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教的起源、发展与影响
佛教的创建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代印度。其创始人为悉达多·乔答摩（约前566~前486年），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贤人”。乔达摩出身于刹帝利种姓，是迦毗罗卫国（在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净饭王太子。据说他幼时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学习吠陀经典和五明；20岁时，始感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又对当时的婆罗门教不满，遂舍弃王族生活，出家寻访师友，探索人生解脱之道。开始时，他在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学习禅定，后在尼连禅河畔独修苦行，进而至伽耶（菩提伽耶）毕钵罗树下深思默想，经过7天7夜之后，终于“悟道成佛”，这一年他35岁。之后，他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任教，历时45年，从者甚众，流传下来，称为佛教。佛，梵文为Buddha，意为“觉悟”，汉译音为“佛陀”。
一、佛教的传入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被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宗教，各大宗教在不同的国度与地区，皆有其不同的宗教派别。2500多年前, 伟大的佛陀在古老的印度创建了佛教。佛教一开始仅在印度等地广泛流传。它宣扬神灵不灭和因果报应等唯心主义学说，教育人们要忍受苦难，安分守己，不要反抗、造反，要修来世，幻想苦尽甘来土天堂。在公元第1世纪时，以胜法因缘，佛教辗转来到了这个早已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神州大地，从此生根发芽。历尽七、八百年的兴衰变迁之后，八大宗派相继形成, 由此奠定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大乘佛教。有人称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中国佛教在传播大乘佛教的过程中确实起了一个核心作用。大乘佛教在公元4世纪时从中国流传到朝鲜半岛; 在公元6世纪时又从中国传播到日本。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佛教的另一个特别之处, 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佛教三大系的国家, 即汉地佛教，云南、广西一带的上座部佛教和藏传佛教。存在了将近两千年的中国佛教，是拥有内容丰富绚丽多采的文化遗产的。论它的典籍文化，论它的成绩经验，论它的国际影响，无论作为宗教或学术来看待，中国佛教在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中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海南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省份，现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道教五种宗教。全省现有信教群众约8万人，其中：佛教20000多人，伊斯兰教8000多人，天主教1000多人，基督教40000多人，道教约10000多人。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22个，其中佛教14个，伊斯兰教7个，天主教8个，基督教92个，道教1个。依法成立和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35个，其中：省域团体6个，市县域团体29个，道教目前尚无登记的宗教团体。
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入我国的呢？自古以降，聚讼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大体说来，有如下六种说法：
1.先秦说。认为早在先秦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我国。如“周世佛法已来”说，把佛教的传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周昭王、穆王之世（《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又有人说孔子已闻“西方有圣者焉”。而据史料推算，孔子和释迦牟尼属同时代人，当时儒家、佛教均处初创阶段，中国和印度两国尚无交通关系，所以孔子和释迦牟尼相互知晓的可能性很小。《拾遗记》中也说：燕昭王
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罗„„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清代学者俞樾据此条认为此“乃佛法入中国之始”的记载（《茶香室丛钞》卷十三）。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所以先秦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不大可能。
2.秦朝说。认为秦朝时佛教已传入中国。隋朝费长房在《历代三室记》卷一中说，秦始皇四年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携经来化始皇被始皇查禁。日本学者则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记载，以“不得”为“浮屠”（佛陀、佛教的早期译法）之异译，也认为秦朝佛教已流行中 国。我国学者马元材在1943年撰文《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亦力主其说。岑仲勉先生一开始亦赞同此说，后经其多方考证，认为上述材料是指伊朗的火教在秦朝传入了中国，而不是印度的佛教。总之，秦朝说还缺乏可信的论据，目前已无人提起。
3.汉武帝时期说。此说以东方朔答汉武帝的劫烧说最为著名。所谓劫烧说就是汉武帝开掘昆明池，挖到池底时发现黑灰，武帝就去问博学的东方朔，东方朔说他也不知道，又告诉汉武帝可以问西域人。所以当天竺高僧竺法兰来中国时，对黑灰深感疑惑的众人连忙请他解释这个现象，竺法兰答道：“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晋宋炳《明佛论》）。此事证实东方朔在汉武帝时已接触到佛教了。但是很多学者持异议，认为此说的根据不够明确。民国时代《中国佛教史》著者蒋维乔认为“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城后”。
4.西汉末说。持西汉末佛教已传入说的根据主要有：1．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后，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流传。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得知，西汉末年佛教又从西域各国传到了我国于阗、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区。
