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都阳和王美艳《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及其变化形势》一文。
1. 在认真阅读全文的基础上，归纳本文的基本观点、估算方法及其结论。（字数1000字左
右）
本文主要是分要素人口预测法，从教育水平、性别、年龄、有效供给和劳动参与几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总结其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及其可能对劳动力供求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并论证人口老年化给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以及提出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从人口因素入手。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劳动供给的约束更具刚性，因此，人口变量是一个更稳定、不容易对短期的价格信号产生反应的影响因素。为了更清楚地阐述对应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变化，我们进一步观察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的变化情况。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变，目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正经历着急剧的下降。考虑到就学时间的延长而导致的新加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群劳动参与率低的现实，新增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会对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产生更大的影响。结合劳动力需求由于经济总量扩大而不断增长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民工荒”为什么愈演愈烈。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一局面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量分析的结果，解释了为什么在最近几年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会频繁出现，以及是否由短期因素所主导。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供求关系的边际分析，并不是只针对农民工群体，而是从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进行观察的结果。可以想见的是，由于供需双方在增量上的差异，必然需要从现有的劳动力存量中弥补劳动力短缺的缺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持续上涨的原因。
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构成看，劳动力供给的存量资源分别来自于两个部分。其一，是继续挖掘农村劳动供给潜力；其二，挖掘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潜力。而只有当市场的工资率高于保留工资时，这两个存量部分的劳动力的供给才会增加。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就如何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政策，挖掘劳动供给潜力做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不同队列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个人特征和劳动供给行为上存在不同的特点，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必然会对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以及队列变化效应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来观察老龄化对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产生的影响。
在退休制度保持现状的情况下，总体的劳动供给形势会因为临近退休年龄的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而更加趋于紧张。同时，退休人口的增长也意味着生产性人口和赡养人口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开始加速。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不仅会对养老保障制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2. 在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基本态势的判断，有哪几种观点，试举出各自代表观点及其证据（2000-3000字）。
（1）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开始逐年小幅下降且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速率开始加速
假定总合生育率水平在未来维持 1.4 的低水平，在预测的时间区间内（即 2050 年之前），城市化进程仍然按照过去 10 年的速度推进。在这样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下，我们假设城乡间具有不同的人口增长速度，但全国的总合生育率为 1.4 的情况下，预测未来 40 年总人口及各年龄组人口的变化趋势。在上述假定下，预测的结果表明，总人口在 2024 年达到峰值，13.91 亿人。如果将总合生育率水平假定为 1.6，则总人口将在 2029 年达到 14.20 亿的峰值。到2020 年，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将下降到 9.74 亿，2030 年下降到 9.35 亿，2050 年更将下降至 7.35 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到 2013 年达到最高值，为
71.9%。随后，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到“十二五”末期缓慢下降到 71.4%；2020 年下降到 70.2%；2030 年下降到 67.5%；2050 年则仅为 58.3%。
2007 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前一年的 1491 万，大幅下降到 894 万，并由此开始较长时期的单调下降的趋势。“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为 741万。回顾整个“十一”时期，除了 2009 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以外，其他年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总体上呈不断严重的趋势。
2017 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开始减少。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致出现在“十二五”结束之后。纵观整个“十二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较之“十一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 312 万。2020 年，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较之上一年将减少 280 万，2030 年减少 964 万。
（2）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内部最年轻组和最老年组出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30 岁以下的最 年轻组别，2011 年占劳动年龄人口的 1/3，到“十二五”末期将下降到 31.2%，2020 年下降到 27.6%。到 2030 年，年轻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 1/4。与此相对应的是，最老年龄组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呈逐渐上升的趋势：2011 年 51 至 64 岁组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 21.3%，到“十二五”末期将上升到 24.0%，2020 年上升到 27.9%，2030 年上升到 32.2%。到 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将非常严重，30 岁以下组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至 22.3%，50 岁以上组的比重上升至 37.2%。
