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第22卷 第1期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Journalof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
Jan.,2006Vol.22 No.1
女性身份・翻译行为・政治行动
———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反思
刘爱英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403)
提 要:对女性的文化身份、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重要的课题。,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实。关键词:文化身份;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6)01-0107-05
FemaleIdentity,TranslationandPoliticalAct:
ReconnoiteringFeministTranslationTheory
LIUAi2ying
Abstract:Studiesofwomen’sculturalidentities,feministtranslationstrategiesandwomentranlators’politicalviewsnowhavebecomeimportantissuesininterdisciplinarytranslationstudies.Radicalfeministtranslationtheoryviewslanguageasapowerfultoolintermsofidentitypoliticsandtranslatingasameansofculturalintervention.Itstranslationpractice,there2fore,evolvesintoapoliticalactforitspersistenceincreatingafeministculturalcontext.Keywords:culturalidentity;faithfulness;culturalintervention;culturalcontext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日益风行于西
中日益重要的课题。 二、女性=翻译/译文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西方社会妇
方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成为占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中心地位的一种学术理论话语。“文化转向”带来了学术体制内跨学科研究蔚为壮观的景象,而性别研究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女性主义研究在这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中的全面勃兴,而且奠定了女性主义在“新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翻译研究中也出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飞跃进步。这样的同步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其间有着必然的联系(Simon,1996:vi2
ii)。换言之,文化研究“发现”翻译,进入翻译研究
女运动的高涨,性别作为与表示生理差异的性属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谓性别差异并不是先天的存在,而是具体的社会和文化对个体形象的塑造。女人特性和男人特性都是社会中人为制定的行为规范作用下的结果
(Flotow,1997:6)。对女性而言,社会化过程不仅
使她们认识了男权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且使她们在形成女性特质的过程中,完成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行为规范的内在化。她们接受的男女之别,是男女两性之间巨大的身份差异,即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女不如男的智力水平定位以及男性强悍、女性柔弱的性格定位。此外,对女性主义者来说,男权思想还取得了语言上的合法性,具有操控语言文字的特权。因此,她们面对的是“具有语言效力的男性世界观与她们自己难以言说的世界观之间的巨大差异”(Cameron,1992:131)。独特的女性体验为男性的语言所排斥。
所以,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在向女性植入男权
领域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Simon,1996:134)。事实上,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自70年代进入“女性主义时代”以来(Flotow,1997:99),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凭借其鲜明的政治主张、犀利的斗争语言和激进的翻译策略,不断地挑战、反拨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对等”、“准确”等先在性标准。而对女性的文化身份、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女性译者的政治主张的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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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塑造女性性别意识方面,语言充当了男性中心思想的帮凶,使女性及女性经验在社会和文化中被彻底地边缘化。既然“语言是差异和主体性的塑造者,语法和修辞皆为意识形态的机制”,那么写作就自然成了女性主义者“斗争的场所和促进社会
(Leitch,1992:54)。转型的乌托邦式的竞技场”
2006年第1期
手段。激进的女性主义者除了关注教育和出版机构、传媒、词典、工作手册、文学巨著外,还以人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运用为批判对象,努力削弱、颠覆甚至摧毁男权语言对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经历的影响,并在翻译实践中实施文化干涉:“译者可以把语言用于文化干涉,当作改变支配性表述的部分努力,不论[这种改变]是在概念、句法还是术语的层面上。”(Simon,1996:9)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甚,:“如果我们继续说同样的,(his2story,即由男
(Flotow,性言说的历史)。就会重复同样的历史”1997:10)。为此,女性必须改造、重塑现有的语言,