2．史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佛教的传统作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持此说。而吕澂先生则根据某些日本学者的考证，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大月氏在贵霜王朝前，是否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因此“伊有授经”之说是“更需要研究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5.西汉末东汉初说。也有些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经虽然是确实的，但这只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因未受到朝廷重视，未得到传播，所以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直至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佛教开始在贵族阶层得到传播。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家贵族刘英”（郭朋《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因此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把佛教视为“仁祠”，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态度，而汉明帝颁诏褒奖刘英正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因此方立天等学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应为两汉之际”（《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6.东汉初说。在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中，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著名。相传在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顶佩白光。次晨，汉明帝询问众位大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正如陛下所梦。明帝听罢，信以为真。于是便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
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行至大月氏国，正好遇到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十年汉使梵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回到洛阳。汉明帝礼请二位高僧暂时下榻于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翌年，又敕命于洛阳城西修建僧院。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理惑论》、《冥祥记》、《后汉记》、《高僧传》、《洛阳伽蓝记》、《魏书》）。此说流传既久且广，唐朝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然而现在大多数佛教史家却怀疑此说。理由有三：首先感梦遣使本身就非常奇怪。明帝做太子就和刘英很接近，故理应知道佛教的存在，梦而见佛不能成立。其次明帝派到大月氏国求法的使节蔡愔（即张骞）为前汉武帝时代的人，在明帝前约一百六七十年。当时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法。还有替明帝解梦的博士傅毅，明帝时他尚是个少年，不可能在朝廷作官。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据此认为汉明帝感梦求法完全不是历史事实（《简明中国佛教史》）。有些学者在否定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故事的同时，对佛教是否在东汉初年已传入中国的事实进行了分析。严北溟认为佛教在东汉初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不能简单地确定在某一年内。任继愈则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等方面考察后，断定“佛教……开始传入当在东汉初年”。
二、佛教的传播
公元67年汉明帝派人从印度请来佛像、经典及高僧二人，并于洛阳兴建了中土第一个寺院——白马寺。在古代，因为交通不便，西行取经必经九死一生。由于翻译、印刷不发达，取来的佛经往往不能普遍流通。因此，学习佛经需要有相当的福报。译经工作大多由皇帝护持，第一个有福报看到汉译经典的人往往是当时的皇帝。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艰辛努力和无数佛弟子的默默付出，饱含着佛陀无量悲智的佛教种子不仅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更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善良，播撒向日本、韩国、朝鲜、菲律宾、新加坡等世界各国。佛教成为了世界性的、普及型的、平民化的宗教，真正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三、佛教的文化
佛教文化包括佛教哲理、佛教文学、佛教音乐、佛教诗歌、佛教建筑、佛教雕塑，以及寺院里的庄严器具、坛场布置、佛事仪轨、丛林规制等等。佛教是中国化的宗教，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与中国人的民族特征息息相关。可惜的是，很多同学对西洋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对基督教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佛教文化的了解。希望大家对佛教文化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对自己的文化根源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四、佛教的信仰
信仰是宗教本质的部分、核心的内容，相当于我们常讲的“思想”、“精神”。信仰与迷信不同，不仅一般老百姓不知道，文化层次高的人也不容易了解。佛教的信仰指的是坚信佛陀具有圆满的慈悲和智慧；坚信僧团能够住持佛陀的教法，作为我们修行的指导和依*；坚信我们的生命有着无限的希望，只要锲而不舍地努力实践佛法的真理，一定能够帮助自己同时也帮助别人完善生命。对佛、法、僧的信仰是佛教的核心部分。从信仰推及到生命的形态、身心之间的关系、三世的关联、人与人的相处等等，就成为佛教的哲理部份，并进一步演化出文学、音
乐、诗歌、建筑、雕塑等种种文化现象。在这一系列佛教文化的深层，蕴涵着信仰的力量。
五、佛教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之思想所影飨。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玆举三点如下：
（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
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
（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3）文学情趣的发展
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槃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 建筑的弘伟
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 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 画像的肖妙
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