其次，相对于年轻组和老年组此消彼长的关系，31 至 40 岁年龄组和 41 至 50 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未来 20 年里将保持相对稳定。在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年劳动力的比例相对稳定构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该年龄组别的劳动力不仅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参见图 4），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也是各年龄组的劳动人口中最高的。2011 年这两个年龄组所占比重分别为 21.7%和 23.9%，到 2020 年分别为 22.3%和 22.2%，到 2030 年分别为 20.0%和 23.0%。从 2011 年至 2030 年，31 至 50 岁的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基本维持在 42-46%。
由于不同队列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个人特征和劳动供给行为上存在不同的特点，劳动年龄 人口的老龄化必然会对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以及队列变化效应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来观察老龄化对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产生的影响。
其一，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变动有显著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图 4 是根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绘制的分年龄劳动参与率变化情况。我们可以从该图观察到，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参与率呈现出明显的倒 U 型特征。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教育部门（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本世纪的扩展，刚刚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因为就学，只有很低的劳动参与率；而 50 岁以后的劳动年龄人口，由于接近法定的退休年龄，劳动参与率则逐步下降。具体来说，16 至 24 岁年龄组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为 55.9%1，25 至 49 岁组平均为 88.9%，50 至 64 岁组平均为 60.7%。
（3）农村就业数量过于高估
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及趋势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 量，或者说农业就业的认识。很多人认为，根据现有的统计，农村劳动力中仍然有近 3 亿在农业部门就业，占就业总量的 38%。比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我们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要转移。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统计制度的原因，农业就业数量被高估；另一方面，考虑农村劳动力的人口统计特征，尤其是人力资本特征，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生产需要。我们在本节先着重分析第一个方面。
目前的农业就业总量统计仍然采取全面报表统计的方式。应该说，这种调查制度在城乡
明显处于分割状态、几乎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计划经济时期，是相对可行的调查方式。因为 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是以计划为基础的，不同的群体就业有清晰的界定。 由于劳动力几乎没有流动，基层单位统计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低，通过各级单位层层上报就业 数量也是可行的。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村就业的非农化趋势逐步增强，农业就业统计遇到了巨大挑战。从 1980 年代中期的乡村工业化大潮，到随后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流动，带来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加上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小，兼业化的就业方式几乎成为大多数农户的就业方式，给农业就业统计带来的困难就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通过逐级上报的方式统计就业数量，很难得到关于农业就业的准确统计。例如，国家统计局根据住户调查资料推算，2010 年到乡镇以外从事非农工作超过 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 1.53 亿。同时，兼业化的就业方式几乎成为大多数农户的就业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清晰地界定劳动力在什么产业就业几乎不可能。在农户成为农村经济基本经营单位的情况下，农户之间存在劳动力配置的异质性。因此，以农村集体为单位，填报农业就业情况，会在加总的过程中，丢失反映农户劳动力配置差异性的信息。
（4）未来低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维持在现有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教育制度保持不变，人力资本投资维持现有水平的话，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会由于队列效应而提高。当前50至64岁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改革开放以前接受教育，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这也是目前农村尚有大量人口，但劳动力短缺却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可以预期的是，到 2020 年，目前 50 至 64 岁组的劳动力大多将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目前 40 至 54 岁组的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要明显高于高龄组的受教育水平，忽略各年龄组死亡率差异对各组别平均受教育水平所造成的细微影响，这样我们将每个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向下移动两个年龄组，以预测 2020 年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我们同时假定教育部门的发展维持现有水平，也就是说，未来低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维持在现有水平。
3请对上述基本观点逐一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1500-2000字）
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本、技术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程度。在短期内，技术水平一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即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劳动力成本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 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对我国经济产生如下影响：
1、我国劳动力工资上涨, 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根据供求原理，动力供给量的不断下降必然造成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由于将来我国劳动力供给量逐渐下降，这就必然造成未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发生供求关系的变化, 这将导致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这与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吻合的。