在社会和研究领域,翻译也面临着和女性类似的困境:“长期以来,翻译(译文)被视为从属、派生、歪曲、不真实的摹仿,进而被女性化。”(廖七一,
2002:106)女性与翻译共同的窘境,使得在女性与
翻译/法。如“不忠的美人”。annedeLotbinière,是女人”(Simon,1996:1),使女人与翻译/译作在社会、文化中同处尴尬之境的现实昭然若揭。一方面,在社会、文化语境及创作中,女性只能是被言说、被塑造的对象,她们的焦虑与不安只能在无法自我表白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尴尬中消弭声息。另一方面,翻译及译作难入经典和中心之地,译者及其翻译行为沦为原作者和创作的附庸。在《翻译之谣言》的导言部分,Venuti就社会强加给翻译的各种歧视与不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关于翻译的种种谣言实际上具有文化的、经济的及政治的动机。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翻译被边缘化,无法进入主流研究、评论和争辩的尴尬现实:“翻译被诬蔑为一种写作方式,为版权法所排挤,为学术界所不屑,并受到出版商、发行商、政
(Venuti,1998:1)府和宗教团体的层层盘剥。”
编撰属于女人自己的词典,挖掘、认识历史上的女性作家,并在文化机构和社会活动中标举女性主义的大旗,推动女性主义的发展进程。行动的宗旨,是要为女性搭建一个空间,树立新的价值观念,直至完成对属于女性自己的语言的建构,通过词汇创新、拼写改造、语法结构的革新、全新意象和隐喻的使用,来克服男权语言的陈规,并从书写女性的身体中找到突破口,从而引发女性思维和写作全面而彻底的革命。女性主义者还对那些在男权话语中难见天日的女性作品进行了发掘,开始了各类女性写作的经典建构。而在翻译内部,女性主义的翻译观开始对传统译论的原则和范式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廖七一,2002:107) 三、另类忠实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突出特点,是破解传统译论的“忠实”原则。其核心理念是,译者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忠实于原文。不同的语言在音、形、意的构成与生成上原本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虚构。即使在词汇层,不论表述如何,绝对的可译性也是很难实现的。而原文文本,正如德里达指出的那样,也具有不可译性(Barnstone,1993:42)。这是因为,思想在转换为语言时会遭遇多重窘迫。当作者第一次用某种语言传达自己的意图时,第一重困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例如,作家常会在创作中感到词不达意,因而不得不一遍遍地修改文字甚至是整个创作计划。其作品也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充当他们的“思想的载体”。原文文本作为作家思想的第一次“翻译”和表达,原本就存在言说的“不济”或“无力”。而当译者以读者的身份审视原作之时,译者固有的意识形态观念、个人的审美情趣则会自动发生作用,参与文本意义的解读,完成对原作的理
翻译的女性化以及女性与翻译的双重边缘化,其实质正是等级差别与不平等。而男—女、主—仆、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铁律,则是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基本前提。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及译者必须解决两个难题:(1)颠覆包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男权语言以及由这种语言塑造出来的女性文化形象;(2)颠覆翻译/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因在译作中“隐身、消声”而导致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和状况。为此,女性主义译者必须敏锐地“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
(蒋骁华,2004:14)。翻译的深层结构”
有鉴于此,女性主义者把对语言的拷问和颠覆列入了自己的行动议程。在看待女性与语言的关系上,她们分成了两派:改良派和激进派。改良派把语言看作社会现象,因此认为语言是可以通过确立正确的思想而得以改造的。但激进派却把语言视作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使妇女变得柔弱、驯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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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思想的翻译。之后,译者也会像作家一样,再一次面对思想变成文字时的尴尬。而在经历了多个环节的意义再现和重构之后,译文的忠实、对等也就无从谈起了。既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写作计划的偏离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么译者也大可不必担心译文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创作的标准套用到翻译活动上,不可译的问题就不再是可怕的了……而所有文学翻译指导性理论的宗旨都是:
(Barnstone,1993:47)归用艺术的方式翻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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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成“agoodman”tune”“命运的改变”和“abadman”,以及“thechangeinthehero’sfortunes”()。这样的变动给人们造“男主人公命运的改变”
成一种印象,即在悲剧中亚利斯多德始终关注着一个主要角色,从而突出了悲剧性英雄的个人情节,使英雄人物成为舞台上真正的主角。(Venuti,
1998:69-70)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忠实“不再是。原文也不再是,也
(廖七一,2002:108)。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根结底,译文反映的是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和其思想性的把握。这就是说,),就在于,,对。