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1）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2）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说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放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准是可知，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所以我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六. 佛教的发展
佛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之一，佛教信仰对全球的稳定和和谐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在亚洲，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人们信仰的主体。据统计，整个亚洲有一半以上的人信仰观世音菩萨。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伴随着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心灵的充实更加渴求，佛教的信仰必将更加普遍，佛教必将帮助更多
的人们走出生活的误区、树立健康的生活态度，走出人生的失败、迈向人生真正的成功，走出生命的迷茫、找到正确的生命方向。现今各国佛教大多一改昔时山林自度之风，转而趋向人生佛教之弘扬，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慈善等事业，使信众易于亲近佛教。此外又着重国际间之联系，如设立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世界佛教青年会等，结合国际间僧俗、专家学者等之力量，或举行联谊活动，或发表论文，以促进世界各地佛教之融合
关于海南南山的佛教
南山位于中国最南端城市——三亚市西郊，又称“鳌山”，因其形似巨鳌且是中国最南端的山而得名，与东部的大东海风景名胜区成犄角之势，正好因应中国谚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意。她面朝南海，碧波千叠，晴光万重，波击石音，水照天色，实乃福泽之地。据佛教经典记载：唐代鉴真法师为弘扬佛法五次东渡日本未果，第五次漂流到南山，在此居住一年传法布道，第六次东渡终获成功；日本遣唐僧空海和尚也在此登陆大唐；观世音菩萨曾发长居南海愿；南宋道家南宗五祖白玉蟾曾在这里归隐讲学宏扬道家文化。南山具有桂林山水和黄山的浪漫仙境，其位于唐朝的京都长安的正南，是北方的群山与海滨交会之地。南山地区由三个重要的山体组成，即东北部的海岭、西北部的鼻子岭和南山岭。南山陡峭的山脊形成一个带子，延伸入海的山体向外引开，展现出一片富饶的低地，拥抱着一片僻静的海滩，海岸线达10公里之长。南山海拔487米，相传为“六鳌”之骨堆成，为南海巨鳌化身，被美誉为“仙山佛国”。南山是片“梵天净土”，走进具有南北朝建筑风格的宗教最高境界的“一实、不二”佛苑大门，就是脱离世俗，进入佛教世界。这里的建筑饰物均体现出佛家不变不异、不污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死“不二”思想的精髓。这是“不二”法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大悲著名，世闲众生有任何痛苦的声音，他一但观知，便立刻加以救助，正是“千江有水千江影，苦海常作渡人舟”。传说中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在一次巡视南海时，发现身边出现了一股旋风。他慧眼望去，见一场台风正肆虐南海的海岸堤坝。摧残着当地的人民。为拯救海南人民于灾难之中，他从昆仑山搬来泥土补堤。在忙碌之时，肩上的扁担断了，扁担上的两框土掉进了南海，落在南山脚下，成了东瑁岛和西瑁岛。现在，南海观音与东瑁、西瑁一起将在海上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岛屿群，讲述着观音的传说。
浅谈佛教的起源、发展与影响
佛教的创建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代印度。其创始人为悉达多·乔答摩（约前566~前486年），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贤人”。乔达摩出身于刹帝利种姓，是迦毗罗卫国（在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净饭王太子。据说他幼时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学习吠陀经典和五明；20岁时，始感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又对当时的婆罗门教不满，遂舍弃王族生活，出家寻访师友，探索人生解脱之道。开始时，他在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学习禅定，后在尼连禅河畔独修苦行，进而至伽耶（菩提伽耶）毕钵罗树下深思默想，经过7天7夜之后，终于“悟道成佛”，这一年他35岁。之后，他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任教，历时45年，从者甚众，流传下来，称为佛教。佛，梵文为Buddha，意为“觉悟”，汉译音为“佛陀”。
一、佛教的传入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被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宗教，各大宗教在不同的国度与地区，皆有其不同的宗教派别。2500多年前, 伟大的佛陀在古老的印度创建了佛教。佛教一开始仅在印度等地广泛流传。它宣扬神灵不灭和因果报应等唯心主义学说，教育人们要忍受苦难，安分守己，不要反抗、造反，要修来世，幻想苦尽甘来土天堂。在公元第1世纪时，以胜法因缘，佛教辗转来到了这个早已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神州大地，从此生根发芽。历尽七、八百年的兴衰变迁之后，八大宗派相继形成, 由此奠定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大乘佛教。有人称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中国佛教在传播大乘佛教的过程中确实起了一个核心作用。大乘佛教在公元4世纪时从中国流传到朝鲜半岛; 在公元6世纪时又从中国传播到日本。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佛教的另一个特别之处, 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佛教三大系的国家, 即汉地佛教，云南、广西一带的上座部佛教和藏传佛教。存在了将近两千年的中国佛教，是拥有内容丰富绚丽多采的文化遗产的。论它的典籍文化，论它的成绩经验，论它的国际影响，无论作为宗教或学术来看待，中国佛教在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中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海南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省份，现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道教五种宗教。全省现有信教群众约8万人，其中：佛教20000多人，伊斯兰教8000多人，天主教1000多人，基督教40000多人，道教约10000多人。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22个，其中佛教14个，伊斯兰教7个，天主教8个，基督教92个，道教1个。依法成立和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35个，其中：省域团体6个，市县域团体29个，道教目前尚无登记的宗教团体。
