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伟文 发布时间： 2008-11-25 07:38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的科技哲学可上溯至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的有关逻辑、科学方法和科学文化的讨论，学科建制化的科技哲学则由自然辩证法研究发展而来，经过至少50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史、科技文化、科技伦理、科技传播、生态哲学、信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子学科
群，从而在内涵上拓展为关于科技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为科技哲学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契机。随着其问题域的不断拓展，科技哲学日益扮演起联结科技与人文不可或缺的桥梁角色，这不仅昭示了新一轮学科内整合和专业定位的必要，还对其学术品质与思想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复兴
科技哲学在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其与自然辩证法的渊源。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将当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命名为自然辩证法，后成立中科院自然辩证法组，并试图以此促成自然科学家和哲学社会科学家的联盟。相关规划草案指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这样一门学科，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从自然辩证法发展而来的科技哲学始终保留了“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与交叉地带”这一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后，作为学科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首先得到了复兴。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其一，为学科建设做准备。数、理、化、天、地、生、医、心理等领域的哲学问题研究全面启动。其二，对各门具体现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展开争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早期主要集中在非标准分析、现代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物质层次结构等领域，起初沿袭了以既有哲学概念、范畴和规律作为分析工具的评价方式，但不久参与者开始倡导，应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来消解概念类推式的论证模式。其三，推进哲学的知识化和科学化。除了大爆炸宇宙理论、夸克模型等知识被纳入哲学教材作为自然演化和物质存在形式的新发展和新例证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系统科学（包括非线性科学）成为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的热点。
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深化了学界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相关讨论表明：在宇宙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中，哲学上抽象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和宇宙学中观察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实为相互平行的观念，人择原理与其说是凸显认知的主体性不如说是主体对其认知有限性的自省；在物质的可分性问题中，夸克禁闭现象对不可分的支持固然值得一辩，但更应认识到，如果可分的概念本身不明确，作为形而上学信念或本体论约定的可分与不可分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在量子测量等涉及现代物理学的认识主体性问题中，鉴于科学实验现象中主体与客体的纠缠，作为自在之物的客观性对主体实际上没有意义；如此等等。这些结论表明，科学与哲学在严格的逻辑关系上是相互平行的，两者的相互作用应该是隐喻层面的相互启示，不应简单地以一方框定另一方。
与此同时，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思想史研究空前活跃。鉴于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实证方法，来自科学的实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因此备受关注。追赶的热情促使研究者选择性地聚焦于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整体化趋势，作为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由此成为研究热点，决策、规划、管理的方法论研究也开始启动，成为日后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先声。爱因斯坦、玻尔、马赫、彭加勒、海森伯、薛定谔、玻姆等著名科学家的科学观和哲学思想研究全面展开。在对科学革命及其“激动人心的年代”的迟到的辨析中，作为现代科学、哲学与文明基础的新的经验论、唯理论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源头得到重新评价。其中，《爱因斯坦文集》的全部出版标志着对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步入学术化阶段，有关马赫和彭加勒的研究则使科学思想研究从刻板印象转向理性客观的文本分析。
经过一段新陈代谢与专业化积淀之后，科学与哲学和一般哲学范畴的纠结趋于淡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逐渐超越传统争论，转而从学理上推进“科学化的哲学”。一方面由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衍生出的数学对象、暴涨宇宙论、智能、生态价值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有关熵、混沌、分形、自组织演化等涉及系统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科学的哲学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涨落、超循环、非平衡、非决定论和非还原论等科学与哲学观得到了系统阐发，并试图以此勾勒出“新科学革命”、“新自然观”和“第二种科学”的基本形相。随着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等新范式的出现和高级科普的引进，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哲学性和专业性进一步提升，转向作为其应有之义的“科学中的哲学”，并拓展至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聚焦时间、空间、信息、因果性、模态、附生性、涉身性、逾层凌域、自组织方法论等更具体的概念和方法，对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还原论与整体论、生成论与构成论、计算与实在、复杂性与非决定论、认知与身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量子力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空间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计算哲学等领域因此呈现出复兴或兴起的态势。 科学哲学的引进和定位
因受罗素与杜威的影响，20世纪初最先引入中国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调。20世纪中叶前后，金岳霖、洪谦和江天骥等人曾做过较系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或评价工作，此后基本中断。时隔30年再次引入科学哲学时，其主导范式已从逻辑经验主义经历史主义学派走向后实证主义。这一差距激发了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对科学哲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著述的译介之中，一度在知识界掀起“科学哲学热”。
科学哲学的再次引入成为进一步进行观念调适的切入点。邱仁宗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1982）的《跋》中引用经典观点指出，对科学哲学的评价要坚持实践标准，用科学实际去检验，而不能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原则为标准。舒炜光在集体著作《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的绪论中将众多科学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正在编织中而无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动网，并指出不论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哲学派别的哲学思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圆圈，都会与别的哲学思想圆圈相交。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以科学实践为评价标准，加上比传统思想更具思想杂交优势，自然就成了新时期哲学发展和观念调适的突破口。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在此之后的传播中再次展露锋芒。波普尔的知识论和证伪主义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是进化的产物，它既是客观的也是猜测性、有限的和可错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的思想让人们看到了范式间的平行关系和范式转换的整体性与历史性。这些作为新观念的旧思想触发了知识界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选择与反思。