故此,翻译对女性主义译者而言,是渗透着意识形态功用的文化—政治活动。翻译活动不仅使译出文本得以归化到译入文本的文化体系中,它还会影响译入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从翻译行为的开端,即选择待译文本,到译文在译入文化体系中得到某种程度的接受并产生影响,整个过程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运作。其一,是译入文化体系中固有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待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出版商、发行商的促销攻略,普通读者、职业批评家和教育机构中的师生对译文的接受情况,等等。这些环节的运作,实施的是意识形态的定位,通过体现某些社会群体的准则、俗规、利益和主张,塑造原作在新的文化体系中的形象。“翻译可能把敬重之情或耻辱感与具体的少数民族群体、种族群体及民族群体联系起来,要么表现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要么表现为因民族
(Venu2优越感、种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致的憎恶。”ti,1998:67)
为此,她们超越了传统译论中要求译者“无形、隐身”的常规,现身说法,积极求变,从而使翻译行为最终成为彰显女性主义标记的政治行动:“鉴于性被看作是文本生成的主要因素,人们越来越关注那些具有政治意识并不时卷入政治中的译者。他们清楚自己在文本中的影响,并试图公开施加这种影
(Flotow,1997:35)她们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响。”
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创造性地重塑原作中的女主角形象、改写不同时代女性身上表现出的女性特质和品行,以修正原作中那些与她们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叙述。在她们的译作中,超文本形式,如声明、理论论述、前言和脚注,都成了标举其政治主张
(supplementing)、的有效方式。在经历了“补偿法”(prefacingandfootnoting)、“前言和脚注法”“劫持(hijacking)后,女性主义翻译家还加强了文本、法”
作家和译者之间的合作,通过建立共时性框架展开对话,加强沟通,使原文本的意图得以进一步延伸与扩展,进而实现原文与译作的共生以及作家与译者影响的同比扩大。(Simon,1996:16)
不过,从翻译实践来看,女性主义译者在破解“忠实”原则的同时,也在悖论性地实践着“忠实”原则。毫无疑问,女性主义译者在实践中贯彻的是不忠实原则:不忠实于原文,同时也不忠实于译出/译入文化中规定女性身份特征的语言和社会规范。她们的实践模式,首先是对原作中不符合女性主义主张的词汇、表述、情节和观点进行政治的清算,进而对原作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或重写,用政治批判和自由创作,挑战原作权威不可撼动的神话,以彰显译者的政治态度,提升译作的地位。如果说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也有“忠实”可言,那么,其“忠实”也仅仅限于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对女性主义翻译来说,忠实既不是对作家而言,也不是对读者而言,而是对其写作计划而言———一个作家和译者都参
(Si与的计划。”mon,1996:2)
另一方面,译作还会在接受的过程中影响、改造译入文化的价值观,对译入文化中人们的文化身份进行重塑。“一个精心选择的外语文本和译者的翻译策略则可能改变或巩固本族文化中的文学经典、概念模式、研究方法、分析技巧及商业实践。”
(Venuti,1998:68)这是因为,译入文化中的普通民
众和各类机构,最终都要受到本民族文化中传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翻译成为参与文化身份建构的文化实践活动。
正因为翻译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译者根据个人或时代意识形态的需要对原作进行改造,这样的例子在翻译史上也是不少的。例如,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关于人物的悲剧性缺陷时,浪漫主义翻译家就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把希腊文原作中的“goodmen”和“badmen”,以及“thechangeoffo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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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性主义文化语境的建构
从女性主义译者改造语言的实践来看,其首要目标便是颠覆男权文化的象征———男权语言,继而构建女性的语言或中性的语言以及女性的文化经典和传统。不过,不论是女性语言还是中性语言的建构,女性主义者的抗争在语言的阴阳转化上所能产生的效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分两性,人类的雌雄同体(androgyny)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一种理想的虚构。因此,缔造女性语言以对抗男权语言行动,造成永久的疏离和隔绝。
政治正
(politicalcorrectness)为基本考量,故而这种实确”
主动的而且往往是激进的文化干预所取代;译者、译作、翻译行为在女性主义消解单一、绝对、权威、中心的努力中,一跃而成为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行动的主角;原文与译文、作家与译者之间不平等的对立关系,被原文与译文的共生关系及作家与译者影响的同比扩大所消解。不仅如此,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原则流变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
女性主义译者自由书写的信条不仅招致各种,如“”、“观念化”甚至”,(,109);而且引发了译界就”以及“克服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进行深刻的反思(张景华,2004:24)。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主义的宏大场景中,翻译理论、译作和其他种类的女性写作一样,已在社会、文化机构及文化决策中赢得了日渐扩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女性主义者摆脱边缘化、向中心运动、参与文化经典和文化语境建构的动机和意图,正如
HélèneCixous所言:
践的元语言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在语言中引起的词汇、语法、句法的实质性变化:
……女性主义者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即不论我们怎样说、怎样写,我们都须对自己使用的语言保持敏锐的感觉,注意它隐含的意义,它的问题,它可能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象征的政治定位。换言之,女性主义的语言实践具有强有力的元语言维度;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谈论,而且还有对人们谈论时所用语言的谈论,在语言运用中不断地质疑它的意义和情势。(Cameron,1992:226)
