携和帮助,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学者。他曾欣慰地谈到这点:“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评价
1.【挽联】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
2.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四大发明，震撼寰宇、辉耀千古，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我只谈一个词儿：“后死者。”在这世界上其他语言中还没有碰到过。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儿。但仔细一探究，却觉其含义深刻，令人回味无穷。对已死的人来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后死者”。可这个词儿里面蕴含着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已死者活在后死者的记忆中，后者有时还要完成前者未竟之业，接过他们手中曾握过的接力棒，继续飞驰，奔向前方，直到自己不得不把接力棒递给自己的“后死者”，自己又活到别人回忆里了。人生就是如此，无所用其愧恨。现在我自己成了一个“后死者”，感情中要承担所有沉重的负担。我愿意摆脱掉这种沉重的负担吗?我扪心自问。还不想摆脱，一点摆脱的计划都没有。我愿意背着这个沉重的“后死者”的十字架，一直背下去，直到非摆脱不行的时候。但愿那一天晚一点来，阿门!《悼念邓广铭先生》
3. 周一良认为邓广铭堪称“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邓广铭：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简介：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生于山东临邑，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专门研
究宋代历史，对两宋和辽、金钻研极深。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纲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
邓广铭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他治学严谨，领域宽阔，勇于探索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各方面的重大课题，精于历史人物传记之作，在古籍整理方面，亦有精深的研究。
他提出的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他因其在宋史方面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
角度
才华出众
1.邓广铭研究古代史，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他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作人自称“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谁知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结果这本笔记当年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邓广铭：逝去的学风》
2.邓广铭穷毕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又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于是以史笔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立传，为他们钩沉、辩诬，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价。他写王安石，写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写陈亮，是写“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特立独行气概；写岳飞，写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邓广铭：逝去的学风》
严谨学术
1.邓广铭执著的学术精神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题。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仍坚守在他的学术阵地上，每天坚持读书和写作，直至病倒为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论文，三番五次地托人从医院带回纸条，提出他的修改意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部插着氧气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输液，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执意要看《王安石》一书的校样，于是女儿只好拿着放大镜，举着校样让他看。支撑着他那风烛残年的躯体的，该是多么顽强的精神。
2. 恭三是历史学家，专门治宋史，卓有建树，腾誉国内外士林，为此道权威。先师陈寅恪先生有一个颇为独特的见解。他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复振”的希望有一部分他就寄托在恭三身上。他接着写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历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邓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学力。“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恭三就属于这仅有的“几人”之列。对于《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陈先生的评价是：“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是极高的评价。熟悉陈先生之为人者，都知道，陈先生从不轻易月旦人物，对学人也从未给予廉价的赞美之词。他对恭三的学术评价，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悼念邓广铭先生》
3.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先后修订和改写了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也修改、增订过两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后一个增订本出版之后，他又在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我手边就放着经他手订的修改本，改动的地方已达百馀处。从1937年开始撰著的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到1997年仍在不断地修改订补之中，这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达60年之久！
4. 后来,他病情反复,又住进医院。阎步克教授前来探望,称赞他“精神挺好”,他回答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了。”
战斗精神
1.在邓广铭非常个性化的学术特色中，有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论战风格。他一辈子都在进行学术论战，用陈智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写作六十年，论战一甲子”。实际上，邓广铭的学术论战还不止60年的历史。他写于1935年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就是论战文字，而1997年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也仍然是一篇论战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曾对女儿谈到他的论战风格：“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这种论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缘于他那“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以及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他在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时说：“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章学诚语）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2.邓广铭写这些豪杰，同时也将此种情怀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长期随伺父亲左右的邓小南对父亲的印象是两个词，耿介和磊落。“他们那一辈学人，经过那么多曲折，很多人改变了，但他总体上还是磊落的。他自己在‘运动’中有过违心的言行，这他从来都承认，承认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重视人才
1.邓广铭先生在主持《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编辑工作时,非常重视对后辈的提携和帮助,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学者。他曾欣慰地谈到这点:“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评价
1.【挽联】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
2.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四大发明，震撼寰宇、辉耀千古，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我只谈一个词儿：“后死者。”在这世界上其他语言中还没有碰到过。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儿。但仔细一探究，却觉其含义深刻，令人回味无穷。对已死的人来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后死者”。可这个词儿里面蕴含着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已死者活在后死者的记忆中，后者有时还要完成前者未竟之业，接过他们手中曾握过的接力棒，继续飞驰，奔向前方，直到自己不得不把接力棒递给自己的“后死者”，自己又活到别人回忆里了。人生就是如此，无所用其愧恨。现在我自己成了一个“后死者”，感情中要承担所有沉重的负担。我愿意摆脱掉这种沉重的负担吗?我扪心自问。还不想摆脱，一点摆脱的计划都没有。我愿意背着这个沉重的“后死者”的十字架，一直背下去，直到非摆脱不行的时候。但愿那一天晚一点来，阿门!《悼念邓广铭先生》
3. 周一良认为邓广铭堪称“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