段伟文 发布时间： 2008-11-25 07:38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的科技哲学可上溯至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的有关逻辑、科学方法和科学文化的讨论，学科建制化的科技哲学则由自然辩证法研究发展而来，经过至少50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史、科技文化、科技伦理、科技传播、生态哲学、信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子学科
群，从而在内涵上拓展为关于科技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为科技哲学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契机。随着其问题域的不断拓展，科技哲学日益扮演起联结科技与人文不可或缺的桥梁角色，这不仅昭示了新一轮学科内整合和专业定位的必要，还对其学术品质与思想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复兴
科技哲学在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其与自然辩证法的渊源。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将当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命名为自然辩证法，后成立中科院自然辩证法组，并试图以此促成自然科学家和哲学社会科学家的联盟。相关规划草案指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这样一门学科，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从自然辩证法发展而来的科技哲学始终保留了“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与交叉地带”这一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后，作为学科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首先得到了复兴。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其一，为学科建设做准备。数、理、化、天、地、生、医、心理等领域的哲学问题研究全面启动。其二，对各门具体现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展开争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早期主要集中在非标准分析、现代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物质层次结构等领域，起初沿袭了以既有哲学概念、范畴和规律作为分析工具的评价方式，但不久参与者开始倡导，应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来消解概念类推式的论证模式。其三，推进哲学的知识化和科学化。除了大爆炸宇宙理论、夸克模型等知识被纳入哲学教材作为自然演化和物质存在形式的新发展和新例证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系统科学（包括非线性科学）成为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的热点。
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深化了学界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相关讨论表明：在宇宙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中，哲学上抽象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和宇宙学中观察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实为相互平行的观念，人择原理与其说是凸显认知的主体性不如说是主体对其认知有限性的自省；在物质的可分性问题中，夸克禁闭现象对不可分的支持固然值得一辩，但更应认识到，如果可分的概念本身不明确，作为形而上学信念或本体论约定的可分与不可分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在量子测量等涉及现代物理学的认识主体性问题中，鉴于科学实验现象中主体与客体的纠缠，作为自在之物的客观性对主体实际上没有意义；如此等等。这些结论表明，科学与哲学在严格的逻辑关系上是相互平行的，两者的相互作用应该是隐喻层面的相互启示，不应简单地以一方框定另一方。
与此同时，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思想史研究空前活跃。鉴于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实证方法，来自科学的实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因此备受关注。追赶的热情促使研究者选择性地聚焦于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整体化趋势，作为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由此成为研究热点，决策、规划、管理的方法论研究也开始启动，成为日后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先声。爱因斯坦、玻尔、马赫、彭加勒、海森伯、薛定谔、玻姆等著名科学家的科学观和哲学思想研究全面展开。在对科学革命及其“激动人心的年代”的迟到的辨析中，作为现代科学、哲学与文明基础的新的经验论、唯理论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源头得到重新评价。其中，《爱因斯坦文集》的全部出版标志着对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步入学术化阶段，有关马赫和彭加勒的研究则使科学思想研究从刻板印象转向理性客观的文本分析。
经过一段新陈代谢与专业化积淀之后，科学与哲学和一般哲学范畴的纠结趋于淡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逐渐超越传统争论，转而从学理上推进“科学化的哲学”。一方面由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衍生出的数学对象、暴涨宇宙论、智能、生态价值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有关熵、混沌、分形、自组织演化等涉及系统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科学的哲学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涨落、超循环、非平衡、非决定论和非还原论等科学与哲学观得到了系统阐发，并试图以此勾勒出“新科学革命”、“新自然观”和“第二种科学”的基本形相。随着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等新范式的出现和高级科普的引进，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哲学性和专业性进一步提升，转向作为其应有之义的“科学中的哲学”，并拓展至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聚焦时间、空间、信息、因果性、模态、附生性、涉身性、逾层凌域、自组织方法论等更具体的概念和方法，对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还原论与整体论、生成论与构成论、计算与实在、复杂性与非决定论、认知与身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量子力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空间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计算哲学等领域因此呈现出复兴或兴起的态势。 科学哲学的引进和定位
因受罗素与杜威的影响，20世纪初最先引入中国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调。20世纪中叶前后，金岳霖、洪谦和江天骥等人曾做过较系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或评价工作，此后基本中断。时隔30年再次引入科学哲学时，其主导范式已从逻辑经验主义经历史主义学派走向后实证主义。这一差距激发了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对科学哲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著述的译介之中，一度在知识界掀起“科学哲学热”。
科学哲学的再次引入成为进一步进行观念调适的切入点。邱仁宗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1982）的《跋》中引用经典观点指出，对科学哲学的评价要坚持实践标准，用科学实际去检验，而不能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原则为标准。舒炜光在集体著作《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的绪论中将众多科学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正在编织中而无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动网，并指出不论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哲学派别的哲学思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圆圈，都会与别的哲学思想圆圈相交。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以科学实践为评价标准，加上比传统思想更具思想杂交优势，自然就成了新时期哲学发展和观念调适的突破口。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在此之后的传播中再次展露锋芒。波普尔的知识论和证伪主义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是进化的产物，它既是客观的也是猜测性、有限的和可错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的思想让人们看到了范式间的平行关系和范式转换的整体性与历史性。这些作为新观念的旧思想触发了知识界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选择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