女性主义者也认识到,参与或干涉意义的生成,仅有语言运用中的自我反射意识是不够的,改造男权语言的成败还有赖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如果语言改革是发生在以消除男性至上主义作派
(如就业平等纲要)为首要目标的广泛的社会政治(Ehrlichand进程中,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KinginCameron,1998:165)。相反,如果与语言相
正是通过出自女人和为女人而进行的写作,通过挑战长期由菲勒斯(phallus)操控的语言,女人才终将能为女人找到一个处所而不是在符号(thesymbolic)中由符号预留的空间,也就是说,求得一个处所,而不是沉默。女人应该冲破沉默的陷阱。她们不应该受到欺骗而去接受边缘或后宫这样的地界。(Walder,2004:296,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一个文化互动不断增多的时代,翻译不仅使人们得以了解不同的知识传统、思想传统和文化价值体系,也使得翻译本身成为身份政治至关重要的竞技场。在这场话语权的争夺和较量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让人们对语言的文化权威和主导规范中言者的地位产生警觉,继而认识语言在塑造个体和群体形象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功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说明,对于一个文化互动的时代而言,翻译已经成为不同文化中女性完善自我主体建构的重要途径。因此,女性主义译者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女性主义者文化干预的具体实践。她们不会满足于只是分析某种文化或亚文化,或者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受的压迫和不公喋喋不休,她们的宗旨,是要进行主动的文化干预,从而见证和推动社会的转变。为此,她们祭出了反主流文化的大旗,让公众和社会把目光投向那些被从文化史中剔除出去的女艺术家的作品,并按照女性主义的主张生产她们自己的文化文本。 五、结语
破解“忠实”信条、缔造文化语境是贯穿在女性
关的现实以男性至上主义为价值取向,那么,语言的改造就是失败的:“在男性至上主义者的嘴里,语言可能永远都是男性至上主义的。”(Cameron,
1992:90)
正因为任何意义的生成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产物(Flotow,1997:14),语言意义的生成、女性形象的塑造和社会行为的所指等等均无例外,因而建构一个承认性别差异、推进两性平等的文化语境就自然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文化使命。
在建构女性写作经典、缔造女性文化传统方面,女性主义译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她们不但大幅度提高了当代女性写作在译作中的比重,而且建立了女性作家和思想家“不为人知”的译作资料库,通过加注和评论,阐释、宣传女性主义的宗旨和任务。在女性主义的翻译观中,传统的摹仿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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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行为准则。诚然,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及其实践在反拨传统译论、引起广泛关注和学术争议的同时,也给译界内的文化批评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如,“淡化‘可译性’,‘等值’,‘动态对等’等极端抽象问题的议论,不把翻译视为纯粹的语言操作,盲目认可原文—译文,作
(廖七者—译者的传统等级观念和意义的绝对性”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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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2:109)。此外,关于译者的主体性建构,女性主义翻译观也给传统译论以全新的启迪:“女性、差异性、他者性将继续成为翻译研究的话语主体,并且还会为建立译者主体性、,9),Jerome
[].[J].中国翻译,
(4):10-151
[8]Leitch,VincentB.CulturalCriticism,LiteraryTheory,Pos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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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翻译行为看作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的手段,其翻译实践必定会成为具有明确的社会改良和文化干涉动机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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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丰富性与差异性、解构译出文本和原作者不可冒犯的权威的同时,女性主义译者实际上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审查员和过滤器,从而使“再现”成为困扰其自身话语实践的重大问题。“如果要翻译的作品与我们的志趣不合,那么,把翻译当作批评工具和/或者目的的做法甚至就是十分冒险的。”(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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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然无存的时候,当翻译实践可以借批评和改造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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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便饭的时候,女性主义译作的可信性和翻译地位将面临新的更大的困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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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徐来.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J].中国翻译,2004,(4):
16-19.