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入我国的呢？自古以降，聚讼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大体说来，有如下六种说法：
1.先秦说。认为早在先秦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我国。如“周世佛法已来”说，把佛教的传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周昭王、穆王之世（《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又有人说孔子已闻“西方有圣者焉”。而据史料推算，孔子和释迦牟尼属同时代人，当时儒家、佛教均处初创阶段，中国和印度两国尚无交通关系，所以孔子和释迦牟尼相互知晓的可能性很小。《拾遗记》中也说：燕昭王
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罗„„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清代学者俞樾据此条认为此“乃佛法入中国之始”的记载（《茶香室丛钞》卷十三）。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所以先秦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不大可能。
2.秦朝说。认为秦朝时佛教已传入中国。隋朝费长房在《历代三室记》卷一中说，秦始皇四年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携经来化始皇被始皇查禁。日本学者则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记载，以“不得”为“浮屠”（佛陀、佛教的早期译法）之异译，也认为秦朝佛教已流行中 国。我国学者马元材在1943年撰文《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亦力主其说。岑仲勉先生一开始亦赞同此说，后经其多方考证，认为上述材料是指伊朗的火教在秦朝传入了中国，而不是印度的佛教。总之，秦朝说还缺乏可信的论据，目前已无人提起。
3.汉武帝时期说。此说以东方朔答汉武帝的劫烧说最为著名。所谓劫烧说就是汉武帝开掘昆明池，挖到池底时发现黑灰，武帝就去问博学的东方朔，东方朔说他也不知道，又告诉汉武帝可以问西域人。所以当天竺高僧竺法兰来中国时，对黑灰深感疑惑的众人连忙请他解释这个现象，竺法兰答道：“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晋宋炳《明佛论》）。此事证实东方朔在汉武帝时已接触到佛教了。但是很多学者持异议，认为此说的根据不够明确。民国时代《中国佛教史》著者蒋维乔认为“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城后”。
4.西汉末说。持西汉末佛教已传入说的根据主要有：1．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后，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流传。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得知，西汉末年佛教又从西域各国传到了我国于阗、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区。
2．史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佛教的传统作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持此说。而吕澂先生则根据某些日本学者的考证，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大月氏在贵霜王朝前，是否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因此“伊有授经”之说是“更需要研究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5.西汉末东汉初说。也有些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经虽然是确实的，但这只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因未受到朝廷重视，未得到传播，所以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直至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佛教开始在贵族阶层得到传播。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家贵族刘英”（郭朋《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因此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把佛教视为“仁祠”，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态度，而汉明帝颁诏褒奖刘英正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因此方立天等学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应为两汉之际”（《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6.东汉初说。在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中，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著名。相传在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顶佩白光。次晨，汉明帝询问众位大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正如陛下所梦。明帝听罢，信以为真。于是便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
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行至大月氏国，正好遇到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十年汉使梵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回到洛阳。汉明帝礼请二位高僧暂时下榻于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翌年，又敕命于洛阳城西修建僧院。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理惑论》、《冥祥记》、《后汉记》、《高僧传》、《洛阳伽蓝记》、《魏书》）。此说流传既久且广，唐朝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然而现在大多数佛教史家却怀疑此说。理由有三：首先感梦遣使本身就非常奇怪。明帝做太子就和刘英很接近，故理应知道佛教的存在，梦而见佛不能成立。其次明帝派到大月氏国求法的使节蔡愔（即张骞）为前汉武帝时代的人，在明帝前约一百六七十年。当时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法。还有替明帝解梦的博士傅毅，明帝时他尚是个少年，不可能在朝廷作官。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据此认为汉明帝感梦求法完全不是历史事实（《简明中国佛教史》）。有些学者在否定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故事的同时，对佛教是否在东汉初年已传入中国的事实进行了分析。严北溟认为佛教在东汉初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不能简单地确定在某一年内。任继愈则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等方面考察后，断定“佛教……开始传入当在东汉初年”。