长久以来, 正是由于我国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推动了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使我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而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 由于劳动力的供给量下降, 我国正在国际竞争中逐渐失去劳动力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许多企业已经将工厂迁往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 例如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这将对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过去30年间, 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且持续增大的历史为我国带来了人口红利期, 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虽然目前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 但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目前我国已经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特征, 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殆尽, 由此将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2、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企业发展造成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老年
人口比重越来越大, 对于养老保险的制度来说就是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数将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为制度而缴纳养老保险费甩的人数将减少。人口老龄化使得企业离退休人数急剧增加, 离退职费用总额逐年攀升。此外，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在退休年龄不作调整的情况下，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必然导致企业支付的养老金年限随之延长，给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造成巨大压力。
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减少产生所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我国产品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长期以来低成本劳动力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是我国企业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而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势必将削弱这种优势。由于我国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和国际同类企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使我国沿海出口型企业利润率下降, 而利润率下降又会减少企业对科技研究、技术进步的投入, 导致企业竞争力迟迟无法跟上国际领先水平。从长期来看, 其生存和发展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巨额养老金问题、企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不容忽视。
3、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社会价格水平, 易产生通货膨胀。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速度飞快，我国劳动力平均价格和工资总额不断上升。由于我国人均工资水平的飞速上升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较大的比重。例如：在采掘业中, 劳动力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高达33%；在商业饮食业中。该比重在33%左右；在食品制造业中, 该比重为15%左右。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将直接影响到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到这些企业的利润水平，尤其是那些竞争较为激烈、利润空间小的中小型企业；同时，为了保持企业的利润水平和生存空间，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势必带动产品的价格水平的上涨。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分布在采掘、服装、餐饮等一些关系到国民日常生活的产业中，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将会推动人们生活成本的提高, 带动整个社会物价水平的上涨；随着物价的上涨，就业人员将会进一步要求提高工资，如此循环下去，极易产生通货膨胀螺旋, 影响社会总体物价水平, 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
阅读都阳和王美艳《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及其变化形势》一文。
1. 在认真阅读全文的基础上，归纳本文的基本观点、估算方法及其结论。（字数1000字左
右）
本文主要是分要素人口预测法，从教育水平、性别、年龄、有效供给和劳动参与几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总结其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及其可能对劳动力供求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并论证人口老年化给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以及提出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从人口因素入手。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劳动供给的约束更具刚性，因此，人口变量是一个更稳定、不容易对短期的价格信号产生反应的影响因素。为了更清楚地阐述对应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变化，我们进一步观察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的变化情况。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变，目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正经历着急剧的下降。考虑到就学时间的延长而导致的新加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群劳动参与率低的现实，新增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会对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产生更大的影响。结合劳动力需求由于经济总量扩大而不断增长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民工荒”为什么愈演愈烈。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一局面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量分析的结果，解释了为什么在最近几年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会频繁出现，以及是否由短期因素所主导。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供求关系的边际分析，并不是只针对农民工群体，而是从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进行观察的结果。可以想见的是，由于供需双方在增量上的差异，必然需要从现有的劳动力存量中弥补劳动力短缺的缺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持续上涨的原因。
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构成看，劳动力供给的存量资源分别来自于两个部分。其一，是继续挖掘农村劳动供给潜力；其二，挖掘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潜力。而只有当市场的工资率高于保留工资时，这两个存量部分的劳动力的供给才会增加。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就如何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政策，挖掘劳动供给潜力做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不同队列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个人特征和劳动供给行为上存在不同的特点，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必然会对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以及队列变化效应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来观察老龄化对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产生的影响。