[15]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J].
中国翻译,2004,(4):20-25.收稿日期:2005-04-12
作者简介:刘爱英,女,四川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及翻译研究。
责任编校:冯 革
NewHaven:Yal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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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英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403)
提 要:对女性的文化身份、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重要的课题。,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实。关键词:文化身份;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6)01-0107-05
FemaleIdentity,TranslationandPoliticalAct:
ReconnoiteringFeministTranslationTheory
LIUAi2ying
Abstract:Studiesofwomen’sculturalidentities,feministtranslationstrategiesandwomentranlators’politicalviewsnowhavebecomeimportantissuesininterdisciplinarytranslationstudies.Radicalfeministtranslationtheoryviewslanguageasapowerfultoolintermsofidentitypoliticsandtranslatingasameansofculturalintervention.Itstranslationpractice,there2fore,evolvesintoapoliticalactforitspersistenceincreatingafeministculturalcontext.Keywords:culturalidentity;faithfulness;culturalintervention;culturalcontext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日益风行于西
中日益重要的课题。 二、女性=翻译/译文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西方社会妇
方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成为占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中心地位的一种学术理论话语。“文化转向”带来了学术体制内跨学科研究蔚为壮观的景象,而性别研究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女性主义研究在这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中的全面勃兴,而且奠定了女性主义在“新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翻译研究中也出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飞跃进步。这样的同步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其间有着必然的联系(Simon,1996:vi2
ii)。换言之,文化研究“发现”翻译,进入翻译研究
女运动的高涨,性别作为与表示生理差异的性属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谓性别差异并不是先天的存在,而是具体的社会和文化对个体形象的塑造。女人特性和男人特性都是社会中人为制定的行为规范作用下的结果
(Flotow,1997:6)。对女性而言,社会化过程不仅
使她们认识了男权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且使她们在形成女性特质的过程中,完成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行为规范的内在化。她们接受的男女之别,是男女两性之间巨大的身份差异,即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女不如男的智力水平定位以及男性强悍、女性柔弱的性格定位。此外,对女性主义者来说,男权思想还取得了语言上的合法性,具有操控语言文字的特权。因此,她们面对的是“具有语言效力的男性世界观与她们自己难以言说的世界观之间的巨大差异”(Cameron,1992:131)。独特的女性体验为男性的语言所排斥。
所以,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在向女性植入男权
领域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Simon,1996:134)。事实上,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自70年代进入“女性主义时代”以来(Flotow,1997:99),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凭借其鲜明的政治主张、犀利的斗争语言和激进的翻译策略,不断地挑战、反拨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对等”、“准确”等先在性标准。而对女性的文化身份、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女性译者的政治主张的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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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塑造女性性别意识方面,语言充当了男性中心思想的帮凶,使女性及女性经验在社会和文化中被彻底地边缘化。既然“语言是差异和主体性的塑造者,语法和修辞皆为意识形态的机制”,那么写作就自然成了女性主义者“斗争的场所和促进社会
(Leitch,1992:54)。转型的乌托邦式的竞技场”
2006年第1期
