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3年5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2、3路军，计34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3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个师又1个旅为南路军，配合北路军作战。
此外，由蔡廷错指挥的第19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以15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5个空军中队配置于南昌、抚川、南城，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他们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军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继续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3年9月25日，敌以北路军3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28日占领黎川。
10月6日，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奉命北上收复黎川，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歼敌3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已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伤亡严重。10月22日，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防守的资溪桥，连攻4天仍不胜。11月中旬，在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红军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19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在陈铭枢、蒋光鼎、李济深等人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抽调9个师去镇压第19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良机。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从“左”的错误观点出发，拒绝了毛泽东避实击虚的正确主张，不按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不去援助第19路军反蒋，反而命令红军转到西线永丰地区，以短促突击的战术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蔡廷错在内部瓦解、外无援助的困境中迅速败北。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副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担任。但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蒋介石在镇压19路军以后，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于1月下旬协同北路军和南路军，对中央苏区重新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敌人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想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同敌人连续进行阵地防御战和反击战，损失重大，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 4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
疲劳、减员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抽调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拼命主义的口号。红军在抚河西岸修筑阵地和堡垒，步步抗击，并进行多次反击和“短促突击”，终未能成功。28日，广昌失陷。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我军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为以后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难以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在此形势下，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调动和钳制国民党军，减轻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中革军委决定以寻淮洲为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的红军第7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前进。7月7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由江西瑞金出发，此后，转战于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1月初，抗日先遣队转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10军会合，11月4日两部合编为红军第10军团。全军团共1万余人。
7月以后，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重，中革军委仍未采取措施，保存有生力量，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8月5日，敌北路军集中9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进攻，红军主力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地区，构筑了5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两军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红军因伤亡过重被迫放弃驿前以北阵地。与此同时，各路敌军也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革军委以为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反被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不可能。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部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又一个月，中央红军在苏区人民全力支持下，英勇奋战，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了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3年5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2、3路军，计34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3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个师又1个旅为南路军，配合北路军作战。
此外，由蔡廷错指挥的第19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以15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5个空军中队配置于南昌、抚川、南城，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他们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军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继续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3年9月25日，敌以北路军3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28日占领黎川。
10月6日，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奉命北上收复黎川，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歼敌3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已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伤亡严重。10月22日，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防守的资溪桥，连攻4天仍不胜。11月中旬，在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红军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19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在陈铭枢、蒋光鼎、李济深等人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抽调9个师去镇压第19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良机。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从“左”的错误观点出发，拒绝了毛泽东避实击虚的正确主张，不按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不去援助第19路军反蒋，反而命令红军转到西线永丰地区，以短促突击的战术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蔡廷错在内部瓦解、外无援助的困境中迅速败北。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副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担任。但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蒋介石在镇压19路军以后，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于1月下旬协同北路军和南路军，对中央苏区重新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敌人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想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同敌人连续进行阵地防御战和反击战，损失重大，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 4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
疲劳、减员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抽调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拼命主义的口号。红军在抚河西岸修筑阵地和堡垒，步步抗击，并进行多次反击和“短促突击”，终未能成功。28日，广昌失陷。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我军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为以后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难以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在此形势下，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调动和钳制国民党军，减轻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中革军委决定以寻淮洲为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的红军第7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前进。7月7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由江西瑞金出发，此后，转战于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1月初，抗日先遣队转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10军会合，11月4日两部合编为红军第10军团。全军团共1万余人。
7月以后，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重，中革军委仍未采取措施，保存有生力量，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8月5日，敌北路军集中9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进攻，红军主力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地区，构筑了5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两军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红军因伤亡过重被迫放弃驿前以北阵地。与此同时，各路敌军也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革军委以为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反被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不可能。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部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又一个月，中央红军在苏区人民全力支持下，英勇奋战，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了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