在退休制度保持现状的情况下，总体的劳动供给形势会因为临近退休年龄的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而更加趋于紧张。同时，退休人口的增长也意味着生产性人口和赡养人口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开始加速。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不仅会对养老保障制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2. 在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基本态势的判断，有哪几种观点，试举出各自代表观点及其证据（2000-3000字）。
（1）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开始逐年小幅下降且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速率开始加速
假定总合生育率水平在未来维持 1.4 的低水平，在预测的时间区间内（即 2050 年之前），城市化进程仍然按照过去 10 年的速度推进。在这样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下，我们假设城乡间具有不同的人口增长速度，但全国的总合生育率为 1.4 的情况下，预测未来 40 年总人口及各年龄组人口的变化趋势。在上述假定下，预测的结果表明，总人口在 2024 年达到峰值，13.91 亿人。如果将总合生育率水平假定为 1.6，则总人口将在 2029 年达到 14.20 亿的峰值。到2020 年，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将下降到 9.74 亿，2030 年下降到 9.35 亿，2050 年更将下降至 7.35 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到 2013 年达到最高值，为
71.9%。随后，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到“十二五”末期缓慢下降到 71.4%；2020 年下降到 70.2%；2030 年下降到 67.5%；2050 年则仅为 58.3%。
2007 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前一年的 1491 万，大幅下降到 894 万，并由此开始较长时期的单调下降的趋势。“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为 741万。回顾整个“十一”时期，除了 2009 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以外，其他年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总体上呈不断严重的趋势。
2017 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开始减少。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致出现在“十二五”结束之后。纵观整个“十二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较之“十一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 312 万。2020 年，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较之上一年将减少 280 万，2030 年减少 964 万。
（2）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内部最年轻组和最老年组出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30 岁以下的最 年轻组别，2011 年占劳动年龄人口的 1/3，到“十二五”末期将下降到 31.2%，2020 年下降到 27.6%。到 2030 年，年轻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 1/4。与此相对应的是，最老年龄组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呈逐渐上升的趋势：2011 年 51 至 64 岁组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 21.3%，到“十二五”末期将上升到 24.0%，2020 年上升到 27.9%，2030 年上升到 32.2%。到 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将非常严重，30 岁以下组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至 22.3%，50 岁以上组的比重上升至 37.2%。
其次，相对于年轻组和老年组此消彼长的关系，31 至 40 岁年龄组和 41 至 50 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未来 20 年里将保持相对稳定。在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年劳动力的比例相对稳定构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该年龄组别的劳动力不仅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参见图 4），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也是各年龄组的劳动人口中最高的。2011 年这两个年龄组所占比重分别为 21.7%和 23.9%，到 2020 年分别为 22.3%和 22.2%，到 2030 年分别为 20.0%和 23.0%。从 2011 年至 2030 年，31 至 50 岁的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基本维持在 42-46%。
由于不同队列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个人特征和劳动供给行为上存在不同的特点，劳动年龄 人口的老龄化必然会对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以及队列变化效应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来观察老龄化对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产生的影响。
其一，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变动有显著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图 4 是根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绘制的分年龄劳动参与率变化情况。我们可以从该图观察到，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参与率呈现出明显的倒 U 型特征。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教育部门（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本世纪的扩展，刚刚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因为就学，只有很低的劳动参与率；而 50 岁以后的劳动年龄人口，由于接近法定的退休年龄，劳动参与率则逐步下降。具体来说，16 至 24 岁年龄组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为 55.9%1，25 至 49 岁组平均为 88.9%，50 至 64 岁组平均为 60.7%。
（3）农村就业数量过于高估
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及趋势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 量，或者说农业就业的认识。很多人认为，根据现有的统计，农村劳动力中仍然有近 3 亿在农业部门就业，占就业总量的 38%。比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我们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要转移。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统计制度的原因，农业就业数量被高估；另一方面，考虑农村劳动力的人口统计特征，尤其是人力资本特征，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生产需要。我们在本节先着重分析第一个方面。
目前的农业就业总量统计仍然采取全面报表统计的方式。应该说，这种调查制度在城乡
明显处于分割状态、几乎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计划经济时期，是相对可行的调查方式。因为 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是以计划为基础的，不同的群体就业有清晰的界定。 由于劳动力几乎没有流动，基层单位统计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低，通过各级单位层层上报就业 数量也是可行的。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村就业的非农化趋势逐步增强，农业就业统计遇到了巨大挑战。从 1980 年代中期的乡村工业化大潮，到随后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流动，带来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加上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小，兼业化的就业方式几乎成为大多数农户的就业方式，给农业就业统计带来的困难就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通过逐级上报的方式统计就业数量，很难得到关于农业就业的准确统计。例如，国家统计局根据住户调查资料推算，2010 年到乡镇以外从事非农工作超过 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 1.53 亿。同时，兼业化的就业方式几乎成为大多数农户的就业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清晰地界定劳动力在什么产业就业几乎不可能。在农户成为农村经济基本经营单位的情况下，农户之间存在劳动力配置的异质性。因此，以农村集体为单位，填报农业就业情况，会在加总的过程中，丢失反映农户劳动力配置差异性的信息。