手段。激进的女性主义者除了关注教育和出版机构、传媒、词典、工作手册、文学巨著外,还以人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运用为批判对象,努力削弱、颠覆甚至摧毁男权语言对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经历的影响,并在翻译实践中实施文化干涉:“译者可以把语言用于文化干涉,当作改变支配性表述的部分努力,不论[这种改变]是在概念、句法还是术语的层面上。”(Simon,1996:9)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甚,:“如果我们继续说同样的,(his2story,即由男
(Flotow,性言说的历史)。就会重复同样的历史”1997:10)。为此,女性必须改造、重塑现有的语言,
在社会和研究领域,翻译也面临着和女性类似的困境:“长期以来,翻译(译文)被视为从属、派生、歪曲、不真实的摹仿,进而被女性化。”(廖七一,
2002:106)女性与翻译共同的窘境,使得在女性与
翻译/法。如“不忠的美人”。annedeLotbinière,是女人”(Simon,1996:1),使女人与翻译/译作在社会、文化中同处尴尬之境的现实昭然若揭。一方面,在社会、文化语境及创作中,女性只能是被言说、被塑造的对象,她们的焦虑与不安只能在无法自我表白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尴尬中消弭声息。另一方面,翻译及译作难入经典和中心之地,译者及其翻译行为沦为原作者和创作的附庸。在《翻译之谣言》的导言部分,Venuti就社会强加给翻译的各种歧视与不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关于翻译的种种谣言实际上具有文化的、经济的及政治的动机。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翻译被边缘化,无法进入主流研究、评论和争辩的尴尬现实:“翻译被诬蔑为一种写作方式,为版权法所排挤,为学术界所不屑,并受到出版商、发行商、政
(Venuti,1998:1)府和宗教团体的层层盘剥。”
编撰属于女人自己的词典,挖掘、认识历史上的女性作家,并在文化机构和社会活动中标举女性主义的大旗,推动女性主义的发展进程。行动的宗旨,是要为女性搭建一个空间,树立新的价值观念,直至完成对属于女性自己的语言的建构,通过词汇创新、拼写改造、语法结构的革新、全新意象和隐喻的使用,来克服男权语言的陈规,并从书写女性的身体中找到突破口,从而引发女性思维和写作全面而彻底的革命。女性主义者还对那些在男权话语中难见天日的女性作品进行了发掘,开始了各类女性写作的经典建构。而在翻译内部,女性主义的翻译观开始对传统译论的原则和范式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廖七一,2002:107) 三、另类忠实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突出特点,是破解传统译论的“忠实”原则。其核心理念是,译者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忠实于原文。不同的语言在音、形、意的构成与生成上原本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虚构。即使在词汇层,不论表述如何,绝对的可译性也是很难实现的。而原文文本,正如德里达指出的那样,也具有不可译性(Barnstone,1993:42)。这是因为,思想在转换为语言时会遭遇多重窘迫。当作者第一次用某种语言传达自己的意图时,第一重困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例如,作家常会在创作中感到词不达意,因而不得不一遍遍地修改文字甚至是整个创作计划。其作品也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充当他们的“思想的载体”。原文文本作为作家思想的第一次“翻译”和表达,原本就存在言说的“不济”或“无力”。而当译者以读者的身份审视原作之时,译者固有的意识形态观念、个人的审美情趣则会自动发生作用,参与文本意义的解读,完成对原作的理
翻译的女性化以及女性与翻译的双重边缘化,其实质正是等级差别与不平等。而男—女、主—仆、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铁律,则是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基本前提。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及译者必须解决两个难题:(1)颠覆包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男权语言以及由这种语言塑造出来的女性文化形象;(2)颠覆翻译/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因在译作中“隐身、消声”而导致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和状况。为此,女性主义译者必须敏锐地“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
(蒋骁华,2004:14)。翻译的深层结构”
有鉴于此,女性主义者把对语言的拷问和颠覆列入了自己的行动议程。在看待女性与语言的关系上,她们分成了两派:改良派和激进派。改良派把语言看作社会现象,因此认为语言是可以通过确立正确的思想而得以改造的。但激进派却把语言视作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使妇女变得柔弱、驯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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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思想的翻译。之后,译者也会像作家一样,再一次面对思想变成文字时的尴尬。而在经历了多个环节的意义再现和重构之后,译文的忠实、对等也就无从谈起了。既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写作计划的偏离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么译者也大可不必担心译文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创作的标准套用到翻译活动上,不可译的问题就不再是可怕的了……而所有文学翻译指导性理论的宗旨都是:
(Barnstone,1993:47)归用艺术的方式翻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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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成“agoodman”tune”“命运的改变”和“abadman”,以及“thechangeinthehero’sfortunes”()。这样的变动给人们造“男主人公命运的改变”