二、佛教的传播
公元67年汉明帝派人从印度请来佛像、经典及高僧二人，并于洛阳兴建了中土第一个寺院——白马寺。在古代，因为交通不便，西行取经必经九死一生。由于翻译、印刷不发达，取来的佛经往往不能普遍流通。因此，学习佛经需要有相当的福报。译经工作大多由皇帝护持，第一个有福报看到汉译经典的人往往是当时的皇帝。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艰辛努力和无数佛弟子的默默付出，饱含着佛陀无量悲智的佛教种子不仅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更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善良，播撒向日本、韩国、朝鲜、菲律宾、新加坡等世界各国。佛教成为了世界性的、普及型的、平民化的宗教，真正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三、佛教的文化
佛教文化包括佛教哲理、佛教文学、佛教音乐、佛教诗歌、佛教建筑、佛教雕塑，以及寺院里的庄严器具、坛场布置、佛事仪轨、丛林规制等等。佛教是中国化的宗教，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与中国人的民族特征息息相关。可惜的是，很多同学对西洋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对基督教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佛教文化的了解。希望大家对佛教文化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对自己的文化根源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四、佛教的信仰
信仰是宗教本质的部分、核心的内容，相当于我们常讲的“思想”、“精神”。信仰与迷信不同，不仅一般老百姓不知道，文化层次高的人也不容易了解。佛教的信仰指的是坚信佛陀具有圆满的慈悲和智慧；坚信僧团能够住持佛陀的教法，作为我们修行的指导和依*；坚信我们的生命有着无限的希望，只要锲而不舍地努力实践佛法的真理，一定能够帮助自己同时也帮助别人完善生命。对佛、法、僧的信仰是佛教的核心部分。从信仰推及到生命的形态、身心之间的关系、三世的关联、人与人的相处等等，就成为佛教的哲理部份，并进一步演化出文学、音
乐、诗歌、建筑、雕塑等种种文化现象。在这一系列佛教文化的深层，蕴涵着信仰的力量。
五、佛教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之思想所影飨。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玆举三点如下：
（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
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
（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3）文学情趣的发展
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槃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 建筑的弘伟
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 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 画像的肖妙
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
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1）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2）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说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放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准是可知，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所以我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六. 佛教的发展
佛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之一，佛教信仰对全球的稳定和和谐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在亚洲，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人们信仰的主体。据统计，整个亚洲有一半以上的人信仰观世音菩萨。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伴随着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心灵的充实更加渴求，佛教的信仰必将更加普遍，佛教必将帮助更多
的人们走出生活的误区、树立健康的生活态度，走出人生的失败、迈向人生真正的成功，走出生命的迷茫、找到正确的生命方向。现今各国佛教大多一改昔时山林自度之风，转而趋向人生佛教之弘扬，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慈善等事业，使信众易于亲近佛教。此外又着重国际间之联系，如设立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世界佛教青年会等，结合国际间僧俗、专家学者等之力量，或举行联谊活动，或发表论文，以促进世界各地佛教之融合
关于海南南山的佛教
南山位于中国最南端城市——三亚市西郊，又称“鳌山”，因其形似巨鳌且是中国最南端的山而得名，与东部的大东海风景名胜区成犄角之势，正好因应中国谚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意。她面朝南海，碧波千叠，晴光万重，波击石音，水照天色，实乃福泽之地。据佛教经典记载：唐代鉴真法师为弘扬佛法五次东渡日本未果，第五次漂流到南山，在此居住一年传法布道，第六次东渡终获成功；日本遣唐僧空海和尚也在此登陆大唐；观世音菩萨曾发长居南海愿；南宋道家南宗五祖白玉蟾曾在这里归隐讲学宏扬道家文化。南山具有桂林山水和黄山的浪漫仙境，其位于唐朝的京都长安的正南，是北方的群山与海滨交会之地。南山地区由三个重要的山体组成，即东北部的海岭、西北部的鼻子岭和南山岭。南山陡峭的山脊形成一个带子，延伸入海的山体向外引开，展现出一片富饶的低地，拥抱着一片僻静的海滩，海岸线达10公里之长。南山海拔487米，相传为“六鳌”之骨堆成，为南海巨鳌化身，被美誉为“仙山佛国”。南山是片“梵天净土”，走进具有南北朝建筑风格的宗教最高境界的“一实、不二”佛苑大门，就是脱离世俗，进入佛教世界。这里的建筑饰物均体现出佛家不变不异、不污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死“不二”思想的精髓。这是“不二”法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大悲著名，世闲众生有任何痛苦的声音，他一但观知，便立刻加以救助，正是“千江有水千江影，苦海常作渡人舟”。传说中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在一次巡视南海时，发现身边出现了一股旋风。他慧眼望去，见一场台风正肆虐南海的海岸堤坝。摧残着当地的人民。为拯救海南人民于灾难之中，他从昆仑山搬来泥土补堤。在忙碌之时，肩上的扁担断了，扁担上的两框土掉进了南海，落在南山脚下，成了东瑁岛和西瑁岛。现在，南海观音与东瑁、西瑁一起将在海上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岛屿群，讲述着观音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