（4）未来低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维持在现有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教育制度保持不变，人力资本投资维持现有水平的话，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会由于队列效应而提高。当前50至64岁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改革开放以前接受教育，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这也是目前农村尚有大量人口，但劳动力短缺却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可以预期的是，到 2020 年，目前 50 至 64 岁组的劳动力大多将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目前 40 至 54 岁组的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要明显高于高龄组的受教育水平，忽略各年龄组死亡率差异对各组别平均受教育水平所造成的细微影响，这样我们将每个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向下移动两个年龄组，以预测 2020 年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我们同时假定教育部门的发展维持现有水平，也就是说，未来低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维持在现有水平。
3请对上述基本观点逐一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1500-2000字）
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本、技术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程度。在短期内，技术水平一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即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劳动力成本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 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对我国经济产生如下影响：
1、我国劳动力工资上涨, 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根据供求原理，动力供给量的不断下降必然造成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由于将来我国劳动力供给量逐渐下降，这就必然造成未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发生供求关系的变化, 这将导致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这与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吻合的。
长久以来, 正是由于我国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推动了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使我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而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 由于劳动力的供给量下降, 我国正在国际竞争中逐渐失去劳动力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许多企业已经将工厂迁往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 例如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这将对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过去30年间, 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且持续增大的历史为我国带来了人口红利期, 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虽然目前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 但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目前我国已经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特征, 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殆尽, 由此将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2、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企业发展造成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老年
人口比重越来越大, 对于养老保险的制度来说就是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数将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为制度而缴纳养老保险费甩的人数将减少。人口老龄化使得企业离退休人数急剧增加, 离退职费用总额逐年攀升。此外，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在退休年龄不作调整的情况下，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必然导致企业支付的养老金年限随之延长，给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造成巨大压力。
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减少产生所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我国产品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长期以来低成本劳动力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是我国企业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而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势必将削弱这种优势。由于我国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和国际同类企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使我国沿海出口型企业利润率下降, 而利润率下降又会减少企业对科技研究、技术进步的投入, 导致企业竞争力迟迟无法跟上国际领先水平。从长期来看, 其生存和发展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巨额养老金问题、企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不容忽视。
3、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社会价格水平, 易产生通货膨胀。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速度飞快，我国劳动力平均价格和工资总额不断上升。由于我国人均工资水平的飞速上升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较大的比重。例如：在采掘业中, 劳动力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高达33%；在商业饮食业中。该比重在33%左右；在食品制造业中, 该比重为15%左右。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将直接影响到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到这些企业的利润水平，尤其是那些竞争较为激烈、利润空间小的中小型企业；同时，为了保持企业的利润水平和生存空间，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势必带动产品的价格水平的上涨。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分布在采掘、服装、餐饮等一些关系到国民日常生活的产业中，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将会推动人们生活成本的提高, 带动整个社会物价水平的上涨；随着物价的上涨，就业人员将会进一步要求提高工资，如此循环下去，极易产生通货膨胀螺旋, 影响社会总体物价水平, 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