成一种印象,即在悲剧中亚利斯多德始终关注着一个主要角色,从而突出了悲剧性英雄的个人情节,使英雄人物成为舞台上真正的主角。(Venuti,
1998:69-70)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忠实“不再是。原文也不再是,也
(廖七一,2002:108)。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根结底,译文反映的是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和其思想性的把握。这就是说,),就在于,,对。
故此,翻译对女性主义译者而言,是渗透着意识形态功用的文化—政治活动。翻译活动不仅使译出文本得以归化到译入文本的文化体系中,它还会影响译入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从翻译行为的开端,即选择待译文本,到译文在译入文化体系中得到某种程度的接受并产生影响,整个过程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运作。其一,是译入文化体系中固有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待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出版商、发行商的促销攻略,普通读者、职业批评家和教育机构中的师生对译文的接受情况,等等。这些环节的运作,实施的是意识形态的定位,通过体现某些社会群体的准则、俗规、利益和主张,塑造原作在新的文化体系中的形象。“翻译可能把敬重之情或耻辱感与具体的少数民族群体、种族群体及民族群体联系起来,要么表现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要么表现为因民族
(Venu2优越感、种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致的憎恶。”ti,1998:67)
为此,她们超越了传统译论中要求译者“无形、隐身”的常规,现身说法,积极求变,从而使翻译行为最终成为彰显女性主义标记的政治行动:“鉴于性被看作是文本生成的主要因素,人们越来越关注那些具有政治意识并不时卷入政治中的译者。他们清楚自己在文本中的影响,并试图公开施加这种影
(Flotow,1997:35)她们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响。”
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创造性地重塑原作中的女主角形象、改写不同时代女性身上表现出的女性特质和品行,以修正原作中那些与她们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叙述。在她们的译作中,超文本形式,如声明、理论论述、前言和脚注,都成了标举其政治主张
(supplementing)、的有效方式。在经历了“补偿法”(prefacingandfootnoting)、“前言和脚注法”“劫持(hijacking)后,女性主义翻译家还加强了文本、法”
作家和译者之间的合作,通过建立共时性框架展开对话,加强沟通,使原文本的意图得以进一步延伸与扩展,进而实现原文与译作的共生以及作家与译者影响的同比扩大。(Simon,1996:16)
不过,从翻译实践来看,女性主义译者在破解“忠实”原则的同时,也在悖论性地实践着“忠实”原则。毫无疑问,女性主义译者在实践中贯彻的是不忠实原则:不忠实于原文,同时也不忠实于译出/译入文化中规定女性身份特征的语言和社会规范。她们的实践模式,首先是对原作中不符合女性主义主张的词汇、表述、情节和观点进行政治的清算,进而对原作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或重写,用政治批判和自由创作,挑战原作权威不可撼动的神话,以彰显译者的政治态度,提升译作的地位。如果说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也有“忠实”可言,那么,其“忠实”也仅仅限于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对女性主义翻译来说,忠实既不是对作家而言,也不是对读者而言,而是对其写作计划而言———一个作家和译者都参
(Si与的计划。”mon,1996:2)
另一方面,译作还会在接受的过程中影响、改造译入文化的价值观,对译入文化中人们的文化身份进行重塑。“一个精心选择的外语文本和译者的翻译策略则可能改变或巩固本族文化中的文学经典、概念模式、研究方法、分析技巧及商业实践。”
(Venuti,1998:68)这是因为,译入文化中的普通民
众和各类机构,最终都要受到本民族文化中传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翻译成为参与文化身份建构的文化实践活动。
正因为翻译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译者根据个人或时代意识形态的需要对原作进行改造,这样的例子在翻译史上也是不少的。例如,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关于人物的悲剧性缺陷时,浪漫主义翻译家就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把希腊文原作中的“goodmen”和“badmen”,以及“thechangeoffo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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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性主义文化语境的建构
从女性主义译者改造语言的实践来看,其首要目标便是颠覆男权文化的象征———男权语言,继而构建女性的语言或中性的语言以及女性的文化经典和传统。不过,不论是女性语言还是中性语言的建构,女性主义者的抗争在语言的阴阳转化上所能产生的效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分两性,人类的雌雄同体(androgyny)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一种理想的虚构。因此,缔造女性语言以对抗男权语言行动,造成永久的疏离和隔绝。
政治正
(politicalcorrectness)为基本考量,故而这种实确”
