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主要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学手稿（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等著作中，对某些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是他们美学思想的运用。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物质变换过程。
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占有和利用自然物质， 人使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 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人类通过这种运动作用并改变他身外的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自身的自然；外部自然的变化是产生客观世界美的根源,人自身的变化则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感性,形成了有音乐感的耳朵和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在蒙昧时期的低级阶段，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它们是劳动的前提。人类只有事先就把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他自身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才能进行自己的生命活动。所以广义的劳动对象应当包括进行劳动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不能把人对自然的改造简单地理解为对个别自然形态的改变，而应理解为对整个自然的支配和占有。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发生了多方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之后，植物、动物、石头、空气、阳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而进入人的意识。刻在美洲印第安人酋长墓表上的日历、四季日至点的石柱，证明在野蛮时期的人们已经把部分自然界纳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
人在生产之前已经在观念上提出了想象中的生产对象,并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动力和目的提了出来，然后通过实践活动，把主体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使对象主体化，主体对象化。在生产中，人首先产生对实际效益的意识，并由此产生对制约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人类自然知识的增长，人对自然界作用的手段也在增加。由于人的目的受客观规律制约，以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为前提，因此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根据对象本身的规律和属性来规定自己活动的内容和方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在生产中，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人通过劳动活动，借助劳动工具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成为适合人需要的自然物质。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物通过劳动而被从外面赋予形式。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所谓美的规律，存在于人的目的的自我实现和客观事物本身规律的统一之中，并感性地现实地表现在对事物形式的塑造上。这形式标志着人对对象的必然性的自由支配，凝结着人的创造智慧、才能和力量，积淀着人的社会性的情感、理想和愿望，因而它既是感性的又并非单纯感性的，包含着对对象的能动的理性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形式的审美感知只有在超越粗陋的实际需要之后才有可能。
处在野蛮期的美洲部落的神话、传奇、诗歌、典礼上的歌唱、具有军事动员意义的舞蹈、装饰品的制作、贝壳珠带的色彩和图形、工具和武器造型上的对称等等，都是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之后才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尽管这时它们还跟生产劳动需要、公共事务管理和军事行动的需要以及巫术活动等等交融在一起，没有从生产的有用性中独立出来，但已经不是仅仅满足自然需要的手段；而是人的意志、智慧的物态化，人的精神感觉和情绪的再现，开始具有了人的自我欣赏的意义。从直接功利的观点看来，对象的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它们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的有用性、它们的内部结构和质量。但当人类超出最初的自然的粗陋需要之后，形式就开始具有了独立的价值，通过它的外观而诉诸人的感官，于是便具有了美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主要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学手稿（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等著作中，对某些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是他们美学思想的运用。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物质变换过程。
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占有和利用自然物质， 人使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 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人类通过这种运动作用并改变他身外的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自身的自然；外部自然的变化是产生客观世界美的根源,人自身的变化则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感性,形成了有音乐感的耳朵和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在蒙昧时期的低级阶段，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它们是劳动的前提。人类只有事先就把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他自身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才能进行自己的生命活动。所以广义的劳动对象应当包括进行劳动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不能把人对自然的改造简单地理解为对个别自然形态的改变，而应理解为对整个自然的支配和占有。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发生了多方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之后，植物、动物、石头、空气、阳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而进入人的意识。刻在美洲印第安人酋长墓表上的日历、四季日至点的石柱，证明在野蛮时期的人们已经把部分自然界纳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
人在生产之前已经在观念上提出了想象中的生产对象,并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动力和目的提了出来，然后通过实践活动，把主体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使对象主体化，主体对象化。在生产中，人首先产生对实际效益的意识，并由此产生对制约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人类自然知识的增长，人对自然界作用的手段也在增加。由于人的目的受客观规律制约，以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为前提，因此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根据对象本身的规律和属性来规定自己活动的内容和方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在生产中，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人通过劳动活动，借助劳动工具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成为适合人需要的自然物质。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物通过劳动而被从外面赋予形式。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所谓美的规律，存在于人的目的的自我实现和客观事物本身规律的统一之中，并感性地现实地表现在对事物形式的塑造上。这形式标志着人对对象的必然性的自由支配，凝结着人的创造智慧、才能和力量，积淀着人的社会性的情感、理想和愿望，因而它既是感性的又并非单纯感性的，包含着对对象的能动的理性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形式的审美感知只有在超越粗陋的实际需要之后才有可能。
处在野蛮期的美洲部落的神话、传奇、诗歌、典礼上的歌唱、具有军事动员意义的舞蹈、装饰品的制作、贝壳珠带的色彩和图形、工具和武器造型上的对称等等，都是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之后才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尽管这时它们还跟生产劳动需要、公共事务管理和军事行动的需要以及巫术活动等等交融在一起，没有从生产的有用性中独立出来，但已经不是仅仅满足自然需要的手段；而是人的意志、智慧的物态化，人的精神感觉和情绪的再现，开始具有了人的自我欣赏的意义。从直接功利的观点看来，对象的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它们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的有用性、它们的内部结构和质量。但当人类超出最初的自然的粗陋需要之后，形式就开始具有了独立的价值，通过它的外观而诉诸人的感官，于是便具有了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