主动的而且往往是激进的文化干预所取代;译者、译作、翻译行为在女性主义消解单一、绝对、权威、中心的努力中,一跃而成为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行动的主角;原文与译文、作家与译者之间不平等的对立关系,被原文与译文的共生关系及作家与译者影响的同比扩大所消解。不仅如此,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原则流变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
女性主义译者自由书写的信条不仅招致各种,如“”、“观念化”甚至”,(,109);而且引发了译界就”以及“克服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进行深刻的反思(张景华,2004:24)。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主义的宏大场景中,翻译理论、译作和其他种类的女性写作一样,已在社会、文化机构及文化决策中赢得了日渐扩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女性主义者摆脱边缘化、向中心运动、参与文化经典和文化语境建构的动机和意图,正如
HélèneCixous所言:
践的元语言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在语言中引起的词汇、语法、句法的实质性变化:
……女性主义者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即不论我们怎样说、怎样写,我们都须对自己使用的语言保持敏锐的感觉,注意它隐含的意义,它的问题,它可能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象征的政治定位。换言之,女性主义的语言实践具有强有力的元语言维度;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谈论,而且还有对人们谈论时所用语言的谈论,在语言运用中不断地质疑它的意义和情势。(Cameron,1992:226)
女性主义者也认识到,参与或干涉意义的生成,仅有语言运用中的自我反射意识是不够的,改造男权语言的成败还有赖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如果语言改革是发生在以消除男性至上主义作派
(如就业平等纲要)为首要目标的广泛的社会政治(Ehrlichand进程中,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KinginCameron,1998:165)。相反,如果与语言相
正是通过出自女人和为女人而进行的写作,通过挑战长期由菲勒斯(phallus)操控的语言,女人才终将能为女人找到一个处所而不是在符号(thesymbolic)中由符号预留的空间,也就是说,求得一个处所,而不是沉默。女人应该冲破沉默的陷阱。她们不应该受到欺骗而去接受边缘或后宫这样的地界。(Walder,2004:296,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一个文化互动不断增多的时代,翻译不仅使人们得以了解不同的知识传统、思想传统和文化价值体系,也使得翻译本身成为身份政治至关重要的竞技场。在这场话语权的争夺和较量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让人们对语言的文化权威和主导规范中言者的地位产生警觉,继而认识语言在塑造个体和群体形象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功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说明,对于一个文化互动的时代而言,翻译已经成为不同文化中女性完善自我主体建构的重要途径。因此,女性主义译者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女性主义者文化干预的具体实践。她们不会满足于只是分析某种文化或亚文化,或者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受的压迫和不公喋喋不休,她们的宗旨,是要进行主动的文化干预,从而见证和推动社会的转变。为此,她们祭出了反主流文化的大旗,让公众和社会把目光投向那些被从文化史中剔除出去的女艺术家的作品,并按照女性主义的主张生产她们自己的文化文本。 五、结语
破解“忠实”信条、缔造文化语境是贯穿在女性
关的现实以男性至上主义为价值取向,那么,语言的改造就是失败的:“在男性至上主义者的嘴里,语言可能永远都是男性至上主义的。”(Cameron,
1992:90)
正因为任何意义的生成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产物(Flotow,1997:14),语言意义的生成、女性形象的塑造和社会行为的所指等等均无例外,因而建构一个承认性别差异、推进两性平等的文化语境就自然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文化使命。
在建构女性写作经典、缔造女性文化传统方面,女性主义译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她们不但大幅度提高了当代女性写作在译作中的比重,而且建立了女性作家和思想家“不为人知”的译作资料库,通过加注和评论,阐释、宣传女性主义的宗旨和任务。在女性主义的翻译观中,传统的摹仿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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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行为准则。诚然,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及其实践在反拨传统译论、引起广泛关注和学术争议的同时,也给译界内的文化批评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如,“淡化‘可译性’,‘等值’,‘动态对等’等极端抽象问题的议论,不把翻译视为纯粹的语言操作,盲目认可原文—译文,作
(廖七者—译者的传统等级观念和意义的绝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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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爱英,女,四川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及翻译研究。
责任编校:冯 革
NewHaven:Yal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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